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天堂》的读后感10篇
《远逝的天堂》是一本由(美) 康拉德.科塔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关系向经济关系的转变，不同的表达方式、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象征资本，有等级无分层，发展的好与坏。城市与边缘乡村，找寻传统与历史变迁，平等与打渔为生，历时性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描述细节给人的启迪在何处。均质化导致的文化多样性的缺失。经济关系到亲属关系的转变。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二)：一叶而知秋，本分中的小渔村何尝不是中国社会近40年变化的缩影
结构性变迁，如本文中的社会经济平等的下层渔业社会变迁到以机械动力为生产驱动力的社会（又称工业化社会），必然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分层，经济分层的结果是，社会结构也就逐渐分层。
在结构化变迁的过程中，个人经济的成功，除了运气外，离不开本人的勤奋，远见和创新。
中国近30年的从农业社会变迁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像极了巴西这个小渔村的变迁过程。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作者还分析了电视对小渔村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因为他们都不阅读，这是巴西的小渔村和欧美发达社会的最大的文化差异。而中国呢？是不是也会呵巴西一样呢？
“人类学致力于践行‘通过认识他者的文化，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一信条。我们通过认识有着极大差异的信仰和实践，质疑我们自己信仰和实践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好的朋友和令人尊敬的同事，就很难滋生民族中心主义。正因我生活在海外，我才更好地理解了北美”。（P242）作为普通的旅游者，我们跟旅游所到之地的本地人恐怕很难有深入联结。只有一起共事、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联结才有机会深入。当各个地方的旅游局在企图挖掘那些差异性、别具一格的风俗，并把它们带到前台来的时候，普通的旅游者只能以猎奇的心态去消费这些奇特的风俗吗？人类学家可以帮助把旅行变成去民族中心主义的过程吗？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四)：anthropology is more than this
长久以来，书写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规矩：和旅游局对着干。
既然旅行的核心诱惑在于“差异”，那么宣传机器的首要任务就是，制造差异和惊奇的公共符号，以迎合这种极具消费能力的诉求。
现代个体感知到的“自我”，是灵魂脱壳的。它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渴望脱离肉身，拘囿于各种必然性、粘着在特定场域中的肉身。也因此，现代自我是饥渴的，为了给昂贵的可能性和幻觉自由买单，它挥金如土。
这不是传统人类学家干的事吗？大老远去马达加斯加的丛林、太平洋上的海岛，不就是为了逃离本文化的桎梏吗？他们的罪过，不就是没有“发现”异文化，而是重新“发明”传统吗？
事情要从六十年代的内部意识形态斗争说起，好吧，故事太长，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人类学家矫枉过正，把地方文化中的“同”推向前台，“异”拉回幕后。本书就是此类民族志的典范。
我们看不到巫术禁忌、诡异的婚姻制度，复杂的象征系统，我们看到的是在外部世界变化的大图景中，理性计算的行动者成王败寇的案例，听起来怎么有点像MBA课程。
如果你读得仔细，你会发现流畅的叙述（流畅的叙述是卖点，但必然是以破坏事实为代价的）中时不时地，跳出一些概念和事实，像骨头卡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多妻婚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孩子的教父母和亲生父母之间有很强大的性禁忌？为什么不能接受分娩时做外阴切开手术？这些是否有助于理解当地人（经过某种认知-动机-行为）的心理机制，当村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时，为何嫉妒完全指向外来者？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大量涌入的财富来自外界，这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无视”（或者不可言说）内部差异，仇富心态完全可以超越身份划分，事实上为了疗治普遍的红眼病，有些村民甚至动用了巫术。
人类学民族志区别于民俗学的地方，或许在于阐释的深度，这往往意味着人类学家需要有做“理论”的胃口。追根究底，缺乏一定的理论装备来帮助探测他文化的核心“症候”，我们能做的只是以己度人，而做人类学的原发性冲动一定是对封闭自循环体系的恐惧吧。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五)：人类学入门
昨天晚上上完课后跑到图书馆，看完了在大学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用了四天时间的样子。书名为《远逝的天堂》，内容主要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康拉德科塔克在长期观察中记录下的关于一个巴西小社区阿伦贝皮在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上，文化上的体现，并记录自己的田野过程，对种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这本小蓝书对于大一人类学的我来说读起来十分友好，即便没有相关知识背景也可以无障碍地进行阅读。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书籍，《远逝的天堂》更像是一部研究日记的合集，好处在于能充分调动你的想象仿佛身临其境般参与到作者所经历的田野调查里；不同于很多书籍一上来就为你呈现科学的严密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更展现了作者从发现值得研究的现象，一步步通过谈话，数据统计来寻找答案，作出猜测并加以印证，不断反思而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完整的实践过程与思维过程的展现，之中有非常多让人眼前一亮或引起深思的想法，用一种易为人接受的表达方式让读者知道当代人类学的一种模样。
因为忠实的记叙，一个巴西热带海滨地区的风土人情被极为生动地勾勒出来。康拉德科塔克教授在第一版的最后部分描绘他在田野中印象最深刻的四位村民，作为个体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生活轨迹还有一些彼此相处中的动人细节，这让这本书莫名地带有一丝温暖的极有人情味的伤感。
在这段人类学家与当地村民建立的友谊中，我可以看到人类学有的尊重，平等，关怀，通过观察他人更好地反观自己或解决实际问题之精神与目标。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六)：人类学者——一群抖M的嬉皮士
前几天在帝都工作坊听北大去耶路撒冷做田野的同学汇报前期进展，其中有一段是讲他在耶路撒冷找房子有多么辛苦。身为一个男性，本来就很难住到家中有女性的房子里，更何况老板连房钱都没给够他，每个月生活费只补贴区区250美元，可单单房租就要500刀，按照理性经济人的逻辑来看，只有脑子被枪打了的房东才会把房子租给他。
另一个去斐济做田野的女同学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手机被偷，借来的相机也坏了，吃住洗澡各种不方便，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生怕出门在外一个人情绪失控。
由此我又联想到那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和重返多瓦幽兰读来虽令人捧腹，但处在当事人的角度，艰苦的生活，不靠谱的向导，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被搭了进去，这样的田野真是充满了各种苦辣酸甜。或许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禁会问，你们这群搞人类学的怎么有如此严重的自虐倾向？自虐也就罢了，还把自己苦逼的遭遇讲给别人听，一副仿佛乐在其中的样子——用当下流行的词汇来讲就是抖M（本来M就已经足够值得同情，主人公自己却还欢欣地抖个不停，其情状真是可以此处省略五百字）。
我这段时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其它各种抖M行为，比方说参军，献血，顶着烈日做志愿者，千里迢迢跑到大山里支教，还有旅行暴走，或者即使有经济能力也不去住五星级酒店而住鱼龙混杂的背包客聚居区。虽然我发自内心认同这些行为，可我也必须承认理性来看这些抖M的行为很难合乎逻辑，如果再找不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两者之间的矛盾估计真能让我精神分裂。
这些困惑在我读完《远逝的天堂》这本书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在作者看来，人类学者不过是“专业嬉皮士”，有着“对于自然和原始的诉求”罢了。用他的话来说，“人类学家是特立独行的调查者，他们热爱陌生的地方和神秘的人群，为了远方浪漫的简单生活，宁愿放弃自己文明中的舒适。”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厌恶个人主义，厌恶利己主义，厌恶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厌恶对能源的消耗，厌恶世界的贫富悬殊，他们“抵制城市生活，追随纯净生活和集体生活方式”。“很多进入人类学的人们，要么是对自己的社会感到不适，要么是有所不满，因此他们就转而关注以文化或是追寻过去”。很多时候老师们会说，人类学者不是后天培养而成的，而是born to be an anthropologist，我想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虽然吃香喝辣全身名牌住豪宅开宝马才合乎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这些也可以被看作是生活必须品（自己吃不好住不好怎么有心思做别的），但做个积极向上抖M的嬉皮士也未尝不可取。事实上两者都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地过得很快乐，只是快乐的来源不同罢了。
当然，有时候“嬉皮士们”的作为也未免矫枉过正，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段子。其一是讲已经现代化的土著们听说人类学者们即将来访，于是立刻把家中的各种电器现代设备藏起来，以免被那些探求原始生活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另一个段子讲的是太平洋某小岛上土著们因为有了手机银行而使得生活便利许多，但人类学家却直呼这破坏了小岛的原貌，土著们应当返璞归真，放弃手机，放弃银行。
在科塔克的书中，迁至阿伦贝皮的嬉皮士们最终还是被卷入了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里，不过抖M这件事，看样子仍旧会被人类学者以及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嬉皮士们传承并发扬光大的。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七)：《远逝的天堂》读后感
这是一本关于巴西社区结构性变迁过程的历时性民族志，历时四十年的田野追踪调查使得作者见证了一个平均主义、简单分级的社区向社会阶级化社区的转变，见证了一个封闭村落开放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一部分的过程。
本书将阿伦贝皮的变迁过程分四个阶段来叙述：1960年代的桃花源时期、1970年代变迁舞台搭建期、1980年代变迁发生期以及1990年代变迁的进一步发展。作者以本科生的身份在1965年第一次造访阿伦贝皮，没有事先的问题导向和田野准备，作者试图以整体观的视角审视呈现在他面前的这个海边渔村。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虽处于民族国家，却拥有非工业社会村落的特征，那是一个缺少阶级对比的下层社会，社会相对均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纯粹经济性，阿伦贝皮人缺乏礼节也忽略外面规则的表现。但同时，这还是一个开放的个体化社区，它缺少非工业社会中的氏族与世系，因而虽然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亲属和仪式亲属联结起来的，但并非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团结社区，另外经济和政治影响互不交织使得阿伦贝皮享有经济上的自由和开放。总得来说，1960年代的阿伦贝皮就像作者冠以的题目般遗世独立于工业社会外，成员间没有分层，他们将成功归因为运气、视力等个人无法掌握的个人特征。而随着公路的建设，工厂、游客、嬉皮士进入阿伦贝皮，这个原本均质的社区开始分化，首先表现在渔业从风力转向机械动力，并且更多的人进入工厂上班，导致了职业的分化，1970年代渔船中的社会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像雇主与雇员的纯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处于剧烈改变的人们开始不安，坎东布雷教从外部传入，并在本地流行。到了1980年，这一结构性变迁开始有了质的发展，土地被细分，村的南部和北部成了富有外来者的孤立地盘，嬉皮士村进一步与本地社区发生着冲突与联系。政府进入阿伦贝皮，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阿伦贝皮人产生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与具体个人有关的特征成为不同群体标志，比如“富人”标签开始明显地出现在社区成员中。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阿伦贝皮延续了这一变迁，电视的出现和传播进一步将这个乡村向世界体系融入。
这本书最令人动人之处是它的故事涵盖了每个身处结构性变迁其中的个体的成长，作者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社区的变迁，还是这40年中他与社区成员的互动故事，文末，当看到他的儿子坐在石阶上与阿伦贝皮新一代年轻人交谈时，传承的力量和处在漫长历史中的个体进程似乎比变迁本身更打动我。本书的标题实际上隐含了作者的一些价值取向，在第一部分他也表达了在1973年看到变迁时他的厌恶之感，他把人类学家比作专业嬉皮士，他们对曾踏入的纯净世界遭到破坏而痛心，正因有了这些作者自身情感上的叙述让这个故事看起来更真实和打动人心。作者在呈现一个社区结构性变迁过程同时，实际上还在思考何谓人类学研究的问题。人类学以寻找异文化、非工业社区为开端，就像嬉皮士者逃离现代化、找寻不被污染的净土般，所以当阿伦贝皮被工厂、嬉皮士入侵时，作者会感到厌烦，他认为属于他的一片净土被现代化污染了。而1980年代再次进入阿伦贝皮时，作者转变了这一情感，变迁本身也是作为他者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发现更多的人类学研究开始转向都市本身。
这是一本关于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民族志，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后起社会的变迁是迅速的、结构性的。虽然横跨了整整半个地球，但在巴西一个渔村的变迁过程中看到了我所经历的变迁故事的影子。今年寒假，回乡体文章开始流行于各大媒体，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过去乡村生活的回忆和当下乡村的悲情，他们用“回不去的乡土”表达自我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消极态度。本书开头作者也表达了相似的情感，对于变迁，对于现代化对非工业社区的进入，我们该持怎样一种态度去对待？我们怎样看待面对急剧的变迁，人们所流露出的悲情？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八)：变迁之维
阿伦贝皮位于巴西巴伊亚州，因其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华丽的异邦想象，曾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引了大批嬉皮士来此建立世外桃源。当然，让这个巴西小村庄出名的既不是米克·贾格尔也不是詹妮丝·乔普林，而是一本叫做《远逝的天堂》的书。作者康拉德·科塔克于1962年作为哥大民族志调研项目的一员来到阿伦贝皮，没想到这次偶然的到访激起了这个大三学生的好奇心，在往后的四十多年中，作者携妻子多次回访，最终写成了这本教科书级别的历时性民族志研究力作。
这是一部更接近社会学的人类学著作。对偏远、非主流、异域文化的静态考察，让位于多层次的动态刻画。四十年的叙述跨度，让科塔克的视野不只聚焦于翻译奇异的风俗，而更注重研究地方文化与更大体系整合中所发生的交融与对抗。从六十年代的平等社会，到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浪潮，从八十年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直至90年代后的全球风险社会，这个叫做阿伦贝皮的社区不断变换着她的标签。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冲击，阿伦贝皮有接纳也有抵抗，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自我调适过程。
60年代，当科塔克初到阿伦贝皮时，“社区的经济差距不大，权利分化也不明显，人们心里还保持着彼此之间都是亲属的想法。”尽管村庄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大，她依然远离了巴西的权力结构。在这个层面上，阿伦贝皮接近经典人类学的研究范本，异域风情，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然而70年代的发展与动荡席卷了一切：城市中产来此度假，嬉皮士大量融入，捕鱼业也进入机动化时代，村庄被迫开始了她第一波的调适。当时的科塔克不无怨怼地说：嬉皮士与其他数以百计的过客、度夏客和永久居民一道，将外部世界的文化模式引入阿伦贝皮，与此如影随形的还有新的恐惧、渴望和不安全感。面对艰难的调适过程，村庄人开始诉诸宗教，并创造出一种排外文化。本地人开始使用“中产阶级”和“富人”之类的词汇，并将此投射向社区的外来人口。怀着对于过去平等岁月的留恋，当地人对创造外界财富的游客、嬉皮士、度夏游客、工厂做工、外来渔民产生了一种自发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80年代，社会财富继续增加，传统的平均机制消失，嬉皮士潮退却，冒险家们成为了永久居民。然而村民依然没有接纳这些曾经的闯入者，他们将嬉皮士归于窃贼，将之放置在正常的生活之外。污名化的想象构成一种政治学上的话语框架：首先是“标注“嬉皮士为靶子，然后将社区堕落”归因“为他们的盗窃行为，最后”引导“本社区成员将之边缘化。于是，以往的个人越轨被归入社会疾病，个人偏常上升为群体政治。
作者笔下的公共领域也在萎缩：普通女性从来都被排除在公共空间外，”能够最大限度接近公共空间的女性是女商人、小女孩、酗酒者，以及精神病人。“之前，集体洗衣时间还可以被看做一种信息交流平台，80年代，就连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都变成了各自用井水分开洗衣。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也濒临消失。从前，渔民们一起在泻湖洗澡，在酒吧集会，在教堂畅聊。后来，泻湖因为工业的进入而发生污染，渔业自动化和捕鱼多样性使得出航时间错开，教堂则被一些酒鬼占据，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拆毁当地的社会生活。一方面，社区精神衰落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也开始兴起，人们更多为自己考虑，不再转向传统社区寻求帮助。
村庄内并非没有积极的信号。以巴西钛业为代表的工厂吸纳了年轻的劳动力，为当地人提供了收入较高的工作，并提高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和代际流动速率。国家公共服务的介入和统一标准的制定使得社区卫生改善，生育下降，儿童夭折率降低。特别是科塔克后期对于电视的研究显示，巴西电视不仅提高了部分居民的社交技巧，促使他们形成向上流动的愿望，更启蒙了对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观念。阿伦贝皮的受众绝非媒介环境学派批判的那样对娱乐文化照单全收，而是积极将媒体上新出现的观念和信息融合到个性化的生活当中去。
随着科塔克与妻子贝蒂造访次数的增加，阿伦贝皮渐渐接纳了这对熟悉的陌生人。“虽然我们就是这场中产阶级和外国人侵入未经察觉的序曲，但我们早已为当地人所吸引，休戚与共，并因之而融入了他们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当中。”
与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时不时的自嘲不同，科塔克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研究者特有的较真。面对陷入僵局的对话，年轻的科塔克脑海里浮现的榜样是马林诺夫斯基。换做奈吉尔，估计会直接引用马氏那部激起众怒的《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对人类学家的普遍困境再作一个注脚。四十年后的2004年，当年的本科生已经成家立业，连子女都成了人类学者，人类学本身也在经历着裁汰与整合，科塔克却始终以不疾不徐的语气描述着他笔下的社区。很多早期的采访者都去世了，然而正如书中一位重要研究对象阿尔贝托的女儿所言，A vida continue（生活还在继续），社区依然在向着未来的各个方面，伸展着她繁茂的枝叶。
书的封面上印着这么一句话：人类学找寻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很难用简单的情绪话语和学术框架来描述阿伦贝皮这四十年的的命运，殖民话语、仪式抵抗、身份政治、风险社会，都是强有力的解释维度，但也只代表看待这个过程方法的一个侧面。变迁带来的强权和赋权彼此缠绕，受害者和得益者相互掺杂，就像所有的个体化和现代化一样，复杂性代替了单纯性。科塔克是对的，在追寻事实的道路上，天堂的远逝不可避免。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九)：《远逝的天堂》分享提纲及读书笔记
分享提纲：
1.本书短评：人类学历时性研究和重访研究的一本范例式论著，借助于前后相隔四十年的多次深入的田野调查，为读者展现阿伦贝皮这座巴西小城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迁。作者有意识地从人口、社会分层、经济形态、人际关系等社会学、人类学关注的各个典型议题的角度，对阿伦贝皮展开方方面面的考察，使得本书不只是一本出色的关于阿伦贝皮的民族志著作，也是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议题的一本上佳教材。值得细读。
2.本书的方法论意义——历时性研究与重访研究——同一地点，时间纵向上的比较观察；原有理论与观点的修正与完善；人类学研究的历史维度
3.本书的研究主题意义——从乡村到城市：小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典型案例——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议题拆解：人口数量的增长与结构的变化（人口学），从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社会分层研究），支撑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和社会关系变化（经济社会学），外来人口的生活体验变化（我者与他者，族群社会学研究）
4.人类学教材的写法——干中学，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由典型的民族志调查来讲解如何开展人类学研究
《远逝的天堂》读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序言P7人类学研究入门读物，而非纯粹意义上的民族志个案研究论著。
第一部分《变迁的故事》：
8调查点的贫困与公共医疗水平低下，P10参与式观察遭遇到的巨大困难，P13结构化访谈的调查方法，P18阿伦贝皮几乎没有私人空间。
22泻湖水多年之后的严重污染，P26在南方，度假屋和“夏季别墅”的出现，P29定居阿伦贝皮的外来嬉皮士，P30人类学研究客观中立态度的障碍。
第二部分《桃花源》：
40有社会等级，而没有社会分层的结构，P42几乎没有人有政治身份，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P48严重的大男子主义与性别不平等。
56阿伦贝皮是渔民社区，却不是典型渔民社区，P57开放的经济等级和阶层向上流动空间，P65最成功的渔民能够承担预计的风险，P70平等主义、男性至上与个人主义、追求成功的并行不悖。
74阿伦贝皮淡薄的保护人体系，P79平民与地主之间差距的微不足道，P84经济政治与外界的相对隔离。
第三部分《悸动桃花源》：
87阿伦贝皮人口的膨胀与经济形态的多样化，P89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横行，P91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分化，P95社会经济整体分化的加剧，P96社会分层的出现，P101巫术观念让新秩序变得合情合理。
第四部分《现实》：
108从捕鱼业主导到旅游业主导，P111经济奇迹中的房地产推动因素，P114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P123年轻嬉皮士与老村民的互动——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提到的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127捕鱼业的相对衰落，更大的渔船与远距离捕鱼，P132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资本的占有与在平地上的时间多少，P142大型制造业公司——巴西钛业的招聘录用对阿伦贝皮的影响。
143对外来公共部门和机构的逐渐熟悉——包括福利和教育、公共卫生、国家对于婚姻的介入等等，P151男性人口的过剩。
153从怪人到精神病人的社会分类区别，P154中产阶级的兴起，P160从个体标签到集体标签的转变。
195四位报道人各自的个人生活史梳理。
197电视媒体让阿伦贝皮与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P199电视在巴西的流行与阅读传统的缺乏，P203对加入世界体系的跃跃欲试，P210地方节日的重要性下降，基督教和圣诞节的庆祝则大为增加。
219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发展的最大风险。
232阿伦贝皮这类经历过多年历时态研究的田野点的突出重要性，P240全球性与地方性的互动。
251历时性研究与比较研究的范围与优势。
262关于作者科塔克博士的简介。
2018.7.26晚整理于泰州国际金陵大酒店
（本文是蓑翁为社会学吧精读会2018年7月份共读书籍《远逝的天堂》整理的分享提纲和读书笔记，配图来源于网络，供大家参考。）
《远逝的天堂》读后感(十)：旧的天堂，新的梦想
http://gcontent.oeeee.com/2/bd/2bdc625250f89f62/Blog/bea/4b66ba.html
小渔村“被全球化”
发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全球化到底能不能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带来福祉？这些问题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解答。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发展的受害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阻碍资本流动的国家边界被消除了，人们的生存资源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更易于被掠夺，他们的生存权则遭到了更迅速和残酷的否决。
但是君不见，乡间的小路慢慢地变成了高速公路，新的楼盘一天天在农田上拔地而起，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富士康跳楼案例再多也抵不住全球追捧N ew iPad的狂热，整个社会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如果说发展令穷人受害，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农民工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即便是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勉强落脚，也要成为城市当中的新一员？
这不是一种发展的悖论吗？
这种生存与发展矛盾交织的社会形态，到底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对巴西的一个小渔村巴伊亚州的阿伦贝皮进行了长达四十二年的跟踪考察，见证了这个天堂般美丽的边远村庄卷入全球化的全过程。他的这本《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或许能给我们为全球化发展而纠结的难题带来一丝清新的思绪。
科塔克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从1962年开始，直至2004年，先后九次前往阿伦贝皮进行民族志调查。该书从渔业兴衰、旅游业繁荣、嬉皮士文化入侵、工业污染、电视信息爆炸等诸多方面，详实地记录了阿伦贝皮四十多年来的社区发展和变迁，尤其是对于这个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小渔村如何“被全球化”的轨迹追踪，令我们可以从全局的视角，洞悉一个社区文化变迁的全过程。
对于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而言，阿伦贝皮就是一块“社会变迁的活化石”。正如译者张经纬所言，相同的问题在追求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同样涌现：工业污染、农村征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如何借助人类学视角，理解并认识中国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给我们带来的一块璞玉。(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被污染的海边天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伦贝皮面临着糟糕的公共卫生、营养不良和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即便如此，它仍是科塔克眼中的“桃花源”。那个时候的小渔村，虽然有着大男子主义、男女不平等的性别问题，但整体上来说，仍是一个具有平等价值观、没有社会分层的淳朴社区。依靠风力进行捕鱼是阿伦贝皮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开放的经济等级，令那些勤奋、有商业智慧的阿伦贝皮人很容易获得较高的成功机会。
最令科塔克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具有政治身份。村里只有一个政府任命的警察，领着很低的薪水，却连政府提供的左轮手枪都不敢使用。科塔克这样回忆着这个“寒碜”的警察：“他没有逮捕过任何人；监狱一直空无一人，除了偶尔会有游客获准在里面睡上一晚。”这在如今，放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在六十年代末开始发生改变，直到八十年代，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众所周知，1968—1974年间巴西出现了年均增长11%的经济奇迹。作为与大城市毗邻的阿伦贝皮，从1965年开始就在社会关系和处事方式上受到了外部世界的诸多影响。随着巴西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阿伦贝皮的人口也在逐渐膨胀，交通状况改善，建筑业和旅游业逐渐兴起，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但发展的后果则是给当地带来了众多的外来的嬉皮士和工业污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巴西钛业从1967年开始就加快了在阿伦贝皮附近铺设公路的进程。这家由德国拜耳公司控股38%的公司，承担了铺设阿伦贝皮通往外部世界道路的大部分费用，让更多游客更容易来到这里，但他们也是阿伦贝皮的污染之源。巴西钛业排出的硫酸亚铁和硫酸，渗进了泻湖，倾入近海，令靠海维生的阿伦贝皮人的生计岌岌可危。随后的媒体报道，促使国家和公众舆论对工厂施加压力，直到1980年巴西钛业制定更有效的污染控制办法，泻湖污染的事情才告一段落，但硫酸已然不断排入近海。六十年代的阿伦贝皮，男人们打渔归来，把渔具卸下之后，一起去泻湖洗澡，悠闲地在教堂门口抽烟闲聊；而在1973年夕阳斜照下，被污染的泻湖已经没法让男人们一洗疲惫，渔民们从返航的渔船上走下之后，便各自分散回家了，只有一些老男人和酒鬼在教堂门廊前流连往返……
与此同时，巴西钛业也为阿伦贝皮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七十年代的阿伦贝皮人，不是驾船出海捕鱼，就是走在去巴西钛业上班的路上。不仅如此，建筑业和旅游业的兴盛，也为当地人创造了更多渔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科塔克注意到，到1973年，大多数渔民把他们十多年前种的农田卖掉，用这些收入扩建房屋，招揽游客。渔监局对机动化渔船的推广，也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放弃风力渔船，改用机械动船。渔业技术的变化也引起了船长和船员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阿伦贝皮社会分层的出现。
等到1980年，科塔克再次返回阿伦贝皮的时候，那个昔日平静的小渔村，已然变成了一个喧闹的旅游小镇。曾经依靠大海自给自足的渔民们，感受到那一年的全球能源短缺危机，他们不断抱怨着汽油短缺带来的旅游和商业的下滑，这是科塔克感受到的强烈的“第二次文化冲击”。
电视的意义
在1973年，阿伦贝皮就拥有了第一台电视，一个叫露米妮塔的本地女人买来一台电池供电的电视。那一年，科塔克第四次来到阿伦贝皮，他记得，每晚聚在露米妮塔窗前的人们，对着那台不断闪烁着模糊不清的黑白图像的小盒子，议论不停。这些巴西渔民和中国第一批电视用户一样，面对这个神奇的小盒子兴奋不已。《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的作者郭建斌在2001年去云南独龙族村寨进行电视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那时候的独龙村民家很少有电视机，主要是在村委会看电视，独龙族人对电视颇有新鲜感。当他2011年底再去的时候，很多人家都有电视机了，并且还有V C D，使用水轮机自己发电，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看。全世界的发展故事都有似曾相识的前世之缘。
这个南美渔村的电视使用情况也大体如此，1977年，巴西国家电力系统接通了阿伦贝皮的电力设施。科塔克敏锐地留意到，电气化的实现和电视机的到来，让阿伦贝皮人有机会参与到全国性的交流体系当中去，他们可以通过电视频繁接触外界信息和城市文化，阿伦贝皮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共同体”，随着信息爆炸，逐渐生成。在那之前，当地人很少有人明确意识到他们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需要交税、参军、填写政府表格。
科塔克发现电视在阿伦贝皮具有两大作用，激发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以及提高认识外界社会并与之交流的技巧。1984年，他着手电视调查的时候发现，阿伦贝皮人认出迈克尔·杰克逊比认出巴西总统候选人还要容易。电视也让村民们可以更加熟悉城市和全国规范，在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更加自信。娜迪亚就是一个例子：1984年的她只有一台收音机，与人交谈时非常腼腆害羞；1985年，她家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遇到科塔克的时候，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非常开朗、自信。科塔克认为电视并没有隔断娜迪亚和世界的联系，反而提高了她的社交技巧。这个观点延展到我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是一样，早期的互联网研究认为网络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而在如今，没有人会否认网络的社交属性。
个人选择的力量
作为旁观拉尔贝克四十多年的科塔克，又如何看待席卷这个巴西渔村的全球化进程呢？
在科塔克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的阿伦贝皮比1973年要更大更干净些。那时候，老朋友的儿子杰米中学毕业长大成人。他是一个铁杆电视迷，在巴西钛业谋得一职，薪水很稳定，常看电视的他关心1980年的美国大选，关注圣保罗的罢工新闻。他和其他年轻一代阿伦贝皮人认为在，巴西钛业工作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渔二代”为现在的生活感到骄傲。
1980年，科塔克即将离开阿尔贝克的时候，他不知道旅游业的吸引力还能维持多久，他担心污染会毁掉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天堂，他不知道下次故地重游时，村妓朵拉能否建起自己的房子，阿伦贝皮曾经最有钱的托梅能否东山再起。
而到2005年本书第四版出版的时候，科塔克则更加积极地肯定了阿伦贝皮人在全球化进程做出的个人创新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这种个人选择的力量，能够对“外部信息加以自己的修正、诠释、加工、抵抗或排斥”。正是这些不断适应变迁的个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或许旧的天堂已然消逝，新的梦想还在不断涌现，正如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过自己的生活”，也许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