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无此人的读后感10篇
《查无此人》是一本由于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9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http://xmwb.xinmin.cn/html/2018-07/22/content_14_1.htm
刊载于《新民晚报》2018-7-22
◆项静
书的题记就是生命的胎文记，作家于是用了博尔赫斯的话——遗忘完全可以是记忆的一种深沉形式，作为《查无此人》的开端，与小说中子清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一应一和。
阿尔茨海默症吞噬记忆，并让旁观者残忍地注视时间消失的轨迹，所以《查无此人》坐实了时间的标记。从1945年的祖父百堂开始，像一个收放自如的说书人，顺流而下送来一个家族繁衍分离的信息，又从父亲世全的2013年开始逆行，左支右拙地应付着眼前的生活，斑驳的影像中是父亲的病与我的世界之间的龃龉。两个部分又被春夏秋冬这种轮回的标签收纳其中，看起来就像一波一波荡漾开去复又合拢的水纹，总会平静如初，总有波澜起伏，在人生的限制、命运与日常烟火之间，在轻与重的辩诘中，总能看到一个中年人（中间人）的心灵。
中年是被辨认出来的，子清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语言能力的追加失败，在日语、英语之外她还想学习西班牙语和德语，她后来意识到不是年轻人的好高骛远，更可能是中年人的力所不逮。中年又是被迫承认的，父亲就要遁入沉默王国，她的生活开始面临时间的分割，从耽溺于形而上空谈的世界而进入一个细节纵深的世界，从一个十多年居无定所的人变成一个有家的人，从一个逃跑者的轻和抽象要回访血缘的具体庸常、烟火生活的重。子清失去了父母健在、青春刚刚开始时的那种安全感：永远有回头路，永远有未来。现在留给她的最大难题是，中年人的多愁善感该怎么操作才不恶心人，才不怪异，才不显得孤僻？
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是于是写作此书的原因，她说作品中关于父亲的部分甚至可以看做非虚构，大概原版照搬了生活中实景。而小说中父亲的病其实是一把钥匙，实写的部分就像一个幌子，背后是一个中年单身女性知识分子的世界。父亲第一次失踪，身在国外的子清面对男友奥托的提问，遭遇了巨大的窘迫：她对父亲的后半生几乎一无所知，对共处的二十年生活也只有任性而主观的记忆，对父母一代人浴身其中的大历史她本能地回避和无视，父母的家族历史从未认真进入过她的眼帘。紧接着，父亲病倒，被继母送还的现状，让她在现实中第一次看到了血缘，一切安排都可以取消，染过的头发会变黄变长然后被剪掉，奥托也可以找到新的恋人，只有她永远是父亲的女儿，这一点无可改变。在照料父亲的过程中，她正视了生命意义的问题，疾病消解了父亲一生的意义，他回忆的路阻断了，不认识任何人，将他从乡村到城市的一生错乱嫁接，生命是否还有意义？
内心的跳跃和被迫的转折、思考是子清生活的内面，外面则是必须承担起具体而沉重的生活，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忍受疾病带来的暴力和绝望，加入到必须的社会关系中去，一个人承担起过往和现实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子清起了重构的心，她希望把父亲从虚空中重新建构起来，借着父亲口中和记忆中疲软的零星的词，散了架被割断的字词，溃不成军的数字中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同时也是为自我的存在寻找一个合法性，一个逻辑性，一个安顿危机的生命肌理。于是在后记里说，不能面对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巨大隔阂，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疏忽了对父母的认知和关怀。子清愿意放下自己的生活方向和空间，去寻找父母前尘往事，在她来说是一种情绪释放，这个寻找本身并没有带来戏剧化和故事，只是个人生活的一次检讨或者被动阻断之后的发现，是在填充内在的空虚。
子清的后青春期成长让她确认了自己中间人的身份，记忆的中间人，病魔的中间人，而《查无此人》是缘由疾病而被放在生活中间的中年人拖出的一条逆行的记忆纽带。这个纽带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在、未来，开放与固守，规矩与放浪，它最大的功能是给予子清另外的视角来看到世界、自我和生命，它不再是一种轻易可以获得的答案，不是理所当然。尽管子清确认了父母和自己“凡人”的身份，曲折灌溉的悲喜都会消失在亘古的荒漠中，“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穆旦），但她的生命有了热度和空间，重新感受到强烈的生的意志。即使从“普通人”这个基点上，她依然没有放弃那个看起来虚无的家庭、历史的责任和自我的责任，这才是《查无此人》让人心动的地方。
《查无此人》的双线融合结构，子清的两个世界，已经不是二元对立，它们彼此牵绊交流，当然这还不够，子清的中年人世界打开了好多窗口，她也换了双眼睛看到了自己日常的禁忌，但更大的禁忌还在。子清的前男友奥托说没有任何人脱离政治，《查无此人》可能囿于真实经验的限制，在这些问题上是停滞的，而自我世界跟这些问题的交流肯定会开拓书写的和生命的空间，作为历史的中间人，作为如此艰涩的解构者、建构者，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查无此人》读后感(二)：《查无此人》：书名为什么叫“查无此人”？
假如不是阿尔兹海默症，子清不可能与父亲有一段那么密切的朝夕相处。所有的家庭大概都是这样，父母是我们还无力抗衡外面世界时的庇护，那时，我们被父母搂抱在怀里，倚靠在父母的肩头。一旦我们自感能够与世界对话后，父母就不再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
于是的小说《查无此人》，主角子清与父母的关系更是如此。子清大学毕业浪迹天涯的过程中，母亲病故，留下寂寞的父亲，但子清依然故我地随男友以工作为名在世界各地留下踪迹，直到记忆渐失的父亲被黄昏恋的老伴退回到暂时回家修整的子清身边。
于是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难产的小说，起初，我不以为意。
阿尔兹海默症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它的普及，一是周边罹患此疾的老人家多了起来；一是以阿尔兹海默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渐渐地多了起来。王周生的《生死遗忘》，薛舒的《远去的人》……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依然爱丽丝》，更是叫人读得坐立不安。阿尔兹海默症能把一个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优雅知性的女人，变成找不到家门的傻子，这样的刺激，我觉得谁想再写同样题材的小说，超越《依然爱丽丝》，不容易。
是不是这个缘故让于是想把几年的陪伴变成一部文学作品时，倍觉艰难？后记里没有说，但是，阅读《查无此人》过程，也是见证于是力求突破此类题材和自我的过程，于是，我们读到的《查无此人》，不再是家有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伴侣或孩子艰难陪伴的悲情故事，而是探究一个知识分子在记忆慢慢丧尽之前，他们的头脑储存 。
生于东北一个名叫窟窿台的乡村里。家里原本吃剩有余，但子清的爷爷因病在人生的中途撒手而去，子清的爸爸随家庭堕入贫穷里。这个幼时愚钝、稍大突然开窍的男孩，凭借刻苦读书离开了窟窿台到哈尔滨读大学又从哈尔滨辗转到上海，娶妻生子，再到儿女长大病亡——这就是出现在《查无此人》里的子清的爸爸。
这个爸爸，对子清家族来说很有意义，一份家庭档案嘛。可是，这样的爸爸“加盟”到文学这个大家庭里，就不那么有价值了，因为，像这种面目不是很清晰的爸爸形象，太似曾相识了。
促使《查无此人》难产，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于是想写出一个能留存久远的父亲形象。
当下的记录是书宋体，回忆是仿宋体，但是，有一些回忆，被作家揉进当下的记录里处理成了书宋体，比如：“（一九六六年）那一天一夜，教堂里的每一对榫头都在挣扎，被人力扭曲还不足以让它们瓦解，随之而来的拖拉机发动野蛮的全力，它们仍执拗地回弹到原位，卡在它们应该坚守的位置。红卫兵们把经书和圣像堆在圆形花坛里的草坪上，先用火烧尽这些四旧迷信的糟粕，再让三个人爬上洋葱头的尖顶，套上绳索，让地面上的人群和一栋漂亮的建筑物角斗。一对榫头脱开，所有的榫头脱开，脱落崩毁的木头发出哭泣般的惨烈巨响”。这一段嵌在记录当下记录里的回忆，是子清面对修葺一新的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时的浮想联翩。不，哪里是什么子清的浮想联翩？一九〇〇年落成的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的确就是这么毁于一九六六年。子清在不得已将一个人照顾不了的父亲送进养老院后，特意到哈尔滨遍访久未联系的血亲，当然不是为了控诉圣尼古拉大教堂毁于一旦的那个瞬间，但是，家庭相册里那一张父母还很年轻时在教堂前的留影，以及亲戚回忆中父亲曾经的革委会文书的身份，“开着军用吉普到家里来通知什么”，让子清百爪挠心：“圣尼古拉教堂被摧毁的那一天一夜，父母在不在场？”
也许真的是不明就里？亲戚们的含糊其辞，当事人子清的父亲又已经痴呆得张口咬人、动手打人，子清的问题终将永无答案。
就算子清的爸爸没有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子清张得了口问爸爸：“你参与了摧毁圣尼古拉大教堂的愚蠢行动吗？”不能。为长者讳的中国传统，让关于那个年代我们长辈都做了什么的诸多疑问，都只能留存在心里。圣尼古拉大教堂的轰然倒塌，还是一个大事件，是看得见的毁灭。还有许多看不见的灵与肉的崩溃，比如，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那特殊岁月以后，虽还维系着夫妻之名却彼此厌恶得没法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是为什么？比如，比这一代知识分子更年长的家人，他们的留痕在哪里，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我们的追问竟然无从告知。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一群知识分子割断了延续了千年的伦常还不以为意？我们想知道这些看不见的崩塌原因在哪里，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此刻，我仿佛看见家里的长辈一边嘀咕着要我们说话小声点，一边踱步到窗前验证是否隔墙有耳。
我们需要他们的和盘托出，有了真相才会有反思，可他们的沉默，叫我们无可奈何。
书名叫“查无此人”，在我看来，就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选择沉默让自己变成查无此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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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此人》读后感(三)：孤独的泳者
作为第一批读到这个小说的人之一，我记得是在2016年底，2017年初。当时我退掉了之前曾经是上一个家后来变成画室的房子，关自己在黑漆漆的剪辑室，满脑子碎片化的剧本概念。
我约于是来玩，我们认识很久很久了，十多年。但现在一年见不过一两次，诚如所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这已是长情又牢固的关系。
我早知她爸爸的情况，而我家亲族中也早有不止一位长辈同样境遇。这病况复杂和恶化程度，其实远超想象，我们从现实生活谈到超过现实的虚构。我记得我跟她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父亲死后儿子回来守灵一夜间发生的故事（但十有八九她早已完全不记得我们曾经聊过这故事），或者七八个医学院的学生对于记忆和阿兹海默症的探讨，然而最终不知道怎么起了意，我说不如我来尝试一下将你的小说改编成为长篇剧本。
于小姐爽快答应之余，更是大肆放权，任我改编。于是我得以早早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并认认真真做了书摘笔记。只是可惜，我改编功力有限，大概写了40多页就撂了笔，剧中王子清至今仍停留在某个陌生的旅馆房间，一年没有出来，包上的小猴子挂饰仍在一摇一晃。
2017年我写了一首诗发给朋友，里面有这样两句：
丧事时
儿女们会归家
一切绵密的记忆
似带刺的病毒炸痛
朋友立刻回复，都还安好吗？
于是在于是的故事中，我辨认出我认识的朋友的影子，有父母亲族的气息，有我自己的投射，甚至有我们这一代人回望时的噤若寒蝉与往后看的满眼迷雾。我改编了一场戏，那是王子清和和她相爱十年的人在火车上的一段对话，她说，我的父亲不是历史缩影或政治注脚的一个典型，他只是Nobody，和中国千千万个其它人一样，老百姓。父亲的记忆在历史中被清零，女儿却带着不屈不挠的意志踏上了寻亲的路，这样的设置本身有十足的美感，但，我确实不认为王子清能够通过一次旅程，成功地复原一个Nobody的肖像，在历史中的侧写。甚至，来自亲族的确认，都显得可疑。
于是爸爸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故事最终必然滑入虚构。毕竟，小说的艺术在这一头制衡那一头现实的苦痛，而一个像疾病这样的隐喻就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全部切口。
一切病症所带来的肉体的衰败，似乎都不如记忆损毁给我们带来的陌生感强烈。站在旷野中茫然地盯着你的母亲或者父亲，那眼底的空洞足够打消亲密带来的勇气。有许多故事都建立在这个古怪的疾病上，忘记至亲至爱似乎是这个残酷混蛋最拿手的把戏，在好莱坞式的结局里，我们所爱之人的形象历经时间的冲刷，依旧顽固地被保存在大脑灰质某个脆弱而顽强的角落，期待一次电流接通，又或者永远尘封崩裂。疾病抽走了人格，徒然留下一具皮行尸。然而正如这世界所有运行不悖的公理，我们除了低头接受，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
诚然探讨记忆的本质让人绝望，一如探讨爱。直到有一次我读到阿多尼斯，他说：
往昔是湖泊 ，其中只有一位泳者 —记忆
这当然又促使人怀疑，我们在现实中所经历的记忆，就一定是真实的吗？谁能确认阿兹海默病人言之凿凿的幻觉，是不是也不过解开了固有的脑内封印；谁能确认谁的世界更真实，或者谁的世界更疯狂？甚至，连历史也一样。
亲历历史的人，就一定了解了历史吗？如果没有人去梳理，没有人代替整个族群，国家，文化去记忆，那一切都是移动的沙堡，以单调而永恒移动的形态，抹平了一切存在的痕迹。
我知道于是的本意并不在于简单地记录一段家庭历史（即便看起来意图如斯），她有意在真实和虚构中，在往昔和未来里，在遗忘和记忆里，构建一个历史观更为广阔的小说图景。如果说，在这样的尝试里，艺术本身以它卓绝的姿态拯救创作者于她无可解脱的愁苦，那么，由我们所有人无数的回忆所编织的河流，终将汇入往昔的湖泊，或许，我们总有可能，不再成为那唯一孤独的泳者。
. 我还是祝自己早点完成改编剧本，于小姐亦笔耕不辍。
2018-6-10
《查无此人》读后感(四)：《查无此人》后记
在这十多年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
在火葬场里为父亲捡骨时，我竟然为了火化时间那么短而感到悲愤，有点难以理喻。用一双很长的竹筷子夹起父亲的骨时，过分的亲密感来得那么晚，那让我流下眼泪来。但真正的痛哭只有一次：在精疲力尽的深夜给父亲的葬礼撰写悼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些什么，不能面对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巨大隔阂，也不愿承认自己疏忽了对父母的认知和关怀，因而像受了极大痛苦、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孩子那样失声大哭。
在一个城市人的短暂、逼仄的生命里很难亲历一个物种的灭绝，但父母的消失就给了我这种感知：我们成为孤儿的时候，就已目睹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类的消失。
在生和死之间，我们注定成为孤儿。这么简单的结论，竟花费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在这个年纪失去父母，看同龄朋友们激越地谈论恋爱、工作、孩子和旅行，就像独自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无人可与言说。虽然会和所有人在尽头相逢，但我相信，那时候别人的感受会和此刻未满中年的我有所不同。
未满中年的我，被父亲的病改变了很多。当我决定把这种改变诉诸文字时，也遭遇到了种种拷问。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一岁一枯荣》，最初的设想是用非虚构的纪实手法去写一种老年病，以及相关晚辈的中年危机，都市养老困境。但在写作中途我放弃了，因为我不能无视疾病对历史的隐喻，也不能回避平凡人家追溯家族故事时的无力感。身处巨变的年代，太多当下太迅速地被压缩成太不可信的个体记忆，我们会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呢？
遗忘是太容易了，除了肉身被动退化，还有精神上的主动遗忘。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加速运转，信息加速淘汰，记忆也被加速遗忘。
许多作者都曾反省家庭和自我，用文字梳理哀伤和记忆。在写作的漫长空白里，有各式各样的作品维持我的思绪：保罗·奥斯特、井上靖、李炜、马丁·苏特、阎连科、萨曼莎·哈维、谢尔·埃斯普马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恰克·帕拉尼克……但在看了那么多杰作之后，我也曾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写什么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是艰难的，永远不可能完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可避免地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写作也因此搁置，直到父亲去世，我开始恐惧遗忘。正因为害怕自己会渐渐习惯遗忘，我又把尘封的十万字拿了出来，反复看，反复重写。也许，这是一个写作者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唯一的自我救赎。
就像很多野心勃勃的事，会在用力过度的过程中忘记初衷。有人劝我索性把《查无此人》的主题发挥到极致，让子清去探查父亲的过去，必须挖出一个惊天秘密出来，生造一出文革时代的生死大戏也未尝不可。我知道朋友们是为了让书大卖而好心建议，但我还是不想距离初衷太远了。不想夸饰平凡的百姓在巨变年代中的平凡生死。除了主人公，故事里的每个人也都是时代的缩影。
我想写：无乡可返的徒劳，无忆可追的悲切。
我想写：从乡村到城市到彼岸，每一次移动，每一种落差，每一次回归。
我想写：每一个凡人都是出生入死。
我想写：在以遗忘为表象的疾病背后，还有一场又一场庞大的遗忘事件：集体的、自发的、被迫的、历史性的大遗忘。
在父亲去世后的某个时刻，我恍然大悟，这本来就不是朝向完美的写作。写作也不该是朝向完美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张。都不是。于是，这本书慢慢地远离非虚构，慢慢地在虚构中获得自由。从当事人到陌生人，都不再囿于疾病，而得以在疾病的隐喻中施展各自的悲喜得失。老年病的故事扩展为一个家族、三代人、两代移民的故事，从乡村到城市，从一国到异国……而这恰恰是很多中国家族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的走向。
这是一本难产的小说，距离我上一本小说约有九年之遥，它见证了我在家庭事件中的疲惫和笨拙，我白发的滋生，我对生活的接纳，我对慈悲的解读，以及我对大历史的好奇和不解。
每一个凡人在牢记历史之前，历史是否已将他遗忘？
我的父亲确实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最终因肺部感染去世，本书中相关疾病的部分毫无疑问取材于现实，但在情节成形之后，所有人物都已自立，只有源头，没有原型。
本书于2014年底在数次更改后完成初稿。直至2017年才确定出版方。
谢谢《小说界》在2014年3月刊发了《六小时》，也就是本书中寻找第二次走失的父亲的片段。
于是
2014年12月7日上海（第三稿）
2017年2月28日上海（最终稿）
《查无此人》读后感(五)：寻找的意义 / 黄昱宁
寻找的意义
文 | 黄昱宁认识于是很早，却一直说不上很熟。她做人和写字的色调都是那么淡淡的，淡而友好，淡而善解人意。当她在我忙得昏天黑地时提出要我读一读她的新著《查无此人》的手稿时，我一口答应，当时就连我自己也暗暗吃惊。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应承得如此爽快，一半出于好奇，另一半出于某种默契的基本判断：我们都不是那种喜欢客套、善于客套的人；我们最好的沟通方式，是透过文字。
在我的长途旅行中，《查无此人》的故事在数千米高空上展开。我渐渐会心于作者的托付——她在为这篇小说寻找第一批读者时，应该可以想象这个故事以及子清这个人物（当然也包括在她身上投射的作者本人），能在哪些细节里击中我。我们都出生在七〇年代，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拥有相当部分可以重叠的集体记忆。我们的家族，就跟这座大城市所有的家族一样，在这几十年的剧变中载沉载浮，岁月的废墟中掩埋着某些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秘密。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这些秘密在眼角的余光时隐时现，我们只能在亲戚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凑那些欲说还休的历史。更有意思的是，子清和我，和于是本人具有相似的身份：我们都是文学翻译，我们都有过类似于“昨晚翻译到三点半，梦做得太逼真”的体验。翻译是左右为难的中间人，是宿命的背叛者，是自虐的解码工，是盘桓于时空夹缝中、既不属于此境也不属于彼岸的流浪者。无须多加解释，我便可以明白子清在父亲罹患阿尔海默茨症之后，何以近乎偏执地梳理散落在岁月里的家族往事，何以近乎徒劳地寻根溯源。
于是在后记中坦率地谈及这个故事与她本人近年亲身经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她的父亲的疾病，如何在考验她身心承受力的同时，反复刺激并消磨她的表达欲望。这一切痛切地体现在小说中。子清悄悄走进浴室帮父亲洗澡的日常细节，一字一句读来惊心动魄而余痛不绝，完全可以跟菲利普·罗斯在《遗产》中的描写对照阅读。不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人物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者。作为一个同样在摸索虚构写作可能性的写作者，我能在《查无此人》里清晰地捕捉到于是在虚实之间竭力平衡的印记。
总体上，作者的能力是全面而均衡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是一个可靠的证明。获得并组织材料的耐心，对于历史的想象力，处理文字的技术，如此种种，于是几乎没有短板。甚至，在小说的那些直接切入历史、以上帝视角描写家族史的段落里，作者的口吻和格局都超过了一般的描摹都市情调的作家，老成而略带戏谑，就好像所有的传奇早就烂熟于心，嘴角一歪就可以信手拈来。在某些你猝不及防的角落里，日常生活会突然滑出日常的轨道，呈现一种强烈的风格化效果。比如这段：
“原来，西瓜是真的炸了。加了膨大剂的西瓜扛不住暴热天气的压力，像炮弹一样发威，而且是连珠炮，日日夜夜都会炸响，有的是噗噗闷响，有的是嘎啦脆响，有的四分五裂炸得像夺命花，有的悄然心碎，一条深痕贯彻始终，红的红，白的白，衬得绿也阴森，八亩地里处处可见诡异的笑脸咧在硕大的瓜脸上。”
在这些角落，你以为小说可能会就此滑向魔幻现实主义，故事会变得更为轻盈，随时升腾起来，绽开几朵烟花。然而，恰恰每到此时，作者的笔触会迅速往回收，好像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诫她：有些东西，是既不可滑过，也不能轻慢的。关于东北往事，大部分情节都处理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回忆直接通过子清与长辈之间的对话来呈现，像一席暗线密布、意义暧昧、节奏错位、看不见尽头的谈话实录。而且，无论是子清还是作者，对这种谈话的尴尬处境，都有强烈的意识。她们不避讳这种尴尬，甚至不惜笔墨，有意无意地强化它：
“有一种奇妙的耻辱感隐隐约约冲荡了她的情绪，在哈尔滨的亲人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她的无知似乎是不应该的，是和父母最大的一种隔阂。”
这种隔阂构成了一个既动人又不失反讽色彩的悖论：父亲的失忆，反而促成回忆的必要；父亲如果不得这场病，恐怕直到终老，子清都不会正视这种隔阂的存在，也不会有“寻找”这种行为本身。在这部小说中，子清与父亲、与继母洪老师，与姐姐子莱，与生命中的三个男人，与各种或近或远的亲戚之间的关系，都构成具有审美意味的反差，也都因为父亲的疾病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与子清相比，其他人物都有更为明确的态度，更清晰的性格，代表着某种更为确定的生活方向。游离于其中的子清，几乎形成一种寻找的惯性，尽管这种寻找注定是无法定义也没有结果的。她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一种可能性固定下来。某种程度上，这也像是这个独特的小说的宿命。历史传奇，八点档社会问题连续剧，纪实文学，访谈录，都有一点，然而都不是。作者最后的选择，是游离于其中。游离，反而能给她最大的安心。老实讲，这种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简单标签的做法，在图书市场上，是不太讨巧的。
合上这本书，隐隐感觉到小说中的父亲与小说的作者，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相似的选择：那位曾经风华正茂的工程师的青春，已经难以凭着仅剩的碎片完整拼接了，但我们知道他曾经在特殊年代里牺牲了在事业上政治上更大的野心，因为爱情；书外，作者也因为更想探究“寻找”本身的意义，而牺牲了野心更大的架构，以及更能展示虚构能力的那种写法——实际上，遍布整个小说细节中的火花，恰恰证明了作者并不缺少这种能力。
好在，于是的这种“牺牲”，也换回了她想要的东西。整个故事，最后安静地回归了子清这个人物本体，并且将她的经历提升、延展，化为某种普遍性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思索：是的，这当然不仅仅是七〇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承受着生活重压的文学翻译者的问题。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在承前启后中迷失了自我，每一种身份说到底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子清和创造她的作者从惶惑“寻找有没有意义”开始，到最后释然于“天空只有一个。这世界很单纯。”她们仿佛走了一个圆，但圆的起点与终点并不是简单地交叠在一起。这其中经过的悲喜风物，历史烟尘，企图抓紧又终于松开的动作，仿佛解开又难免缠绕的活结和死结，都不是一则浅陋的梗概或者评析就能说清楚的。你理解这段旅程的惟一方式就是走上这段旅程——你需要打开这本书，从第一个字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