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格博》经典观后感10篇

　　《卡瓦格博》是一部由陈敏 / 吉哲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卡瓦格博》观后感(一)：仰望美丽--雨崩纪行

　　藏族向导告诉我们：神山是用来仰望的，不是被征服的。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信，却又什么都信一些的人，很迷茫，很执著，很认真，很含混地过了26年的人生。直到上个月突然下决心要去开始人生第一段徒步——难度指数极大的雨崩路线。

　　去之前，我对神山、对1991和1996年的登山事件一无所知。我只是单纯被朋友在好友圈里美到窒息的雨崩照片吸引。

　　从海拔2400米的丽江开始，我就对高原不那么适应：走几步缓坡就大喘气，晚上睡不踏实，喉咙发干。第二天出发，几乎是坐一天的车，观景台遥望哈巴雪山，途经金沙江大湾，绕着依拉草原（纳帕海）转了一整圈，在白马雪山一环环的山路上急转，邂逅日落金山的梅里。我发现，海拔的升高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异常反应，反倒是偶尔海拔降低时，耳鸣会很严重。我开始适应高原。晚上落脚德钦飞来寺，在飞来寺附近的观景台列着一字排开的白色佛塔和密密的经幡，眼前是仿佛触手可及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和纪录片里拍的那个角度一模一样：来自另一个世界宁静的圣洁。

　　第三天早上我们天没亮就去楼顶看日出，很幸运地遇见完美角度的日照金山。卡瓦博格像一位新娘，头上青灰色的盖头被缓缓地揭开，露出她粉红的面庞；见到陌生人之后，愈发娇羞，红晕越来越亮，最后幻化为金色的一片光芒。不枉我千里前来看她，的确是位绝世美人。

　　遗憾没有去看雨崩的星星，传说是一朵一朵的，留给下次吧！白天的衣服完全汗湿又被晒干，再汗湿，再干……脚指甲因为淤血变成黑色，整个身体都像不是自己的，晚上几乎睡不着，隔一会儿就醒，醒了就干到喝水。我只能说，这一天让我支撑下来的是队友大姐给我每天两支葡萄糖和另一位美女队友给的红景天，沿途并没有力气欣赏美景，拍照的任务都交给了队友大哥，拍到的都是憔悴无比的样子。

　　第四天清晨我们早起在雨崩村里拍照。这时候的心情是最轻松愉快的。这座朴素美丽的山村现在成为了我的手机屏幕，寄托了我的思念。

　　冰湖，海拔3900多米，上下山共12公里，路程比第一天短，难度却要增加两倍。因为坡很陡，只能借助登山杖和稳固的大石头。沿路很多冰，得特别小心地避开。中途还下了一点点小雪，来自广州的妹子开心得不得了，而我却抱怨天气湿冷，加大了难度。走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笑农大本营”——就是纪录片中讲的大本营。向导在那里停下不再带我们上去了，剩下一段更险的上坡路由我们自己去攀登。我有一段几乎是手脚并用。有个队友妹子差点儿被迎面受惊的骡子撞倒，山路太窄，有的路段骡子都害怕走。冰湖很美很美，但那宝石蓝的湖水在白茫茫的雪山映衬下显得不太平近易人。我太疲倦了，只是看了冰湖一眼，留了影，并没有转湖，就匆匆离开了。

　　第五天，清晨五点起，六点出发去上雨崩，然后上神瀑，下神瀑，再原路回尼龙（因为去的时候西当和尼龙闹矛盾，西当路线走不了）。全程32公里，挑战极限。我反正是快累死了，每一步都抬不动腿，喘不了气，每一次都觉得马上就要放弃了。如果不是因为有队友鼓励，还有当地向导青哥的支持，我真的觉得自己要在这个地方留下来了。

　　清晨上神瀑几乎是走的夜路，借助头灯、手电筒或者手机电筒艰难前行。碰到不少转山的藏民，有的还是从西藏过来的——因为那位藏族大姐的背包上写着“布达拉宫”。藏民们把自己贴身的东西留在接近神瀑的某个地方，在神瀑下沐浴瀑布水（或者掬一口喝），在石头堆成的玛尼堆上烧香柏枝，祈祷。在通往神瀑的路上，沿途都挂满了经幡，充满了神圣的感觉。回到尼龙停车场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终于可以不用走路了，这辈子都不想再爬山了“。

　　可是，当我们的车在山路上咆哮地驶离这里时，我就开始思念雨崩了。

　　第六天的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只有一座大转经筒；意外路过的巴拉格宗是个神奇的地方，下次再进去深入欣赏吧！第七天的虎跳峡很壮观，拉市海很梦幻，之后就回丽江，散团了。我还是最怀念雨崩，最辛苦、最难以挺下来的那段路程。

　　扯远了说，这或许是一种心理上的扭曲：当事情过去之后，记忆选择性地记住了最美好的一面，连它的苦都发酵成了甜。所有刻骨的苦，都会转化成刻骨的怀念。神山的宗教意义，或许在藏民心中才会有深刻的体会。但在我这个游客眼中，神山就是自然的一种象征：她博大而神秘，严苛的时候无情冷酷，温柔的时候美艳无比，我们人类永远被她吸引，却永远不要期望将她征服。美，还是用来仰望吧！

　　并不觉得当年的登山队员是”咎由自取“——他们也很无辜。只是立场不同，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的权威不可侵犯，而认为挑战自然是一种勇敢——很多时候，这的确也是另一种真理。讨厌当年日本队员方面强硬的态度和自大的决定，这或许是当年经济泡沫的日本自信心过度膨胀的侧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吧，如今飞速发展的中国是不是也要谨防这样的心态？也不喜欢那个藏族诗人讲到登山队员的逝去时那写在脸上的高兴，太残忍了。宗教的认同很难达到统一，但对人道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是底线。然而，事实上，底线这种东西，也不是谁说了算。

　　人类争吵得再激烈，神山也只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那里，任日出日落，雪飞花开。而一个人，不过匆匆百年。窥过神山的美貌，此生足矣。

　　还想再去雨崩，但真的走近那儿的时候，我是否又会心跳加快，双腿发软呢？还是留存住思念吧！

　　《卡瓦格博》观后感(二)：禁片的真像

　　看完解禁纪录片《卡瓦格博》，感受大自然的灾害是阻止不了的，但人祸还是可以避免的。出事了，第一件事是开会！三个人的支部会开了三个小时才决定上报。[尴尬]完全没有后备救援方案，申请了飞机，过了五天才来了二人座直升机[惊恐]居然还有没有2000公里外拉萨赶来的西藏登山队快，差点坑死他们，滇藏公路全程只用了二天[奋斗]隐隐觉得当地藏民（主推藏民诗人，扎死尼玛[衰]）天天祈祷也埋葬了这十几个鬼子，连带了四个中国队员，这才是禁片的真像吧[嘘]

　　04 年初冬，莫名被“香格里拉”这四个字吸引，简单收拾个行囊，就往云南中甸这号称香格里拉的地方奔去。和在路上认识的几个后生结伴在中甸转了几天之后，其中一个刚刚硕士毕业，趁工作之前来这云游的香港仔，讲渠想去“mui4 lei5”睇睇，问我去唔去？

　　走完香格里拉我这唯一的一个计划内行程，我也无所谓去哪里，就说 OK。他说明天一早有趟班车去那……我俩正在一个小饭馆里商量着，忽然包间里跑出个人来，用广州话同我俩打招呼——那年那季节，在中甸我没见到几个游人。

　　旅游的淡淡季，原来很旺我哦。第二天不用一大早去挤长途车，而是搭上了这三个开平差佬（警察）开来游玩的那台很舒服的面包车。

　　路过白马雪山，一路风光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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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色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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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心奔来的“mui4 lei5”，却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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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来寺一个客栈住下，柜台有块白板写着日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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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是个神奇的时刻。开平差佬和香港仔缠着掌柜，问明天看到的可能性有几大？

　　掌柜说，看命吧。之前那个国庆黄金周，客人多到要住到 10 公里外的县城，每天一大早再赶过来，如此连续 7 天，他们都看不到！我想到刚刚路过的仅容两部车擦身而过的盘山路，有一处却塌掉了半边，有工人在抢修。

　　结果第二天，金光灿烂的那短短几分钟，将所有人都镇住了。这张相片无法传达现场感的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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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身边一位穿笔挺中山装、身材瘦小的老者忽然激动得失了仪态，向一大堆陌生人诉说他出门前的一个誓言。原来他来过七次都没看到，发誓这次若还无缘，就砸了相机——他手上拿着一台贵重的单反——永不再来！

　　电影中有两幕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一位登山队员 8 岁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昆明家中，忽然无缘无故跟妈妈说，“爸爸被雪埋了”，而那一刻，世上还没人知道，这支 17 人的中日联合登山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包括离登山队最近的，有无线电联络设备的后勤基地的人们。

　　后来中、日家属集体来此祭奠，是个下雨天。当他们呼喊自己亲人名字的时候，密云忽然像大幕一样拉开，卡瓦格博露出了真容。

　　2018.6.22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ee9a3efc

　　《卡瓦格博》观后感(四)：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刚刚看完，很震撼。

　　感想1：自然条件越是恶劣的地方，人越懂得敬畏自然，甚至将其作为信仰。里面有一个学者说的话很启发人：很多人都想从低海拔爬到高海拔，是一种想要超越极限的垂直思维；但是藏民的做法是在一个平面绕山而行。藏民其实是把神山当作自己的信仰，从不敢侵犯，也不允许别人以任何名义亵渎。人类应该有所畏惧。

　　感想2.人的力量在大自然的面前实在太渺小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有冒险精神的人称为英雄，即使他们最终在与自然角逐中丧失了生命。

　　感想3.最让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永远是细节：孩子无法写作业，亲人的惴惴不安，家属在山底呼喊亲人的名字。

　　《卡瓦格博》观后感(五)：1991年卡瓦格博(梅里雪山主峰)山难纪录片故事

　　1987 年8 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 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坐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 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 年至1990 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都进入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而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到了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在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1990 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 年12 月28 日上午11 时30 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 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 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 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 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 点15 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 点13 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 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 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 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村民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了，而是将他们的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 点30 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 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 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 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 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 点刚到， 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 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 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 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 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 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1996年2月1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 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 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1997 年2 月6 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 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 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人特别信奉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很大的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 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十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是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是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 代表和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的问题。各方人士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倡议书中写道：“梅里雪山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朝觐圣地，自古以来，她在藏民心中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她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被世代藏民奉为八大神山之一。攀登梅里雪山诸峰是对神灵的亵渎和蔑视，是不符合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行为，是对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一种伤害。”他们吁请各界人士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拒绝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登顶梅里雪山，请国内外所有热爱大自然、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朋友共同保护好梅里雪山的圣洁，为人类留下这一永恒的净土。据悉，这份呼吁将送达各国登山协会。迪庆州政府有可能考虑将这一建议纳入自治州地方法规，给以有效保障。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七年后，遗物在冰川下出现。

　　1991年1月，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7 年之后，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藏民看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进去一看，吓坏了，都是登山队员的遗骸、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等。张俊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一踏上冰川就看见一颗牙齿，马上一点劲都没有了。7年来，他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直到看见那个牙齿，他才相信，他们真的遇难了。

　　对于遇难者家属，虽然事隔多年，但仍然是一次次的情感折磨。李自云遇难时35岁，曾彩云永远记得他年轻的时样子，背着背包，精力充沛，笑眯眯的。她说，叫我想象他遇难的惨状，我想不出来。

　　当年的登山队里有两个云南队员，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妻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经历，仍不失女人的宽容和温良。

　　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说起她们被雪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她们与日本家属团一起到德钦县参加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车一到德钦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上，依然是白雪茫茫的一片，从德钦出发时，一路上不停地下雨，路上积雪很厚，是政府的铲雪车在开道。到飞来寺漂着小雪，可能见度很低。阴霾的天空让前来祭奠的人们心情坏到了极点。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能亲眼看一看卡瓦格博的真面目，亲人能永远留在这壮丽的山峰上，心理也能好接受一些，这可能是他们此行的最大心愿，尤其是几千里以外赶来的日本队员家属。悲痛欲绝的翁彩琼向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王建华，我来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发生了，梅里雪山被感动了，就像大幕布一样，“哗”地一下就拉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灿灿。所有的家属全都激动得哭起来，但是，就那么十来分钟，云雾一下子又盖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她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丈夫那么执着于这座山，因为那山真的是太美了。当地的藏民都说：“神山显灵”，看到这里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眼睛也不禁潮湿了。

　　翁彩琼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会被美丽的景色感动。那天飞来寺来了许多老百姓，一到下，就听他们说，是登山队惹怒了神山，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姐不要哭了，他是被神山接去做驸马，是到天堂了，你宽宽心心把孩子带大吧。”

　　此后她五次到卡瓦格博，在孩子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在他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带他去。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队员的遗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希望后人继承遗志，继续登顶。对于让她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一座山，她是否希望有人登上去？翁彩琼说：这个问题在她来说是个矛盾。她是运动员出身，也有一种潜在的拼搏精神，如果有人登上去了，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但是，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意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不要去勉强。

　　激烈的争论中，神山为许多人所了解，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卡瓦格博也它神奇的力量感染着无数的人。段建新在山难以后，非常投入地热爱起雪山来。原来他登山只注意的是一个高度目标，然后以技术的、物资的准备来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现在他会接触当地老百姓，去了解一座山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角度不同，很多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寄托，还有很多一种不能达成的愿望。”他讲了他被神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我去西藏冈仁波钦转山，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那种感受不是伤心，是一种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一下子发现人的精神的力量，你不会感觉孤单，转山的人流哗哗的走过去，不分彼此，也不分藏民和汉人，见到人都会打招呼，看到旁边的人有难，都会去帮助。我们的朋友体力不好，快到山顶的时候，累得不能走了。一位藏民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把他拽过山顶。他后来说，如果看到帮助他的那位藏民，他可能都认不出来，因为他那时意识是模糊的， 而且语言不通。我知道神山是个什么概念。”

　　金飞彪也是在1996 年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登山队后着迷上登山。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只有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才能够立得住脚，才能找到进山的路，获得感情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持。现在很多人，见到什么山都是说要去征服，上了山顶伸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指留个影。其实，山是不可征服的，你征服只是一个海拔数字。1991 年的山难说明，当时登山队的装备、物资和整个后勤保障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国家级的登山家，在一瞬间全部遇难了。人和自然比起来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不可能和自然进行对抗的，特别在登山过程当中。” 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座山峰本身。

　　藏族同胞对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之情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不用手指着梅里雪山说话！有藏族同胞这样对我说：“我们反对政府让人攀登我们的神山，如果有一天因为你们的无知，让神山发怒，攀登者可以走，游客可以走，政府要员可以走，但是走不了的是这里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当后果。神山不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无权让谁可以去攀登，神山是属于整个佛教信徒的！！！”

　　当年当登山队快要攀登到梅里雪山的顶峰时，确实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有好几万群众在祈祷不要让人攀登上去！

　　在快登顶的头一天，在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惊恐的用步话机通知大本营，说他们前面有一个大的寺庙！！！！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那是在高海拔地区人出现的幻境，该通话录音目前保存在迪庆洲图书馆，一直没对外公布。

　　转自磨房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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