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读后感10篇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一本由[美] 罗威廉 / William T. Rowe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一)：《哈佛中国史6：大清》：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清朝

　　《哈佛中国史6：大清》：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清朝

　　六卷本的哈佛中华帝国史，终结在 “清朝”一卷。与前述各卷相比，“清朝”一卷的特点是它的框架更加开放，容纳了最新的清史研究观点，对清朝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述，都提出了相异的看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因素，我想历史研究中有一种不能忽略的势利化的眼光，就是对历史的考究，往往要对位于当代时刻里的国家位置与价值。最典型的是，前苏联垮台了，当年这个庞大帝国所取得的慑服人心的恢弘业绩也被一笔抹杀去了，这使得二十世纪的历史像是抽空了一块桥块，无论如何难以给人一种稳重的踏实感。而现在俄罗斯正在弥合这种前苏联脱空之后留下的叙述的盲点，意图重新填补起俄罗斯历史中不能忽略的“苏联时间”的应有铺陈。从个人的经验来看，同样可以证明，一个家族的历史往往受到后代中的闻人影响而决定前辈的价值，一部《红楼梦》竟然开创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曹学”，曹氏宗亲的祖先前辈的蛛丝马迹都成了一个单支家族的研究宝藏。

　　清朝积蓄了什么样的能量？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我们中国人会觉得不舒服，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今天能够暗自窃喜的一个幸事。这就是在本卷的“导言”中作者所说的“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

　　这一观点在文内还有进一步的引申，作者不惜重复道：“在清朝的前150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P64）

　　作者指出我们的中国史家，是得了好处还卖乖，“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写作于20世纪10年代晚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将清代中国描写为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日益炽盛之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P64）但是作者进一步指出，“此种刻画所掩饰的是，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包括莫卧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等。”（P64）也就是说，你大清帝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充塞着“落后了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但是，你也有当年的气盛之时啊，你同样是四处开疆拓土，只是你后来不行了，而不行的帝国，还多的很呢。你总不能整天叽叽歪歪的吧。所以，作者对应于后面这些论述，在导言开篇有一段总结性的发言，充分肯定了清朝不仅把明代不曾拥有过的领土纳入了中华帝国范畴，同时将中国人的内涵扩大到“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落、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

　　富有意味的是，那套远比哈佛中国史出道早且影响更大的“剑桥史”的主编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现在看来，费正清作为哈佛大学的学者支撑了剑桥史，而现在哈佛出版的这套中国史，却对源自于费正清的剑桥史观，提出了多处质疑。这套哈佛史认为，是费正清把清代史分成了两部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节点，将大清史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而作者认为这一分期，背后潜隐着“欧洲中心观”的内在诉求，因为1840年正是外来势力对大清中国的介入，才使得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阶段。这一历史分期，在作者的叙述中，认为是影响到了“中国史家”的认同。鸦片战争作为清朝的一个历史分割点，究竟出身谁手，可以讨论，但哈佛大清史里，却反复主张，远有比鸦片战争更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的节点，比如在论及甲午战争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更甚于通常被赋予此意义的鸦片战争。”（P207）。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一直减弱由英国主导的鸦片战争的转折点意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但也同时会让中国的近代史开演的屈辱一幕失去最初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作为大清帝国前后截然分明的转折点，还是基本合理的。中西接触不仅仅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但是鸦片战争就像积重难返的创伤终于爆发了出来，如果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在乾隆时代的马戛尔尼访华直到嘉庆的阿美尔德访华的两次重要的西方对中华帝国的试探来看出西方列强已经不断对东方帝国的硬度作出测试了，而这种测试结果，已经由鸦片战争得出明显的中华帝国黔驴技穷的结论了，之后西方列强以及挟列强余威的日本便可以借着鸦片战争的巨大伤痕而可以在中华帝国的脆弱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面前为所欲为了。（P207）。

　　书中对费正清体系的很多观点都提出了质疑，比如费正清提出的晚期中国的“朝贡贸易”理论体系影响甚广，而这本哈佛史同样指出这个论点后面潜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因为朝贡贸易预设了“中国顽固地鄙视自由贸易与利益动机”，“最隐含恶意的是，如同费正清此书标题所指出的，这种停滞与僵固的文化不仅存在清代，更包含整个‘传统中国’。”作为认为“朝贡贸易模式未必是错的，但确实被过度放大。”（P121）。

　　作者之所以在“大清”卷里采取一种开放的格局，是作者清醒地明白，“清代‘循环’也许要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领或甚至1949年的共产党解放才真正地结束。”（P258）作者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作者对中华帝国的分裂与统一的循环有一个鸟瞰式的分析，认为“这种循环中的政治分裂的时期通常处于两个兴起的‘帝国’之间（如汉唐之间的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五代）。”其实作者想说的是，清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完整的统一国度之间的年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不具备实际效力的中央政治体立刻起来控制大局”，清代并非终结在辛亥革命的1911年，而之后的年代一直属于“后清代”时期，这样的审视能够看清楚清代这一最后的中华帝国的遗产远比它终结的时代要绵延与丰富，而这种丰富性，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会不断地填充进更多内容。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走向，也在决定着对清代历史的重新打量与惦量，这正是我们觉得作者在书中不断更改着对清史定性的原因所在。

　　综述：

　　六卷本哈佛史一路读来，颇有收益，大体能够对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变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喜欢帝王将相历史故事，自然要大失所望，但这些历史人物的舞台却搭置得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辅以其它的历史书，将人物放入到作者搭建的平台上，便能够更好地看清，是谁在主宰着中国的沉浮，实际上，恰恰有一个比个人的力量更为宏大的驱动力，在驱使着中国按照起伏的套路完成着一段段进程，相对而言，个人对历史的掌控力与操纵力，可能的确被我们无限夸大了。

　　这套书的前三部，由同一名作者撰写，他所瞄准的时代，是秦汉、南北朝与唐朝，作者注重从地理的流变来展现中国政治重心不断向南倾斜的现实，探讨了中华帝国体制的建立与深化过程，将深刻影响到帝王权力的世家大族置于一个重要的角度予以抒写，而世家大族衰败到了唐末已经彻底式微，到了宋代则以文官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在之后的帝制生涯中推动皇权的力量进一步向上跃迁。作者所著的中国前史三部曲相互颇有照应，体例也较为一致，叙述合规中距，没有引进更多的学术的争议，来试图推翻既有的中华历史论定。

　　第四部宋代史卷，是六部历史书中对中华帝国史溢美之词最多的地方，在全套书中风格颇为特异，并进而几乎把宋代上升到中国历史上最为美好的时代，而实际上，我们在对宋代的社会文化的综合考量中并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这份“文艺复兴”的印象。

　　第五部元与明卷，作者正是本套历史的主编，叙述有一点别出心裁，剑走偏锋，多少引入了西方历史中的“气象影响论”的观念，用气候的变化来说明王朝的更替。这一部分其实需要更多的科技考古的介入，作者从文献上作出这种尝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至少能够开阔中国史研究的视野。

　　第六部清朝卷，是全书中引述观点最为新颖的一部，作者不断地在书中通过各种论点的引述，并且提交出自己的可行性判断，来尽力贴近对清史的最新世界级认知水平。而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西方历史学研究与中国的历史学在这一时期的理念交锋中，是更多一些“同”而少一些“异”，这一点是足够我们中国历史学界宽慰的。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二)：对此书打四颗星的理由

　　引子：哈佛中国史（尽管打着哈佛的旗号，只不过由哈佛出版而已）全套6册，其中前五册由大陆学者翻译，第六册则由台湾学者翻译。或许正是这个差异，导致像我一样的简体读者感到“还可以进步”，抛砖引玉，以饷看官

　　1、整体上，前5章翻译要比后5章逊色。本人在看书时喜欢用纸片记录一些想法，这次记的主要是翻译的瑕疵问题，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全书共粗略记录22处，其中前5章18处，后5章4处。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前提，前5章中除介绍史实外，以大量篇幅分析问题，如第2、4、5章，无可避免地要比纯叙事复杂，翻译处理起来也肯定更为困难。

　　2、翻译的一些瑕疵。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某些用于在湾湾和大陆之间有差异。如第36页第3段“地土精英”（我一直没猜出来应该是什么）、“摊丁入地”（或许应该说“摊丁入亩”）。如前5章经常可遇到的“管道”一词，结合上下文阅读时可直接替换为“渠道”。又如第191页第1段“不在地地主”，可直说“不在地主”。二是某些句子细节处理不好。如第73页第1行的问号，第91页第2段后半部分、第3段中多处的问号，显然可以直接用逗号或句号。如第85页第3段第1句话“开垦土地的驱动力基本上来自私部门”，这里的“私部门”便无法理解。三是太像歪果仁的话了（专业说法叫翻译的痕迹过于明显）。我们知道，外语特别是英语喜欢用从句，在翻译时必须将这些从句根据逻辑予以分解，而前5章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导致句子过长，过于拗口。同时，前5章有些句子纯属照着原文直译，非常不易理解。如第47页第3段首句“然而清政府也理解，人口中有很大且持续增长的一部分人不被预期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第114页第2段尾句“北京、苏州、广州、南京与武昌在清朝时的城市规模可能不如在宋朝时的大，然真正的都市化在别处发生”。

　　3、文字编辑的一些细节。这里简直是虐死强迫症的节奏，如第209页第2段“入江昭”未如其他人名一样说明身份及备注英文原文。又如第278页第7章注[34]在“河南”和“和”之间多出一个空格。在注释中有些著作注明“第3页”而有些则直接写“p.3”。

　　4、关于一些个人的想法。此书从歪果仁的角度讲述了大清帝国的创建、全盛和衰败，有些观点很独到。但个人感觉也缺少了一些期待的细节，举两个个人关注的：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及清政府割地赔款史实，捻军活动影响等。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三)：清朝的“内亚转向”与“海洋转向”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碎片化了。断代与断代、领域与领域之间，沟壑纵横。上世纪夏曾佑、钱穆、吕思勉等学者，还能在通读乙部要籍后，以一己之力纂写通史。如今即便是写比较全面的断代史，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新材料和新观念不断涌现、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研究者只好各自为政。清史学界内部，更是直接分裂为汉文派和满文派，学术分歧加上政治影射，至今聚讼不休。

　　专业化、精细化确实带来了史学进步，费正清（J.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套丛书所遵循的，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留下的工作方法：每个学者都只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腋成裘，集几十人之力完成一部通史。这种写法，如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却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回归“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自2009年开始出版的这套丛书，每卷都只有一位作者，其中陆威仪（M. D. Lewis）一人，更好包揽了秦汉、南北朝、唐朝三卷。

　　遗憾的是，就罗威廉（W. T. Rowe）执笔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而言，这一“复古”并不太让人满意。虽然作者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那样的杰作，但地方史毕竟材料集中，容易驾驭。而此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读最近半个世纪海外清史研究的大综述，缺乏作者进一步的提炼。另外，罗氏对于新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充分，比如第十章“革命”介绍了鲁迅弃医从文的著名故事后，却没有引用王德威等人的研究，指出那张中国间谍被砍头的幻灯片，很可能是出自虚构。

　　但罗威廉在书中，还是抓住了清史的几个最关键面向，首先当然是新清史学派所强调的“内亚转向”：女真人野蛮精悍之血的注入，导致了濮德培（Peter Purdue）所说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罗威廉则进一步指出，清朝的征服不是简单的军事扩张，另外“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中文的读写等等”，也被移植到边疆。这是仅实行“羁縻政策”的汉唐所未曾做到的。

　　其次，到了清中叶，中国可能“已经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其标志是资本扩张，城市化加速以及海外贸易兴起。罗氏狠批西方中心论道：“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宥与篇幅，罗威廉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但从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却可以看到：如果将目光移向东海，就可以看到清王朝在“内亚转向”之外，也发生了某种“海洋转向”；除了军队的西进之外，还有商船的纷纷出洋。

　　其实不论是“内亚转向”还是“海洋转向”，都是历史学家集中地看某一类材料的结果。新清史在美国兴起，就多少是拜辛亥革命所赐。因为在清帝逊位后，旗人生计无着，被迫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包括各类书籍。当时就读于哈佛研究院、正游学北京的柯立夫（Francis Cleaves）每天出入琉璃厂书肆，大量购买廉价的满蒙文书。二战结束时，他又意外从日军手里接收了一整个屋子的相关书籍。柯立夫回国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满文资料收藏，顿时跃居美洲第一。从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来看，今日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研究独树一帜，并不令人意外。

　　当时也有不少满文书通过东京文求堂等古书店，被辗转卖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等研究机构，以及内藤湖南、羽田亨、田村实造等学者手中。日本学者研究满文明明比美国学者早几十年，功力也要深厚得多，为什么没有诞生类似“新清史”那样的学派呢？一是日本学者素来有较好的汉文基础（虽然近年严重退化），不需要过度强调满文材料重要性，来剑走偏锋；二是日本本土还有更加独特的历史材料，即明清以来，在长崎等港口形成的各类“唐人风说书”。

　　松浦章所在的关西大学，就是日本海洋史研究的重镇，整理出版了大量中日交通史料，只是大部分还不为国人所知。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中，曾著录林鵞峰编的《华夷变态》，但此书在国内至今难寻。我曾在东京山本书店见到此书59年的铅字排印版，函套离析、书脊碎裂，却要价五万多日元，只能悻悻而去。除了这本名著外，松浦章在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号外船割符账》、《唐蛮货物帐》、《通航一览》、《长崎古今集览》等书——清朝中日贸易之活跃，远超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沿海地区，福建、浙江两省最热衷于出洋，主要是因为耕地稀少。明代人口大爆炸后，生存状况更趋严峻，为了对抗官方海禁，当地士绅、商人与日本海盗联合，组成跨国武装海商集团，被政府一律称为“倭寇”。清初为了打击台湾郑成功势力，颁布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并将沿海居民全部内迁。但仍然有福建李楚、杨奎等商人，不顾禁令出海。1684年台湾平定后，政府放松管制，颁布“展海令”，海外贸易更加活跃。

　　当时从宁波出发赴日本长崎，最快只需三四天，远比中国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交通要便利。由于成本高、风险大，清朝的海船经营，通常采取共同出资的“合伙”或“合股”办法。商人一旦入伙，都能根据股份，分到船舱里相应的空间，藉此将货物运到日本。至于他们自己，则没有必要亲自渡海，只需聘用行商代理即可。这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契约关系，在民间文书中被称为“倩”，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松浦章指出，乾隆至道光年间，唐船“由多数商人建造一艘船的初期状态，逐渐向货主与船主相分离的公司运营这样的经营模式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货主和船主，一个负责交易，一个负责运输，两者借助“牙行”，即中间商相互联系，彼此根本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牙行”除了做中介业务外，还兼营仓库、住宿，同时日本方面也有类似的“批发店”存在，可与之业务对接。信用体系的发达便利了融资，中国商人若资金不足，甚至还可以向日方借贷。在这种全新的跨国商业模式的组织下，海洋贸易摆脱了熟人关系的限制，将资本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模式，被当时人称为“公司”。松浦章在此做了精彩的考证，指出“公司”并不是与company对应的外来词，因为在十七世纪的清初公文中，已经出现了“公司货物”一词，所以“公司”这个词汇，“至少自清初以来，即已作为一种具有企业集团、企业组织含义的中国词汇被人们所使用。” 也就是说，即使不受近代西方的影响，前近代中国也可以独立发展出了公司组织。

　　但当时德川政权对于中日贸易，始终采取限制态度。1634年，日本规定中国船只只能进入长崎贸易；1689年，进一步限制每年中国船只的数量。1715年，德川幕府更是出台“海舶互市新例”，并一直延续到幕府末年，此法律规定：中国船只必须持有幕府颁给的“信牌”才能入港展开贸易，否则就勒令原船返航。“信牌”令人想起明代颁给日方的“勘合”，两者都是为了限制海外贸易。在此之后，唐船的出发地，逐渐被固定在以乍浦为中心的江浙地区。

　　鉴于一艘唐船货物的利润高达二十倍，所以无论官商、民商，都允许船员自带货物。除了伙长、总管、舵工以外，杉板工、香工、值库、押工等各个岗位的船员，都会不计一切，尽量携带货物以谋利，日方称之为“特别卖”。他们带去中药、丝织品和瓷器，换取硫磺、白银和海产品。今天中国人食用海参的传统，就是十八世纪日本的“俵物”涌入后才形成的。

　　从江户初期到幕府末期，总共有六千多艘中国商船进入日本。这些唐船的货主，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就有山西和徽州商人。十九世纪初，还有像刘景筠那样的杭州人，长期居住在长崎，搜集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运回国内，包括《群书治要》、《史记评林》、《佚存丛书》等。另外，中国经师所看重的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荻生徂徕《论语征》，也经过他的手输入。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文化学习者的日本，清朝时已经有能力反过来影响中国思想界了。

　　所以罗威廉才说，以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做法，是“隐含恶意”的，因为它无异是暗示，1840年前的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和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在中日航线上的发生故事，足以推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支持，早已超出了传统的朝贡体系，不待坚船利炮来打开国门。

　　自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大分流”理论以来，学者们已经普遍相信，18世纪清朝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欧洲要高。李伯重的实证研究，更是指出嘉庆末年松江府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素称富庶的荷兰齐平。离开了蓬勃的海外贸易，清朝内部的这一商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与欧洲血腥的海外扩张同时，中国移民也开始在东南亚扎根。虽然清政府对这些子民不闻不问，但辛亥前夕，化外之民们还是通过资助革命党的方式，让“中心”见识到了“边缘”的力量。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四)：最初的征服到最后的挣扎

　　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帝国时代，也是中华帝制的最后一个王朝，使得“大清帝国”相对于其它朝代更替，更具有特殊性。作为“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教授所撰写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在最新的清史研究基础之上，以“从15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为前提，讲述一个完整的“清史”。

　　清朝从“满人入关”开始，在随后漫长的300多年的统治中，“满洲人”这个种族是否逐渐被同化或是消失，还是被刻意守护一直存在于整个清朝中，是史学界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在书中采用的正是后一种叙述背景，将满族视为一个始终存在的并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以此为基础，种族意义在整个大清帝国的统治中具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最初的征服，似乎是“边疆民族的杂牌军”的突然崛起，他们带着鲜明的种族特征在征服着不同的民族后，又用不同的面貌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以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因为统治者所特意维护的民族特性，使整个清朝与中国历代前朝有着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他们选择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学习汉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民族性，比如八旗制度、男性子民的薙发留辫。

　　而这种民族性的刻意最终成了清帝国最终垮台的重要因素。当清政府开始忙着应对各种战败所带来的割地赔款时，各地的革命派正是利用并强化了这种民族性的宣传。反满主义及汉族民族主义之情绪成了引领革命风暴的必然条件。

　　过往没有那个朝代的叛乱如清末期这样频繁且影响广泛。各种危机在清末期接踵而来，使清政府疲为应对四处躲避。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败及赔款等打击之下摇摇欲坠，1900年的清朝并不是坐以待毙，在设法存活的情况下展现出令人吃惊的爆发力。清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新政，极力恢复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与有能力的行政单位。这是一个在清史上几乎被忽视的十年，然而其对之后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远比“百日维新”更为深远。

　　尽管史记作者都会尽量避免用个人感情去看待历史事件，然而从他们选择的史料却往往暴露出其个人隐藏的价值观。看外国人写中国史时，也就能从中一窥他者所持态度。比如在谈到清朝末期与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其定义为“落后挨打”，以被侵略为主描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于清政府的强行掳夺。在炮火中被强行轰开的国门，使得清帝国步伐被打乱。而在本书中对于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以“对外关系的恶化”为题，作为一个史料背景而存在。最后的革命篇章，涉及众多革命人物与事件，大都是简单的一笔带过，并无深掘其背后的复杂成因。在提到秋瑾时，仅将其描述为一个“从事相当多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年轻人’渲泻’的活动”之典型人物。

　　透过这些海外中国学家的眼，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观看历史的窗口。将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串联起海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微型的大清帝国之模型，并将其置身为我们眼前。使身处“房子里面的我们”也能从外部一览其全貌，这无疑使整个《哈佛中国史》成为一套很成功的作品。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五)：《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剑桥中国史和哈佛帝制中国史两套著作所论述的历史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剑桥中国史涵盖了中国的起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是从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展开叙述，直至大清帝国的灭亡，因此它避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驳杂而又多元的探讨，有利有弊，暂且搁置。另外，剑桥中国史著述的年代，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地位非比寻常，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囊括了最新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史学研究观点的调整，不仅是视野，很多情况下是叙述重心乃至结论的改变。更难能可贵的是，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对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比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进行了深刻自省，梳理总结了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不足。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坦言，中国研究的总量，几乎等同于一个欧洲。当然，这并非确切的说法。目前中国的疆域面积大略等同于欧洲各国的面积总和，而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处于时常变动的非均衡状态。有别的是，中国没有近代欧洲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认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文化也非基督教神学一统格局被打破后西欧各国的文化差异来得显著。但是这样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它至少暗示着，中国及海外中国研究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首先面临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难题，其次则是陌生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验，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以敏锐的感觉，促使其追问异域中的“无疑处”，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充分，容易以偏概全，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其实只是形成了自己的误解与偏见，而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则有着拨云见日的作用。发生在唐宋易代之间中国文化的内在转向被学界称为“唐宋变革论”，许多人以为，唐代女性比宋代女性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而南宋后，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而在《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写道，“唐代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妇女的一个‘黄金时代’，和强调守寡殉葬、三从四德以及将缠足作为新时尚的后世相比，唐代妇女更加自主且更有权力。然而，这个结论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女性商品市场是唐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显著部分，并且以纳妾的形式将这个市场转移到家庭之中。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妇女地位下降进程的一部分。”又如罗威廉在《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对孙中山神话形成的阐释。晚清民国时期积极推动“革命”的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正统叙事中无疑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呼百应”，但从本书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之前参与的革命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期间他不在中国本土，而是流亡海外，等到革命基本成功——多省宣布独立于清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因此，以孙中山本人的直接参与或间接作用视为革命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并非完全坚不可摧。他总结道，孙中山“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而此后，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毫不例外地将国家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对孙中山的“追认”上，可见作者所言非虚。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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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六)：与世界靠拢的清朝

　　清朝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帝国。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1年清朝灭亡，满洲人统治天下268年，也是少数民族入住中原时间最长的一个。《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全面的视角看一个帝国从封建制度逐渐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近。

　　作者罗威廉，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代表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的最后一部，主要讲述了清朝的整体社会状况，从君主专制发展的顶峰，逐渐衰亡，至此历时2000年之久的封建帝国告终。

　　清朝的晚期内部矛盾突出，屡次出现叛乱，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等几乎推翻清朝，外界工业革命完成。沿海贸易的打开，随之战争的到来，使大清朝摇摇欲坠。这时的战争已不是中国内部的，而是对面世界。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封建帝国和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中国进入新的时代。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七)：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有感

　　清朝，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历史了，我们国人要了解它的情况也只有通过历史书籍来进行了解。由于清朝是中国目前最后的一个封建统治的王朝，其末期的统治者由于昏庸无能使得中国在近现代收到了很多的屈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些历史书籍在研究清朝时重点放在了末期阶段。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前些年的电视节目还掀起了一股清宫剧的热潮，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多少男少女们对于清朝又有了另外的感受（当然是收到电视剧的影响），那么我们国人眼中的清朝是这个样子，在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又是怎样的形象呢？这本由美国人罗威廉所著的《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就是一本从非中国籍人士的角度来研究清朝，可以说其研究的视角和国内的书籍相比是有区别的。

　　本书一共分为十个章节，章节之间的顺序安排不是简单的按照时间事件的发展顺序来安排的，而是按照其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分类来展开的。在第一章的“征服”里面在介绍清朝的通知从无到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像国内的书籍那样花费大量的笔墨在军事，政治上的具体征服过程，可以说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是通过叙议结合的形式来展开的，可以说理论上的分析可能还占了更多的篇幅，可以说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叙事类的历史书，而是一本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通史。

　　在本书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文字详细的了解到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其社会，商业结构形态的构成，当然作者在这里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沿海，从作者的美国人的身份出发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清朝还是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可以说外国人基本上是很难有机会到中国的内陆去生活或者经商贸易的。在这本书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对于清朝时期的叛乱的看法，在第七章里面作者就对中国当时的盗匪，‘秘密会社’等的组成以及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例如在阐述‘秘密会社’的时候，就从社会层面，精神层面，政治层面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些‘秘密’团体的共同特点，可以说这是以前国内的很多书籍是没有这样做的（至少我看到的还没有）。

　　当然作者在描写大清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从兴起到鼎盛，再到中兴，最后衰落，这个过程中的中国民众的心里历程作者也有一番探讨，尤其是大清帝国的末期，在有了帝国主义的介入之后，中国的民众里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在思想上收到了新的冲击，最后一章就谈到了改革，革命等，可以说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以前我们可能不曾注意到的清朝，尤其是当其已经呗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清朝这最后的帝国对于我们之后中国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看过本书的读者都会有所感悟的。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八)：值得一读的大清史

　　说到清朝很多人会想到两个极端：一为清政府的无能；另外一边想到的可能是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皇帝的能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切入点上选择的是：清朝是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全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全书十个章节，章节之间按照其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分类，不是我们平时看见的按照时间记录体系。书中介绍清朝的兴盛及其衰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等等。封面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九)：全清时代

　　全清时代

　　一般历史书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清朝的大门，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实际上直到1911年，清朝才结束了长达260年的统治，而鸦片战争仍然是在继续着清朝的历史，并未终结。就如同整个汉朝，不能因为中间的王莽篡位，东汉就变成了别的朝代，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汉朝的整体，虽然这个例子并不十分恰当。

　　说到清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导言中说道：“过去欧洲挑战、亚洲响应的二分法历史被取代，新的历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所以这本“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清史“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

　　在写作观点上，它与《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朝在历史书上原本是一个重文轻武面对游牧民族时软弱无能的朝代，而在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眼中，它有着“模范的统治者”，开启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它的评价，褒多余贬。而本书同样重新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被认为是“保守闭关锁国”等固守的观点，将整个清朝完整的呈献给读者，给读者一个全新的大清。

　　清朝实际上是一个成绩斐然的朝代，无论是人口还是疆域都远超前朝之多，明代。在清末人口已经达到了5亿 之多。有人把清朝刻画成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帝国主义国侵略的受害者，实际远非如此，至少18世纪末之前不是。清朝的疆域的扩张同样是变相的侵略性的扩张，同样做过屠城等种族灭绝的战争，与此同时，移入大量的清国属民将“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中文的读写等等”带入了边疆地区，完成“文明的进化”。

　　摒弃旧的历史观点，用全新的视角系统展现大清帝国的方方面面，罗威廉教授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尽管清朝已经在1911年结束了它的命运，但是它的历史为我们现在的“中国”政体与社会奠定了基本条件，一个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和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佛中国史0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读后感(十)：清朝，最后的帝国

　　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

　　从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三个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新角度出发，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

　　灭亡的原因：

　　外部：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自由贸易的冲突导致战争；对西方外交规则的无知导致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商业；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