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10篇
《管锥编（全六册）》是一本由钱钟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16开图书，本书定价：340.00元，页数：276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一)：（转帖）：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傅璇琮）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在古典文学界，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也未能被充分的理解，而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研究。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需要提高，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向前辈学者学习。这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特别是对一些有突出成就，能体现一代学术发展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作细致的、虚心的研究。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要取得当代意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这样壁立千仞的著作，我们如果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还不断地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已知的认识，怎么有真正的研究可言呢？钱先生在治学上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就是树立一个高标准，使我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这样的治学才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这才使一切有志者不致浅尝辄止，而奋进不已。我想，真正静下心来读钱先生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或比我们晚一些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获有多有少，笔法有新有旧，但似乎总有一种程式，不管搞一个作家论或作品研究，或一个时代、一个命题的探讨，总摆脱不开一种固定的格局。而钱先生却不然，在他那里，似乎已纵逸于一切程式或格局之外。钱先生没有特地写什么作家评论，或什么某某研究、某某诗评，他似乎在行文中偶一涉及，但就是这些看来不经意的寥寥数语，却正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髓所在。这种能超然于程式、格局的学术研究，古人往往用化境加以形容，正是我们要着力研究之点。这可能会突破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的较为单一的缺陷，使研究者视野能有所开阔，从而活跃研究的空气，丰富研究的内容。
但钱先生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学养不到这一步，勉强模仿，就会显得做作。钱先生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明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 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 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 38 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有些人的诗文笔记，特别是明清人的一些作品，似乎除了钱先生引述过以外，过去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经钱先生一加引述，使这些本来似乎无甚意义的作品获得新的价值，也使读者在认识和鉴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会有如此丰富的宝藏。
对于古典文学界来说，研究钱先生的著作应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他们正在取得成绩，但这种研究格局的数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与钱先生的贡献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太不相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钟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二)：转帖：孤独的境界——对钱锺书的一种理解（陆文虎）
如果把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孤独排除在外的话，世上至少还有两种孤独。第一种是庸常的、痛苦的孤独，是一种人类不得已而身处其中的生存处境。第二种是自觉的、崇高的孤独，是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一种高蹈自在的精神状态。我阅读钱锺书的著作，想见他的为人，以为可以用“孤独的境界”来理解他。
一
业师郑朝宗曾说过：“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基博)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海夫文存》第2页)钱锺书少时形迹，杨绛曾以“痴气”名之，所谓“痴气”，也正是其禀赋异于常人之处，其表现是“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钱基博为其改字“默存”，意思是叫他“少说话”。(《记钱锺书与〈围城〉》第18页)钱基博还告诫他“切须善自蕴蓄”，不可“自炫聪明”。(《题画谕先儿》)14岁上桃坞中学后因看课外书太多影响学业，被钱基博痛打一顿，从此用功读书，学业大进。此处颇可见出钱基博陶冶塑造儿子之用心良苦。
钱基博是文史大家，自谓“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文章只以自娱，而匪以徇声气。学道蕲于自得，而不欲腾口说。不为名士，不赶热客，刚中狭肠，孤行己意，而不喜与人为争议；人亦以此容之。饱更世患；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潜庐自传》)看来钱锺书在个性和为学态度上均与其父一脉相承。
钱锺书自述中多次讲到自己孤独处世的风格。他说：“本來我的朋友就不多”。“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不过，我跟他们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谈交友》，《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6页)他对吴忠匡说：“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其人“本寡交游”，素喜“独索冥行”；(《槐聚诗存》第1页)“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谈艺录》第1页)晚年更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自律并以劝人。(《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7月18日)
二
钱锺书虽为学问大家，然向以小说家自居，盖因小说家是创作者，可以如上帝般创世。当然，这个新创的文学世界并不曾脱离作者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作者的写作，也只是为了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感慨。钱锺书站在人生边上，向红尘滚滚的人世间望去，他所见到的，只是一个个形影相吊的孤独人和一座座无法逃避的“围城”。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种种冲进或逃出“围城”的努力，
也不过是为了摆脱孤独而已。
长篇小说《围城》立意于两句欧洲古话。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说，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不仅是说结婚，更是说整个人生，说人的孤独，“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该书主人公方鸿渐本来根本没听说过“围城”的说法，后来却
“对于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方鸿渐与朋友交往扫兴而心生感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与唐晓芙的恋爱，“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追求唐晓芙失败后，他更“感到一种深宵旷野独行者的恐怯”，“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与孙柔嘉的婚姻，让方鸿渐进入“围城”，真正体会到了“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彷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的孤独无奈，正是近世西方存在主义对人生的定义。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共收作品四篇， 其主题都是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人的孤独。在《上帝的梦》里， 在历史演化的某一高级阶段，
人类作为一种过时的生物已经全部消亡， 整个宇宙中只剩下了物种进化的惟一最高产物——上帝。上帝孤独寂寞难耐，决定要造一个伴侣， 一方面替自己解闷，另一方面享受被人颂扬的快乐。上帝在梦想中造了一对男女。他们向上帝提出各种要求， 都得到了满足。然而， “这样好多次后， 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感谢得也有些厌了， 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上帝成了讨嫌的“第三者”。上帝是为自己而造出他们， “谁知道他俩要好起来，反把他撇在一边”。(《上帝的梦》，《人·兽·鬼》第6页)上帝宽严皆失，他们更加亲近，上帝愈行孤独。上帝震怒， 便用灾难折磨他们，他们没能经受得住考验而丧命。上帝又孤独地后悔起来， 因为他的本意是要他们服从， 而不是要他们死。这篇小说既写人与人之间疏远隔离、不可沟通的普遍现象，又写希望的目标在达到的过程中变质， 创造物是创造意愿的异化这样一类严重情况。《猫》写了夫妇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的深刻隔阂，即使是在人堆里仍然不能摆脱孤独，人生途程上偶然事件中所蕴含着的必然性， 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想要的……
由于“围城”意象准确地概括了人生的孤独处境和人心的孤独况味，有效地开拓了当代人的思维途径和思维空间，文学的“围城”已经成为文化的“围城”、哲学的“围城”、思想的“围城”和心灵的“围城”，从而深入人心，成为当代人思维的重要范畴。我们对钱锺书“围城”内外的小说世界进行考索，可以发现，孤独乃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我们常常身处孤独中而不自知，或者发现人在孤独中欲逃出而不能。
三
如果要对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论断有所补充的话，我想说的是：“古来圣贤尽孤独。”“寂寞”是身后名，而“孤独”是生前事。钱锺书在著述中对古来之孤独贤哲多所征引称赏，并往往有别具只眼的独特解会。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孤独者，他在《天下》篇中宣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知北游》篇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何其雄豪，无人能匹。在《秋水》篇却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渺小微末感溢于言表。庄子以“孤独”自许：“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钱锺书论庄子专著尚未刊行，而从其称赞庄子
“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尊“为广大教化主”(《管锥编》第二册，第618页)中，我们也可窥见他对庄子的深许之意。
“九死未悔”的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楷模，也是一位伟大的孤独者。钱锺书称其为“志士”，(《管锥编》第二册，第920页)在考论《离骚》时，“读‘又何怀乎故都’……安料其……非‘远逝’而为长逝哉！令人爽然若失，复黯然以悲。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管锥编》第二册，第910页)“背国不如舍生”，于钱锺书心中必有戚戚焉。
三国魏李康为另一孤独者，史称其“性狷介不能和俗”，有《运命论》。其中隽语如“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广为传诵。钱锺书称该文“波澜壮阔，足以左挹迁袖，右拍愈肩，于魏晋间文，别具机调。李氏存作，无他完篇，物好恨少矣！”复引其“处穷达如一”，故虽“前鉴不远”，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勿失”等语，而评曰：“不计利钝，故不易操守，不为趋避。”(《管锥编》第三册，第1714页)犹夫子自道。
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山涛语，《世说新语·容止》)嵇康“龙性未驯”，号为狂士，放浪形骸，我行我素，“非汤武、薄周孔”，(《竹林七贤传》)所以忤世。为篡国之司马氏所不容，“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钱锺书分析道：“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管锥编》第三册，第1726页)
陶渊明“孤生介立”，(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其文章不群”，“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一生孤独，赋《感士不遇》、歌《归去来兮》、记《桃花源》，看透为五斗米折腰的官场“尘网”，厌倦俯仰由人的樊笼生活，毅然回归“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旧林”“故渊”，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创作，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一干人。钱锺书不仅赞同他们的好评，而且他本人更与陶旷世相契，其自署“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等，就取自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并盛称《五柳先生传》“示狷者之‘有所不为’”，
“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推爱之情跃然纸上。(《管锥编》第四册，第1934页)
陈子昂饱读诗书，却怀才不遇，茫茫人海，知音难寻，遂仰天长啸，歌诗抒愤。其《登幽州台歌》因道尽孤独诗人之心声而成为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钱锺书体味陈子昂“前瞻不见，后顾无睹，吊影孤危，百端交集”，极写“苍茫独立”，读之“或亦会心不远，有萧条异代之怅乎？”认为其诗“抒写此情最佳，历来传诵”。(《管锥编》第二册，第952页)
钱锺书所论及的古来贤哲，诸如此类的孤独者，不胜枚举。其实，何止这些人，举凡有成就者，无不孤独。中国的“大成至圣”、“万世师表”孔子，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狗”，是很孤独的。“上帝之子”基督耶稣的身后固然不寂寞，生前却四面都是敌意，连门徒都不敢相认，也是很孤独的。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大作家，几乎都是孤独者。孤独使他们深刻，孤独使他们专注，孤独使他们有创意，也正是孤独成就了他们。而那些自认为并不孤独，说话人云亦云、做事亦步亦趋、做人八面玲珑者，终究没有大出息，成就不了大事业。
四
“孤独”是一种比较含混的说法。人生活在某种环境当中，总需要与环境互动沟通，当这种沟通不协调的时候，人就感到不安。人在变化，环境也在发展，人的变化与环境的发展有时甚至经常无法同步，于是，对于人来说，孤独便是无法避免的处境。孤独固然是生活的常规状态、本来面目，但是，每个人的孤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钱锺书对“孤独”别有解会，所拈出的“众里身单”说，对“孤独”有更深刻的诠释：“与人为群，在己无偶……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所谓孑立即有缺陷之群居，群居始觉孑立”。虽然身非独处，但由于心理阻隔和思想疏离却产生了咫尺天涯的距离感和怅然若失的精神苦闷。钱锺书指出，西方现代哲学的“众里身单”说，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中，早就有所表现。他从曹植《求存问亲戚疏》：“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谈起，引述了大量诗文例证，如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垄，怅坐寂默，不能自解”等等，“皆言有侪侣而仍茕独”。(《管锥编》第三册，第1685页)这种“孤独”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孤独。细细品味，此孤独并非常人的孤立寂寥，其中另外隐含着一种俯视同侪、神思悠远的优越感。
德国哲人叔本华在《论了解自我》中说：“伟大人物命中注定要成为孤独者——尽管他也多次为此命运而深感痛苦，却又总是选择它，因为成为孤独者的命运，毕竟要比成为粗鄙者的命运少一些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更容易地说‘敢于成为智慧的人’。”虽然孤独是悲剧性的，但对于伟大人物来说，退守孤独正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战略。
据杨绛说：“锺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记钱锺书与〈围城〉》，第27页)这段回忆非常重要。钱锺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完美的孤独者形象。现在看来，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虽然是一种常人认为了无意趣的游戏，钱锺书却乐此不疲，竟然玩了一辈子。
这里的“石屋”，就是“冷屋”、“容安馆”(又称“容安室”、“容安斋”)，也可包括牛津大学“饱蠹楼”等钱锺书生活、读书、思索、写作的地方或他理想中做学问的好地方——“荒江野老”
之屋。钱锺书认为：“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因此，叔本华所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一个偏见》，《写在人生边上》第38页)钱锺书说：“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窗》，《写在人生边上》第9页)这里自由、独立，犹如佛祖冥想的菩提树下、穆罕默德避隐的洞窟、耶稣时常需要的独处所在。
“和尚”，就是自署“容安馆主”(又称“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的钱锺书。就是少儿时期英姿勃发、自命为“项昂之”的钱锺书，写《管锥编》《谈艺录》时的好学深思的钱锺书，写《槐聚诗存》时忧世伤生的钱锺书，写《围城》时“痴气”旺盛的钱锺书。(《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7页)《围城》中写女博士苏文纨曾自许“崇高的孤独”，虽有反讽的意味，却也反映出钱锺书认为有“崇高的孤独”(《围城》第12页)存在。钱锺书致彭祖年复信称：“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对郑朝宗教授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钱学二题》，《海夫文存》第50页)他曾对我说：“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掺和而成，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钱锺书其人其书》，《围城内外》第29页)从对“不三不四之人”的排斥、对“大名气大影响”的警惕和对“二三素心人”的倾心，均可看出钱锺书对“崇高的孤独”的坚持。
“玩得很乐”，“自言自语”，就是大孤独得大自在，钱锺书能够读自己想读的书，干自己想干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人，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快乐。钱锺书二十几岁时，曾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终其一生，钱锺书都是锺情于书。对钱锺书来说，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于中国书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由于家学渊源，尤擅集部。他于西方经典，既细读要籍，也不放过浏览报刊。常能从不相干的书中读出无穷乐趣。他的中西文读书笔记有七万页之多。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和文学创作《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槐聚诗存》等，都已成为当代经典。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用这段话形容中国社会的现状，我认为非常恰当。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环境破坏太大。一部分人富了，但还有很多人太穷。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科学、教育、文化方面，对当下世界的贡献太少。什么原因呢？以我个人陋见，社会的浮躁之气早已浸染了学界。许多人既要做学问，又要搏名利；既要当学者，又要兼济天下；没有多少人用心于本职工作，我们实在太缺少脚踏实地、专注于自己学术领域的纯粹学者了。钱锺书不是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只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生世事有难能可贵的深切关怀，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鲜明态度。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学者，因此，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的专业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钱锺书孤独的境界，我们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但他的学术精神和人生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三)：转帖：回忆钱锺书兄 （杨宪益）
20世纪已经过去了，回想这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触。钟书兄比我大两岁，他的学识文章则比我高明得多，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去世前，虽同在北京，但我从未到医院看望过他；去世后也没有写过什么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国外读书时就认识他，解放后也曾见过好几次，因此要我写篇文章纪念他。现在随便想到哪里就写几句。
我最早认识钟书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国读书的。当时因为喜爱希腊罗马文学，就决定去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学士学位，可以先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一年半，再学一门选科，如哲学、历史、东西方语言文学等，一共是四年，得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考上一二三四等，还要在每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读希腊拉丁文，学期是三年，毕业成绩也不登报。我当时选的是四年课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国伦敦，先找一位老师，教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补习了五个月。次年春天，就去考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因当时学院里没有亚非学生名额，又在伦敦等了一年多才进了大学。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钟书兄在国内已经读完大学，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写一篇论文，便可得到文学士(B.Litt.)学位，一般通过研究论文是两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钟书兄因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过论文毕业了。所以他在英国牛津时间不太长，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离英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得了什么学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国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教授，我在英国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集抄写敦煌资料的。他有时去伦敦，有时住在牛津。他同钱钟书兄也是一见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钟书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杨绛同来的，季康嫂(杨绛)我当时也认识，初次见面大概是在他们两位家里。钟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钟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钟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钟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钟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Monlin Ruge)。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钟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评指责的原因。
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我在重庆、贵阳和成都教过几年英语课，后来就到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译馆翻译《资治通鉴》。听说他回国后，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因同某些教授同事关系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到上海。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又曾应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贺昌群教授之约，在学校历史系当过一年教授，教东罗马史，后因学生罢课请愿，反对内战，只教了几堂课，没教完一年而终止。由于上述原因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不知道这个学刊到底出版过几期，也许两三期后也就停止了。我们后来见面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好像也未提到解放前他在上海主编过一本英文学刊。
总之，解放前他回国后的生活经历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围城》，虽是讽刺小说，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传，但是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遭遇。
解放后，听说由于朋友的推荐，他被调来北京主持翻译英文毛选的工作。我当时还在南京，正热心处理民主党派和政协事务。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这样我就失去了一个同钟书兄共事的机会。1952年底我还是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见到过钟书兄，也不清楚他当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在完成了翻译英文毛选工作后，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又听说他很怕开会或被人访问。我自己情况也不太好，心情也不很愉快，因此也没去看他。记得只是在他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宿舍后，去过一次，但也未久留。还记得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忽然要我翻译司空图的《诗品》，我译完了，说对于译文没有把握，他们就决定送去请钟书兄审定一下。他看了送来的译稿，只提了一点小意见，我也没有去见他一面。
1989年我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的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记得也还见面过一两次，时间都很短，而且有许多别的人在一起，没有多谈话，只记得当时他就感觉每年怕过冬天，有点气喘病什么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当时对这话没有多在意，不料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四)：转帖：感念钱锺书先生（钟叔河）
去年《偶然集》出版后，寄了一本给杨绛先生。元旦过后收到回信，提到二十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
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因而忆及钱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真不能忘。
我与钱先生本不相识，八十年代初他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向《读书》杂志社董秀玉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见面谈谈。八四年一月我到北京，秀玉同志便将我带到三里河南沙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我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先生则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旋即取道上海回湘。
回湘后便见到秀玉同志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云：“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这“意见”便是给我的第一封信。
给我的信一开头就说：“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参考。”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有四，其实都是重要的批评。第一点讲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序文里似乎忽视了这点”，并告知李圭的《思痛记》曾为胡适、周作人和日本汉学家所称赞。第二点讲斌椿《乘槎笔记》，说徐继畲“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而“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第三点质疑我“删去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必要么”。第四点指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里译音还原的错误，“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Holy”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
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尤其在外文方面，我做这事本来就像《兰学事始》所述日本人初译《解体新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只能靠查字书。钱先生指示应从原作背景和语境中用心，才使我茅塞顿开，有了一点长进。
给钱先生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十三处错误。如“地员海涵当作地负海涵，韩退之文”，“张印之当作张即之，宋书家”┉┉都看得出他学识的渊博和校读的精细，反衬出我自已的浅陋和草率。从此益知学无止境，虽日暮途远，仍当赖“炳烛之明”，继续努力；至于小小的蜡烛还能点多久，还能照明多少东西，就不必多考虑了。
八四年是钱先生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抽出时间来认真地审读提意见，在他确实是体现了“共襄大业”的精神。这句话当然含有鼓励和奖饰的成分，但也是他在对全书和叙论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说出来的，并不是戏言。证以他为丛书叙论集即《走向世界》一书作序的认真修改至再至三，更足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便专门来说作序的事。
很多人都佩服钱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以为他写起文章来，一定下笔千言落笔不改。我当然也是佩服他的众人中的一个，却知道实际情形有时并非如此，为《走向世界》作序便是一例．我以为，这正是学人与才人的区别，至于以投机趋时为能的所谓高产文人，则更无论矣。
钱先生为《走向世界》所作序文的第一稿，我是八四年三月下旬收到的，开头第一句是：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了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兴趣，也起了愿望。
附信云：“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两天后又收到来信和序文第二稿，信云；“今日稍暇，即将拙序改本誊清送上，请审定。我将把副本交秀玉同志。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历史研究》上大文昨晚细读，玉池老人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也，甚佩甚佩。”序文的头一句则改成了：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见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比钱先生小二十一岁，学问相差更远，他却说“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此决非讲客气的门面话，而是学人虚受的真实表现，我当然亦只能以诚敬待之，于是给他回了封信，表示感谢，并对序文对我的奖饰和一处可能引起“骂影”（指着和尚骂贼秃）嫌疑的词句提了意见，请他考虑。这信还没有到北京，他又于三月廿八日晨寄来第三稿，附有一信云：“昨日寄上拙稿，想达览。今又在第一页和第三页上改动三处，请代在稿上誊正。”头一句又用红笔改为：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当然立即照改，但第二天又收到一信，云：“序中词句又小有修改，无关弘旨，忙中不暇录副送阅。如兄认为呈稿尚过得去，请便示，我即迳交《读书》。”
三月三十一日，钱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又回信道：“拙序佛头着秽，邀君许可，甚喜。所嘱改两处，已遵命增正，勿念。弟交玉秀稿上，又有字句修饰四五处。‘文改公’之谥法，所不敢辞。请告李侃同志（按《走向世界》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李侃为书局总编辑），将来以《读书》所刊为定本。”
自称“文改公”，对文章的字句，即使“无关弘旨”，也要一改再改，务求合适。这是多么认真的写作态度，多么认真的生活态度啊！
关于我请他修改的两处，我们还继续有些讨论。四月六日来信云：“顷又得信，尊虑甚是。弟说老实话，而读者每以为曲笔微词。如弟序内人《干校六记》谓生平最不喜《浮生六记》，而美国人译本导言云：‘钱某语多须反看，此句恐亦然’云云。‘骂影’之嫌，于‘采访发掘’下添‘找到了很有价值而久被埋没的著作，辑成┉┉’这样似乎可减少‘春秋之笔’的味道。┉┉‘强称内行’云云，则当代号称‘通晓中西’之大作家名学者所撰《漫步美国》之类，均不免此讥，况光宣间人乎？┉┉”这些谈论，和钱先生前后写给我的其他几十封信里写到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当代文坛掌故，极有价值。
我过录了钱先生的修改，自已又在上面妄加了一二字句，然后将改稿复印了寄给他审阅，想不到却与钱先生自已改添者暗合。钱先生收到后来信云：“昨复一函，告遵示添一句，以免‘骂影’之嫌，想达。顷得挂号函及复制稿，甚感。兄所代增两处，与弟已改两处，无只字异。盖弟虽暗中摸索，而葫芦未走样也。”接着又对我寄去请他阅示的《后记》提意见道：
“大作《后记》甚好。知得力贤内助，尤使愚夫妇忻慰不已。有二处请再酌：（一）第一节‘我的杯很小┉┉’后，宜插入‘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否则太突兀，而显然此语为谁所说并不周知也。（二）末节关于弟处太多，使我局促不安，亦非体裁所宜。且弟与李侃同志并提，而大讲钱，只字不及李，反冷落一边，务请削去此节。兄书卓然名家，不以弟序而重。┉┉即如‘杨宪益先生的大手笔’之‘大’字，亦可省去，‘借重’字亦太过。斤斤之愚，求免于俗，幸垂察焉。”
这些意见，都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或帮我弥缝。而我在《后记》中对钱先生表示感谢的话只一两句，并不“太多”，他却一定要我“削去”，无奈只能照办。改稿复印寄去，先生看后才回信道：“读尊序（后记）改订稿，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钱先生的信藏于箧底已二十年，这次因为杨绛先生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记忆。开函再读，重沐春风，心念旧恩，不能自已。因思这些信对于作文和做人都有楷模的意义，不忍其湮没，遂摘录发表一二，不足见先生德行文章于万一，聊表私心对前辈学人的感念而已。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五)：转帖：我与中华的今世姻缘（扬之水）
并没有特别珍惜的意思，我买书生涯中的第一部书，不过很自然地和二十四史放在一起，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书柜里，包着牛皮纸的书皮——那是当日买书时候的原包装——书脊上写着编号，从“1”到“8”，直到今天不曾更换。版权页的内容是，“宋书（全八册），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人民路36号）”，“1974年10月第1版，定价7.60元”。就在刚刚查看版权页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还夹着当年的发票，时间是1975年12月12日，椭圆的红印上有“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的字样。王府井大街，在文革期间改作了“人民路”。所谓“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乃是王府井南口新华书店开设的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是书店前面辟出的一个窄长条，“早晚服务”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早七点至九点，晚七点至九点。模糊的印象中，“早晚服务部”的时代新华书店好像尚未恢复营业，但是这里居然经营“古书”了。那一年我二十一，正在王府井果品店开车，月工资40.50元。这是知识饥渴的年代里，最初享受到的中华之盛宴。以后我又在服务部里陆续买到《史记》、《曹操集》、《陆游集》等。《曹操集》书皮上的编号是“27”，保留至今的编号到此为止。
七九年，我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常来借书和聊天的一位是傅信，大家都称他“老傅信”，其实并不老，但是他读书多，被公认为最有学问。他说，“有一部书你一定要读”，这部书就是《管锥编》。我听了他的话，马上买了来，便是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的一部四册。《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中华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缴上一份答卷。
中华版《赵守俨文存》中收有一篇《幻园琐忆》，是读罢令人动容的文字。结末说道，“那里永远是鸟语花香，永远有一个年轻的我”。冥冥中的安排，我成了这所幻园中另一个“年轻的我”，守望着至今的“鸟语花香”。与中华的缘，竟会结得如此之深，且如此奇妙，不容人不想到“前世因缘”。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二零一二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六)：转帖：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余英时）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 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m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
文》卷二十）
quot;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七)：转帖：钱先生的不忍之心（钟叔河）
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98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
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2010.6.30）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八)：转帖：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 （张隆溪）
近一年中，我曾数次去拜访我所敬重的前辈学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钱锺书先生，听钱先生就比较文学及一些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比较文学目前已在我国引起广泛兴趣与注意，北京大学集中好几个系和研究所的力量成立了大陆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全国性的学会也正在酝酿中。在此形势感召之下，我决定不揣浅陋，把与钱先生几次谈话中涉及比较文学这个题目的内容略加整理，追记如次。
比较文学在西方发展较早，它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而作为一门学科，也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法国和德国逐渐形成。比较文学是超出个别民族文学范围的研究，因此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早期的法国学者强调rapports de fait〔实际联系〕，德国学者强调研究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比较的文学史〕，都说明了这种情况。钱锺书先生说他自己在著作里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诗和散文、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戏剧和小说等等，都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钱先生认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得很早，佛教在汉代已传入中国，而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二五四？——一三二四？)于元世祖时来中国，则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发生巨大影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它是西方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有关东方的记载。研究马可·波罗的权威学者本涅狄多(I.F.Benedetto)曾把马可·波罗的《游记》与但丁《神曲》和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总汇》(Summa Theologica)并举为中世纪文化的三大“总结”，并非过奖。在《神曲·天堂篇》第八章，但丁描写金星天里一个幸福的灵魂为欢乐之光辉包裹，如吐丝自缚的蚕，这个新奇比喻毫无疑问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六世纪时，拜占廷帝国(即中国史书所载“拂菻”国)就从中国走私蚕种而发展起养蚕和丝绸业。据拜占廷史家普罗柯庇(Procopius)记载，两个拜占廷人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唆使下，从中国把蚕卵和桑种藏在一根空心手杖里偷偷带到君士坦丁堡，从此使西方也发展起绫罗绸缎来。以昆虫学家的眼光看来，蚕吐丝作茧不过是蚕的生活史中由成虫变成蛹所必经的阶段，但在诗人的眼中，吐丝的春蚕却成为为爱情或为事业献身的感人形象。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中国诗中千古传唱的名句，而在西方文学中，除刚才提到的但丁之外，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以春蚕吐丝喻诗人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而创作，辞意与义山诗颇为贴合：
Wenn ich nicht sinnen oder dichten soll
o ist das Leben mir kein Leben mehr.
Verbiete du dem Seidenwurm zu spinnen，
Wenn er sich schon dem Tode nher spinnt.
Das kstliche Geweb’ entwickelt er
Aus seinem Innersten，und lβt nicht ab，
is er in seinen Sarg sich eingeschlossen.
——Torquato Tasso，V.ii.
如果我不再思考或写作，
生活对于我也就不再是生活。
你岂能阻止蚕儿吐丝结网，
哪怕它是把自己织向死亡。
它从体内织出这珍贵的柔丝，
一息尚存，决不停息，
直到把自己封进自制的棺材里。
——《塔索》，第五幕第二场
此外如元杂剧《赵氏孤儿》，已经有不少文章论述过它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它对英、法某些作家的影响。钱先生指出此剧不仅在英、法文学中产生影响，意大利诗人麦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歌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也采用这个题材，并且在剧本前言(argomento)中声明这一点；这个问题值得让留心中意文学关系的学者去进一步研究。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林纾的翻译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文学的外来影响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闻一多以及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郭沫若自己曾说他写诗受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影响，他诗中那种奔腾呼号，与他研习德国浪漫诗人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重要作家无一不精通一种或数种外语，深深浸淫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中，因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而不懂外语、不了解外国文学，就很难摸到底蕴。有人不必要地担心，以为一谈借鉴和影响，就似乎会抹杀作家的独创性，贬低他作品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现代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如鲁迅所说“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就中外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而言，直接影响的研究毕竟是范围有限的领域，而比较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按韦勒克(René Wellek)讥诮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学“外贸”(the“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érature géné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是实践家，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否则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钱先生最近发表的“诗可以怨”(见《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就是比较诗学的一篇典范论文，其中对韩愈两篇文章中的用语，就有幽眇精微的辨析。韩愈《送孟东野序》里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并不同于司马迁所说“发愤所为作”，而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才是“诗可以怨”一个明确的注脚。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比较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钱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仅要读诗话、词话、曲论之类的专门文章，还应当留意具体作品甚至谣谚、训诂之类，因为很多精辟见解往往就包含在那片言只语当中。研究文论还应留意画论、乐论，象文论中品诗言“韵”，就是取譬音乐而最早见于谢赫论画的“六法”，这与印度和西方文艺理论中以不绝余音喻含蓄有致的韵味，如出一辙(参见《管锥编》第四册，第1352页)。同时，对于脱离创作实践的空头理论，钱先生不甚可许。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他举了一些现代法、美文论家滥用“结构主义”的例子，批评了象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这样一类人的理论。
各国文学要真正沟通，必须打破语言的障碍，所以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见《旧文四篇》)一文中，对文学翻译问题提出了许多见解，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先生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在各国翻译史里，早期的译作往往相当于译述或改写，以求把外国事物变得尽量接近“国货”，以便本国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实际上加进了许多译者自己的阐释。林纾根本不懂外文，他的译作是根据别人的口述写成，遇到他认为原作字句意犹未尽的地方，往往根据自己作文标准和“古文义法”为原作者润笔甚至改写。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翻译，这种改译的例子也很多，《剑桥英国文学史》及马蒂生(F.O.Matthiessen)、斯宾干(J.E.Spingarn)等人都有论述。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三章有论剧作家处理题材的不同方式一节，说法国人出于对本国文化的骄傲(aus dem Hochmut)，把外国题材一概本国化(sie haben sie nur nationalisiert)。这和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论翻译分两派的话正相发明：一派让作者安然不动，使读者动身上外国去，另一派让读者安然不动，使作者动身到本国来。意大利诗人列奥巴蒂(GiacomoLeopardi)论德、法两国的翻译不同，和于两国语言性质的不同，也和黑格尔的话印证。钱先生用黑格尔《美学》中的论述来谈论翻译问题，显然是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因此适用于其他艺术的美学原则，也应当适用于文学翻译。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对翻译重视得还不够，高质量的译文并不很多，翻译理论的探讨也还不够深入，这种种方面的问题，也许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会有助于逐步解决。
比较文学在我国真正引起学术界普遍注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内的事，而一旦大家注意起来，希望促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对于比较文学的性质、内容、方法等等理论问题，就有探讨的必要。钱锺书先生借用法国已故比较学者伽列(J.M.Carré)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est pasla comparaison，littéraire.)。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既无理论的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对比文学”(contrastive 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不仅如此，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能加深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对某一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这就要求作品的比较与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作者个人心理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换言之，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因此，钱先生认为，向我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课程，是目前急待进行的工作。同时，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实际去从事于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正象哈利·列文(Harry Levin)所说那样，Nuncage：是时候了，去实际地把文学作比较吧。
一九八一年六月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九)：列举派
很想说不是太好，但又不能说不好的一套书。
初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其中有一条陆游诗注，洋洋洒洒地罗列了陆诗中以打虎表现勇猛与畏虎的句子，后来发问却在“陆游到底怕不怕老虎”。当时看的一头雾水，觉得很是好笑。后来再看《管锥编》才明白，钱是个实足的列举派。他并不甚关注一句之于全诗的作用，更不用提拿出整首或整篇来作分析，或者作些统筹性的综观。大多只是就一件事物、一样情感或一个词语，罗列其他中外古今有相同情状事物者于其列。而这事物、情感、词语却也多是平易的，偶有考据，但也是以罗列类例的方法为主。这得益于他超凡的好记性与广博的阅读经历，自然也与此书定位在读书笔记上相关。
钱的文笔与博识很吸引人，若将此书看作一套笔记闲暇时读下去是蛮有趣的一件事，这是不能说不好的一面。但之所以又想说“不是太好”，是因看其他评论将它定位在值得“攻读”的地位上，这就实在差得太多了。换言之，不是因这书不好，是被人说砸了。仍以为当读经典在先，即便钱著是解经的。况且他此一套书是以申发己意为主，与经典实则相关不大，不过是引个话头罢了。至若其罗列性的贯通惜少上位性的俯瞰，实则倒也是笔记体的本色。
《管锥编（全六册）》读后感(十)：转帖：“宣和两《谱》，谄佞之书” （安迪）
钱锺书先生对中外美术一直很关心，《旧文四篇》中两篇是关于美术的论述。手稿集《中文笔记》中留下了不少阅读古代书画著作的摘录笔记，大致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图绘宝鉴》、《佩文斋书画谱》、《画继》、《庚子销夏录》、《苦瓜和尚画语录》等二十来种，在第十册中还有读全部《故宫周刊》所作的近十页笔记。
拿笔记中的有关摘抄和《管锥编》对照看，很有意思。如果谁有兴趣，或许还能根据笔记（包括即将出版的外文笔记）写出一本“《管锥编》发生学”来。《管锥编》在论述《诗经·泽陂》中“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时提示：“参观《广川画跋》卷六《书伯时藏周■画》……”《中文笔记》第十五册有《广川画跋》笔记摘抄，其中有“周■画，人物丰穰肌胜于骨……此固唐世所尚”云云。而《管锥编》在谈《太平广记》卷一八一时引《广川画跋》卷五《书举子图后》“人物衣冠作唐人”一段话，《中文笔记》中却没有摘录，是另有笔记呢，还是钱先生已熟记在心？不得而知。
《管锥编》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仅有一句，在第三册１１２６页：“宣和两《谱》，谄佞之书，识趣庸陋”。而《中文笔记》中两《谱》的摘抄却有六七页（第九册５３９—５４５），间有批注。《画谱》第二卷有云：吴道元（玄）“在当时犹取重若是，况于传远乎？议者谓：有唐之盛，文至于韩愈，诗至于杜甫，书至于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元，天下之能事毕矣”。钱先生在这段话上加批曰：“用东坡语而没其名，盖元祐党案，故宣和两《谱》只字不及苏、黄。”又指出，卷十八提到崔悫“写芦汀苇岸，风怨雪雁，有未起先改之态，殆有得于地偏无人之态也”云云，是隐用东坡诗；卷二十文同画竹“月落亭孤，檀栾漂发之姿，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云云，也是用了东坡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