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读后感10篇
《乱世》是一本由黄孝阳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乱世》读后感(一)：认黄认教，从不拉稀摆带（以及其他）
初读黄孝阳简介，“一个‘文字可卡因’成瘾者”、“昆虫爬行”、“心律不齐、呕吐、失眠”，与之不熟的人难免会想这个人太装，不吃饭会死是常识，不写字难道也真会病？但不知怎的想起来老家闲时聚众聊天的那些庄稼汉，聊起国家大事来个个不落人后，虽是乡村野夫不识几字但说得都头头是道，始终是我叹为观止的奇景。由此看到种种中国如何不行的言论时总忍不住嗤之以鼻，中国广袤土地上蕴有多少神奇的力量，焚书烧不尽、大炮轰不灭，无论如何都得有敬畏之心啊。
而这黄孝阳，随便放到一个树下桌旁，应该都是精神领袖的那个吧。
书中情节多有曲折，虽然时间被压缩在不足十日的期限内，但涉及人事之广、身份之杂、背景之宏，若非对民国往事有一知半解，门外汉通读几遍恐怖也不能理顺其中纵横。国父革命之功，两党交错之命，换谁来讲也许都得讲上三五日、耗上几大壶茶，且其中还多有敏感词汇，无法直言相见。诸多此种按下不表，单提其中四川袍哥之名，读完此书后才有所闻，倒是很乐意捊袖畅意一翻。
（袍哥详解可点击维基百科页面，比百度百科逻辑清晰：
而在四川，一句方言就是“袍哥人家，认黄认教，绝不拉稀摆带”，大意是愿赌服输，行事干脆，不拖泥带水。但是搜了几处多数人都说没听过这句，少数人说是在一部电视剧《傻儿司令》里有过的台词，不晓得现在的四川当地是否还有人把这句说起来带劲得很的话放在嘴边，如果不是，实在可惜啊！
略微知道这么一点背景，可能对理解本书有小许帮助，是以废话几句~BTW，朱德将军也曾是袍哥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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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黄孝阳老师（套个近乎）的文笔完全符合期望的样子，行文畅快，淋漓中又带柔情，虚幻中带有启示，不摘抄几句难平心头：
如果把这些事件的总和比喻成一只兽，我们就是兽体内的两个细胞，甚至可能是它打次喷嚏溅出的两点唾沫星子。（P001，楔子）。
——那些每天沉迷于刷微博跟踪各类热点事件的人们啊，多想你们能看到这句。
缄默是成人之间的必需品，比盐还重要。（P001，楔子）。
——点头如捣蒜。
像一巨马驮着寂静在这屋子里。（P002，楔子）。
——脑子里自行幻想一下如此场景。最好还有微风吹动白纱，或是月光倾洒。
要有一个女人，当你像山峰一样隆出地表，她能像河流一样陷入。（P004，楔子）。
——恩，我也想。
初夏时节，这段山路竟是绿得不像话，像几百只野猫子的眼珠攒于一处。（P009，初夏。）
——这个形容真是太适合写山中的绿！
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少喝人血吃人肉的。（P025，刘宅）。
——不能同意更多。
当人没了活路，强者为匪，弱者为丐。（P077，人言）。
——读到这句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的词是《1942》，虽然我也没看过这部……
民众就是孩子，冲动而又盲目，天真而又残忍，热情而又愚蠢。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P116，乱世）。
——确实，我就是典型代表！
世有蝉鸣，方有此幽静地。（P136，乱世）。
——鸟鸣山更幽的日常版。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P147，劫材）。
——若社会只能以法保障，该有多悲哀。
然后，他们不再是昨夜相互温存的男人与女人，瞬间即已摇身一变成了骄横的警察、谨小慎微的职员、盼望着雨的农夫、诅咒着上苍的手工艺人以及暴徒……（P217，暴乱）。
——如果爱你是我唯一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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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两处小小的不敢苟同：
上帝，不是你想的那样。（P004，楔子）。
——确定不是翻译腔吗？
我若是早点看她拿来的稿子就好了。……我若是上去与她打声招呼就好了。（P006，楔子）。
——确定地球人会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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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及几篇文/书，有些兴趣日后再读，顺手存档：
宋徽宗《大观茶论》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谢朓《观朝雨》
严复（译）《群己权界论》
补充：书中展开讲过的这个谢朓，相当有才，连李白都佩服，曾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赞他“中间小谢又清发”。告发岳父只因忠心啊，毕竟他老丈人是想造反啊。因为这事还得罪了老婆，“常怀刃欲杀朓”（所以说千万别得罪女人……）。最后也死于忠心，有人想拉着他策划政变，小谢不肯，反被诬陷入狱死在了牢里，不过三十六岁的年纪。这人的一生读起来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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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顺：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砌墙的方式。但是谷度了很久也没找出来具体的意思，也没找到相应的图片……目前觉得最靠谱的说法是：一般砖为240*115*53，丁为115*53的截面冲外面，顺为240*52的截面冲外面，这么说丁砌出来的墙比顺的厚好多啊~
比丘：指佛教里受具足戒之后的男性出家僧侣（女的叫比丘尼，莫名觉得好可爱啊……）。未成年的小和尚没有受具足戒，就叫沙弥；成年后受具足戒，要遵守二百五十条的比丘戒，就叫比丘咯。从维基百科来看，具足戒跟比丘戒是一个东西，指的是一种戒律（宗教的东西懂的实在太少了……）
================================最后一分===============================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P097，观音）
——戴笠死后章士钊所题挽联
这挽联不错，顺手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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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读后感(二)：谜一样的乱世，谜一样的人生
坦白说，看一遍《乱世》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整个的故事，只感觉故事中的人物纷繁复杂，再加上那时候纷乱的历史背景，就感到整本书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大谜团里还有无数小谜团，一个谜团还没解开，另一个谜团又抛了过来，乃至到书的最后，心里那个谜团与答案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纱，看似清楚，实则模糊。
没办法，我又接着看了一遍。第二遍看下来，感觉比第一遍清明了许多。虽然有些谜团仍然没有解开，但大多属于作者写作技巧的问题，不存在错误的理解。《乱世》虽然是一篇包涵了玄幻的梦境，荒诞的故事，追求正义的英雄的小说，但总体感觉，这更像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借民国时期的故事，通过书中各个人物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时事、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纯粹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谜一样的乱世，谜一样的人生。
谜一样的故事。整个故事貌似很简单，就是抗日英雄刘无果回家探亲，意外得知自己的哥哥身亡。是自杀还是谋杀，是死得其所还是死得憋屈？为了查明真相，他四处奔走，打破了小镇早就风潮暗涌的表面的平静。故事扑朔迷离，随着调查的深入，国家大义，个人情感种种纠葛缠绕其中，就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特派员、军营中的抗日英雄、县长、推事、警察、管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禁烟、新生活运动、审判、暴动、伸冤、赋税、大到国家财政，小道普通百姓生活，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
谜一样的人物。书中的人物都不是单纯的身份，即使那个满腔正义，追求公正公平的刘无果，最后也在矛盾中挣扎，不知道到底要走向哪里。周怜花既是爱国人士又是中统特务还是刘无因有名无实的妻子，王培伟的情人。她爱刘无因却给他下毒，你也很难说到底爱不爱王培伟；那个王培伟，白天是官，晚上是匪，还是刘无果的管家五叔失散多年的儿子；县长李鸿远和刘无因是密友，但他也是袍哥，他到底是想救南坪还是想毁南坪，谁也琢磨不透。甚至书中的小人物五叔和狗子也都不寻常，也都在正常的身份下有另外的身份存在。所以，这些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最后怎样，谁都无法下结论。
谜一样的语言。这本书的背景选在民国，书中的人物说话大都半文半白，即使作者本身的语言也是文白夹杂。书中掉书袋的话，如果作者不解释，你很难看出是赞你还是骂你。即使景物描写也是古意盎然，带着时间的沧桑。
所以，不管你怎么看这个故事，怎么看故事中的人物。通篇下来，你会觉得世事如谜，人生如谜。人生就像一个谜，我们在猜谜，也在设谜，谜团时时在，处处在，我们且行且珍惜。
《乱世》读后感(三)：转：“70后”作家的民国情怀和民国叙事——黄孝阳的长篇新作《乱世》评议【刊《文艺与争鸣》10期】
沈杏培
一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作家中，黄孝阳算得上是一个有抱负、有才情、“喜新厌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槑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乱世》，作品风格的迥异，作品系谱线条的起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倍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作家不满足传统和前辈，甚至不愿重复自我，从而不断颠覆既往写作路数和向度，诉诸更新的写作方式和目标，这种“折腾”无疑具有可喜的探索精神，是作家对自我风格化的警惕。《乱世》无疑是孝阳的“文学折腾史”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
《乱世》最初名为《一个人的战争》，后改名《民国》，出版时改成《乱世》，小说几易其名，三易其稿。它讲述的是民国故事，以国军营长、抗日功臣刘无果1946年回乡追查大哥刘无因的死因作为中心线索，以此勾勒出民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多种政治力量、帮派之间扎根南坪县，各色人物和势力竞相渗透，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攻讦。从而以刘无因一案作为主轴再现了复杂交错的案中案、谜中谜，以及纷乱、血腥的民国乱世。这是一部很好看、很耐看的小说。熟悉《旅人书》的人都知道，《旅人书》是一部充满理趣和思想，交织着文化隐喻和现实症候的巨型文本。相对于《旅人书》的“加法”叙述，《乱世》则是做的“减法”，这种“减法”意味着作者有意识的“后撤”。尽管《乱世》仍然葆有孝阳对权力、生死、宗教等范畴的热情的言说，以及语言上的精致和结构上的俄罗斯套娃式的繁复，但《乱世》回归了有趣跌宕的故事，形象鲜明的人物，错综复杂但盎然有趣的情节线索。如果从写作目的来看，《乱世》究竟意在何为？作家本人给出的解释是：“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奕，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①在复制成灾、文学面孔趋同的当下，孝阳拒绝加入众声“合唱”的写作，选择了一种有难度充满智慧的小说叙事。《乱世》是一次艰苦而复杂的写作，显示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苦心经营，显示了他的开放式的文学理想以及小说的智性。
从小说的叙事来看，《乱世》无疑有着现代性向度的诉求。阅读《乱世》，首先遭遇的是开篇长达四页纸的“楔子”。“楔子”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放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在明清小说中，常常放在篇首交代剧情。那么，《乱世》中，在这个民国故事的整体叙事之前，小说设置了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前史和诞生由来，其作用有交代剧情之用，但似乎不仅仅是交代剧情，因为女作者之死，小说是残稿等这些内容与剧情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如何理解楔子，如何理解楔子中这个身份不明、死因不详的女作家，如何理解小说的结尾，成为我们首先应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女作者很可能就是作家的一种自比和另一重人格。作为写作者，这个只在小说的楔子中飘忽而至，而又倏忽走向死亡的女作家，她的身世和背景我们知道不多，但她是一个敏感的人，是一个也许遭遇了挫折、经历了荣光的人，在创作了这部残本小说时，她选择了自杀。这种肉体清零和告别生命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不惊心动魄，在世俗中并不会激起多少波澜，然而，对于敏感的写作者，一定是在内心经历了暗流涌动、波涛汹涌般的挣扎，对于女作者和孝阳，大概都会这样的过程。对于像孝阳这样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让一个《乱世》的文本层面的写作者，瞬间逝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随意的叙事行为。我认为，女作者是作家的一个影子，是作家的隐喻化的自我。女作家遭遇的生的无力感和肉体清零的选择，是孝阳关于生死命题的一种文学延伸。熟悉孝阳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气质和关乎哲学命题的作家，他的文论，他的访谈，他的自述性文字，以及很多小说都在专注地思考着生死，思考着作家如何用文字安置生死，如何抚慰生的迷茫和死的痛楚。女作家没有完成自己的小说而卧轨自杀，这种决绝和大时代下人的无力渺小，是孝阳对作家个人甚至作家群体命运的一种悲观或夸张的叙事。简言之，女作家的命运有孝阳身为作家的夫子自道，女作家的残稿以及被编辑所忽视的现实，与当下社会中作家处于普遍的边缘化和有意识的遗忘的处境，具有一种隐秘的对应关系。
孝阳非常看重叙事维度的多样性和事态走向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创作的诉求甚至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楔子、尾声、跋这些细小环节的经营上。他自己说：“序与跋无非是一个供众人辨认我脸庞的标签，除了满足一些廉价的好奇心，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又有什么意义呢？”②《乱世》如果跳过几千字的楔子、跋，直接进入故事，这个民国司法黑幕的故事照样会熠熠生辉。但孝阳选择了复杂，写了一个不知身世的女作者的死，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尾声和跋中告诉读者自己对这种现代性叙事向度的理解。小说是在第二十章，即七顶山土匪联合城中袍哥会攻打南坪县政府的纷乱战火中结束的，第二十一章是编辑朋友（当然是小说虚拟的另一个人物）自己续写的。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原有叙事结构上，呈现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当然是孝阳自己的有意为之，这种断裂用孝阳的话说是为了让读者“从一个大家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③，女作家的“残稿”中断了小说的自由逻辑，使小说叙事逻辑不再理所当然或理应如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编辑朋友”参与了第二十一章的书写，其实，每个读者何尝不可以继续书写二十二、二十三，直至无穷呢？因而，序、结尾和跋对于《乱世》，对于孝阳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面，蕴含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一种渴望和实践，这种努力针对的恰恰是要反叛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逻辑和传统的叙事结构。因而，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起承转合、有始有终的叙事结构，呈现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吸引读者参与残稿之中，对没有完成的叙事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进行个人化的阐释，这是这篇小说借助于楔子、结尾和跋所要达到的另一叙事诉求。
二
解读《乱世》，“故事”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在《旅人书》中孝阳对于故事已经开始启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了，因而，《旅人书》中的故事要么是抽去了逻辑关系的事象呈现，要么是因果中断的断片，或者是高度哲理化、象征化的抒情议论的载体。而《乱世》中的故事则呈现出明朗、具体、生动的特点。故事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区别在于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传统故事的元素，如事件、情节、人物、环境都很集中，有场景感，活动方式，有连续和冲突，有发展过程与结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简单说，故事有可讲述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他们不再相信故事整体的力量，不再相信时间的连续和逻辑的力量，简单说，现代人不再相信一个由故事组成的封闭空间。”④因而，可以说，在信息爆炸与图像化、视觉化的当下，读者并不排斥故事，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往往是文学或影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按传统的因果、顺序等范畴讲述故事，还是用现代主义的反逻辑、碎片化的方式讲解？显然现代主义的讲述方式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孝阳对一般读者的“故事”情结及其弊端有着相当深刻的体认，他说，“当下的文本读者需要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的完整性，这种‘有头有尾’在碎片化生存的今天弥足珍贵，它帮助读者想象自己的悲欢离合。但这种经验的传递与情感的分享，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无法提供真正的原创性与现代性。”⑤因而，在《乱世》中，故事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和面貌出现的，而是高度现代性意义上的。
《乱世》的故事主干是国军军官刘无果回到四川偏远的南坪故乡探亲，获悉感情甚笃的大哥无因已离人世，于是他和助手蒋白开始追踪案件的由来。随着他们的走访和对案情信息的积累，无因的死不是变得明朗和豁然，而是更为迷蒙和复杂。无因之死如同一个罗生门一样的事件，不同人的叙述更形成了关于所谓真相的罗生门式的复调声音。回乡伊始，刘无因的死因是经由无果的发小狗子建构的，狗子代表的是一般民众对这件事的理解：无因刚娶之妻周氏加害于丈夫，后与袍哥会老大罗秦明勾搭成奸。证据是周氏在丈夫死后藏身于罗秦明家中，数日后又去法院自首。随后，警察的解释是无因病重吐血而死。接着，刘府的管家五叔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五叔很可能因贪念刘府的家业而动杀机。接着，少年杨二作为另一个“见证者”道出了刘无因是南坪县种植大烟的始作俑者，同时强抢民女周氏做妻。但在说书人的口中，刘无因是一个体恤民情，奉公守纪的抗日英雄。这样，随着无果对案情的了解越多，疑窦也逐渐增多。案情趋向复杂化的同时，大哥刘无因这个南坪县家喻户晓的“英雄”，其身份也变得可疑。刘无因究竟是一个英雄、功臣，还是一个种植鸦片、强抢民女的恶人？当然，事实与真相远非这么简单。随着李鸿远、王培伟、周怜花的依次叙述，人物的真实身份，各种势力和帮派的真实动机，以及刘无因的死亡原因逐渐清晰。收缴南坪县的藏匿烟土、大量钱财，以及寻找汪伪潜伏名单，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和众多人物丧命的原因。《乱世》中布满了太多的迷局，太多的机关，太多的悬念，当读者跟随着小说步入民国那段波云诡谲的历史深处时，倍感云山雾海、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结尾处，《乱世》的内部真相和关系谱系无疑超出了很多读者的预期：王培伟和罗秦明是同一人；五叔和王培伟是父子；周怜花由于军统身份不得不杀了丈夫刘无因；刘无因因为游说土匪被施腐刑……在对历史之谜抽丝剥茧地阐释中，读者也似乎完成了一次思维的体操和心智的锤炼。
对于《乱世》来讲，呈现这样一个趣味、缠绕、智性的故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通过这样一个其实是“不确定”的故事来表达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理想，是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一个诉求。《乱世》中的人的选择和结局，事情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是多样化而非单一的。比如，小说的第十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分别借助于梦境、幻觉、月光下的事实（全知视角呈现的一种现实可能）来叙述纷乱的案情和复杂的现实可能具有的发展向度，这种虚拟的现实一种构成了事物真相的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小说让众多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各自独立又共同汇聚到刘无果这里。每个声音都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解释谜底。因而，形成了对一个人、一件事的不同立场和见解。比如对于李鸿远的认识，周怜花认为李是一个对上舐痔捧臀之人，对下心狠如狼之辈。而五叔则认为他是勤勉用心的父母官。刘无果认为他是一个深谋远略、爱国恤民的人。再如，围绕刘无因的死形成了病死、精神错乱自杀、妇人所杀等多种见解。《乱世》在讲述故事时并非以某种先验的结局或真相作为故事的终点，《乱世》试图达到的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开放的空间和叙事逻辑，让读者参与其中，完成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想像或填充。《乱世》的尾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代写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漩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漩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⑥因而，从呈现故事的方式来看，《乱世》是用“反故事”的方式讲述故事。“反故事”质疑的是传统叙事逻辑，以及先验的因果预设和可预期的情节发展。“如果说经典叙事是核心的网络（或链条），它提供的选择途径中只有一种是可能的，那么反故事（antistory），就可以定义为是对这一惯例的攻击，它把所有的选择视为同等有效的。”⑦“反故事”是典型的现代叙事策略，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小说打破了预设的故事结局，使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这种手法，孝阳在《旅人书》中已经反复运用，其作用无疑是极大地解放了文学叙事，使小说文本空间大大拓展。
三
当下文学中，语言的俗化、粗鄙化严重，很多作家放弃了语言的雅化、智性的追求。孝阳的《乱世》让我们读到了一种精致、雅化的智性语言，言白互渗而又清新脱俗。《乱世》的语言是非常考究的典雅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如县长李鸿远、法院推事王培伟、罗圈腿郎中，操持的都是具有文言气息的古典语言，即使是国军营长刘无果与其莽汉式随从蒋白，使用的也是极为典雅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除此，管家五叔，七顶山土匪刘富贵等人的语言，都是极有智慧的语言。比如描写幽静而又森严的李鸿远的处所，先写极其粗大的合抱之木给人以青黑之感和暑杀之意，然后细写人的触觉感知以及处所情形：
“人像是一下子浸入清水，连皮肤上的毛孔都立刻惬意地做起深呼吸。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飞檐翘脊，壁染朱红。大成殿丹墀左右，立有一对青石狮子。石狮头部略有破损，脊背处裂缝中野草生出，挑出几许荒凉之意。”⑨
再如说理，极有理趣和对人生世态、宇宙万物的了然与参悟：
“世间事，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李鸿远一叹，“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姻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时，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钟，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已然横尸街头。”⑩
描摹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比如“五叔与狗子住了嘴，互相注视的目光里就有了十八般兵器。”三言两语将不学无术的狗子与管家五叔在对簿公堂时相互间的仇视勾勒出来，用语细腻而犀利，极具动作性。
《乱世》的语言有明清小说的谨严工整、精致典雅，尽管稍显繁复但充满了理趣和智性。用语谨严雅致的同时，小说时有幽默谐趣之语，比如：
“已近正午，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得人鬓角发汗，胸口处阵阵发烫。刘无果心中燥热，牙缝里溅出几字‘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枣红马似觉得‘禽兽’两字是对自己的侮辱，咴溜溜一声长嘶提出抗议，扬鬃跃蹄，倒让守门团练士兵差点惊落了手中步枪。”⑪
可以说，孝阳是用心经营《乱世》的语言表达的，他让这个民国故事拥有了民国文化语境和政治氛围，更让卷入了这场民国司法黑幕中的人都拥有了民国式语言，尽管我们已难以准确说出民国语言是怎样一种形态，但《乱世》中的人物语言以及叙述语言与小说构建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文化历史版图已然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何谓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文化历史版图？阅读《乱世》，我时时诧异于小说对民国政治风云、文化历史、风俗传统的精细呈现，民国的历史旧闻、掌故轶事、风俗民情被作家信手拈来，分析民国基本时局、江湖帮派则鞭辟入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语录、以及蒋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四维、章士钊为戴笠所题挽联等历史知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民国风范和文化政治气息。尽管《乱世》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小说建构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历史坐标构成的民国历史语境是坚实而丰富的。阅读小说时我就不断在想，关于民国的这些细部知识的考古式征用一定耗费了孝阳不少精力，写这篇小说需要作家有相当的民国历史储备，一定需要阅读大量的民国史料，并收集相关素材，而这种钻故纸堆的事孝阳竟然做得那样认真，那样煞有介事——这是《乱世》非常扎实和迷人的方面，也是孝阳令当下很多以简单和浮泛态度从事写作的人感到羞愧的地方。
《乱世》是孝阳民国情结的一次演绎，一次释怀，可以说，语言是他进入民国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乱世》孝阳试图在探索一种智性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⑫我想，在如今当代文学格局中，孝阳的这种语言自觉和《乱世》的智性而雅致的语言实践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当下很多小说语言乏味、无趣，有的是缺乏这方面的语言天赋和语言能力，有的是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而疏于对语言的经营和探索。优秀的作家应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同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不断去丰富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为了版税和畅销书，为了迎合某种风潮而进行的某种语言实践和文学写作，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写作立场。孝阳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在这样众声喧哗、作家居于时代边缘的时代，他弃易就繁，选择了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方式，努力让小说文本融合巨大的时代信息，尽量让文学语言具有诗意，让小说从简单、朴素回归到复杂、典雅，孝阳的这种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阳无疑是这个喧哗时代真正为纯文学守灵的人。
四
现代性小说叙事是《乱世》积极实践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孝阳是一个思想者，他与现实秩序和人生世态有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因而，《乱世》包含了他的价值伦理。在谈到小说的意义和功效时，孝阳曾这样说过：“我总是觉得，当代小说发展至今，不该再是一个现实的镜像，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知识量，要有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但这种虚构之力，需要强大的思想体系为支撑，而不能寄希望于传统小说那已然匮乏的叙事方式。对公共话题的介入能为传统作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帮助他们打开凝视全球各学科的眼界。”⑬熟悉孝阳的人或许知道，他对民国历史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因为那是一个大时代，人们有理想，有激情。他明确表示过《乱世》是要借民国的故事浇自己的块垒。孝阳内心与现时代一直有着巨大的紧张，他对这个时代一直有着某种耿耿于怀的不满，写作成了他表达和缓解精神焦虑的重要方式。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他说：“因为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要听见那听不见的；要挥舞着鞭子把现实从一个人的空间赶走，要让那架灰色的钢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演奏。这个时代让我满心欢喜，它的丑陋让我歇斯底里。我是临危受命的将军，带着笔与体内躁动不安的热情，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仿佛是那穿过地球的光与亮。”⑭
读孝阳的小说，我们常常觉得他在避易就难，他对那些简洁的手法，通俗的路数往往看不上眼，而返身在充满灵气的文字中经营出复杂的线索和矛盾，犬牙交错的人物关系，开放多样化的文本结局。从叙事层面来看，这源于他对传统叙事以及当下简单化写作的极大不满，因而，他宁可选择一种充满叙事强度和社会广度，需要读者投入相当智力和阅读耐心的小说写作路径。另一方面，这种写作路数也与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息息相关。孝阳对当下社会的基本认知是“大社会和小气象”。他觉得当代社会尽管物质和财富日益丰饶，技术和信息与日俱增，但人的精神格局和内心空间越来越窄。孝阳多次说过当代人过得太小了，消费时代的人缺少大的气象和大的胸怀。与之对应的是，民国尽管是一个风云突变、战事频仍的乱世时代，但人的气质和精神却令人钦佩和怀念，基于此，孝阳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刻画出这样一批栩栩如生，充满智慧和勇武之气的人物。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尽管派系有别，身份不同，追求各异，但在时代的漩涡中每个人都充满了热情和力量，有智谋，有胆识，即使是说书人、随从、管家、罗圈腿郎中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也都是韬光养晦、胸怀大志，并敢于为国家、为家族、为集团牺牲和付出的人物。如果仅将《乱世》看做孝阳在文学手法的一次现代性叙事的尝试和删简就繁的折腾，而看不到《乱世》对当下“小时代”的深刻讽喻，无疑是对这篇优秀作品的误读。
在《文学有什么用》这篇文论中，孝阳曾这样夫子自道：“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是一个‘更热，更扁平’的变化。小说家要有这种能力做这样一种加法。现在各种学科不断细分，搞英美文学的不知道张恨水这样的事情也时见报端。小说家不要往小里走，要往大里走，要能在内心生起一座炉子，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在文本里给读者提供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经济的、艺术的，这样，小说才会向死而生。”⑮我曾用“开放的文学思想”来概括孝阳的文学理念⑯，事实上，他是这个“小时代”胸怀“大追求”的作家，这种追求不仅有对现代性叙事的用心汲取和丰富，还包括他对量子文学观的勤心思考和孜孜建构，以及对于时代和公共生活的这种介入立场。孝阳极富热情地实践着一种充满智性，充满力度、强度和温度的写作路数，这种兼具文学手法创新和思想者气质的写作理想和文学实践在这个时代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这种写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学叙事的趣味和白话语言的诗性，能够看到写作者的智慧和激情，能够在释卷之余仍被袅袅余音和未尽之谜牵引着。<</P>
【注释】
②⑥⑨⑩⑪⑭黄孝阳：《乱世》，250页、第243页、第136页、第137页、第66页、第25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
④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⑤⑮黄孝阳：《文学有什么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第6期。
⑦[美]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美]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2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⑯沈杏培：《重新定义世界的大小说——黄孝阳<旅人书>评议》，载《文艺报》2013年3月20日第2版。
沈杏培，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乱世》读后感(四)：《乱世》里的问答
陶林 黄孝阳
陶林：如同问一只鸡为何要下蛋，尽管很蠢，但千万个读者依然会有千万种这样的好奇，就是追问你写一个东西的动机，为什么要去写。追寻写作动机这件事，其实充满了趣味，我看来包含了作品三分之一的意义在里头。你看，鲁迅这人就特别爱晒自己的动机，为何从文，为何写这篇小说那篇小说，等等，比他的作品本身还要头头是道。我看来，一般人写点啥的动机有两种，一是价值驱动，取悦某人，挣稿费、版税，或者追求艺术史位置，弄清楚一些问题等等；二非价值驱动，弄不清楚一些问题，自我娱乐，纯粹写着玩，乃至泄私愤都可以。而还有一些小说家，在此之外，有别的动机，诸如精神越狱，精神起义或者精神犯罪，往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去。所以，你怀有何种动机，为何想起来写这部读来似乎很遥远的《乱世》？
黄孝阳：严格意义上，作品一旦完成，便是天上的星辰，自有其意志与命运，作者与读者都是星空下的“渺小的人”。对写作动机的讨论，属于阐释学。它有利于重新建立起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赋予作者“神之子”的意味。写作动机就跟被刨掉的木头碎片一样，属于广义文本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因”。“因”与“果”的连接会满足许多廉价的好奇心。事实上，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母亲，把作品比喻成孩子，对孩子更可靠的评论往往来源于训练有素的独立评论家。
在母亲眼里，哪怕是一个瘸腿孩子的那条“瘸腿”都必定具有某种接近自然的神圣属性，比如“上帝让他瘸，就是为了他能看到一个倾斜的世界。”坦率说，再诚实的作家，关于其写作动机的宣称都是不诚实的，都只能被视之为进入文本的一条路径。因为读者一旦相信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所撰写的文本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
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说过一句话，“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分别阅读，对科学与文学的同时热爱，对儒释道乃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好奇，这些不同的知识结构都在形成‘我’，不同的‘我’。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互不兼容，会在我脑海里大打出手。”我的写作动机究竟出自于哪一个“我”的意志，或者是“哪些‘我’大打出手后的结果”，我不能确信，我不是神，我也不想发出这种确凿无疑的声音——尽管它们能煽情，能在这个消费社会俘虏许多颗迷茫的心灵，犹如口号。但它们是鲁莽与轻率的。我只是言说可能。
为什么书写《乱世》？我在跋里说，“因为痛苦。”这不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信赖。跋并不是因，至少，它不应该是全部的因。它只是“那个刚写完《乱世》的‘我’在那一刻的情感溢出。那个‘我’还沉溺于文本，在难以自拔的伤感与绝望中 。”今天，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奕，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就像我在文章中说的“我们可以对一些问题避而不答，但我们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回答里。”又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些写作动机在我体内全部存在。因为“我”是人类之子，这人世的所有，千万年的光阴，一起凝聚了这个“我”，有最世俗的渴求，也有最形而上的追求。
陶林：在我看来，《乱世》里故事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想法很多的编辑，与一个眼光毒辣的朋友碰头。老编辑提供给他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一个叫无果的抗日英雄，在苦苦探寻自己兄长无因的死，结果他将把自己也搭进去。这太像一个有趣的寓言，又像是一个循环反复的童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关于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不想剧透太多。在文本之外，我的几个疑惑如下，作为记录虚构事件的证人，你能回忆一下那位自杀的女作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芳龄几许，胖瘦高矮，已婚否，嗜好吃辣还酸，几个闺蜜，职业简历，是否是谁的情人、小三之类等等？她为何必须用死，来成全她的作品？
黄孝阳：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循环往复的童谣。”从童谣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文本，会让那段历史有着异样的洁净度。它残忍，天真，血腥，犹如老虎在光阴的悬崖峻岭间跃出。在上帝眼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能就是一曲“循环往复的童谣”。
童谣是血腥的。前些年有本禁书，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那只是对血腥一种哗众取宠的叙事。真的血腥，在“杨花落，李花开，十八子，坐王台”这样的童谣里。古往今来，社会崩坏、王朝更替时，必有这样的童谣先提前登台表演。它们拥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式，是谶兆、谶书、谶言。童话也是天真的。它不掩饰自己的本能，渴了就想吃，困了就得眠。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互联网、GPS，但对名利的冲动与几千年前毫无区别。
应该说《乱世》相对于我近期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旅人书》，结构要简单。对我来说，每个小说都是一幢建筑。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西方哥特式教堂，国际上现在相对流行的概念式建筑。我喜欢星空。每颗星辰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形态。“我”心深处自有星空与浩翰。为什么它是简单的？因为人要能做加法，也要能做减法。小说也是这样。《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退一步，或许就看见自己的一只脚原本已踏出悬崖——不是恐惧从悬崖上摔得粉碎，而是意识到自己站在悬崖边，自可以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至于这个自杀的女作者是谁。我想说它是所有文艺青年魂灵中的一个“我”。人都有他的挫败，也都有他的骄傲。这个女作者即是“挫败感与骄傲”的总和。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无法逃避的哲学命题，这就像人世一样，无谁可以置身其外。一旦一个写作者登上层楼，能够看见“这楼之高不知几万里，以及楼之底部无数众生如蚁”，那么他必定要去克服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冲动。
人有两个本能，一是求生，二是趋死。我们一般不讨论第二种本能，是因为恐惧。写作者，比普通人更能觉察到这种恐惧感与无能为力感，更能觉察到“死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意外”。死，潜伏在人的体内，随时跳出来，把鲜嫩可口的我们一口吃掉。坦率说，相对于继续登上层楼的难度，或者就在这三层楼上作布朗运动所诱发的无聊与虚无感，做出肉体清零的选择是理性的。只是这理性大多数时候会被世俗伦理击退。
我可以用一百万字来回答你关于这个女作者芳龄几许等问题，这就是另一个小说。我对写这个小说也没有兴趣。我知道把它写出来也会不错，还能赢得更多的青睐与掌声。但这没有难度的。因为难，才好玩。四处偷师拜艺渴望某日能向一个高手挑战，总比仗着自己多吃了几碗饭去殴打一个小孩，会更有意思一点。
这里再讲件事。大约八年前，我在南通市文联做临时工。一个炎热的中午，一个老人 推开我的办公室，戴着草帽，腰间扎着草绳。他递上一部书稿，又从拎着的蛇皮袋里捧出一只瓜。他说他是如东的，在外面卖瓜，看这里是文联，就来请教专家这部书稿有无变成铅字的可能性。他说他写了一辈子。床铺底下都堆满了。我看了半个小时，给了自认为诚实与负责的回答。我让他把瓜带回去。他很茫然地看着我。他脸上的皱纹就跟罗立中那张著名的《父亲》一样多。他把瓜带回去了。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觉得气闷，便出去散步。文联的对面是公园。中间是条小河。在不远处的一块柳荫下我又看见了他。他不是卖瓜的。他是专程来文联的。他背着对我，坐在土坡上哭。哭声不大。就跟刀子一样在我心里来回捅着。
那时，我就反复在想：我与他有什么样的区别？换句话说：我与那个跳轨自杀的女作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得这个奖那个奖，人模狗样地坐在台上发言。但我知道，我与他们都是一根藤萝上结出的果。
陶林：兄所讲述的故事很令人深省，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写下却沉默的稿子一点不比老那位老先生少。考虑到诸如曹雪芹、王小波这样的先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理当泰然处之吧。写作，就像是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很苦，很熬人，但明心见性——我印象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你第一部写民国时代的作品——当然，它是架空的。号称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也就是那个交了三分之二稿后自杀的女人。你觉得为何非要这样操作，是否有用技巧，推卸作者责任之嫌，写不好，是那个虚构中自杀了的女作者的事？——呵呵，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你干脆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去破案写起不成么？非要绕这样一个大弯，虚构之虚构，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不了，我就强为你解释了。那样，误读就会产生了。
黄孝阳：这个小说话若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写起，写得再好，再怎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无非是《让子弹飞》。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模型，可惜别人已经说过太多次。我想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让现代性进入文本。这有双重进入。一是，结构上的改变，让作者与读者都习惯的叙事路径，呈现断裂，犹如量子跃迁，从一个大家耳朵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二是，价值观的呈现。尽管时隔百年，但困扰当时人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罢了。这种结构是好是坏，不由我说了算。但我想大家多半会认同，这是一个悬崖边起建筑的景观。事实上，它与许多“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作品”有很大区别。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文章里的一段话：
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代写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漩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漩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她所留下的就是一个开放文本。我这个朋友写了他的第二十一节，其他读者也照样可以勾勒其他可能，所谓“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
我是江西人。江西龙虎山有一个悬棺。我曾在百仞绝壁下的竹筏上眺望墓葬群。我不知道古越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安葬先人。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但他们选择了，而我也得以在二千五百年后看见了这样的风景。
陶林：非常想和兄一起面壁百仞之上的古棺，那真是古人跨越死亡的行为艺术。我突然觉得这个莫名自杀的女人，或许象征着我们谋杀掉的历史本身。你写作时候不知有无意识到，这个自杀的女人有可能活进小说里，活成了周怜花，有可能是那个隐形的主角刘无因。但我还是觉得黄兄在这个虚构的“原作者”身上费力太少了，只是想把她当成你个人意见的传声筒，我觉得这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若问她如何死的，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过硬的说法，我觉得，某种意义，就是被你谋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环，那么，她在自己写的小说里，也有可能深怀蓄谋地杀死了刘无因，局中局，谜中谜，案中案，这是这部小说有趣的一个环。我想听你自己就小说本身谈论谈论，它的结构。
黄孝阳：你这个连环谋杀的提法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构？这应该属于潜意识的范畴，理性对此无能为力。曾有人批判我的小说设计感太强。我在一个访谈中有过反驳，说“这人眼所望处，无一不是设计之美。即使是那自然，也是因为人的眼，具有了神圣属性，成为风景”。但有些东西不可以设计，比如元素。我也不没法子一个猛子扎入潜意识的深渊，去捕获几只深海怪物展览在公众眼前。那是上帝干的事。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就算我机缘凑巧瞥见其中一只怪物的片甲只鳞，但当我试图测量其体型时，它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原来那只。这是极细微处的图景，难以言说。如果我能说清楚，我也就能解释人脑，思维的起源，彼岸，以及关于人与上帝的一切。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光荣与梦想》，是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的一张恢宏画卷。掩卷后想起一个问题，若罗斯福没有成功就任美国总统（他第一次当选的过程可参考《无间道》里的黑金政治；第二次连任要感谢朗格这个总统宝座强有力的争夺者被人暗杀——罗斯福有嫌疑），美国与世界的历史会怎样？再举个例。医圣张仲景，名何其显；位何其高，所谓“道经千载更光辉”。但若无王叔和对断简残章的搜集整理，以及王洙对一本“蠹简”的发现，恐怕他早已湮没无闻。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读过的书，应该算是车载斗量。
有一个句式属于特别反感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能证明什么？谁的身上藏着掖着一个关于历史的绝对客观的形式？人文学科，不是科学，并不服从“1+1=2”。我们说以史为鉴，那是把历史当成经验。但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里，在一个随机性不断增加的现代性的开放社会里，经验往往就是陷阱。许多学者的史观，总被一个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束缚着，或者是蹲在一个经验理性的巢臼里。我更愿意把历史看作一个量子态，是概率在起作用。这种量子观——不仅是方法论，也还是价值观。
人的历史，在骰子上滚动。
又换句话说，人即一种量子态。怎么来解释这种量子态呢？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要请几千人吃饭，郁闷，跋山涉水去借锅。其间种种犹如《夺宝奇兵》。就来到传说中埋有这样一口锅的山谷，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考虑了一下，决定不醒来，还是把这个锅挖出来。然后我就看着“我”抡着锄头吭哧吭哧干活——居然还想着上前去帮手。然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这该有多傻啊。然后就醒了，醒来后怅然若失。
说句实话，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为什么是今天这个鸟样。
陶林：我注意到黄兄近几年来的长篇写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作折腾史。从《遗失在光阴外》、《阿槑历险记》、《人间世》到《旅人书》，直到要眼下的《乱世》，一部跟一部不相同，每一部都折腾些新空间出来。这其中，有成功之作，如《人间世》，我觉得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经典的反官场小说，我觉得所有抱着自得写官场的人，都可以看看。不过，它的问题和优点一样明显；有效果并不理想的作品，如《阿槑历险记》；也有跳出三纲五常、无可置言的，如《旅人书》（我一直想，探索性强得非同寻常，若非黄孝阳已然很著名，这部书如何能出版）。《乱世》是我很欣赏的一本书，与格非的《人面桃花》不一样的是，它一股野劲，一股生气勃勃的劲头，符合民国的文化气象，同时，它还试图踩踩脚下的泥土，煞有其事的开始一个“从前的故事”。你觉得你心目中的民国时代是怎样的，是恰如如书中那般，还是你看来应如书中那般？
黄孝阳：这两年很流行民国范。我有没有受这种风潮的影响？我也想标榜自己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因为王小波，这头猪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撰写《乱世》纯粹是因为一个人忧国忧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我脸皮薄，还做不到大言不惭。时代给了人一身血肉，有谁能挣脱得了这个皮囊？再怎样一个入廛垂手，度化众生，那也得先用这具皮囊“露胸跣足入廛来，抹土涂灰笑满腮”。
我心目的民国时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最近大家都很喜欢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这些话等于没说，它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是在抒情。但我想说，民国确实是一个“大时代”，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介武夫，一名小吏，一位乡绅，也常有大气魄、大胸怀、大信仰，是愿意牺牲，敢以苍生为己任的。
今天的人活得太“小”了。我写《乱世》，有点浇自己块垒的意思。这本小说，本来叫《民国》，后来出版社的编辑可能从中读出了什么隐喻，就说一定要改书名，不改就通不过。那就改吧。我理解。
转抄一段《国民党军统特务训练班班歌》的歌词：“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陶林：哈哈，编辑们都很聪明，甚至太多过于聪明。我非常喜欢黄兄的言论之文，乐见黄兄在文章中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地侃侃而谈。读起来妙趣横生，是非常精彩的随笔，独一无二。这样的文本其实在《乱世》的前后都有。这种无关真理如何而纵论直观与领悟行文态度，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玄谈或者“清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魏晋风度。在这样的“清谈”中，兄能表达出的个人思想与趣味，丰沛异常。你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能把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术语汇合在一起，言论之丰富，常常盖过本身意义。你觉得，这主要取决于你高超的语言能力，还是你的思想能力？
黄孝阳：我厌恶八股，渴望坦率行文。我一直觉得以小说家自命的人，要有能力为当代汉语去注入一种活力。好的书面汉语，应该同时包括理性之美与感性之魅。词语犹如细胞，使文本生长如虎。感性之魅，大家都清楚，从小都受着这方面的教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这还只是一个古代文人的格局；要有现代性。语言的现代性在哪？在工具理性。今天的人，不管他是谁，他的思维都或多或少被工具理性改造过。要正视这个“人”的转变。今天的说人话，就是要说这个“人”的话。要懂得唐诗宋词元曲等人文学科，也要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略有所知。科学术语有其特定内涵，一说，全世界人民都懂，它不会在“能指与所指”间不断滑动，构成虚无的环。把传统与现代性打通，把抽象的“痛苦”与具象的“刀刺入腹中三厘米”打通，让汉语呈现出一种精确感，同时也使原来被禁锢的术语能够有所溢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置于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价值理性已经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事实，人都在说他的公平 、正义，叫喊着他的良心与道德。在现实语境里，我们经常遇到“给我钱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义”的尴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在工具理性上取得一致。也只有先在技术层面达成一致，我们才可能在某些价值层面达成共识——有点遗憾这不是《乱世》所探讨的主题之一。
我不认为我有多么高超的语言能力。我有恐高症。对“高超”之类的词语，总是情不自禁地充满警惕。但我必须说，一个作家连文采都没有，就别当作家了，当思想家、教育家都行。所谓文采，说的是对语言的革新与集大成，不是说汉辞骈赋对仗工整。作家要为孕育他的这个文明提供最好的书面表达，探求其可能性。
世界是属于语言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
至于思想这个词，我只能苦笑了。
大家都听说果戈里的《死魂灵》，知道这是作家为“揭露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写的一本书，又有几人知道果戈里后期的《与友人书简》——他转而认为农奴制是上帝的意志。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认为年轻时的所著，不过是鲁莽与轻率的热情？
又比如刘小枫近期的“国父论”，这究竟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我的一个老师说，要鉴别，有一个法子，这种思想上的180度转向，在逻辑上要求对自我进行清算，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顿悟，因为这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但我也还有疑惑：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
我只能这样说：一个思想家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口齿伶俐的演说家。他深知一旦这样说话了，自己就是一个骗子。但，一个思想家，若他掌握了叙事技巧及小说的语言后，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陶林：非常赞同，这就有如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能没想到，你这样严格地写一个民国案子，拿了民国时代确凿的法律啊，制度啊，规则啊，潜规则，宗法啊，江湖帮规啊、党派斗争等等来推敲一个悬案，这件事，的确没有小说家做过。我们当代作家，除了搞报告文学的，少有对法体制度存有这么浓厚兴趣的。一开始，他们喜欢历史规律（阶级斗争之类），后来就是人性，后来就是抽象的文化。包括民国时代的作家，都不会从最细微的公文状态去看待历史本身。当你在小说里确确凿凿地谈论某一年民国公务员考试题目时，我觉得老兄很可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小说家吗？
黄孝阳：关于先锋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太多次，都快把这个问题折出一百零八种图案了。我又是一个不大喜欢重复的人。你这是给我出难题。或许也应该是我问你：传统（先锋）在哪里，传统（先锋）是什么。
去年，我写的《旅人书》入围2012“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图书提名（文学），李敬泽先生点评，写了一段话“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这让我一个后生晚辈受宠若惊。就好像一个人在暗处独自行走惯了，突然有位素来尊敬的前辈投来视线与笑容，说“小伙子，干得不赖”。我很感激李敬泽先生的鼓励提携。这是实话。只是，在他眼里，我恐怕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先锋小说家。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又或者说，先锋这个词汇是必要的，否则无以区分。至于它在公众语境里的词性变化，这是上帝管的事。
我在想，为什么在众人皆以“先锋”视我时，我反而会对此嘀咕起来？
是怕自己成为一只怪物么？有可能是。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写作者在面对抽象的“读者”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读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但体内的另一个“我”也深知：人是需要掌声的，小说家也不例外。
陶林：正是，我个人看来，兄绝非一个“先锋小说家”，又或者说，我觉得兄是一个真正的先锋小说家。考察早一波以“先锋”出道的小说家，先锋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策略，无论马原、余华、莫言、洪峰、苏童、格非，还是扎西达娃、残雪、孙甘露、吕新、李锐……乃至贾平凹、王安忆等等（排名不分先后），先锋就是一招鲜或者两把刷。那时代，不玩些新的，你出不来。那是一个短暂的好时代，充满好奇的时代，先锋有利可图的时代。“先锋”虚构了各种思想，杜撰了莫须有的恩多潮流，也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黄兄作为七零后，前有诸如号称“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大出风头，后面又在写作惯性和固有文艺趣味中滑行的世情小说家，加之“80后” 大打青春牌，江河日下。先锋作为姿态，已经毫无实用意义可言。评论家们会说，我承认你牛，但与我何干，先锋已死——的确，“先锋”还就真死了。现在，我们折腾点啥，跟老先锋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种状况下，还喜欢折腾，一点要有非折腾不可的理由，那么大的阅读市场和畅销版税不去占领，你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干嘛？难道说，你失去写畅销小说的信心，勇气？
黄孝阳：我不是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而是一直在折腾。只是你前几年没看到我罢了。为什么要折腾，因为人是“一团无用的激情”。
这些年，市面上有许多成功学，其中被视为箴言的，比如“做这件事前，先问下自己值不值”。我从来就不反对边泌的功利主义，世界会因为“值与不值”更有秩序。只是，总有些事情是人要去做的，不因为预见其结果就不去做了。历史可以成王败寇。那是叙事的需要。作为个体，一个人的意义，很可能是由一个头破血流的自我认知的旅程所发现。
为什么太史公把项羽列入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本纪”中？
失败者自有他的尊严。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种种挫折与焦虑充斥内心。在与这些负面情绪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耐心、宽容，对他人的苦与难处，感同身受。
至于畅销小说，类型文学，我对它们有过长篇论述。相对于原来封闭的权力话语体系，资本 正在一个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文学。这不是坏事。文学并不只是案头上摆着的那几本经典。我本人也很爱读类型文学，“金梁古温黄”，这是一个接头暗号。《乱世》就有对侦探小说、绿林小说的借鉴。我没投身进去，不是没有信心与勇气，而是没有必要。
另外，我要在这里纠正一个概念。严肃小说也可以是畅销的。畅销小说不能完全等同于类型（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乱世》畅销。
陶林：一定，呵呵，《乱世》很好看，更多的人去阅读不会失望的。黄兄一直说，王小波先生影响了你。诚如兄言，我也受了王先生的极大影响。王先生的优秀被我们的文化界极大低估了。你知道我如何考虑到小波哥的力量？在四九年到王小波之间，中国文学是罕有作家的。我们有分门别类的写作工作者，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但没有“WRITER”。为何呢，作家起码得有自己全套独立的思想、世界观，自己的一个小宇宙，他所“创”与“作”，或者“抄写”的是自己独立小宇宙的真谛，他写什么体裁和文体，都是一佛之万身而已。王小波做到了一点，他扎扎实实地思想了，脚踏实地地思想了，笃思且笃行，独树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或者干脆叫“王小波主义”。老实说，可能措辞不一样，但我相信，我和兄一样，都为这种“王小波主义”折服。
作家么，某种意义本上和马克思、康德、柏拉图、孔孟老庄，《拿破仑》法典、《独立宣言》起草者乃至《圣经》、《古兰经》的书写者，都是同行啊。或者是写信劝沙皇、天皇悔改的托尔斯泰、说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的索尔仁尼琴。自王小波开始，我们体味到思想真他么重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真是好东西，有了这个，哪怕再粗糙，你就是你，没有这个，你自我感觉再好，也不算。陈寅恪一再告诫后生，得这么着，要独立，要思想。我们在小波先生身上看到了例证。我对什么经典、不朽和最高褒奖都不感兴趣，唯独欣赏着的独一无二的。唯有真有思想，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把大浪淘沙后的还坚持用头脑去写作的，称为是“思想”写作的开始。可能当文学给我们眼面前的“好处”降低到最低值，我才觉得自己想点什么，就写点什么是非常自由的事。黄兄能说说，对“思想”这个违禁品你抱有哪些看法？
黄孝阳：影响过我的人很多，王小波是很特殊的一个，并且在外界的解读中被放大。比如我04年出了一本书，当时王小波大热，出版社就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了“王小波门徒第一家”。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资本意志。它渴望盈利。所谓文化，大多数是是张贴于商品上的标签。
我们已经置身于消费社会。资本在丈量着社会的结构与空间。图书编辑 基本被要求成为“产品设计师加营销高手”。有没有文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做出畅销书。在商品属性这个主旋律下，“文化”两字连背景音都算不上。也正因为此，在年出书37万种，跃居世界第一的同时，所有人都在抱怨没有书读。这里有不少人是矫情分子。37万种图书中，好书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也能理解这些矫情分子，因为这些好书的相对数量确实太少，好书不被“看见”，自然就不存在。
这些不被看见的“好书”的作者若得到足够多的传播与阐释，成为符号，那也就是第二个王小波。
必须说，相对于王小波 ，许多作家的思想不过是陈词滥调。这几天我看了几本当代中短篇小说年选，真的找不到它们有多少思想的价值。可能是我过于苛刻。我总是觉得，当代小说发展至今，不该再是一个现实的镜像，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知识量，要有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但这种虚构之力，需要强大的思想体系为支撑，而不能寄希望于传统小说那已然匮乏的叙事方式。对公共话题的介入能为传统作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帮助他们打开凝视全球各学科的眼界。但我留意过一些作家在微博上介入公共话题 时的言论，很多真是逻辑混乱，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就是高中生的思想水平（不妨对照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还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道德在手。
中国当代作家思想的普遍匮乏，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有思想的作品很难在现行的发表体制下得到鼓励。大多数期刊编辑都习惯了“被感动”，习惯了“不费脑子”的阅读，以为能让自己掉几滴泪就是好作品。至于阉割，不说也罢。
至于“思想”这个违禁品……如果说，有一种能量确实可被称之为“思想”，那么它确实是一个违禁品。思想不同，不一定会成为敌人。存同求异，能有启发愉快。但有的思想就是敌人，比如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个根子上就不同。除非你装耳聋与近视。但“装”这个词会让你渐渐习惯“耳聋与近视”的思考方式，用不了多久，你就是残疾人，世界在你眼中就是倾斜的。
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说，“读太多书是危险的。”
怎么说呢。读书不一定导致危险，但思想一定危险且复杂，它甚至可能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就像我在前文中举的几例。以赛亚柏林说，美不互相兼容。其实，善，乃至于真，也不互相兼容。只有主观的事实，所谓叙事的策略、镜头的选择、修辞的结果。
陶林：黄兄阐述“量子文学观”的诸如《我对天空的感觉》等文章，如高天上似一张旧唱片的云朵，我是反复看，翻来覆去听。兄下笔恣意汪洋，铺排洋溢。能告诉我，是否受托马斯•品钦之类作家影响，或者受他们启发，发觉很多的新道理？为啥文学非要引入“量子观”，除了这个话语系统能够引入一大堆的新名词之外，兄认为这样一种文学观、世界观，只作用于兄的头脑呢，还是发生在眼下这个世界里的事实？兄一定要说的让我这样愚笨的顽石点头，我对你脑子里有啥、想啥充满了好奇，曾非常希望能做两件事，要么从理论辩驳倒你，要么心同感受一下兄的繁丰异常的文字世界。
黄孝阳：文学观，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观。人活一世，该怎样来理解自身，了解世界的表象及其意志，以及宇宙之奥？对这些问题若不感兴趣，或者认为经典作家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完美文本，后来者只要不断向大师致敬就OK了，那么就没有必要谈论量子文学观等一切新思维。
大多数人有足够多的曰常经验，大多数时候，只是照着大多数人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生活着，并表现出同样的悲伤与欢乐。我无意再去呈现这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许多作家在这块做得非常好，是要用心揣摩的范本。我所更感兴趣的是那一小撮，或者说是一个“未来某个阶段的更大多数。”
我们知道，相对于经典力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使事实或客观世界得到了更深刻的呈现。这种呈现常与日常经验相悖。在我看来，现有文学理论也就是一个经典力学框架下的衍射，远远落后于这个以“大数据、小时代”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它需要进化与修正，否则它不足以解释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
我说过：量子文学观不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与推翻，它解释了先锋（一个时间轴上的所指），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微观层面上统一起来，与宏观的经典物理下的现实主义相对应。使过去彼此冲突的文学流派出现在同一个座标体系里。这个座标体系有点像元素周期表。
更重要的是：量子文学观能打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使科学的人与文学的人实现有机融合，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维度的现代人。现代社会，任何人皆无法置身其外。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不可能宣称，他没有受到科技思维的影响与改造，一生只“低头拜阳明”。任何一个科技工作者，也不能说他脑子里只是《黑客帝国》的绿色数据洪流，已经彻头彻尾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性把人打碎，时间、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等。要回到作为人的整体，作为“一”的自洽，只能是求诸于上帝（或者说基本情感，即文学），而非是工具理性。
我们也都知道科学语言所要求的精确，以及文学语言所提供的魅惑；我们还知道，科学与文学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两条根本途径——跋涉在这两条途径上的人，经常互相讥嘲，以为自己所看见的风景即是全部的真理。
我们知道许许多多，它们都是“真”，但是互不兼容。
量子文学观，让这些“真”各有其貌，同时出现在山河大地上。所谓山河并大地，共露法王身。
至于量子文学观的其他作用，比如使文本丰饶如大地，帮助读者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解释了严肃文学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力，架构了新的文学评论体系等等，展开了就都是一篇文章，就不细说。
陶林：黄兄，就思想而言，我学习过现代管理学（管理学其实是做事学，非常有趣）之后，渐渐对“大道至简”这样的哲学判断有了“行道”的应验：就是再复杂的东西其实骨子里都简单的。当你阐述你的量子小说观时，我总是疑疑惑惑的。我表弟就是学理论物理学的，读得太投入了，靠家里的咬牙支持，一口气读到了海外的博士后。而在谈论物理学方面，他说得简单多了。我问他相对论，他说那是教科书级知识。问他研究什么，他说搞凝聚态物理实验。问具体弄什么，他说就是找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轧辊子里辊，辗成很薄很薄的薄片，看看在那样状态下，物质会呈现什么新性质、性能。我想，哦，读十来年书，擀饺皮而已，就问他有辊得多薄。他说挺薄，几纳米。我有个同事，做临床医生之前，做过基因研究。我想那玩意可太酷了，你可以自己捣鼓一个克隆人出来。他说酷个毛，每天往排得密密麻麻的几百个试管里滴营养液，挨个用显微镜看里头培养的细胞。一整年，每天都干这个，导致看到显微镜状物体就头晕。他们这些人，标准的理工控。但你要跟他们聊科学，他们会说得乏味之极，犹如刷牙洗脸，聊久了还不耐烦。比如我弟弟，他能把在一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加入各种不同金属、非金属，并碾压成几纳米的薄片，但却宣称，如果会胡天海地吹牛追妹子，绝不干这个——我老弟是被我弟妹倒追的。扯这么远，就是举例说明，可能兄的思想这一块，还嫌复杂了，复杂得跟智能手机的玩机手册一样了。老兄能否用简洁，单刀直入，下围棋一样的语言，简单介绍你眼中的世界？
黄孝阳：第一，真正的复杂性并不适用于“奥克姆剃刀”。花在那里，有六瓣。你若说六瓣多余，一瓣即可，这只能说明你缺乏审美能力。
第二，世界的起源（意志）应该是简单的，但它的表象极其复杂，且日趋复杂。我觉得对复杂性的追求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社会，作为文学艺术，乃至于宇宙本身最根本的追求。唯有这种渴望，才能解释所有的过往及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第三，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清澈，那不如不读，保持一颗婴儿的赤子之心。生物本能的行为模式，最是简单，可预期。物理学有个名词，叫湍流，是对混乱与秩序的同时概括。这个词是复杂性的最好描述——秩序也是广义复杂性中的一部分。我一再说，人心里要有大江大河。这个大江大河指的就是这种湍流现象。而非仅仅是作为一个风景的“江河”。
第四，我睁开眼，世界便在；我闭上眼，世界依然存在，并将深深地烙印我的呼吸及意志。这里有一个沙漏效应。万千之因（无数小概率事件）形成我，那是来处，构成一个光锥的形状，我在其顶端；万千之果（无数小概率事件）自我手中掷出，那是去处，宇宙中出现另一个因我呈现的光锥。两个光锥连接成一个沙漏的形状。沙漏，计算时间的物。我与时间同在，或者说我就是时间。这就是我写作与生活的动力，以及意义所在。而“无数个我”所形成的这锅量子汤，便是智慧地球。我一再说“我与世界的互相生成”，便是这个道理。
陶林：说得好，就是兄在道法自然的方向上，充盈着“量子”式的观照。我通读了你的不少作品，常常有这个感觉，老兄的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不是语言太像，就是情节太像，或者就是结构太像，用你话说，我又要跟着人一起批评你设计感太强了——不是的，我不会，因为我也喜欢设计。我要批评你老大不小了，设计得太露，是典型西式设计，应该对你要求更高些，搞中式设计，或者中西合璧，把水设计到水中。你是否想过写那种平静如水的小说，像海明威所做的那样（当然海明威他不是唯一的好标准），砍掉枝枝蔓蔓，却在这种平静如水中，包含着波澜万丈，如同海啸略过的海面下所蕴藉的巨大冲击力？
黄孝阳：这种“把水设计到水里”的小说，是我的渴望。我以为我写过，并且一直在朝着这条路上走着。可能你不觉得。
简单，是复杂性里的一部分。不是说复杂性就是往一块画布上不停地泼颜料，最后把画布也泼没了。一个人越了解复杂性，就愈迷恋简单，就像一个钟表工匠对各种零部件材质的近乎狂热的追求。
陶林：我意在求证，并非下判决。兄提及过你的母亲是一个信奉菩萨的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基督教徒。我从小被母亲带着去教堂、听诗歌、做祈祷，像一个生活在基督教国家清教徒家庭长达的孩子。读书以后，个人对中国国学保持着浓厚兴趣，随着交游增益，又认识一些虔诚的僧人，儒者等。觉得因为宗教的存在，我对文学保持着不退歇的热情。倒不是说，我倾向于成为某种教徒，而是它们促进着我的思考。在我的世界里，存在不是人与物的尽头，我提出了一个词语，叫做“美在”。在我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而“美在”先于存在——我的思想观点，在积累的思考中不断圆满，力图参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种“大美”。如兄的“量子观”一样，也是我写作的内核。如此说来一点，就是我显然是做宏观思索，兄从微观而来，我们蛮有因缘。我对当下社会深感乏味，网络的来到，在中国没有造成丰富，却造成严重的文化乏味，而越发反现代、以及赤裸裸的权力规训，让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太多无知、其实连常识都很少，却相当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精英没啥精英样子不论，大众也都不像所谓基本的经济理性人、社会理性人之类，是一团混沌，文化的乱世。明知道扯淡，你必须要扯；明知道可以试试一些好办法，非要装睡。说老实话，在混沌中，我七窍不开也好，肯定不会愤世嫉俗，不敢学鲁迅，不好意思绝望。相反，只剩悲天悯人了。很想听兄随便说说当下的宗教、政治、世道、历史之类的，你觉得由“量子”文学观，能否衍生“量子世界观”，看待这个当下，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你觉得你能用作品影响或者改变你的读者否，缓解他们焦虑，开阔他们心胸，让他们会心地跟你在午夜感受那一刻宁静的幸福？
黄孝阳：《心经》说“观自在菩萨。”
“观”之一字，决定了人生的质量。量子文学观当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混沌的善恶并存的世界，但这绝不是心灵鸡汤。
至于您说的“缓解他们焦虑，开阔他们心胸，让他们会心地跟你在午夜感受那一刻宁静的幸福”，这个我做不到，也无意如此。读者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才是我自己的衣食父母。读者不是我的上帝，我才是我自己的上帝。
读者挑选作者，这是一个常识；作者也挑选读者，这是一个被忽略掉的常识。
而从现代性自我启蒙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读者 都是作者，他们合为一体，是自己的主。
我重复一段我说过的话。
我觉得写作者在面对抽象的“读者”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读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
当然，就阐释而言，读者的权力通常要大于作者。它“不断地”赋予作品新的空间，孵化出与读者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的新意义。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话不错，但不够。严格意义上，大多数人是生活在极少数人提供的观念中，是极少数人用来撬动地球的杠杆。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告知这是对的，以及相关的理性逻辑，宗教情感的表达，利益等。这世上哪来这么多的哈姆雷特啊。
陶林：黄兄，两个有无限想法又写东西的人聊起来，一定如电影《战争之王》所说的，如同军火商开展，会有用不完的弹药。最后，我们还回到小说，最后，就说说“最后”的事情吧。我通常花上很长的时间写一部小说，然后让它们沉寂。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挨着最寂静的年头，并渐渐适应它——不知老兄曾怎样度过这种寂静如冰的光阴的？在不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之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系统研读过哲学、美学、历史、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写点文论、政论，杂七杂八的文字，又被七七八八的人忽悠，编过电视剧、情景剧和电影——以上工作，皆碌碌无成。正应了老兄的话，年岁是用来浪费的。如今又受老兄鞭策，重学英语，背单词，试着搞点翻译。我在一家医院上班，周期性地要值班，或者开早会，看着无数人各式各样的生老病死——这是非常奇特的感受，比我单纯弄文学，或者空对空地谈谈人生、谈谈理想之类更贴切。它也使得我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更大的耐心——就这么着吧，写一点是一点。《乱世》中，兄把“死亡”作为一个纠结不清的核心情节、悲壮、多解、理不断剪还乱——太艺术了，在医院这个人间与冥界的战壕里，死亡的发生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兄能随便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无论借着你的小说，还是借着你的“量子”，随便说，就像太多的人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死了一样？
黄孝阳：年近四十，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天黑了；再眨眼，天亮了，跟玩杀人游戏一样，只等着那个斩钉截铁的声音宣布：“你死了”。这令我感伤，觉得自己此生无聊且愚蠢。
但我必须说，所有的人，都是随随便便地死掉的。
不随随便便地死，那应该怎么死？像老干部那样，身上插满管子，在众多表情的簇拥下，努力地让自己晚死几分钟，就庄严神圣了么？庄严神圣，是生者的感受，与死者无关。
死是事实，也是人的欲望，没那么可怕。如果把生视作1，把死视作0；那么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串或长或短的计算机语言。上帝在敲打着键盘。人世即为屏幕。有谁会为屏幕上哪串代码的消失而倍感伤心吗？
人有求生之心，亦有趋死之念。生死两端都是谜一样的没有丝毫光亮透出的夜穹（或者深渊）。“我已不再渴望生活”，并不全然因为现实问题。自杀者来到悬崖边，在隔绝一切的暗中，隐隐约约听到悬崖下的潮水。那是哲学的天籁。
再定睛去看，一只断腿的蚂蚁正在桌面上喘息挣扎。在蚁群里，它有名字，张三或李四，有爱人与孩子，有它的伦理与信仰。但现在，它就是作为一只“蚂蚁”存在于我的眼前。我无法了解它的喜怒哀乐，无从得知它的勇敢与怯懦。我只知道它是来寻找食物的。因为无数个这样的“死”，蚂蚁这种形象就始终存在于上帝的脑海。
死在这里就不那么着急了。
凡人皆有一死。在生与死之间的缝隙里，看见世界有灵且美。
当然，作为一种欲望的死，它不存在一个“到此为止”的刻度，当接近此刻度，它将变异、分裂、繁殖，产生新的欲望，附着于生者之身。
这里的确也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若出生在《楚门的世界》，在那里泡过最美的妞，喝过最烈的酒，交过最仗义的朋友，握有过主宰千万人生死的权力，并在临终咽气前，认为自己一生是自由的，无悔的，光荣灿烂的——然后他合上眼睛，死了，突然看见那五百架紧盯着他的摄影机的阴森镜头，他还会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吗”，以及“死还是死么？”
陶林：五百架摄像机镜头中，有一架后面不正坐着写小说的人么。我熟知《乱世》的写过程，从最初的《一个人的战争》到后来的《民国》到后来发表，临出版又变成了《乱世》。一稿，两稿，三稿，每一次都看了。若你算这部小说的生父的话，我可以算的它的“教父”了。看着它成长，综而述之，我觉得它还算一篇很靠谱的作品，带有传奇色彩的、貌似的民国语言和情景，寓言丰富，并蕴藏着一个很大的隐喻空间。你下一部的小说《新世界》，准备写点啥？——顺带说说，我很早就考虑写点类似《哈利波特》之类的儿童小说——那样至少我还可能有一个读者，就是我的孩子，我几年前就想好的它的名字《新世界传说》，现在我得再考虑考虑了。
黄孝阳：《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
这个“退”除了刚才说的在悬崖边眺望风景，还有一层意思，即：把拳收回。拳要能打，更要能收。如此反复，或许某日便可一拳击出水中天。
所以写《乱世》，讲一个民国司法黑幕。《乱世》有点浇自己块垒。相对于民国的“大时代”，今天的人活得太“小”了。“人所创造的物”，使众生服从其诫令，作为个体人的光芒几乎消失殆尽。
“乌合之众”，或者说民众心理，是《乱世》想探讨的话题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至少不是我所认为的“主要”。它想探讨的，这个是读者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至于《新世界》，以后找机会再说。
总之，希望众生的脸庞，能被自己的手指敲进一个个汉字一行行句子。
《乱世》读后感(五)：向作者致以最真诚的敬意
深夜读完 <乱世>。傻了。一部真正的汉语当代杰作。开始，惊叹于文笔的老辣锋利、考据的扎实、学养的丰沛，尤其是中国寓言式的结构设计，一个比卡夫卡城堡更具本土感、凶险性和泥渊涡漩般的民族性。正是心目中当代写历史小说的典范样本，即:在哲学视野的观照下，对历史和文化的重审。
然而，更大的震动来自于尾声与跋的连绵解构、对故事和历史的确定性，善良而真诚地戳穿和击碎。最可贵是，碎裂后并没有废作瓦砾，而是散为星斗。这是一场美好而辽阔的解放。看到尾声的尾部，眼泪差点涌出，看到了天问的屈原、幽州台的陈子昂、山海关的海子，那个孤独星球上等待落日的小王子。。。
在诗性越来越稀薄的今天，仍然有这么一颗执著、纯正、炽烈、睿智、丰盈的文学之心，真的是一种奇迹。
我爱夸人，有时难免浮夸，但这次的赞美来自于真心实意，震动之余，不得不感慨。
《乱世》读后感(六)：《乱世》：政治焦虑下的叙事实验
《乱世》：政治焦虑下的叙事实验
上世纪2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经历了一个不断纯熟的过程。到三十年代，巴金、老舍、茅盾代表了新文学在长篇小说领域的最高成就。到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已经成为了小说世界的主力。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李劼人，他的三部“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以及《大波》包含了巨大的历史图像和广阔的川地文化。同样，《乱世》就像是对《死水微澜》的回应。而且，它还带着当代作家特有的精神文化特征和新的叙事实验。
首先，这本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的长篇，包含大量的四川文化背景。文本基本上以“兴”开场：四坪这一典型的四川小县市，“山路竟是绿得不像话，像几百只夜猫子的眼珠攒于一处。”浓密的树荫、奔跑的风、各种慌张逃窜的生物，都预示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山雨欲来风满楼”，营造出紧张的气氛。
其次，其中包含四川特有的特袍哥文化。在李劼人的小说里，袍哥作为势利的一方，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者。而在这部小说里，袍哥不仅仅作为文化的一种代言，而是作为独立的叙事人立场，推动着故事“罗生门”式的向前发展。这里可以看出当代小说对叙事的推进。
再次，小说情节紧张的一个外在原因是刘无果只有十天的时间查明真相，于是故事情节只能被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但涉及的人员数量非常多，故事错综复杂，包含的抗日以及抗日战争以后的历史背景知识也有很大的容量。
当然，最具特色的是作者对结局的处理，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叙事实验。作品中，刘无果是抗日英雄，回乡发现自己的兄长已死，随后是他的追凶路程。表面上看是一部类似于追凶的小说。然而，读到作品的末尾才发现，追凶并非唯一主题；另一个主题则是暗主题，它存在于作者对不同人事的叙述当中。正如书的题目所言，可以这样说：在对乱世的深广的描绘中展现历史画廊里的人与事，由一隅川地小城窥探整个中国态势。二十一章以后戛然而止的结尾方式，以及转换视角的转述方式也是作品的新颖之处。
如果说结尾体现了作者的叙事之新，那么开头的楔子部分以及文本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说出的关于体制、革命、民主的话语，也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作家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当然，作者在处理这些话语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部分妨碍了整体的叙事。
可以说，作者的这样关注当下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过往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文化思考，是作为独立意志的人的一种政治焦虑的结果。这种政治焦虑不仅仅来源于当前的国家体制形式，而且可以追溯到中国文人的传统心理特征，即对政治的急切与参与性的讨论。
政治焦虑影响下的创作，产生的效果是文本风格上的英雄主义与雄性色彩。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较多阴柔做派。而这部作品，全篇是男性手笔，充满着阳刚之气，是难得的。虽然，英雄主义容易产生价值取向上的偏激，使作品偏向于通俗文本且有时立场不够中立，这并不影响作品雄性的美学品格。
《乱世》读后感(七)：《乱世》：黄孝阳《旅人书》之后的漂亮转身
一、从《旅人书》到《乱世》
如果一个读过黄孝阳《旅人书》的读者，这一次读到他的新作《乱世》的话，那么之前那种压抑的高度紧张的情绪肯定会缓解一点。如果说读《旅人书》是一场精密的科学实验，我们的观察工具就是显微镜，那里面高速旋转着一个原子的世界，稍有不慎，我们即有可能错过最惊心动魄的原子运动。我打这个很蹩足的比方，其实是想说明，作者在《旅人书》中所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特别精微的世界，撇开宏观叙事的构建，转向微观的语言和思想的内部，把每个词语都发挥到它的极致，作者对词语的运用达到甚至超过了了诗一般的水准。这是作者在写作上的一次突破性的足够冒险的尝试，李敬泽先生给这部作品的评价是：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 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这种冒险让作者感受到了站在悬崖边上的刺激的同时，也让作者感到些许的寒意，他说：“《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
《乱世》就是作者退回来的一部作品，用“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形容这部作品时在适合不过的，因为作者的这次“退回来”并不是退步，而是领略了悬崖之巅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后的从容不迫的写作，在《乱世》里，作者的写作如庖丁解牛一般的纯熟神妙、得心应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叙事之流利，节奏之明快，很快便会吸引住它的任何一个读者。就像一只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搏击长空的鹰一样，当它飞翔在阳光灿烂的晴空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从它的眼里感受到海阔天空。《旅人书》就像是一个语言的旅行者的现场目击，而《乱世》则是旅行归来的一次安静的叙述，或许在这里，我们更能感受到语言和文字的美。
二、《乱世》结构之独特
有人说：“《乱世》里故事的结构很简单，一个想法很多的编辑，与一个眼光毒辣的朋友碰头。老编辑提供给他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一个叫无果的抗日英雄，在苦苦探寻自己兄长无因的死，结果他将把自己也搭进去。这太像一个有趣的寓言，又像是一个循环反复的童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然而这位评论者所说的简单只是一方面，要写一个结构简单的故事也许不难，而要把一个结构简单的故事写好却是不容易，这就要求写作者在简单里做到巧妙。《乱世》做到了这一点。作者的这种超叙述的叙述视角，使得自己从小说创作的现场退了回来，让他能够更冷静地组织自己的故事，在这一故事结构中，作者拥有其他写作者所渴望的自由，他常常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对小说做出评论、指点，他也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对小说进行怀疑甚至是调侃，使之都成为了小说中很出彩的一部分。特别是作者对小说第二十一章以后的探讨，以及对小说中人物真实身份的探讨，使得“女作者”的未完成的稿子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也使得这种未完成变成了留白。
如若作者从刘无果到南坪写起，写得再好，再怎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无非是一个很好的别人已经说过太多次的类型小说，正是作者这种巧妙的结构安排，使得作者可以像读者一样来看待自己的作品，也使得读者也可以像作者那样通过填补空白而产生意义的形式参与故事，真正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目标，在可以读完的小说文本里留下了种种可能性，这让《乱世》不仅具有可读性，还具有可写性，使得《乱世》成为一部极具开放性的内涵丰富的作品。
三、《乱世》的语言之精美
黄孝阳对语言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着，这从他《乱世》之前的《旅人书》就可以看出来，每个词语都发挥到它极致的精彩，作者对词语的运用达到或者超过了了诗一般的水准。作者对语言有着一种野心，在他看来，以小说家自命的人，要有能力为当代汉语去注入一种活力。他对语言完美的执着追求的这一传统，在《乱世》中得到了良好的继续。
《乱世》所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那是一个一切都在瓦解还没有定型的时代，人们的语言使用也是这样，文言的底蕴还在，新的国语正在推行，地方方言也大量使用，具体在《乱世》中，作者写那个时代的人的同时，就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用的语言：文人交谈为显示自己的风雅，往往采用半文半白的文言对话；昏庸的老中医则满嘴的文言，之乎者也；袍哥会的黑市用语；市井平民所用的大量的四川方言……作者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川地的历史、文化传说，手到擒来，运用自如。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足以展示作者的语言文字功底，更精彩的是作者对长句和短句的交叉使用，使得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对对话中的破绽的捕捉，使得对话充满了矛盾斗争，不断推进着故事的进展；对语言中的幽默的恰当运用，不失时机地愉悦话语的气氛；景物和场面描写的语言的诗意化……难怪有评论家说，（《乱世》）语言雕刻极细腻，以至于梦醒无痕，又成为汉语经典的气象。
四、《乱世》的思想之深沉
有人说，《乱世》是受当下民国热的影响的一部作品，而当我们沉浸于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并不像跟风者那样的随波逐流，它的思考是冷静而深沉的，它远远不是跟风，甚至可以说是引领。作者对民国的国家制度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对民国的种种细节做了精确细微的研究和了解，做到了从最细微的公文状态去看待历史本身，拿了民国时代确凿的法律啊，制度啊，规则啊，潜规则，宗法啊，江湖帮规啊、党派斗争等等来推敲一个悬案。
一部《乱世》，一个越破越破不清的案件，把整个民国的政治、社会的面纱全都撕破了放在我们面前，说到头来，《乱世》说的是一个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的破产，上到县长、司法官员，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论他们说的头头是道，而面对社会现实则各行其是，甚至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糊弄不过去就搪塞，搪塞不过去再糊弄。抗日英雄刘无果为哥哥不明原因的死亡求助政府和法院，想象着能靠法律的正义给哥哥和自己一个交代，结果却被政府和法院玩得团团转，他越是执着，便让越是让自己陷入漩涡不能自拔，最后只能靠一个人的力量，不但要与嫌疑人作斗争，还要步步防着政府。照理说是应该帮助自己的官府却成了破案的阻碍，而一心寻求合法手段的刘无果却身不由己地走向了违法的道路，连杀数人。这就是现实的荒诞之处，这种荒诞的主要原因便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
然而作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批判是适可而止的，除了政府官方的因素以外，作者还看到了造成这一荒诞现实的其他原因：外族的侵略以及国内的自相残杀，使得国家疲于应付；民众的素质底下，他们是民国的人却奉行家法，以及他们的狡诈自私唯利是图；帮会的强大，国家很难控制不了他们……但这些都不能阻碍民国成为一个大时代，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介武夫如刘无果，他有自己的信仰，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他看到三民主义被扭曲以后，便愿意为之作出努力，不惜代价，不怕牺牲。
黄孝阳不仅是位作家，他的这些思考，可以使他成为一位思想家。
综上所述，《乱世》是黄孝阳自《旅人书》转身之后的又一漂亮的作品。
《乱世》读后感(八)：世人畏果菩萨畏因
很久没怎么看书，发觉看书的速度都变得慢了些。
但这本书拿起来，就便不愿放下。
首先很喜欢这本书，或者说这部小说。
理由如下：
1：首先是喜欢书里面的语言，故事中人半文半白的语言。假如没有点文学基础，有些还是不能理解的。会引用一些类似《大宝积经》，《管子·牧民》《乐府诗集》等里面的文字。作者用的游刃有余，实在是佩服。
例如：刘无果在第一次去找县长李鸿远时，两人之间的对话，完全是以半文半白的语言进行对话，一迂一回，一来一往，都不曾证明回答对方的问题，却其实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就像刘无果心里所想的那样：李鸿远话语里不带一个骂人词，但怎么听都不是味道。
2：其次便是喜欢书里面的对景或对物的描写。比如对于窗外一只鸟的描写，是这么描述的：屋外晴空浩荡，没有云，一只鸟，不知是什么鸟，就父爱青色中一动也不动像是嵌在上面一样。又比如写阳光，说道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的人鬓角发汗。
3：再其次就是故事的本身。从开始的楔子就开始让人有点琢磨不透到底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再到开场的平白直叙，紧接着到被所谓的秘书长抓起来之后做的那个梦，让人一直都很紧张。再到后来的更高潮。故事精彩的同时也亦引起对事情的思考。在民国，一个人，与一万四千八百人相比，谁更重要？或者说是对谁来说，那个比较重要？不管是在民国还是在现代，人都必然活在这些个问题的某个回答中。
喜欢这本书的同时，总归有些不喜欢的地方：
比如书中引用一些现代的冷笑话，总让人觉得很突兀。但或许这也是作者的另一番新意吧。
此书可所谓是：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一个无因，一个无果。因因果果，世人畏因，菩萨畏果。
《乱世》读后感(九)：无果，无因
书的封页上标注着长篇小说，可我觉着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小说。而是读完一篇让人难以消化的长篇小说。不管是小说的语言，还是思想，还是结构，人物个性，都能让人品味很久。
故事的情节看起来很简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军某部营长刘无果回到家乡四川南坪镇，很快发现异样：大哥刘无因离奇辞世，死因不明。传言素未谋面的嫂子是弑兄凶手，蹊跷的是，嫂子曾去自首，但是却当庭宣告无罪释放。刘无果为查明真相，奔走各处鸣冤，却发现一切愈加扑朔迷离。他想为大哥平冤昭雪，却发现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因为他的举动而丧生。一个人，与一万四千百八人，谁更重要？小小的南坪镇引起了千涛骇浪。
只是所有的人都不是看似那么简单的，曾细心温暖的管家五叔，谁料到是王培伟的父亲，还是半个传说中的袍哥罗秦明。看似柔弱的嫂子周怜花，其实身手敏捷，还是特务，是刘无因的妻子，王培伟的情人还与神秘的说书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县长大人李鸿远说话一套一套的，却不知哪是真哪是假，就像他本人一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使是书中的小人物，从小跟男主人公一起长大的狗子，谁想到会想亲手害死他，暗地里跟县长勾结。
书的结构很巧妙，故事的原作者自杀，借用一个编辑之手，将这个故事展示出来，故事发展到高潮，却突然没有了，然后编辑通过笔墨来完善这个故事，跳出那个环境，自己解说故事的人物。故事里的人物性格，民国的背景，人性，思想方面，都很值得探究。
另外，书的语言半白话半文言的，语言素养极高。关于刘无因，刘无果这两个名字，书里面有一段话：“在纸上写一个因，再写一个果，又写了几个字，合在一起，既是世人畏果，菩萨畏因。来源于佛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世人先种恶因，又惧恶果，终日离不开烦恼担忧。菩萨大慈大悲，怕伤害众生，故而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 “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切于人事，证于实用，说的是一种人生智慧，是有一个语境以为前提。战争是国家利益之争，而非个人，你父亲给你们兄弟倆取名无因无果，应该是一个不昧因果的意思。”这是李参谋的解释，而刘无因的解释则是“无因果，便是大自在。”光是这个名字就值得让人再三回味。
这本书得找个空闲的时候，好好再读第二遍，人性比较复杂，值得慢慢思考。
：发现书里面一个小小的错别字，P156倒数第五段“用人会来打扫”应该是佣人吧。
《乱世》读后感(十)：减分的作业本
辞藻华丽，构思看的出来作者也是很用心思的。
一个故事中的故事的结构，通过图书编辑与“我”的讨论，引出了南坪这个小城的故事。单这个故事，确实感觉挺精彩的，整个看故事的过程我脑内了一帮老戏骨精彩万分的演了一出话剧，非常享受。情节不断反转，也留了很多悬念，蒋白到底有没有死，李鸿远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立场，最后南坪有没有守得住都没有交代。
南坪这个小城也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永远只在对话与回忆中出现的刘无因，存在感却强大无比。整个事件的起因推动都是因为他。他似乎无所不知睿智非凡，为了某种伟大而重要的原因选择自我牺牲。（但为什么而死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为爱自杀的王培伟，舍己救人的杨二少年。
也许篇幅过短，有些情节很仓促，人物也不是特别丰满。但是对白精彩非常，非常加分。
必须要说的是最后的作业本，按照情节，应该是写了这篇小说的那位女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作业本，第一二小节的语言及行文还是很符合这个人设，但是写到后面越来越OOC，语言风格完全不像是一个年轻的贫穷的女作家，而感觉像是本文作者中途跳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作业本严重降低了女作家的存在在故事中的真实性，从而也影响了前面的所谓由女作家写作的南坪小城的故事的观感。没有这个作业本或者使得这个作业本更符合虚拟女作者的人设会好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