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10篇
《20世纪的教训》是一本由[英] 卡尔·波普尔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一)：要拥抱新玩法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收录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几篇访谈录及演讲文稿。包涵了他对于20世纪发生的两起战争和世界格局的看法，对于苏联解体的分析和对马克思的批评，对法治和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后辈的期望和忧思。以上种种都难免让人觉得颇为艰深，但在波普尔手中却被神奇的化解了，他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不仅让人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还引发思考，实是西哲入门的佳品。
看到波普尔气恼恼地说电视让人类堕落，和战争一样邪恶，我就想这要是他老人家看到今天互联网大潮的浩浩汤汤，还不得气得上电视啊？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开放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一个“开放社会”的信徒，为何会谈电视而色变呢？
在我看来，这就和老爸销毁我的流行音乐卡带，以及我当初拒绝使用微信是一样一样地原理——对新生事物负面作用的非理性放大。当然，波普尔给出的答案很有力，他觉得电视传播暴力，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熟悉波普尔的人会知道，就是他提出了科学具有可证伪性，从而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了界定。他批判经典的观测-归纳法，推崇演绎说理的方法。但是，他对电视媒体的态度，不又恰恰是他所批判的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吗？看来，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已深入骨髓，很难突破，连这样一位头脑清晰的思想者也不能免俗。
这也涉及自媒体出现以来，对传播伦理和内容尺度的争议。这在天朝最容易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你懂的”信息很快会被和谐。暂不考虑和谐的正义性，大众媒体的属性就是叫得最响的最容易被听到，叫得最有特色的最容易被记住。人们很容易被简明清晰有力的信息影响，但叫得最响最有特色未必最有道理，有很多时候还是恰恰相反，叫得越响越离奇的，错得越离谱。但如果因此而完全否定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实在是因噎废食，让人难以信服。我认为，新的科技发展，使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对社会伦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那么，更应该以宽容的心态接纳新生事物，由此而倒逼建立新的规则，而不是欲拒还休，被迫投降。只有先认清“存在即合理”，才能从全局来思考，最大的抑制新生事物负作用，发挥最大效用。
而我对波普尔的疑问，恰与他对法治的看法不谋而合。没有法治，就谈不上自由市场，没有框架的自由就很可能演变成巨大的恶。所以，比起消除极“恶”，首要任务应明确善恶的界限，达成一定的共识和操作规范，对恶视而不见，于事无补。或许是因为波普尔生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对暴力深恶痛决，所以才导致了对电视媒体矫枉过正的仇视吧！
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只有科技的进步，才能解决人类世世代代的生存发展。虽然新事物出现，也会带来许多困惑和不安，我们仍应该克服与生俱来的恐惧，正视它，拥抱它，改变它，为己所用。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二)：民主并非全民统治而是避免独裁—Leo鉴书199
《20世纪的教训》的作者是卡尔·波普尔估计现在人大多不知道。一来读非通俗书的人可能始终就不多，二来作者已经去世加之他身上有很多外人看来很矛盾的地方。不过，作者有个学生您肯定过——索罗斯，对滴就是那个金融大鳄，他是波普尔的学生和其理念的踏实践行者，既建立开放的社会。
这个系列的书我都是边看边想边做笔记的。以下谈几个本书给我的重点启发。
首先，苏联共产主义存在暴力悖论。
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那个没有暴力人人平等的社会。于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加入其中，早日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不论怎样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如果有人意图抵抗就是罪犯——应该是这么下去是无法摆脱自己理论中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的，看下波尔布特制下的柬埔寨就知道了。
波普尔年轻时曾短暂信仰共产主义，后来看到游行时工人被杀放弃了这个主义。原因是：自己牺牲自己可以，但是鼓动别人置身险地甚至被杀是不行的，思考下中国的义和团。马克思所提及的资本评论并未真正存在过，只能写这么深了，您自己慢慢琢磨吧。
其次，自上而不能建立市场，只能建立规则。
市场及其中的交易都是自发形成的，都是自以而上形成的；自上而下不能建立市场，只能建立规则和玩法，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做的就挺好。相比于苏联始终保持计划经济这个路子，现在看来不倒才怪。这前苏联有个经济学家好像还得到诺贝尔经济学讲，专门研究计划经济方面的。看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计划经济是极聪明人办的（要知道多少数据啊，最早可以用手算），市场经济只要制定规则，对违规问题进行处理就可以了，看下美国经济。两者谁优谁劣不好说，我只想说人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有人这个都不承认，那估计是自以为是真神。
第三，民主并非所有人统治，而是防止独裁。
这部分对我之前的观点有颠覆，读了两遍，以前我一直认为民主就是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统计。作者的观点是：只是少部分人统治，但是所有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全民普选也会出暴君，比如：希特勒就是全民普选上台的，金三胖具说也是。作者认为真正的民主有个标准“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政权的交接”，看看萨达姆、卡扎菲。此外，“谁来统治？”这个问题还没有比较完善的答案。我估计要再看一遍才能理解作者的意见。
总之，穿越历史覆盖在作者身上的迷雾，看清他的观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应对21世纪的问题应该很有帮助。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三)：波普尔:成为有责任感的一分子
时代的精神状况书系，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剖开各种现实的迷障，让我们看到许多现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书收录了开放社会之父卡尔波普尔对20世纪人类命运的观察与反思，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纪的观点，对过去的苦难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封面上点评“哲学大师平易近人的对话实录，练达而深刻的醒世箴言”。事实上读此书也是心有戚戚然：社会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极权主义，宗教，历史，媒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等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都在发展和变化，他们与我们息息相关。作为文明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也有义务了解这些常识。
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曾翻译出版了波普尔大量的重要著作，他的学说据说“在20年就流行过”，只是对“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那么波普尔的观点到底是什么？访谈形式虽然不如完整著作更详尽和逻辑严缜，但是访谈却能一言以概括，从侧面反映主张。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认为，“波普尔有独特的学术风格----罕见的清晰表达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说实话，非政治生物，对这些并不太敏感。但对波普尔关于社会的一些展望倒是可以一观。比如，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期望是重新理出一张一今社会当务之急的清单，像和平、防止人口爆炸，教育等。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认为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受法律道德的约束，但个人觉得波普尔的愿景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愿景一样，都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
第三辑是演讲文稿，相比前面两辑的访谈碎片，显得完整而深刻许多。《自由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一篇，“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作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开放社会，开放未来，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个体却能汇聚巨大的力量影响它的走向。那就是，成为有责任感的一分子，努力沿着正确的道路一起向前。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曾流行过的波普尔观点，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有意识很好，但更重要的还是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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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真正有意义的教育并非关乎思考能力，而是对思考内容的选择。最明显、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往往是最难发现、最少谈论的。”
“真正的价值，在于一种自觉——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必要的；这种自觉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平淡无奇的生活之中，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四)：不开放社会的开放思考
不开放社会的开放思考
评《20世纪的教训》
20世纪有什么大事？西方文明统治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亡国与美国的称雄。那么20世纪给予21世纪的教训是什么？从卡尔•波普尔及其门徒的思考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寻找一种可能长期存在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式，于是他们提出了在这个不平静的世界中构建未来国家形态的一种可能性—开放社会。
卡尔•波普尔是一个曾经的马克思主义忠实拥护者，到后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一个有利于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在声誉上却评价不一的专家。这样的一种现象存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危险的心灵，瞬变的态度。学术上如此，政治上亦然，或者人类未来的走向同理。
不可否认的是，卡尔•波普尔对于20世纪教训的总结和归纳，首先是他对于法治的推崇：法治的首要功能是避免暴力，它能让一个国家政权在不流血的状态下完成更替；法律体系不就位，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的存在。其次是他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深刻理解，民主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政权形式，但他应该是现有政治形式中次优的选择；民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的民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的民主），是不让大多数人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形式；自由的意义不是个人或者组织自由的无限度扩张，而是在于寻求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能并存的一种综合或者妥协。最后就是他提出的开放社会的概念和外延，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定义开放社会为政治多级（Pluralistic）和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的社会，而在本书中，他更多地阐述了这个社会对于青年一代所形成的一些坏习惯，诸如电视的坏处、大人们的误导以及社会主流对于罪恶的容忍。
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我无法精准概括波普尔的思想要义，虽然被他深邃的见解和广博的推理折服。ON THE COMMON SAYING , 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S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从道理上来开放社会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不开放社会中如何去实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用波普尔的话说，我们只能去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智慧，但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更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朝着未来的方向走去。
2015-11-12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五)：活着的人需要学点哲学
关于哲学其实我也学了好久，从初中的政治开始，到高中、大学，以及工作之后的晋级考试，都没离开哲学，一直再背诵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曾指出：“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都必须按照各自的方式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且，任何哲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与展开，也都要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起点和中心。我诚实交代，我学了这么久哲学，还是对哲学的命题一头雾水。
英国卡尔•波普尔是哲学家，《20世纪的教训》是他写的，里面收集了他的演讲和访谈录，这本书能够被王凌霄翻译出版，我觉得算是一个奇迹。你可能会觉得一本书的出版怎么能够称为奇迹呢？要知道在中国出书，书的内容是要经过审核的，就如一些电影作品一样，是有限制的，不是什么都能随随便便出版发行，而这本书的作者谈了政治，谈了哲学，谈这些还没什么，关键是他还谈论了共产主义，按理说这也没什么啊？但是你读了书就清楚我为何会长大嘴巴，说这么多啰嗦的话了。因为他的一些言论有悖于我们所学的哲学，因此，我觉得这本书能够出版发行，说明中国真是进步了。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解读这本书，关于哲学的思想，很多人都在潜心研究，就连作者也说，他一开始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他也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是和平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是仁义礼智信的，但是这个过程太过遥远，甚至漫长，谁能看到也是未知的，但它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哲学家是做什么的？哲学家就是通过潜心研究，将这个过程尽量缩短，他们还要指出，为何社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而现存的阶级必然灭亡的理由，也就是说从老祖宗那时就一直在探究未来世界，但是历经诸世纪，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的成果。
卡尔•波普尔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变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他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原籍奥地利，父母都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逃避纳粹迫害移居英国，入了英国籍。波普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逻辑学等。虽然他在活着的时候，在欧洲很被推崇，但是其它国家人，甚至连现在的英国人，或许也对他的大名不是那么熟悉了，他的一些观点，也早已不被后来者认可，但是世界还是无法抹杀他所带给人的一些哲思，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包容性，因为包容才会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才会对自己的哲学观进行调整、改造。
卡尔•波普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哲思者，即便他现在离开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他的著作来解析他的思想，只要没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缔造者，哲学家们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人们不想这个世界充满动荡和灾难，那就要有些追求。我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感，但是不得不说，人不能离开哲学，因为你要有点思想，要有点追求，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六)：意识形态下之非此即彼
近来一段时间，我写东西争取不再过多地用学术化的词语，很多时候我都将此以通俗的解释去处理。但是这一次我想用一个词：解构。长久以来，我是如何理解这个词语的呢？按照雅克·德里达的意思，它不是主义，如果它是一种主义就有悖这个词的含义了。按照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它提供了一种方法。
然后来看这本《20世纪的教训》，这里提到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类被概括化的思维模式被逐渐地消解了。对意识形态展开了批评，这是从根源上撼动它。其实，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是洪水猛兽，这都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从古希腊开始一路走来。如果不是习惯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大概也无从开始。所以抛开内容来说，更重要的是思维的方式。
这里提到波普尔的一段亲身经历，我大概复述一下，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大学生了，读了一些很厚的书，可以指导别人如何去看待问题了。结果造成了六个工人失去了生命。他认为自己应该对此承担责任。他把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是“扑鼠器”，自己深陷这个陷阱里了。然后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就此开始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经历在我看来更像现今时代的愤青，首先是自己没有反思基础，然后在某种上当受骗之后带着一种近似于复仇的心态开始做学问。接下来不知道这本书结论性的语言又将影响多少愤青。
我想相信它的前提不能排除个体也有很强烈的野心，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很多时候马克思主义是否有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这很多时候成为了选择它的人又深受其害时推脱责任的借口），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否成为自己成就事业的阶梯，当它不利于你的时候，你便是第一个抛弃它的人，所以归根结底反思应从自身开始。比如说像波普尔的这段经历，最后受害的是这六个工人，是普通的老百姓。当老百姓选择听取你从未弄懂过的信仰跟随你的时候，不是你之后看清了某件事的错误，为此大受折磨调转枪口对这个政权也好，这种思想也好开始批判与抱怨，而是谁为这六个人负责？
延伸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精英选择支持一个政党的决策，夺取国家政权。这背后这位精英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仔细地思考过这期间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他后来深受其害，接下来做的学问如果不曾从这段破碎的历史走出来去看待它，你是否想过，一个时代的精英往往决策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期间如果存在问题受苦受难的其实是老百姓，是那死去的六个工人。如果一位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之后，通篇没有个人的责任感浮现，这样的书是不值得阅读的。
由于我不清楚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也不清楚他接下来做了哪些举世瞩目的学问，但我想这样一个开始，总和哲学家的典范有很大的距离。这本书接下来的内容留待后续阅读再续。
然后我将阅读视角绕回来，在这之前，我看了本书的导读。提到他在世俗层面的成就，接触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风云人物。这要我想到一个人来——胡适。
在我看来胡适是文学家么？完全不是。是哲学家么？更加不是。我想通过他的行为来看更像是社会活动家，交际专家。个人喜好交友无可厚非，但是当围绕他身边都是一个时代的精英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这种交友有没有炫耀的成分？在胡适也好，这位波普尔也好，我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也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会给读者带来一种莫名的钦羡。
我反问的是，如果结交名流是一种追求，或者成为了生活的重心，当然这也与自身的地位相关。那么这里的意义是否趋于虚幻？如果换做是他人这里面倒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自称为搞文学的，搞哲学的大知识分子们，当你的生活追求从表面行为来看不是以全人类为重心的，那你的学问落实在何处？这里存在一种伦理上的悖谬。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七)：《二十世纪的教训》：谦虚的反方
卡尔•波普尔显然是个异类。在理论家之中，很少有人像波普尔这样会把观点表述得简洁有力，不与读者做冗长枯燥的“文字游戏”。而另一方面，波普尔似乎是个天生的“反方”，如果是读过波普尔的两部重要作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或者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读者不难发觉，比起立论，他更热衷于去批判，甚至是充满挑衅性地对柏拉图们，或是马克思们的“真理”进行驳斥。
也许因为是个异类的缘故，波普尔的声望，其变化趋势同样是独特的。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观念在其生前就广受关注和追捧，但在去世之后，有关 “波普尔”的一切却变得缄默，几乎无人再去提及他的批驳。或许正是由于作为一个“反方”，倘若无法作声，也就很容易被遗忘吧。
《二十世纪的教训》并不是一部分量很重的作品，但也值得一看。由于是“对话录+讲演录”的合集形式，对于初涉波普尔的读者，这部作品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他的作品并不难读，但是有这样一个轻快而活跃的“垫场”——由于所辑录的内容多产生于波普尔的晚年，这同样也是个带有总结意义“收场白”——也更有利于进入状态吧。
访谈录共有两篇，分别记录了1991年和1993年的两场对话。由于彼时正值世纪之交，因而访谈的内容也以时事切入，探讨了当时的热点内容，包括苏联解体、波斯尼亚地区的热战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以及电视文化的发展等等。内容的核心，依旧是波普尔的“反方发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连带更久远的政治哲学“源流”的反思批判。
整理者将这本合集命名为“二十世纪的教训”其实是极恰当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没有那个年代能像这个世纪一样，长期处于“整体性动荡”之中。经历了两次大战，重新梳理的世界格局却依旧充满不安定的可能。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将这个年代以“极端”命名，而整体的极端，既发源于个人的极端，又最终诱发了全局层面的“集体极端”。
因而我们终究要把目光投向个体——这同样是波普尔的思考路径。于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波普尔所选取的着力点，不再是理论本身的差池，而是作为一种理论，它对个人的作用与引导。事实上，“共产主义”无疑是所有作出认真思考的人会赞同的“理想”。可理想的趋同，却势必孕育极端，导致狂热。
回归到个体命运探讨理论的波普尔无疑是谦卑的。在访谈录之后的两篇讲演词《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与《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里，这可贵的品质又继续得到了呈现。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一篇中，他强调“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要捍卫人民的自由，除开主权统治（Sovereignty）、法治这些原则之外，不要受到统治权的干预”，从而将民主的要义，由统治权的归属，转移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而在接下来的《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里，波普尔进一步将知识分子的责任做了反思：“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是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承接了前一篇的“关怀——终究要将意义，落归到大多数人的层面上。
刘擎说，被遗忘是波普尔最杰出的成就。我们需要波普尔，是因为他警醒而谦卑，冷静却心有热忱。任何人都有权利要求被记住，但那却并不是最好的事情——会被记住的，只能是某一刻的舒适或是光荣。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八)：读《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在上个世纪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中，卡尔·波普尔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较有争议的知识分子，这里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生前及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和看法的巨大差异。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差异，我想，是因为思想界本人的思想有太多棱角与鲜明的个人色彩的缘故。其实，仔细阅读卡尔·波普尔的著作，你会发现，他思想的魅力可以令喜欢他的人手舞足蹈，也会令不喜欢他的会心生嗔恨继而对之不屑一顾。这里的不屑一顾已经不是文人相轻了，而是一种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卡尔·波普尔说过：“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们保证，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的，他的理论没错。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我们会取得最好的胜利，只要共产主义革命成功，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社会。”卡尔·波普尔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熟知，对马克思经典学说也极有心得，他还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形态；它必须终结，要被共产主义推翻。”就凭这些话，他的不被西方资本主义学者所欢迎就可以预料到了。不知道卡尔·波普尔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底气敢说这样的预言。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话充满大义凛然，但是恐怕更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思想家的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其对某些观点的阐述和论断都缺少某些必要的说明和依据，更多时候凭的是一腔热血。
《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这本书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能从中读出卡尔·波普尔一生最主要的思想精华和学说。从该书中可以读到，卡尔·波普尔思想中比较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他认为“孩子们是最大的贫困阶级”，并呼吁大人们在孩子们的面前要做好榜样，不能把自己不好的行为传给孩子，这与鲁迅先生呼吁“救救孩子”的良苦用心极其相似。每一个读者大概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东西来吧。
《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九)：今天我们重读波普尔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在1995年逝世以后，卡尔•波普尔却逐渐不为人提及。为什么？《20世纪的教训》或能提供部分答案。该书收录了波普尔最后几年的两篇演讲稿以及与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赛蒂的对话录。
开篇是华东师大政治系刘擎教授的导读，他以雄辩的姿态、缜密的阐析，论证了卡尔•波普尔的贡献和意义，刘擎说，“恰恰是波普尔的卓越与独特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并引用布莱恩•麦基的评价，指出波普尔著作的通俗易懂和清晰的洞见“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本书是波普尔站在世纪的末尾、沐浴生命的暮光，回顾他对这个百年的看法，以及对自己一生成就的总结。无论西方社会思潮如何变化，波普尔都给20世纪留下了鲜明的独特的烙印。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西方近代以培根为开端，主张科学知识始于归纳法。波普尔的看法不同。他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举例来说，任何科学理论都表述为普遍陈述，如“任何两个物件都摩擦生热”，而经验所得的只是对个别事物的陈述，归纳法难以成立，如果反过来，通过单称陈述来否定普遍陈述，比如“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普遍陈述，可以通过“这只天鹅不是白色的”来否定。由此进一步，波普尔提出了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即一切可以由经验证伪或否证的知识命题，才是科学的。波普尔的这一贡献，被评价为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很显然它非常实际并且高效。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是访谈的重要内容，也是本书最有思想性的部分。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他看到了经济动力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但他的基本理论模型有些一维化。波普尔认为，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宗教、文化、风俗甚至友谊都对社会生活有所影响。波普尔的某些言谈相当过激，这也是他被诟病，或许也是被遗忘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而不是在找朋友。”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希望找出必须清除的敌人，于是责任被仇恨取代。波普尔把问题的症结往上推至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批评各种“理想国”，认为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却是危险而害怕的。因此，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最大幸福”的理想主义原则，倒不如提出“所有人最少的可以避免的疾苦”。这种逐步工程和改良方法的社会改造方案，不符合20世纪疾风暴雨、狂飙突进的社会形势，这时候，波普尔显得太过保守。今天我们重读波普尔，发现这种激烈又保守的矛盾，是以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保持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独立。
波普尔对社会生活的微观方面也提了一些看法。比如，他批评大众媒体，“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如果不能约束电视的影响力，它会带领人们冲下文明的斜坡。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电视的普及，波普尔在身后望不见目下的现实，但他的呼吁在网络时代同样需要警醒。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普尔有类似的担忧，但他说，我们要有一种“容忍的矛盾”，宽容异己，通过不断的批评来认识真理。这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波普尔以此来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批评主义，提倡宽容一切批评的“开放社会”，反对压制批评与屈从于迷信、神话、权威和教条的“封闭社会”。
梁文道在《常识》一书里，把“常识”归宗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且说“常识”两字包涵着丰富的意蕴。借此观照波普尔所论，皆不脱常识范围。“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这是刘擎对波普尔的评价，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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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教训》读后感(十)：在批判和建设中抵达光明的彼岸
在批判和建设中抵达光明的彼岸
“科学知识，依赖于理性批评”，“没有理性批评，服务于对真理的寻求的批评，就没有知识。”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认为，“科学是一种批评活动，我们批评地检查我们的假定。我们批评它们以便发现错误，希望消除错误从而更接近真理。”《20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下称《20世纪的教训》）是卡尔・波普尔在生命中最后几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Giancarlo Bosetti）访谈的记录。和他的其他作品不同，《20世纪的教训》更多地表达了卡尔・波普尔对过去的这个世纪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和希望的关怀。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这是真的”，“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确眼光独到，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但是，社会现实太复杂了，“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时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他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波普尔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因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你可以随意研究历史，但是……你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研究完了就完了，你不能以为你可以沿着河流顺流之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载沉载浮。”
20多年来，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按照小平同志关于“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论断，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最根本原因无疑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是苏共从根本上脱离群众、背叛马列、离经叛道而蜕化变质的必然结果，而这个根本原因表现在众多领域。其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教条主义盛行，苏联把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普遍化、模式化、机械化的套用马列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小平同志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波普尔虽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相反，他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理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证性的分析批判。或者说，波普尔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基本品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
无论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上，波普尔的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批判权威主义。“我认为正统性是知识的灭亡，因为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不一致的存在。”在波普尔之前，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或“核心”来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波普尔认为，“每个人都想领先时代，但在现实里，却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
“创造明日世界的乃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波普尔认为，为了保护我们深爱的民主体制，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在《20世纪的教训》中，波普尔不仅具备强烈的批判意识，还怀有殷切的建设愿望。比如，他不但谈了“1962年：萨哈罗夫、赫鲁晓夫与苏联衰落”，还谈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他不但谈了“和平与战争”，还谈了波斯尼亚战争；他不但谈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还谈了“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他不但谈了“历史主义的再批评：开放的未来”，还谈了“当前的政治议题……”。在《20世纪的教训》中，波普尔还通过谈论媒体的危险，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来（试图）引领“正义、民主、和谐的精神文明走向光明的彼岸”。批判与建设，一破一立，绝非“为批判而批判”，这正是波普尔崇高的道德情操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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