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的读后感10篇
《她身之欲》是一本由丁瑜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37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看社会学类的书和文章，因其着眼于发现和构筑多样性，而非像经济学或自然科学那样执着于寻找规律和内在一致性，其不强调效率、优化或者完美，而是侧重于理解，因此情感、信念等因素可以被容纳，而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因为这样，没有了公式、代表性、因果论证的教条，从中得到的教益反而更多更深刻。
不过说实话，这本书我是看到特价又被选题的“香艳”吸引而买，还没开始看就发现此书获了奖，更添了几分好奇。结果读完之后发现可猎奇的东西很少，也许是作者作为女性刻意淡化了这一方面，好在分析的过程足够精彩：视野很开阔，把“小姐”群体的产生放在乡-城和生产-消费的大背景下考察；研究材料的收集和分析贴近“小姐”本身的生命和情感历程，展现特殊生态下的生存逻辑和行动模式，关于情感欲望和细节中抗争的分析让人耳目一新；思路的推演清晰，有理有据，现实和理论契合度高，根据材料和分析对前人研究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选题虽然有“博出位”之嫌，但却非常平实地照写了生活的另一面，撬动了被忽视的一套逻辑。缺乏农村生活经验以及改革发展等宏大叙事的灌输让我一直以为乡城流动女性有其他选择，比如从数据上看工资水平改善很多，甚至女性地位也因城市服务业就业优势而有所提升，农村的面貌和生活条件也焕然一新。而看罢此书最直接的感受是，目前城乡二元分割和性别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实际上农村女孩们很难有伸张的空间，是进入血汗工厂，还是成为low-end population，也许都不是能够让人容易接受的选项。
文章理论部分对消费主义以及入侵乡城流动女性的反思很是精彩。看似离题，却不能不承认，在乡城二元分割乡城流动人口面临的制度和文化壁垒之外，贫穷和富有的巨大落差，整个社会抱有的物质至上、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成为小姐们入行的原因之一。而使用欲望这一分析工具，是本书最出彩之处，借此细腻深入地呈现了小姐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情感、寄托和主体性。不过，对我这种外行来说读起来很舒服是因为摘录的文献比较完整，但作为文献综述来说行文拖沓，不够概括凝练。
读罢全书，我感觉主要问题在于，在当前社会对女性“结构化不利”的困局中，论述者的女性身份让作品很难脱离不平则鸣的意味，所以显得“矫枉过正”而着色过度，正如作者引述的读者评论评价此书充满“玫瑰色”——全书从架构到论证到材料选取夸大了小姐们的能动性，笔调太昂扬，认定不利事实是众所周知、作为背景存在，而没有重视和深究。事实上，不止一位受访者自述绝望、别无选择、生活滑坡和前途灰暗的无力感，作为她们生活和命运的底色，这一抹灰色因人而异，也随着命运沉浮而变形，与青春、欲求、自由和自我这些“玫瑰色”的东西交融并存，其中蕴藏的东西有待挖掘和剖析，而更进一步，如若多关注小姐们在“玩闹”之外试图消解、抗拒甚至逃避的方式和过程，可能更让人信服，也更为深刻有力，因为真正的亮色应该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
《她身之欲》读后感(二)：相对真实的时间 ————关于《她身之欲》的迷思
这是一篇早该整理出来的，非常随意的读书笔记，外加一点点自己的迷思。
这样的一本田野调查记录，书名意外地吸引人，“她身之欲”。细看这四个字，不管是拆分亦或合并，都正贴切地契合调查主题，每个字都少不得。作者身为一个有幸拥有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类学学生（在作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当下，现在已是老师了），去调查研究珠三角地区的“小姐们”，这样一个直到现在任然污名重重的群体，难免被读者指太过于玫瑰色，作者也在书中回应了此事。既然谈论任何事都有局限性，那么局限的意义是不是会一次次被弱化，玫瑰色必然是有的，但作者通过她所能触及到的这个群体的冰山一角，且不说撼动吧，若她的调查与研究所能引起的反应仅是湖水的涟漪，那么意义也是非凡的，毕竟我相信雁过不会无痕。
作者开篇列举了几种学术界各派别到目前为止对于“娼妓合法化”的不同解释，其中马克思认为，婚姻制度其实正是合法化的卖淫，一夫一妻制好似一种限制，男方通过某种仪式买下了女方长期的性服务。李银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观点也大抵如此，认为女方在婚后所担任的家庭妇女一职在市场上是一种有收入的工作，那么家务活可以被金钱买断成为工作，性为什么不可以？因此李银河与潘绥铭提出的观点是更广泛地使用“性工作者”一词，并呼吁社会为这一群体正名。但作者丁瑜的田野调查显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们，比起“性工作者”一次更偏爱“小姐”，除了认为“性工作者”这一词汇的表面只着重强调了性，忽略了除了性以外的陪聊喝酒唱歌跳舞等行为（有的小姐认为这些行为比性更重要），“小姐”一词更散发出一种与大城市中的现代性相符的潮流与洋气。仅从名字这一点便可窥得学术与田野之间分界和相互交融的重要性，如若抛弃了田野，那么学术怕是永远只能成为没有“双脚”的理论了。
作者提到这么一段：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一般人都会选择在他人面前展现一个“正常”的自我形象，而这往往是根据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来打造的。因而她们的叙述不一定能“精准”反映发生过的事情或她们的“真实”内心和形象。但我认为，访谈只是一种场景，一种经过设置的、特殊的谈话场景，个人观点、经验、看法等在此场景中本来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小姐们也许根据自己对这次访谈和研究的理解来决定她要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以什么形象留存于我的研究中。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便“撒谎”或隐瞒也是她们的自我决定，使其修改现在的呈现方式，也是一种自我展现（艾利丝和博克纳，2003：793）。在这个意义上，这也属于一种身体的空间再生产。出于研究性质和目的考虑，我并不是十分在意信息的所谓“真实性”，因此我并不去刻意判断她跟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也不会刻意通过其他途径或与其他人“对质”，来印证叙述的真实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可能还是不知道她是否撒谎或隐瞒。”
这段摘抄篇幅有点大，不过若再裁减，怕是没办法完整呈现作者意思。
看到这段时第一反应是微皱眉头，脑海里出现的一句话是：“不在意叙述的真实性，那田野调查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起上周的社会学课，主题是工商人类学，阅读材料里面提到大段作者的田野调查记录，一位同学提问：田野调查的效率会不会太低了，相对于现在如此快速变化的社会，有没有比田野调查更好的质性研究方法？（大意）
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从最开始了解田野调查到现在，我从未考虑过其效率问题，可能是我一直都是个无论何事都更偏爱“慢”的人，相信时间熬煮过的东西向来比“快速”更有魅力。质性研究中主观性与特殊性占比重比较大，毕竟质性研究限于时间与资源，总无法像定量研究一样大面积提取数据，一年或五年，十年甚至更多，我们既然要深层次地寻求其根源，妄图探寻其本质，那么必定耗时耗力且调查结果不具普遍性，但这却为那些大面积的数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深度。在这一点上，我暂时不认为这是没“效率”的。
那么再回来，田野调查如若不探求真实性，那么意义何在。这样一个想法一旦埋在脑中，它便开始无限扩大生根发芽。人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人不同情境时，外加叙述时所使用的语言，听者的观念，一切外力因素影响，叙述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扭曲，那么这样一来似乎根本没有“真实”可言，盲目追求绝对“真实”就变成了一种暴力且虚妄的行径，毕竟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相对“真实”呢，这追求得来吗？大概还是可以的。
叙述与观察的“相对真实”的发生条件，在我这儿就是时间。任何一个群体在刚开始接受外来者时总不尽然带点“陌生感”的骚动与排斥，继而产生防卫的情绪。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进外加外来者的努力，“陌生感”会弱化，信任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结构，内容，语言，情感，经验，意义与表述，相对真实自然清晰起来。这大概是质性研究的美吧。
我之前说过，希望能看到有一天不再有边缘人，每个人都是中心，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了。就像珠三角的“小姐们”一样，她们从事这一行业的初衷很大程度出于欲望，其实很多事都可以用欲望来解释，比如她们看到很多在城市奋斗的同龄人过年时穿着她们从未见过的华丽服饰回家时，比如她们看见城市人在消费场所被尊重时，欲望正滋长，这一群人想融入城市，她们想成为城市的一员，想追寻现代化的脚步一步不落的赶上潮流，都是欲望。但当她们真正来到城市之后，她们真的融入了吗？处境改变了吗？还是更差了？“妄图”与“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可以得到的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但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偏移。我还是太狂妄又过于乐观了，边缘人没什么不好。
我已经不再只是“想”成为一个“游离者”或“观察者”了，而是早已经是了。身处一个圈子或群体时，自己已经足够游离了。我又常觉得自己太过偏执，妄图说服一些根本无法说服的人，绕来绕去，回到自己。书所能提供的迷思，要通过实践与时间解决，所以啊，效率在我这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许多物与人不经过时间熬煮，怕是没办法得到答案的。而保持热情的燃料是难度，这样一来，找到一件足够让自己感兴趣又足够难的事，是多么美又不易得的财富呀。
我想着怎么收尾，那么还是期待以后的自己来推翻现在的看法好了。推翻又重建，这是我从高中最后一任同桌那儿学到的最美又乐趣无穷的事了。
《她身之欲》读后感(三)：她们为什么选择做“小姐”？
东莞大保健行业被一锅端后，珠三角的性产业陷入了低谷，但在这之前，珠三角的性产业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源源不断的外来流动的女性人口，成为了“小姐”。
她们为什么成为了小姐呢？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丁瑜在她的新书《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中给了我们颠覆性的回答。
1、金钱不是第一要素
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小姐之所出来“卖”，就是为了钱，当然，金钱是重要因素，也常常是直接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在小姐这个群体中，真正极端贫困的人并不多，很多还来自小康家庭，甚至是公务员的老婆，即使是新的农二代，至少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是不缺的。
之前，也有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小姐不是来自农村的村姑，而是来自城镇或小城市的小康家庭，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她们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追求，想要名牌服装、包包、化妆品以及更高档次的娱乐消费，也难怪女大学出来坐台的新闻层出不穷。
而村姑大多反而缺乏这种消费意识，而且村姑也偏保守，在小姐群体中村姑也欠缺竞争优势。因为丁瑜教授在书说，现在的情色消费不简单的是购买“插入”，也是娱乐、情感的消费，因为性资本还包括：美貌、性技巧、角色表演能力。
在丁瑜教授的访谈中，很多小姐走上失足之路的初衷，是逃离自己不幸的家庭、婚姻或爱情，在农村，很多甚至小城市，女性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而且婆媳关系也异常紧张，很多还有家庭暴力、老公出轨、赌博酗酒等情况。她们通过出走的方式，进行逃离，甚至有的走上小姐之路，后来反而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重新拥有了话语权。
所以说，这是对不幸人生和男权的一种反抗，文艺作品中也经常通过性来表达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
3、情与欲的煎熬
婚姻或爱情的不幸，导致女性爱情的缺失，同样，在性生活方面也乏善可陈，尤其是和作为小姐之后，大开眼界的技巧和丰富体验，与之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在农村，男性外出务工的多，女性独自留守乡村，乡村娱乐活动匮乏，留守女性常常面临，感情和欲望的双重空虚煎熬。之前，在某农村甚至出现，一个村子里唯一的残疾人男性和村里十多名留守女性有染，笔者家乡农村身边案例，一妇女因为老公长年在外务工，与邻居家的男性老人发生了关系。
丁瑜教授在书中也花了较大篇幅讲述小姐们追寻情感和性爱实践的故事。
人欲即天理，这些女性都是正常人，都渴望情感的慰藉和欲望正常满足，这些在潜意识中，逐渐成为失足的推力。
但是这些更多是使女性们出走，并不一定走上失足之路，但是，一旦进入城市，见识到严重的城乡差异与二元对立，见识到社会阶层的显著划分，如同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小白领一样，渴望迅速的实现阶层的超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
但是，现实是如果作为工厂女孩，是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这种阶层跨越的。
何况，工厂工作机械、劳累、随时被人管束训斥，缺少自由，可能16人拥挤的一间的女性宿舍，生活单调乏味，工作2000-3000元左右。
来到大城市，底层人都想实现对于自己阶层的超越，她们想像大城市人一样生活，但是教育水平不够，又没有技能，没有人脉关系，没有启动资本，唯一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5、如何利用“性资本”逆袭
小姐们用性资本进行了交换，获得了经济资本（金钱）和文化资本（信息和关系）。再通过换来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自己进行提升。（其实早些年，通过嫁人跨越社会阶层的，也是基于性资本，只是方式不一样，小姐像众筹，嫁人像天使投资）
但是由于这种提升没有基础，所以这种提升只是基于外在形象、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及信息的表征上的提升。
通过这三个表征，实现表面上阶层的跨越，但是他们挣扎的是注定失败的突围，一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小姐”这一污名化的身份，“一日为娼，一世为娼”。二是他们刚刚换到经济资本，却在实现阶层超越上落入另一个无底的深渊：消费主义。
6、消费主义的裹挟
小姐们通过性资本获得了表面上的都市人身份，她们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通过外在形象和消费生活方式，他们逐渐发现和塑造自己。但是，在消费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何况小姐是个青春饭的职业，现在挣钱容易，但不长久，但是消费的提升恰好方向相反，花钱越来越大方，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消费主义是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合谋，即使白领也未能幸免。
“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刺激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
“上层社会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其符号象征价值，文化的立法者试图拉开与下层的距离。普罗大众忙于生存，对这种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以为意。最苦的是中间夹层，他们惟上层的马首是瞻，却又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在势利的“占位游戏”中捉襟见肘，筋疲力尽。”
结语：这个社会如何逼良为娼？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促成女性失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她们情感、欲望、阶层超越的渴望，女性的失足常常是因为情感、欲望、超越阶层渴望所形成的潜意识驱动，小姐们并不清晰这方面的目的，如果让她们自己回答，她们也多会回答是因为物质所迫，并会为自己寻找正当的开脱理由，比如抚养孩子的责任、赡养父母、供弟弟妹妹完成学业等。
除了由奢入俭难的消费绑架和一辈子无法摆脱的污名化身份外，小姐的职业让她们看尽人性的丑恶，发生某种异化，所以说，一失足就是不归路。
对于小姐的研究，让我们重新了解她们行为背后得真实动机，多一份理解，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大加指责。
《她身之欲》读后感(四)：丁瑜：写在最后
忽然一下，就十年了。
最初被导师下“最后通牒”，说再不开始田野工作，不在一周内找到两个小姐，就换题目吧，我居然当场就飙泪了，那是怎样的不安啊！我的研究生同学们都说我是“剑走偏门”，怎么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香艳”的题目。后来，经过这么一逼，我真的在一周内找到了两名小姐，我的世界一下被打开了，心里乐开了花。再后来，混迹夜总会，夜走“红灯区”，好像是哪儿乱就到哪儿去，昔日的同学看到我在微博上写的田野笔记惊呼道：“如果你要写杀人的小说是不是会尝试去杀人啊！”我从自己的足迹中渐渐体会到研究的艰辛，要胆大心细，有时还得略带帮派气息，这一切都给了我莫名的乐趣，大概就是贺萧说的“危险的愉悦”吧。回想起来，一幕幕都带着暗夜霓虹的颜色，在脑海里闪烁、发光，仿佛电影里的镜头，而这个电影的摄制者就是我自己。
我的许多想法和意识都是在这十年间发展出来的，大概我的思想成长史、个人成长史都和这里面的很多人很多事密不可分了。伴随着小姐们的嬉笑怒骂我经历了一次次的恋爱、失恋、喜怒哀乐，她们一次次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也正是我经历种种焦虑、失意、迷惑之时。我从一次次的小跌小打中站起来满血复活，慢慢地，我意识到我身上的力量有一部分是源自她们。她们教会了我要灵活面对世事，善用各种资源，该弯腰时能弯腰，该挺直时就挺直。她们让我明白了亲密关系是复杂的，不是只讲情就可以，有时甚至讲情讲理都行不通，生活中会碰到各种关系问题，有些东西看上去远不像表面显示出来的那样，只有深挖下去才能触到核心。她们让我看到身为女性不仅要有坚韧和隐忍的品质，更要有不囿于束缚、“越界”探索的勇气，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这些空间不是别人给的，只能自己为自己创造。
因为我的研究，我对关于女性和性别的事特别敏感，而其实生活中就没有一件事不和这有关。我面对越来越多妇女的生命故事，听到她们关于丈夫、孩子、家庭、工作、社区、感情的各种叙述，深切感受到身为女性的不易。年龄稍大不结婚就是“剩女”，化个妆遮痘痘会被人喷虚假，怀孕了男方不想要就得把孩子打掉，生不出儿子就得看婆婆脸色，生了娃身材变胖会被嘲笑，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就是黄脸婆，老公出轨都是因为女方管太严，退休了就变广场舞大妈，以精英女性压迫草根阶层。在铺天盖地的社区活动中“最美媳妇”、“最美家庭”、女德班、仪容班可能将妇女拉回传统的桎梏中，固化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形象；在暴力关系中女性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当女性试图从烦闷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强加给她们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当她们试图摆脱不满意、不合适的关系时，又可能被强制交纳沉重的“情感罚金”，饱尝歧视。总之，哪儿都是问题。
我一直在想，小姐彷徨、挣扎、耍小聪明、钻小空子，都是为了有多一点自由和选择的空间。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琐碎的一大堆麻烦时，仿佛在泥潭中跋涉，我们要明白，不是我们走得不好，只是路太烂。
经过这些，我觉得自己不仅理论上强大了，实践上也更强大了。我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
从自己的外表开始，我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型，从让我看起来像乖乖女的到爆炸式的，长得厌烦了就咔嚓一下剪成男仔头。以前大家说我穿衣服都是甜美式的，后来发展到“薄露透”，各种颜色、风格都尝试过。个人形象和风格都是由我这个人驾驭的，我不想反过来被风格和形象驾驭。我说话开始变得更市井化。我喜欢往小街小巷里钻；我喜欢看操场上的人一边爆粗一边踢球；我喜欢看大榕树下阿伯们摇扇下棋、阿姨们闲扯家常的情景；我喜欢在不讲究环境、人多嘈杂但味道超好的小食店里吃东西；我喜欢逛老城区狭窄的街道上一家挨一家卖各种杂物的小店，喜欢到街市去逛地摊，看一家家卖干湿草药、花鸟虫鱼、五谷杂粮的小店里昏黄的灯光。总之，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
我喜欢看从微小视角切入讲述更宏大概念或历史或事件的书。我敢想一些以前不在我思维范围内的事情。我能理解更多看起来叛逆的选择和行为，至少没有从一开始就对其嗤之以鼻或先下判断。在处理自己的关系的时候，我变得更宽厚和包容，能接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不同的经验与教训，内心也逐渐更强大和平静。我对亲密关系有了不同的看法，对女人“是谁、能想什么、能干什么、能去哪里”有了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自己不一定要结婚的时候，不怕三姑六婆的唠叨和嘲弄了。我决定自己要强大的时候能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我对婚姻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想象，对家庭的责任和各人的分工也有了更多的想法。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想法更加清楚了，也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更多想象。我开始越来越感到女性的力量不是眼能见到的，而是要用心去感受。
小姐们仿佛把我引进了一个秘密花园，在那里，蝴蝶都发着光，上下翻飞，每个女人都踩在云朵上面像个仙子。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要为自己做些什么，要为女性把这些烦闷也好，苦痛也好，希冀也好，幸福也好，都喊出来！
十年，弹指一瞬。我的角色已悄悄发生了改变，为人妻、为人母，踏进了另一道门中。在书写之时，我曾想过将以前的文稿、翻译稿挪过来剪剪切切就可以省事不少，然而写到最后，其中一个最大的体会却是，这件事做不成。做不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以前的东西现在“看不上”了。写得不够深入，铺陈不够好，理论阐述不够清晰，资料与理论结合不够好，总之，有各种原因。结果就是，全部重写，一点事都没能省。这大概就是我的成长吧。很多事以前想说说不清楚，现在能表达得好点了，以前混乱，现在有了更真切的体会，线索更分明了些。写出来，也是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记录吧。
也许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它更是我的一份心意，送给这些千千万万和我一样，又不一样的女性。她们可以是我接触过的每一位小姐，可以是我的各位同学、同事或朋友，可以是我的师长和学生，可以是各位妈妈或女儿，可以是我隔壁的大婶、社区里的阿姨，可以是任何一个在书店里偶然翻到这本书、出于各种原因动了点小心思决定把它带回家的读者。
书里的大部分人再也联系不上了，杳无音信，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视线里。忽然间觉得有些伤感，仿佛看见那些不知飞向何处的纸鸢，以及那些开在记忆中大草原上无名的野花。刚下过一场雨，脑海中浮出一幅清新的画：蓝天下，润绿的草地上，凉风拂起了各色小花，薄薄的花瓣上渲染着水雾，灵气旋绕。
2015年7月4日
《她身之欲》读后感(五)：她与你我一样无奈
珠三角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色情服务业近年尽管遭到政府的打压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但要获得这些隐藏地下的性资源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书中好的地方在于有着区别于传统道德视觉和西方赋权运动的研究方向，而是立足国内的真实状况，从色情工作者的欲望视觉来探究她们的境遇，并非只是堕落纵欲的一群失足妇女。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让我们知道她们在城市化进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一群鲜活的欲望的个体。 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着与农民工和应届毕业生等群体一样会遇到的社会不公，城乡差异等问题。 实事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研究著作。由于调查时间在十年前，材料与目前相比有明显的落后，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色情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新的变化。值得探究
《她身之欲》读后感(六)：质性研究原来这么有趣——《她身之欲》读后
丁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0180408草就
我已经不记得是从哪里看到这本书，然后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可能是哪里的推荐吧。虽然本书的研究主题似乎很有吸引力，但从标题又似乎没那么露骨。草草地跳跃着阅读后有这样几点体会：
1、质性研究原来这么有趣
从前仅仅掌握了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也就以为学术研究必须是正襟危坐地八股文式的论述，遣词造句，说得让人听不懂，看不下去，还得百度什么意思，才是最成功的，当然写得好的是发在核心期刊上，但真没兴趣。在本书中，作者为我建立了一个鲜活的质性研究样本，在我看来是作为口述史料的文字里，作者穿插着有趣真实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八卦，有各种阅读新闻报道一般的体验。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她的模式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我发现讲道理的部分依然是被学界所追捧的各种理论建构与解构，有时候在阅读时，我都在想，是否那些被解构的个体真的有如作者获研究者所想的那样，是过度解构还是故意削足适履，我没兴趣，如果哪一天，我也需要这个理论来解释我的故事，那么我也会裁剪我的故事来适合这个理论。故事性依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大亮点，相较于国内的研究套路，西方人的讲故事更容易被专业非专业的所有人所接受，如孔飞力的《叫魂》与史景迁的著作等。
2、作者丁瑜的研究精神真的值得钦佩
从前听看《我爱我家》，其中提到贾小凡要研究妓女问题，按照父亲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去亲自体验下。作者研究的“小姐”问题显然与社会大众的认知有太多不理解，小姐的污名化与特殊性也是对研究者的挑战，作者丁瑜能逐步打开并且能亲自接触，有时甚至与这些研究对象一起生活。习惯于学院式研究环境的人太难想象那种“乌烟瘴气”的场所，作者就坦言，那是地域一般的环境。但作者坚持下来了，并且进行了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完成了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学习。
3、被漠视的群体也需要被关怀
“小姐”的污名化与刻板印象，让社会群体提及蔑视，更不能理解有什么值得研究。每个社会个体都值得被研究，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更需要被研究者所关注。在阅读时，我就想到了我的父辈这一批从老家背井离乡到他乡的人群，他们的故事至今无人问津，他们是否真的有如我们一般印象中所谓的那般为经济利益驱动，他们在他乡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有的人购置房产，有的人为什么坚持干不动要回老家，等等问题，似乎应该是我研究关怀的题中之义。我知道我没有这个精力和勇气去做田野调查，但我仍希望从身边的亲戚入手，做一些可行性的资料搜集。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是很不错的博士论文范本，无论是相关选题的论文结构框架，还是选题的意义。如果我某一天对社会问题感兴趣，并且要正儿八经地研究下，这本书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她身之欲》读后感(七)：她身之遇 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生活 （新京报采访）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7/16/content_644283.htm？div=-1
2005年，深圳沙嘴，晚上十点多。丁瑜和一位深圳记者走过一条娱乐场所鳞次栉比的街。“你真勇敢，敢来这种地方”，记者朋友对丁瑜说。沙嘴不是个太平地，一度被黑社会盘踞，追债、打杀是常事，也是深圳半地下的“红灯区”。
“可我当时一点儿也没害怕的感觉”，丁瑜回忆她最初进入“田野”时的场景。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许是有人领，夹杂着些许懵懵懂懂，还是学生的她开始了对珠三角城市地区“小姐”群体的田野调查。集中于2005-2008年间、身入其中的深度观察与访谈，成就了出版于今年且颇具争议的《她身之欲》。
“有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从丁瑜初入沙嘴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有点像做梦”，但田野又是真实而复杂的，也承载着23位正式受访“小姐”的现实人生。这场梦，展演出了她身之上交错而真实的人生。
田野之前“完蛋了！”和哭鼻子
在勇敢的丁瑜走进沙嘴之前，有另一番场景：“完蛋了！”和哭鼻子。
“如果不在一周之内找到两位小姐”，她在香港大学的博导下发“最后通牒”，“你就换个题目吧。”一时间，长时间积累的焦虑与无措终于挤压不住了，她当场飙泪。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因为怕”。可这个题目偏偏又是丁瑜自己选的。这般自虐，又为何？
解结，还要从“田野”说起。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强调的是深入实地、通过观察或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但做田野——尤其是做关于“小姐”群体的实地调查，对于在社会学背景之下一直做文献研究的丁瑜而言，并不是一上来就能信手拈来的事。
选择小姐作为研究对象完全出于偶然，丁瑜说，这是个“拍脑袋的决定”。最初领她入门的是一则碰巧读到的韵事：一个外国妓女遇到一位因价格太高匆忙溜走，却把眼镜落在妓院里的男客。男客后来写了一封语气低三下四的信索要眼镜，但她底气十足地回应：你已经耽误了我一段时间，要付钱来拿。
原来她们也可以这样！当时在英国念硕士的丁瑜读到了于1998年出版的《卖淫、权力与自由》（Prostitution,PowerandFreedom）。虽然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娼妓虽有一定的权势，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依然是弱者，丁瑜也从中读到了娼妓的魄力。而在此之前，“小姐”这个群体一直离她——至少在认知层面——非常遥远。
“后来我才想到20年前，在我家附近的小巷子里有些发廊。有时候我们还会去店里洗头。记忆中，在‘扫黄’期间，那些按摩床全被搬出来了”。在丁瑜模糊而残存的记忆中，说到小姐，浮现出来的是新闻里面被现场抓了个正着、披头散发看不清面目的女人，还有那些被移出来的按摩床。
丁瑜作了一个拍脑袋的决定。但到了必须要进行田野的阶段，她对真实的调查对象又几乎一无所知，她的第一反应是，“完蛋了”。
可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幸运的是，借由深圳的记者朋友，她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几位“守门人”式的人物。戴着眼镜，背着书包，丁瑜就这样迈进了田野。
田野开始她们也是人
那年，丁瑜二十五六岁，一身书卷气。吞下持续许久的忐忑，田野开始了。
第一步，她耐心向每一位有可能成为访谈对象的小姐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她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沟通：她在“读书”，要写“作业”。小姐们逐渐接纳了这个乖乖的“学生”。在香港念书、又要用英文写作的丁瑜也给了她们一种合宜的“距离感”，不必担心被泄露什么。倾诉欲，水到渠成。
一段磨合后，一度让她怕、觉得“完全不同”的小姐们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活”了。丁瑜也接受了她们的建议，跟她们去夜总会时，把眼镜换成隐形眼镜。
“她们总会和我聊自己现在或曾经的男朋友。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聊情情爱爱太正常了——如果去掉‘小姐’的标签，她们就是和我有很多共同点的同龄人。”丁瑜说，真正进入田野后才发现，反倒是自己要放开，而她们其实是很容易做朋友的人。
如果说放开在于人际交往，“放下”则是一种意识：“她们做‘小姐’、没文化、从农村来；而你的学识高，地位高，使命高。可是如果这样想，在心底里，你实际画了一条线。”
4年间，丁瑜努力抹去这条线，她保持恰当的距离又身入其中，以和夜蒲（在广东地区指喜欢夜生活的人）完全不搭的气质走进了小姐们接纳她进入的空间。这包括小姐们的工作场所，从夜总会、发廊、按摩店到站街小姐们身在的街上，再到她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家里、游泳馆和餐馆。有段时间，她在一位小姐的家中小间客房里借住，见证了她在丈夫之外和另一位男友之间“动菜刀”的争执，听过她在丈夫和情人之间如何匀时间的碎碎念，闻过她家中两只常年不洗澡的宠物狗身上鲜明的味道。
小姐们接受了丁瑜这样在不同场合中可转换的旁观者、参与者，也不遮遮掩掩自己多角的两性关系，包括婚外情和婚外性，甚至会把丁瑜带入夜总会的“嗑药场”，并保护她不被强行牵扯进来。那段时间，丁瑜的博客日记很受朋友关注，因为“太过生猛”。这当然也使作为研究者的她陷入到一种两难的伦理困境。在法律、道德框架下不容的事，放在这种半地下的情境中，却是其中一种“正常的生态”；再比如，当一位小姐在访谈中回忆起被轮奸的痛苦经历时，很难不自问再揭伤疤是否太过残忍？而当小姐们谈及性、两性关系时，也会看着学生气的丁瑜哽住，“你都没有结婚，跟你说这些会‘带坏’你吧？”
小心翼翼，活色生香，都是生活的面向之一。她更希望呈现的是她们完整而丰富的生命经验。于是，她的访谈提纲会让很多人觉得奇怪，比如问“小姐”们对理想伴侣的设想。在丁瑜之后写到的故事里，小姐们为恋爱纠结，为父母牵挂。她们也是人。
“人家也要买菜、做饭、有老公、养小孩。可我们偏偏就忽略掉了。好像她们只是在干一件事，却没有其他的事。”丁瑜说，小姐们也有生活。只是在国内50年代之后，层层叠叠的话语构建中，我们形成了条件反射，忘记了她们也是人。
田野之后
我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
像梦的田野，集中于2005-2008年间，又断续持续至2011年。田野有终结，生活在继续。
“这么多年，我也有想不清楚的地方。到底我这个角色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的研究又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0多年后，丁瑜继续着性别研究。当时田野期间的大多数小姐已杳无音信，像“开在记忆中大草原上无名的野花”。
但她的确在向学界和大众提供“谦虚的知识”。“性工作者”是当下学界和行动派常用的一个有赋权意味的概念，但丁瑜却发现，小姐们更认同“小姐”这种叫法：它更显年轻、时髦，也不全在强调性，更符合她们对于这份工作的自我认知。“我们需要听她们的声音，看她们的需求。等到整个社会更公开地去看待她们，更透明地就此沟通并有多元的理解，再去谈是否合法化更合理。”丁瑜说。
投了一块石头，自然起波浪。丁瑜得以呈现出的研究也遭遇过不解。她在中大做公开讲座，有时自己还未就某个问题作出回应，台下各位就吵开了。“但这好过一潭死水”，丁瑜说，像前辈学者潘绥铭、黄盈盈那样，在一片争议声中让更多不同的声音发出。
在这场田野之中，另一块石头在丁瑜的日子里起了涟漪。
十年前，一位曾被包养而怀孕的小姐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丁瑜略带不解又下意识地问出，“为什么要为那个男人生宝宝”。对方马上回应道，“为什么女人要给男人生宝宝？不能给自己生？”诸如此类，有很多“小时刻”，她们的话令丁瑜如雷贯耳。
如今，丁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些不经意的触动，潜移默化地给了她对两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多元的理解。
小姐们还有不少“破罐儿破摔”的故事。身负污名的人，反倒有了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主人。她们用日常生活中种种微小的抵抗策略，争取着有限的自主性、成就感。虽不一定能成功，却会带来情感上的安慰。
“这也是一种力量。而且近十年来，这些感受非常真切。作为一个女性，我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她们是一样的。”那些隐藏入市井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力量，放下身段，才能深入其中。
“我越来越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丁瑜说。那段如今看来缥缈又难得的田野，当时种种触动与震动，都化入了她之后十年间的人生中。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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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读后感(八)：红灯区的工作、欲望与生活
提到红灯区，大多数想到的是荒淫与堕落的渊薮，对身处其中的女性更多也是话语上的指责，贪婪无度、爱慕虚荣、道德败坏，被污名的命运掩盖了她们自身的差异，梦想、欲望、工作、生活被压缩在社会阴暗的角落，而要想在夜色阑珊、霓虹闪烁之中理解她们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一种真诚的理解与以生命体会生命的过程成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这正是《她身之欲》一书所秉持的立场。
作者在书中不断反思以往研究中“价值中立”所导致的偏见与误识，倡导将丰富的情感与个人关系反思性地运用到研究过程中，透过情感的投入去理解这些女性复杂的工作、生活经验，探知她们隐秘的欲望世界，将个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实践放置于农村到城市、传统到现代的宏大变迁结构之中，借以理解她们在流动与变迁之中如何建构自身的自主性，实现成为情色/性主体、都市主体与现代化主体的欲望。
1.“性工作者”命名的一厢情愿
长久以来，对于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命名一直聚讼不已，“三陪女”、“妓女”、“卖淫女”、“小姐”、“性工作者”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名称中所缺失的是被命名者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她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丁瑜在书中着重分析的是“性工作者”与“小姐”这一对称呼，前者主要是学界在提倡使用，如潘绥铭、李银河、黄盈盈等，“性工作者”的命名在实现一种去道德化效果的同时以工作的名义去保障女性从业者的合法权利和人权，并进一步追求娼妓的非罪化与合法化。因此，“性工作者”的命名更多的是指向权力而不是从业者的内在叙述，在经由学者转述去实现反权力与污名的斗争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主动性丧失了。
因此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这些女性并不买账，“性工作”一词将“性”的突出反而加重了污名，有失含蓄委婉，而称为“工作”却不能提供工作的稳定与尊严，这样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并不会带来实际的改进，相比之下，这些女性还是更倾向于“小姐”的称呼，而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则以“玩”、“做生意”、“出来”等模糊的说法代指，从而降低污名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之所以偏向于“小姐”的称呼，是因为对于这些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来说，“小姐”是一种都市与现代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开放、灵活、独立、成熟的形象，异于她们所离开的那个农村世界。书中提到一个女孩阿芳的例子：
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姐，是我去深圳找一个朋友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待我去逛街，去买护肤品。那个导购说‘小姐请等一下’、‘小姐你试试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像自己都不是农村人了。我们家乡从来不这样叫女孩子的，都是叫大姐啊、女娃娃那些，谁听过这样叫的，觉得很洋气……后来我进了夜总会，真的做了小姐。这个小姐不同于那种的，我知道，但还是觉得，好过说做‘鸡’呀！小姐就小姐。
我们可以看到“小姐”的称呼远比“性工作者”灵活，它的形象多元而开放，提供了一个暧昧模糊的空间有利于女性塑造自己的性别形象和气质，而不是像“性工作者”那样将女性形象固定在性之上。通过对“小姐”概念的挪用女性至少获得一种策略性的空间反转社会所加诸于她身上的污名与指责，但这样一种小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女性处处被污名的命运呢，现实似乎并不乐观，她们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抵抗的空间。
2.情与欲的纠缠
本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作者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小姐”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欲望，还原了她们与普通女孩子一样的快乐、烦恼、忧伤，“小姐”在书中不再是大众文化中的失足卖淫女或是官方论调中的道德堕落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女孩。她们会为自己男朋友或丈夫的不争气而难过、愤怒，有女孩靠自己站街挣钱供养男友吸毒，想要脱离这样的关系却又极度渴望被爱，而每一个走出农村的已婚“小姐”背后大都是拥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婚姻，还未结婚的“小姐”则在这一问题上反复纠结，有时是以世态炎凉的心态悲观面对，有时又渴望完美的婚姻，总之情与欲的纠缠带来挣扎、徘徊、犹豫，这在“小姐”中成为常见的心态。对于这一局面我们很容易去指责说是她们自找的，当初如果不选择这条路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但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她们时，会发现其实她们可选择的道路并不算多。
潘毅在她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带来了虚空感与匮乏感，它们进一步放大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欲望。女性在消费欲望的促使下走入生产环节，形成了庞大的“打工妹”群体，但生产环节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使得城市并未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给她们。在这一背景之下，做“小姐”相比于在工厂劳作就成为一项冒险的“实验”，这并非是由于堕落或道德败坏，更多像是在面对不确定时的尝试。
在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看来，这种尝试更是成为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的过程，欲望主体更多地去追求自我的呈现和表达，在消费主义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离开工厂去做“小姐”正是欲望主体的表达，它包含了对宽裕生活的向往，对时尚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自由、情感自由的想象，而不再简单将所有原因归于经济。做“小姐”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钱，从受访者的叙述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心声：放弃不满意的婚姻生活，离开一对一的婚姻关系，想过都市生活，想变年轻、现代、性感、时尚，想有更多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想有性自主权，想享受性快乐，想看外面的世界，变得更成熟等等，所有这些心声都是一种欲望驱动下的选择，对未来的想象和安排正是通过欲望的驱动被安置在这一个暂时性的选择之中。
3.表面的都市化
但是做“小姐”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她们所拥有的只是表面上的都市化。她们不可能像城市同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她们没有社会资源，甚至没有居民身份，对于城市来说她们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只能在身体或消费上做一些表面整饰帮助她们融入城市。
作者提到了三种可资利用的策略，一个是身体与外表的整饰，通过服装与化妆品进行印象管理，在“小姐”的日常开支中化妆品、衣服占了1/3以上，作者有段时间住在访谈对象家中，发现在她简陋狭小的家中却有一个不相称的“超大”衣柜，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的衣服更是纷繁多样。对于“小姐”们来说，合适的穿衣打扮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切入点，而她们也正是通过在这上面的消费体验到了都市的味道。
第二种策略是社会网络建立，网络一方面通过信息的传达改变着她们对世界与生活的看法，同时网络也维持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她们融入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策略关乎日常生活方式，如居住、购物、饮食、娱乐等日常生活的实践，通过它们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实际上在“小姐”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这样的策略，如在夜场中的肆意妄为恰恰是维护了自己“主人”的身份，后台的等待与调侃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降低自我标准为自己行为寻找合法性，通过聚居的方式为自己在城市的陌生性中寻得保护等等。
尽管上述策略并未帮助“小姐”们真正融入城市，但这些日常生活的行动却赋予了她们实现自我、改造自我的可能，这样一种自主性与自我形象的提升会累积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种种不利。当然这带来的是另一个结果，“小姐”们也会由于“性资本”的差异被分为三六九等，我们相信那些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性可以轻松地利用“性资本”化解生活中的不利，但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性资本”的女性呢，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又是如何渡过的，显然本书并不能给出很好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书多少带有点“玫瑰色”的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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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读后感(九)：筆記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師出的書。中大社會系有不少有心又進步的學者，不錯。
﹣作者從潘毅的研究再往前推，在探索流動人口的欲望主體的探索的過程中，進一步的從微細的tactic, 情感，欲望等角度入手，拆解／建構個人在現代化過程的主體性的建立（及其限制，比如說在農民工／女性／小姐的框框下）。
﹣作者花了不少力氣去反思自己研究的位置及理論，十分不錯。
﹣讀者小姐們相對‘悲慘’的經歴，始終讓人神傷。
﹣從《性是牛油和麵包》開始，斷斷續續讀了些與性工作者／小姐的研究，這是第一本跟內地有關的，也是質素很高的研究。
﹣作者提出‘性工作者‘某程度上是學者的一廂情願，與從業員本身的理解有差距，也是個重要的提醒。
﹣關於主流發展觀，城市化的欲望，消費觀的建立等，作者並沒有多少’批判’，有點可惜。
﹣看來這批內地研究性別/sexuality的學者，與何式凝都有些關係？
《她身之欲》读后感(十)：欲望之都下的选择
很久没读社会学的文章了。上次还是读林达的看美国系列，偏政治类。
这本书是一个教法学老师的推荐，据说在当时买不到，且高价。看副标题——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就知道它的敏感性。没错，作者是以珠三角性产业从业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一个个访谈和田园调查，来探寻“小姐”工作，自身形象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性产业状况。
先抛开内容本身，这是一篇论文形式的研究，采用了田园调查和质性研究方法，文中说的是阐释主义建构论。这个框架较简单，易懂。也比较详细和刻板。站在作者的角度，一位从小生活在优渥环境下的精英女性，能抛下偏见跑去调查与她生活毫不相关的另一类阶层的女性，太难得了。
我没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社会阶层现象是事实，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不同阶层的人虽然相隔鸿沟，但也有共通处。比如都在挣扎折腾，都在寻找处于这个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在找与这个社会的牵连点。她们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不过在于她们的生活是玫瑰色的，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
从内容上来看，大多数还是要了解她们为什么选择做“小姐”？
严格意义上来说，“小姐”包括陪酒女，站街女，妈妈桑等性工作者。她们选择做小姐的原因不光是欲望都市下的压迫，还有情感上的冲突，阶层上的选择。她们也写日记，读书，甚至还有自己的孩子、家庭。她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产业，也有人还关注时事，创作剧本。
所以这种社会秩序的性阶层，我很难对此进行褒贬。
在人际关系和日常处理各种关系上，小姐处在相对的弱势。我国是严禁嫖娼的，在这种环境下，她通过"服务"去赚取日常的生活费和欲望的满足，是很难生存的。
第一，小姐要找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通常只有一两个人，她的人身安全很难得到保证。其中，作者也举了例子，一个小姐被三个男人同时玩弄，也没有付钱。
第二，小姐的生活方式会很容易改变和破坏，吃青春饭，很难长久。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日日夜夜的挣扎缠绵，看不到尽头的未来。她们有些人对未来没有想象和计划，也不敢有。大多数有计划的是开店，或者幻想遇上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这几乎是奢望，女性没有自我的独立性，是很容易被轻视和压迫的。有一部分有男朋友的小姐工作也是为了两个人的生存，男朋友靠着她堕落。迷惘中的蹒跚，被悬崖边上的缰绳拉扯着的困顿，彼此交织在迷雾中，无从选择，也不知往何处。
第三，她们社会地位低下，没有自我。只能通过自嘲自黑把自己摆得低到尘埃里，只能从低处成就反击的力量。虽然她们赚钱比其他打工者来的快，但是她们消费也高。这是一个无底洞和死循环。她们一边通过“性工作”赚钱，一边要用赚的钱化妆，打扮，拼命包装自己，似乎想融入这个都市，从而更好的赚钱。
“她身”是欲望和情感的交杂，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还是愿意相信如果有第二种选择，她们会愿意放弃“小姐”的工作，尽管在她们看来，这不是工作，只是一种赚钱方式而已。
我想，生活给她们的，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更残忍了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