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雾》经典观后感10篇
《八月的雾》是一部由凯伊·威索执导，艾沃·皮茨克 / 塞巴斯蒂安·科赫 / 托马斯·舒伯特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月的雾》观后感(一)：乌鸦～
不得不说德国拍了很多自己国家的黑历史，对历史的反省在很多这种题材的电影里面都有表现出来。 影片的整个基调是克制而不动声色，符合德国电影一贯的表现手法，医生是天使行走于人间的代表，而在这部电影里的位置则是死神的代言，就像埃勒沙对着医生喊着凶手，杀人犯的句句抵心的审判，这里没有人会打你，承诺与背地里计划的任务，只不过用死亡来替代，冰冷的尸体和日渐增加的墓碑整齐划一的躺在这片他们所寄予梦想的土地上。 纳粹德国的民族净化不止是是对犹太人，对国家内的老弱病残一样残忍，没有人可以对他人的生命指手画脚，在这里生而为人的权利在秘密被剥夺，最大化的资源利用，生命不过是换算成一个数字，这是严谨高效的德国人最可怕的地方，美国代表梦想与自由，就像在那片土地上有着没有边际的湖像海一样，宗教所代表的上帝只是伪善的无能为力，两千多的历史跟只有几年的纳粹德国没什么两样，只有修女始终维护着生命的权利，有乌鸦在窗台敲打，死亡的预感，剩下的病人就像深陷八月迷雾中心深处的沼泽之地，而南希的谎言则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至少可以开心一点～
《八月的雾》观后感(二)：看完这部大尺度儿童片，老子哭了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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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的屠杀中，以“安乐死”进行的屠杀也许是痛苦最小的，但也是最残忍的。
1939年，屠杀被视为“精神上有问题”儿童的“安乐死”计划启动。
后来这个计划从儿童扩大到成人。
《八月的雾》观后感(三)：阳光下的罪恶
整部电影的节奏都在阳光灿烂中缓缓铺开。这么多在阳光下奔跑的孩子，让人觉得这大概不会是个悲剧。可是看着看着就觉得连阳光都开始代表残忍。因为每一次太阳的升起都代表着至少三个孩子的死亡。片尾的乌鸦让人觉得在那个年代生而为人不如死后化鸟，至少拥有一双自由的翅膀。
导演选择的小演员表情倔强，眼神中有动物般的戒备，很好的诠释了这个角色。叙述缓慢而深沉，就像是一本回忆录一样。可是，这些又是谁的回忆？
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院长笑容可掬的进入病房，孩子们见到他如同见到邻居叔叔，其中一个戴着腿部矫正器的孩子不停的要求他做旋转木马，他笑眯眯的抱着孩子旋转，画面还很美好，转瞬间他就在生死簿上划去了这孩子的名字。是他讨厌这孩子吗？并不是。这只是“工作”。他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为帝国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的，所以在发明出“冇饭”而被帝国的将军赏识时，会兴奋的手足无措，连走路都带着风。这是一个充满着人性的矛盾的人物。
《八月的雾》观后感(四)：人没有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
德国纳粹时期，期待着与爸爸一起去美国的小男孩洛沙被送到精神病院“改造”。此时的德国正在进行劣等人种的清洗政策。洛沙看着有着先天疾病的朋友们接连被谋杀。内心悲愤的洛沙勇敢得站出来与院长为代表杀人犯们进行斗争。在精神病院被轰炸后的夜晚，院长命人将洛沙杀害在睡梦中。可在院友的心中他去了一直期盼的美国。
对纳粹德国进行控诉的电影已经屡见不鲜。这部也一如既往的深刻与沉重。场景的还原，人物服装的时代感，一如我所见过的电影中的那个时代的德国。影片中温文尔雅而又肤白貌美的人却能微笑将儿童残疾的杀害。这样的思想与行为让人不寒而栗。正如当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他们秉承着极端的思想才会做出恐怖的行为。影片中的院长与护士，他们秉承着纳粹虚伪的极端主义思想进行着杀害有先天性疾病患者的行为。可当他们决定杀害洛沙时，他们的道德与信念已经有了质的改变。院长由原来的虚伪错误思想支撑的谋杀变成用权力去铲除异己。人的思想在一开始就错误时，只会不断滑坡直至进入不可逆的虚伪状态。对于那种高喊民族大义的掌权者，他们只是沉迷于权力带来的快感。他们以为自己能像神一般根据自己的偏见去塑造这个世界。
影片呈现出大量表现当时人们生活环境的空镜。这样静默的镜头如深邃的眼睛能看穿万物，让虚伪的人无处躲闪。这样沉静地叙事，让人看了痛心而又上瘾。
《八月的雾》观后感(五)：人性最深的恶与善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场电影，八月的雾，看完心里非常压抑。影片几乎是完全白描的手法，没有特别的渲染正义或者邪恶，只是把这段二战真实的过往拍出来，让观众自己反思。每个生命的逝去都悄无声息，围观的人也默不作声，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难得高潮就是一个敲钟的哑巴大叔在发现自己一直很照顾的聋哑小女孩死去后的放声大哭，以及男主小男孩在敬爱的护士去世后，痛苦大骂院长是杀人犯。
而影片最后一段几乎寂静无声的画面切换，只有些若有似无的乌鸦扑楞翅膀的声音，那种张力，几乎把影片的压抑黑暗情绪推到最饱满，心脏似乎也快停止跳动了。所有打着伟大，庞大目标旗帜而做的行为里一定隐藏着人性最深的恶！
《八月的雾》观后感(六)：全民谋杀
一直认为，好的影片并不是有多曲折的剧情或者多煽情的表演，而是你看完了会去思考一些东西。如果要我定义，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应该算是一部披着剧情片外衣的恐怖片，为什么说它是恐怖片，是由于本片是站在一个孩子懵懂的视角去看一段全民皆为恶的历史。
我家学德语的妹子曾经说过，不要轻易去看德国电影，因为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属于绝对虐心的级别。果不其然，《浪潮》《八月的雾》这两部影片都让我感到了毛骨悚然。这也算对我的一个提醒吧，看来以后真的要远离德国电影了。
本片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恐怖片，在人道的外衣包装下，全民皆恶，谁都是罪人。
《八月的雾》观后感(七)：阳光下的罪恶
关于人种优化，极权暴力和精神洗脑，它不仅仅是对纳粹的控诉，也是对极权的展示。面对这一切，除了深切的悲哀，更多的是无力感。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是上、中、下的分层，政治秩序依旧破漏混乱，维护体系仍然崇尚强权依赖暴力，我们看得到问题却无法可想。也许直到人类消亡我们都无法摆脱，因为它源自于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和控制欲。
话说回来，现在已初露端倪的基因选择，不就是人种优化的更精确控制么。虽然一段时间以内都将存在激烈地伦理争论，更是但我相信迟早是要普及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无神论者很难拒绝这个选择权吧。到时候，信徒们的煎熬想必不少。
《八月的雾》观后感(八)：集，权的屠刀对外，也对内
原文（种族改良与人种进化:种族学说）
1938年秋天，一个叫做Knauer的人写信给希特勒，说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条腿，抚养他将给家庭造成严重的负担，并且他活得极为痛苦，因此请求允许“仁慈的死亡”（a merciful death）。希特勒让他的私人医生卡尔 布兰特（Karl Brant）前去检查，如果情况属实，他将有权对这个孩子执行安乐死。
Knauer案例成为了纳粹之后执行安乐死的标准模型。1939年3月，卡尔 布兰特在希特勒的授权下组织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有残疾或智力障碍的婴儿执行安乐死。该委员会由总理府直接负责，由Hans Hefelmann主管，对外宣称是“严重遗传性疾病科学治疗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Sever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Illness），简称T4。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纳粹德国“安乐死”运动的正式开始。
1939年8月18日，该委员会下达文件，要求接生婆和医生遇到出生时带有先天畸形的婴儿必须到当地卫生部门进行登记，原因是要“弄清先天畸形和智力障碍领域的某些科学问题”。每登记一个将受到两马克的奖励。由接生婆和医生填写的问卷被送往柏林，几位医学专家(Catel, Heinze, Wentzler)根据问卷的情况进行某种“筛选”(Selection)。添加到安乐死名单中的婴儿用“+”表示，允许活下去的婴儿用“-”表示。被判死刑的婴儿迅速被转移到指定执行安乐死的28家大医院中，而孩子的父母被告知这种转移是为了进一步“特殊治疗”。
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包括注射吗啡，喂食毒药，氰化物毒气等等。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带病的婴儿“自然死去”。纳粹医生认为，这样可以最少程度地避免外界的批评，并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取消了干预，让本来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发生而已。在纳粹的医学哲学中，现代的医学技术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挑战，因为辅助生育导致那些本来应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劣等基因存活了下来，这对“种族的进化”是一种妨碍。如果没有医生的介入，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根本不可能存活。
起初，安乐死仅限于三岁儿童以下。然而，在194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中， Hefelmann认为三岁以上的儿童应当享有同等的“关爱”。1941年7月12日，政府下令德国所有的医生、护士、以及相关医疗人员，对所有带有身体残疾的儿童进行登记，不仅仅只是婴儿。并要求所有教师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残疾学生的情况。不报告者将受到150马克的罚款并判一个月监禁。这种“医学关爱”很快从三岁扩大到了八岁、十二岁、十六岁、十七岁。
“安乐死”运动本来主要针对的是婴儿和儿童，但纳粹政府立即发现这也可以是解决成年残疾人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起初对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成年人主要进行的是绝育（sterilization）,而不是“安乐死”。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府通过了预防患遗传病后代法(the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即绝育法(the Sterilization Law)。绝育的对象是那些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成年人，包括弱智、精神分裂者、躁狂抑郁症患者、遗传性癫痫患者、亨廷顿舞蹈症患者、遗传性失明或失聪、或者严重酗酒者。最初使用的绝育手段主要是输卵管结扎（女性）和输精管切除（男性），后来则使用大剂量X射线照射。在“安乐死”运动兴起之后，纳粹医生们开始用“安乐死”来代替“绝育”，因为“安乐死”显然要比“绝育”来得更直接与彻底。1939年10月，第一批“安乐死”申请被送到了政府专门机构，由48位医学专家评审。在总共283，000份申请中，有大约75，000名病人得到了批准。如此大规模地执行“安乐死”也很麻烦，很多病人直接受到枪杀处理。
然而，“安乐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抗议，尤其是天主教会。1941年8月24日，希特勒被迫给布兰特下令，禁止精神病院继续毒杀病人。然而此时已经有65，000-70，000名病人被迫接受了“安乐死”，早已实现了预期目标。“安乐死”运动并未因此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1942年，执行“安乐死”的权利中心由T4委员会转移到了各个医院，医院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安乐死，实际上导致了“安乐死”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犹太儿童本来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还不配享有“安乐死”这样的“关爱”。在纳粹医生看来，“安乐死”是一种“仁慈的行为”（merciful act），它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平静地死去，免受更大的痛苦。尤其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在他们能够感受到痛苦之前就结束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莫大的“关爱”。他们还援引帕拉塞尔苏斯的名言：“医学是一种爱”（Medicine is a love）。这种爱就是要“结束痛苦”（end the pain）。 1943年，这种“关爱”终于还是“仁慈地”给了犹太儿童，并且不仅给了残疾的犹太儿童，还给了健康的犹太儿童。在此期间，大约有5000名犹太儿童被迫在医院接受了“安乐死”。（P188）
更为恐怖的是，“病人”的概念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多余人口（Undesired People）都变成了纳粹医生所要医治的“病人”，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和战俘，甚至包括穷人。（P162-163）犹太人不仅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病人”，而且其本身就被视作了一种“危险的病毒”。希特勒变成了德国“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他要医治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种族和国家。希特勒出台的“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即是要清除“犹太毒瘤”，让社会恢复健康。“安乐死”的扩大化在“大屠杀”中达到顶点。“安乐死”的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于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送入了毒气室。纳粹医生认为毒气可以最快地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死去，可以说是最仁慈的“安乐死”处理手段。在众多的“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方案中，许多便是来自医生的提议。医生们在研究“犹太问题”的解决途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安乐死”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在纳粹统治期间，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很多德国公民尤其是残疾人和病人在“安乐死”的幌子下同样遭到了屠杀。其死亡总数约为4,000,000，而犹太人死亡总数约为6,000,000。这一点很容易受到忽略。
（2） “安乐死”运动本是种族内部的纯化运动，起初与犹太人问题关系不太。“安乐死”运动有一个逐步扩大化的过程：从婴儿到儿童再到成人，从极端病人到普通病人再到普通人，从少数犹太人到所有犹太人再到所有“多余之人”。最后发展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局面，导致“安乐死”的滥用。
（3） 纳粹政府从上至下发起了整场运动，并成立了专门执行“安乐死”的中央机构，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强迫医生去执行“安乐死”，只是授予了医生执行“安乐死”的权利。因此纳粹医生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纳粹的“安乐死”运动？在何种语境下它可以变得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它有理论和现实的根据吗？纳粹为何支持“安乐死”？
其实，在纳粹兴起之前，“安乐死”已经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19世纪晚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讨论如何杀死疯子以减轻社会负担。1912年，Dr.Namenyi在一次大会上提出通过“安乐死”手段清除“无用的白痴”（useless idiots）。1920年，Alfred Hoche医生和Rudolf Binding律师合著了一本《解脱和消灭无用之人》（Release and Destruction of Lives Not Worth Living），倡导仁慈地结束“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生命。
理论上而言，纳粹医生所倡导的“安乐死”看起来并非毫无根据。进化论、优生学、遗传学、种族卫生学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拿来支持纳粹医生的“正当性”。
（1） 进化论。前面已经提到，消极的“安乐死”就是取消照顾，让病人自生自灭。在纳粹医生看来，按照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某些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的疾病，是“自然”对“不适基因”进行“淘汰”的一种手段，而医生的介入则打乱了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妨碍了种族的进化。
（2） 优生学。根据优生学的观点，要对婴儿进行“挑选”，以最好地保存优良基因。因此，不仅要“自然选择”，而且还要进行“人工选择”。在这种理论下，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纳粹对婴儿进行大规模“淘汰”，对带有残疾或疾病的婴儿强制实施“安乐死”；另一方面纳粹则在大力提倡妇女多生育，甚至强制生育。生育四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将获得国家颁发的十字勋章（The Honor Cross of German Motherhood），而二十岁仍未生育的女人将不被视为德国公民。在众多鼓励措施下，仅在1933-1935年之间，德国就多出生了290，000名婴儿。
（3） 遗传学。纳粹医生反对拉马克主义，是孟德尔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认为遗传占据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环境。由于很多疾病被证实具有遗传性，纳粹医生坚持认为应当阻止这种遗传，否则种族将可能面临极大的退化危险。对严重遗传病的患者进行“绝育”或“安乐死”，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福利，更关系到整个种族的福利。但是遗传性疾病概念非常广，比如同性恋、犯罪、贫穷等都被视作一种遗传性疾病。
（4） 种族卫生学。实际上，“安乐死”最大的理论支持是来自种族卫生学（Racial Hygiene）。阿尔非德 普洛兹（Alfred Ploetz，1860–1940）于1895年提出种族卫生学的基本思想，强调种族进化的重要性。在种族卫生学中，最担心的问题不是犹太人问题，而是对弱者的照顾(the care for the weak)。这部分弱者,尤其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遗传疾病患者，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本来应当被淘汰，然而社会给他们太多的照顾，使得他们幸存了下来，并繁殖了大量后代，而这些后代同样需要需要社会的支持才能活下去。并且由于他们通常生育众多子女，他们在社会的人口比例将越来越大，社会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如此恶行循环下去，当他们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时候，整个种族将面临退化乃至消亡的危险。（P19-20）调查数据表明，这部分人口的比例在德国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该问题由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种族卫生学得到了许多医生的支持。1905年，种族卫生学会(The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建立，到1930年时，其分支学会已经有16处。
然而，“安乐死”运动的兴起不仅只是具有以上所述的思想土壤，更具有许多现实的原因。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多重背景下，使得“安乐死”看起来显得十分“合情合理”。
（5） 经济危机。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战后许多医院失去了政府的经济资助，面临巨大的困难。由于缺乏食物，连医生们都必须忍饥挨饿。这个时候还必须去照顾那些“无用之人”(useless eaters)，把食物分给他们，让医生们觉得简直荒谬至极。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尤其是带有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病人，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
（6） 社会危机。纳粹统治期间，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通过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手段,可以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医学问题”，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一系列本该由政府通过行政或其他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医学问题或生物学问题，从而让医生们用手术刀（绝育）和注射剂（安乐死）来解决。
（7） 战争危机。自纳粹上台起，就一直在积极为战争做准备。纳粹政府为发动战争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保障，尤其是要有足够的病床以治疗受伤士兵。一战期间，当受伤的士兵被送往医院时，他们发现，医院的大部分病床都已经被占用了，而且是长期占用。由此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显然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就要清空医院的病床。战争因素同样成为了执行“安乐死”的隐藏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陈述并非表示对“安乐死”运动的支持，而是为了通过寻求某种“合理性”，以理解其何以可能发生？然而这里只是对文本的一个粗略分析以及对该事件的一个简单解释。真实的情况显然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各种理论的纷争：医学的、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哲学的、伦理学的；同时又受到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对纳粹“安乐死”运动的研究，必须打破所谓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隔阂，用一种整体的观点来看待。这里可以借鉴席文先生所提倡的“文化整体”的概念，来分析整个事件的情况。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八月的雾》观后感(九)：“净化”的迷梦
（文/杨时旸）
“他们也是人，也许无法劳作，可他们会笑、会痛、会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独立个体。”德国历史学家、记者格茨-海达-阿利在自己的著作《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中这样写到。那本书揭开的是一段在如今看来几乎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相信的历史，第三帝国期间，大批生活无法自理的病患、智障和身体残疾人士都被默默地执行了一项“安乐死”计划——当然，被称作安乐死或许并不准确也不道德，因为那些人走向死亡并非是自我诉求，而是权力强迫的、无法选择和逃避的终点。在那样的语境下，“安乐死”变成了对暴行变成了一种装点，矫饰又虚伪。像那本研究著作一样，这部《八月的雾》也同样直面了那段历史。故事选择了一个孩子的视角，见证了一座“病院”之中生命的消亡史。
战乱之中，无人照顾的埃勒斯被暂时寄养到这家病院里，这其中的很多患者都是无法治愈的终身残障人士，智力低下、身体残缺，绝大多数都无人问津。埃勒斯是个正常的孩子，调皮又善良，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之于这座沉闷的病院，他成为了一个闯入者和窥探者的角色，他在同龄人之间打探消息，在一个又一个病房之间来回穿梭，在帮忙之余也成为了一桩桩暴行的目击者，他开始试图阻止这一切，但自己也沦为了牺牲品。
从影像呈现上讲，《八月的雾》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它故意克制的拍摄手法在不经意间消弭了很多强烈情感的冲突，让整个故事走向显得平淡甚至平庸。但从主题上讲，这是一部提出的问题远远大于影像本身的作品。它拷问了道德和人性的众多层面，更重要的是，那些叩问放置于今天，仍旧不会显得过时。
病院的院长是一个稳重的男人，他妥善管理着这家机构，对孩子们悉心陪护，对国家和社会有着炽热的爱与责任感，就是因为如此，当他接到命令，需要为“民族、国家的未来”而销毁那些“无用的生命”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他不但坚决贯彻执行，而且还极尽专业能力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如何能够更高效地、更悄无声息地让那些生命消失。从注射药剂到发明出一种毫无营养的“类食物”让病患自然饿死，这是这位院长的一种“忠诚”。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也还承受着某些心理重压，他认定自己的所为是为了国家更纯净的未来，是为了减轻不堪重负的社会负担，但是他却在系统性地杀害人类，他是一个倒错系统的受害者，也是那个系统中的施害者，他抱持着自认为的最崇高的情结进行着最低劣的杀戮，到底该如何对他进行道德判定？
其实，不只第三帝国时代，很多科学界人士都有过对于“净化”的痴迷。美国在冷战时期也曾系统性的对一群智力和身体残疾的孩子进行过人体试验和研究，那一切被写成了一本名为《违童之愿》的书。所有对于基因进行“净化”的初衷是对于逐渐衰弱的未来的恐慌，他们企图用纯粹科学的方式剔除那些给当下和未来可能造成负担的生命。但问题在于，这种行为不可能抽离于现实，被限制在纯粹意义上的科学范畴内，它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和人性，它会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那将是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那些“净化”的标准是人为的、游移的、完全无法客观化和确定的，最初，人们觉得一切标准都显而易见，无论智力还是身体残缺都有指标可循，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状况才真的符合要求呢？比如，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外表让社会觉得恐惧”。麻风病患者的后遗症可以被纳入，那么长相丑陋，审美不符合大众喜好的人群该不该同样被净化呢？更何况，这些标准还可以无限拓展外延，那些反对派，挑刺者，该不该被消灭？就如同《八月的雾》之中的小男孩埃勒斯，他在病院里到处破坏那场行动，院长不堪其扰，决定把他也纳入名单。助手小心地说，“可他是健康的人啊。”但结果呢？还是沦为了牺牲品。这种“溢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一旦被人接管了选择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人篡了神的权，最终会让一切不可收拾。
小男孩没能看到那一切被废止、那些人被审判的那一天。但更令人心寒的是，在现实中，多年之后，当一切水落石出，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对那一切要么故意淡忘，要么讳莫如深，仔细想想，那难道不是另一次冰冷的谋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