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经典读后感10篇
《革命》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0元，页数：26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读后感(一)：从领袖关系视角看中苏关系史
在国际形势风云际变的二十世纪里，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和革命盛行的亚洲，任何一股政治力量想重塑国家，都不得不受到当时国际时局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列强利益纵横交错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并不是孤立的革命。
但是不应忽略的是，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强人体制下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
这不是过分强调领袖个人对于历史的影响，而是对以往强调利益分析的补充，历史毕竟是一群人的过去，人大多时候是理性的，但总在某些时候掺杂些感性，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吊诡而又不失真实。
《革命》读后感(二)：命，哥
“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杨奎松的《革命》必须是好书：光是看其总序已认人兴奋不已、胡思乱想、胡言乱语。力荐“有闲者”阅读本人部分引摘的《<革命>总序：直面中国的革命》，“再有闲者”可百度查阅总序全文，“更有闲者”可通览《革命》四缉。如果您是“更更有闲者”，靠，那你也太闲了吧，哥表示很是羡慕、嫉妒、狠！
以上为“胡思乱想”，可信可不信；
以下为“胡言乱语”，不可不信。
显然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比民国时期的少。但真要与民国比起来，在这么一个《娱乐至死》的《小时代》，还有多少个储安平呢？
……
唉，想太多了！一个社会自有一个社会存在的道理,一个时代自会被另一个时代的大势所破，这都是天命！“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题外话：我这么一个不入流的2B青年写的下流文字，你竟看到最后！想来你也是个非主流！！唉，你我注定很快要被这个“娱乐致死”的社会所淘汰，或者已经被淘汰！！！）
注：以上文字引至http://user.qzone.qq.com/441764830/infocenter#!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74599571
《革命》读后感(三)：革命四书：集党史研究之大成
y 韩戍
考订史实与寻求逻辑，代表了史学研究中“求真”与“求解”两种路径。在近代史研究中，史实纷繁复杂，资料卷帙浩繁，真相扑朔迷离，即使皓首穷经，两条路径能完成其一已属不易。杨奎松的“革命四书”，无论哪一部，都可见到集“求真”和“求解”两种史学路径于一体的特征。他能够求真，是因为他当年曾下苦功夫，抄有上千万字的卡片记录；因为他较早地接触到官方内部档案，且具备敏锐的挖掘、利用意识。他能够求解，是因为他本身命途多舛，既当过“革命”工人又进过“革命”牢狱。笃信革命后经历的革命热情幻灭，促使其较一般人更有探索革命内在机制的动力；后革命时代中丰富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使其在研究革命、理解革命的“史识”方面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
这种卓越史识，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杨奎松从不以一种阴谋论的角度理解历史，亦从不以后来者的角度妄自苛责古人。其反面如前者，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存在着一种阴谋论式的理解，将历史事件化约为各种个人意志、花边新闻、权谋诡计、宫廷内斗，历史教训被误读为厚黑学式的人生经验；如后者，以所谓革命或改良孰对孰错之类的假命题，苛责前人误入歧途，将中国引向革命和激进。杨奎松的“革命四书”，尽管所涉及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却无时无刻不对历史人物持一种理解之同情，他认为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和大时代中的革命大众，尽管对内外现状的认识不同，实施手段相异，却都是在真诚地为中国谋求出路。又如“革命四书”的总前言中对革命的理解：“专制与反抗，同样暴力，同样血腥，同样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两害相权，孰能证明哪种破坏更大，为害更深？何况，当局者的感受又如何能够达到旁观者希望的水平？”因为史识的卓越，杨奎松“革命四书”中最早的一本虽然已经出版二十年，但在近些年新资料、新成果迭出的情况下，仍很少有过时之感，还是常读常新。
《革命》读后感(四)：杨奎松专访：蒋介石决策错误，导致迅速溃败
这4卷本的写作跨度虽长，但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革命。此次，杨奎松对旧作精心校订，并撰写新序，从不同的侧重点切入，由宏观到细节，勾勒出“革命”这个席卷了20世纪中国并影响至今的重要历史进程。
谈中国革命：外因起决定性作用
信息时报：这4卷本之前都独立出版过，但这次用了“革命”这个大题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革命”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
杨奎松：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只不过，当我大学毕业后，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反思、在检讨了，想弄清楚它的具体经过，为何会发生，又为何会走上这条路径，而不是在考虑革命的影响问题了。
信息时报：这4本书的写作相隔时间很长，其间您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信息时报：从这个脉络能看出，您非常重视国际关系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这是否决定性的？
杨奎松：决定性这个词要看你怎么用，用在什么问题上，什么时间段上。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的序里讲得很清楚，当两个鸡蛋都有孵出小鸡的条件时，离外部热源的远近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离热源近的，很容易孵出小鸡；离热源远的，就很难孵。就此而言，外因当然就是决定性的了。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即应如此看。
信息时报：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理解革命的，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信息时报：您是否认同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告别革命”？
杨奎松：我认为近现代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告别革命”更多的只是表明我们后人的一种愿望，历史本身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条件。当然，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再发生革命，从这个意义上希望中国从此能够告别革命，我赞同。
谈国民党溃败：输在蒋介石错误决策
信息时报：但您也强调把国民党党部和其行政机构分开，我也感到，国民政府更像技术官僚机构，意识形态较淡（如政学系），而党部中不乏激进者。为什么？
杨奎松：关键在国民党原本是个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变得更加激进，党员中很多人在政治主张上接近于共产党。国共破裂后，国民党地方组织一度仍十分活跃，革命口号铺天盖地，保持着广州时期的特色。但是，南京中央政府建立起来后，蒋越来越多地倚重军人和行政官员，为使中央政府与国际接轨，包括为确保政府的现代化水准，蒋除了全盘接受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外，还逐渐引进了大批政治、经济、技术专家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高官。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的专业性质，党部在这方面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还会因为其革命处处与这些行政官僚作对，结果亦可想而知。
信息时报：其实蒋也重视党的组织和结构，对国民党进行过多次改造。但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始终很低下，这和派系斗争有多大关系？
信息时报：国民政府为何在抗战后迅速溃败，您现在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吗？
谈党史研究：一定要会讲故事
杨奎松：我说过，我们研究的这些历史距离今天太近，因此受政治影响甚至阻碍是不可避免的。但经验也告诉我们，随着时间不断后移，距离远些的历史研究起来的空间就会大许多。这是就发文章、出书而言。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档案。我们的档案法规定，档案开放需要30年，过了30年的档案才有开放的可能。但同时，档案主管单位还有许多不开放档案的类别限制，这些限制使即使到了开放档案的时间，许多档案也还是不开放。现当代历史研究目前最大的困难还在档案的开放程度。因为档案开放有限，因此，研究者有很多问题研究不了。
信息时报：但您总能在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如何搜集的？
杨奎松：早年是靠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可以读到很多在外单位工作读不到的档案史料，后来主要是靠扩大研究范围，到海外去查档找档。这些年主要是往地方上去。研究历史的人，最主要的功夫就是发掘史料，因此，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应该是所有新出版的历史研究论文或研究著作的特色，不应该只是我的特色。
信息时报：您十分注重运用第一手史料，当然，您的书背后也是有大观念的，只不过很少直接表达。那么抽象的观念和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占什么样的位置，学者该如何运用？
杨奎松：还原历史的基本条件在于掌握到足够充分的史料。我们总说，历史研究就像拼图，你的资料欠缺太多，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图画就拼不出来。当然，还原历史只是大致上的近似而已，我们不可能把历史的所有方面、所有细节、所有过程，统统还原出来。那样的历史，读者也不要看，太过繁琐，漫无头绪。因此，理论、观念的运用是必须的。只有当一个历史学者很好地运用了理论思维的时候，他才能够成功处理浩繁的史料，把它们中最精华的片断摘编出来，依照一定的研究目的把他想要展示的特定的历史画面展示出来。
但我不赞成抽象地搬用西方抽象的理论概念，尤其硬译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专业词汇，来组织自己的文章。我的意见，写中国的历史，一定要深入浅出，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读者一目了然。作者个人的观点，最好不要写出来，以免过度影响读者读史后的自我分析判断。
信息时报：但故事讲得好的作者未必尊重历史事实，您曾撰文批评叶永烈、金一南等人，但他们的书依然卖得很好。你是否感到某种悲哀？
杨奎松：没什么好悲哀的。《三国演义》从来都比《三国志》卖得好，这是必然的。但真正读史的人不会把《三国演义》当成历史书来读，这也是一个常识。我去批评他们，也是有特定的原因的。
信息时报：以后会对旧作做修改吗，会着重于哪些方面？
杨奎松：任何学术性研究，都有一个需要随时间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历史研究尤其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借助的是史料，史料的发现，特别是历史档案的开放，是有很强的时间性的。只要有新的史料发现，我们就希望能够对旧作进行补充或修订。只是，这样做的可能性甚小。因为没有哪家出版社会愿意总出旧书的修订版，而读者也不希望一版一版地跟着买旧书。因此，修订过的书通常不会再做大幅修订了。没有修订过的书有时间、有条件时，或许还会修订。
（刊于2012年8月19日《信息时报·悦读纪》，本人采写。）
《革命》读后感(五)：《西安事变新探》有感
11月8日
算起来，杨奎松先生的《西安事变新探》，我已经读三次了。每次都会尝试着写点读后感受。这次自然也不能免。大概还是这本书常读常新，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的原因吧。
这次读后的感受有：
一、中央红军会在陕北落脚，看似偶然，因为刚好得知刘志丹有支军队在那里。其实也是必然。因为北上是毛一贯主张的政策，而只要坚持北上，是不难发现和知道陕北的这支红军的。这支军队，从来的特点就是打到某一处，就四处搜寻报纸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信息。既然有这样的特点，发现刘志丹这支军队，就毫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只有孤注一掷，武力抓蒋，希望通过胁迫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这样，西安事变发生了。
《革命》读后感(六)：鸡子是如何孵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