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读后感10篇
《马基雅维里》是一本由[英国] 昆廷·斯金纳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32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4-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基雅维里》，是一本“大家”写“大家”的小书。
先说作者。昆廷•斯金纳堪称“大家”。他早就蜚声国际政治学界。评论者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阅读的十个作者之一。因为他在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时政评论等方面的贡献，有着显见的创新和独到的阐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并且以他为核心，创立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俨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独辟蹊径、一开新风，堪称典范。在中国，斯金纳的盛名基本上限于专业学术圈。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研究者大有不认同剑桥学派，就归属施特劳斯学派的势头。但对读书界来讲，斯金纳还是需要隆重推出的大师级人物。
次说传主。马基雅维里声望隆盛，一般意义上的“大家”甚至难当其名，这似乎不必多说。但他一方面享有现代政治思想奠基者的声名，另一方面则饱尝邪恶导师的指责。到底马基雅维里应该以何种形象入史、以怎样的理论家面目示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思想大家的趋同境遇：是大师，就得面对人们不断的重写，遭到不同趣味人士的理解或曲解，接受人们的崇敬礼赞或严厉指责。而斯金纳以大家眼光，重新书写马基雅维里，就是想为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正本清源，还其真实面目。
“大家”写“大家”，似乎应该以如椽巨笔，写成皇皇巨著。否则，就与作者和传主的身份地位不太相称。但斯金纳这本《马基雅维里》实在是一本小书。小书，是就其篇幅来讲的。不到十万字，就将开现代政治思想先河的大师“打发”掉了。这样的篇幅，对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实在是有些小得可怜了。斯金纳以这么小的篇幅评说马基雅维里，一者与作者的约稿方要求有关，二者也与他不惮其小、申论宏旨的书写定位有关。因此，这本篇幅甚小的书，容量极大，完全可以纳入思想家评传的经典之列。
一是他确立的政治思想史叙事进路。别看这是本篇幅很小的书，但它贯穿了剑桥学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意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剑桥学派以两个拒斥为先导，立定自己独特的思想史方法：一是拒斥那种思想史家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理解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避免偏离文本与时代，曲解思想家的思想。二是拒斥单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时代氛围来理解其思想的进路，杜绝矮化思想家，做大时代反应，将思想家仅仅当作时代符号。两“破”为一“立”：剑桥学派主张，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语境中的思想。所谓语境，不仅指思想家所处时代、付诸行动这个大语境，而且也指思想家著述这个思想小语境，更指思想家与时代互动呈现在著作中的整全语境。于是，剑桥学派，尤其是斯金纳，重视文本解读、语言分析、行动导向、概念清理、修辞手段的综合研究。
以这种看起来更为健全的方法作为指引，剑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斯金纳，在对传主马基雅维里做评传之时，确实比较有效地避免了两个陷阱：一是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对马基雅维里这样的研究对象进行诋毁谩骂。二是像流行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流范式那样，将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思想家处理为现代政治兴起的象征符号，似乎思想家仅仅是时代与社会的应声虫。在斯金纳笔下，马基雅维里的形象就此丰满起来。一个剑桥学派最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最有力反映思想与行动互动的传主，活灵活现地浮显在他的笔下。
这本书的第二个贡献是，斯金纳对马基雅维里进行了有效的历史还原、形象重塑，完成了他确立的“重觅过去”的研究任务。本来，这是一本篇幅甚小的书所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不少、思想丰富、经历复杂，如果要面面俱到、夹叙夹议，还真是需要很多篇幅才能竟功。加之斯金纳又确立了那么刚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此方法来处理像马基雅维里这么适中的对象，细部的展开，也许更容易展现其方法的精妙。但斯金纳的功夫就是了得。即便篇幅限定了，也不妨碍他将其特殊方法悉数动用起来。
斯金纳书写马基雅维里，首写人生重要经历，次写重要著述要点。写人生经历的时候，将思想与行动连贯起来，让人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所思所想有所期待，做好理解他思想的心理预期。在概述他重要著作的时候，斯金纳将之与传主的个人经历、国家处境、时代状况、外交关系诸因素贯穿起来，其所思，其所行，水乳交融。这就避免了要么流连于思想家著述的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或者执著于时代背景，小看了思想家的观念创制能力。
马基雅维里之所以一开现代政治思想风气，与他的特殊经历具有密切关系。说起来，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一个力断众流、首开新潮的人物。他有着那个时代所有重要人物的共同特征：在人文主义气氛甚为浓厚的佛罗伦萨，其人文修养功夫甚好，这为他晋身政界提供了台阶。同时，他对意大利的统一建国，萦怀于心，对内思考政治整合，对外比较国家建构，视野甚为广阔，行动导向极其明确。这样的高层经历，恐怕也是马基雅维里足以洞穿政治的决定性条件。加之，他从高层政治摔下来，堕入民间，紧张的教训归纳，与重出江湖的应急考量，让他着力制定了再次跻身政界的对策性建国方案。不过好运不常，马基雅维里以政治生涯而辉煌，也因政治经历而深沉，但最后则因政治失意郁郁而终。但正是因为他与政治的终生纠缠，才足以深刻领悟政治的真谛。斯金纳开篇对之的叙述，就将马基雅维里足以掀动现代政治思想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与个人小处境，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个理论政治家与实践政治家错位交叠的马基雅维里立体形象，就这么呈现在人们面前。
斯金纳在叙述马基雅维里的生平、经历后，对他三本重要著作进行了缕析。无疑，马基雅维里之成为马基雅维里的理由，首先在于他撰写了《君主论》。下决心成为“君主智囊”，是他写这本现代政治学开创性著作的最强劲动力。这本书让马基雅维里蒙受了邪恶导师的污名。斯金纳经过分析，认为这一指责过于严重。考虑到马基雅维里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风气、他的政治实践经历，他之所以鲜明推崇君主临机应变的政治化举措，实在是当时政治的发展需要正当化时运之上的德性。这里的德性，不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意义上的美德，而是一种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与时俱进的综合能力。人文主义重视时运，马基雅维里视其为迂远。在建国之际，人们岂能采取治国之时的政治方略。尤其是关乎国运的君主，德性要讲，政治能力更为重要。斯金纳特别强调，这是马基雅维里经历佛罗伦萨共和衰亡给他的深刻启迪。这哪是一般和平状态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能理解的主张。那些单纯幼稚的古典学家，在这里，就像马基雅维里时代的人文学家一样，露出不懂政治的怯懦来。
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者，常常以他思想的另一面为他开脱邪恶导师的指斥。在《君主论》之外，他的另一本著作《李维十论》（本书中译为《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被人认读为反映了马基雅维里政治理想的作品。在这本书里，马基雅维里表现出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偏爱，似乎这才是他涉论建国的理想寄托。在斯金纳看来，这本书乃是一本著述宗旨与《君主论》完全一致的作品。只不过，两书的落笔重点，略有不同而已：如果说《君主论》主要是提请君主注意，运用政治手段强力建构国家是其要务的话，那么，《李维十论》不过是借助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著作，来申发如何可以成功建构强大国家的想法。马基雅维里两本重要著作的宗旨，其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有力矫正了马基雅维里研究中将两者对立起来分析的习惯性思路。
马基雅维里认为，共和建国，基点应落在古典的集体自由上面，重点应落在建国者对时运与德性的综观把握能力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自己民族创制强大国家，那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再造国家的政治家，应当开创一种更具有延续性、足以整合平民德性的法治体系。这样才能杜绝国家的朽败，保证国运昌盛、历久不衰。而足以维护国家时运与德性的适时匹配，在政体上莫过立于自由的混合政体。着眼于此，《君主论》的主题便得到深化与拓展。斯金纳就此成功地弥合了分裂的马基雅维里形象。
斯金纳的这本书，主要篇幅都在缕述《君主论》与《李维十论》中蕴藏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在对之条分缕析，力辟流俗之见，展现马基雅维里思想全貌之后，他用十来页的篇幅，评述了马基雅维里晚年的重要著作《佛罗伦萨史》。这部著作的严格历史学意义是不足的。但之所以单独拿出来品评，是因为这部著作体现了马基雅维里关于建国的一贯思想：杜绝国家的朽败，寻求对内激活政治体能量的冲突，确定对外的军事扩张战略，以保持国家的生机活力。尤为关键的是，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撰写这部授命而作的历史作品，事关他的家乡情怀。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时时处处游荡着一个幽灵—佛罗伦萨，这个城邦的兴盛与衰败，是激发他政治思考灵感的源头活水。这也许是斯金纳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处理这本书的缘故所在。
斯金纳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选取《君主论》、《李维十论》和《佛罗伦萨史》进行专门讨论，绝非无意之举。他自陈，选取这三本书讨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因为三本书恰好呈现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考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君主论》是希望向君主进谏，如何通过建立‘伟业’赢取荣耀，《论罗马史》（即《李维十论》—序者注）是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罗马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超级强权’，创立‘辉煌功业’。”而《佛罗伦萨史》在全力阐释一个城邦或国家如何可以避免朽败，走向衰亡。三本书的主题是内在呼应的：确立建国任务，刻画建国典范，避免建国误区。斯金纳以简明扼要之笔，描摹了完整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图像。
斯金纳这本书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在重塑马基雅维里形象的细节上进行的精到分析与准确刻画。如果说全书的宗旨是论述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旨在处理国家建构中的时运与德性关系的话，那么，斯金纳在一系列具体论述中，澄清了对马基雅维里的种种不当论断。他确信，政治思想史家是“记录的天使，而不是杀人的法官”。因此，还原马基雅维里之为马基雅维里的真实语境，就成为他不懈努力的目标。他坚决拒斥施特劳斯学派那种将马基雅维里视为邪恶导师的血口喷人，试图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马基雅维里推崇君主肮脏政治手段的主张，并且尝试理解马基雅维里这种主张的个人经历、时代处境、国家命运、国际政治诸方面的思想动力。基于此，他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随时呈现出为马基雅维里清污的努力。
这样的清污，在书中处处可见。开篇，斯金纳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他写马基雅维里，就是要在古典哲学和文艺复兴哲学的思想语境、16世纪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语境中，领悟他的所思所想。接下来，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斯金纳先是将马基雅维里放到他生活的社会中，描述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政治状态。清理他心仪和讨厌的古今政治家，分析他打过交道的政治家及其得失，凸显了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切入政治思想世界的综观动力。在解析马基雅维里的两本重要著作的时候，斯金纳澄清了马基雅维里那个时代关于运气与德性的复杂含义，这就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里讨论建立国家与继承国家的划分、区隔和贯通时运与德性的进路、追求物质与寻求荣耀的划分、重视美德与推崇权谋的不同立意。人们也许会理解，马基雅维里对根本美德与君主美德刻意严加区分的意图，绝不在浅层的权谋，而在深层的政治寓意。在马基雅维里一生中，他总是处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氛围和共和主义推崇美德的政治取向牵引中，但他对权谋诡诈之术的倡导，旨在表明自己试图为真正“政治的思考”开辟一条通路。为此，他提倡君主不讲道德，主张国富民穷，力推贫富冲突，狂热要求建立公民军队，推崇对外扩张，因之掀动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马基雅维里革命”。
这场“马基雅维里革命”，其实是一场矫正当时人不做“实际上”要做的事情，非要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风的革命。这场革命，让人们意识到，人文主义所主张的那一套东西，是一种单纯幼稚的东西。对一个处在建国关键时刻的国度来讲，一味地对建国者即君主灌输美德，其实是相当不理性的、灾难性的做法。从美德的视角看，为善的优先性自不待言。从政治的角度讲，当时势不允许行善的时候，就该当机立断，下定为恶的决心。这是一个把握国运的君主必须具备的、审时度势的能力。否则，就会像马基雅维里家乡的政客们一样，在共和国面临危机的时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他画出了自己与古典人文主义以及古典共和主义的重要界限：在适时的时候，放弃德性，坚持理性。这对主政者即君主来讲，以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双重手段，对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把握建国与治国的要领，乃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正是基于这样的冷峻理性观念，君主才足以把握建国时运，也才能在治国之时，掌握臣民敬畏与仇视的两个端点，有效供给国家秩序。
“马基雅维里革命”，乃是一场政治理性对道义逻辑的革命。这对一切单纯崇尚美德传统的人来讲，确实是一场无法接受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站在现代建国的历史起点上，马基雅维里及时掀起了这场革命，而为现代国家打开了历史闸门。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不是不讲道德，而是不讲具有无条件优先性的道德；不是不重视美德的地位与作用，而是拒绝将道德置于一切事务的前置地位，将之视为一种后置的结果。这是斯金纳在书中没有直接得出的结论。但可以从他对“马基雅维里革命”的语境缕析中推导出来。
这就是斯金纳此书“重觅过去”的最大贡献：现代政治思想的生成，原来并不是马基雅维里个人的偏好，而是政治观察的深刻洞见。施特劳斯学派对马基雅维里的愤愤然，原来是因为也期待政治洞察力的他们，不太理解马基雅维里的苦心孤诣所指，有虑及此，似乎完全可以释然放下。
大师小书，值得精读。
（此为本书序言，原序无标题。发表于《读书》2014年第11期）
《马基雅维里》读后感(二)：斯金纳还是很厉害的
马基雅维利 牛津通识读本 读书笔记
马基雅维利一贯的建国思想就是杜绝国家的朽败，寻求对内激活政治体能量的冲突，确定对外的军事扩张战略，以保持国家的生机活力。
马基雅维利的三本书，李维史论 君主论 和佛罗伦萨史都是在确定建国任务、避免建国误区。
他提倡君主不讲道德、主张国富民穷、力推贫富冲突，狂热的要求建立公民军队，推崇对外扩张。马基雅维利革命是改变了当时的人不做实际上要做的事情，不做应该做的事情的革命。也是一场政治理性对道义逻辑的革命。马基雅维利不是不讲道德，二叔不讲具有无条件优越性的道德不是不重视美德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拒绝将道德置于一切事物之前。而将其视作一种后置的结果。
Virtue在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中指的是为维护城邦利益而表现出的勇武和果断的品质，形势所迫，就算违反道德也在所不惜。我们需要区分古罗马、人文传统意义和马基雅维利体系之间的不同。
在出使法国宫廷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深刻的意识到了果断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Fortune强调的是未来的偶然和不可控制。而fate强调的是未来的必然和不可避免。
波伊提乌化解了时运和神意之间的矛盾，因为命运女神是反复无常的所以，上帝正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尘世之中，而在天堂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一定要追逐的两个奖赏就是荣誉和财富。和李维西塞罗一样，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荣耀才是人最终应该追求的目标
我们可以将德性理解为这样一种品质，就是能够帮助君主抵御时运女神的打击，争取她是青睐，从而登上君主声名的巅峰，为自己赢得名誉和荣耀，为政权赢得安定。
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统治者想实现最高的目标，他会发现符合道德的并不总是符合理性的。
成功治国术在于承认时势的力量，接受时势所迫之事，让自己的行为与时代想适应。
马基雅维利其实是对德性进行了新的定义，他认为真正有德性的君主应当具有的搜要品质就是实现自己最高目标，他愿意做一切形式所迫的事情，无论是邪恶的还是高尚的。马基雅维利的困难在于不得不为恶的同时也需要不给人留下为恶的印象。
马基雅维利改变了三组传统的道德观点，贪婪、仁慈以及慷慨。用十分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统治者需要明白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马基雅维利有时候只是将李维的记述当做一个连接点，借机广泛地讨论治国理论的某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脉络的。上卷主要关注自由国家的政体，中卷讨论有效地保持军事实力、下卷则是研究领导术的问题。
罗马成功的关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除非处于自由状态，城邦的疆域不会扩大，财富不会增长。也就是说不受外界和君主的控制。
任何智慧的理性，都不会指责任何人在组建君主国或创建共和国时采用非法的手段。统治者德性和公民德性的共同标志就是双方都必须努力增进公共福祉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共同的祖国而奋斗，而不是为自己的后代。
除非由一个人创立，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共和国或君主国能一开始就有良好的体制，或者能在后来的某个时候焕然一新。开创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存留下来却需要依靠人民。的德性。但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期望在城邦的创建者上找到卓越的德性，但是无法奢望同样卓越的德性能够自发的存在与普通公民中间。
堕落的过程由两种发生形式：一是公民失去德性，完全失去了政治热情。更糟糕的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目标完全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朽败的政体就是只允许有权势者提出方案、而且只是为了巩固权势而不是为了促进自由。朽败的城邦就是执政机构不再由德性卓越的人掌握而是被权势最大的，掌握以及私利的人掌控。
保持自由是强盛的前提，但是朽败的扩散一定会对自由构成威胁。一旦怀有野心的个人或者派系开始获得支持，人民代表自由立法的意愿就会受到侵蚀，利益集团就会接管权力，专制就会出现，从而取代自由。
马基雅维利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如何才能在天然缺乏德性的公民团体中培养出德性？如何防止他们滑向朽败？如何强迫他们在足够长 时间内保持对公共福祉的关心，以实现城邦的强盛？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依靠好运能够始终有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基雅维利认为第一个可以依靠统治者作为模范作用。
然后马基雅维利就指出城邦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避免朽败在内部事务中滋长，也就是指政治和政体安排。他认为有两个关键，他们都能够将德性灌注到整个公民群体中。一个是维护宗教信仰，保证其善用。萨伏那洛拉也曾经许诺给这个城市如果呢个恢复信仰，那么就能够个这个城市富强。但还是马基雅维利对宗教价值的看法确有两点根本不同。首先，他虽然希望保持政治生活的宗教基础，但是只关心宗教感情的政治作用。（这一点，我觉得是和中国的墨家很像。）第二个则是认为基督教强调的品质会削弱城邦的势力。
除了学习德性，还可以依靠法律的力量。如果城邦想获得新生，那么统治者的德性和法律的德性两者至少要有一个、
在考察之后，他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纯粹的政体都缺乏内在的稳定性，都倾向于产生周期性的朽败，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种混合政体。人文主义者也普遍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但是在原因上，马基雅维利却和他们大大的不同。首先不管是哪一个集团执政都会形成派系忠诚，会导致朽败。所以在一种让两者保持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就能够制定出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法律。马基雅维利认为的纷争有利的观点，摒弃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最珍视的观点。并且我们要学会预防道德朽败。
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史中看到。任何混合政体最初需要面对的危险总是来自旧政权的受益者。影响政治稳定的另一个就是不要诽谤城邦中最杰出的公民。因为假如他们收到诽谤就是报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充分的诉讼渠道。最需要防备的就是有野心的公民会企图建立以个人效忠而不是公共福祉为基础的派别。
延长军事指挥权会鼓励派系力量的成长。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给出的药方一个就是要有时间限制，不能够是终身任职，第二个就是把职权限制在一开始制定的职权范围中。
形成派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巨富的人的恶性影响，对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认为需要保持国富民贫的状态。
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史的中卷中讨论如何确保公民在内部事务中表现出的最高程度的德性。国家需要以进攻为防御，执行扩张政策，
如何很好的应对外来事物，一个是要保证有足够多的公民可以用于防御和扩张。一靠盟友二靠移民 。同时也要好好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时间短规模大。在战争中最需要重视的德性，就是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捍卫祖国自由的决心。
古典历史编撰学学的基本箴言就是历史应当讲授道德教训，还有就是史料的组织和选择也应该最大限度突出这些教训。也就是有用和有效两个原则。在历史书的撰写中，还要加上自己的思考，同时还可以加上伟人的隽语。史家必须关注祖先最杰出的成就，以鼓励后人效仿他们最崇高最光荣的行为。
布拉乔亚尼说，相信史书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杰出的人物凭借德性可以成就怎么样的事业，可以知道对荣耀的渴望、对祖国自由的珍视、对子孙福祉的关心/对神灵和一切人善之事的渴望，如何鼓舞他们行动。最后我们也因为他们的光辉榜样而热血沸腾，仿佛他们在鞭策我们追赶他们。
贯穿佛罗伦萨史的主题是朽败。主要在两个部分，对内就是公民自建的争斗与敌对行动，对外就是军事决策上的犹豫和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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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读后感(三)：马基雅维利的历史世界——本书的概要及其思想史手法
五百多年前，马基雅维利告诫政治领袖们：为了求得好的结果，需要有作恶的勇气。时至今日，他仍为此承受着类似阴险、狡诈之类的恶名，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早在2000年就已出版了的《马基雅维里》一书已经给出了答案，此书因其重访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的精妙构思被视为一部成功的“重访”之作。作为政治思想研究的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素来提倡“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此书中的运用堪称典范。
此书并不采用传统传记写作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方法，而是以外交使者、君主智囊、自由论者、佛罗伦萨史家等四个章节呈现出马基雅维里的多重面相。
在第一章——“外交使者”中，斯金纳从马基雅维利成长时期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着手，开始了他精准而又巧妙的分析。他认为马基雅维利正是凭借着过人的人文主义背景，才得以顺利地进入了佛罗伦萨政府，担任第二国务厅长官兼第一国务厅秘书。由此，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作为外交使者的生涯。他最重要的一项职责是协助大使出使各国，并将有关外国事务的报告及时发回国内，这些外交报告中记录着他对当时政治人物和事件的种种看法，构成了他日后创作政治著作的蓝本。透过马基雅维利的出访经历，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接触了佛罗伦萨周边国家的最主要的政治人物：教皇，路易十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有让斯金纳难以忘怀的统治者博尔贾。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人的统治术皆有糟糕之处，因此，由于他的外交使者的身份，他自信地认为自己正是那位给统治者提供建议的谏臣。
在第二章中，斯金纳围转向了对《君主论》的谈论。1512年西班牙的入侵直接导致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覆灭，紧接着美第奇家族的上台使得马基雅维利被直接免职。更不幸的是他被卷入了一场针对新政权的未遂政变中，因而遭受牢狱之灾，1513年大赦后他进入了政治隐退的状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君主论》。这部著作关注统治者如何得权与如何保持权利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由此提出他的根本主张：统治者必须拥有他所定义的virtu（德性）才能在于时运的斗争中获取并长久地抱有权利。那么，如何理解virtu一词就成为了斯金纳解读《君主论》的关键。斯金纳别出心裁地将这部著作置于人文主义者所在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认为它其实属于当时流行的叫做“君主宝训”的读物，值得注意的是，斯金纳强调自古以来人们所赋予的时运女神的形象，马基雅维利同样热衷于讨论“时运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他对这个关键话题的处理表明，他是人文主义态度的典型代表。在他的思想中，时运支配着人类一半的行动，我们只有拥有勇敢并且富有阳刚男人的virtu（德性）才能赢得时运女神的青睐，获得“时运女神所能赐予的最美妙的两件礼物“——荣耀和财富。马基雅维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通过重新定义virtu一词所发动的道德革命。斯金纳在书中为我们理解virtu的含义提供了三个方向：第一，卓越的virtu能使时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其次，virtu指的是能帮助统治者保有权利，维持权利的品质；最后，virtu的好处在于能够为统治者带来荣耀和名誉，为政权赢得安定，这正是马基雅维利鼓励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在君主在“恶棍横行的黑暗世界里”保护自己的利益呢？斯金纳指出，马基雅维利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他迥异于古罗马道德论者和同时代道德论著的地方。他极具杀伤力地颠覆了这一传统，并且提出，统治者不应奉行传统的道德，而是要基于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没有人统治者能完全具备“公认为善”的品质，为了保持权力，他经常都会迫于形势“作出奸诈、残忍和违背人性的事”，君主若想成功必须让自己的个性随着时代和时势耳边，时运才能一直站在他的一边。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在人类正当的理想外，需要用兽类的强力和欺骗作为补充，所以君主有时因为形势难免作恶，但需要用伪饰来避免恶名，甚至装作拥有公认为善的品质。顺着这样的实用主义思路，马基雅维利一反塞涅卡、西塞罗等古罗马道德论者的传统，他将残忍视为维持良好秩序的有力工具，即使得到恶名也无妨，而淫荡更是无足轻重的“普通道德毛病”。这正是马基雅维利所着意建立的新道德体系。
第三章的主题是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论。写完《君主论》后，马基雅维利寄希望于凭借这本满是谏言的书稿回归政坛，但还是没有受到政界高官的赏识。心灰意冷之余他逐渐转向了文人的生活，这一时期他所交往的作家多是共和制的拥护者，受他们影响，他决定撰写《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在写作此书时，佛罗伦萨最终覆灭的结局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因此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罗马共和国赢得长久且无与伦比的国力？如何从复制罗马成功的秘诀避免像佛罗伦萨一样的失败？
马基雅维利在《论罗马史》中卷开篇就将罗马成功的关键概括为：“经验显示，除非处于自由状态，不然城邦的疆域不会扩大，财富不会增长。”因此摆脱任何城邦之外权威的政治奴役成为了强盛的秘诀。虽然马基雅维利承认罗马的崛起离不开时运的恩惠，但他更为强调virtu的作用。罗马就是因为具备出众的virtu并是这个关键品质保持了许多世纪才最终成为了霸主。斯金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论述不仅沿袭了《君主论》的思路并将其作为前提，同时也扩展了virtu一词的内涵。在《君主论》中，这种品质仅限于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和政治领导人，但在《论罗马史》中，他明确地指出公民整体的virtu决定城邦的强盛，公民应该将共同体的福祉置于私利和道德之上。我们虽然可以期待在城邦的创建者身上看到卓越的德性，但是如何在天然缺乏德性的公民群体中培育德性并阻止朽败呢？在此，“法律和领导术”被斯金纳从马基雅维利繁杂的论述中总结出来作为问题的答案。马基雅维利相信，拥有卓越德性的领导人能防止国家的朽败和灭亡，其发生机制就是他们可能迫使普通公民践行德性，这种领导人的德性包括勇敢、细心谨慎、以史为鉴等诸多品格。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承认，不能期待出现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只是纯粹的运气使然，所以还是要回到最初的问题：要通过某种组织方式（即制度）使得普通公民获得并长期保持德性，如此才能促成城邦的荣耀。马基雅维利宣称，要考察这种组织方式必须回到对罗马的制度、政体安排以及管理方法的研究。
具体而言，首先是维护宗教信仰，用宗教激发公民和军队的德性，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同于正统的观点，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思想决定了他必然抛弃基督教的出世倾向而选择古罗马人的宗教；其次是法律，城邦的创建者就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斯金纳认为这就能解释马基雅维利为何如此重视城邦的创建者，最伟大的立法者必然懂得如何通过法律促进城邦的强盛，而法律必须达到的结果就是设计出让敌对社会力量保持一种紧张平衡的机制。古罗马的例子表明，成功的城邦必须扑灭旧政权的受益者带来的威胁，引入某种机制预防谣言诽谤最杰出的公民。而且要使城邦长期处于“国富民穷”的状态，这样政府才有足够的势力表现其胜过富人的慷慨；经过一番考察，马基雅维利最后强调的是混合政体的优越性，它能够抑制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正题的不稳定性，发扬它们的长处。于此，我们仍然能发现马基雅维利利用了罗马的经验，他论证的逻辑是：由于罗马演化出的“混合型政府”，所以最后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这一观点在古罗马政治理论中并不鲜见，后来又为西塞罗和15世纪佛罗伦萨主要人文主义者普遍接受。
以上都是马基雅维利关于城邦内部事务的讨论。然而，一个城邦必须面对的还有外部事务，罗马的扩张主义所带来的长期繁荣引起了马基雅维利的注意，他据此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执行扩张政策，这样，在海外追求霸权就成了在国内享受自由的前提。另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建立符合德性的军事制度，财富和雇佣军都不足以成为战争的支柱。
在最后一章，斯金纳关注的是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家身份。在完成《论罗马史》之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凭借密友的亲戚关系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了佛罗伦萨政府担任史官，此后，他余生的心力皆倾注于《佛罗伦萨史》的创作中。斯金纳力图凸显这本史书在“保守”与“激进”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一丝不苟地遵循了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规范，在史料的选择和组织上都极力突出历史在道德规训层面的意义。为了择取游道德启示意义的事件，他不惜选择不连续的叙述方式，为了遵循了古代最优秀史书的笔法，他又不遗余力地利用演说和隽语凸显其中的说教意义。而且，《佛罗伦萨史》从古典权威作家那里继承了一个传统：史家必须关注先贤最杰出的成就，鼓励后人效仿他们最为崇高、光荣的行为。另一方面，“衰亡”的主题正是这本史书不同于人文主义历史书写的地方。马基雅维利描述了佛罗伦萨不可避免地受到奴役，最终将它推入了专制和屈辱之中。他将佛罗伦萨的覆灭总结为内外两方面的失败：第一，外部政策永远存在朽败的危险，主要的症状就在于军事决策的软弱与犹豫；第二，“公民之间的争斗与敌对行动”加速了内部的分裂。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失败给马基雅维利留下的心理阴影难以抹去，他难以遏制心中对美第奇家族的怒火，表面上的赞颂实际上蕴含着对专制统治的讽刺。
综观《马基雅维利》对思想文本的处理方式，可以了解到剑桥学派思想史方法之精义：要获得思想文本的“历史性的”意义，就必须复原到思想文本诞生的特定语境。斯金纳在此书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君主论》、《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佛罗伦萨史》等史料视为思想文本，“语境”在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了最终的框架。具体来说，在构造思想文本时，马基雅维利是在人文主义的传统范式中进行写作，例如《君主论》沿用了当时的“君主宝训”写作体例，与此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与以《圣经》与古典政治哲学为核心的西方伦理价值彻底决裂，无怪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将他称为“堕落天使”。历史语境总是隐藏在思想文本的背后，例如马基雅维利眼中时运女神的偏好，“时运偏爱勇者”的观念就继承自1444年出版的《时运女神之梦》。秉持着这种“历史语境主义”的信念，我们知道思想史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重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这一方法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文本的确切涵义，而且还在于其可以拓展我们对思想文本的意义范围的认识。
《马基雅维里》读后感(四)：马基雅维里的幸与不幸
马基雅维里的幸与不幸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曾以笔为剑，单枪匹马发动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重新定义“德性”，用工具理性来解剖政治，粗暴地颠覆了古典的人文主义道德观。那本名为《君主论》的小书，本是作者干谒侯门的输诚之作，奈何命运播弄，无意间却成为“一柄刺入西方政治学躯体的利剑”。那一剑留下的伤口，至今未愈，既为马基雅维里赢得了“近代政治学之父”的荣名，也使他五百年来臭名昭著，成为狡诈与无德的象征。
当然，并非在所有人看来，马基雅维里都是“邪恶导师”。稍远者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在说完这句话后，善解人意的卢梭还特意加了脚注，称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公民：他不过是因为想依附梅第奇家族，才被迫隐藏起了对自由的热爱。卢梭提到了《君主论》的主旨与马基雅维里另外两部代表作《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的矛盾，顺便嘲笑了马基雅维里读者们的浅薄。
近者如伯林。在收入《反潮流》一书的“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伯林认为马基雅维里区分了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理想，因而也区分了两个世界：公共组织的世界和个人道德的世界，或者说加害于人的君王的世界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生活世界。君王作为“想煎蛋卷的人，不打破鸡蛋是不行的”。
更近者则如“牛津通识读本”中这本《马基雅维里》的作者斯金纳。作为思想史研究大家，斯金纳力图“重觅过去”，将马基雅维里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中，结合马基雅维里的个人经历来分析其主要作品，避免对其进行辉格式的历史解释。
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被委以要职，原因主要在于其自身深厚的人文修养和父辈人文主义友人圈子的奖掖。在外交生涯中目睹“佛罗伦萨统治机器近乎荒谬的犹豫与软弱”，成为马基雅维里耿耿于怀的一课。身为治国术的一手观察者和评估者的机会、后来在时运女神背叛之下的个人浮沉，以及对佛罗伦萨怀抱的故乡情结，都在马基雅维里的作品里打下烙印。
略叙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后，与卢梭一样，斯金纳也选取《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三书作为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与卢梭不同的是，斯金纳认为《君主论》的主旨与《李维史论》并不对立，而是一以贯之：《君主论》是向君主建言，如何创立伟业、赢取荣耀，《李维史论》则是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成就伟业。而《佛罗伦萨史》，虽然中心议题是衰亡和朽败，却还是沿用《李维史论》的思路，试图寻找腐败的成因，保持国家的活力。
在这一点上，斯金纳倒是颇为有趣地与称马基雅维里为邪恶导师的列奥·施特劳斯所见略同。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一书中，施特劳斯认为《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在题材和目的方面都和谐一致：《君主论》是写给实际在位的君主位看的，《李维史论》则将同样的学说表述给潜在的君主们。
在《马基雅维里》的最后，斯金纳断言：“史家的职司当然是做记录的天使，而不是杀人的法官。”这涉及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即使不能做到完全超然，尽量保持中立克制或许仍是值得推崇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史家所做的记录，归根结底还是要呈现给普通读者，让他们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判断，哪怕这种判断略带“任性”。
马基雅维里生来何其幸运：从个人来说，有一个如此重视教育的父亲，在儿子还未出生时便为他积累下丰富的藏书，在自己所交游的当世名流中为其延请最好的老师;从时代和地域背景来说，他又身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鼎盛期。然而随后的人生，又何其不幸：虽青年得志，辄亲炙权谋，一朝失宠后汲汲于阿附复辟的专制政权，政权倒台后又见弃于年轻一代的共和派。一生用舍行藏，皆身不由己，祖国和灵魂，两不得救。抛开时代状况、思想背景的差异，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庶几为当今时代的知识人提供安身立命的镜鉴。
本文发表于2015年02月04日《中华读书报》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2/04/nw.D110000zhdsb_20150204_3-10.htm
《马基雅维里》读后感(五)：Q.Skinner【Machiavelli】摘要
前言
Machiavelli是人文主义政治思想（humanist political thought）的新古典形式（a neo-classical form）的一个典范。他大体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观念；然而，他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一面，正是他对人文主义若干假定的批判性的回应。
引言
Machiavelli其人甚有争议。欲了解其理论（doctrines），须先了解其于著作中欲处理之问题（problems）；欲知晓此类问题，须先明察其人其时所处之境况（context）--当时的智识传统及历史环境。
第一章 外交使者
Machiavelli出任第二国务厅长官，或许是因为他深厚的人文主义素养。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源于罗马，并风行于14世纪的意大利。其大要为：“掌握拉丁语，然后研习修辞，模仿古典大家的风格，最后通过细读古代历史和道德哲学来完成学业...这样的训练为政治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准备...这些学科能够培养治理国家所需的主要价值观。”（这节Q.skinner讨论了智识传统）
Machiavelli由此获得了参与外交事务的机会。1500.07他被委任出使法国。此行使他“对意大利城邦日益暧昧的政治地位感触甚深”，并认识到“佛罗伦萨统治机器的犹豫与软弱都近乎荒谬。”这些屈辱的经历刻骨铭心。
1500.12 Machiavelli被送与Borgia交涉。“这次使命标志着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生涯进入了成型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扮演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做当代治国术的一手观察者和评估者。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在观察各国统治者决策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对他们中多数人的最终评价。”
1503.10 Machiavelli出使罗马，又获得了观察Brogia的机会。他起初表示钦佩Brogia的统治才能，但最终对他评价甚低。
Machiavelli观察的第二位君王是教皇Julius II，分别于1506及1510。他认为教皇太过莽撞。尽管他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那不过是他的短寿给人造成的幻觉。“倘若天假以年，需要谨慎行事的时刻到来，他的失败将无可避免。”
其间Machiavelli也得到机会观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Maximilian，他对这位皇帝的评价是优柔寡断、成事不足。
总而言之，“面对变化的形势不能做出主动的调整，这是他们共同的、全局性的致命缺点...如果自己能够努力抑制个性，去适应时势的要求，而不是企图用个性来改造时势，他们的功业会远为辉煌。”
但是Machiavelli对他们也有正面评价：“在外交生涯的某些时刻，他曾目睹政治难题得到果断圆满的解决，这些方案不仅令他由衷钦佩，也明显对他自己的治国理论产生了影响。”如1503 Julius II的出尔反尔、1502.12 Brogia的过河拆桥、Brogia的鸿门宴。
教皇Julius II的引狼入室终使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12.11瓦解于战乱，Machiavelli也被解职。（以上诸节Q.skinner讨论了历史事实）
以上2016/12/12
第二章 君主智囊（《君主论》）
不乏趋炎附势的意味，君主论的主题是“统治者借助时运和外国军队上台”的君主国----这本书是为佛罗伦萨新掌权的美第奇家族量身定做的。Q.Skinner于是着眼于时运和军队，展开对Machiavelli理论的分析。
古罗马学者认为时运如水性杨花的女神，力量巨大而不可妄信，然而她却易被vir--尤其是virtus（真正阳刚男人的属性）--吸引。时运是为人所影响的这个关键前提，之后被基督教否定了。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时运是上帝的婢女，不为人所左右。这一解释无疑威胁到了人的意志自由。因此，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恢复了古典的时运观。Machiavelli正是继承了这一人文主义立场：人（君主）可以扼制时运，从而实现目标。这些目标的最高形式就是现世的“荣耀和财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君主要有自己的军队，如此才能做自己的主宰；二、君主要有恰当的品质，如此才能获得时运女神的青睐，进而获得荣耀与财富。
至此，Machiavelli的议论尚且未出人文主义传统的苑囿。然而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置换：Machiavelli重新定义了德性（品质）的内涵：“他斩断了这个词的意义与“根本美德”和“君主美德”的必要联系。他提出，真正有德性的君主应当具备的首要品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他愿意做一切形势所迫的事，无论它碰巧是邪恶还是高尚。因此“德性”描述的恰恰是君主不受道德拘束的这种必要品质：“他必须根据时运的风向和形势的起伏随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他对人文主义“德性”观的批判性回应，也标志着Machiavelli革命（一场概念的翻转）的诞生。
但是，不择手段的君主岂能获得荣耀？Machiavelli答曰：能。只需妥善经营自身的形象即可：“解决的办法是做一位高超的仿冒者和掩饰者，学习“迷惑人心”的技巧，让他们不辨真伪。”Machiavelli甚至表示，从结果主义的立场来看，种种传统的道德与其说是美德，毋宁说是恶德：实践它们只会自取灭亡。（所谓“宋襄慕义，师败身伤；徐偃行仁，国亡家灭”是也）即使它们真的是美德，我们也只需关注其实用价值。
第三章 自由论者（《论李维》）
君主论这篇干谒之作石沉大海后，Machiavelli开始着手创作《论李维》。该书主旨是探讨罗马的强盛之道。
Machiavelli认为，罗马强盛的原因，不外乎自由与自治。““只有受人民控制”，城邦“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走向强盛。”罗马之所以能保住自由，是因为罗马人“出众的德性”的经久不衰：“罗马人“将时运与最高的德性结合起来”，他们才保住了最初的自由，并最终主宰了世界。”这里的德性的定义与君主论相同，是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公民须为城邦做任何必须的事情--无论善恶。同样，也需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才能长期保持这种德性？它可能会因为公民的自私倾向而损耗，也有可能因为派系斗争而衰落。这正是《论李维》真正要探讨的。
Machiavelli提出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依靠德性超卓的政治家。他可以如春风化雨般对公民们言传身教。也可以回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然而这类人毕竟是不世出的。于是必须转入第二个解决方案，即创设一种制度：“确保公民“有序地组织起来”，用特定的组织方式强迫他们获得德性，维护自身的自由。”具体来说，需要有强韧的宗教传统，以使民众知廉耻、灭私奉公；还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设立混合政体、取长补短、鼓吹德性、平衡阶级矛盾。
然而，仅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公民们必须保持警惕，小心经营，以防独裁者或野心政治家攫取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如：旧政权的受益者须斩尽杀绝；诽谤中伤者须严惩不贷；对于军事指挥权则须监督机制；还须维持国富民贫的状态以防富人借机笼络人心。在探讨这些时，Machiavelli想到的是佛罗伦萨的悲惨历史。以上论国家的内部事务。
关于外部事务，Machiavelli引用了古人的观点：国家欲强盛，首先，必须确保兵源（通过接纳移民与结盟来实现）；其次，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慢打不如快打，小大不如大打。除了合理的政策以外，对外事务中同样要求公民发挥自身的德性：“若要赢得城邦的荣耀，最需灌输给本国军队也最需警惕敌国军队具备的品质是德性，或者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捍卫祖国自由的决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山溪之险、兵革之利都是靠不住的。必须要意识到德性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军事领域。
第四章 佛罗伦萨史
1520Machiavelli被任命撰写《佛罗伦萨史》
“古典（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条基本箴规是，历史著作应当讲授道德教训，史料的选择和组织也应最大限度地突出这些教训。”而且，“为了让读者牢记这些最有益的教训，史家必须锻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修辞风格。”Machiavelli全盘继承了这些规范。
然而紧接着，Machiavelli又一次背离了人文主义者的传统观念。不同于人文主义者“垂范后昆”的写作目的，Machiavelli的写作目的是“警告这些心灵避免和消灭当今的种种恶行”，因此“《佛罗伦萨史》的议题是“衰亡”，“贯穿《佛罗伦萨史》的主题是朽败。马基雅维里描述了它的可怕魔爪如何攫住了佛罗伦萨，扼杀了它的自由，最终将它推入了专制和屈辱之中。”、
1527.05佛罗伦萨回复共和政体。1527.06.21 Machiavelli逝世。
【按】Q.Skinner于书末称：史家的职司是做记录的天使。本书抓住Machiavelli的三本著作（《君主论》《论李维》《佛罗伦萨史》），人文主义传统，及当时的历史事件这三个要素，为读者记录了一窥Machiavelli思想的必要最低限的知识。Machiavelli对于人文主义的继承与背离是重点，对于德性（virtue）之再定义是重中之重。前言中的“Machiavelli是人文主义政治思想（humanist political thought）的新古典形式（a neo-classical form）的一个典范。”一句话可作为全书之梗概。
以上2016/12/13
《马基雅维里》读后感(六)：聊聊马基雅维里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
第一次读他的《君主论》是好几年前，同时期还读了一本小说《教父》，就是改编成电影，马龙·白兰度主演黑社会老大那本小说。其中的教父可以说很好的实践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德性”两书互相参照，非常有趣。
一开始读完的感觉当然是不大好，后脊梁发凉，觉得人怎么这样子坏，尔虞我诈，恃强凌弱。这确实是人们对马基雅维里的通常印象——狡诈、阴险和政治事务中背信弃义的象征。
过了些时，我回过味儿来，《君主论》对我也有许多启蒙作用，它在分析专制君主的时候十分恰切，可以说专制君主就是这么想事情的，如果能够加强自己的去哪里，欺骗，残忍，不人道的行为都可以毫不犹豫的去做的，对于一向被教育统治者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始终为人民谋福利的我，这样的毒自然需要《君主论》这一剂猛药来解，其味十分刺激，因此让人快速的清醒。
这两天看了牛津通识读本出的《马基雅维里》作者是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上半年还来中国巡回讲学来着。这一本书写的非常只好，虽然短小，却十分清晰，也很全面。要了解马基雅维里，这本书几乎是最佳读物之一。
剑桥学派着重于在历史语境下分析思想家的作品，讲究置身作者所处时代之中而了解作者之作品，这种治思想史的方法自然是要花很大的功夫。既然是置身其间，则对思想家确实能够比单单看作品有更好的理解，而且颇能生出许多同理心。
因此他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并不低，通常的恶棍导师形象为他们所不取。这一本牛津通识读本就秉持着这样的理念，谈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他所置身的意大利人文环境，他所处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以此来呈现他的思想。自然让我们觉得马基雅维里的许多令人侧目的想法有合理之处。
但在我看来，这种方式更侧重的是描述性的呈现，而不对马基雅维里做出过多反思性的评价和判断。因此马基雅维里也就被看成了更近于社会科学家的出色的描述当时政治状况。斯金纳也不愿意对马基雅维里所展现的不择手段已达致成功给予过多道德评判。
针锋相对的是列奥·施特劳斯，他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中则刚好相反，捍卫通常的认知，指斥马基雅维里的为恶张目。这书我目前之浏览了前言，当然也看过一些概述性的文章，在我看来，施特劳斯的探讨更近于政治哲学而远离政治思想史，更愿意做规范性的探讨而非描述性的呈现。这自然也没什么问题，从规范性上来讨论，即马基雅维里所谈到的诸如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应该“族灭”反对者，毫不迟疑的撒谎，违背诺言等等。这应该是不是带有道德性，即做这些事是对的。
这里当然还分为描述性命题和规范性命题马基雅维里确实认为这是对的。规范性的探讨是，如果马基雅维里这样认为了，我们要不要同意他。施特劳斯大抵认为马基雅维里确实是个恶行的教唆者，并且我们不能够同意他。
这就麻烦了，两个学派乍看之下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有惶惶巨著做支撑，叫我们普通读者如何是好？马基雅维里的复杂与有趣之处大概也在于此，迷人之处也在于此。
我认为理解马基雅维里，首先可以从他的特殊性出发，先别把他的作品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著作，当他是写给数百年后时移世易的我们来阅读。他就是写给当时的执政者，或者学术同仁来看的，那么他的书就很可以理解。
当时的意大利诸城邦，如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都很弱小，四周强国林立，如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有着强大的军队，而马基雅维里时期，这些国家又有着绝对优势，他自然有着危机意识，而同时代的执政者和人文学者其实不懂得政治，十分幼稚迂腐，或者十分自负，一味的依靠“时运”来获取权力，马基雅维里当然认为一时的“时运”不能永驻，要维持长久的统治和良好的治理，“时运”是靠不住的。
而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将“德性”放在重要的地位，其德性却往往是慷慨，仁慈，真诚，守信，这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岂不幼稚？他亲眼看到执政者们如何用背叛和残忍夺取权力，巩固权力，诉诸传统的“德性”是不济事的，反而“悖德”而行才能获“时运”垂青。
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当时的想法，在工具理性缺失的情境下，他要张扬这一理性，他要告诉人们，现实如此，你就得在极端情况下选择，或者要美德而一败涂地，为恶所击倒，要么作恶而获得成功。
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想法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是对于被虎狼般的蛮族环视的佛罗伦萨公民，我们也是在不忍心指责他是恶棍导师。
就具体手段和思想而言，马基雅维里也很难具有普适性，毕竟虽然他对以恶行获得成功的描述有一定道理，我们却没法说所有的成功都依仗恶行，我们也不会认为这恶行实际上是善，恶就是恶，只是有时不得不选择。从马基雅维里那里得到的当然不是这个，而是我们要根据“时势”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不是盲目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其实该对现实中的政治行动者有许多启发，比如某些不现实的主张如各种独立的呼声，其实就算有些正当性，其现实可能也基本为零，只有撕裂社会之作用，不如转而推动其他诉求。国际政治，民主化当中的人们也该马基雅维里那里学习务实态度。
马基雅维里所指出的现实两难，也并不是我们所无法遇到，面对恐怖分子是否要施酷刑，对待独裁国家如何施以制裁，各种冲突之中都有手段目的冲突造成的两难，马基雅维里式的行动方式始终是一个选项，一个诱惑，但我们同时有耶稣式的行动方式作为另一个选项，另一个诱惑。而两者之外，我们作为行动者也总在找第三条路，就是用智慧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破除两难。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讨论，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些。当然他对具体的君主如何统治，共和国如何巩固，也有许多洞见，又有大量的事例为根据，也很值得考察，大概会是技术性的，或者也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人类获得良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