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的书写的读后感10篇
《灾异的书写》是一本由（法）莫里斯·布朗肖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1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灾异的书写》读后感(一)：安泰尔姆：人从未被离弃
[法]罗贝尔·安泰尔姆
走向对他者，对无限之他者的承认的冲动，这思想的本质——它的奴役。人从未被离弃。思想有所相伴。它承受他者的阴影，它想要沉默，读者的“不言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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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有所相伴，它没有一种绝然孤独之临近的沉重。思想从不为己。没有“动力”，你会说……理性之外，绝望之内，在灾异的边缘；预言的缺席；友谊……对最脆弱者的承认；在我们的阅读中，作者因此永远在这个五月，这事实上承认的时间，那时，历史被重述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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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撤得最深的生命，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思想，转向自身最少的东西，总作为自身和他者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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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友谊；他者的作品从未被离弃给它的孤寂，被离弃给一种文字性；这双重好客的位置的重量和轻柔，总是最初之追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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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的书写承担着无言之人性的沉默，它被沉默所承担，它是沉默的“跳动之心”；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在故事里，被发现的-秘密的，捉摸不定的，一动不动的，令人眩晕的，在一个人向着他者在场的这礼节中，在总是最后时刻的平常日子里；我们所有人，受启发的，沉醉的，悲苦的，振作起来，如入死地，或俯身低垂；每个人怀着一种不可穷尽的，被言说，被阅读的敬意，转向了他者；不可分开的人，最终的故事；崇高的人，不可能的变形。我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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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1981年2月的《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杂志
（lightwhite 译）
《灾异的书写》读后感(二)：摘抄
关于作者: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都影响深远。 封后： 布朗肖晚年思考了“奥斯维辛”，但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为何所有的不幸，完结的、未完结的，个人的、非个人的，现在的、永远的，有这样一个暗示，并不停地提醒它，被载入历史却又没有日期的不幸，一个已经缩小到几乎从地图。上擦除的国度，然而它的历史却超越了世界历史？这是为何？(句子) 句子： 正是黑暗的灾异承载着光明。 碎片，再加上不稳定性(不可固定性)，预示了紊乱和动荡。 那些评论或者是推动游戏的人，已经加入到游戏中去了。 欲望：使一切比一切更多，并最终仍是一切。 没有安慰的孤独。静止的灾异在靠近。 怎么会有生存的义务呢？更严肃一点的问题:死去的欲望过于强烈，以至于我的死亡一如同某种会消解这欲望的事物一一都无法使它满足。 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他者生存却不把活着作为一种义务。死去的欲望让人从活着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让人可以不为义务而苟活(但并非没有责任，责任是超越于生命之上的)。 阅读的焦虑在于: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然而它(它给人的印象是存在的)却是空的——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存在。必须要跨过深渊，如果我们不去跨越，就无法理解。 不要把自己托付给失败，这将会变成对于成功的怀念。 一个关于自我的诡计:牺牲经验中的自我来成全超验的或者形式的我。通过自我毁灭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认识，包括非认识)。 没有确定性，他并不会生疑，因为没有支撑怀疑的东西。 是他者将我暴露给“统一性” ,并且让我误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独特个体，让我确信我不应该错过这种独特性，而正是这种想法把我从获得唯一性的道路上拉开:我并非不可替代，在我之中的任何人都已被他者唤去对他施救——非唯一性，永恒可替代性。他者永远都是他者，但是却顺从于某人，他者既不是此人也不是彼人，但是，每次，唯一的,我的全部都受恩于他，也包括自我的失去。 我承担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并且使我不再是我。 死亡就像对致命出口的忽视。 正是通过他者，我才是同样的他者，他者总是将我从自我中抽离。 脆弱，是没有眼泪的哭泣，是怨怼的絮语，是没有话语的倾诉中那闪动的窸窸窣窣，是枯竭和表象的干涸。脆弱躲避所有对于死亡的被动性无能为力的暴力(即便它是压迫性的最高权力)。 人类的虚弱，已经宣布而并未完成的投降。 责任感，这是无罪的犯罪，接受这一次打击让我对所有打击都变得更加敏感。 "死去"是看见了不可见之物的方式，也是说出不可说之物的方式。 如果，在所有词语中，有一个词语是"非真"的，那一定是"真"这个词。 所有必要的怀疑主义的不便之处(或方便之处)在于不断地提高确定或真理或信仰的标杆。我们借由过于相信的这种需要而使自己什么也不再相信，因为我们依然在什么也不相信之时过于相信。 写自传，要么是为了公开自我，要么是为了分析自我，要么是为了在世人面前曝光自我，以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这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幸存者，却是借由永恒的自杀——作为碎片的彻底死亡。 书写自我，是停止存在，为了将自己托付给某个主人——他人，读者——从此以后，读者的任务和生命便是使你不存在。 没有牢狱，我们却知道我们都已经困于囹圄。 最简单的言语传递无法交流的内容，围绕不会显形的无法交流的内容互通有无。 不读，不写，不说，这并不是缄口不言，这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喃喃自语：低声埋怨和沉默。 "乐观主义者书写得很糟糕。"(瓦莱里)但是悲观主义者不书写。 抄近路并不能让人更直接或者更快地到达一个地方，只会让人迷失了本应该走的那条路。 思想的巨大勇气，是审慎的勇气，是不让自己因为悲怆、内心深处的狂喜或者基本的魅惑而陶醉——这是很重要的。 孤立的格言式的句子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彻底地肯定，仿佛不再有任何事物漂浮在它周围，在它之外说话。 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灾异。
《灾异的书写》读后感(三)：不要以文学的名义说话，而是以文学的名义沉默
不要以文学的名义说话，而是以文学的名义沉默
——关于莫里斯·布朗肖《灾异的书写》
稍微了解一点法国思想界的人，说起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罗兰·巴特、德里达，大概都觉得耳熟能详。然而莫里斯·布朗肖才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真正神秘的隐士，他的思想影响了上面罗列的这些享有巨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称为“深渊的回响”的存在。他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吗？但他的文本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他还爱写小说。他是一个文学家吗？可是他文字中的玄想选超过一般哲学家的思考范畴。米歇尔·福柯甚至公开表达对布朗肖的迷恋，他曾对朋友说，年轻时梦想成为布朗肖，并因此一直模仿他的行文方式、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模式。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布朗肖的形象始终是暧昧不明的，正如他的文辞艰深晦涩，总是让读者在难以准确理解之后顿生退却之心。但如果能够耐心地一遍、两遍、三遍读下去，又会感受从最开始的一知半解，直到到达文字彼岸的独特与深邃的一番奇妙经历。
《灾异的书写》是布朗肖晚年的一部格言式、碎片化的文论集，主要涉及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灾异、词源学等的思考，其中同样延续了他多年来对文学、书写、死亡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坚持用“书写”来表达一种他认为无法用文字来理解的问题，这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带给读者的折磨。作者把奥斯维辛当作灾异，那么，灾异是什么？“灾异是一种馈赠。”它不是我们预先思考征兆就可以避免的对象，灾异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们试图理解灾异，灾异却剥夺了我们思考的权利。但是灾异对我们来说，又有一种意外的温柔，因为它总是不和我们同处在一个时代，它可能让你感受到某种威胁，然而这威胁总体来说是友好的。这是灾异作为一种中性意义存在的特点，它伴随的结果，是藏匿和遗忘，不留一丝记忆。正是为了灾异造成的“缺席”和沉默，作家开始了他艰难的书写。在这本书中，以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为主调，布朗肖弹奏出了一曲有关写作与沉默的变奏。
沉默是书写的必要。为什么？这是布朗肖与维根斯坦相反的地方。沉默是语言发出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布朗肖那里，他会说出人们所不能说的事情，而正是出于此，“书写发现其资源和必要”。比如婴儿、流着口水的人、傻子、流眼泪的人，甚至那些站不住的、会倒下的人，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他们可能离不断流动的话语更近，却离那些足以持久保持的写作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肖完成了这些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被书写的沉默，是沉默者思考的产物。没有人能看得见他们，甚至他们自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堆成金字塔形状的死去的匿名的脸，是灾异带来的藏匿，是整个集中营平静的沉默。这些面容无法看见自己，无法言说自己，通过写作，布朗肖提醒我们注意，这些被摧毁的人已经失去了外在形象，化作隐形，即使人们看见他们，或者他们在言说，也只能通过他者的声音，永远都在他们自己之外的某种声音。而这声音，却常常是在责备、质疑，强迫他们对曾在无意识中承受的沉默的厄运负责。那么布朗肖是在为这些不能的言说的面容代言吗？他并未做出这样简单的说明。但当他反复强调自己“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种意图：写作对抗遗忘，写作是让沉默发声的唯一途径。
或许有人会说，在布朗肖的文本中，语言并不一定能反映表述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布朗肖这里，语言经由语言学转向，在反思了语言的本质之后，语言实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地位。众所周知，布朗肖对语言的反思主要是经由马拉美的诗歌。布朗肖认为，语言和对象之间永远存在着空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文本没有办法再现或还原现实。基于此，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他所关注的对象。
语言表述的对象是什么。先来听听巴塔耶的看法吧：“布朗肖的作品具有一个唯一的对象，那就是沉默，并且，作者的确让我们听到了沉默，几乎就像威尔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隐身一样。”（《沉默与文学》）布朗肖在《来自墓外的目光》中也说：“最深刻的言论正出自于那种源于言说不可能性的眩晕”，我们在《灾异的书写》中也能够看到，言论的动机以及它的单一的主题，源自其自身的不可见性和不可能性。记述不是对叙事事件的叙述，而是事件本身，是对事件的接近，事件被迫发生之地。书中涉及的大多数事件都早已被作者的前人书写、分析过了，因此新鲜感并不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它追求的，更像是在和平年代里回忆远古战场：带着一点点的全知视角和难以磨灭的激情，其本意是提醒。
集中营，象征着一个不可见的过去，然而正是它自身的这一性质，让它超越世界，呈现在永远可见的历史中。这里没有上帝的拯救，只有对一系列价值被摧毁的现状的忍耐：“双重的忍耐……可说的，不可说的忍耐。”然而真实的情况总会更恐怖，比那些经历过生死的人的描述更悲惨。布朗肖提到奥斯维辛里的一个年轻的囚犯，他被免去同尸体接触的义务，却要在纳粹党卫军执行枪决的时候，固定好犯人的头以便刽子手能更容易地将子弹射进脖子里。而他用观察人在面临死亡时的一举一动的方法来抵抗内心的恐惧。作家的写作就如同生还者的回忆，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重现。唯有用书写，提醒大家保持无限的警醒，同时不忘死者的无辜受难。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些灾难，正如语言无法完美地叙述。文学作为见证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要忘记，而同时你将永不知晓”，写作的魅力，隐藏在历史无法言传的苦难与秘密之中。
布朗肖的晚期作品总是充满了列维纳斯式的伦理思想以及对他者的责任问题。《灾异的书写》中作家反复提到“责任”。布朗肖对“责任”的看法是矛盾的，正如他一贯的矛盾想法那样。关于灾异或灾变事件的思考，这不是作家的独创，这起码在历史学领域应当成为一个反思的主题。然而布朗肖关注的是思考灾异的效用和方式。如果关于灾异的思考在本质上没有消灭思考，那么只会让人们对于这种思考会给生活带来的后续结果不再忧虑。更简单地说，就是思考仅仅成了沉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并且是一种不以话语表现出来的沉默。
那么作家对灾异的思考背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提醒，或者说警惕。如果用纯粹的历史学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像不久前科大卫在接受新书《明清社会和礼仪》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事实上，遗忘总是走在记忆前面。于是，作家由思考到写作，都是出于一种“必须”，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要不停地这么做。要提醒记忆的过度缺席，要警惕历史的不停毁灭。布朗肖的书写因此而承担着无言之人性的沉默，在那个迫近却又遥不可及的过去，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在场，在事件里，在集中营里，在最后时刻的平常日子里。我们看着，我们思索着，直到“沉默取代不了它，只剩下不再知道怎么闭嘴”。
布朗肖在关注灾异的同时，也关注死亡。死亡，是集中营的常态，书写，则在另一个维度，和死亡成为朋友。他论及卡夫卡，曾表达过书写与死亡的关系，唯有在死亡面前自制，并与死亡建立主宰关系时，书写才是可能的。若在死亡前失态，失控，那么死亡便从笔下的字词抽离，书写者不再书写，而是呐喊，是一种没人听见或者感受的笨拙、混乱的呐喊。正是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使得布朗肖更能清楚地透过他的描述对象们维持一个清醒的视线。他清楚，“欲使作品表达更多东西的人将一无所获，他会发现作品不表达任何东西。”依赖于作品而生活的人，或是为创作，或是为阅读，都属于那个只表达存在这词的东西的孤独。
在布朗肖的著作勒口上，通常都有他的自我介绍：“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和批评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在《灾异的书写》中，布朗肖也说：“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虽然字里行间充斥着拒绝，但穿透拒绝的表面，读者却感受到一股真挚的反抗的真情。1944年6月，正如他在文本《我死亡的瞬间》中描述的那样，布朗肖差一点就被纳粹行刑队枪决。在生命的晚年，他不断撰文反对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近，尤其是反对海德格尔战后在大屠杀事件上的沉默。他，就是布朗肖，是一生献给特属于文学的沉默，还是沉默海水下的澎湃，不言自明。
《灾异的书写》读后感(四)：《灾异的书写》：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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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灾异”，用“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已经发生，奥斯维辛在时间的历史中，而且已经被命名，甚至它提供了关于战争，关于罪恶，关于死亡的一种已经被陈述的结论，或者说，“已经”就是一个不再回返不再重复的终点，它就在那里，无法漫出界限，而我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观察、审视甚至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个沉入到了时间内部的事件：属于人类的悲剧已经发生，那些人已经死去，最后的审判已经完成。但是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是因我们的在场而存在？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公正？
莫里斯·布朗肖却说：“最后的审判”这个短语在德语中的仪式是“最年轻的一天”，是超过每一天的一天——不是审判被保留到了时间的尽头，也不是在我们的等待中出现公正的结果，而是它永远向前，“每一刻，它都在完成、在回归、也在沉思”，在完成、回归和沉思中，“每个正确的行为让这一天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我们的等待无关，甚至和定性的审判无关，在消除了时间的界限的意义上，死亡也不再是一种走向终点的过程：“那些和集中营同时代的人永远成了一位幸存者：死亡不会令他死去。”
最后的一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最后的死亡是一直在死亡，最后的审判也不再是有一个神化的上帝的审判，那个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站在罗马城外的时候，当被问及“你什么时候会来？”弥赛亚的回答是：“今天。”什么是今天，是区别于昨天的今天？是还没有到明天的今天？布朗肖说，“此刻就是今天了。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永远是此刻，就像每一天的一天，就像一直在死去的死亡，就像最年轻的审判，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于是在消解了时间的命名，死亡的命名中，神性的命名也消解了。
谁是弥赛亚？“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的神，弥赛亚并不具有任何神性：他是一个安慰者，公正者中最公正的人，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人，甚至也“不确定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每个人也都可以不是他，就像黑格尔所说：“绝对的外在性的绝对的内在性”，他在罗马城门外的时候，是和乞丐、麻风病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匿名的，即使被认出来而被问及什么时候到来的话，他也在“永远是此刻”的今天，在每个人中，所以弥赛亚的降临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更远未来的取消，列维纳斯和肖勒姆说：“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例外——都只预言到了弥赛亚的时间。关于未来，哪只眼睛又能看见它，除了你之外，主啊，为那些对你忠诚并一直等待你的人而行动吧。”
哪只眼睛能看见他？奧维德说：“他因自己的眼而死。”纳喀索斯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因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死亡，死后化为水仙花。这一种自恋源于那看见自己的眼，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在死亡的在场中，神杀死了自己，“这让人想起：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死去”，而在他用神的方式杀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制造了一个他者：“你并非他者，你就是他者。”神制造了他者，神就是那个在上面的“一”，所以在不是弥撒亚“今天”的降临中，不在“不确定是一个人”的神性中，它变成了荷尔德林所说的病态欲望：“在人类中，病态的欲望从何而来，这欲望只有一，且只来自一。”也正是这样一种病态，使得最后的审判变成了“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被抛向更高处：上帝，唯一的审判者；即重新回到一。”
神性走上了最高处的审判，病态的欲望来自于唯一的一，而死亡就是纳喀索斯的眼，那么，“发光的孤独”在哪里？“天空的空洞”是什么？“被延迟的死亡”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布朗肖放在最后提供了回返可能的“灾异”在最高的审判、唯一的一和纳喀索斯的眼中，何处呈现？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灾异？“灾异安排着一切。”这是灾异的定义？“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这是灾异的特点？“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这是灾异的隐喻？中性词的灾异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损害，却威胁着不可触及之物，它是对自身的迫近，是“把未来抽离出来或者劝阻开”，所以灾异是一种分离，却没有视觉的界限；灾异是最高的法则，却不是大写的存在；灾异不是已变得疯狂的思想，但却是某种思考之后的产物；灾异会描述，却遁逃所有经验的可能性……
“任是何物也都无法满足灾异，即纯粹的废墟中的毁灭与它并不相宜，同时，整体性之思又无法界定其界限：一切事物被损害、被摧毁，神和人重新走向缺席，虚无代替了一切，这一切同时太多又太少。 ”当布朗肖如此解说灾异的时候，那些同时太多又太少的“一切”如何会缺席？无法满足的灾异又如何被命名？似乎在一种悖论中滑行，无论是对灾异的命名，还是对灾异的论述，似乎都在背离灾异本身，“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这样的悖论面前，就有了灾异最主要的一个特点：“相对于灾异我们是被动的，而灾异也许就是这种被动性，在此之上它永远地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绘制整体性思想的界限，我们对一切事物做出解释，我们发现疯狂的事物，我们描述经验之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在写作，在思考，在命名，而所有一切，在灾异面前，我们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容易在绝对之物中迷失方向。
布朗肖在这里其实设置了一个入口，当我们在灾异面前是被动的，那么灾异就具有了“被动性”特点，而这种被动性对于被动的我们来说，就提供了关于沉默的言说，关于拒绝写作的写作，关于自我的他者，关于匿名的命名，关于死着的生存的一种灾异状态。被动性是主体的消失，是一种“精疲力尽”，它与主动性相对的是，当我们思考时，需要的是“承受它，承受”，也正是这种承受，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没有终点的重复：“呈现它并再次呈现它。”所以在主体消失之后，被动性也就取消了权力，取消了经验，“从统一性中分离，无法让位于任何显现之物或自我呈现，没有自我指示，没有自我象征，通过驱散和缺席，永远都落在我们可以称呼为它的下方，临时的指谓。”同时，被动性又是无边际的，没有“已完结的过去”，也没有“存在尽头的存在”，所以这是被理解、被暗示的灾异：“被理解的灾异，被暗示的灾异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而是像无法追忆的过去（在高处）。这个过去在回归，同时也通过复返来驱散现在时，在现在时里，它就如同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当我们以回忆的方式看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有最后碾压的不幸，有堕落于需求之中的束缚，有无法消弭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提供了一种被动性的场景，在我们“承受它，承受”的反复中，我们如何言说？我们如何写作？布朗肖认为，当被动性取消了主体，其实写作也必须取消主体，“阅读，书写，就像我们生活在灾异的留意之下：暴露于没有激情的被动性之中。”灾异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有一种“遗忘的兴奋”，要求“将要说话的人不是你”——“让灾异为你而说，要么借由遗忘，要么借由沉默。”
不管是遗忘还是沉默，都是在被动性中打开灾异的世界，“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为什么要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要在拒绝写作中写作，布朗肖认为，所有的文本，看起来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但是这是一种权力，一种经验，一种存在于过去的“已经”发生的文本，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就是一种被动，而不是被动性，在被动提供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是权力和经验的产物，所以要在不写中写作，不写不是否定性，不写也是写的效果，甚至在边停边写中写作和不写，“并不会堕入绝望，是仿佛没有念想了：这是有利于灾异的。”所以当写作或者不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便成为了关于灾异的写作，而保持缄默的言说，也依然是言说。
不写作的写作，缄默的言说，当取消了主体，当没有了权力和经验，当时间成为最新的今天，其实那个写作者、言说者总是存在的，他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我之外作为他者的他者。“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受恩于他的无限帮助，这帮助可以是没有最后期限的呼救，而这呼救又只有我而不是他者能够应答。”在这个他者里，匿名是他的姓名，外在是他的思想，非相关性是他的能力所及，复返是他的时间，所以他者，“让时间走出自身的秩序，让生命向它的被动性开放，向陌生人展示从未抒发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在自我死亡之后开始的一种“死了”。
“真正的哲学行为是让自我死亡。”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意思是自我死去，自我如同死去，在必死的运动中，自我和他者从同一到分离。我们活着，是以肉体存在的方式活着，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意义，无法获得死亡的体验，所有的思考，都是肉身意义中的自我思考，“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所以一个只有自我的人只是进入到“已经”的时间里，“他来到之前，没有人等待他；当他在那里时，没有人识得他；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灾异早已令存在误入歧途。”所以在灾异的被动性面前，我们的疑问在于：我们何为？谁不是我们？
我们之外的他，开始了死亡的书写，而这样一种死亡就是死去，“死去，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停止的迫近，生命正是通这种迫近在向往中延续，那些永远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迫近。”布朗肖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描述是：“他的生平是：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第一个“他死了”是一种肉体的自我死亡，甚至是“自杀”，而在死亡之后，开始书写便是“活了”，“书写，为了不是仅仅在摧毁，为了不是仅仅在保存，是为了不传递；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也正是在这个书写状态下，“他死了”，这便是灾异的死亡体验，就像那句话，“人们杀死一个孩子”，布朗肖说：“别误读了这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操作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也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优先时段里完成，它制造不可操作之物，它将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抹却）时间的时间本身，抹灭或摧毁或馈赠永远已经在未被言说的上帝的先到之中。”
所以灾异不是等待完成，不是获得意义，不是拥有权力，不是最后的死亡，就如乔治·巴塔耶所说：“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越过死亡，就是没有终点，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历史中的书写，集中营，便“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所以对于历史文本的遗忘就成为灾异的写作：
如果遗忘走在记忆前面，或者是遗忘缔造了记忆，或者它从未参与过记忆，遗忘却不仅仅是一种缺失、一种失误、一种缺席、一种空虚：既非否定也非肯定的遗忘也许是被动性的苛究，既不欢迎也不收回过去但是却在过去中指出哪些是从未发生的（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中指出哪些无法在现在找到安身之处）。“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那里有“此刻就是今天”回来的弥赛亚，有对于神性自然拒绝的“天空之蓝”，有“我们不再依赖它而活”的写作，有意味着死亡的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但是在灾异的书写中，它是发光的孤独，它是天空的空洞，它是被延迟的死亡，“还要说的话”就在缄默中被言说，而且永远言说着。
《灾异的书写》读后感(五)：莫里斯·布朗肖：永远在外部
《社会科学报》 2017-02-09 “人物”
在中国，对布朗肖系统而有深度的译介和研究，始于他去世之后。德里达在那篇著名的挽词《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提到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友谊时说：“对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对我本人，这种绝对忠诚，堪称楷模的思想友谊，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之间的友谊，乃是一份恩典，一件礼物；出于不止一种理由，它仍然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祷告，它是一个幸运的事件，也是降临在那些能有幸成为他们二位中任何一位的朋友的人的祝福”，这为我们认识布朗肖和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关系打开了一个窗口。
稍微了解一点法国思想界的人，说起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罗兰·巴特、德里达，大概都觉得耳熟能详。然而莫里斯·布朗肖才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真正神秘的隐士，他的思想影响了上面罗列的这些享有巨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称为“深渊的回响”的存在。他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吗？但他的文本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他还爱写小说。他是一个文学家吗？可是他文字中的玄想选超过一般哲学家的思考范畴。米歇尔·福柯甚至公开表达对布朗肖的迷恋，他曾对朋友说，年轻时梦想成为布朗肖，并因此一直模仿他的行文方式、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模式。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布朗肖的形象始终是暧昧不明的，正如他的文辞艰深晦涩，总是让读者在难以准确理解之后顿生退却之心。意大利哲学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就曾在一次讲座中坦言：“我读过布朗肖，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这是大部分读者的困惑。在我们对哲学粗浅的认识和期待中，哲学家，或者说思想家的理论应该是完整的、有体系的概念集合，然而布朗肖打乱了写作的固有习惯，他反理论反规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写作。他用消解语言、写作、文学的意义的方式，实际上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正确的写作和阅读的态度，它不应当局限于任何一种文体和形式，它应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外部世界，作者连同写作一起匿名，其目的就在于去除经验，还原一个语言所独立构成的自身的意义世界。
碎片化：“隐蔽的”语言的介入
布朗肖对语言的思考是贯穿在其所有作品之中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小说、文学评论还是时政文章，作者最后的关注点都汇集在了同一个问题上：语言。布朗肖的早期写作是从文字的物质属性（materiality）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和文字的，例如它们的声音、形状与韵律。1943年，在他首次发表的文章《诗与语言》（Poetry and Language）中，有如下言论：
假如活跃的生活习惯和决心真的能够发挥作用，把日常语言里的所有物质实在性都清除出去的话，我们便十分能够理解为何诗人要拒斥这种语言了。我们同样理解，诗人希望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他想把它变成可见的，他想把它从所有试图消灭它的东西那里带开。即便如此，假设诗歌真的必须关心文字里所有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专注于图像、数字、韵律、音节的轮廓(contour of syllable)，那么我们仍然要问，想要以如此方式存在的一种语言，它的复兴(resurrection)究竟意图为何？
此后，他对文字的物质性的强调，经由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得到发展后，进入到一种关于文字之内核的缺席的思索之中。从表面上来看，语言作为中介，它首要的状态即是“在场”，尤其是文字的物质性在场，应当是其最本质的属性。我们进行阅读这一活动，文字绝不可能消失不见，它逗留下来，作为传达作者思想的武器。
但布朗肖在追求语言的理想状态时，逐渐发现了文字存在的矛盾所在。从语言的信息模式出发，布朗肖看到了语言的两种理想状态。一种是内心的思想独白，另一种是日常所使用的简单的标记。前者，心灵与自己直接交流，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介质，十分纯粹；而后者，有助于肃清日常交流的所有暧昧和含混不明的地方。由此看来，文字（或是语言）反而成了是传递信息的障碍，由于不能反映交流者的意图，而造成了困惑和混乱。根据这种观点，“倘若心灵之间能有一种直接的交流，倘若存在一种纯粹的语言，那么文字所造成的坏影响就能被减到最少。”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一种纯粹的语言，而当语言不再只是表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它的意图又指向什么？
如果说在早期与萨特关于文学语言的论争中，由于布朗肖尚名不见经传，导致他的许多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此后他也始终不曾放弃追寻这种纯粹的、自然语言。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明确指出：语言具有双重状态——自然状态和本质状态。“自然的言说‘与事物的实在有关’。‘叙述、说明，乃至描绘’使事物在场，‘表现出’它们。本质的话语却使事物远离我们，使事物消失”。自然状态，指的是语言的天然状态，即所谓“原初语言”，声音的或文字的；而本质状态指的是语言的抽象状态，也即思维的或观念的。布朗肖认为：“言语（speech）具有一种不仅能够再现而且能够毁灭的功能。它致使事物消失不见，它让客体不在场，它把它消灭掉。” 一方面，命名把词语变成了实在的概念，同时也把不可见变成可见，另一方面，话语又将实在变为精神，将可见之物重新转变为不可见之物。因此，布朗肖说：“去言说本质上就是去将可见之物转变为不可见之物；……去言说就是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于其中词语需要空间去回荡和被听到，……里尔克曾在一篇法文文章中写道，‘如果不是靠创造不在场和不可见的语言，人们又怎么能够承担和拯救可见之物呢？’”然而随之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话语的缺失也暗示了“介入”的概念并非踏入此意识领域的唯一路径。去言说让人们陷入沉默而无话可说，言说者们无力也无意呈现一段哪怕只是短暂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更不用说某一阶段的理论之全貌了。而其他存在物又想通过言说成为存在，如布朗肖所言：“语言不再是某人的语言，于其中无人讲话。……相反，好像是语言自身在言说自己”。
正是这样一种在布朗肖看来是“隐蔽的”语言，不仅仅在它已经超出的“不可理论化”的全体性中，而且也如同隐匿在矿山、洞穴的地方，在这些地点中，语言化作了物件，内部成了外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用语言来解密语言成了一种必要。也正是基于此，从战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哲学家，他们口中有关语言的认识，总是和别的思想（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紧密地交织起来，语言是重复和生产，也是责任和判断，语言它关乎一切。而这一切的碎片，即是文字，文字所标记的每一个瞬间，是为了让读者在复燃的阅读欲望中，寻找用写作来抵抗一切的可能。
《灾异的书写》：写作还是沉默？
语言是写作得以实现的媒介，然而物质化的文字形成的物质化的文本，却是布朗肖表达沉默的一种方式。在《文学空间》中他如此说道：“诗歌——文学——似乎与某种不能中断的话语相连，因为这种话语并不说话，但它存在。……然而，诗人是听到了这种的话语的人，他使自己成为这一话语的聆听者和中介者，他通过言说这一话语而使之沉默无声。”在写作还是沉默之间，作家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索，直到晚年他的一部格言式、碎片化的文论集《灾异的书写》问世，终于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态度。
《灾异的书写》主要涉及布朗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灾异、词源学等的思考，其中同样延续了他多年来对文学、书写、死亡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坚持用“书写”来表达一种他认为无法用文字来理解的问题，这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带给读者的折磨。作者把奥斯维辛当作灾异，那么，灾异是什么？“灾异是一种馈赠。”它不是我们预先思考征兆就可以避免的对象，灾异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们试图理解灾异，灾异却剥夺了我们思考的权利。但是灾异对我们来说，又有一种意外的温柔，因为它总是不和我们同处在一个时代，它可能让你感受到某种威胁，然而这威胁总体来说是友好的。这是灾异作为一种中性意义存在的特点，它伴随的结果，是藏匿和遗忘，不留一丝记忆。正是为了灾异造成的“缺席”和沉默，作家开始了他艰难的书写。在这本书中，以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为主调，布朗肖弹奏出了一曲有关写作与沉默的变奏。
沉默是书写的必要。为什么？这是布朗肖与维根斯坦相反的地方。沉默是语言发出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布朗肖那里，他会说出人们所不能说的事情，而正是出于此，“书写发现其资源和必要”。比如婴儿、流着口水的人、傻子、流眼泪的人，甚至那些站不住的、会倒下的人，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他们可能离不断流动的话语更近，却离那些足以持久保持的写作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肖完成了这些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被书写的沉默，是沉默者思考的产物。没有人能看得见他们，甚至他们自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堆成金字塔形状的死去的匿名的脸，是灾异带来的藏匿，是整个集中营平静的沉默。这些面容无法看见自己，无法言说自己，通过写作，布朗肖提醒我们注意，这些被摧毁的人已经失去了外在形象，化作隐形，即使人们看见他们，或者他们在言说，也只能通过他者的声音，永远都在他们自己之外的某种声音。而这声音，却常常是在责备、质疑，强迫他们对曾在无意识中承受的沉默的厄运负责。那么布朗肖是在为这些不能的言说的面容代言吗？他并未做出这样简单的说明。但当他反复强调自己“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种意图：写作对抗遗忘，写作是让沉默发声的唯一途径。
或许有人会说，在布朗肖的文本中，语言并不一定能反映表述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布朗肖这里，语言经由语言学转向，在反思了语言的本质之后，语言实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地位。众所周知，布朗肖对语言的反思主要是经由马拉美的诗歌。布朗肖认为，语言和对象之间永远存在着空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文本没有办法再现或还原现实。基于此，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他所关注的对象。
语言表述的对象是什么。先来听听巴塔耶的看法吧：“布朗肖的作品具有一个唯一的对象，那就是沉默，并且，作者的确让我们听到了沉默，几乎就像威尔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隐身一样。”（《沉默与文学》）布朗肖在《来自墓外的目光》中也说：“最深刻的言论正出自于那种源于言说不可能性的眩晕”，我们在《灾异的书写》中也能够看到，言论的动机以及它的单一的主题，源自其自身的不可见性和不可能性。记述不是对叙事事件的叙述，而是事件本身，是对事件的接近，事件被迫发生之地。书中涉及的大多数事件都早已被作者的前人书写、分析过了，因此新鲜感并不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它追求的，更像是在和平年代里回忆远古战场：带着一点点的全知视角和难以磨灭的激情，其本意是提醒。
集中营，象征着一个不可见的过去，然而正是它自身的这一性质，让它超越世界，呈现在永远可见的历史中。这里没有上帝的拯救，只有对一系列价值被摧毁的现状的忍耐：“双重的忍耐……可说的，不可说的忍耐。”然而真实的情况总会更恐怖，比那些经历过生死的人的描述更悲惨。布朗肖提到奥斯维辛里的一个年轻的囚犯，他被免去同尸体接触的义务，却要在纳粹党卫军执行枪决的时候，固定好犯人的头以便刽子手能更容易地将子弹射进脖子里。而他用观察人在面临死亡时的一举一动的方法来抵抗内心的恐惧。作家的写作就如同生还者的回忆，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重现。唯有用书写，提醒大家保持无限的警醒，同时不忘死者的无辜受难。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些灾难，正如语言无法完美地叙述。文学作为见证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要忘记，而同时你将永不知晓”，写作的魅力，隐藏在历史无法言传的苦难与秘密之中。
布朗肖的晚期作品总是充满了列维纳斯式的伦理思想以及对他者的责任问题。《灾异的书写》中作家反复提到“责任”。布朗肖对“责任”的看法是矛盾的，正如他一贯的矛盾想法那样。关于灾异或灾变事件的思考，这不是作家的独创，这起码在历史学领域应当成为一个反思的主题。然而布朗肖关注的是思考灾异的效用和方式。如果关于灾异的思考在本质上没有消灭思考，那么只会让人们对于这种思考会给生活带来的后续结果不再忧虑。更简单地说，就是思考仅仅成了沉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并且是一种不以话语表现出来的沉默。
那么作家对灾异的思考背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提醒，或者说警惕。如果用纯粹的历史学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像不久前科大卫在接受新书《明清社会和礼仪》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事实上，遗忘总是走在记忆前面。于是，作家由思考到写作，都是出于一种“必须”，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要不停地这么做。要提醒记忆的过度缺席，要警惕历史的不停毁灭。布朗肖的书写因此而承担着无言之人性的沉默，在那个迫近却又遥不可及的过去，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在场，在事件里，在集中营里，在最后时刻的平常日子里。我们看着，我们思索着，直到“沉默取代不了它，只剩下不再知道怎么闭嘴”。
布朗肖在关注灾异的同时，也关注死亡。死亡，是集中营的常态，书写，则在另一个维度，和死亡成为朋友。他论及卡夫卡，曾表达过书写与死亡的关系，唯有在死亡面前自制，并与死亡建立主宰关系时，书写才是可能的。若在死亡前失态，失控，那么死亡便从笔下的字词抽离，书写者不再书写，而是呐喊，是一种没人听见或者感受的笨拙、混乱的呐喊。正是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使得布朗肖更能清楚地透过他的描述对象们维持一个清醒的视线。他清楚，“欲使作品表达更多东西的人将一无所获，他会发现作品不表达任何东西。”依赖于作品而生活的人，或是为创作，或是为阅读，都属于那个只表达存在这词的东西的孤独。
写作的价值是“思考”
在布朗肖的作品中，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对他者文本的分析，我们都读不到他对文本价值的评判，他关注文学（或者说文字）的可能性本身，而从不发出哪位作家更优秀、哪部小说更好这一类的断言。“写作就意味着使自身成为那无法终止的言说的回声”，这是他将写作和作家严格区分的态度，不过，在这句话之后，布朗肖接着说道，“由于其不能终止，为了能够成为其回声，我必须要以某种方式使其沉默”。
为何“不能终止”？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作家的一种暗示。他的那种似乎抛掉了一切言说的意义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激情和欲望的表达。所以布朗肖不断发问，“为什么依然需要一本书”、“为什么依然有这些书”，身为不停说话的存在者，我们已经永远被剥夺了同历史直接对话、沟通的机会，书（即文学、写作）为我们提供建立某种关系的机会，而“思考”，是我们对这一馈赠的唯一回礼。布朗肖告诫人们：“学习带着痛苦思考。”思考看似是即时的，但它却和研究相关联，必须要思考，必须创造一切易于思考的条件，并始终警惕，要有超越一切的警觉。这种又思考而带来的警觉，是言语之后的沉默，也是沉默背后的永恒。
在布朗肖的著作勒口上，通常都有他的自我介绍：“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和批评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在《灾异的书写》中，布朗肖也说：“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虽然字里行间充斥着拒绝，但穿透拒绝的表面，读者却感受到一股真挚的反抗的真情。1944年6月，正如他在文本《我死亡的瞬间》中或真或假地描述的那样，布朗肖差一点就被纳粹行刑队枪决。在生命的晚年，他不断撰文反对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近，尤其是反对海德格尔战后在大屠杀事件上的沉默。巴塔耶是这样评价布朗肖的：“莫里斯·布朗肖不属于被广泛阅读的法国作家，（但）他是其时代最为独特的思想家。……他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存在的视域之内最为奇特的视角和最为匪夷所思的事物。”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布朗肖用行动来实践他的作品风格、语言风格，他隐秘的生活正如他令人抓不住的文字，总是外在于我们，如一双无形的手，邀请我们超越视觉与听觉的范围、跨越认识与能力的局限，奔向光明之前那深邃的暗夜，在那里，人听到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