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华人》的读后感10篇
《他者中的华人》是一本由[美] 孔飞力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47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一)：重构历史共同体的书写
（刊于《晶报》2016年11月19日，发表时有改动）
文/俞耕耘
孔飞力先生是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都已成为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这也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书写策略：从具体的时间拐点、历史事件入手，以社会心理剖析为特色，用微观解析支撑背后庞大的历史镜像。这种史学观无疑建立在一种反观念论的基础之上，“事件”始终是历史书写的核心。2016年，孔先生去世，他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也成为了绝响。
《他者中的华人》旨在将移民史整合、同构在中国近现代史之中，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相互策应与形塑关系。如推翻帝制的革命源于海外华侨推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经济走向、对外政策又深刻影响着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正是基于如此，全书研究横跨近五百年，从1567年中国朝廷解除海禁到20世纪末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地域上涉及各种洲际的移民生态，形成了时间-空间双向轴线的复杂交织。一面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帝反殖运动的语境，一方面则是从中华帝国、民国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更替演变。可见，其中的书写难度全在于兼顾各种时间-地域“变量”的交互影响。
令人钦慕的是，孔先生的这种描述性充满了深刻创见，集中呈现为其书写思维的一体化、联动性和差异性。首先，他将中国的对外移民视为国内人口内部迁移的延伸与变体，都是“以内部移民为主的民众流动场景的子系统”。我们看出，作者找到了内部-对外移民的关联，前者实际上为后者提供了原型模式，它们都取决于民众的生存策略和社会机制。其次，全书深刻揭示了华人作为“他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呈现了华人、原住民、西方殖民者的依存交往与竞争对抗。他们之间既有“互为他者”（异己、陌生、外来的族群）的复杂性，同时孔先生也看到，殖民者利用了华人身份的中介性、独立性，使华人成为统治原住民的缓冲地带，埋下了各种“排华”仇恨的种子。
因而，移民谋生的“生态研究”就是作者关注的枢要。生存模式、谋生策略会塑造出的不同生态（适应环境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移民生活。作者分析了华人移民与其他族裔移民的差异性，提炼出“通道-小生境”的思维模式。在我看来，这就奠定了全书两大研究方向：一是路径研究，二是场域研究。通道是移入地和移出地的联系路径，是潜在的亲缘、乡缘的关系网络，既有实在性的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又有虚拟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崇拜维系。小生境则是通道两端联系的移入-移出地的“文化生存圈”：如宗庙祠堂、商业行会、社团组织，亦或“唐人街”等现实空间。
“通道-小生境”标示出孔先生一体联动研究的可贵之处，路径始终将生存场域的两端（居住国-侨乡）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价值认同和文化生态。在作者看来，“安土重迁”并不意味只是固守家乡，而是强调无论身处何地都与故土保持畅达的关联（“通道”）。华人移民总是希望在原初的社群（家乡）里获得情感价值认同（衣锦还乡），无论是经济上的捐助善款，还是情感上的维系宗族，他们始终珍视与家乡的“通道”。它并不意味分离，它是跨地域的空间拓展与延伸。
《他者中的华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原因是繁复多元的。在我看来，或许可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领域的转向、晚期的风格、宏大的视野，三者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重构历史共同体的书写。海外华人移民研究长期处于诸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孔先生从清史转向移民史，看似令人不解，实则是对之前研究的深化。它意味着研究由本土向海外的地域拓展，从本民族向海外多族裔、多社群、多文明对话交往的动态转换。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孔先生的“晚期风格”：看重全景式、通史性、大历史观的描摹，这与其先前作品显然形成较大反差。“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http://jb.sznews.com/html/2016-11/19/content_3666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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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二)：海外华人的“大历史”
哈佛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于2008年出版了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nes），经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汉译，于2016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对15世纪以来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与评析，为世界海外华人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洞见。
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移民”与“海外华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话题，那么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会对它产生兴趣呢？据孔飞力先生回忆，这是出于对一件趣事的思考。
多年前，孔飞力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法国旅游时，走进一家名为“翡翠宫”的中餐馆。可是落座后发现，他们与这家餐馆所有工作人员之间唯一能够交流的语言居然是法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餐馆老板是一位柬埔寨华裔，一百多年前从福建东部地区移民到柬埔寨，后来又在70年代红色高棉时期逃亡到法国（柬埔寨的殖民宗主国）。他们已经是在海外生活的第五代华人，在外所用的语言是法语，自己人之间说以闽东话为主要内容的土语。他们可以做正宗的中餐和东南亚菜，但对汉语普通话以及大多数汉字是陌生的。这个小故事竟然让孔飞力先生在晚年将学术兴趣从明清史转向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他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多达3700万海外华侨华人，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与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又有怎样的相似性与不同点？
孔飞力作为研究明清史的历史学家，他认为，“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历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全面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华人这一群体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这一群体与外国广泛打交道，对国外社会状况有深入认知，因此对中国20世纪的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如孙中山所创办的“兴中会”“同盟会”的主要支持力量即是海外华侨；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也广泛参与到所居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之中，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一直在当地的商贸领域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国的华工更是为美国东西海岸铁路的修建贡献过巨大力量。
那么，从历史上看，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最初的移民几乎都是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山区居民，由于可耕地面积不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于是一部分居民产生了出洋谋生的念头。沿海地区距中央距离较远，且由于山岭阻隔，交通十分不便，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辖能力较弱。最初，中央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允许人们出洋，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形成对政权的威胁力量。然而当地政府对于居民出洋谋生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这些出洋者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就默许人们出去做生意或向外移民；地方如果强制执行中央的海禁政策，甚至还会遭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威胁乃至围攻，这不利于当地社会稳定。明代出洋谋生者只是想在海外做生意赚钱带回家，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在海外定居；后来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商人在海外建立的据点增多，逐渐形成了华人聚居的城市，其生活环境与国内无异；加之康熙时期以后国内人口增长加速，一部分人开始在海外华人据点定居，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会。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巧合：中国沿海移民大批到达东南亚的时间与西方殖民者到达东南亚的时间相仿，工商业蓬勃兴起的西方各国渴望在东南亚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以保障其商贸利益。表面上看，西方人、华人与东南亚本地人之间似乎有产生冲突的可能；但是华人却成为这种潜在冲突的调和者。最初，受到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影响，早期华人在海外的文化优越感较为强烈，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东南亚民族面前采取倨傲态度，并不与当地人融合；后来西方人建立统治秩序之后，深谙儒家之道的华人群体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经营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当中任职，凭借多年积累起的对东南亚以及中国情况的透彻了解，承担起西方、东南亚、中国之间的贸易商的角色，一些人还在殖民政府当中做官。1840年以前，西方人与华人在东南亚平起平坐，主要原因是西方人在当地开展对华商贸活动必须依靠华人，且对当地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大量利用对东南亚社会状况较为熟悉的华人。然而这使东南亚本地原住民对华人群体产生了一定的敌对情绪：一方面，华人是较为富有的阶层，且在多个经济领域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华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当地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使“被管理”的原住民心存怨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显著衰退，而西方殖民者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不断加强，于是华人在海外的境遇陷入不利，排华运动亦逐渐兴起。
如果说19世纪中期之前海外移民多是“主动出国”，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是“被迫出国”。《他者中的华人》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不愿提及的一段史实：发生在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也曾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发生过。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南方数以亿计的百姓生活受到冲击，加之台风、洪涝等灾害，大量农户破产，地狭人稠的地区更是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贫民。在饥饿与穷困的逼迫下，不少对西方缺乏认知的贫民受到殖民者“招工”广告的诱惑，签订卖身契，以换取一笔挽救家人性命的钱财，登上开往未知世界的轮船。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与两个世纪之前非洲奴隶极为相似，但西方世界并不认为这种行为非法：其一，华工并非受到殖民者胁迫而登船；其二，殖民者在华工出国前曾给予华工一笔钱财，且与之签订契约；其三，西方的确在不断解放黑人奴隶，但却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华工权利，法律也并不禁止输入华人劳动力。1860年西方殖民者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以法律形式允许华工出国。这些出国华工被称作“猪仔”，毫无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可言。殖民者命令华工在45摄氏度的高温下在秘鲁海岛捡拾气味恶劣的鸟粪，以充当种植园的肥料。一些华工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不堪痛苦与屈辱而投洋自尽者不计其数。当时的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生存状况极为缺乏认知，一方面是朝廷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有如此多华工卖身出国，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海外并无领事机构对华工提供保护。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逐渐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外交与领事制度，且逐渐意识到华工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然而直至20世纪初期，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活动家仍然在海外亲眼见到华工所受种种屈辱，美国甚至出台《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在美的活动。这也成为刺激海外华人中的上层阶级（主要是商人群体）支持革命、发动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最直接动力。1912年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逐渐减少。可以说，海外华人的地位沉浮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海外华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祖国而独善其身。
孔飞力这部著作有两大亮点。其一，对“安土重迁”的儒家传统价值给出了新解读。他认为，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保持着与故土的各种紧密联系，从情感文化上到经济生活都是如此。在海外移民当中，“安土重迁”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渴望，而非愿意逃离祖国、永远留在国外不回来。其二，孔飞力提出的“通道-小生境”模式，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群体的有效切入点。所谓“通道”，指的是前人在移民过程中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为后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向外走的通道；所谓“小生境”（小的生存环境），是指华人在海外总是以社群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社群建构起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当中对彼此进行保护，并在海外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同乡会、宗亲会、商会等。“通道”与“小生境”是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当移民不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成为生活在国内的人们一种自由选择时，“通道”与“小生境”是否运行良好，会直接影响国内群体的出国意愿。
孔飞力虽然是一名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世界，但他的研究成果对理解今日的海外华侨社会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海外留学生”这个平均年龄最年轻、但又极为活跃的多达上百万众的华侨群体，通过“寄托论坛”“太傻留学”等赛博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些网站一方面为在国内备考托福、GRE并准备联系学校、申请出国的学生提供“申请攻略”等来自前辈的经验，为国内学生提供孔飞力所说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成为在海外读书的留学生们互通有无、交流学业、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与帮助的“小生境”，是21世纪网络时代的“同学会”。微信时代兴起的“留学生日报”“北美学霸君”等公众号，以及QQ群、Facebook等平台，更是这种“通道-小生境”模式的生动体现。时代在改变，但海外华人群体内部以及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不会改变。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三)：孔飞力为何转向海外华人研究？
孔飞力为何转向海外华人研究？
王鸿
总有一些事情，知道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谁也不会想到写就了《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名著的美国中国学名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会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投向以海外华人为主题的研究 。乍看之下，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孔飞力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地转向了并非熟悉的领域。无论是对于帝制晚期地方军事化的研究，还是对乾隆盛世下社会危机的细致勾勒，孔飞力的研究视角始终都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指出的，植根于中国，将中国的本土因素视为其现代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孔飞力的最后著作，却出人意料地一改此前专注于中国本土内部的研究，也不再延续那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方式，而是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颇为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前后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异，促使我们不禁疑问，为何孔飞力要转向海外华人的研究？难道孔飞力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既成熟又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进路？在孔飞力这种转变背后，是否又别具深意呢？虽然学界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近期适逢其时翻译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刺激着我们进一步在文本内部的阅读中理解其具体内涵。
创作通史冲动的著作
一直以来，阅读孔飞力的著作的过程，都是一种既令人兴奋又不无畏惧感的经历。孔飞力往往能够在历史叙事中，巧妙渗入其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谓的深厚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和人类视野，在引人入胜的同时，又让读者在其深邃的意蕴面前产生渺若尘埃的观感。然而，不知是因为叙事方式的转变，还是由于研究主题的变化，孔飞力这本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带给读者的却是另一种别样的感觉。在这本著作中，孔飞力似乎有着一种创作一部海外华人通史的冲动。全书虽然基本叙述的是一个有开端、很完整的主题，但却跨度极大，涉及面极广。
概括地来说，以海外移民为叙述焦点，本书广述了从明末开始，中经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历史，也兼及同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形塑的早期殖民帝国时代，到不列颠兴起之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到去殖民地化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最后到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依托于海外移民带来的交织性视野，同时借助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空间研究路径，孔飞力以恢弘的气势，一方面勾勒了温州人、福州人、闽南人、潮州人、广州人、客家人等主要海外移民群体的境况，另一方面则详述东南亚、澳洲、北美为主的海外移民目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可以说，书写海外华人历史的孔飞力，让我们有点陌生，也让我们有些吃惊。在他的研究中，我们确实还能看到他从《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开始就感兴趣的空间研究路径，但他却有将之从地方史研究的常规路径，推向通常所谓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趋向。同时，他所持之以恒关注的“中华帝制晚期”以及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似乎也在海外华人的研究中逐渐淡化。如果说此前他关注的乃是从中国本土经验的内在视野出发思索普遍的现代性问题，那么在这本最后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跨国的而非仅仅注目中国的、全球性的而非地方视野的、极具流动性的而非内在变迁式的研究理路。
“故事”依然在盛世危机下发生
根据本书的译者后记，孔飞力对于华人移民史的兴趣，似乎与其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孔飞力是美籍犹太人，出生伦敦并时常往返于英美之间。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华人，第二任妻子曾多年执教于老挝，儿子孔安（Anthony）则曾作为《洛杉矶时报》记者多年侨居中国，至于他的祖辈也都游移在世界各地。可以说，孔飞力个人的经历，毫无疑问地催生了他对于移民问题的敏感，以及不无感同身受的深刻洞察力。
然而，作为学者而言，个人的生命经历固然对于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不能就此认定其为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在面对着孔飞力这样一位有着深邃人类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史学家时，仅仅聚焦于个人的生命经历，往往免不了偏颇的指责。更切合的思索路径，或许是由孔飞力所塑造的宏大研究蓝图中抽离而出，同时又将视野深入到相关的文字中，追问其研究的学术内涵。如果说孔飞力的研究指向了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并非为传统史家所瞩目的领域，那么同情性的理解，不该是将这种转变简单地视为一种与过往研究的决裂，而应当将二者作联系性的思考，观察其内在的理路变迁。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孔飞力的华人移民史叙事中，那么便会清晰地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放弃过往的问题意识。那个困扰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并至今仍极具争议的中国现代性起源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仍然鲜明地充斥在孔飞力的这本著作中。相关的区别，只不过在于那种从地方史、个案研究出发的路径，现在被转化为为一种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空间取向，辐射的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疆域，同时也囊括了同样半径的广阔的海外生存空间。这与其说反映了一种个人研究风格上的巨变，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另类的视野，从中国之外的中国人出发观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现代变迁。
在移民史的叙述中，孔飞力虽然有别于以往的定义，将1567年视为中国“近现代”的起点，认为对于海外移民史而言，这一年中国朝廷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检视相关的叙述，便会清晰地发现，移民史的主题其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叫魂》一书中所提出的，同时为其本人所念兹在兹的“18世纪90年代危机”。
众所周知，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孔飞力早就有意识反思前辈费正清、列文森提出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不再将中西直接冲突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现代的起点，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从历史内在的肌理窥视中国的现代转型。在他看来，18世纪90年代，或者说是乾隆朝向嘉庆朝过渡的时期，乃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一方面，他援引林满红、韩书瑞（Susan Naquin）、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乾隆盛世下由人口增长所催生的经济繁荣，正逐步开始转向其反面，人多地少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力，构成了从一般百姓到帝国统治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颇为敏锐地看到了以往包装在“海禁”、“闭关锁国”等术语背后的吊轨性现象，那就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其实在这一时期大量增长的事实。白银和铜钱随着丝绸、茶叶和瓷器的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在有效地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对帝制中国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内外因素的勾连，掀起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也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如果说孔飞力此前的《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叫魂》描绘的乃是这种“18世纪90年代危机”之下国内的境况，那么《他者中的华人》叙述的起点则勾连着“故事”的另一端，也就是因国内空前的经济压力下迫不得已亡命海外的抉择。正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始于17世纪的大移民时代首先是一种国内现象，而朝向海外的移民只是一个次生现象。”当我们不再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所限制，而以一种内在的视野来窥视彼时的变迁，便会发现对于东南沿海的百姓而言，在地少人多的境况下，逃往内陆其实与逃往东南亚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借助早已有之的地方远航传统，后者较之前者乃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也只有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才能得以了解孔飞力移民史的宏大叙事。
将边疆作为“地方”的研究
孔飞力似乎对于中国丰富多样的“地方”特色情有独钟，即使在这本关于移民史的著作中，也不例外。围绕在相关叙事背后的线索之一，即在于梳理包括温州人、福州人、闽南人、潮州人、广州人、客家人等东南沿海不同地方群体在千变万化的移民处境中的独具特色的生存之道。孔飞力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对于自身的认同存在着某种态度同一性，但却并不像犹太人那样，有着坚不可摧的同质性的认同。依托于不同的地域特色，海外华人实际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情况，不同群体之间时有冲突，械斗和矛盾从来都未停止。移民们似乎极其有趣地承接了来自家乡的性格，在抱团取暖的同时，对于外来的群体抱有着早已有之的敌意。
当然，这种看似又回到孔飞力经典的地方史叙事范式的倾向，相关的变化其实潜滋暗长。在移民史叙事中的“地方”，显然已经不同于孔飞力早年关于太平天国后地方军事化叙事中的华中与华南，也不同于他在“叫魂案”中聚焦的江南社会。如果说孔飞力此前关于地方的叙事，仍然是处于中国之内的“地方”，那么在他关于移民身上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的论述中，则毫无疑问地指向中国之外的“地方”。无论是作为移民主体的客家人、闽南人、潮汕人、广州人，还是那些汹涌而来的边缘群体，所面对的其实已经不仅仅中国内部的“他者”，也包括中国外部的“他者”。这就决定了孔飞力的叙事涉及的不是单向的中国“地方”特色，同时也勾连着包括马尼拉、印尼、泰国、越南、澳洲、北美等在内的中国移民所生存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并不知道孔飞力是否受到美国中国学“帝国转向”后对于边疆，特别是内亚研究的影响，但是当他将地方史的视野拓展到海外移民的研究中，却鲜明地展示出了一种对于“中国”的重新理解。如果说在大红大紫的“新清史”研究中，内陆边疆构成了叙事的基点，那么孔飞力则提醒我们，中国的边疆不仅只有陆疆，还有海疆。如果我们认识到从16世纪开始便有大量的中国人由海疆出发带去中国的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那么就像孔飞力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只有将海外华人史与中国史结合起来，“中国”方才可以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中国。
就此而言，当孔飞力从地方视野，特别是从中国东南社会的视野出发研究中国的海疆时，与其将之视为是与此前研究的断裂，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延续和拓展。就如同孔飞力在《叫魂》最后一章的开头所指出，“中国文化史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孔飞力其实从来都不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同质性的对象来考察。当他将视野投向海外华人时，其实也仍然延续了此前研究中所展现的问题意识，他仍然关注着一个充斥多样性的“中国”在现代转型中的多元化走向。更而甚者，在海外华人史的研究中，孔飞力显然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主题，一个更具伸缩性的“中国”。
原文以《孔飞力：中国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为题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四)：闽粤人下南洋记
关于海外华人的通俗读物大体看过几本。孔飞力先生的《他者中的华人》在过去一年中不断见诸于一些阅读类媒体，受到热情的关注和推荐，诸如“孔飞力最后的绝唱”“汉学家孔飞力讲述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对此我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阅读期待。
好不容易，前两天终于在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但读过之后没有期待中那么好，也远没有阅读《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两书时那般痛快与顺畅，可能是叙述太过于散碎了。其次，排版层次（标题、小节）不是很清晰，而且感觉有很多不必要、重复性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见和吸引点，只是用提出了几个名词，概括了一下移民模式。
只要仔细看看这本书的前两章的内容，再认真读读最后那篇译后记，基本就可以了。对了，本书涉及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东南沿海的三个省份和地区，即福建、广东、江浙地区。移民场地主要是以东南亚（南洋）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当然也部分地涉及了西欧、美洲、澳洲等地。笼统来说，就是一本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出南洋记！好了，下面来做个总结吧。
读书笔记：要点------------------------------------------
一、移民时间段：上限为1567年，下限为20世纪末。
开端定在1567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明王朝在这一年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但实效有限的海禁政策。这也正是西方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海上崛起的时代，并一路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地区。从此，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
松弛的海禁：深知海上贸易乃至沿海省份重要财源的行省官员和地方权贵构成了非正式的“海商利益集团”，并最终促使海禁于1567年废除。（当然，只是一时的废除，清朝在倭寇、收复台湾时期加强的海禁，大体呈现半封闭状态，而海商正是通过这点空隙寻求利益或向海外移民拓殖）
二、安土重迁的重新阐释
（1）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将人口牢牢地“种植”在土地之上，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性。但孔飞力从分析中国历代严厉但无效的“海禁”政策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了新的解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离土不离心”的安土重迁。
其一，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即便离家千万里也仍然与家乡保持着从情感到物质的割不断的联系。
其二，“安土重迁”的另一面是“衣锦还乡”，即迁移异域他国的中国人，大多在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回到家乡。
既“守”又“走”，空间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经济上的互动维持，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
（2）我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算不上“新”，更多的是一个时间与规模的问题。
第一，从时间（历史）上来看，中国人确实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明清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多，这一传统才有所松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一传统必然将越来越松弛；当然，历史上那些因为战乱、强制移民所发生的迁徙，不包括在这一内涵中。这实际上也因应了当今经济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
第二，从规模（数量）上来看，在“安土重迁”的历史传统下，中国人的人口迁徙规模和数量其实是很小的，为了寻找生路（在当地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才迫不得已离开乡土，且以国内迁徙为主。
三、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
（1）对中国移民而言，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其构成元素既包括实质性的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也包括虚拟性的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
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它是一个具有华人社群文化圈（社区），如商贸区、行业圈、庙堂宗祠、社团学校、唐人街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在移出地，表现为独具特色的“侨乡”，即通过寄钱、捐助、扶危济困和建庙立祠等方式保持在家乡的存在与在场性。
（2）中国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通道—小生境”移民文化的四个表征：
其一，迁移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
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循环往复，以移民文化为标志的利益共同体业已成形；
其三，商品经济与经商理念注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识之中，并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所以有“中国犹太人”说法）；
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会馆、方言社团、业缘行会，以及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文化元素，在移民地形成了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板块。
（3）我的观点：第一，这里的“通道”，还不如理解为纽带。第二，这种“通道—小生境”是不是只限于中国移民，其他种族、国家的移民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模式？
四、他者中的华人
（1）他者中华人移民的角色和作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地与当地人之间的桥梁、代理；殖民时代商业与种植经济中劳动力资源。
（2）华人与他者（西方殖民者、移入地的人）的互动关系：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
作为外来者，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既有理解与依存，也有竞争与对抗。
以东南亚华人历史为例。在当今大约5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80%生活在东南亚地区，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上演了许多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
（3）作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欧洲靠的是武力，由国家支持，具有掠夺性质；反之，历史上中国移民更多的是为了寻找生路，是一种自生自灭的被迫状态，没有国家支持。
五、华人移民：作为边缘群体的杠杆作用
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第一代移民：一头是充满感情和纽带的祖籍地、一头是陌生的移入地。
中国人向外移民时，大多是走的熟人关系，也就是梁鸿在《出梁庄记》里所说的“扯秧子”。第一代迁出着先去开拓、驻扎下来，后边的人通过第一代移民陆续跟上，所以也就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认同感的文化社区圈。
就中国移民而言，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会依托来自中国某一特定侨乡的地缘优势，或利用所具有的血缘亲缘优势，将自己在移入地社会中能够抓住的机会发挥到极致。同时，他还会去找寻能够方便自己从居住国去和自己的祖籍国打交道的路径。如此，海外移民就可能从身处两个世界之中谋获最大效益。
2016年12月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五)：筆記
﹣之前沒有有意識的找這本書，雖然在孔早前離世前讀到原來他有寫過這樣有趣的題目。在學而優逛時竟然碰上了，也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這系列有不少好書呢，不過有點不是很理解其翻譯的策略／思路，有機會再仔細觀察。
﹣這部歴史從明朝開始談起，大概因為對白銀的依賴，做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加速。不過宋朝時應該已有不少的對外貿易，而海上的貿易通道據杉山正明的說法也是元朝時更為完備....... 這裡我就不太懂了，反正移民的歴史，孔由明朝談起，但更大的流動應該是清朝海禁撤消以後。
﹣孔把‘國內’的人口移動（如清朝時的珠三角洲與廣州；開放改革後的‘流動人口’）與‘國外’的移民看作是對一個事情，這樣的觀察／視覺相對有趣。
﹣以往我總覺得珠三角是漁米之鄉，應該是富蔗地方。但以孔的說法，珠三角地少人多，耕地不夠，種植經濟作物、出外打短工、農家兼手工業等是長期的經濟策略，也算是豐富了我的認識吧。
﹣透過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多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接納大量中國移民地方的歴史，包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新加坡、印尼、泰國、澳洲等，這是始料未及的。作者以不同地方類型作分類，如殖民地（印尼、菲律賓、海峽殖民地、澳洲），北美、中美洲等，再以不同時間段來闡述相關歴史。每個地方可能不會說十分詳細，但把幾百年的歴史也是清晰的描繪出來了，功力深厚！
﹣在多個國家當中，印尼的狀況比較難理解，這與我對該國認識太少有關，而且在感情上也沒甚麼聯繫。反而馬來亞因去過檳城、吉隆坡等，有點感覺。
﹣之前讀雷競璇的《遠在古巴》，提到他父輩在古巴的辛酸史，讀後想更了解相關的故事。可惜這書針對中南美洲談得不多，主要只談美加。民國時代有個官員好像叫陳守仁，也是中美洲華僑後裔，後來回國投身革命，讀他的書時才知道原來有華人去中美洲打工／移民。
﹣關於清朝以血統來認定海外華僑擁有中國藉，並因此帶來到現在的爭端，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視角。從少就接受了’華僑‘一概念，其實沒有想過當中的拉扯，政府（不論哪一屆）中間的利益與意識型態，對移民者來說所謂’故鄉‘為何物等。而海外數千萬的中國華僑，又是否中國僅有的情況？
﹣書中談民國年代的華僑‘策略’，只談國民黨的；49年後也談一點但總覺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應更為複雜；90年代香港大量移民美加澳紐背後的政治因素不大談等...... 是有點懷疑是否沒有把全文翻譯出來，有機會要找英文本看一看。
﹣書中多番談到香港在這移民史中的重要位置。由1842年殖民地建立，到90年代尾的移民潮，就算今天香港還是有不少專做大陸人生意的移民公司...... 這當中也算是另一個鮮為人知的香港故事吧。我們家就有人移民澳洲，太太家的親戚不少在美加，這一代估計還有人要出國...... 這一段歴史還在撰寫。如果把國內移民與國際移民拼在一起看，這故事則更為‘有趣‘。
﹣曾經想過，孔在書中比較沒有去談這樣的遷移的政治經濟結構／因素，不過這段歴史本身就夠龐雜，這樣的要求或許有點太多了吧。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六)：译者李明欢教授访谈：昔日华侨今日农民工都曾是“他者”
美国著名汉学家、畅销历史书《叫魂》作者孔飞力于2016年2月11日逝世，引发国内学界、读书界对他的追思热潮。日前，孔飞力生前最后一部专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被誉为孔飞力教授研究中国海外华人史的全景式著作。该书中文版首发式于3月12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
“孔飞力与海外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也同期举行。国际著名华人移民问题研究权威、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教授，来自厦门大学的译者李明欢教授，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春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宏，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等来自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的近30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孔飞力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也是继费正清以来，欧美汉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著作包括《叫魂——1798妖术大恐慌》、《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书，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笔者以羊城晚报记者身份专访该书译者李明欢教授。
潜移默化：实证而批判，做让人读得懂的研究
羊城晚报：作为译者，您是如何参与到《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这本书的翻译中的？
李明欢：孔飞力先生的名气很大，所以他这本书一出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把版权给买下了。他们先是找了一位英文很好的人去翻译，但是很快译不下去了。我想，翻译到一定程度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
2014年的时候，王保顶编辑跟我联系，请我翻译这本书。那时我刚刚退休，比较有时间，也出于对孔教授的尊敬，就接受了。但我知道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辛苦，尤其是翻译大学者的著作，要对得起原著，更难。
接了翻译任务后，我马上按以往联系的方式，发邮件跟孔飞力教授联系，但他没回。后来我又通过与孔飞力先生相交半个多世纪的好友王赓武先生联系，但也一直未成功。最后听说孔先生重病后把原来的房子都清卖了，住到养老院去了。
我很尊敬孔先生，很希望能够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但很遗憾还是没有赶上。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悼念孔先生的文章，其中说孔先生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即《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敌人》，《叫魂》，还有《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许多学者都不知道孔先生还有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孔先生一直认为应当强调一种观念，中国的大历史观必须包括海外华人的历史，应当关注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影响，关注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羊城晚报：孔先生在学术道路上是如何给您支持和帮助的？
李明欢：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海外华人问题。记得第一次接到孔教授发给我的邮件时，我非常意外，因为当时我还很年轻，无法想象这样世界知名的学者，会很客气地向一位年轻人了解一些问题，很感动。
后来他请我到哈佛去，那是1998年。我去哈佛之前，提前一个星期先到了纽约的唐人街，跟那里的福建人（其中好些是还没有拿到合法身份的无证移民），跟这样一批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人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福建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影响很大。我通过种种路径找到了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在他们放工回来后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偷渡的故事，讲在美国如何生存的经历。我印象很深，从纽约华尔街步行到唐人街只需半个多小时，但却完全是两个天地。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西装革履。而住在唐人街的非法移民没日没夜工作,住处更是简陋得难以想象。我受到了福建移民们的热情接待，他们当我是朋友，我理解他们，我也是真心诚意地听他们倾诉自己的故事。
离开纽约唐人街之后我就去了哈佛见孔教授。他觉得作为一个学者，能深入到最底层亲身体验，扎扎实实做调查，是不容易的。我虽然只是和唐人街的福建人相处一星期，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交了许多朋友，这因此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一周的收获来自多年的积累。
当时孔教授跟我说，我们在这里这么多年，一直想进入这个群体却未能如愿。你来这里待一个星期，所知道的比我们几年的了解还多。他邀请我在哈佛做公开演讲，并亲自为我主持讲座。孔教授还特地请我到他家中，长时间交流。孔教授鼓励我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做扎扎实实的、让人能够读得懂、看得懂的研究。我在与孔教授的交流中，还能够体会到他重视对现实的关怀。所以我的研究中很强调的一点，为什么有这么多福建人到美国来？最主要当然是美国有这个需求，是移入国有这个空间让他们去生存、去发展。
在交流当中孔教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可能也对我有影响。美国占有了那么多的资源、空间，资本为了牟取更高利益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对于外国移民，你不能既需要他们又打压他们。这是政策上的自身矛盾，不能把这些都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在潜移默化当中我受到了孔飞力治学态度、理念及批判精神的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
学术脉络：华人海外迁移是中国历史的延伸
羊城晚报：这本书侧重研究海外华人，这在孔飞力先生的学术脉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李明欢：孔教授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这个时候也正是中国人大步走向海外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走向海外出现一个高潮。孔教授在研究清代史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代的海禁政策。研究中国史的人往往不关注海外移民，大多只关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事情。但是孔教授认为海外移民是中国历史的延伸。（中国历史）不能够只到东南沿海就终止了，实际上中国历史还在往外发展。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出国”这么清晰的概念。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当地人叫做下南洋，而不是说出国。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延伸，是去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存空间。
福建人、广东人大多自身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先辈是从中原地区一步步南迁下来，来到了海边。但是，大海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国界，而是进一步发展的屏障。他们要突破这个屏障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孔教授将中国人下南洋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延伸。这些人把本土的文化、家族关系、血缘纽带，宗教信仰、把他们在家乡祭拜的神灵都带到南洋去了。他们认为自己还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是中国人。
“我还是汉人，还是中国人。”所以海外会形成唐人街。中国的今天与历代人口流动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天的版图变化是随着人口流动而一步步形成的。
孔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人的海外迁移问题，开始将人口迁移融入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一个大历史观。这也是我们做史学研究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羊城晚报：您个人长期从事海外的华人研究，那么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您如何评价这本著作？
李明欢：我在译后记里对孔教授这本书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我觉得他这本书的整个写作方式、研究方法和《叫魂》正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叫魂》的特点是以小见大，通过挖掘原始档案，梳理蛛丝马迹去重构历史事件，进而解读封建王权统治机器，社会民众心理及影响等等。但现在这本书则不同，它不是去发掘一手的档案资料，而是在宏观历史观之下去利用前人已经使用过的资料，梳理其他学者的评论，把碎片式的东西归总到一个宏大的主题之下。这个宏大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大历史，就是你不能够只是关注中国“本土”的发展历程。当然，这个本土是加引号的。中国“本土”是哪里？在每个朝代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先生在这个大历史观之下把别人的资料重新梳理以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路径恰恰显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大家、国际一流学者的能力。
现实关怀：昔日华侨今日农民工都曾是“他者”
羊城晚报：孔飞力先生及其老师史华慈在治学中均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这本著作中是否也有体现？
李明欢：对，他关注在中国整个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人们怎么去看海外华人，从最高政权到普通民众，从海外华人的祖籍国到他们的移入国。而且，时至今日，国际移民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不可改变的一个大的潮流。当今世界跨国流动的人口，从绝对数量来讲，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流动已经成为当今民众生活的一种常态。
那么，如此大量人口的跨境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会对祖籍国及移入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人们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曾几何时，欧洲还是一片太平盛世，但现在被一个难民问题冲击得一塌糊涂。这种事情在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他者”的问题。移民与当地人之间互为“他者”。我想这就是他这本书今天的意义之一。
这个他者——当地人看华人是他者，华人看当地人也是他者。在今天的世界，这种他者的冲突时时发生。又比如近期涌入欧洲的难民，也被大多数欧洲人看成是他者，这里所表现的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一种族群意识。就中国国内来讲，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农民工进城不是也曾被当成他者吗？所以，这都是孔飞力研究的现实深刻之处。
羊城晚报：今年2月孔教授去世的新闻无论在学界、传媒，甚至公众领域都成为一时热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明欢：我觉得他最大的影响是《叫魂》那本书。《叫魂》里讲了一个盛世危言的故事。乾隆时社会一片繁荣景象，可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却引起从最高皇帝，到底层平民百姓上上下下的大恐慌？孔飞力借此解读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他探讨了历史上怎么去压制这个事件，为什么要去压制这个事件？
我有一次见到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叫魂》这一本学术著作会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说因为你讲得好，因为你引导大家去深刻解读了历史。就像现在，但凡比较有影响的电视剧，都能引人深思。《潜伏》，大家看到的是今天职场的竞争；《琅琊榜》，大家看到的是已经远去的忠义。民间是不会关注纯学术研究的，更多关注的是身边的事。
不过，现在我们的影视剧中出现了大量的清宫戏，让人对清宫产生了一种想象。这就使得人们想去知道清朝的一些真实情况，这种影响还是蛮大的，倒不一定是人们真正想去探究一些历史专业问题。两者还不太一样。
羊城晚报：孔教授对西方中国史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有何借鉴或者启示？
李明欢：实际上这也是以他者的眼光看中国，他有不同的角度、视野。西方学者有不一样的学术传统，当然个体的努力也很重要。北京的中国档案馆开放以后孔教授是第一批进来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认真阅读档案。现在的学术界整体比较浮躁，虽然也有人在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事，但好些人是被指挥棒指挥得东摇西晃的。学术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断地追赶新的时尚议题，而缺乏一种扎扎实实的、在自己既定的学术道路上认真走下去的精神。当然，国外学者也有国外学者的问题。但是，像孔教授这样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一直被中外学者所称道。孔飞力先生一生几乎是十年一书，文章也不多。但他每一本书都在史学界具有标杆性的意义。这就是大师的价值！
当然，我始终认为，中外学者各有所长，很多问题大家都是平等交流的。中国学者现在已有更多机会能与国外的学者交流和对话。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长处，外国学者有外国学者的长处。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不亚于外国最优秀的学者，外国最差劲的学者跟中国最差劲的学者是一样的。
（本文首刊《羊城晚报》，而后授权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资讯”发布）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七)：学术著作or 通识教科书？
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强，跨国人员往来的数量、密切程度不断增多、加深的现实作用下，在历史学术上的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催热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就学术圈的参与度来看，本身仅是属于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侨乡密集的省份的专利（中山、厦大、暨大等），现在拓展到了全国，不少院校都开展华人华侨的研究。国外来看，华人主要移民地的北美、东南亚，也自然成为了华人华侨研究的热土。
孔飞力也想赶上这股潮流，上世纪末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产生丰硕学术成果之后，转而对华人移民史的研究。这本书也是比较新的学术成果，随着孔教授的去世，他本人关于华人华侨的研究也会随之画上休止符，本书也会成为绝唱。
就这本书内容而言，从作者的前言就能看到，这是一本宏达叙事性的著作，想将华人海外移民的五百多年历史一网打尽（1567--20世纪末）。以不到40万字的篇幅做到这一目标，毫无疑问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但也能预料到这样的写作只能是浮光掠影。
本书从结构上看还是非常清晰的，以空间和时间双重线索对华人500年的移民史做出概览。空间上主要是东南亚、欧洲、北美、澳新。当然还是东南亚的篇幅更大，这也是和东南亚作为华人移民数量的绝对基数和历史影响而来的。在这个区域划分基础之上，还更加细化到每个国家进行分析，让读者能够比较清晰看到东南亚不同国家华人的不同命运，以及一些影响因素。
通读本书，作为一个国人而看，有多少内容是自己非常不熟悉的呢？恐怕很少。沿海的方言群也是构成海外华人的五大民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算陌生，当然对于西方研究者来说，五大族群以及东南沿海这些移民先驱的特征，也就是“通道--小生境”模式，就被看做是一种异于东南亚土著和北美其他不同族裔生存方式，进而研究者对此进行概念提升。但是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基于“文化”来阐释的。要说到本书最为明显的贡献，当然是提供了很多少为人知的细节，这也是基于全书所引用的资料多为二手资料，即都是学术著作的引用，而非原始史料。这种做法常常会引来“史学原教旨主义者”（只赞成历史学著作中的引用、结论都是基于一手原始资料的学者）的严厉批评。因此本书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本通识教材——为不熟悉中国海外移民历史的外国学者（学生）的一本通识教科书。
就中国移民史和本书内容来看，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内容，甚至是孔教授在回避讨论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近代移民的主体是浙闽粤三省的人群，忽略其他但是在讲到德兰士瓦的金矿上的华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P114），广东移民群体数量较少。但是对这一异于闽粤的不同地域的群体缺乏讨论，他们有怎么的特征，尤其是异于浙闽粤五大群体的？与其他土著和五大群体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即便是浙江移民也仅讨论现代的温州移民。
对于东南亚的移民情况的分析来看，仅在于讨论华人--土著--西方殖民者三者间的关系，就中南半岛的情况，缺乏对穆斯林群体（非马来人）的情况分析，因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半岛之间的商贸联系也是前近代的一个热点，中国云南的回族和中南半岛的穆斯林群体也在中国--东南亚贸易产生重要影响，海外华人和这类群体的历史和影响当然不容忽视，尽管学界对此的讨论很少。同时也缺乏对于印度移民（主要是泰米尔人）的分析，他们如何与土著、华人、殖民者互动？从地域上看，东南亚地区也缺少对于缅甸、柬埔寨、老挝的讨论（尤其是缅甸，基本是空白），太过于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情况，感觉太想呈现印尼、菲律宾与泰国、马来西亚不同的华人政策与华人不同命运，这种过于明显的目的论色彩就难以保证绝对的客观。
此外一个永远没有被作者忽视（反倒在强调）的变量——华人移民的数量，隐含的变量还有移民人口的性别特征、年龄结构等。本书一直强调移民的性别特征反映华人不同时期的职业特征和阶层状况。人口基数一定程度上影响华人不同命运，作者在此尤其强调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不同结局。现在全世界的移民结构和数量（延伸到移民在移入国所占的比例）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突出的就是亚非难民在欧洲），因此我更认为华人移民更应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来审视更加合理，不能仅仅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
全书的结尾处，也有点遗憾，因为作者是以“特区”结尾的，又说这是“通商口岸”的现代版，追溯到历史的源泉，这是历史学家天然的敏感，事件现象总要追溯其历史，并且追溯的历史事实一定不能太小。但显然近十几年来看，中国沿海的社会经济特征“现代性”显然是更强的，不能简单的以历史上的口岸、移民来加以延展，从第八章作者提到新移民的特征也曾有暗示，但却难以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考察。从这个方向来说，孔飞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也没有超越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