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归止读后感精选10篇
《无所归止》是一本由胡兰成著作，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3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所归止》读后感(一)：国学
多个人对抽象事物的理解，比如艺术与xx等，很多是思辨的，作者是明国时期的人，所交涉的人也大多为学者。读这本书时，我建议大家 把下面这些阅读下。不然，会有种觉得自己知识很匮乏的感觉，我就是这样，可能真的自己low low low（微笑脸）
首先，我想对作者做个介绍。他竟然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同时也是中国的汉奸（所谓）
胡兰成一开始并没有多大的文学素养，而且经常失业。如果说是什么弥补了这一缺点，我觉得应该是后来在燕京大学作旁听时，慢慢积累。但这个人，我只能说是真厉害的，特别是在女人这一方面（正经脸）。他在20来岁的时候有个发妻，结婚差不多一年有个儿子，儿子快3岁的时候，和他同事家的女儿--斯戴珊（毕业于北大数学系）有暧昧关系，被其母发现赶出家门。因为他之前在她家住了快1年。婚姻第七年，妻子病逝，前还生育有一个女儿。一年之后娶了全慧文，生育一男孩，2年后生一女儿，之后有一个儿子夭折了。
1937年，他的文章被刊登在《中华日报》被日本译载，后汪精卫邀请他作《中华日报》的主笔，本宫感觉相当于给汪作媒体宣传用的。1年后，被调到香港作《南华日报》的主笔，住的地方和戴望舒、穆时英等文人是邻居。之后就算是和汪精卫一起混，更多是文笔上的。
1942年，和汪意见不和，43年就被下令逮捕，同年读到张爱玲的文章。1年后被释放后与张认识，并且在《天地》常发表文章后，和她结婚。
但实在有点不安分啊，结婚第二年年初就和一个护士谈恋爱，年末和斯家姨奶奶范秀美同居。后来她把这事告诉了张后，张与他决绝。
我觉得一个人因为文章识人，爱人，知人，也算是很惬意的事。难怪往年的时候，即使在日本也把自己出的书《今生今世》寄给她。但那本书大概是描写他和8个女人的故事。八卦我还是感兴趣的，但一个人男人和他多个女人的故事，我不想了解，谁知道会写成什么样的呢？毕竟，爱情这事，各有各的想法，感知也不一样。再说了，女人不是男人谈论的资本。女人所倾付的纯真的感情也不应该成为男人值得津津乐道的话题。
好吧，感觉这些对阅读他的书没有太大作用，但我就是想说（微笑脸）
周作人，有英语基础后，16岁和哥哥等人一起留学日本，课余时间常常翻译外文书籍，如《域外小说集》。27岁左右回国后，教了4年的英文，抗战期间，北京大学要搬迁，他成了四大留平教授，同时被委托看管校产。44岁时受到枪击，他相信是日本的阴谋，但后来有个自称是他学生的人干的。45岁时，接受汪精卫的邀请，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和胡兰成发展差不多，在文学上都有受到他相关的照应。47岁以汉奸罪（政治上的东西不好说，但我觉得莫须有，可能受到他有个日本妻子的影响）被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李宗仁作民国总统，放了他（被关了3年左右），4年周折，在上书毛主席的批示下，从事希腊文翻译工作，如《古事记》《浮世澡堂》《希腊神话》《伊索寓言》等。文革期间不堪红兵忍受，想自杀，后在下地劳改解手时发病去世，享年82岁。Ps：他还是最早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性教育（嘻嘻）
他的学生俞平伯在他被关押期间，也是经常帮助求情。两人都是语丝社（以发表批判旧社会的不好为主的文章）的人。17岁结婚，18岁毕业于北京大学，21岁开始研究古典文学，24岁结识陈延甫，并向他学习昆曲，后期在清华任教时，自居的“秋荔亭”后期也成了清华昆曲爱好者的常活动地。50岁上下对红学也有相关研究，但其发表也受诸方议论。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郭沫若，左翼文学，左倾文学等一些都应该了解下，但我已经懒得去弄，自己找。。。。。
历史的省思，愉快的发见
顾文豪
一
与志在写出“中国民间，江山有思”的《今生今世》，以及“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的《山河岁月》相比，新近出版的胡兰成集外集《无所归止》、《文明皇后》二书所录的文字——不论是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的散文习作，闲居朋友斯颂德家时写的论文《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流寓广西时关于民众教育与民谣的言论，还是撰写政论之余的文艺批评，出走海外时所写的杂论——都可说是随手风流，闲散浮花。
但一叶自有一叶的精洁，一花自有一花的尊严，虽然这些文字无有体系可言，然要论其中发想之精到，议论之风生，触及的时弊之准确，对时代的荒败与时人生活潦草之悯惜，都足令人掩卷三思。
如论《金瓶梅》，胡兰成在《谈论<金瓶梅>》一文中直言是书“写得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里头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究其因，乃在《金》“太过代表一个时代”，而好作品应能“在描写时代中求解脱时代”，如此才有望臻于永生，一般的写实作品误以为“写实就是一切”，于是“走在一个时代的前头是很快就会落在第二个时代的后头的”。
《金瓶梅》到底写得欠佳与否，大可见仁见智。但在胡兰成的言说里，分明可见他的历史意识与文学判准——亦即时刻从历史与时代的整全尺幅内去思考和评价一部具体的艺术作品。这里的时代并非我们言之成习的所谓作品背景，相反它是一部作品得以呈露特质抑或曝露平庸的一套文化政治“语境”，它流贯历史，也兼及当下，唯有在此语境中，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才能得到最全面也最严整的衡酌。时代与作品并非谁反映谁的刻板关系，而是如温庭筠词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互为依存与映照——文章不单是一个时代的鉴照，甚至即是时代本身，是时代不能加以欺瞒的最直接生动的展现。
故此，胡兰成又在给曹涵美画《金瓶梅》所作序文中，直接借晚明文学在民国的流行而批评了时代的精神风气。他说道：“如今的时势，一种没落的气氛正威胁着中华民族，有梦可忆的，许多人都回到张岱的路上去了，有钱的都回到西门庆的路上去了，既无钱，又无梦可忆的，都回到袁中郎的路上去了。”不知别人读了如何，在我，则是由衷佩服，置之今日，也不失为惊听回视之音。
记得张爱玲曾对胡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这固然是情人间的赞语，但读了这两卷集外文，我想若将此语移用到胡兰成对时代的观察和体贴，怕也不致有什么大谬——他何曾只想做张爱玲的解人，他是要与整个时代相见欢，为时代的知己。
而在清末以迄民国的变动时代里，胡兰成特别在意的是文艺在时代的乱象中如何自处，文艺能否不为时代的乱流裹挟而去，反以文艺自身的贞静与伟力造成一重塑时代的新力量。他在四〇年代给胡金人主编的《上海艺术月刊》所写的数篇文章，其核心的旨趣即在于此。
这其中又以《艺术与政治》一篇最是精彩透辟。文中，胡兰成指出一切艺术都是宣传，因为“一切艺术要求共鸣”，但明确强调艺术绝非政治宣传的工具，因为“艺术的任务乃是诱导政治，校订政治”，且“艺术比政治更真实，便因为以喜怒哀乐来校核是非曲直，较之以权力来批准，以辩解来校核是非曲直要可靠得多”。
至于权力以捏塑民众感情来造成所谓的艺术，胡兰成一语道破此辈用心：“被塑就的喜怒哀乐不能作成艺术，犹之乎被塑就的动作与讲话不能有创造与发明。取缔感情，是要大家忘记自己，并且忘记大家，承认只有几位老爷们便是世界上的一切。在这样荒凉的世界是不能有艺术。捏塑感情，是要大家在几位老爷们的心目中取证大家的存在，自己的存在。从这样狭隘的虚幻的光影反射里不能有艺术。取缔与捏塑感情，最好的方法是以宿命论说教，人民觉得命该如此，也就心平气和了。但历史上伟大的悲剧艺术，都不是歌颂命运，而是对命运的恐惧与哀伤，这恐惧与哀伤，是对命运挑战而失败的情绪。挑战而失败，正与挑战而胜利同等伟大。艺术是反取缔与捏塑的。”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曾说：“中国人亦以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是谈政治，很少及于文章。”这话看似与《艺术与政治》一文相抵牾，其实不然。礼乐为本，文章为枝叶，因为文章是礼乐的一种知性与情意的表现，所以说“以视礼乐”，则文章为末。但礼乐不等同于政治，更不等同于权力，至于老爷们的号令则更其不堪，全属浊流。在胡兰成的观念里，文章既是礼乐的外显，也是激扬时代，重造礼乐之世的重要手段，倘为权力所限制、裁抑乃至狎弄，则断不能校正时代的航舵，开出时代的新风景，由此他对于乱世中权力企图对文艺加以管束与捏塑深致不满与警惕。
二、
晚岁与朱家姐妹通信，胡教导她们好文章要能如“梅花传春讯”，亦即锐识于时代的先机，再以文章传布开去。但胡兰成的梅花传讯不是学问家那套夹缠的语法游戏，他最特出的地方，乃在于每能自具体而微的文化现象中探察到隐伏其下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变动，这方面我愿举出《归止》中所录的两篇大文章为例。
其一是写于1942年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就中最可注目处，乃是对鲁迅的特为彰表，文章点出“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最完整的表象”。胡兰成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中国两种文艺思潮的否定者，其一是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伦敦式的中国绅士”的否定，又一是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莫斯科式的中国绅士”的否定，前者是对“虚伪的做作”的否定，后者则是对“以文艺为工具”的否定。
他指出鲁迅参加左翼，就思想层面而言，乃是其“终于认识了艺术的阶级性”，但鲁迅不知左翼的纪律乃是“克林姆林宫官僚集体的纪律，并非革命的运动规律”。然则鲁迅便即勉强自己去服从纪律，他也还在“挣扎”，以他对于文艺的真知同那些以歪曲的说教来掩盖对艺术的无知的言论做斗争，他深知倘文艺沦为传单，则“只剩下了主义”。因此，鲁迅真正的功绩，在其“只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叛徒，但并非无产阶级文艺的导师或徒众”。
鲁迅究竟是叛徒，还是导师，其实并非此文的关键。胡兰成毋宁是要借鲁迅之例来说明中国的文艺思潮同政治社会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清末之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乃外力所致，人们生活与情调的变动尚远在其后，这就导致一般而言的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的政治变革，反走到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之前”，也使得“政治思潮走在文艺思潮之前”。这种落后国为在政治上“迎头赶上”却在文化思想上“乱流而渡”的情形，往往会“把走在前头的政治倒拉回来”，最终造成政治与文艺的歧途，思想与现实的淆乱。
又一则是1943年12月15日在《文友》上发表的《“文化本位”论战经过》。
相较前文尚局限在文艺思潮的迁变，这篇不过二、三千字的文章处理的却是一个中国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如何因应归趋的大哉问。
在胡兰成看来，自从西方人的枪炮船舰砸开了中国人的大门，中国文化往何处去就成为知识人时刻为之萦心焦虑的问题，歧义纷披的诸般论说——不论是顽韧的复古还是趋时的开新——都始终与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动息息相关。易言之，完全将近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议论视为书斋内的闭门之言，而不顾这些议论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变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未免见之不远，失之迂阔了。
他总结道：“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是张之洞他们在满清皇帝之下安心做官的理论；以西学为孔子的‘小康’说，是康有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理论；把东方的文化看做玄学，是五四运动酝酿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而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现，则是主张‘阶级协调’的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时期的理论。”
而那些貌似拥抱西方文化的“聪明人”，胡兰成也加以辛辣的嘲讽：“他们十分爱好西方文化的腐烂部分，从那里学到新式防腐剂，用来保存中国的木乃伊。他们憎恶的乃是西方文化的过去光荣的遗留部分、资本主义的革命遗产，与其当前正在开始的转变，那足以使人回忆、而惊叹于现状，并且得到前途的启示的东西。”
时代无言而亦处处有言，关键是要善听善思。善听，才能听出历史的弦外音；善思，才能辨得时代的新归趋，就此来说，胡兰成确是时代的知己。除了在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发见现实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动之外，另一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在其特具世界视野，虽然胡亦向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以为他终究不能同那些自说自话、闭目塞听的村夫子相提并论。
正如他在1941年5月4日发表的《纪念“五四”》一文中所说：“然而五四运动还是伟大的。它把中国文化提到世界文化的场面上去再估价。也正是这一点，使许多后来的人感觉不愉快，说它打击了中国文化，并且即刻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来纠正它。但也仍然有人以为文化的差别一种是进步与落后的差别，一种是民族间的差别，因为这两者容易混淆，而且往往故意的被混淆，所以弄到以保持落后为保持民族文化，而体用之说则徒然成为一种玄语。至于最动人的中国固有道德与东方精神云云，也需要加以考订。东方精神并不能帮助我们发扬民族文化，例子是，德国与英法，都是西方精神，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界限还是森严的。由此可知，我们如果接受西方精神，不见得就迷失自己，而执着东方精神，不见得就能发现自己。我们要保持民族的道德，也须注意不要变成保持了宗法社会的遗规。”
三、
南粤刘铮兄曾撰文《批评家胡兰成》，准确揭出胡兰成作为现代批评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指出胡一生都用功“理论的文章”，且精警醒豁地对胡氏文章重加界范，“胡兰成的文章，要是归类的话，怕也得归入子部”。
这或恐不仅是对胡文的重新界定，更是对其本人的重新评定——从偏于文学一隅的批评家转为全面而又专注的文化思考者。我愿在刘铮兄的大文上稍进一解的是，我以为终其一生与所有著作——从回忆录、散文、思想论文到杂文政论——胡兰成或许都在尝试书写一部中国文化史。透过对中国文化史的追溯与展开，胡兰成真正要做的是在乱流横渡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下，尝试给出他自己的解答与回应。
在1945年的《文明之再造》一文中，胡兰成抛出一个问题，使得迭遭战争摧折破坏而又不致灭绝殆尽的文明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这破坏不了的一点种子，乃是人类文明的传统”，“文明的传统是人类千万年在物的世界生活下来的升华”，因此即便履经硝烟，文明的传统却终究金身不坏，而转为文明续命生发的新源头。
同样，在胡眼里，二战也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的大战，更是一次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大战，是一次对于文明的检试，此后将会有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因此，问题不仅是胜负输赢——“像现在这样子打仗，只在那里报仇雪恨，你要击灭我，我要击灭你”——更在于中国要打开一条新路，造成文明的复兴。而方法则是将中国文明的传统加以激扬和重新的肯认，尤其是“人的发见”，而“只有以人生做底子的文明能解决战争，并且解决战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不拟对胡兰成的观点加以评判。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即便是最切近时局的政论抑或最柴米油盐的人生缕述，他都试图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史的全幅理解之中，如《归止》中《知味如知音》、《琴棋书画》、《书论三则》、《阅世五则》以及《文明》中《文明皇后》、《崔浩》、《读<北史>二则》诸篇。换句话说，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是现实政治里的刀枪炮火，而是经由历史文化的探索，来突破当下的政治文化危机，进而寻求中国文化承传续命、别途拓新的可能与路径。
主张“大势变迁论”的蒙文通特别强调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他曾有言：“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如果借用这一说法，那么不妨说胡兰成八面来风的谈说——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艺术的——正是系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通盘理解而延展出的一枝一叶，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胡兰成透过这些彼此为邻的事件，究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怎样的中国文化大势变迁的图画。
记得罗志田先生曾这样描述钱穆，“钱穆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东西”。那当然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时代，但不论是钱穆还是胡兰成，都孜孜以求在荒败乱离的世景中发见一些愉快的中国风景。这种“愉快”的发见，从根底上而言，乃是根植于历史而朝向未来的，是对于身处同一文明共同体中人共同历史境遇的揭示，更是一种建基于理解与反省的历史价值的探寻，而只有抱持这种文化主义的历史思考，才有可能修古以更新，真正重建崩坏的文化秩序。
《无所归止》读后感(三)：胡兰成的“鲁迅风”
胡兰成的“鲁迅风”
文/黄恽
小北先生在微博推他整理出版的胡兰成的集外集《无所归止》，看到这个书名，我就有点心仪。
倒不是说这个书名用得好，一般文集用这样的书名，未必合适，但用在集外集上却是神来之笔，这些文章本来就是集外的，散佚的，零碎的，无所归止的，更何况，用来概括胡兰成的人生更是贴合无间。胡兰成不仅背井离乡，更是去国无归。胡兰成的身世之感，在他评价《陶庵梦忆》中体现得很深刻，他说：
我今如张岱自序所言“国破家亡，无所归止”，归亦无家可住，遂流亡日本。（见《知味如知音》）
胡兰成的这种身世之感，想来小北先生研读胡兰成文章时很有感受，所以才把集外集定了这样的书名。
近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很多不是胡兰成一般的身世和经历，但批儒批孔，批传统文化，强制学马列讲唯物，造成他们的感觉也无不是无所归止。传统丢了，马列又很难在国人心里全盘用西化替代，不尴不尬，不上不下，身虽在故国家乡，也感觉四周空空荡荡，精神上无所皈依。无所归止，是中国文人一概的宿命，岂独胡兰成也？因此之故，我对“无所归止”这个词有所感触，希望能读读这本叫《无所归止》的书。
开口向小北先生要，小北先生果然不远千里而把书寄来了，真是可感的。这一本《无所归止》，也就归于我且止于我了。
胡兰成的文章看过不少，拿到手的这本集外集中也有很多原先就在民国杂志上读过。胡兰成的好处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礼乐和揖让，在平凡人生中感受空虚和荒唐。他的洞察力敏锐极了，像一对蜗牛的触角，能感受外界任何细微的变化，写到文章中，给人新鲜感和大脑皮层的触动，即使一读再读，也还是有新意和启发。
胡兰成和鲁迅有一点很相同，就是不能持论，即学院式的分析和论述比较弱，但语言刀笔却是相当锐利。鲁迅的杂文如刀如枪，胡兰成的杂文也有“鲁迅风”，如《言之丑也》和《里巷之谈》：
《言之丑也》出自《诗经丶墙有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种事）说出来太丑啦”，该文开篇就这么说：
做官的人对老百姓说的话，他们自己先就不相信，但仍然以为：老百姓应当相信的！或者：老百姓不相信吗？不相信看他们又能怎么样！又或者：不管老百姓听不听，我还是这么说：不管自己觉得有意思没有意思，我也还是这么说。
《里巷之谈》则是自谦的说法，说这里所谈，都是下里巴人的见识，不值一笑的。然而，它的开篇却是这么说的：
早就听说要澄清吏治了，制度因为自己来澄清自己很不容易似的，至今还不得澄清，倘或这么着会影响都政权的存在，引起人民的议论、弹劾、反叛，那是得检点检点的。不要官架子整个坍了下来，大家安身不牢。
这两篇杂文，一篇说的是统治术中的愚民，一篇说的是自我反腐的可笑。言简意赅，讽世味甚浓，至今尤有可以参考和借鉴之处。难怪当年也惹来审查者的斧钺，弄得××不断。
胡兰成的杂文，尝鼎一脔可以知味：有没有“鲁迅风”？
《无所归止》是一本集外集，因此，所收文章体裁多样，比较杂乱，然而杂乱也有杂乱的好处，就是什锦拼盘，对于第一次接触胡兰成的读者，可以接收到胡兰成文章的全方位认知，喜欢还是不喜欢，读这一本，就可以自我作出判断来。
我一向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读了这本《无所归止》，还是这样。
作者：黄恽，1966年生于苏州，现任《苏州杂志》编辑。出版过《蠹痕散辑》《古香异色》《秋水马蹄》《燕居道古》等著作。
《无所归止》读后感(四)：胡兰成 ：读了《红楼梦》
读了《红楼梦》
胡兰成
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就写在下面。
我喜爱贾府的生活气氛，那真是华丽的。小时候听人提到富贵之家我总有一种好感，往往不愿意听人说下去，因为怕说得不好反而破坏了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富贵之家不是一首诗，而是一阙词。诗是记载岁序的，而词则只是“夏始春余”的。诗说的是要求美好的生活，它是战斗的，而词则是战斗之后，清平世界荡荡乾坤的产物，一切安稳而富庶，人的感情不用于战斗，而用于润泽日常生活，使之柔和，使之有光辉。所以词比诗是更现实的。诗是感情的升华，而词则是现实生活的升华。词比诗更和谐，不仅因为它有和谐的音律，更因为它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与人的感情的和谐。
在那种时代，富贵之家真是可艳羡的，所谓“侯门如海”绝非如今上海人说的“阔”，而是言其深。它是深情的，并且是洋溢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杭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那校舍原是旧式的建筑，有亭台楼阁，我住的一间是后厅上的厢房，有时躺在床上看看整洁的屋椽窗子上的雕饰，想象着若干年前这府第里人们的生活，该是多么平和，闲静而充实。淡淡的阳光斜照在墙上，楼下课堂里学生在上课，一切都梦幻似的。
那年夏天去访问一个亲戚，他家正是有钱的做官人家，看见他家的一位少爷躺在藤椅上，样子很无聊，不知怎的在我心里起了一种难言的惆怅。后来看看外国小说，写到贵族的生活，都是那样颓败、妖淫、苦恼、局促，久而久之我的那种惆怅也就消失，我不再艳羡，只有讽刺了。再后来自己也做了几年官，新看到的往往愈富有愈猥琐，是塞满不是充实，有奢侈而无余裕，有沉湎而无放恣，有嗜好与脾气而没有感情，倘使其中有志气的人，想生活过得明朗，也只能是诗而不是词的。
经过这样的沧桑之后，偶然再翻翻《红楼梦》，读到贾府的生活气氛，真是颇有感慨的。也因此想到，贾府的华丽是存在清朝的全盛时代，而在如今，则富贵之家乃是畸形时代中的畸形者，要生活得和谐是怎么都办不到的。倘使贾府的时代移前到明末，那也只能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家，以荒淫为韵事，虽然场面要大些。
承平时代的人不但厚道，而且聪明（不是机巧）。贾母是仁慈，宽大的，为难的时候她还有过人的治家本领。她是福人，却不是痴人痴福。贾政是典型的循吏，有点迂，但比之曾国藩的家训可是没有那种做作。就是坏人，像贾赦，贾芸，贾环，乃至于赵姨娘等人，也不比今人的坏，坏得刁钻古怪。这些人的能力大都是低下的。太平时势是笨人坏，而乱世则往往是有能力的人更坏。笨人的坏至少不是凄厉的。就如赵姨娘着马道婆诅咒宝玉与凤姐，也只使人气恼，觉得她可笑。凤姐是有才情的，她的坏使人吃惊、惋惜，但不使人恐怖。
贾府上的台柱人物是郑重的，内里宝玉和姊妹们丫头们也不轻狂。大观园里的年青女人个个有她的美，因为她们的灵魂很少受到伤害，所以长也长得好看。受难的如林黛玉，她的悲哀是明净的，病态也不过病态到缠绵悱恻，不是歇斯底里。
这些人之中，我观得晴雯与鸳鸯最好。晴雯像林黛玉，两人都是深情的，但晴雯有林黛玉所没有的泼剌，林黛玉生来就是失败者，晴雯可是不会失败。袭人和宝钗都没有得到宝玉，黛玉也没有得到，得到宝玉的是晴雯。黛玉的死是对宝玉的爱的结束，而晴雯的死则是对宝玉的爱的完成。晴雯的一生是热闹的。
黛玉是弱者，所以多心。她对宝玉的怀疑几乎是可厌的，但那是因为贾母凤姐宝钗一干人待她的情分，使她感觉自己是受了委曲，她不便说，宝玉理该懂得。然而宝玉不懂得，他只是敬重黛玉。敬重有什么用呢？她要的是宝玉保护她，像一个男子保护一个女人。于是她生气，觉得宝玉不了解她。她直觉地感到和宝玉结合的希望靠不住，就在头里贾母她们待她很好的时候也一直心里不安着。对于人生，她和宝玉都缺少一种跋扈，不能取得。她可以原谅自己，但不能原谅宝玉，宝玉究竟是男子汉，应当比她强的。而在原谅自己的时候，她哭了。在想到将来的时候，越想越疑心，她又哭了。她恨宝玉。
尤三姐是个人物，几乎是现代化的。她爱柳湘莲，柳湘莲却来向她索还聘礼，一口祖传的剑，于是她就拿那口剑自杀了，柳湘莲是不值得尤三姐爱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使我不喜欢，想象他的时候，我总觉得是看见了迎神赛会，扮台阁的那男童，头戴书生帽，身穿一件绿袍，腰索鸾带，脚登粉底靴，背上插一把宝剑，可是没有威严，没有内容，总之不是真的。男人不大喜欢这些，女人可是很感觉兴趣。她们对于人扮的、纸扎的，或是帛制的人形都有一种爱好。尤三姐的喜欢柳湘莲也就是这样。尤三姐有晴雯的泼剌，但不像晴雯的深入人生。人生是一篇小说，往往写到后来自成格局，作者被故事自身的展开吸引了去，而得到满足。原来的安排，在开头写了几行之后就逐渐被放弃，因为，写小说是创造，不是安排。倘使固执原来的安排，是会开了一个头就写不下去，不能终篇的。尤三姐的自杀只使人恍然若失，觉得她的一生刚开头就没有了。她没有留给人们一些什么。
大观园里的人，黛玉、宝钗、凤姐、晴雯、袭人她们单举出一人都只能代表大观园的生活气象的一部分，只有鸳鸯，从她身上使人感觉出大观园的生活气象的全部。她有黛玉、晴雯的深情，却没有黛玉的缠绵悱恻，晴雯的盛气凌人。有凤姐的干练，没有凤姐的辣手；和凤姐一般的明快，但她更蕴藉。她和袭人一般的服侍人，但她比袭人华贵。她是丫头，看来却不像丫头，自然也不是小姐、奶奶、夫人，但她是她们全体。在她身上几乎还可以找出妙玉的成分，但妙玉的是洁癖，她的是洁净。诸人之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她的艳，一种很淳很淳的华美。从她身上找不出一点点病态。
她爱悦一切可以爱悦的，但没有恋人。伟大的恋是起于现实的不足，要求人生有新的创造，所以总是叛逆性的。鸳鸯可是大观园全盛时代和谐的象征，所以她有爱无恋。
因为没有恋，她说她自己是一个最最无情的人，其实她是情高意真的。缠绵悱恻，媚视烟行，乃至争风吃醋，打情骂俏，虐待狂与被虐待狂，是爱的曲曲表现，但爱仍自有其本质，应当可以不假借这些而另有更正常的表现的。不过在病态的时代，人们是只能在病态的表现中去滤取爱的份量的。只有在正常的时代才有鸳鸯那样的人，她的爱的表现如此素朴，如此富丽。
爱是人生的和谐，恋是人生的带有背叛性的创造，所以在拂逆的环境中爱与恋不可分，如同今人之把“恋爱”说成一个字。大观园的生活气氛可是繁荣而安稳，不但鸳鸯有爱无恋，此外诸人除了黛玉与晴雯、小红都是有爱无恋的，连宝钗都并不例外。在见惯了腐败的阔人公馆的现代人看来，大观园里自夫人以下奶奶小姐丫头们的干净是可疑的。而其实只是可惊，并不可疑。大观园的和谐环境里只有黛玉、晴雯、小红是委曲的。黛玉从小没了双亲，有人关念她而无人替她做主。晴雯则才情与其身份不相称，她就使安分也只能做到袭人的地位，不能做到鸳鸯的地位。所以她不安分。小红则连袭人的地位都不能想，虽然她的才情在晴雯之下，或者还在袭人之上。因为她们不能顺利地爱，所以有恋。
宝玉的环境是和谐的，也是有爱无恋。但黛玉与晴雯和他的关系撼动了他的安稳。他的生活的平衡因此发生摇摆，可是不到破坏的程度。所以他对待黛玉晴雯和别的姊妹丫头们的情分虽然深浅不同，却是同一性质。但生活平衡的这种摇摆究竟影响了他，使他不能如鸳鸯的正常。人生对于鸳鸯是富有的，而对于宝玉则隐约见得不足。所以他有鸳鸯所没有的烦恼。只是他在烦恼时生起的一点微弱的叛逆性随时随地很快融解于全体环境的和谐中，所以他谁都不能得到，黛玉不必说，即如晴雯，他是被晴雯得到了，但他也没有得到晴雯。
晴雯的死使宝玉伤悼，但亦止于伤悼，没有打翻了他。他还是可以和别的姊妹们丫头们玩下去，日子过得好好的。黛玉的死对于他原也和晴雯的死相差无几，所以使他断然出家者，主要的倒是因为姊妹们死的死了，出嫁的出嫁了，丫头们遣散的遣散了，贾府抄了家，大观园给锁了起来，旧时环境的和谐骤然消失，他的生活平衡也破裂了，于是他被逼叛逆过去的一切，出走了，而出走也只能是去做和尚。
对于现代人，宝玉是只能做十几岁的女孩子的初恋对象，或者做二十几岁的少奶奶三十以上的太太的情人的。他不能做一个坚强地要求生活的女子的爱人。
“一床席，一枝花”真是袭人的身份、才情，以及她和宝玉的关系的极好说明。可以想象她长得好看，她的美是一种匀整的，使人感觉现实的亲切而没有深度的美。她是生来服侍人的，诸事体贴，尽心尽意。她并不刚强，然而有一种近于愚蠢的自信心。她是注定了不能影响别人的，然而凡事一直有她自己的主意。她有爱有恋，而她的爱很狭窄，她的恋也过于正经──正经，用心，而不够认真。她使人喜欢她，而不能使人爱她。她生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什么都得不到，可是只有别人需要她，她不能需要别人。她所获得的东西倘若失去，也容易得回来，或另找一件来填补。她的再嫁，伤心了一阵，而在哭哭啼啼时也还是很听话很安分的。
选摘自《无所归止：胡兰成集外集》（胡兰成著，小北编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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