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读后感10篇

　　《思虑20世纪》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 / [美] 蒂莫西·斯奈德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一)：最后九堂朱特教授的历史课

　　2008年，托尼•朱特被宣判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位身世传奇、才华横溢的历史学者几乎被病魔击垮。是时，蒂姆•斯奈特找到朱特，希望就一系列题目进行系统性对话。原本打算开写思虑多年的史学著作却因为身体原因搁置的朱特，接受了斯奈特的建议，改写作为“谈论”，就“犹太质询者”、“英国作家”、“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剑桥犹太复国主义者”、“法国知识分子”、“东欧自由主义者”、“欧洲史学家”、“美国道德家”、“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九个历史系列话题与斯奈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讲历史、讲自己。他将这本《思虑二十世纪》作为自己一生学术观点的一次梳理，又将切身经历融于史实叙述中，既谈论一个世纪的大历史，又回忆属于一个历史学家的私历史，片言只语，皆是精华。2010年，朱特辞世，就像莫里教授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这九场旷日持久的对谈成了朱特教授献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

　　托尼•朱特教授无疑是一位极为丰富的历史学家，其复杂的身世：出生于英国、周游欧洲列国又入籍于美国的犹太人，让他始终处于“局外人”的位置，冷眼旁观。犹太人的特殊身份，让其处境微妙，如朱特十分推崇的另一位犹太裔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就像悬在一个已遭毁灭的世界和另一个行将诞生的世界之间”，而这种疏离、混乱的心理状态正与20世纪的状态不谋而合。朱特自述共同完成这本《思虑二十世纪》的目的是：让20世纪思想史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此相遇。

　　“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更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朱特如是评价他所要讨论的时代背景，对于这段尚未历经岁月沉淀的历史，一切未盖棺定论，一切仍在改变与发生，朱特的讨论与反思显得颇具挑战性。而他作为知识分子与历史学家，并不会知难而退，而将其视为己责，在他心中，历史学家有这样一种解释之责，有义务直面当代争议，探究历史，就是标明一条路通过森林，并为普罗大众指明接近真相的捷径。

　　在朱特的教授的著作中，无论是之前的《沉疴遍地》，还是这本《思虑二十世纪》中，皆在民主这一主题上着墨颇多。虽然身为长期遭受压迫的犹太人族群，但朱特仍然清醒地思考民主对于自身的影响，在他看来，“民主对犹太民族最终成为了灾难”。当拨开历史布满荆棘的真相迷雾，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一个共同体提到‘说真话’时，他们不仅指要尽可能多地呈现其自身的不幸，也暗含着要尽可能少地表现他人的不幸。”因而，无论是那一份的一面之词，不仅代表了不同的声音，同样承载了另一种面貌的利己主义。在青春期时，朱特曾是激情满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同时认识到，复国者所竭力申明的犹太性的独一无二，最终因为太过，而走向了乖谬与不健康的方向。而对于他自己而言，因为长期的教育与成长环境，反抗自己身上的英国性重归犹太性，更像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我对抗。而当来到美国，他更是融入了美国犹太人的大多数：虽然“继续习惯和偏爱诉诸一个更古老的故事，在这个新家园里，过去的身份变得无足轻重了”，从排斥到适应，包容大于驱逐。而身为知识分子，他同时觉得自己应该担起更多的有关民主的责任，为了“填补出现在民主的两个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空间”，民主国家已被腐蚀，大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自由主义最终占了上风，更符合二十世纪的多元特征。

　　当现在读到朱特教授几年前的著作，仍觉得新鲜而犀利，在这本《思虑二十世纪》中，朱特更多是呈现，是思考，他致力于表现刚刚过去的时代，甚至没有开出具体的药方。朱特说，“国家的故事和国家神话都是国家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他在书中努力地打开故事，揭开神话的面纱，而通过这些散落的智慧光芒，我们至少能对自己身处的时代与国家的意义多几分认识。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二)：且看且珍惜

　　摘录：

　　156“而且，听到对以色列的批评从不会让我对作为一名犹太人感到尴尬——一方面，我对这个国家没有认同；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因为我的犹太性而感到惶惑和不安全。因此，将我排斥在头脑正常的美国犹太社群——这个我从未属于过的群体——之外，在我看来是一种怪诞之举。本来可能更为有效的一种指控是，我如此为以色列的行为所烦恼，是因为我是犹太人……”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三)：《思虑20世纪》：思考继续：未完成的二十世纪

　　文/吴情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美国著名史学家、思想史家托尼·朱特与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东欧史专家蒂莫西·斯奈德合著，由前期腹稿、对话录音稿及后期整理而成。彼时，朱特已确诊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身心遭受巨大的折磨和挑战。尽管卧病在床，体力不支，朱特仍一心希冀书写一部“20世纪社会思想的智识史和思想史”。不幸的是，朱特于2010年因病离开人世。因此，朱特与斯奈德的对话，不妨理解成朱特的别样的思想史书写；好在问答双方都有较高的学识深度，“有着非常多的共同兴趣和关切”，虽然不属于战后同一代人。

　　托尼·朱特于194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朱特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朱特主要研究欧洲问题，如法国知识分子思想、社会主义等。青年时期，朱特与基布兹运动产生联系，进而与之发展出一段“浪漫史”，“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复国主义和其意识形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漂泊了千年之后，犹太人终被国际社会认同并建立犹太国家以色列。以色列国的建立，似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却也与“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的大屠杀及其引发的反省、道义和同情有关。大屠杀之殇，起初并非“二战”研究的重点，但其现今常与“二战”一并提及，也与所谓“现代性”难舍难分。

　　在朱特看来，大屠杀需要一定集体记忆，但以色列“过分执着于将自身的利益依赖在我们的缺点上面”，因而，“不用多久，以色列便将减损、败坏并最终摧毁大屠杀的意义和有用性，使其沦为以色列恶性的借口”。朱特为犹太人后裔，少年青年时在英伦求学，也曾接触各行各业、背景大异的犹太人。不过，大屠杀虽然重要，但并不构成他学术研究的中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他排斥动辄以“大屠杀”可能重演的声名为以色列恶行辩护的人，也不赞同以色列（“不负责任地”）“利用了自己国民的恐惧之心”，宣称“以色列——以及与之一起的整个犹太世界——仍然面临着大屠杀再度出现的风险”等做法。他认为，这一做法是“对负罪感的政治操纵和对无知的利用”，也“利用了其他国家的恐惧、记忆和责任”，不值得提倡。

　　朱特在法国求学时，深受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的影响，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并非只是“一个政治目标，也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俄罗斯人发明出“知识分子”一词，法国知识分子（从写出《我控诉》的左拉到以存在主义思想成为一代精神领袖的萨特）则很好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关切现实的特征和传统。作为知识分子的朱特，他从未将自己的身份局限于犹太人后裔这一点，而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敢于批评不合理现实的“共同体的局外人”，不曾固定身份的游离身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自己曾投身其中的东西”（苏国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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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虑20世纪》读后感(四)：渐冻人托尼·朱特的精神世界

　　1、渐冻人托尼·朱特

　　前两年冰桶挑战风靡一时，人们由此知道了“渐冻人”的存在。所谓渐冻人，是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得这种病的人，肌肉逐渐萎缩、无力，最终导致全身瘫痪、呼吸衰竭而死亡。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得了它只能慢慢地等死。

　　托尼·朱特就是这样一个渐冻人。斯蒂芬·霍金也是，但霍金的“冻结”过程慢得多，现在还活着，托尼·朱特的病发展得很快，2年的时间就彻底“冻结”了。

　　本书的访谈人蒂莫西·斯奈德描述了这个“渐冻”的过程。为了完成这本思想对话，斯奈德与托尼·朱特共同度过了三个季度的时光，冬天、春天、夏天。2009年1月份的时候，托尼还能行走，那时他已经无法转动门上的把手，但是还能站在门里面欢迎斯奈德。到春天的时候，托尼的头部已经被呼吸机器包围，肺已经无法工作。夏天，托尼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经几乎完全无法动弹。

　　托尼·朱特与家人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五)：【转载】徐贲：托尼·朱特的智识之旅

　　托尼·朱特的智识之旅 ——往昔未竟，重估价值

　　文/徐贲

　　托尼·朱特有两个不同的知识者身份：“历史学家”（historian）和“公共批评者”（public critic）。这两个身份有区别，但也相互联系，因为它们背后还有另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学者”(scholar)。

　　朱特因他的《未竟的往昔》（Past Imperfect, 1992，以下简称《往昔》）在美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也因此成名。在这之前，他是一个以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史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往昔》里,他回到了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所说明的，这不是一本专业学科意义上的历史书，它“既非一部观念史，亦非一部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范围，但在某个简单的意义上，也能够被当作一种对话史来理解：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话进行交流，并在其中探讨关于‘介入’‘责任’‘选择’等问题”。

　　朱特是这个对话中的一员，而不是置身事外的历史学家。他不只是以史学陈述者，而且更是以历史批判者的角色来反思战后岁月的法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道德。这个反思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回顾和回忆自己的往昔。如果说《往昔》是朱特对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往昔的批判性回顾，那么《思虑20世纪》（以下简称《思虑》）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的往昔所做的总结性回顾。

　　“圈外人” 不惧独自说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在朱特生命的终点时刻，定位知识分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思想、历史、政治、道德、责任，而不是他的人生细节——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回忆。

　　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和伦理困境一直是朱特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思虑》里也是如此。这部混合了他自身经历和对20世纪欧洲和美国思想事件的对话录——与他对话的是另一位东欧问题史学家斯奈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是朱特自己不断形成、调整和改变知识分子定位的往昔历程，是他认为最值得回忆的往昔。

　　朱特一生都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用他自己在《思虑》里的话来说，是一位“圈外人”。圈外人也称“局外人”，这个“局外”不是指置身事外，而是指勇于特立独行，是在“圈内人”几乎一致排斥“异见”的时候，不惧独自说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朱特对圈外人的关注，与他自己的知识和政治成长有关，他几乎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难以成为某群体“自家人”的局外人角色。1948年，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伦敦南部鲜有犹太人居住的普特尼区。这是一个有意离弃自身族群的举动。朱特的父母没有打算按一般的犹太人那样来培养他，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英式教育。然而，他在同龄人那里得到的敌意始终在提醒他是一个外来人。在中学时，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数度前往以色列，在基布兹当水果采摘工。生活在以色列让他开始对那里僵化的意识形态感到不自在。他渐渐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好斗的且渴望侵略邻国的中东国家。他怀着沮丧和厌恶之情离开了以色列。30年后，他在美国批评以色列，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建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异见者。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局外人”的行动和政治选择。

　　幻灭中的共鸣 对另一半欧洲的认知

　　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而苏联的极权统治是歪嘴和尚念歪了马克思主义的好经。朱特认为，歪嘴和尚念的是歪经，不是好经，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的深刻危机。

　　朱特了解东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因为他自己有过类似的幻灭。对东欧人来说，公开表现这种幻灭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都经历了幻灭：我打消了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他们则放弃了残存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我的幻想所浪费的不过是时间，而我的波兰同辈则为他们的幻想付出了实质的代价：在大街上，在监狱里和最终在被迫的流亡中。”在东欧，这种幻灭是清醒认识的结果，也是那里知识分子成熟的标志。

　　朱特坦然承认，在接触东欧知识分子之前，他自己也有那种西方人“对另一半欧洲历史的无知”。他能理解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倾”，但是，1968年东欧发生变化后，这种“左倾”的不负责任和政治危害让朱特觉得再不能坐视不理，这是他后来写作《往昔》的动机。

　　公共写作 学会谴责，学会赞美

　　朱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法国社会主义历史是他的专业，但是，正如他在《思虑》中所回顾的，“20世纪90年代，我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

　　朱特的这一知识和写作变化缘起于偶然的原因，是《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要他打消一个学者的顾虑，开始一种他本不熟悉的写作。这使朱特有机会去思考和评论一些与他的史学研究相去甚远的话题。朱特在美国公共媒体上发表的评论后来收入了他的《重估价值》一书——这本书的文章让他“有意识努力，辨别和拯救20世纪好的智识生活的精髓”。在《思虑》中，他对西尔弗斯为他创造的机会充满了感激。

　　同时从事两种不同写作的朱特，一面撰写《战后欧洲史》和其他著作，一面给《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定期写稿。朱特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于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并不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我决不愿耗费时间单单去创建一条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他觉得自己“从不是纯粹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朱特在《思虑》中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知识分子”，一个不是投身于“某种宏大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而是“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实性”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公共写作的知识分子，朱特说，“我学会了谴责，也学会了赞美。这很可能是（思想）成熟的自然作用。”并且，由于这样的公共写作，“我毫不怀疑，我的工作因此大有长进”。

　　在公共写作中，他对许多20世纪在思想界有影响的人物——汉娜·阿伦特，库斯勒、柯拉科夫斯基、普里莫·莱维、马内·施佩贝尔和卡罗尔·沃伊蒂瓦、阿尔都塞、马丁·艾米斯、吕西安·戈德曼--贬褒分明，写作风格迥异于历史学的专业写作风范。

　　朱特重视史学的公共意义，认为史学的职业伦理是与史学的公共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史学伦理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相”。史学不能拿过去来迁就今天的目的需要。“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都将历史视为实际政治论辩的一次演练。其要义是要揭示某些为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过去：纠正对过去的某种误读，通常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偏见。这么做的人对之毫无羞耻之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显地背叛了历史的目的，即理解过去。”但朱特也承认，他自己的《往昔》就有这样对待历史的嫌疑。

　　朱特自己是带着当代问题意识去写历史的，因此，他特别意识到史学家必须面对的方法论困境，那就是，带着当代问题去论述历史，这可以是史学家带着今天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和叙述历史，也可以是史学家戴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去整理或思考历史，这里面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解答也许并不在于史学家是否应该有当代问题意识，而在于他对历史的论述是否真实，是否掩盖过去的真相。这就需要史学家有个人的专业素养，也需要历史学家们能一起维护集体的专业正直。

　　尽管如此，历史并不只是为学术“圈内人”而写的，其他的人文学科也不应该只是以少数越划越小的“圈内”人为读者。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在学术圈子之外的公共社会里也有读者。善于公共写作(如通俗读物、报刊写作、时评和时论)的史学家比纯粹学院派的史学家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公共写作的要求。好的历史著作需要运用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明快语言和清晰逻辑，而不是奥涩的专业语言和似是而非的“辩证”逻辑。

　　在这一点上，朱特的主张和实践与乔治·奥威尔相似。史学家必须重视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责任为公众写作，“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朱特称史学家的这种责任为“公民责任”，“我们不只是历史学家，还是且始终是公民，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技能用于公共利益”。

　　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不是一些自以为是在“捍卫和推进宏大抽象理念”或对事事都急于表态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在学术活动之外，意识到并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而这又正是为了不让对专制的抵御和对人权的捍卫失去最佳的也是最后的屏障。

　　原载于《新京报》2016-06-25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6/25/node_81.htm

　　《思虑20世纪》读后感(六)：【转载】郑渝川：最为睿智的头脑，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托尼·朱特（1948-2010）是当代最为卓越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成长于英国伦敦，是二战后西欧福利社会的受惠者，而他也因此树立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朱特先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师，而后执教于纽约大学，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法国史、战后欧洲史、20世纪思想史。他对于欧洲联合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衰演化等重大命题有着独到和深刻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而写成的《战后欧洲史》，被认为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所写成的、描绘了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面貌并解释了相关原因及影响的最佳作品。

　　朱特2008年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简称ALS，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患有此症，2014年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就旨在唤起全社会对ALS的重视），2009年颈部以下瘫痪，2010年去世。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朱特的挚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东欧史研究专家蒂莫西·斯奈德，在2009年，即朱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探访朱特，以后者就专门话题展开讲述，然后启动两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再由前者整理成稿的方式写成。可以认为，《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一本宝贵的作品，以抢救性的方式写成，向人们传递出一个生命接近终结但思想水平臻于圆融纯青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

　　这本书紧紧围绕20世纪国际政治、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的重要命题，穿插对朱特本人个人成长及学术生涯的介绍。书中所涉及命题包括，犹太问题、德国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战后清算与重建）、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20世纪在欧洲的兴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东欧复兴、凯恩斯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蒂莫西·斯奈德说，写作这本书，以传记+思想史的混合文体，旨在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理解21世纪的一项关键的智识挑战：“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

　　朱特本人是居住在英国的中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他也一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问题是他生长过程和学术历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但成长在英国的朱特，犹太意识的萌发是在青年时期才出现的，英国迟至二战之后，民间的反犹情绪依然浓厚（英国民间并无德国二战期间反犹的历史负担和道德束缚）。朱特也指出，在二战前后，不光是德国，中东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默认反犹主义的存在。这证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的确确存在超出德国的、更具广泛性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这跟19-20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潮流有关，尽管各国的犹太人群体都努力融入所在国，却依旧因其更强的组织性和相对独特的种族习俗而被视为异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战前存在的奥匈帝国，王室扮演了犹太族群的保护者，而在一战之后，犹太人就再也找不到之前日渐衰微的保护，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大国强权的存在（二战之后同样如此），感受到普遍的不安全感，寻求安全感也驱动出一轮又一轮反犹思潮。犹太人尽管发明出“一套关于自我欺骗，必要的受苦和衰颓，以及随后出现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克服，再到最终痊愈的叙事”，却依然难以摆脱饱受挤压的存在。

　　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深化了二战战后欧美民间对于反犹历史问题的讨论，也迫使之前那些试图把从众为恶责任推托得干干净净的人们重新反思。在那之后，反犹被定义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正确和不道德，才正式成立，多元包容渐渐为公众接纳。当然，多元包容的理念，恰恰也促成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接纳更多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移民，允许其保留原有族群的生活方式，而这成为了21世纪初席卷欧洲社会的不稳定潮流的来源。犹太问题就是这样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及之后历史演进的方向。

　　20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发生了历次分化，不但有沉浸于日不落帝国“光荣传统”的老派知识分子，也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其中又以看待苏联的观点分歧，出现了更细的划分）的分流。在二战正式打响之前，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法国及部分北欧国家的知识界，也有着大量的拥趸。这些分流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变革、社会危机，当时的知识界已经很难形成一套具备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争论之中，更具激进意味的论点都更可能吸引受众，更可能在公众舆论议程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传播，而这反过来又将促成争论观点的极端化。

　　在朱特看来，法西斯主义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代人在面临战争，以及战争残酷性表现出的不确定感。祛除不确定感，才能获得安全感，为此可以牺牲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权力，为扭曲的国家主义登上舞台提供便利。而法西斯主义的大行其道，跟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善于批判现象、提出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从而丧失了民众信任有关。在今天的欧洲，中东移民的大批到来，引发了大量的骚乱和不安，为此包括德国等二战后原本已经有过深切反思的国家，类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又重新涌现。

　　东欧国家二战后被动的成为苏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附庸地位事实上冲击了这些国家对于苏联式意识形态的信任。冷战后的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图谱中分布远比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还要偏于右翼，美式自由主义因而占据了统治地位。

　　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才是欧洲人普遍想要的欧洲？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得不出一个权威的、统一的答案。关于欧洲史、冷战史以及具体各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在各国的社会、教育、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版本各不相同，这实际上才是欧洲迄今难以整体捏合的主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因为苏联阵营的解散，东欧国家整体性的进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偏右，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为民族主义神话提供合理性依据的工具，“抹消过往，或为了无关的目的而利用他们”——这种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自一开始就存有无法修复的硬伤。

　　知识分子最应引起警惕的，其实不是政府如何如何（做了什么）、应该如何如何，而应意识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化，历史本身的主观性被增强，历史学家等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受众，会努力“重写”历史。一些历史读本为此成为了煽情+造假的格式文本，也不管是否深刻到位，肤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受到青睐。正因为此，从各国的政治家，再到普通民众，因为不具备最为基本的历史素养，会表现得轻易接受谎言，就像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小布什政府给出的拙劣开战理由和证据深信不疑，而大众也同样因为可以看到现场直播的战争欢呼雀跃。与之同时，因为经济学理论和逐利思维渐渐主导了人的观念，普通人在讨论政治、国际关系问题时，也仅仅着眼于利益：打一场战争是否划算，制裁某个国家会带来还是损失更多利益。

　　当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形态，成为主导20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也非常轻率的接纳了非此即彼的意识观念。美国的农民、工人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却很少提及他们之所以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空间，恰恰源自大政府逻辑下的补贴。朱特不无讽刺的指出，个人自力更生已经成为全球性神话，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能维系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接受公共产品的同时，继续尖锐的反对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

　　原载于界面2016-05-30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71115.html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七)：思想的浩瀚

　　托尼·朱特，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出生于英国，有着犹太裔的北京。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似乎如果加上了之一，就变成了对这位思想巨人的贬低了。2005年托尼·朱特出版了《战后欧洲史》，几乎是他学术作品的巅峰之作。

　　本书名为《思虑20世纪》，副标题称为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注意这不是自传，本书虽然在开头概括的介绍了托尼朱特的生平事迹，但之后的文字就是对于他理论思想的整理。本书采用对话录形式，蒂莫西·斯奈德先生在托尼朱特身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之后，希望在每个周四，都与他会面，并进行谈话，从而写一部关于托尼思想传记的文章。这就像《相约星期二》里的那位米奇与莫里先生的故事再一次重演，而这一次也像前者造就了那本轰动一时的传世著作一般。蒂莫西与托尼的无数次谈话最后整理成了这本几乎涵盖了托尼朱特，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历史、思想流派的传记。

　　本书作者说整理这些文稿时间极其辛苦的事情，因为两者当面的交谈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而这两个思想宝库显然涵盖了不可思议的广博内容。这对于我们阅读本书一样的辛苦，虽然本书将这些对话进行了分类整理，其中章节包含了关于犹太种族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法国知识分子等各个方面，但二者在交谈中有着无穷的发散性思维。例如本书开头第一篇关于犹太种族思想的对话，两者从犹太裔的地理渊源谈到了种族认同性的问题，又从这开始发散到犹太经济学以及文学著作上去，最后讲到了重点的二战中以及战后的犹太人遭遇。这期间的穿插和发散，让我们在大呼过瘾的吸收着各类知识的同时，也被托尼牵着鼻子转了一个大圈，显然一不留神，就会迷失了方向，忘记了前一步我们的思想还在哪里，所以我认为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再读，因为涉及到的知识太广泛了，只有无数次的重复，才能吸收这些宝贵的思想。当然相信每一次阅读的时候，本书都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本书在最后为我们罗列了本书中所涉及的著作，长达四十页。这些并不是本书中的参考文献，而是蒂莫西·斯奈德和托尼·朱特对话中，所提到的人物及其著作。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本书的思想涉及到的范围的广阔，本书犹如一片浩瀚的空间一般，让读者既能感受到20世纪思想迸发的那个年代的精彩，也很容易迷失在这无法穷尽的思想循环之中。所以本书是一本需要一读再读，才能领会其中精髓的传世作品。

　　《思虑20世纪》读后感(八)：何为更好的社会

　　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偶尔也可以成为好的预言家，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的趋势变化中，察觉到某些状况是无法持续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现在似乎可以肯定托尼·朱特的判断已在今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被证实：多年来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模式，造成了对市场机制毫无批判的崇拜和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导致国家和政府（尤其在英美）忘记了好政治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也能得到福利和尊严，而最终，那些不满的人们将用选票来确保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在前些年还在为全球化和新经济而欢呼的大合唱中，这样的白乌鸦是不大会受欢迎的。事实上，他在谈论这些议题时，带有某种老派政治理想的味道，更像一个来自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21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应是道德的——那意思是，它必须是合乎我们对良善、正义、公平的理解，而不能对不平等的状况无动于衷。但近三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却普遍相信，不平等乃是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些失败者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应救济，因为那不仅会削弱竞争力，还会助长懒散和依赖。与之相反，朱特在2010年的《沉疴遍地》一书中就已指出：“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那违背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本能地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这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何为更好的社会？如果看看当下的世界，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家公司。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如何在经济上表现得更有竞争力，评级机构像对待一家企业一样给各国的信用进行打分，而政治家们看着也像是竭力挽回困局、推进创新的CEO，唯一的区别是他无法解雇他的“员工”。在这些“企业化国家”（entrepreneurial states）中，政府、商业和公共文化之间似乎不再有清楚的界限，政治是以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为核心的，公共议题被视为低效率、低利润的乏味事务，而在经济竞争中受挫则完全是你个人的错。所谓“社会撕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人们彼此缺乏共同感受和公认伦理、又没有机构出面弥合分歧并谋求减少不平等。这是更好的社会吗？对一部分人而言或许如此，但不会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人们可能觉得出了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谈论它，更别提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在《思虑20世纪》中，朱特已经为此准备了一副良药：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将能使一种“体面的生活”得以可能，那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相对公平正义的条件下有尊严地生活。他强调，这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回归到更好生活方式的价值”。的确，就算是市场和自由竞争也要求信任与合作，而经济增长也并不是幸福的唯一本源，就像一个各自赚钱、彼此不闻不问的家庭，也违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想象。

　　如此强调政治中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固然是基于他对近代欧洲史的深切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他自身的经历使然。作为一个战后出生的东欧犹太裔英国人，他在童年时便深切意识到自己这一家与周围的伦敦社会格格不入，并作为流亡者而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念想：为何，一个曾经宽容的、世界主义的和生机勃勃的中欧，最终毁灭于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而只剩下希特勒遗留下来的一地碎片。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一灾难所遗留下来的教训不一样：对政治家而言或许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慕尼黑那样的耻辱而“必须抢先干预”；对哈耶克来说是“不要干预，不要计划”，因为正是计划将主动权交给了那些最终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毁灭社会的人；至于对朱特，这个自幼受到另眼看待的边缘人来说，他本能地对那些历史胜利者不感兴趣，而着眼于那些对当下的权力结构感到不满的群体。

　　他成长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还有可能”的世界，1960年代的欧洲年轻人试图反叛，以他们自身的理想来重塑一个新的世界。这样的乌托邦冲动在欧洲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场景，然而这些幻想之所以值得憧憬，是因为它能提供一种令人迷恋的魅力：无论如何，在经历了阵痛之后，一种更好的社会形态将会从中诞生。这是所有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说辞。然而在经历了现实的幻灭和对历史的考察之后，他已看破了这个论调：太多人为了给当前的罪行辩护，而以未来的幻想来使自己的行为和眼下的痛苦合理化，就此而言，承诺无限增长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与之前的革命乌托邦并无两样。但他深知，“在这类论述中，代价总是分给了别人，而且通常在另一时刻、另一地点。”无论是为革命牺牲，还是为效率牺牲，都一样无情，承受的却是他人。

　　20世纪是一出宏大的戏剧。在无从预见的冲突中，19世纪时曾经不言而喻的那些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至此根本不起作用了；目睹了20世纪的倒行逆施之后，无人还能再说直线式的进步是人类历史的默认状态了。在许多人眼里，历史似乎仅在逝去之后提供教训，又或为了当下的目的而有利用价值，却难以指明方向，因为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先例；但对他来说，历史不仅仅只是历史，而是自己的切身经历交织在一起——历史就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对历史的兴趣从而也并不仅仅只是学术性的，倒不如说是为把握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个具有长远纵深感的背景，使人能够穿透层层迷雾，以更好地理解所有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它也曾有无数可能性，理解这种丰富性，而非为了当前的错误来操控和滥用过去，才能导向一个更好的未来。那并不意味着前方存在着某种彻底的变革，而是相信事物总有变化的可能。

　　那个可怕的世纪摧毁了太多的乌托邦，连同它们所根植的政治理想和梦幻，全都一一破灭，再没有什么能激动人心，连“社会”本身都被等同于一个幻想——撒切尔夫人曾宣称，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回事，而只有“家庭和个人”。最终，到这个世纪结束之际，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全球化的胜利，似乎和平已从天而降，每个人都成了“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忙于赚钱和娱乐，迪士尼可能是唯一能打动他们的梦幻。

　　在这个时代，政治家们对于什么是“更好的社会”都已久久缺乏想象力，而知识分子们则致力于避免一个更糟的世界——当然，后者也是重要的。一如既往地，朱特着眼的，是如何阻止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愤怒、贫穷和怨恨的中下阶层（从美国大选来看，它已经被创造出来，其愤怒也已被释放出来），关注这些人的状况，那召唤一种政治理想与行动。他是对的。那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使然，因为“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也因为一个更为现实的因素：一如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太多人掉队又被遗弃，那么就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他们会踩下刹车。和数学模型不同，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公平、相对平等和所有人的尊严其实是效率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撕裂的社会不会奔跑得更快更远，它更可能遭遇的，不是减缓速度修理，就是翻车。

　　已刊2016-12-5《三联生活周刊》

　　勘误：

　　.156：将我逐出的并不是一个我——跟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一样——一开始便从未特别想要加入的群体。下译注：格劳乔·马克思（1890-1977），美国的喜剧演员和电影明星。

　　按：此处译注不得要领。作者这里提到Groucho Marx，是因为此人曾说过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任何一个愿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我都不打算参加。”

　　《思虑20世纪》读后感(九)：《思虑20世纪》：与世纪一起同行的思想导播

　　《思虑20世纪》：与世纪一起同行的思想导播

　　《思虑20世纪》是当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一部口述对话录。开始口述的时间是在2009年，2010年大致已经成稿，并由托尼•朱特作了文字校订。托尼•朱特2008年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渐冻人症”，他的病情发展很快，两年内就离开了人世，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学者思想实录。

　　当然书中的观点与主题在托尼•朱特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已经得到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但对话录自有其优点，用对话合作者蒂莫西•斯奈德在序中所说，就是具有“自发性、不可预期性和偶尔的趣味性”，因此，阅读起来，并不觉得如同理论著作那般带有晦涩难懂的“灰度”，在作者随便的谈话中脱口而出的一些看法，更能够洞观作者的立场与观感。比如，朱特在谈话中，并不认同卡夫卡在通常的解读下，多从他与父亲之间的对立分析其作品，而觉得将卡夫卡放在“捷克、犹太和中欧史这一更宏大的背景之下”更为合理（P25），在提到另一位中国作家高高地捧上天的昆德拉，也流露出不以为然的不屑态度（（P264）。

　　20世纪的左翼思想是朱特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他的家庭里，就有着红色基因，其父亲信奉社会主义，自小就引导朱特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20世纪左翼思想对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他认为是“左翼”思想给信奉者提供了一种“强烈的社群感”，“是‘我们’在做这番事业’，而不仅仅是‘我’。这克服了孤独人群的理念。”（P111）。这一点未尝不是较为明晰地说明了为什么上世纪左翼运动包括苏联事业让知识分子“怀着美好信念”（P215），但这种信念后来逐一破灭，而导致了左翼运动的衰落。从作者的分析中适当延伸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走的特色道路，恰恰是给我们历史上一盘散沙的古老国度注入了一种信念与精神，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的命运，还面临着“救国救亡”的重大使命，整个20世纪的前半部分，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救国”，在这样的态势下，用一种思想与理念凝聚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在作者所点拨出的20世纪左翼运动的源动力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的确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应证了中国的道路与欧洲的左翼运动有着不一样的动机所在。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够在现实情境下，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与追求的缘由所在。毕竟我们在一种信仰的支持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摆脱了上世纪前半叶滑入到“国破山河在”的悬崖危境。当然，朱特没有把东方中国纳入他研究的视野，他对中国的评述在其他著作中都相对较少，但朱特的思想研究，还是能够让我们看清中国人的选择路径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肌理，又是在哪一点与欧洲左翼运动的走向泾渭分明的。

　　朱特著书立说，甚至在病魔加身之际，仍然套着呼吸设备，艰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支撑了他的精神动力？其实通过他的自述，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使命感。他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地在书中对知识分子的职责作了崇高的定位：“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和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优秀记者的原因，是为了填补出现在民主的两个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空间。”（P342）他自己就把自己定位为“当代关怀”与“公共责任感” （P321）。他也看到了知识分子地位与声音的无力，他很艳羡左拉时代，一个作家的发声，都能影响到国家的决策走向，而现在作家的边缘化倾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朱特才对知识分子与提供真相的记者寄予了厚望。也正是这种心理动机，驱使着朱特不断地进行理论探讨与历史著述，其目的，就是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思想，去干预历史的进程。在他的内在心态中，也是中国儒家的思想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即使身在江湖，也心存魏阙。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2003年3月份，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时候，朱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称美国“对进入伊拉克所做的辩解，可被用来为任何一种战争辩护（P347）”，反战意向非常明显。然而，他的异见声音，却不合美国主流的声音，遭受到了围攻。朱特还与报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女记者朱迪丝•米勒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位女记者自恃有官方提供的所谓证据，对朱特大加奚落，很多人都对朱特加以劝告，“你怎么能反对朱迪丝•米勒？”只有联合国维和事务的负责人在聚会结束后，走到朱特面前，告诉他说：“你是对的，而她错得离谱。”但是奇怪的是真理却必须小心翼翼地暗中传导，不敢大声倡扬。事后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也没有核原料，女记者身败名裂，“再也没有人愿意跟她交谈了。”（P353）。朱特身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这一回合中得到了充分彰显。但也正因为朱特深感在美国亲身经历的批评与澄清真相的艰难，在书中，他也对知识分子的无力与无奈感多有慨叹：“我对知识分子能做什么颇感怀疑。”（P368）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朱特的内在精神。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力求摆事实，讲道理，把20世纪的各种思潮与真相用他的文字一点点同声实录下来，以作为对历史负责的一种见证，以剖析各种动机背后的驱动力的一种说明，他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思想导播，即时、准确、激情地解说着曾经的当代——那个波澜壮阔而又众说纷纭的二十世纪。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思虑20世纪》读后感(十)：【译】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朱特遗孀谈《思虑》）

　　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

　　文/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

　　译/宫保鸡丁

　　我嫁给了托尼·朱特。当他面临ALS（也称卢·格里克症，即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痛困扰时，我们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从2008年他被诊断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这长达两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难写下三本书。在《沉疴遍地》和《记忆小屋》之后，最后这本《思虑20世纪》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在确诊后不久，托尼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短短数月内他已四肢瘫痪，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但他依然勤奋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和蒂姆终于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本书记录了20世纪思想史，以托尼对犹太理想主义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的反思为开端，以他对美国政治在后冷战世界的失败的惊人描述为结尾。我们也能勉强把本书看做一部精神自传，说“勉强”是因为托尼几乎不以第一人称写作，本书所有自传性内容都是后来插入的——几乎是不情愿地——因为那些观念、历史、政治和伦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

　　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个人色彩。对托尼来说，观念是某种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数人在乎悲伤或爱之类的情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开端——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亲的表妹托妮（Toni），年轻的托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长大后，他父亲将自己对左翼政治和东欧历史的热爱传给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岁生日礼物就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对他来说，观念以及对历史解释的需要根深蒂固，贯穿着他的过去和这本《思虑20世纪》。

　　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需要对这本书做些解释——背景介绍或场景描述，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太灰暗了，正是这种灰暗造就了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我对《思虑20世纪》有一些话要说，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读者知道的。

　　当托尼被诊断患有ALS时，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在所有医生告诉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当我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他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扩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尽，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每天都带来坏消息，难以承受的结果接踵而至，这一切混杂着困惑、决心、怒气、悲伤、绝望和爱。

　　某种意义上，大约就在他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泡影世界”（bubble）。这个世界类似一个平行世界，我们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存在透明的、薄膜似的围墙，它们更像是单面镜：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但外人无法看到里面，至少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深知这个世界奇怪而分裂，支配世界的是病态和死亡的法则，而非生命的法则。有时候，当我散步或仰望天空时，我能穿透这个世界的围墙。但托尼不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变得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他不能控制的，从呼吸机的电源插座到轮椅，以及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投来难以忍受的善意。他只能把书房当作避难所，而封闭的、如监狱隔间一般的病房只能安放他衰弱的身体和被困住的头脑。

　　他越是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他就变得越有公共性。对他来说，和亲友相伴的私人生活是最大的安慰，同时这也非常令人悲伤，因为托尼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个过去的自己——他称之为“老托尼”（the old Tony）——不断纠缠他、使他蒙羞。但也有一些地方能让他感觉自在——在那个世界的入口，他走出“泡影世界”重新做回自己，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比如邮件和互联网这个虚构的空间，又或者是文字和记忆。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托尼能够坐在电脑前，我们代替他的双手，向世界传达他的文字和思想。尤其要感谢托尼杰出的助手尤金·卢森尼亚（Eugene Rusyn），他隐去自己的存在，以和思考、谈话同样敏捷的速度做着记录。因此，托尼才能写越来越多的文章，接受越来越多的邮件采访或其他远程采访。《思虑20世纪》也是此种结晶，即世界的入口。

　　过去依然是托尼的思想源泉——并非是“历史”，而是“记忆”。记忆是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物，他就像紧握救生索一样紧握记忆，这也是疾病唯一不能从他身边夺走的东西。记忆是托尼逃离“泡影世界”的唯一方式，也是他至死保存的一种独立性。在调取这些记忆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记忆就保存在他的大脑里，只要他还能与人交流，他可以一直使用这些记忆——这些他的记忆。这就是为何《思虑20世纪》是一本有关记忆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尽管20世纪是本书的研究主体。这本书和托尼的其他著作不一样，没有从数以百计的泛黄纸页中收集到的大量注解、参考文献、资料、图表、事实和信息。

　　《思虑20世纪》一直存在托尼的脑海中。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20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当他的同事和朋友，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对话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计划中的书变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虑20世纪》。

　　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我经常在厨房听他们的交谈，每次都为托尼的广博和宏大的视角而震惊，尤其当他谈到世纪之交纷繁错杂的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战后右翼民主政治的命运时。我对托尼的渊博和自如的控制力习以为常；而现在，他毫无障碍，畅所欲言。

　　这是一次知识的洪流，所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蒂姆坚持认为托尼不止是在“说”20世纪，更是把他自己放在这个时代背景里。比如说，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犹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予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托，他再一次回顾了他曾对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深深的热忱，而他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在他加入基布兹并主动成为“六日战争”的志愿翻译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使得他“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的灾难时多了一些历史的同情。

　　对托尼来说，完成这本书的动机（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适和绝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阐明思想史。蒂姆深知这一点，当他们的谈话进入状态的时候，托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饭、涂写甚至呼吸，他的身体饱受瘫痪的苦痛；当他和蒂姆谈话时，竭尽各种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寻回一些慰藉和欣喜。这其中有蒂姆的功劳，他的严谨，他的知识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个方面激发托尼做到最好。

　　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当托尼病得越来越重，这本书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他花了点时间回顾旧作，比如他在2003年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一国解决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坚持认为当代政治专家误解了哈耶克关于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观点，忽略了当时奥地利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背景，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即“奥地利的经验……被升华成了一种经济理论”并且“不仅影响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影响了当代美国有关公共决策的讨论。”

　　蒂姆会根据他们商量好的章节大纲把对话整理成文本，然后把草稿发给托尼。之后，托尼和他的助手不断打磨文本，这项工作往往进行到深夜。文本并不总是托尼想说的话，确切来说他为文本里缺少他的声音和一贯的优美行文而困扰。他曾是一个作者，而将谈话直接转录成文字——哪怕经过数小时辛苦编辑——对他来说仍然是怪异而缺少平衡的，尽管他具备出口成章的能力。

　　诚然，这本书最后呈现是结果是托尼和自己的妥协、托尼和蒂姆的妥协，以及托尼和ALS的妥协。这仅仅是本书的价值之一，我认为它还象征着托尼最后一次记录下自己的思想的决心。尽管本书有自传的成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托尼的忏悔自白：出于保护他们和自己远离公众关注的愿望，托尼谨慎地绕过或略过了他最关心的人。他从来不记笔记，也从来不会写下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思考。

　　也许部分原因是他非常注重隐私，托尼一直为他即将离世而感到痛苦，并非对死亡本身（他和任何现实主义者一样坚强），而是对两个儿子感到抱歉。他太想教导他们，去爱他们，在儿子们成人前一直陪伴他们。他去过哪里，他认识什么人，他读过（写过）哪些书，他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托尼有太多故事想告诉儿子们。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自身的设定超越了死亡的局限，找到一条从深渊“回返”的路。那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托尼的想法，但现在我意识到死者也能跨过重重阻碍表达思想，将生命和死亡彻底剥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真正死去之前就开始考虑此事，我们才能做到这点。

　　托尼做了这件事。他迅速失去了对生命的控制，但讽刺的是他还能牢牢掌控身后事。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留下的亲朋。我们所说的并非某些超自然事物（尽管有时我们也会谈到这些），而是有关历史的文字和记录，托尼深知他写下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思虑20世纪》就是他为那个无法再分享的未来留下的一份努力。而书中的自传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丹尼尔和尼古拉斯（译者注：托尼·朱特的两个儿子）。

　　这本书是在那个“泡影世界”里写成的，隐约存有那个世界的痕迹。未来，以及托尼的计划和我们共同想象的生活就这样被突然抹去。过去也改变了，每段回忆都成为一个令人悲伤的注解，提醒着生命正逐渐离他而去。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人们承认自己无法预言遥远的未来，但当下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变得如何，但多数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么。对托尼来说，这一切突然颠倒了。未来——甚至是不久之后的未来——变得无比清晰：他将不久于人世。然而，现在却变得不可预知。今天他的手臂还能动吗？他还能呼吸吗？

　　托尼脑内的定时器，这种令人不安的“红移现象”（译者注：红移现象，最初是针对机械波而言的，即一个相对于观察者运动着的物体离得越远发出的声音越浑厚，相反离得越近发出的声音越尖细。）也改变了托尼的政治观点。所有事情都变得紧急起来，当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激进，我和他都认为《沉疴遍地》里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不平等的论述，关于社会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观点，以及其他论述，使这本书称得上他个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在《思虑20世纪》中，托尼对正义的思考更加超前。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耻辱是其中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触时，这种情感最为强烈。这其中许多人比托尼年轻，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医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实际的社会和医疗服务。耻辱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同时也是——或者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文章《夜》（译者注：本文收录于《记忆小屋》）中写道的这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部分是为了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思虑20世纪》——托尼尽力攀登的高峰——的终点，为了我们能够“思考社会”——使人们不再仅仅考量社会政策的财政效益。但这并非残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这是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义务。

　　当他快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于呼吸道问题和注射吗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时间有限而无法预知。疾病对托尼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样痛苦的还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发生了任何让他对世界更加忧虑的事情，他几乎难以承受，随时可能离去。

　　就拿他在这本书最后对我们时代——“恐惧的时代”——的讨论来说。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的恐惧，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可能出现投下炸弹的陌生人的恐惧——政府无法再掌控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对此深感恐惧。这种恐惧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孤立团体，这样一切都会失控。我想美国人深知这种无能力为的恐惧，当他们意识到曾经远离恐怖主义的人身安全不再时，恐惧感被加强了。

　　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恐惧是一种终极的情绪，托尼一直与之相随：恐惧自己无助地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恐惧呼吸机突然失灵（如果真的发生了，在那之后还是会恐惧再次发生）；恐惧被陌生人把导管塞进鼻子和喉咙（他一直希望是我来做这件事，即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对死亡的长久的、无法忽视的恐惧。在托尼看来，对恐惧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样，是最严重的道德滥用。

　　面对社会不公，托尼一直是一个坦率的批评者，如今他对此更是零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折中解决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对政治欺骗和在智识上的不诚实的零容忍。某种意义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为什么人们没有更生气呢？当然一些人确实发起反抗，托尼没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原本是他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

　　这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在他看来，这恰好证明了试图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的失败。这种划分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原则的背弃（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试图通过清晰的授课、思考和写作来弥补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军奋战，而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思考就根植于这种孤独感中：远离知识分子群体，坚守原则，不加入任何组织或派别，同时独立地衡量某个事件或问题，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任何宏大的蓝图（他支持对波斯尼亚的干预，但反对出兵伊拉克）。

　　事实上，疾病给托尼带来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当他口述《思虑20世纪》时，他失去了他的学生、他的教室、他的书桌、他的书本，他不能再到处旅行或散步。换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帮助他厘清思绪的地方。也许其中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阵地：他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对生命的实际存在感到疲惫不堪。写作包含了身体的动作——通过笔、纸、键盘——将思想传达到页面；写作是有韵律、感觉、姿势和节奏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搏动。但是托尼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或者说被严重削弱了，这种迷失感原始而深切。如果没有疾病，一切又会如何？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他确实在公众场合中“自言自语”，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邮件、采访、博客等电子形式不断回响，继以评估它们的影响。他借此融入这些场所，指导这些人们。“他们”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过赞美，而是通过争论。

　　这很重要，因为公众构成了他的写作场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锋对象——这才是他最终的对手。让疾病、命运、身躯、过去和未来都见鬼去吧。托尼可以让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不断增加论辩的难度；他面对的公众会回击——当你在战斗时，你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这就是为何他坚持完成《思虑20世纪》的理由，这本书是战斗的一部分，从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到他充满先见之明地捍卫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纪律，即时他在战斗时处境险恶，他依然坚持下去，说出那些必须说的话，精炼和打磨每一个字。这才是他唯一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

　　《思虑20世纪》包含了多年的思考和学识，也包含了长久的病痛折磨，最后成就了一个终生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维持这种理想主义需要保持极度自律的头脑，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我并不是说托尼相信有一种所谓理想的社会，他唯一保持理想主义的领域是严肃的公共辩论。除了爱，这是疾病唯一不能夺去的。托尼称它是“核心”；对我来说，无尽的黑暗把托尼和我们分开，而这是一束微弱的光。如果说《思虑20世纪》涉及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之间的无人岛屿，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完成过程中除了黑暗相伴，还有点点光源。两者包围了这本书，就像托尼一样。

　　如果你能，请想象一下，当他快要完成本书手稿时，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浑浊的空气和永远擦不干净的灰尘，浓重到几乎可见的杀菌剂、鲜花和吗啡的气味，扩音器里滋滋的电流声；保持空气流动和光线敞亮而打开的窗户，因为托尼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不得不再关上。

　　就在这个书房里，托尼完成了《思虑20世纪》。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快要失去所有行动能力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公众任务——他是这样看待这本书的——竟然是编辑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思虑20世纪”这个书名并不精确，不过已经“够好了”。对什么来说够好了？对谁来说够好了？当然，对丹尼尔和尼古拉斯来说是这样。也许还有他所面对的公众，还有那个为了留住他而做了很多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疾病改变了所有事情——但没有留下任何改变的印记。

　　托尼的文字终止于2010年7月5日，他于8月6日去世。

　　原载于《纽约书评》2012年3月22日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3/22/tony-judt-final-victory/

　　有错都是译者的锅，请多指正【顶锅盖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