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流亡》经典读后感10篇
《帝国的流亡》是一本由张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流亡》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就象征着早逝的作者的未竟之志；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张晖多年来对原有文学史研究范式反思和不满之下，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次全新尝试。概言之，在这一书写中，关注的重心从赏析的文本、或代兴的文体，转向了对诗人精神世界的关照。
选择南明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张晖自中学立志于学之初就着意于这段乱世，博士后课题又是研究南明的钱澄之，也因易代之际的变化与激荡，最能使诗人歌哭歌泣、感慨多思，所谓“江山不幸诗人幸”——虽然诗人本身也多罹受无尽苦难，但毕竟“穷愁易工”，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痛苦也往往比欢愉更深刻而多层次。此外，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流行说法，导致古典文学研究中，对元代以降的文学偏重于俗文学，而诗词等雅文学反遭边缘化，本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一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挑战。
在张晖的意识中，古典文学不是一堆死去的文献或材料、史料，如他在开篇所说，“文学本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精神、感觉的集中体现”，因此，他的用意在于通过这些人留下的诗作的重新释读，“丰富对于他们个人生命的认识”，而这种情感、精神、感觉、生命，则是超越时代、时时可以感触的，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因此，他的用意不在赏析某首诗写得好不好、或其文学流派衍变，而在于其是否能展现诗人的情感、经验、思想，总之，其内心世界及精神状态。这有点类似中国诗歌批评史上常见的“诗史”概念，只是在这里并不强调诗歌作为如实记录历史的材料功能，而突出其无与伦比的另一价值：文学才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所谓“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用书中的话说：“诗歌对于我们了解南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比任何其他文献（除了奏折）都能更真实和更可靠记载着当时人的思想和情感，毋庸说保存在其间的大量的直接的历史信息。”（页5）
在南明这个剖面上，可以看出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传统士人如何进行痛苦的抉择。其奔走、流亡、返乡、离开，种种变故与痛苦，都是对其精神的磨难与考验，发为歌哭。这些极端的体验，既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的重要部分，又不断塑造着他们。自然，这种情形之下，诗歌中难有欢愉或平静，因为时代的大格局便是动荡与悲歌，由此乃形成一种悲怆的美学。张晖特别注意到一种“死亡的诗学”，即士人们如何通过绝命诗来展现自己最真切的生命面向。对于这些效忠于一个走向失败的帝国的士人们来说，就死是最能体现其道德真诚的行为，因此这些绝命诗不诉诸文采，却能让我们极好地见证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坚定、无力与解脱。
这些为什么重要？因为尽管时代有差异，但面对极端困境下的抉择，却是不同时代人们之中都能引起共鸣的。如果我们缺乏这种“想象的同情”，那么我们对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将无动于衷。为何杜甫拜谒诸葛亮祠堂时能因其“出师未捷身先死”而“长使英雄泪满襟”？为何杜甫本人离乱中的诗在千年以下仍有力量？那都是因为文学能超越时空地唤起我们精神上的共振。如果我们认为那个时空及当时的人与我们完全不相干、也全然不同，那我们就变成了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孤独者，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化的丧失，因为过往对我们不再具备意义。
因此，Herbert Butterfield曾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也是自我个性的冒险，“通过想象的应和，他让过去变得今人能够理解。他将过去的特定情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总是要从今天的观点来撰写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书写历史”，那是因为，“我们探索过去，探索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意义”。——对古典文学来说，恐怕尤应如此；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本书所侧重的并非诗歌所记之事，而在其抒发之情。
刘铮在评《无声无光集》时曾说：“张晖特别重视诗人在特殊境遇中的特殊感受”，这句话用在此处也很允当。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张晖虽然多年来治学方法有变，但这一关怀则一以贯之。他最初做《龙榆生先生年谱》便须特别注意极端困境下知识分子的如何处身；他夫人张霖所译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中，所表明的三种态度，实际上在明末也不例外，甚至如今面对外界环境的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的抉择仍是如此，此所以他生前自感处境类似明末的遗民。因此，《帝国的流亡》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普遍意义的命题：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的抉择。
他的这一想法也其来有自。他肯定知道龙榆生在1932年就曾说过：“居今日而谈词，乐谱散亡，坠绪不可复振，则吾人之所研索探讨，亦惟有从文艺立场，以求其所表现之热情与作者之真生命。”龙榆生此处是针对词学而言，如替换为“古典文学”，则张晖之使命亦在表现诗人之“真生命”。龙氏虽专力于词学，但也曾说过：“明清易代之际，江山文藻，不无故国之思，虽音节间有未谐，而意境特胜。”明白指出：南明时期的诗歌，其“意境”尤其值得留意。1934年龙氏又有言：“前辈治学，每多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此中国批评学者之通病，补苴罅漏，是后起者之责也。”此亦针对明清词学之弊而发，观此可见，一代代学人之不断反思、批评，才是学术进步之道。龙氏所说的批评之学，是“抱定客观之态度，详考作者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害得失之所在”。在此，龙氏批评了前辈的脱离历史语境而只论诗词本身的共时性倾向，而强调历时性。
大体而言，龙榆生虽强调了解诗人的“真生命”，但着眼的仍是文学批评观念下，文学与文体的变化，只是不明了作者身世境遇则无从能有深切的了解；但在张晖笔下，则强化了对诗人身世的关照，演变出一个更现代的命题，即诗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由此出现了反转：不是通过了解其身世来更好地理解作品，而是通过理解作品来更好地理解其精神世界。在他撰写有关诗史的博士论文之际，他于2004年7月19日日记中曾详细谈到他未来的治学计划：试图通过文学研究来回答“人处在具体历史情境的困境”。在编著《忍寒庐学记》的后记中，他谈起龙榆生时再度表明了这一看法：“现在，我认为，个人的政治抉择不可能超越时代对他的限制，词学界与其过多地讨论他在政治上的沉浮或者谴责他的道德瑕疵，不如深入他的精神世界，总结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经验来得更有意义。”对于深入诗人学者的“精神世界”和困境中的抉择，他可谓三复斯言。
不必讳言，作为一部残缺之作，它在激发思考的同时，也有许多问题并未回答：既然当时的诗人普遍联想到与自己境遇相似的杜甫、将隆武帝视为光复汉室的刘秀，这表明人们似是在一个连续的历史时空中看待自己人生价值的，那这种历史记忆对诗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作为历史记忆的南明诗歌本身又有怎样的力量？人们为何选择诗（尤其是五言绝句）的形式为载体？至少只见绝命诗而无绝命词。诗歌是窥见时代精神世界的镜子之一，在画作上亦可见到所谓“剩水残山”，这种视野中山河景象的变化，对诗人内心的感觉想亦密切相关。这些士人具有公共意义的殉难、死节，是否会相互感染和强化？此外，书中虽爬梳了许多士人的流亡，但却似省去了朱舜水等向邻邦流亡的事例，而一些人虽然生存下来，内心之痛苦却并不比死难者轻，吴梅村便是例子，既是“帝国的流亡”而非“帝国的死亡”，则士人之多种抉择与生存状态皆可纳入。
当然，有一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那就是：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其意义在于展现作者的内在世界，则文学的价值便是在表现心灵上，而非文学本身的书写技巧之上。固然这合于“诗言志”，但如此文学好坏的标准也就变了。这是否会变成某种新的“诗史”？这一新的文学史书写，是否会有历史化倾向的嫌疑而不那么像文学批评了？概言之，如从“文学史”转向“心灵史”，在破旧之余，尚须面对许多挑战，但至少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
这本书能面世，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编辑曾诚是张晖生前好友，对他“帝国三部曲”的构想知之最深；虽然书稿所托得人，但总是未竟之作，中国社科出版社能出版此书，也是打破惯例之举；全书装帧设计者翁涌是为张晖事迹所感而主动请缨的，这个封面极得全书要旨，他泉下有知，是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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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10：“白水真人”即钱的隐语，《后汉书•光武帝纪论》：“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文字为白水真人。”所以“白水真人”姓刘；p.22：[白水真王新应兆]颈联提到刘秀起兵于白水：按后一处所言误
.139注1：“唯该书第658页将时间误为1649年版”：衍一“版”字
.151：离开宁波时，为张煌言送行的达到数千人：按下引原文：“前此投诚诸将卒，送者几千人，齐声号恸”，可知此处“几”是“几乎”之意，故并非“数千人”，而是“几达千人”
.151：渐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按第一句“素手”误，当作“赤手”，否则一首诗中“素”字两见，不合规范
《帝国的流亡》读后感(二)：从“文学史”到“诗史”
《帝国的流亡》是一部“作者已死”的残缺之书，目前的成书状态，恐非作者张晖所愿意呈现的，却自有其残缺的真实。这就好比诗歌载录历史，从来就充满着残缺甚至扭曲，却建构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积累，从而也塑造着历史。
在我看来，张晖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诗史”传统》，是他全部研究的方法论。这部书回应了几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界的“抒情传统论”，从中国固有的诗学理论当中梳理出“诗史”这个核心概念。作为张晖设计《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帝国的风景：清初诗歌与山水》、《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等书的学术起点，“诗史”也是他在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领域，对传统上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提出的一个重大挑战。这样说的依据，是张晖2012年11月25日刊载在《南都》上的一篇书评：
过去的文学史有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是文体的更新、代变，一个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两个思路才会使得学者强调小说、戏曲，而忽视明清的诗文。也就是说，过去的文学史之所以不讨论明清诗文，是因为他们从源头上——也就是问题意识上已经将明清诗文排斥在外。那么，我们依然强调研究明清诗文会增加对文学史的了解，实际上是把人家原来不要的东西又强行还给人家。（《〈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的启示意义》，《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22页）
长久以来，在文学史研究的等级秩序中，明清、近代文学研究的正统是小说戏曲，诗文属于偏门。这自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固有观念，与19世纪欧洲有机进化论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体例相结合的产物。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早已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有鉴于此种观念的偏颇，近来学界颇有重新界定明清近代诗文地位的议论。谁知我等凡俗子还在“文学史”的规则中抢位子，张晖却早已跳出了这座五指山。他告诉我们：只有无视后设的“文学史”，明清诗文才能找到施展的世界。
“文学史”有很多层次，包括著述、教学、研究等。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西方近代纯文学标准下“文学典范”的塑造（canonization）。明清、近代诗文承接唐宋之盛，正值“极盛难继”甚至“遘衰难挽”的时代，难以再出典范。然而，一旦换用张晖梳理的“诗史”视野，将考察重点从文学典范的抽象，转移到诗歌与历史的互动，明清、近代的诗文，恰恰有着上古到唐宋诗文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材料的丰盛（有时候是过剩），情境的亲近（有时候是逼近），描写的具体（有时候是琐屑），许多人物行迹，甚至都可以编成日谱。换用近些年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的角度来看，过剩、逼近、琐屑的深描，不正是还原历史现场，追踪人物心迹的最佳状态？明清、近代诗文体验与历史经验互动而产生的具体性和现实感（the sense of reality），成就了“诗史”研究的最佳时段。
据我所知，有关明清易代的“诗史”，在张晖的著作计划中，至少有两种展开方式。首先是以人物为线索的探讨。这也是以往研究这段隐微历史较为典范的路数，可举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为代表。由于有人物作为绾合各种事件、话题、文本的线索，加之陈、余等研究者善于体会诗文材料的声情、口气，此类论述往往较能体贴人物所处的情境。张晖的另一部遗稿《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即出），正是以人物为纲。其书共分六章，围绕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的返乡诗、钱澄之诗中的南京长干寺塔塔光、从复明志士到穷愁遗老、“遗民”身份的自我建构、真与悲的诗学等话题进行论述，很多部分都可以用来跟《帝国的流亡》对读。
张晖“南明诗史”的另一个方向，是主题系联。《帝国的流亡》就是如此。说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各种“文化现象”、“话题”，赵园先生的两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疑是垂范之作。但赵先生这两部书，都相对较少使用诗集材料。这大概是因为，比起散文形态为主的史传、笔记、文集，诗歌的形式感更强，所承载的信息量及其准确度，都会因此大打折扣。此类材料固然有益于读解人物的复杂身世、纸背的隐微心情，却往往难于严丝合缝地适合“时代主题”。以往说“诗史互证”，多数情况还只是利用诗文当中“较易确定具体史实和意义的部分”（《帝国的流亡》，第122页），想要从中获取的，是历史本来的那个“真”。而诗歌的形式设定和交际功能，决定了它往往难以充当直白、透明、客观的历史媒介。从传统的史料标准来看，单纯用诗歌来还原南明战乱时期的政治实况，按主题归纳诗集材料，要比贴合着人物进行“诗史互证”难得多。
有幸的是，张晖早在写就《中国“诗史”传统》一书时，就从经学传统中揭示出另一种专属于诗的真实标准：“《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中有《春秋》笔法，有微言大义，以诗述史，最重直婉显晦、美刺褒贬的分寸，通过一套比兴、典故、格律、代言、摹拟的密码系统，显示人际关系的深浅、历史伦理的善恶、群体意识的真伪。因此，“诗史”自有超越于一般史料价值的真实性：最重要的并非事实如何，而是个中人如何去感受、记录、抒写眼前的事实，或者他们愿意通过诗歌的声韵文字，向后来的阅读者传递怎样的立场、观点、情绪。这种主观的真实，成就了诗歌在观照南明这一特殊历史情境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帝国的流亡》堪称一部结构整严的著作。上编“诗歌中的流亡”是以诗证史、补史，似乎仍是继承从钱谦益注杜诗到陈寅恪笺证钱柳诗的思路，却不再围绕个别典型人物及其诗文集，而是用奔赴行朝、从军逃亡贬谪、生还、死还等主题来归纳诗材。这些主题的共同特点，是空间上的移动。“南明”一词本身兼有时间（明）和空间（南）的意义。联系到张晖生前计划的另一部著作《帝国的风景》，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于作者而言，南渡北归的空间变换、风景改观，是从明到清的时间限断展开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个人更关注该书下篇“流亡中的诗歌”。这部分不再把诗歌视为单纯的史料，而是让诗歌本身充当了在历史中施展功效的主体，考察诗歌在南明士大夫出处进退，特别是生死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对于诗歌历史功能的探讨，带点社会学的感觉，却又仍然紧贴着刘宗周、瞿式耜、张煌言、钱澄之等人物的心理发展，充分利用了诗歌窥看内在真实的优势。在以往相关研究突出南明士大夫绝命诗“大义凛然”的背景下，张晖更强调“大义凛然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我们容易忽略的极为认真的思考什么是死的过程”（第146-147页）；从前人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嘲讽中，张晖看到各种死法的层次、等差，如何通过诗歌的宣泄和英雄化、经典化功能来显现，甚至为诗歌的创作、唱和、流传所推动。（第160-161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晖的这部分论述，将他素所钻研的“诗史”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较之主体在香港完成的《中国“诗史”传统》，因着对象性质的不同，更可能由于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完善，《帝国的流亡》对于西学理论的运用更为隐蔽，也更善于化用。比如在总论“流亡中的诗歌”时，张晖指出目前“对于当时与殉国相关的大批诗歌，尚未充分注意及之；对于殉国士人如何在诗歌中铺展、呈现他们的痛苦和情感，怎样在一字一句、形式格律之间表露其思想、情感等层面，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接下来更指出：“至于大量诗歌中蕴藏着的整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情感结构’和道德震荡，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第122页）这句看起来不过是说明“创新点”的套话，实不容轻易放过。里面的“情感结构”一语，很难不让人想起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文化分析方法的阐释。相对于“社会性格”、“文化模式”或“生活方式”等笼统的说法，威廉斯曾提出“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概念，他说：
我们是在某个特殊的范例中研究一种一般组织（general organization），在这种一般组织中，任何因素都不能被抽象化，也不能把它跟其他因素剥离开来。……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雷蒙·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威廉斯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艺术当中，所谓“感觉结构”，也就是“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被自然地汲取了。这种汲取，不仅是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对现实的有意“摹仿”或“反映”，而往往是在无意之间，通过世代的积累和符号化，成为一定人群交往的前提。诗歌对历史本身（而非历史记录）的反作用，恰是在“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来发挥的。南明流亡诗歌中关于行朝与家乡、殉国与从龙、舍生与求死，以至于死之先后的反复辨别，正是流亡士大夫之间得以沟通的知识背景。以往时代的易代经验，相关人物、行迹、典故，从伯夷叔齐的首阳山，陶潜的义熙甲子，郑所南的铁函心史，谢皋羽的冬青树，文天祥的正气歌，无不成为触目皆是的参照系，最终凝聚于诗，通过唱和与传钞等行为，凝结为南明士大夫、明遗民乃至后代遗民（清遗民）的“感觉结构”。当然，不是说张晖写下“明清易代之际的‘情感结构’”这话时，一定意识到了威廉斯的文本；但在二者之间作一点勾连，或者能让我们对这部关注流亡与死亡，“向死而生”、“因死而出”的著作，有更加深广的认识。
具体在写法上，特别是运用、阐释诗材的方法上，张晖未必拘泥于从陈寅恪到某些近时学者阐释明清之际诗歌的先例。正如他温煦平易的人格，他对南明诗歌的阐发，绝不求之过深，更不故作犀利的揣测，而是要“用现代的学术语言清晰地将众多文学现象表述出来”（《帝国的流亡·代自序》）。他从字法、句法、章法结构、用典、用韵步步生发，多用设问、反问或自问自答的方式，或站在作者角度来揣摩，或代入读者的立场来怀疑。典型的例子，如第113-114页解读屈士煌《归自滇中呈故园同社》一诗，数一下其中有多少个问号，可以说是苦口婆心、横说竖说、不厌其烦了。当然，对于作者运用诗材，鄙见偶有一点不太满足的地方。如“绝命诗”一章，分析瞿式耜就死时从容与焦虑交错的情形，读来稍觉过分信任了瞿诗的自我塑造。其实，作者深知此类诗歌在抒情性的同时，还有交际性、表演性，虽能用来解读人物心理的曲折，却未必是内心变化的透明媒介。如果天假张晖以时日，相信他一定还会运用其他史料，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诗歌表述层次。
张晖这部未完成的遗稿，由他生前的挚友曾诚来整理，实在是不幸后的万幸。曾诚在《整理凡例》中强调维持原貌的原则，仅作最基本的规范和补充。诚然。但笔者通过对读电子档的稿本和成书的整理本，仍能发现整理者的苦心。比如第85页倒数第三行“《到家》颈联用一‘稀’字形容兄弟凋零”云云，其中的“《到家》颈联”四字，原稿作“此处”。这段分析，紧接在分析钱澄之的《初返江村作》一诗的几句话后面。原稿“此处用一‘稀’字形容兄弟凋零……”，很容易让人误解仍是在分析《初返江村作》。经整理者这样一改，方始明示：这是跳回去讲上一页的《到家》诗。编辑工作之细腻、周到，于此可见一斑。
2014年3月13日，于京东黄渠村
《帝国的流亡》读后感(三)：“死亡的诗学”这章只能脑补了
家中的兵隳之后，我坐在蒙尘的角落里，像是那头一直隐形的大象，开始读校友张晖的遗著《帝国的流亡》。一章残缺的诗史。黍离仓皇，犹忆教坊，特别契合情境。
对丧乱的情境，我总感到亲切。例如我的正经工作就是见证敝司大厦之倾，巨轮之覆。我有一次把“眼见他楼塌了”起进了国际部报头版的头条标题里，那当然是故意的。不过，那个版说的是曼联去季的帝国坍圮，配上林老师的金石文字，却也合适（还有一个特别想用但还没机会用的标题是“月之暗面”，准备用到曼城身上去）。
这书切入的角度就配得上五星，以南明士人的诗歌为切片，呈现神州陆沉、朝廷播迁之际士大夫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以钱澄之、陈恭尹为著）。更有“死亡的诗学”、“鬼和坟墓”、“女性绝命诗”等章未完成，光想象一下就觉得无比精彩。
张晖更有一种“想象的应和”，因此文中充溢着汹涌的情意。如这书导论的收尾：“南明的士人和他们的诗歌之所以令我感怀不已，是因为他们在无限悲哀的失败和绝望之中仍不倦地追求着复明的希望，然而希望最终仍幻化为绝望，他们用诗歌记载着他们的情感和理想，而巨大的背伤笼罩着天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如流水落花一般逝去，直到无可挽回。”又如《无声无光集》序言的收尾，“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
都不免直白，但都让我想起了孔飞力《叫魂》末章的收尾：“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仁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顾诚《南明史》引张岱《石匮书后集》：“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无也。总之，千古节义，多出江西庐陵、广信。”自生向往。
又及，内录陈恭尹《厓门谒三忠祠》诗，言及以粤语诵读尤抑扬顿挫，不知真假。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再及，发现张晖的遗孀张霖即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的译者。
《帝国的流亡》读后感(四)：知识人如何在时代中自处
知识人如何在时代中自处？——张晖《帝国的流亡》读后
张晖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他未刊的论文与著作也逐渐发表出版，让人们对他短暂的学术生涯有了更多的认识。在已经出版的遗著中，《帝国的流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书后附录的《原目次》是作者生前拟定的，包括导论、上编：诗歌中的流亡、下编：流亡中的诗歌、两篇附录，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导论：如何通过诗歌来感知历史和如何通过历史来解读诗歌两部分，将会展现出作者对于诗与史的总体思考，可惜天不假年，作者未能完成，但本书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的价值却已然得到了彰显。
作者在《代自序》（这是作者之前的一次发言，不是专为此书而作）中说明了此书的研究目的：“是要写知识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结束。生命未主动结束时，则转变为遗民、逃禅，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抵抗。”（p3）结合作者对人文学术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可以看出本书虽然是一本研究古代士人与诗歌的著作，但其实有着作者对于当代知识人与学术、时代关系的思考。
南明时期家国动荡播迁，士人生在其中，必然要面对时代的风雨，而且必须做出选择，迎合新朝或追随故朝或避世山林，《帝国的流亡》关注的是追随故朝一类。这些南明士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士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与关怀，他们的思想、情感、心态都蕴藏在诗歌中。作者通过历史解读诗歌，又通过诗歌感知历史，此一研究对于诗史互证的完善和改进当有其意义，也可以看出与此前作者“诗史”研究的相承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有两点很突出，第一，资料考订；第二，诗歌解读。资料考订是文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南明时期文献非常复杂，不经过一番细致的梳理，难以理出头绪，更不用说研究。作者有很好的文献处理能力，《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等著作已说明了这一点，就本书而言，作者搜集的文献量巨大，本书所附《南明诗人存诗考》长达几十页，每位作者下面都有简介和文集情况说明，正文中几乎页页有注释，可见作者为这项研究所作的准备甚为充分。在此基础上，作者考订编年，以确定具体的诗歌创作背景。在资料考订完成后，再给予细致的诗歌文本解读，以见大时代中士人的心事。作者的诗歌解读不是赏析，而是努力穿透词语，注重“诗意”，以揭示背后的人心。如永历十二年，陈恭尹与何绛前往永历行在，行至厓门，陈恭尹作《厓门谒三忠祠》一诗，对于其艺术特点，作者只是借用前人的评论，之后自己提出需要强调的三点，其中第三点：“厓门的问题”作者的解读很精彩，首先为了说明厓门的地理状况，引用了身为广东人的陈垣对厓门的描述以见此处的艰险，进而指出艰难若此，以至于陈、何难以到达行在才是“陈恭尹之所以发出如此悲慨的深层原因，故此诗决非凭吊古人，抒发遗民之哀思。”（p52）后文又指出“过去释读此诗，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陈恭尹奔赴行在的路上所作，所以忽略了尾联反映出来的不知前途如何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才是他不愿意去‘读旧碑’的真正原因。”（P52）通过如此的解读，诗歌深层的诗心被展现出来。作者在本书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左东岭先生在序中作了很好的概括：“历史叙述的细化。”读者在这细化的历史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质感和人心的温度。
作者是一个关怀现实的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中他说出了自己对于古典文学如何介入时代的思考，我想此书已经对此作出了较好的说明。书中所论南明士人的品格、情操对于现代知识人而言，应是一个警示，或许还会让很多人感到羞愧（当然很多人是“无感”的）。因此本书或许最终指向一个问题：知识人如何在时代中自处？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
2014年旧作，曾见于中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