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10篇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一本由王賡武著作，中西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一)：惊才艳艳
王赓武先生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后来主要以治海外华人、华侨史名家，十几年前大陆便出了他的自选集，其中论冯道及海外交通的几篇古代史研究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因为人在海外，不怎么受大陆学界的关注和引用。
这本书作为王先生博士论文，出版半个世纪，目前在五代史的研究方面似乎仍然处于领先水平，这一点，王先生不必谦虚，当然了，他似乎也没有谦虚。唐王朝因众藩镇的强大而解体，但实力较强的几个藩镇作为具体而微的独立王国，其实已经预示了未来中央集权政府的发展方向，华夏文化的心里朝向一直是统一、统一、统一，藩镇在一次次的斗争、折冲中逐渐消弱了自身的力量，其中的最强者掌握了中央权力，并把藩镇经验应用到中央的军事、行政中来，无数的曲折让宋王朝的诞生顺理成章。正是藩镇力量的消弱，让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成为可能。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二)：雖然可讀性普普，但很有內涵
這本是之前看《劍橋隋唐史》時順便買的，作者王賡武是華裔史學家，本業是近代史、移民史等，《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是他的博士論文，算是跨領域作品。作者有提過，他一向對中國長期有“趨於統一”的現象感到興趣，而在研究近代軍閥史偶然發現跟五代藩鎮有共通的相似性，同時也都有這種追求統一而非割據的現象，於是就跳過來寫了本書。
本書想要研究的題目主要是從唐末黃巢亂後開始，中央權力徹底瓦解，幾個重要藩鎮軍頭(恕我用這個詞句)如朱溫、李存勖輪番入主，他們把自己的制度跟人員套入原本的國家機構，並融合成新的體系，而且都致力於重新整合被分割的權力，企圖再次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王賡武認為這個進程長期以來被古今的歷史學家忽略，因此企圖在本書討論後梁、後唐、後晉到後漢四個王朝對於後周、宋的統一所付出的貢獻。
這段時間非我熟悉的領域，所以儘管似乎王賡武的一些論點只剩下時代意義，對我來說仍是頗具新意。只是本書的可讀性普普，就一般的學術論文，可能是仇鹿鳴的書把我的標準拉太高，或者是這非作者真正的經典。但如果因此而忽略那滿滿的考據跟引用，還有深邃的觀點就太傻囉。
順便一提，本書是“中西學術文叢”目前已出的三本跟隋唐史有關的西方漢學著作，未來還會推出諸如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等經典，這批書的責編李碧妍是這方面的學者，其跟藩鎮相關的著作也風評頗佳的樣子，看來是可以期待這套書的陸續面世，最新的一本杜希德的《唐代財政》已上市，有興趣者可以找找。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三)：中译本勘误草稿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王赓武著，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
中译本勘误草稿
因课程需要，最初读此书英文本。后来看到新出中译本有翻译不当之处便顺手标记，不料越积越多，最终形成了下面的文字。经师友建议，贴出以便读者。以下大多完成于近一年前，未暇一一重新核对，不当之处，敬请讨论指正。
2007年版序
第一章 引言
第1页表格南宋始于1126年，应为1127年，原书即误。
第2页“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原文为as there was no time for anything important to have happened，似乎应译为“就像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似的”。
第2页将tough-minded Confucian historians 译为“腐儒”，不太合适。
第2页最后一段“近来的研究”，原文为the present study，应译为“现在这项研究”，即指这本书的研究。
第4页“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755年唐朝中央权力遭受重创，再也没能恢复元气，979年宋朝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完成重新统一后，统治了比唐朝更为广袤的疆域”，原文为a more significant division can be found in the year 755 when T’ang central power suffered a setback from which it never recovered, and in the year 979 when the Sung dynasty reunited under strong central rul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erritories of the T’ang empire.按，此句前面提到按王朝分期研究，此处division应指分期而非区别，下文接着提出在755—979中以884为分期点，然后又讨论每段之内的分期；宋朝疆域不如唐朝，最后一小分句应译为“统治了唐帝国疆域内更大的部分”。
第4页“从755到884年的130年，唐朝可分为两个时段：755到870年属于表面上的恢复阶段，直到875—884年灾难性的叛乱之前，是一段毫无疑问的逐渐衰落时期”，原文为During the 130 years from 755 to 884, two periods may be discerned, a period of apparent recovery from 755 to 820 and one of gradual but unmistakable decline until the catastrophic uprisings of 875-884。按，820年应指唐宪宗元和中兴，译文误作870年，且对两个阶段的译文表意不明，应译为“一为755至820年表面上的恢复阶段，一为这之后缓慢却明显的衰退阶段直到875-884年的灾难性叛乱”。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883—904）
第6页“从而给他们每个人至少一个道的完全控制权和监察权”，原文为gave each of them full control of at least one prefecture and supervisory powers over many others，应译为“从而给他们每人至少一个州的完全控制权和对许多其它州的监察权”。
第6页“州的行政单元一仍其旧”，原文为the main administrative unit was still the prefecture，应译为“主要的行政单元仍为州”。
第8页“许多人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主宰该区域，有些甚至开始自行任命地方长官”，原文为Most of them had large private armies which dominated the prefectural garrisons, and some even began to appoint their own prefects，应译为“大多数人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统治了州驻军，有些甚至开始自行任命州刺史”。
第8页“这主要归功于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帝国军队之团结，以及藩镇军队对叛镇的包围”，原文为They were won chiefly by units of the reorganized imperial armies and the provincial armies bordering on the recalcitrant provinces。按，unit为军队分队之意，非“团结”，此句应译为“这主要归功于重组后的帝国军队与和与叛镇接壤的藩镇军队”。
第9页将hereditary officers译为“世兵”，可能译为“世将”更好。
第9页“这种边防军的特点是蕃人的忠诚总不能令人放心”，原文为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hese frontier garrisons was the presence of tribesmen whose loyalty could never be taken for granted，可能译为“这种边防军的特点是蕃兵的存在，而蕃兵的忠诚则总不能令人放心”更好。
第10页“宦官被朝廷命为辅佐节度使的监军、行军司马以及节度使的僚佐”，原文为Appointed by the court to help each of the governors in their duties were the eunuch Army Supervisor, the governor’s Military Deputy and their assistants，应译为“朝廷任命的辅佐节度使履行职权的有宦官监军，和行军司马以及僚佐”。
第10页“这些衙军的力量颇不一致，但总会有一位都押衙（administrator in charge）、一位衙内都监（officer in command）和一些衙将、衙校以及押衙（administrative officials）”，原文则写英文单词，然后在括号中写威妥玛拼法，在衙将、衙校前写的several officers，似乎需要在译文中括注或只括注officers。Official和officer相对来说有分别指文臣和武将之意，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绝对，但这两个单词在中译本中很多地方体现不出区别来，officer在有的地方指的是军官却被译为了官僚。
第12页“他们被允许控制自己的地盘，但一位对军队很在意的节度使，却能由于不信任职业军人，而把所有这些控制在他所统治的藩镇之内”，原文为They were allowed the control of their own garrisons, but an army-conscious governor who distrusted bureaucrat soldiers would prefer to have all units in his province under his command。按，此处写文官刺史与武人节度使的关系，译文不准确，应译为“他们被允许控制所在州的驻军，但一位对军队很在意的节度使，可能会由于不信任文官管理的士兵而更倾向于将藩镇内所有的军队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第12页最后一段“875年之前，每年至少有一次军事哗变发生”，原文为From 875 onwards, there was at least one mutiny every year，应改为“从875年起，每年至少有一次军事哗变发生”。
第12页最后一段将two provinces, both within a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of Chang’an译为“两个距长安皆在150里内的藩镇中”。第38页将forty miles译为“四十英里”。第59页引用的史料中“里”字在英文中写作li。第67页将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译为“一百二十余英里”。第116页将twenty miles译为“二十英里”。第174页将a hundred miles译为“一百里”。译本对此处理体例不一。
第12页“从而导致重要的潼关以东防线失守”，原文为thus forfeited a line of defence east of the vital T’ung-kuan Pass，应译为“从而丧失了重要关口潼关以东的防线”。按，此时东部尚无大叛乱，谈不上“失守”，原文在讨论对黄巢之乱的影响，此句后面接着写几年后黄巢突破淮河防线后，可以直抵潼关，就是指这条防线的丧失。
第13页最后一段“最重要的支持来自河中节度使”，原文为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defections was that of the governor of P’u province，此处上下文都在写节度使从黄巢阵营中叛离，这对唐廷来说虽说是支持，但根据原文语境，应译为“这些叛离中最重要的是河中节度使”。
第17页“尽管他们并无敌意，但也并非来自朝廷任命，更无法强行易任”，原文为although they were not hostile, they were not chosen by the court and could not be removed except by force，应译为“尽管他们并无敌意，但也并非来自朝廷任命，只有用武力才能强行易任”。
第18页“他成为一个乡里无赖，并在乡党间组织起自己的小股盗匪团伙”，原文为He became a village tough instead and probably formed his own small bandit gang in the neighbourhood，未体现probably，翻译成了肯定语气。
第18页将Lan-t’ien pass译为“蓝田道”，可能译为“蓝田关”更好。
第19页“这个要求却被有力地驳回，因为三千精骑屯驻于长安城，每日沉浸于胜利的荣耀中达三月之久”，原文为The demand could be forcibly backed by the presence at Ch’ang-an of thousands of the best horsemen in the empire feasting daily in triumph for three months。按，back为支持之意，此处正好用反，前文写到李克用提出河东节度使的要求，此处应译为“这个要求被数千名帝国最精锐的骑兵在长安的屯驻有力地支持着，他们在这里耀武扬威地享受了三个月”。
第20页“长安也在887年六月之前与河南道完全失去了联系”，原文为Ch’ang-an was almost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Ho-nan until 6th/887，译本将原文的“几乎完全”译为了“完全”。
第20页“每位节度使都想有一个靠得住的僚佐群体”，原文为each governor acquired a team of administrators，应译为“都有了”而非“都想有”。
第21页“起初，他们失去了对大量州县的控制权”，原文为Firstly, they lost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various prefectures。按，此处上文写“在其他两个方面，唐廷也被迫向节度使屈服”，这一段写的是一个损失，下一段为另一个损失，此处应译为“首先的损失是朝廷丧失了对各式州的直接控制”。
第21页“这些代理人通常会被地方驻军遣返，或本身就是由地方官请求才被任命的”，原文为Often, these representatives were backed by the local defence garrisons or were themselves the officers commanding them，应译为“通常，这些代理人为地方驻军所支持或其本身即为驻军的指挥官”，译本译反了。
第22页“这是对唐朝正统的一次严重的中断”，原文为This was a significant break with the T’ang tradition，应译为“这是对唐朝传统的一次严重的中断”。
第24页“欲用诸王取而代之”，原文为replaced several of them with imperial princes，时态不对，指已经取代了。
第30页注释1未写页数，原书有页数。
第31页注释4“这种宦官监军的体制名为监军制，宣宗初年的监军制度业已失效”，其中“宣宗”原文为Hsüan-tsung，应为“玄宗”。据《文献通考》卷59记历代监军沿革，“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所谓旧的监军制度应指玄宗开元二十年之前。
第32页注释11“州县与藩镇的文武僚佐有颇多相关处，到黄巢叛乱结束之后，只有副使和行军司马才须在节度使自己的选择范围内”，原文为There are numerous references to governors recommending administrators and secretaries for both their prefectures and their provinces. Only assistant governors and military deputies seem to have been beyond the governors’ own choice till after the Huang Ch’ao rebellion，应译为“有很多资料证明节度使为其州、藩镇推荐判官和掌书记。似乎只有副使和行军司马不在节度使自己选择之列，直到黄巢叛乱之后”。
第34页注释21“这些藩镇被从长江进入四川之间不甚顺服的节度使所控制的藩镇所阻隔，但在当时，输送到成都的财赋能够到达长安城而无很大困难”。按，原文上面写883年4月收复长安，下面写当时的藩镇形势，并列有883年7月节度使统计表，而唐僖宗在885年才返回长安，此处长安城在原文为the court，似应指在四川的朝廷，而非长安城。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883—907）
第45页“跟随他投降的叛军大部分被曾经交手的官军所吸收”，原文为The rebel army which had surrendered with him had been largely dispersed or absorbed into the imperial armies with which it had foght，应译为“跟随他投降的叛军大部分被打散或被曾经交手的官军所吸收”。
第45页“表中涉及的不仅仅有他们的出身，也包括与朱温的第一次接触”，原文为Attention has not only been drawn to their social origins, but also, wherever possible, to their connections with Chu Wên，未译出“如果可能的话”，实际上表中也并非均列有“与朱温的第一次接触”。
第46页“朱温的首要难题是制付宣武军的世袭军人”，原文为Chu Wên’s first problem was to win over the leaders of the professional Hsüan-wu army in Pien province，应译为“朱温的首要难题是赢得职业化宣武军的将领的支持”。
第47页郭言后面应加上“（第8号）”，原书有。
第51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率部投降时都有官衔”，原文为Most of them had been officers who had surrendered with their troops，应译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军官，在投降时带有自己的军队”。
第53页“这支大军需要经过节度使欲设阻的天平镇”。按，原书对藩镇名均用治所所在的州名表示，中译本中均换成了军号名，有别于州名的相对稳定，军号名是有变化的，限于时间与学力，笔者未曾一一核对。但译者在52页中，将郓州对应于天平镇；第54页中，将郓州对应天平镇、兖州对应泰宁镇。此处“天平镇”在原书对应的是兖州，应为“泰宁镇”之误。书中几乎均将郓州对应于天平镇，而在第133页注释25中将兖州对应天平镇，似亦误。
第57页“朱温的节度判官是一高级官僚的门人，此前是镇压黄巢的官军的将领”，原文在a high bureaucrat 后有限定who had been ex-commander of the imperial armies against Huang Ch’ao，后半句应译为“这个高级官僚曾任镇压黄巢的官军将领”。
第58页“若不采取这种手段，富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如此全力的支持”，原文为if not also with a means of inducing the wealthy fathers to give him their fullest support。按，上文写朱温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建一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特殊马军，几乎没有花费，接着的这一句应该译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朱温也会采取办法劝说富家的父亲们给他最全面的支持”，即指富家中子弟不参加这支特殊马军时的对策。
第59页“所派军队的军需皆自行承担”，原文为The expenses for the armies he sent were probably paid by the province，未译出语气，应译为“所派军队的军需很可能由自己的藩镇承担”。
第63页“这些防御使作为节度使的副手，能在该镇中干涉到海、沂、密三州刺史的事务，但其程度微不足道”，原文为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deputies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three prefects of Hai, I and Mi Chou in the province must have been negligible。按，本段写葛从周任泰宁军节度留后，因作战而离开，防御的责任落到一个驻军指挥使头上，接下来写的这一句并未提到防御使，其中的deputy应指节度留后（deputy governor），此句应译为“节度留后对藩镇中海、沂、密三州刺史的干预一定微不足道”。
第63页“海州防御使旋即于899年向朱温的对手之一投降”，原文中用的The Hai Chou garrison commander，应指海州驻军的指挥使而非防御使。
第67页“虽然他的军队在河北道被击退、李克用的军队前进至洛阳以北仅一百二十余英里处集结，但他还是于907年四月十八日登上了皇位”，原文为Inauspiciously, while his armies were being beaten back in Ho-pei and while Li K’o-yung’s army was massing only 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 north of Lo-Yang, Chu Wên ascended the throne on 18/4th/907，此处原文非转折，译文未译出“不祥地、不吉地”之意。
第68页注释6写到周藤吉之的论文，“见其文第4—5、47—62页”，原书在后面还有“63—64”。
第72页“事实上，葛从周也在远征军中，见《旧五代史》卷16，第1b页”，原文写作In fact, CWTS16, 1b, claims that KoTs’ung-chou went with both expeditions，因远征军共有两次，译文表意不准确。
第75页注释35“在他之后登上梁朝皇位的另两位儿子则是营妓之子朱友珪（912—913）和朱友贞（913—923）”。按，其中只有朱友珪是营妓之子，译文易令人误以为二人均是。
第78页注释52“如今，他仍为河中镇都虞候”，原文为He remained a chief discipline officer, now of P’u，应译为“如今他赴河中镇，仍任都虞候”。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907—926）
第83页第二行“发展为强势的地方政府”，原文为developed powerful provincial government，译为“发展为强势的藩镇政府”更准确。
第83页“在唐朝最后四十年里，最重要的变革皆已准备就绪”，原文为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changes were already being prepared during the last four years of the T’ang。按，接下来的一句即写903—906年这四年的重要性，此句应译为“在唐朝最后四年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已经在准备之中”。
第83页“但旧有的为宦官所把持的职位还是向占据少数的藩镇僚佐，和发迹于朱温军队的官员敞开了”，原文为the traditionally eunuch-held posts were thrown open to minor provincial officials whose only…, and to officers who had begun their careers in his private army，应译为“但一向为宦官所把持的职位还是向低级的藩镇僚佐，和发迹于朱温军队的军官敞开了”。
第84页第二行“朱温的养子蒋玄晖”，原文只说retainer，并非养子，应译为元随、亲从、亲吏等。
第84页“孔循……后来被派去防戍州郡”，原文为was later made a defence commissioner of a prefecture，应译为“后来被任命为一个州的防御使”，据《新五代史》卷43知其曾任汝州防御使。
第84页孔循“在推动李嗣源篡位的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胡规家在其本人被杀后受辱于敲诈勒索”，原文中分别有in 926和in 911，译文中未体现。
第84页imperial army被译为军队，其它还有帝国军队（第8页）、禁军（第117页）、王朝军队（第123页）、官军（第126页），当然转换名称有时是必需的，但在含义相同时最好还是少换不同的名词为好。
第89页“910—912年他们对财权的掌握”、“907—910年掌握崇政院大权的敬翔”，原书中时间段分别作909—912、907—912。
第89页“五代经常被指为一个‘武人政治’的时代。关于这点的一个显著迹象已在后梁内朝官中显现”，后半句原文为A strong indication of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present in the Liang palace service，原文仅为推测语气，后文接着加以否定，指出其并非为武人政治，译文却变成了完全肯定。
第90页“这一都统离朱温所常设的都指挥使最近”，上文提到Marshal，均译为统军，此处却改译为都统，但并未显示出区别。
第92页“并且，身为藩帅十五年，使李存勖惯于藩镇系统的政治，而这在梁朝时就因朝廷的需要而被行用”，原文为Also, fifteen years as a military governor had accustomed Li Ts’un-hsü to the provincial system of government which the Liang had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an imperial court，应译为“并且，身为藩帅十五年，使李存勖惯于藩镇统治系统，而这在梁朝时就因朝廷的需要而被改进行用”。
第93页“京城之外还有他的藩帅们和已效顺的梁朝节度使”，原文为And outside of the capital, there were his military governors and the Liang governors who had submitted to his rule。按，对于governor，中译本中多次出现藩帅和节度使混用的情况，但实际上可能有时并不能看出二者的区分，在只看译本时有可能会产生疑问。
第95页“另一位曾出仕梁朝的韦说，和他的举主豆卢革，在所有事务上都从郭崇韬之议”，原文为The other collaborator, Wei Yüeh, accepted the views of Kuo Ch’ung-t’ao as well as those of his own sponsor, Tou-lu Ko, in all matters，应译为“另一位曾出仕梁朝的韦说，在所有事务上，听从郭崇韬之议，就像是听从他自己的举主豆卢革的一样”。
第96页“这个职位最初也是由和他相同出身的一位计吏执掌。通过郭崇韬的举荐，923年十一月这个职位在宰相那里得到通过。但当他发现这位宰相在国库里称贷数十万时，郭崇韬便迫其还款”，原文为The post was first held by a man of similar origins as himself with a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as assistant. Through his recommendations the post passed to a Chief Minister in 11th/923; but when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nister had taken loans of a few hundred thousand cash from the public coffers, Kuo Ch’ung-t’ao forced him to resign，应译为“这个职位最初由和他有相似出身的人担任，同时有专业计吏作副使。923年十一月，通过他的推荐，此职由一位宰相担任，但当这位宰相被发现在国库里称贷数十万时，他便迫其辞职”。按，据《旧五代史》卷73，最初租庸使由张宪担任，孔谦为副，后来由宰相豆卢革担任。
第97页“这样尚书省就可以随意地给他们授官”，原文中the Ministry of Civil Office应译为吏部而非尚书省。
第97页“这些选人遂将告赤毁弃，有记载说他们”，原文有a memorial complaining about this two years later said that，译文未体现“两年后”。
第98页“这就是他藩镇中的成员，包括了取代宦官的出身寒微之人和那些游离于朝廷之外的文官”，原文为This was his provincial staff, consisting of men of lowly origins who replaced the eunuchs and ousted some of the bureaucrats from the palaces altogether，应译为“这就是他藩镇中的成员，由出身寒微的人组成，他们取代了宦官，并一同把一些文官驱逐出了宫廷”。
第99页注释1，《新唐书》卷255应为卷255下，《北梦琐言》页数应为1a-b，《旧五代史》页数应为9b-12a。
第99页注释2，《东洋文化》页数52应为52ff。
第100页注释4，“孔循即赵殷衡，他在成为朱温养子前曾为汴州商贾李让所蓄养”，原文只言had been a retainer of the Pien Chou merchant Li Jang before becoming one of Chu Wên’s men，并非指孔循曾为朱温的养子。按《新五代史》卷43，“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让阑得之，养以为子。梁太祖镇宣武，以李让为养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长，给事太祖帐下，太祖诸儿乳母有爱之者，养循为子，乳母之夫姓赵，循又冒姓为赵氏，名殷衡”，可见孔循实非朱温养子。
第100页注释7，贞明元年，原书括注有915年，译本未写。
第100页注释8，天祐二年（905）十二月甲午条，原书为三月甲申条，核对《资治通鉴》卷265原文，知为译本之误。
第100页注释9，《文献通考》卷58，第1页，应为第1a页；《旧五代史》卷24应为《新五代史》卷24；《新唐书》卷225应为卷225下；《旧五代史》卷19，第10页应为第10a页。
第101页注释11，《新五代史》卷24，第25页应为第25b页；《春明退朝录》第37页应为第37、40页。
第102页注释16，“赵縠，赵岩从弟，也是朱温的养子，见《旧五代史》卷14，第11b页”，原文为Chao Hu, the cousin of Chao Yen, Chu Wên’s son-in-law; CWTS14, 11b。按，据《旧五代史》卷14“次子霖，改名岩，尚太祖女长乐公主”、“子縠，仕至左骁卫大将军、宣徽北院使。唐庄宗入汴，与从兄岩皆族诛”，可知人物关系为赵縠是赵岩从弟，而赵岩是朱温的女婿，译本误。
第103页注释18，“一起被派往党项”，原书有in 910，译本未体现。
第104页注释24，“《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905）三月甲申条，五月乙丑条之后”，应译为“《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905）三月甲申条，五月乙丑及其后条，六月戊子条”，属于译本疏漏。
第106页注释30，“堀敏一……他的考察是对菊池英夫一文的扩展”，原文为his survey has been expanded by H.Kikuchi，应译为“堀敏一……他的考察被菊池英夫进一步扩展”，据参考文献中两文的时间顺序也可知此处译反了两文的关系。
第107页注释3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辛未条之后”漏掉了月份“五月”。
第108页注释41，“《旧五代史》卷94，第8b-10a页”中的10a页应为10b页；“《旧五代史》卷57第7b-9a页”，中的9a页应为9b页。
第108页注释43，“韦说（《旧五代史》卷90……”，应为卷67，英文本如此，核对《旧五代史》，并无错误，译本误。
第109页注释44，“不过二者都认为郭崇韬的大权及其对宦官所造成的威胁”，原文为But they both agree that Kuo Ch’ung-t’ao’s great power and the threat to that power by the eunuchs，应译为“不过二者都认为郭崇韬的大权与宦官对该权力造成的威胁”。另外，此条注释写到“《五代史记》”，原文为HWTS，应译为《新五代史》，且全书除了最后所附《史料说明》中个别地方写作《五代史记》外，其余均写作《新五代史》，此处译文体例不统一。
第110页注释52，“《全唐文》卷884”，英文本作卷844，核对原书，知为译本之误。该条注释最后写引用P.3290文书，英文本有页数804—805，译本漏标。
第111页注释53，“张廷蕴（卷95”，英文本写作卷94，核对原书，知为译本之误。
第111页注释53，“相里金（《旧五代史》卷31《本纪》，第6a页）”，在此之上已有相里金（查出处无误），此处显误。英文本此处写作Hsia Lu-chi’i，应为夏鲁奇，而《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并无此名，但有一条写作“以前右龙武军都虞候、守左龙武大将军李绍奇为郑州防御使”，据《新五代史》卷33“夏鲁奇，字邦杰，青州人也。唐庄宗时，赐姓名曰李绍奇，其后庄宗赐姓名者，皆复其故”，可知李绍奇即为夏鲁奇，今辑本《旧五代史》卷70《夏鲁奇传》亦未提及此。该注释列李存勖的六军将领，其他将领均取自传记，此处取自本纪，实因此条材料仅见于此，而又列出的是本纪中没有的夏鲁奇而非李绍奇。
第111页注释56，“四月壬寅条、丁未条”，据英文本，应为“二月壬寅条、丁未条及其后条”，核对《资治通鉴》原书，知为译本之误。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907—926）
第112页“朱温能够在897年把整个河南道统一于其治下，并非依靠往河南道任命节度使”，原文为it was shown that when Chu Wên united all of Ho-nan under his control in 897, that control did not depend on his being appointed the governor of Ho-nan，应译为“当朱温在897年将整个河南道统一于其治下时，其统治并非依靠自己被任命为河南道的统治者”。
第112页山南西道，原文为Shan-nan East，应为山南东道，书中讨论的均为山南东道而非山南西道之事，译本误。
第115页“另一个则是在此处得到严密试验的长期政策之结果”，原文为The other was the result of a long-term policy which deserves closer examination here，应译为“另一个因素是一个长期政策的结果，值得在这里进行仔细研究”。按，本段写山南东道叛乱失败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只写了一句话，剩下的全是第二个因素，所以是“在这里进行仔细研究”；政策是将大藩镇分割为小藩镇，唐廷已采用，此叛乱前后梁朝仍用，所以是“长期政策”；叛乱之前两个月，该地才实行此策，称不上“在此处得到严密试验”。译文不仅不合乎语法，且与事实不符。
第115页“朱温于909年六月即以此方法设立了邢州保义镇（在河北道）”，原文为which Chu Wên had already used in creating the province of Hsing( in Ho-pei ) in 6th/908，可知译本误将908写成了909年。此外，英文本对藩镇名只以州名表示，而译本均改为军号名，此处写作“保义镇”，而在相应的注释12中却译作“908年六月，又重新设置为昭义镇”，见第128页，而据其所标《五代会要》卷24知为保义镇，注释误译。
第117页“尽管如此，在河南道的进展的确是作为皇帝的朱友贞，为后来数朝的中央集权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原文为Nevertheless, the progress in Ho-nan was his chief contribution as emperor to the task of centralization under the later dynasties，此处的his，应指上面一句说的朱温而非朱友贞。
第117页“这些指挥使都有单独的职位，一些人升任州刺史并不受节度使的掌控”，原文为The Commanders had independent careers and some were promoted to be prefects in prefecture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ir previous governors，根据本段前文与此句注释，可知应译为“这些马步都指挥使有独立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些可以升为不在前任节度使掌控范围内的州的刺史”。
第117页“如同唐朝一样，文官们会被任命为行军司马、掌书记和推官”，原文为There was the appointment of bureaucrats, as in the T’ang, to serve as administrators, secretaries and legal administrators。中译本同页已写到行军司马的英译为Military Deputies，此处的administrators绝对不是行军司马，根据第10页所列英文官职对照，知应为判官。第119页第二行亦将administrators误译成了行军司马，应为判官。
第119页“节度使对属州的控制缩减至仅有私人和财产方面的监督”，原文为the governor’s control over his subordinate prefects was pruned down to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其中personnel译为“人事”可能更恰当。
第119页“事实上，诸节度使和刺史的部分职能即维系朝廷与这些家族间的联系，以得到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同时作为一支限制节度、刺史强大影响的力量”，原文为Part of the function of each governor and prefect was, in fact, to be the link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se families, to get their support for the regime as well as to act as a check on their great influence，最后一小句应指节度使、刺史对这些家族的影响力进行限制而非如译本所言。
第119页“不过对藩镇境内刺史的任用，则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原文为But the use of independent prefects in their provinces was probably a more important factor，应译为“但藩镇境内独立的刺史的任用，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120页“第一次对藩镇节度使任命的是李存勖之父，他命其大将李嗣昭出任昭义节度使”，原文在此有in 12th/906，译本未体现。
第122页“二镇由获赐国姓的一对李氏父子所统治。李茂贞……但他并未朝觐梁廷，而是命其子前往”，国姓在原文中写作the T’ang imperial surname，最好译为唐国姓，后面的短句原文是did not himself come to pay court but sent his son instead，由《旧五代史》卷132知这里的court指的是后唐朝廷而非梁廷。
第125页“907年之后最重要的发展”原文为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after 907，译文多一“最”字，语气不同。
第125页“这一地方政府架构并非基于以文官和士族子弟为藩镇僚佐，而是建立在那些松散结群的‘元随’、‘随身’或‘部曲’（retainers）和节度使‘亲吏’或‘牙吏’（personal staff）的基础之上”，在原书中正文写的是retainers和personal staff，然后分别在后面括注引号里词的威妥玛拼法。接下来在126、127页，中译本把几个有关的词组分别译为亲从势力（retainer force）、亲吏（retainer officers）、亲兵（armed retainers）、部曲（armed retainers）、其他部曲（other retainers）、牙官（retainer-official）、牙将（domestic retainers）、节度使亲卫（retainer garrison）、高级亲从（senior retainers）、牙兵（force of retainers）、元随或亲吏们（retainer or personal official），可能有的并不是很准确，当然这也是翻译中难免的。
第126页“负责接待朝廷派员和其他州、道使节”，原文为arranged receptions for imperial envoy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governors and prefects，译为“负责接待朝廷使节和其他节度使、刺史的代表”似乎更好。
第132页注释22，“尹皓死于不久之后的920年”，原文为Yin Hao died some time after 920，并未言死于920年。该注释似根据《宋史》卷262《王易简传》在记朱友谦叛梁而攻华州之后写到“皓卒，易简归田里”，据《资治通鉴》卷271知攻华州在920年。史籍未载其卒年，此处指死于920年或其后的某个时间，译误。
第139页注释54“关于五代时期节度使治下之‘镇’的一项并不冗长的研究，见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体制》”，原文为A less diffuse study of the chên under the Wu-tai governors has been of more value to me.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译文未翻译出“对我更我价值”，也未指出是周藤吉之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926—946）
第141页“忠实的禁军将领被从藩镇召回，与一部分皇帝自己的军队汇合，一起被委予李嗣源率领，以抗击叛军”，原文为Loyal units of the imperial armies were recalled from the provinces and, together with a part of the emperor’s own troops, were entrusted to Li…第一小句应译为“忠实的禁军部队被从藩镇调回”。
第141页“李嗣源与叛乱首领达成协议，当他被释放时，不得再次攻击叛军”，原文为Li Ssu-yüan probably made a bargain with the rebel leaders for when he was released he made no attempt to attack them again，应译为“李嗣源很可能与叛乱首领达成了协议，因为当他被释放后，他没有再做攻击他们的尝试”。按，这段史实没有定论，原书用词很谨慎、委婉，译本以肯定的语气没有体现出来。
第141页“孔循和任圜可以代表10世纪前二十五年内的两派大臣”，原文为can be seen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branches of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which had been evolv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enth century，应译为 “孔循和任圜可以看做帝国行政人员两大分支的代表，他们在十世纪前二十五年中发展起来”。
第142页“通过这种方式，内臣和文官之间的合作成为必需”，原文为In this way, a measur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lace staff and the bureaucrats was necessary，将palace staff译为了内臣。第145页“高级内臣刘处让”，原文为the senior palace commissioner Liu Ch’u-jang，第148页与此相同。第157页注释6“以下是已知留在李嗣源朝中的内臣”，原文为The following are known to have been retained in Li Ssu-yüan’s palace service。第89页inner official，原书用威妥玛拼法自译作“内臣”。第152页intimate officials原书用威妥玛拼法自译作“近臣”。第146页palace commissioners分别被译为内诸司使、内朝官。第149页palace official被译为内朝官。涉及在宫廷服务的官员时，中译本中很多地方用了内诸司使、内朝官、内臣的译法，但“内臣”可能一般多指宦官，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
第142页“李嗣源以其藩镇和亲随的组织形态为蓝本，来设计内诸司使的等级结构，在这一点上，比朱温，而非比其前任李存勖做得更多”，原文为Li Ssu-yüan modeled the higher ranks of his palace service on his provincial and retainer organization more as Chu Wên had done than his immediate predecessor，应译为“李嗣源以其藩镇和亲随的组织形态为蓝本，来设计高级内诸司使的等级结构，在这一点上，更像朱温所为，而非其前任李存勖”。
第143页“在梁朝宫廷内，守卫和管理皇宫的事宜大部分掌握于宣徽使手中”，第一小句原文为As with the Liang palace，应译为“正如梁朝宫廷”，指的实际是李嗣源朝廷。本段后文还有Also as in the Liang，译本即译作了“与在梁朝时相似”，当然最后再加上“同样”二字。
第144页“安重诲及其党羽大约用五年的时间控制了朝廷”，原文为For almost five years, An Ch’ung-hui and his supporters dominated the court，应译为“安重诲及其党羽对朝廷控制了大约五年”。
第144页“韩昭胤并未在后唐朝廷中停留很久，但在随后晋朝的创建者石敬瑭统治时期，再度尝试以文官居枢密使之位”，原文为Han Chao-yin did not stay long at the court, but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of Shih Ching-t’ang, the founder of the Chin dynasty, the experiment of having a bureaucrat to be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Secretariat was repeated，并非韩昭胤再度尝试，最后一小句应译为“以文官居枢密使之位的做法被再次尝试”。
第144—145页“桑维翰是帝国中新一代科举出身、从寒微之家升至高位的人”，原文为Sang Wei-han was the firs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examination graduates from the lesser families to have reached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 empire。按，本章多次突出桑维翰的领先，最后还称他为“先行者”（第156页），此处最后应译作“第一人”。
第145页“这个人是李崧，从河北道来的另一位新文官”，原文为The second man, Li Sung, was another new bureaucrat, this time from Ho-pei，为免误解，应译为“这个人是李崧，也是一位新文官，来自河北道”。
第146页“皇帝找了一个借口，率禁军进攻朱守殷”，原文为a pretext was found for the emperor to lead his Personal Army against Chu Shou-yin，上文一直在写侍卫亲军，此处的“禁军”应改为“侍卫亲军”。第148页同。
第147页“然而，势单力薄的李从珂却转败为胜，这是因为数位被派去征讨他的侍卫亲军将领最终被成功地说服，与之合流”，原文为But what had been certain isolation and defeat for Li Ts’ung-k’o was transformed into victory when several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Emperor’s Army sent against him were successfully bribed to join his cause，“被成功地说服”应改为“被成功地贿赂收买”。
第147页“内诸司使的新角色有了最初的标志”，原文为there were the first signs of a new role for the palace commissioners，应译为“有迹象表明内诸司使开始有了新的角色”。
第149页“通过与朝廷的联系，内朝官的这一新职能可以帮助皇帝巩固对侍卫亲军的控制”，原文为In relation to imperial government, the new function of the palace officials could help tighten imperial control of the Army，应译为“在中央政府这方面，内朝官的这一新职能可以帮助皇帝巩固对侍卫亲军的控制”。
第149页“这些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官，能够超然于皇帝”，原文为These men had to be distinct from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s who tended to remain aloof from the emperors，应译为“传统文官倾向于对皇帝冷淡，这些人与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149页“在下列各表中，排列了史料具名的晋朝二十一位内诸司使中大部分人的履历”，原文为In the following tables, the careers of twenty-one of the most senior palace commissioners of the Chin known in our sources by name have been considered，应指“最高级的内诸司使中的二十一位”。
第151页“他们是李守贞和李彦韬，皆为内诸司使”，原文写到both previously palace commissioners，应指“以前皆为内诸司使”。
第152页“二十六位供奉官和殿直（palace attendant）”，根据原书，应为palace attendants。
第152页“并用他们的尊严体面、财富和悠久传统来吸引这些人”，原文为attracting them with its respectability and its rich and enduring traditions，应译为“并用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丰富而悠久的传统来吸引这些人”。
第153页“在他们二人统治的初期，皆由一位宰相或不同的高级文官判三司，只是文官失去了对非文官出身的财政专员的控制”，原文为Early in each reign, a Chief Minister or various high bureaucrat officials controlled the Three Offices, only to lose that control to finance experts not of bureaucrat origins，应把最后一小句译为“只是结果都罢职，反而由非文官出身的财政专家担任这一职务”。
第154页“这十一人的仕宦之路也表明了文官标准的松动”，原文为The careers of some of the eleven men also testify to the relaxing of bureaucratic standards，应指“这十一人中的某些人”。
第155页“朝廷派了该藩镇的两位文官”，原文为ordered two of the bureaucrats appointed by the court to the province，应译为“命令朝廷派到该镇的两位文官”。
第156页“他是一位藩镇客将的儿子，并随其父做了内朝官”，原文为He was the son of a provincial reception officer. His father could have become a palace official and so could he，后面一句指的是“他的父亲本来可以做内朝官，他也可以”，接下来写但他没有做，而是参加了科举，成了宰相兼枢密使，译文误。
第156页“不过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那位节度使的敏锐眼光，对其升至朝廷高位提供了终南捷径。这一捷径即服务于内朝。这为他人提供了在王朝政府中的经验，也能接触高层政治圈子”，原文为His own talents and the perspicacity of his father’s governor had, however, saved him one step in the rise to the highest offices at the court. That step was the palace service which provided other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ghest political circles，指的是他升至朝廷高位少走了一步，这少走的一步就是在内朝任职，他通过科举而任文官，升至宰相。译文认为他通过“服务于内朝”这一“终南捷径”而升至高位，误。
第157页注释7“另外一些来自李嗣源藩镇的重要人物，包括以藩镇军队都指挥使（也是其女婿）为禁军将领，又把自己的藩镇赐予其全家人的虞候将（即王建立”，原文为Other important figures from Li Ssu-yüan’s province were his Provincial Commander( also his son-in-law ) who took over the imperial armies and the military police officer who saved his family and was given his own province to govern( Wang Chien-li，应译为“另外一些来自李嗣源藩镇的重要人物，包括接管了禁军的原藩镇军队都指挥使（也是其女婿），以及救了他全家人并被赐予他自己原来藩镇的原虞候将（即王建立，”，原译文不仅后半部分有误，且易让人误以为是一个人。
第158页第四行卷69，第8a—ba页，应为第8a—b页。
第158页注释9，“派去四川的两人，其中一人是李存勖的从弟李存瓌”，其中李存瓌宜换为简体字李存瑰。第229页索引同。
第160页“因此，朱守殷率领大量军队前往开封就任，并在完成任务后，拥有了一支可观的队伍”，原文为It is thus likely that Chu Shou-yin had brought a large force with him in order to take office in…，译文将原书“很可能”的推测变成了肯定。
第162页14.周瓌，宜改为周瑰。第164页注释47同。第192页（4）B2. 周瓌，同。第203页[5]（c）亦同。第222页索引同。
第163页注释35，袁义后面有“（2号）”，译本漏写。
第164页注释44，“但他失败了，这说明他不全是安重诲的支持者”，原文为but his failure left him no less a supporter of An Ch’ung-hui，应译为“但他的失败使他仍然为安重诲的支持者”。
第164页注释47，“但刘昫被罢免六个月后，王朝的财政再次由判三司张延朗所掌控”，原文为But after the dismissal of Liu Hsü six months later, the imperial finances were again administered by the finance expert Chang Yen-lang，应译为“但六个月后刘昫被罢免，此后王朝的财政再次由财政专家张延朗掌控”。按，据《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934）四月庚辰，以刘昫判三司；十月戊寅，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罢为右仆射；十二月乙亥，征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第164页注释47，“三司又为刘审交所合并”，据原书，应译为“三司又为财政专家刘审交所合并”。
第166页第一二行，“四位北方文士”所列四人系按照原书列表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而中译本全书除此处之外，均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体例不统一。
第166页注释49，“这十一人中的一些，如果他们所辅弼的节度使未当皇帝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接触文官阶层”，原文为Several of these eleven men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reached the ranks of the bureaucracy if the governors they served had not become emperors，应译为“这十一人中的一些，如果他们所辅弼的节度使未当皇帝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跻身于文官阶层”。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926—947）
第167页“这种控制无疑是成功的”，原文为This control was by no means perfect，应译为“这种控制决不是完美的”，接下来写节度使在李存勖败落中的作用来证明这种不完美，然后通过转折写尽管不完美，仍使得独立节度使数量减少。
第167页山南东道，原文为Shan-nan，应为山南道。
第167页“由于节度使们曾是他的同僚，并因朝廷新创而各保其位”，原文为Because these governors had been his colleagues, they gained in status with regard to the new court，应译为“由于这些节度使们曾是他的同僚，在新朝廷中地位得以增高”。
第168页“他曾身为节度使，深受李存勖政府中央控制不断加强的重压，也了解主要问题之所在”，最后一小句原文为he knew what the main sources of irritation were，应译为“他知道藩镇受刺激的主要来源”。
第171页“在判官李升的协助下”，原文为with the help of the secretary，判官在此书中一般对应于administrator，此处不应为判官，检《旧五代史》卷88、《册府元龟》卷454，均作“记室”，译误。
第172页“在李嗣源看来，侍卫亲军导致了朝廷和藩镇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其篡位即是这样引发的”，原文为The Emperor’s Army was Li Ssu-yüan’s answer to the un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provinces which his usurpation had brought about，应译为“对于他篡位引起的朝廷和藩镇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李嗣源的对策是创立了侍卫亲军”。
第174页“接下来的几年，石敬瑭对谏言颇为厌烦，甚至冒犯契丹人和他的节度使们”，原文为In the years which followed, Shih Ching-t’ang quietly bore the criticisms and even insults of the Khitans as well as those of his governors，应译为“接下来的几年，石敬瑭默默地忍受了契丹乃至他自己的节度使对他的批评甚至侮辱冒犯”。按，下文写他集中精力建设侍卫亲军，取得成效，但过早离世，没能享受耐心换来的果实，译本不仅不合乎语法，也不合上下文意。
第176页“无论如何，他们的军队都会被瓜分，并于契丹北撤后解除武装”，原文为In any case, the bulk of their Army had been divided into several parts and disarmed by the the time the Khitans returned north，应译为“无论如何，到契丹北撤时，他们的大部分军队都已被打散并被解除武装”。
第176页“它的短命成为历史奇谈，史家也不甚注意”，原文为Its short duration has made it an historical oddity and historians have paid it little of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后半句应译为“史家也没有给它应有的注意”。
第176页“借此可以推论，藩镇完全由侍卫亲军所主导，并成为新权力结构的基础”，原文为As a corollary to this, the provinces were entirely dominated by the Emperor’s Army which had emerged as the basis of a new structure of power，应译为“这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藩镇完全被侍卫亲军控制，而后者则成为了新权力机构的基础”。
第176页“但它本身信念坚定”，原文为it served its purpose well，应译为“但它很好地完成了最初设定目标，令人满意”。
第177页“他期望契丹人能够返回，并希冀得到其他晋朝将领的支持，但没人响应”，原文为He had hoped for Khitan backing and for the support of other Chin commanders ,but neither was forthcoming，应译为“他曾期望得到契丹和其他晋朝指挥官的支持，但两个希望都落空了”。
第177页“汉朝侍卫亲军大致是在从各藩镇召回的晋军以外重建的”，原文为The Han Emperor’s Army was largely rebuilt out of the Chin army units which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应译为“汉朝侍卫亲军大致是在从各藩镇召回的晋军的基础上重建的”。按，侍卫亲军更多地是对已有军队的重组，下一句即写杜重威战败后，他的军队被吸收入侍卫亲军，译文不仅不合乎语法，而且不合上下文意。
第179页“同期仍任节度使的人，与那些在其他朝同被重新任命为节度使者，其比率也可相互比较。我们有理由考虑那些继位者统治时期仍为节度使的百分比，以得出一个重新任命的正常概率”，把“同期”改为上文提到的“三年这一期限”、“继位者”改为“同一王朝继位者”可能更好，以避免歧义。
第179页“947年之前，新王朝开国皇帝之后的第二代皇帝统治时期，其比率都低于50%”，原文为the percentages for reigns before 947 which were each followed by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imperial house are all below 50%，应译为“947年之前，后面紧接着新皇室建立的统治时期，其比率都低于50%”，译本译反了。
第180页“因而，若这些人恪尽职守的话，他们不仅在藩镇中扩展了皇权，也使自己的藩镇更好地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原文为Thus, when these commanders were on active duty, they not only extended imperial authority in the provinces, but also left their own provinces to be better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按，上文写侍卫亲军指挥使被任命为节度使后很少赴镇，仍在军中，藩镇由朝廷选任的文官僚佐治理，此处应译为“因而，当这些侍卫亲军指挥使在亲军中服役时，这些文官僚佐不仅在藩镇中扩展了皇权，也使藩镇更好地为中央政府所控制”。
第185页，“译者按：武英殿本及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不误；又检中华书局1989年缩印《四部备要》本《旧五代史》，亦不误”。按，原书在比较《册府元龟》、《旧五代史》对同一段史料的两种文本进行比较时，指出了《旧五代史》文本的异文，译者加了这条按语。而据书后所附《史料说明》，本书采用的《旧五代史》为“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四部丛刊》本”（第208页），译者未对这个底本加以比较。相应地，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译者误将《四部丛刊》本译为了《四部备要》本（第212页）。
第186页注释17，“928年五月九日的规定，以来自朝臣上奏的形式出现”，原文为The regulations of 9/5th/928 are preserved in the form of a memorial from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应指以来自“中书上言”的形式，见《旧五代史》卷39。
第186页注释22，“这些藩镇落入了后蜀‘帝国’手中，它由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李从珂篡位后三个月内建立”，最后部分的原文为three months before Li Ts’ung-k’o usurped the throne，应译为“在李从珂篡位前三个月建立”。
第187页注释26，“关于皇帝与其将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人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下面所摘录的《五代会要》里，关于向新建军队提供马匹的诏令中得到答案”，原文中“将官”对应的是officials，而诏令中提到的既有文官又有武官，而且将在京文武百官写作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此处译为“将官”可能不是很恰当。第175页“这些官员接下来很快掀起了一次次哗变”，原文为his action was followed quickly by mutinies led by these officers，此处将officers译为“官员”可能也不是很恰当。
第193页（6）D：13.慕容彦超（卷130，第5b—7a页），应将其中7a改为7b。
附录 五代史上河东道与河北道的联盟
第198页“自那以后，河北道的文武人士开始认同唐朝的‘中兴’”，原文为From then on, the Ho-pei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nominally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cause of T’ang ‘Restoration’，应译为“从那以后，河北道的文武人士名义上开始支持唐朝的‘中兴’事业”。
第198页“923年当李存勖最终推翻梁朝时，河东地区的沙陀军成为了联盟中最强大的力量”，将senior partners译为了“最强大的力量”。第199页将形容河北人的junior partners译为了“得力副手”。译本中没有很好地体现二者的关系。
第199页“下表十六列出了926至960年间在禁军和枢密院中占据关键职位的161人的出身情况。正如笔者在本书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禁军和枢密院是五代中央权力的骨干”。按，原书中的the Emperor’s Army 和the Palace Commissions被译为了禁军和枢密院，误，应译为侍卫亲军和内诸司，实际上表中所列也不止枢密使，还有宣徽使、三司使等。第201页第二行“禁军”亦应改为侍卫亲军。
第201页“作为一个只有其他‘地区’四分之一大小的地方”，原为写at most one-fourth，应为“最多只有四分之一”。
第203页[5]（b）“李崧，见上注4b”，其中4b应为4d。
第204页[6]（a）“白再荣，卷106，第8b—9a页”，其中9a应为9b。
第205页[7]（c）“杨廷璋”出现了两次，分别在河东道和河北道，其中在河东道的那一个应改为“吴延祚，见上（b）”。
史料说明
第207页“《旧五代史》150卷，编纂于后周灭亡十三年之后”，原文为more than thirteen years。
第209页“通过编纂近代的会要，他主要想理清乱世典章的脉络”，原文为by binging the Hui-yao up to date, intended primarily to facilitate reference to bureaucratic precedents in a period of confusion，应译为“通过把会要一直编纂到所处的时代，他最初的设想是为了便于在一个混乱的时期征引文治先例”。
主要参考文献
第212页《旧五代史》“《四部备要》本，1935年”，原文为SPTK edition, 1935，指《四部丛刊》本，译本误。
第213页《宋会要辑稿》，“译者按：即民国二十五年世界书局本”，误，应为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大东书局本。
第213页《太平寰宇记》，“成书于980年”，原文为completed about 980，应为大约成书于980年。
第214页《东都事略》，“王禹偁著”，原文写作“王偁著”，译误。
第215页《五代诗话》“王士禛辑”，原文写作王士祯，似不必改为禛字，且《粤雅堂丛书》本应写作祯。
第215—216页“近期中文、日文著作”，原书未写出版社，译本加了出版社，日文期刊一般说号，译本都写的期。
第216页艾伯华论文的期刊名中Studies应为Studien。
第217页第四行第一个外文单词有误。
第217页王赓武论文题目中Chiu Wu-tai Shih未加斜体。
索引
第218页“安审约192n”，原书还有201n，应该加上。
第224页，河北，134n应改为134。
第229页“李存纪135n”，原书还有199n，应该加上；李从璋200n，原书还有212n，应该加上；李万全202n，原书还有214n，应该加上。
第230页刘承佑应改为刘承祐。
第230页刘玘，136应改为136n。
第232页“白再荣201n”，原书还有214n，应该加上。
第233页“史彦群92n”，原书还有94，应该加上。
译后记
第241页鲍格洛的书评页码写作482，据傅海波书评所引标为482—483，笔者未能找到该篇书评，怀疑中译本此处有误。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四)：历史的出口
蒙两位译者厚谊，得赐此书。本来，中古史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又是英文回译，不免视为畏途。不过，全书的叙述生动有致，两位译者在文笔润色上也很下工夫。能够感觉到，一些原文的英式句法，二贤都参酌中文表述习惯，有所调整。因此，全书大部分为短句子，这在译著中实为难得，由此也能体会两位译者文笔间推敲、斟酌之工，不以译事为轻，诚可敬佩。
六十年前的“老研究”，即令在历史学这样更新较慢的学科中，也令人担心是否已经变得“陈旧”了。但是读下来，王赓武先生对“乱世”及“武人政治”的把握，反而是当代研究者所较难体味的。正如译后记所指出的，是著缘起于王赓武先生对20世纪前半中国军阀混战的关注，因此在他的笔下，乱世是具体的人与事件引动的权力结构变化。文献中片段的人物行迹与制度演变，在他笔下都可有所勾稽，展示出权力结构变化的方向。
引起我兴趣的有两点，其一，王先生认为朱梁时代的“武人政治”实质是“内臣政治”，构成朱温权力核心的不是藩镇将领，而是其元从亲随集团，在更晚一些时代，则出现了活跃的内朝官集团。其二，从朱梁开始，由大量使职掌控重要权力，如财政、内廷等，这又与朱温藩镇将领的身份不可分割。这两方面的叙述，就研究本身来说，清晰且绵密，其中一些弦外之音，则很容易将读者的思绪勾连至民国诸军阀及其构造的权力结构。我们能从王著中领会到，在以强力为依凭的历史变动期，典章制度所描绘的制度、政策沿革，常常是为了应对具体的人与事件。在中古政治史中经常出现的几股力量在五代历史中也都尽数登场：外戚、宦官、元从、文官、地方武力、外族……但是，他们的力量对比、历史角色，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似乎都在发生变化。这样，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又可以归纳为若干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由此从政治人物的历史回到了政治制度的历史。
五代成为这样一个历史的出口：在乱世中为了应对各种变局而累积的人事与制度，为一个新王朝及其制度构造提供了原材料。立于陈尸遍野的五代之上，宋成为一个构造原理截然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新王朝。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读后感(五)：访谈︱王赓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背后有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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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王赓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背后有玄机
胡耀飞 尹承
2014-08-09 08:44 来自 私家历史
【编者按】王赓武（1930-）祖籍江苏泰州，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南京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肄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后，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校长。
中西书局于2014年4月出版王赓武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中译本（《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利结构》），译者胡耀飞、尹承。该书系作者的博士论文。1963年这一研究出版时被评价为“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芮沃寿），其考证之详细“能满足专门治此段历史的学者”（鲁惟一），“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见解”（邢义田），是西方唐五代史研究的经典。中文学界虽有重视，但限于条件，利用不多，此次五十年后首次翻译成中文，依然值得重视。
王赓武先生因有感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开始关注五代史。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中国的统一为常态，分裂为畸态，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时期的不耐烦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王著在对分裂乱局的研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问题与关怀：何以统一能够在分裂之后实现？该书认为，在10世纪的北方中国，文、武系统都是以终结分裂为目标来重构的，且这种重构在边镇地区相对成功，并促使这些北方王朝向中央集权努力。
本文系该书译者胡耀飞、尹承对王赓武先生的专访。
问题一：您于1963年出版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西文学界第一部研究五代历史的著作，您选择研究这一时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西文学界、日本学界对五代史研究的兴趣、水平如何？是什么造成了差异？特别是您引用了日本学者周藤吉之等先生的论著，可否顺便谈谈当时日本学者在五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角色？
王：首先想说的是，我未曾考虑过我会研究五代，在1954年去伦敦之前，也没有进行这一研究的准备。1949至1952年在马来亚大学时，我发现历史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但并不期待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只是在1952年，在我三年大学生活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方才开始认真对待历史。当时，我阅读了一些关于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作品，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从歌德到易卜生，从雨果到托尔斯泰，摄取了许多西方历史经验与思想。我们读的历史课程，重点是西方国家怎么样构成他们在亚洲的帝国。然而我真正想要更多地学习的是亚洲历史，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对现代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的反应。因此，我开始关注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特别是他们说服在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海外中国人支持他们各自目的的努力。这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次尝试，其成果便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
此后，我很想继续以中国近代史为我的硕士研究方向。不幸的是，当时马来亚的政治状况，使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困难。所以我转向古代史，开始研究南海贸易的第一个千年。我通过正史和《资治通鉴》以及其他相关文本和研究作品，寻找到中国拓疆至南中国海岸的历史，以及中国人与南方海洋贸易王国和港口的关系。我的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止于十世纪，因为这时兴起了两个王国：南汉和闽国，使得中国人的东南亚贸易网又有新的发展。
来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时，我希望继续这一资料搜集工作，直至宋朝、元朝和明朝，但那里没有找到合适的学者一起研究。我又发现唐朝之后的十世纪中国政治分裂状态十分有意思，这让我联想到我所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史，一个由大量军阀所控制，从而导致中国如此衰弱和无助的时代，随之而来的谋求统一的内战又被外国侵略所中止。因此，我阅读了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1-1989）的《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和他的一些早期论文，以及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和冯家昇（1904-1970）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我开始思考对五代时期的研究。陈寅恪（1890-1969）和全汉昇（1912-2001）的著作也很有启发性。当我有一次表明这将是我的研究目标时，我的正式导师霍尔（Daniel G. E. Hall，1891-1979）请了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来指导我的研究。杜氏研究唐代经济史，当时刚从日本回来，向我介绍了很多日本学者关于唐宋史的研究。亚非学院图书馆以及剑桥大学关于中、日文的藏书，正好为我所需。当我阅读了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之后，我知道我要研究的是那方面了。
日本学者对我来说很重要。杜希德首先向我介绍了仁井田陞（1904-1966）和加藤繁（1880-1946）。之后，我继续阅读日野开三郎（1908-1989）、周藤吉之（1907-1990）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父亲教过我研究古文的中国传统学术，但当时我开始自学西方（以及日本）所谓的Sinology或汉学的研究方法。我必须声明我并未成为一名汉学家（Sinologist）或曰东方学家（Orientalist），但仍然成了一名具有传统旨趣的前现代历史学家。
我对日本学者关于唐宋史（之后又有明史）的研究印象深刻。他们对五代时期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对于唐宋变革的先导研究。内藤氏训练出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我即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工作启发我提出如下问题：北方中国如何强大和集权到足以在公元960年之后支配南方？
问题二：您印象中伦敦大学的学术环境如何？与今天有何异同？研究五代史的过程中，在书籍、学术信息、学术刊物的获取方面，有无印象深刻的便利或困难？
王：我于1954年来到伦敦，当时英国尚在二战经济疮痍的恢复之中。亚非学院的资金来自伦敦大学的财政系统。作为培训最后一代殖民地官员的独特角色，决定了它的资金依然足够，而且虽然不如大英帝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重要，中国和日本尚未被忽略。大部分关键的古代文本和藏品在战前即被获取，也有一些稀缺的书籍和文书藏于附近的大英博物馆。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亚非学院的建筑并无足够的空间，大部分书籍分散于伦敦郊区的各个储藏点，得到请求之后，需要花费两到三天时间把资料运入学校。就我所研究的唐朝和宋朝的资料而言，图书馆已有大部分我所需要的。如果我研究19或20世纪，就并无足够规模的中文论著。直到1960年，亚非学院方才认真地转入近现代和当下的中国史。但在当时，英国的图书馆领先欧洲各高校的图书馆一大截，特别是就现代中文期刊而言。
问题三：您在序言中说，中国的统一为常态，分裂为畸态，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时期的不耐烦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您看来，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的体现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王：这是一个大问题，且触及中国和欧洲历史发展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我父亲从小教我早期中国史，并使我具有一种观念，即世上仅有一个中国，并且保持这个中国完整和统一，是她在多个世纪中强盛的秘诀。但我同样阅读了关于中东和地中海古代史的书，并且在伦敦大学就读时，也阅读了关于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由此，结合西方文明的古代源头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是我早期历史教育的主要部分。
正如您所询问，中国的兴起以三皇五帝、夏商周为核心叙述对象，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延续性的发展过程，构成了持续强大和完整的文明。理想的核心，即神圣的一统架构，能吸收所有与先后统治中原的“中央”（central）王国们接触过的小规模文化与族群。中央权力在春秋战国“分裂”（disunity）世纪之后得到巩固，秦朝与汉朝的统一成为了成功的典范。服务于汉朝“皇帝”（emperor）（基于“天下”的概念）的儒家学者，继续扩大这一基于大一统的普适性理想。从三国分裂只不过是短暂的来看，这一理念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即使是外来游牧民族征服者，也有期望能够统治一个统一“中国”的野心。此外，这也让中国人无法想象一个分裂的中国会是“正常”（normal）的。
相比之下，欧洲的一部分最早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另一部分则根植于游牧传统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因此，即便有罗马帝国、希腊化世界和东罗马帝国的努力，大一统的理念从未具体化（除了在天主教名义下的一个短暂时期）。由此，一个强大的法律传统保障了王权、市政权乃至个人权利，从而盖过了中央化的行政力量和对邻邦的兼并。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有益于强化国王、贵族和地方之间的差异，国家（和军事）权力不断被用于重申不同的传统。
因此，直到今天，欧洲依然在应对着内部不同的民族认同，每个国家都为各自的民族而骄傲。与此相反，中国在努力使所有境内的“族群”（nationalities）都认同普遍被认为扩大的、统一的、强大且占多数的汉民族。就中国统治者和精英而言，虽然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他们也锲而不舍，以使中国这一概念得到巩固和加强。
问题四：您是否受到一些当时的学术观念、学术思路的启发，从而确定了以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五代史？
王：当我开始研究时，并无一个清晰的关于权力结构的观念。我对欧洲历史的阅读，让我得以窥探他们在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权力结构。当考虑到中国历史时，我震惊地发现，很多中国的统治者，包括十世纪与二十世纪，都想争取重新统一中国并为此而上下求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分裂时代，也有形成许多不同的权力结构，比如：西周和东周时期的封建制，秦始皇的中央化官僚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贵族”（aristocracies）体制，从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儒家型的，到军事型的（拓跋统治者）和佛教型的（南朝统治者），以及臻于顶峰的隋唐时期文化世族和军事贵族之间的平衡。我当时并不知道随着黄巢之乱而被打破的这一平衡，将由哪种权力结构来取代。我知道的是宋代成为了一个高度中央化的官僚国家，由文人官员服务于专制统治者。那么，这一转变在880年到960年之间是如何发生的呢？
于是，我一年接着一年，一个机构接着一个机构，一个藩镇接着一个藩镇地追索着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使得中央化更加容易的转变。这就是引领我描述新型权力结构的原因。回过头来看，我发现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转变，我说得不够多。如今我认为，我应该更加着重于儒家统治理念的重新确认，因为这为唐代文官家族的后裔提供了信心和知识，一旦时机成熟，即可重新建设新型的中央化行政。
问题五：您在毕业回马来亚后，在1963年出版博士论文之前，是否有对博士论文予以修订？做了哪些修订？是在怎样的学术环境下出版的？
王：我很遗憾无法就论文进行更多的工作。回到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我被安排教授1500至1800年的中国史课程，即明清转型期。此外，我不得不顾虑到当地社会和政治的散乱，对我们东南亚的华侨来说是很痛苦的转变，我们需要面对本土后殖民地时期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的压迫，以及马来亚内部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和渗入我们整个地区的冷战。从我1957年回来到1968年去澳大利亚，我无法详列当时我在大学里和社会上的种种活动。1957年，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并在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1965年又分出新加坡。那是一个同时充满希望和不稳定因素的年代。1959至1968年，我一直在吉隆坡任教，并领导一个历史系从事创建一个称之为马来西亚的新国家的国家历史，并准备用国语马来语来教授课程。
简单地说，我并没有时间再看我1957年的博士论文。当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建议我出版博士论文，并就此咨询我在伦敦的论文审查者时，最终决定按原样出版。这一决定在1961年做出，当时我正在伦敦亚非学院访问，就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课题查阅《明实录》。我关注于永乐皇帝（朱棣）及其作出的派遣郑和去东南亚的决定，包括位于战略要地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国之兴起，及此一新兴王国与明朝的特殊关系。
问题六：您在1963年版致谢中，提及您受到杜希德、蒲立本、霍尔等先生的帮助和鼓励，可否谈谈您具体受到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和鼓励？
王：我在问题二中已经或多或少回答了这一提问。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得到了来自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马来亚）的奖学金，霍尔教授被指定为我的导师，且希望我能选择一个东南亚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我也确实准备从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研究。当我决定研究唐宋之际的中国本身的历史时，霍尔教授十分理解与支持，并帮助我请到杜希德来指导我。
1955至1956年，我在剑桥住了一年，那里的中文教授蒲立本指引我认识到欧洲古典学传统多方面的奥妙，这是西方汉学的典范。他本身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古典学毕业生，并特别热衷于告诉我他自己所受到的语言学训练。他对比了欧洲和中国的古典学传统，并指导我阅读相关领域的著作。这非常有用，有助于我理解东方学者眼中的汉学方法。
英国的研究生体制并不依赖严密的监督。我的正式导师霍尔对我的选题一无所知，因此他请杜希德来指导我。每当我去见面时，杜希德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制度的主要原则是，如果大学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或多或少自己完成，它就不会同意我们开始博士论文撰写。当时并没有课程作业的要求，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经常性课程或会面。开始撰写时，我们都是独自行动的。杜希德督促我阅读更多的日本论著，他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向我指出他所知道的优秀论著。我参加过一个亚非学院的定期日语课程，但那根本不起作用。真正给我帮助的是与亚非学院道尔（Ronald P. Dore）教授之间非正式的一系列会面，在此期间，我们阅读各种关于近代史、文化和社会的日文学术论著。另一位经常参加这一阅读小组的成员是孔飞力（Philip A. Kuhn），我想他也会很感激这些会面。
问题七：您在1963年版致谢中，提及您的同窗好友黄麟根博士阅读了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不知黄博士的批评具体集中在哪些方面？另外，大陆学界对于黄麟根博士的学术业绩也并不熟悉，可否对黄博士的生平稍作介绍？
王：黄麟根（1931-1983）教授是我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研究东南亚，特别是英属马来亚地区经济史的优秀学者。他写过两部优秀的著作：《新加坡的贸易，1819-1869》（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1961年）、《1914年前的马来亚锡业：特别涉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州》（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1965年）。我们都是新加坡时期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他比我低一个年级，我夫人是他的同学兼好友。当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并让夫人为我打印时，她询问我，如何能保证我的研究和结论走对了方向？于是我请麟根来阅读我的草稿，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阅读我草稿的人。这完全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但他十分认真负责，他认为我的研究太“紧凑”（compact）（他的原话），一些句子需要更多解释。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能够如此仔细地看我的草稿。他的建议也使我重新书写了一些句子，从而使得我的观点更为清晰。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
问题八：您在中译本序中展望对于“五代世纪”的更多研究。您觉得今天的“五代世纪”研究有什么新的气象？有哪些新的条件？有哪些问题？
王：我理解并重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各种断代史或通史书写。遗憾的是，对于分裂时代如三国和南北朝的研究，依然倾向于关注各个王国和朝代，从而时常忽略一些重要的转变，即通贯整个帝国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不同集团的出现。
不论从断代或通史视角去研究，很容易忽视那些饱受不间断战争和流离失所之苦的团体和人民，他们怎样生存、适应和改变。当面对分裂最为彻底的历史时期如“五代世纪”时，人们更倾向于弃置这一混乱时代于一边，转而关注在它之前的唐代和在它之后的宋代。我也认识到我所得到的结论基于北方中国所发生的事，而不包括南方和中间地带的人们，不仅仅是十国，也有在两国或多国之间的互动。
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史书写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缺点。我们也有来自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例子，在这些国家边界通常是流动的，甚于中国。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这些，并询问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否可能在长时段中利用无论哪种分析工具来进行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 >> 王赓武,五代史,北方中国,统一,分裂 录入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