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政商中国》是一本由冯筱才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商中国》读后感(一)：走出政商中国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以庆祝商人虞洽卿的70大寿。《申报》的记者目击，这一日鼓乐齐天，烟花大作，观者如堵，据估计超过30万人。马路上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式和游行，虞洽卿的风光荣耀，一时无两。

　　这是他的人生鼎盛之时，9年之后，这位政商两界的要人病逝重庆，上海的虞洽卿路已经更名，虞家亲友想要恢复命名，最终无功而返。1949年之后，这位最有名的大商人，毫无意外地被打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头目”以及“镇压工人的帮凶”。

　　政商：投资商业，也投资政治

　　政商，两个字放在一起，便大有深意。为政以德，在商则言利，二者联姻，则不免政治沦为商人代言，商业通过政治特权谋取非法的暴利。近代以来，政商一词便多是指与政客勾结的特权商人。

　　在《政商中国》中，冯筱才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现象，他称之为“政商化”。这种现象不是个体的官商勾结，而是政客与商人形成制度化的联姻。政客需要商人支持，同时也可能将公共权力寻租，与商人共同追逐暴利；商人则谋求权力庇护，以特权谋取利益。

　　虞洽卿的崛起，恰是这个新现象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人注目的传奇。

　　虞洽卿生于1867年，时为同治六年，清国的洋务已经搞了六年，太平天国之后最大的内患捻军也很快就要被剿灭。开埠通商让许多城市的商业勃兴，上海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当时，宁波人到上海闯荡已成风气。虞洽卿刚满13岁，便随亲戚到上海，在一家颜料行做学徒。他一面努力识字，上夜学英文，一面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天赋，很快就获得了颜料行的一小部分股份。在他24岁时，便得以进入洋行，不久升为买办，两年后便成为上海的上等商人之一。

　　在当时，买办是沟通洋商和中国官商两界的桥梁。洋行与清国政府的业务往来，让虞洽卿逐渐建立起他与官员的人脉关系。他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公共事务，使这位年轻的商人迅速成为上海商人中引人注目的新星。

　　到1900年以后，虞洽卿已经通过不断积累的资历和名望，成为上海租界的华商领袖，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侮辱华人官员，武力抢夺嫌犯，引起华人不满，与租界当局爆发流血冲突。虞洽卿出面调解，最终使事件和平解决。经此一事，虞洽卿俨然已是上海华洋之间的头号调停人，无论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外交部，还是商人群体、租界当局，都对他依赖甚深。

　　北洋时代，虞洽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借“二十一条”的交涉时机，他策动上海商界舆论，为政府与日本交涉制造“民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虞洽卿成为蒋介石在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在蒋介石看来，虞洽卿无疑是他控制上海的重要助力，能够为他的财政筹款，处理与上海各界人士的关系。而蒋介石也能够给虞洽卿实际的回报。在蒋的政治权力庇护下，虞洽卿的航运公司可以在乱局中维持正常运营，并将生意扩张到长江上游。

　　作为商人，虞洽卿的每一步的成功，都与政治势力密不可分。从他步入买办阶层的时刻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去建设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作为自己上升的阶梯。他既投资商业，也投资政治，从两者的互动中获得丰厚回报。就这一点而论，虞洽卿无疑是成功的政商。

　　政治站队和商人的选择

　　在晚清到1949年之间的大变局时代，一切秩序未能确立，国家常陷于混乱，无论政客还是商人，都缺乏以正常手段管理和经营的现实条件。政客没有商人的财政支持，就无力维持实力；商人没有政治权力的庇护，则举步维艰。

　　作为上海的商界首脑，虞洽卿拥有动员上海庞大财富力量的能力，又与各个政治势力保持联系。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他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结盟对象，又时时为自己留好后路。

　　他曾经为清朝的政府官员所倚重，是对外和对商界交涉的中间人。武昌起义之后，上海有革命党人活动，推动光复。但虞洽卿显然在初期保持了观望的态度，两江总督仍将他视为维护上海局面的不二人选。等到商团和民军驱逐清廷官员，临时政府已成事实，虞洽卿才出面出面帮助维持上海秩序，并推动苏州独立。

　　二次革命失败，虞洽卿便倒向北洋，为之谋划筹措。而到北伐战争时期，他为上海工会提供援助，协助募捐，甚至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的法律诉讼。尽管这些合作的原因并非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虞洽卿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驱逐孙传芳，但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过去我们未看出”。他们将虞洽卿视为“左派资产阶级领袖”，是革命拉拢、倚靠的对象，市面上还出现了虞洽卿加入共产党的谣言。然而随着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虞洽卿也适时地表现出疏远的态度。“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被禁止，虞洽卿便全力承担起为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任务，以示效忠。

　　对于虞洽卿而言，在混沌时期，经商的要务是极力寻找政治势力并与之结合，这跟革命者的判断并不相同。他的“站队”并非出于阶级意识，而是一个精明商人的投机行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作为一名在乱世手握财富的商人，总要寻找到可以依靠的枪杆子提供庇护，才能谋求权势的保存和扩张。

　　而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共产党、蒋介石，他们想要在上海立足，就必须与掌握经济实权的商人建立关系，并利用拥有强大经济动员力的工商界，为他们的政治提供财政支持。“政商勾结”的规则，便自然而然形成。

　　政治生意的暴利与衰败

　　对于政商而言，政治本身也是一门生意。

　　在北洋时期，虞洽卿适时地打出爱国的旗帜，将自己包装成爱国商人，发起救国储金运动和劝用国货会，同时借机成立国货工厂，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和交易所。他宣称，中国商人要夺回中国内河的航运权利，通过在政府的人脉，迅速扩张自己的航运公司，使之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

　　他借口外国人把持中国航运业，自己经营的民族航运企业因此岌岌可危，要求政府给予借贷资金。在天津准备拍卖原德国租界的码头时，虞洽卿又动员自己在政府的关系，要求取消拍卖，平价购入自己的公司名下。

　　在创立华商交易所时，虞洽卿又反复强调，创办之原因，在于跟外人争夺主权，“现在外人谋之甚急，我不急起直追，力筹自办，则嗣后商业实权均将操诸外人之手”。由于执照迟迟未能办下，他在交易所开幕时，特意在前厅挂上了总统黎元洪的书赠的匾额。

　　但反讽的是，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虞洽卿实际上与日本资本依然保持联系。甚至号称抵制日资的交易所，背后也有日本商界的支持。在五卅运动之时，被视为上海工商界“排日领袖”的虞洽卿发起建立机器制纸公司，以“提倡国货”，但是股本主要来自日本人。

　　另一方面，由于虞洽卿在政界人脉广布，拥有过人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即便他在商业上遇到挫折，债台高筑，贷款的银行也不敢跟他把关系搞僵，要求还款。同时，这些政治资本也能兑现获利。在抗战期间，虞洽卿就能够动员跟蒋介石、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设立公司，从缅甸倒运货物，获利甚丰。又能打通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阻隔，从上海、温州运货到重庆，沿途无阻。

　　在阅读虞洽卿的政商之路时，许多细节让今人感到熟悉。譬如1909年，虞洽卿在江湾火车站附近圈地600余亩，建设万国体育会。他向上海道建议，仿照铁路购地办法，让各县查明时价，以免地主坐地起价。以公益之名圈地之后，他便划占部分土地，造房牟利。在负责南洋劝业会会场建设时，他又以两江总督和江苏当局的命令，在南京紫竹林一带低价购得土地700亩，劝业会结束后，他从中购得土地11亩，每亩仅支付90元，而当时当地的地价已近万元。

　　在许多当时人物的眼中，虞洽卿虽然神通广大，到底还是一个地痞市侩。但在考察历史之时，仅仅以道德评价是不够的。近现代工商业随着时代变局而诞生、发育，必然与政治权力的兴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如何互动，正是窥见百年来历史驱动力的一个切口。

　　在这本书中，冯筱才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被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能自拔呢？政商的结盟，本来是在变乱时代共同求存、求进的权宜之计。在最初，它们是在公益的旗号下进行，如维持地方、组织公共事业。但是恰恰是在无序的年代，让这种结盟缺乏限制，利益便越来越成为主导。于是政与商，从为公共事业而进行的合作，转变为为双方谋取暴利的勾结。这种勾结、寻租，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社会规则，使得制度的改良无从进行。

　　与虞洽卿同一个时代，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发表了他的企业家宣言，宣称企业家应该是充满胜利的热情和创造的喜悦，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 虞洽卿病故重庆，以个人人脉和声望支撑的商业王国便颓然倾倒。属于熊彼得所谓的企业家的时代，还要很久之后才会在中国显露曙光。

　　（媒体稿，此为未删节版）

　　《政商中国》读后感(二)：政商勾结的民国时代

　　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以政商代表人物虞洽卿个人经历为经，以政商问题为纬，从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经历入手，对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政商问题做了通观性的研究。此书对于我们认识民国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政商这一群体也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商的个案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商结构演变的脉络，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无疑是此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政商”又被称为“官商”、“官僚资本家”、“御用商人”等，但此书作者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如“政商”一词来得准确，所谓“政商”并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

　　日本最早使用“政商”一词来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些受明治政府扶持和发展的商人形成了日本最早的财阀(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政府通过扶持这些有背景的企业，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财阀既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商业经营的特权，自然也要为政治家、政客提供资金回馈，日本近代的财阀政治由此形成，并仍然对日本政治的现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最低地位，尽管古代商人靠商业发家致富，但他们的子孙却不会选择继续经商，而是向往转变为大地主或官僚。然而，这种商人的低贱地位到了近代社会忽然发生了逆转，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建设工商社会无疑是重要的任务和目标。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是胡雪岩，他通过与官僚左宗棠的关系，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成为政府粮饷、军火的供应商，从而获取暴利。进入“洋务运动”时代，晚清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政商群体于是在中国兴起。

　　与胡雪岩不同的是，虞洽卿从做洋行买办起家。晚清中国的“买办”实际上是“中外交通的桥梁”，不仅是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在地方政治与社会事项上，当时上海的买办也在发挥这种纽带作用。虞洽卿经常扮演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协助政府与洋人(外国商人、企业)、政府与民间商人办理交涉，从而为他个人积累了政治、商业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也就是今天说的“人脉”。

　　虞洽卿早期的事业涉及金融、轮运、房地产、矿产等众多行业，从一开始就是有投机色彩的商人。就虞洽卿投资地产的方法来看，他很早就懂今日所谓的“借壳生蛋”之法。“如他曾借用创办公共设施的名义，援引官方力量介入征地，在兴建公共设施之后，可利用附属土地开发房地产或抵押图利”……“以公益之名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分部分土地以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此种今天很流行的官商勾结开发房地产的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民族危机加重，虞洽卿则善于利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虞洽卿用抵制日本人在上海开办取引所的名义，游说政府建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成为该交易所的实际控制者。但不可思议的是，打民族主义牌创立的上海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股本有关。“根据协进社与日本企业商定的办法，日资占十分之七。可见，所谓抵制日人一说，纯属对外宣传烟幕，无日人之支持，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许就无成立可能。”

　　虞洽卿过去被我们看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江浙财阀”代理人，视之为蒋介石扶持的御用政商，但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划分其实不符合历史真相。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依附对象。1924年，虞洽卿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扩展双方的势力，中共选择与虞洽卿合作，可见为了谋求个人权势的扩张，商人也会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

　　然而，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注定是短暂的，北伐没有完全胜利，蒋介石就发动了“清党运动”，虞洽卿通过面谈与蒋介石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完成了政治站队，此后便成为蒋介石控制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重要协助者。王晓籁回忆说：“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虞洽卿通过向社会、商界发行国库券为国民革命军筹集军费，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总体来说，虞洽卿的这种“政治投机”往往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基于商业利益的政治选择，这种情况用一句闽南话说就是“西瓜靠大边”，意即从自身利益出发，倒向势力强大或局势较有利的一方。商人如此，政客也是如此，对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的价值。1936年，毛泽东就曾询问过冯雪峰，是否有可能与虞洽卿合作。

　　虞洽卿为政客倾尽全力当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1928年，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由于扩张过快，虞氏资金链即将断裂，其开出的支票，上海已无银行愿意受理，似已认定虞陷入破产边缘。但是虞洽卿动用其手中各种人脉，甚至通过蒋介石的直接饬令，发行行业公债350万元，缓解了债务危机。1936年年底，虞洽卿私产在四明银行押欠款项总数达到460余万元。官营的四明银行饬令处理三北公司债务，但最终因蒋介石的缓颊而未能实行。到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突起拯救了虞洽卿，战时环境下，“三北假外商名义航行，大获其利，同时币值贬低，数年债务，很快都偿清了”。

　　1928年，陈光甫在其日记中恨恨地说，虞洽卿以一个外行人办航运，债台高筑，经营混乱，而他到处开会，作演讲，像没事人一样，对此表示不解。但其实虞氏作为一个典型的“政商”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通过介入社会事务及政商关系经营积累社会资本。由于他有强大的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能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期满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机构主事仍不能不顾“面子”而与他绝交。虞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能弥补前者不足，各方债主迫于情面或其他幕后交易，就不能公事公办，宣布其“破产”。他能周旋于两种资本的混合状态之中，如鱼得水，正是世人所谓的“长袖善舞”。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0/content_1954088.htm

　　《政商中国》读后感(三)：杨奎松：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

　　——杨奎松

　　《政商中国》读后感(四)：吴思：一本有深度的书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