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10篇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是一本由[德]海靖夫人著作，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2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一)：这书适合改编成电影
要是有人把书中故事改编成电影的话，想必会很好看，故事情节实在够吸引力，这个德国女人看中国的角度很别致、细腻，文字很有画面感，印象最深的就是李鸿章的银杯，还有驻华公使夫人们受慈禧太后接见时的场面描写。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二)：一个公使夫人眼中的中国
德国公使海靖夫人，作为一个当时强国的贵妇人，对19世纪末的中国、北京城，能有什么印象，不说也能猜到一二。尽管日记充满了优越感，甚至不乏敌意，但显然从第三方角度看到的中国，还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史料。海靖，原译名海静，恭亲王认为“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非佳象也”，改为靖。海靖欣然而从，恭亲王大悦，认为这厮可以狎而玩之。殊不知，外人视之。翻译之字，何足轻重。这开始的恩威并施，太有中国特色。令人印象颇深的，还有李鸿章那个专盛鼻屎的银杯子。海靖夫人笔下的戊戌变法，虽然寥寥数笔，也能从侧面看出当时的紧张气氛。总之，是个有趣的读物。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三)：译笔上佳，译注也好，几点吹毛求疵
一部翻译作品，能兼具文学与史学双重价值，在今日已属十分难得。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的海靖夫人，1896年随夫君来到北京驻扎数年。她记下的日记，除了描摹的生动之外，我更看重里面中德胶州湾交涉的记录，可补官方史料的不足。译者秦俊峰对此书是下了功夫的，所加译注也比较专业，十分佩服。书中一二疏忽之处，正所谓贤者难免，提出来与译者商榷，纯属吹毛求疵，幸勿见怪。必须声明，我对德语一窍不通，所提几点，纯粹是依据中国史料作的推测。
第8页：1896年8月6日，“这是副国王派来迎接埃德蒙多的。”译注曰“这里指李鸿章。德国人不明白直隶总督的含意，于是直接将其称作副国王。”该书后面写到张之洞时也称之为“副国王”，故“副国王”应是当时在华德国人指称“总督”的，不仅限于“直隶总督”。这个时期的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李鸿章早在1895年8月22日离开这个职位，“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日记》该年8月8日、9日两天记录了海靖来拜、王文韶回拜，可进一步证实此事。
第17页：1896年8月18日，“恭亲王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但他却沉溺于鸦片与女色，而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曾经在华盛顿呆过的荣禄，后者看上去是整个这群人当中最文明开化的一个。”译者在此处不加注释。这是海靖夫人本人的错误，如能用译注加以澄清，可避免误导读者。荣禄从来没有出访外国，更加不会“在华盛顿呆过”，有这个经历的总理衙门大臣，只有曾任中国驻美公使的张荫桓。
第41页，“同时允许法国在河南省新建一条铁路”。我怀疑“河南省”应是“云南省”的笔误。
第133页，“会说德文的中国人余荫昌”，译注“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如依海靖夫人笔记，当姓余）。”此处也是原作者的笔误。荫昌，应作“廕昌”，字午楼，曾留学德国，清末官至陆军大臣。廕昌属满洲八旗，不像汉军八旗有汉姓，“当姓余”之说不确。
第143页，“告诉他让现任上海总督务必在上海亲自接待海因里希亲王”。清代并无“上海总督”职位，此处显然是海靖夫人笔误，所指要么是上海道台，要么是江苏省更高级的负责官员，最好能在译注中说明。
第196页，“今天埃德蒙多兴高采烈地从总理衙门回到公使馆，因为他同张寅懋进行了一番长谈后看出来中国人有准备接受柏林方面关于铁路项目愿望的意思。”译注：“音译，原文作Chang yin mao，疑为津镇铁路帮办大臣张翼。”张翼此时职务，是四品京堂帮办铁路事宜，也可称为“帮办铁路大臣”，而津镇铁路虽谋划许久，最终并未成立，“津镇铁路帮办大臣”的说法不准确。张翼字燕谋，正对应原文“Chang yin mao”，译者已把球带至门前，却省掉最后的临门一脚，至为可惜。
第219页，“他前脚刚走，穆姆就找上了门。”译注：“穆姆（Freiherr Mumm von Schewrzenstein），德意志第二帝国资深外交官，曾于1900年至1906年间担任德国驻华公使。”当时凡担任驻华公使、领事的外国人，皆有通用的汉语译名，这位公使，译作“穆默”，是海靖的朋友。译者在前文中多按惯例译作“穆默”，此处突然变为“穆姆”，可能会让读者以为是两个不同的人。
晚清来华外国人中，大多有比较通用的汉语译名，为使读者能跟汉语史料对照，最好能按习惯译出，如书中用很多笔墨描写的来访德国亲王，当时皆称“亨利亲王”。译者忠实原文，译作“海因里希亲王”，未尝不可，最好能在译注中加以说明。外国人对中国官制不熟悉，错用在所难免，如书中出现过几次“山东总督”（不知原文如何），直接译为“山东巡抚”似乎更好。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四)：没有打响的中德战争
“他们还是不了解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个民族会因为在山东的一些惩罚性军事行动而主动挑起战事！”这是1899年3月23日，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之妻，在日记中写下的充满轻蔑的一句话，讽刺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第二帝国外交部。其实，德国外交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时清廷的主要军事领袖，曾策划过对德国在山东的军事行动进行反击作战。这场中德战争最终没有打响，恐怕是在最后时刻被慈禧否决掉了。
德国侵华之凶悍
1897年以前，中国经历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尝过日本的豪夺，受过俄国的巧取，却从来没有碰到过德国这么凶狠的角色。俄国人攫取了众多利益，却仍让太后和李鸿章感恩；英国虽控制了贸易、海关，至少还表现一些绅士风度；日本割取台湾、豪取赔款，事后却懂得联络感情。只有欧洲后起的德国，只剩下“炮舰政策”一个单项。
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方式，匪夷所思：不打招呼直接就开来军舰，一上岸就勒令驻军撤走、绑架总兵章高元。随之而来的，是旅顺、广州湾、威海卫被俄、法、英强租强借，连“伪列强”意大利也开来军舰，要强租三门湾，被清廷拒绝了，闹了个灰头土脸。
意大利是“伪列强”，德国却是真列强，要打没那么简单。是谁如此“鲁莽”，提出这个计划？此人即是湘军集团领袖、两江总督刘坤一，年已70，雄风犹存。1895年，他在中日战争中担任钦差大臣（前敌总指挥），领教过日军的厉害。某种意义上说，德国陆军是日军的老师。中国连日本都打不过，还想碰德国？作为身经百战的湘军老将，刘坤一的提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1899年4月9日，刘坤一写了一封密信给军机大臣荣禄，提议对德国开战。理由是：德国“袭据胶澳，执辱镇将”，强横不讲道理；与日本不同，德国距离遥远，短时间难以派出重兵；德、法世仇，有法国牵制；德军“数千之众，我足以待之”；德国军队在山东日照、兰山的行为，“猖狂为各国所未有”。若继续忍让，德国得寸进尺，必将控制山东，各国群起效尤，“中国何以自立？百姓何以自存？不如及时破釜沉舟，与德决死，天道忌盈助顺，或者一战胜之。”
刘坤一认为荣禄所部兵力颇厚，足以应付。荣禄麾下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都是中日陆战中表现尚佳的精锐，两军加起来有27000人；董福祥的甘军刚刚打完西北平乱之役，兵力12000人；袁世凯新建陆军，德式训练、最新装备，兵员也有7000人。这是主力国防军，山东、江苏还有其他部队可以配合作战。德国在胶澳兵力不足，仓促从国内调兵颇费时日，“若我以疾雷不及掩耳，或者可以有功”，“及此不图，将成后悔。”（《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48-2249页）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我们看不到荣禄给刘坤一的答复，但种种迹象表明，荣禄对这个计划有些心动，并且作了一些前期准备。5月1日，朝廷要求山东巡抚毓贤加强防卫布置，同时秘密指示驻扎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以操练为名，开往山东。
5月7日，袁世凯带队从小站出发，经过静海县唐官屯，目的地则是山东德州、沂州，表面上是“操演行军阵法”，实际是按照荣禄的布置，侦察德军动向，做好作战准备。袁世凯给“参谋长”徐世昌写信说：“此心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袁世凯此时年轻气盛，急于立功，对亲自带兵对德作战充满兴奋，也想借此检验3年来练兵的成果。经侦察，发现青岛“夷兵不及两千，惟炮大小有五十余尊”。袁世凯摸清了对方实力，在内部作了秘密动员，“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
但随着时间流逝，袁世凯逐渐失望。5月16日，他写信给徐世昌抱怨：“内中近无信来，料其必无高着，不过只做死棋眼耳。” 到5月21日，袁世凯向徐世昌哀叹：“总之大局无复望矣。”看来他已接到荣禄命令，准备撤回小站了。（《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第37辑）这一仗未能打成，估计是出于慈禧的决策。慈禧65岁了，已没有当年收复新疆的雄心。这一仗要考虑的因素甚多，秘密外交为重中之重；国际形势是否允许，很难下判断。
这一场没有打响的战争，涉及到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打了会如何？打好还是不打好？结论是：打了比不打好。当然，这个结论纯粹是事后诸葛亮。我们能够知道下一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当时无法预见。这一仗不管输赢，朝野排外情绪会得到宣泄，义和团也不会坐大；就算输了，战争赔偿也不可能达到4亿5千万两，最多只是个零头，慈禧也不用狼狈西窜，吃尽苦头。
这一仗打输了，刘坤一会被当成罪魁祸首。战争没有打成，对他个人来说，是幸运的。第二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刘坤一主持“东南互保”，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保存东南元气，为世所称。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事先将祸患消弭于无形的人，毫无功劳，可能还要背黑锅；出事以后再收拾乱局，倒可以博得美誉。个人之幸，往往是国家的不幸。
就在清廷准备对德作战之时，德国公使海靖与驻墨西哥公使克林德对调，海靖夫妇幸运逃过一劫。克林德在下一年被排外的士兵杀死。克林德的死因，至今未能彻底搞清楚，但与德国的“炮舰政策”不无关系。海靖夫人这部日记，充满了那个时代欧洲强国对中国的偏见，不过她临走时写下的一句话倒是真实的：“我们执行惩罚性军事行动的分遣队仍然驻扎在日照。埃德蒙多非常希望这支分遣队被调派回去，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越来越多新的冲突，特别是我们听到中国人当中酝酿着极大的愤怒情绪。”可惜，慈禧太后未能将这些“愤怒情绪”导向一场得道多助的反侵略战争，却被这些情绪所挟裹，在1900年酿成空前的灾难。国际政治就像体育比赛，主动总比被动强。
（原刊于2012年6月3日《信息时报》，因版面原因略有删节）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6/03/content_1722988.htm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读后感(五)：帝国主义的生与死---评《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海靖夫人 原著 秦俊峰 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1月 出版 33元
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一桩蓄谋已久的恶劣行径，此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德国海军先后肯定了胶州湾优越的战略地理条件，而德国公使海靖则是促成占领事实的最关键人物之一。为德国海军谋求一处军港是海靖使华的核心职责，他到任后的第4天就提及此事，1896年12月26日，海靖更是直截了当地向总理衙门提出舰队基地的要求。就第二帝国对他的职务要求而言，海靖无疑是异常出色的外交官----强硬、傲慢、勤奋、决不放弃，这些品质也绝不仅仅是海靖公使的“私德”，追本溯源，这是第二帝国的“公德”。强烈且极端的民族主义把一个叫埃德蒙多的德国人塑造成公使海靖，他的外交哲学极具攻击性，他的任务是展示实力并步步紧逼，为了德国的利益不择手段，他原本是俄国人，因为崇拜俾斯麦，他入籍成为德国人，且在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俾斯麦时代对外政策所要求的最高限度。
1890年代的德国是个狂躁的国度，国家的统一、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的高速成长，为这个国家注入了蓬勃的野心，这个国家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相信海外扩张是德国的未来，培植海外殖民地是德国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甚至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韦伯，也沾染上这种德国病，他与德国皇帝一样主张对外扩张，以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为豪，国家权力利益是他思考的最终目的，德国的价值就是他的个人价值。在韦伯著名的1895年就职演说中，他这样讥讽不解风情的中产阶级：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首先面临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们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周边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么。韦伯最担忧的是国家权力落入这个“市侩阶层”手中，但很显然，他过虑了，德国统治阶层绝不缺乏与他一样为民族主义所塑造和激励的个体，他们忠实于德国的利益和价值，并孜孜不倦地为实现它们而战斗。海靖公使时刻谋划着从中国身上得到一块绝大的利益，在1896年3月19日给穆默（被义和团击杀的克林德公使的继任者）的信中，他的夫人提到，“德国必须得到一块可以和英国的香港相提并论的土地”。这种想法并非始于海靖，他的前任绅柯公使就曾在致德国首相的密函中写道：“假使因中日冲突，引起各国要在中国取得领土，为德国计，亦可利用为它重要的商业利益取得一基地，这些利益比商业统计表表示出来的更为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德国贸易是在英国旗帜下进行的。”绅柯对德国对外贸易的忧虑与一种古老的思想有关：重商主义。这种思潮作为经济思想尽管在19世纪已经淡漠下去了，但并没有消亡，它为国家主义所武装，成为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商业模式，但它的确是一种赢利模式，在19世纪末，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纪，这种模式的赢利机会和可能大量出现，只要用枪炮打破一个国家的大门，令其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倾销军火、垄断铁路建筑权以及其他一些特许权等强力方式牟利。要保证这种牟利方式，最保险的方式无疑是取得支配性的权力。韦伯在他的《经济与社会》中说，“为本实体成员垄断与外国领土上的国有经济相关联的赢利机会，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占领外国领土，至少是以”保护国”形式或某种类似的安排使那里的政权臣服”。这也正是海靖公使梦寐以求的方式。韦伯无疑是深刻的，且异常真实，他的说辞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狂躁症的写照。
海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海靖于11月4日知悉教案发生，随即他接到德国外交部密电，密电要求向清政府索要“最苛刻的赔偿”，海靖立即行动起来。德国官僚系统的精密运作如同一具德国制造的机械。在中国，一直以来，传教士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合伙人，他们互相利用，这不能不提《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中多次提及的安治泰，作为圣言会鲁南教区的主教，德国人安治泰应当效忠于梵蒂冈，理论上他对德国没有义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洞悉中国的权力和社会结构，深知如果不能取得政治优势，他的传教事业势必无法进行，因此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向中国政府索要官衔，并极力推动德国政府在山东采取更积极的—---对中国政府而言，是更具侵略性----保教行动，他利用德国和法国的竞争关系，威胁德国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他就将依附法国的保教权。安治泰的策略极其成功，他自己也颇为自得，在会见海靖时，他满意地说：“传教士与各阶层的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为融洽的理解。”《日记》中没有更多的关于安治泰言辞的记载，公使夫人只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巴伐利亚人，但据其他文件，安治泰在巨野教案发生后，极力推动德国占领胶州湾，他在给海靖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应当占领胶州湾，帝国（运河）将开放（外国）贸易直至济宁地区，可在该地派驻德国领事”。安治泰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本土权力结构极具破坏性，积极的侵入性的天主教也为中国官员和士绅所厌恶，天主教所宣扬的教义及其倡导的生活方式，持续不断地侵蚀着华夏传统治理秩序，这种传统秩序与儒家价值观几乎同构，在官员和乡绅的主持下世代延续。更让清政府和中国普通民众紧张的是，教会还强行进入地方政权治理体系，特别是在教民诉讼中运用它们的影响力，偏袒一方，为教民谋求常理之外的利益，这一点为恶劣的教民所利用，民愤极大。不客气地说，传教士是导致地方紧张局势的一大推手，当代卓越的德国汉学家狄德满甚至将此直斥为“宗教帝国主义”。
随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德国政府的掌控之中，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德国强迫清政府承认占领事实，德国强迫清政府赔偿教会损失并扩大教会所得……但这真的就是德国的胜利吗？海靖夫妇当然认为这是德国的胜利，也是他们个人的胜利，然而这是一种韦伯推崇的“政治成熟”的成就吗？
仅仅20年不到，德国就失去了它在东亚的一切。此时的韦伯检讨了俾斯麦的政治遗产，他痛切地说，俾斯麦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遗产，他只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民族，在俾斯麦治下，议会象一个傀儡，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声望，而有些人居然就此断定，因为议会水准低下，所以它只配无权无势，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尽管官僚科层制在德国运转良好，大量优秀的官僚对其义务的履行无可挑剔，但缺乏政治素养的民族传统还是无法保证他们成为“政治成熟”的治理阶级，他们的专业化和职业操守都无法阻止德国走向灾难。职业官僚海靖公使完美的工作到底无法掩盖帝国主义侵略和垄断的政治经济实质，这就是海靖公使的政治贫血症，他知道权谋和斗争，但根本不懂得和平与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学，他兢兢业业地执行帝国的战略，却从未思考过这种战略的成本和可能的政治及经济后果，他所谋夺到一切的都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而不是以自愿合作的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后者是古老的罗马法所确立的崇高标准，而武力威胁永远不会具备这样尊贵的正义价值。这就是一种韦伯所概叹的“缺乏政治素养”病，它直接导致“政治不成熟”。
在韦伯看来，德国国家统一、经济崛起以及高素质行政官僚阶层的形成，是一种“外在强盛”，“外在强盛”并不必然能够收获“内在强盛”，后者要求整个民族的政治素养从俾斯麦传统解脱出来，韦伯渴望德国也建立起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的议会政治，在俾斯麦传统阴影之下，职业行政官僚没有灵魂，他们不具有超凡魅力权威，因此这个国家没有领袖，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产生合格的领袖，才能使国家走在正确、和平的道路上，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使政权获得它必需的合法性。当然这都不涉及海靖公使，他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官僚，绝不具备这样深邃的政治智慧，他思想里所有的除了民族主义情怀，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思想了。海靖公使孜孜不倦地做一个帝国官僚，在他的专业领域内行使职权和威权，满足于威权的直接成果，威权的成果依赖于强力垄断，虽然与和平的经济成果背道而驰，然而它足够巨大，让一整个时代和国家为之癫狂。韦伯随即清算了那个时代四处弥漫的帝国主义，他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赢利模式对和平与自由贸易的威胁，帝国主义意味着独占，它以牺牲普通民间贸易为代价，帝国主义仰赖的政治特权是自发市场天然的敌人，而和平的自由贸易要取得突破，只能“不是把政治权力垄断的贸易作为资本主义赢利机会的最佳条件”。这是韦伯最伟大的然而少有人提及的时代洞见之一。要成为政治成熟的新官员，德国的新海靖们必须理解这样的思想，即和平和互利才是外交真正的使命，扫除横亘在贸易和信息自由流动之前的障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它不容许有特权、强迫和欺骗，基于平等自由自愿的基础，双方的合作完全可以增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经济福利，而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则认为，世界是一场零和游戏，要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必须剥夺别人，世上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弱肉强食是国家间的天然法则。
海靖在《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中的一切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是无用功，在完成“政治成熟”的路上，德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好在今天大多数德国人都已明白，德国民族自豪感取决于他们和平的市场竞争力和文化成就，而非四处挑起争端和战火的军事力量，帝国主义给别人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挫折。现在可以乐观地说，帝国主义不会再有了，因为没有必要，它是人类的一时短视，它给某些集团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它加诸国际社会间的总成本，暂时受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可能长久，特权仰赖于强力的支持，维持强力的成本大到难以计算，而且不公正、不道德，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它必然失败，《德国公使夫人日记》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场景，已经被永久地抛弃在旧的19世纪和20世纪，在基于自愿合作的自由市场关系中，帝国主义是个伪问题，《日记》是我们屈辱惨痛的记忆，却不会是我们未来的威胁，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实现类似的“内在强盛”，走向自己的“政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