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的读后感10篇
《死屋》是一本由[英]丹尼尔·比尔著作，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书从历史，从制度，从经济，从监狱的细节，从沙俄政权最后的结局，全方位多角度，说明了流放制度的非人性，残忍，注定失败，简直就是沙俄政权落后腐朽的集中体现。但是，读者们如果多思考一下，把目光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上述观点，只是把许多读者先入为主的预设观点，用一系列的历史细节再次强化了一通。 我想说的是，如果就这本书论书，再扯上陀翁，十二月党人，依然得出的是一个看似正确缺乏争论性的结论。 跳开这本书，引用一段话“英国法律规定了超过200种的死刑罪，加上大量不安分的、经常无法无天的贫困人口，由于没有能力建造或支撑足够多的监狱来容纳所有罪犯，英国当局急于为判处“流放”的罪犯找到新的放逐地。1787年，第一艘从伦敦开来的船载有730名罪犯。到1830年时，超过5.8万名罪犯加入了这一行列，包括8000名妇女。 1812～1914年，2000多万人离开英伦诸岛移民海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定居美国，余下的人中绝大部分则去了白人的领地。”——《上帝与黄金》 这本书的年代是19世纪，当时全世界的监狱同样的残忍，比如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狄更斯小说里的伦敦街头，同时代，英国的海外流放制度甚至比俄国流放到西伯利亚更悲惨，流放囚徒的远洋船上死亡率比西伯利亚囚徒车队死亡率更高，毫无逃生的希望。 我们如果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与同时代英国流放澳洲的制度做比较，可以看出更有趣的结论。 澳大利亚的移民建立的国家成为了英联邦的忠实成员，而西伯利亚成了火药桶。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本身关系不是很大，而是来自更多层次的因素。 但这已超出了我的讨论能力。
《死屋》读后感(二)：事与愿违的流放制度
16世纪末，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领队伍翻过乌拉尔山，开始了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俄国人的层层推进是势不可挡的，到了17世纪中后期，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随着俄国的目光转向了东方，他们惊奇的发现无论是皮毛生意、贵金属开采，还是定居农业，西伯利亚都拥有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迅速的扩张令边远而广阔的西伯利亚迅速出现了劳工和定居者的大量短缺，突然间，沙皇政府仿佛发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完美计划 -- 流放制度，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将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的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西伯利亚殖民地的苦役劳工和定居者。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看似完美的计划，不但没有成为支撑沙皇俄国的基石，反而成为了他的掘墓人。
流放制度初期，沙皇政府仅仅向西伯利亚流放重罪犯人，但随着沙皇统治的愈发腐朽，社会动荡不安，政府越来越依靠将流放西伯利亚变成消除不安定因素的手段，几乎是无节制的滥用，甚至将流放的权力下发给农奴主、村庄管理者、社区管理者等民间机构，从小偷、杀人犯、强奸犯到被诽谤者、迷信受害者和村庄政治受害者，甚至是流浪者，都会带着镣铐被押送到东方。在西伯利亚，政府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以及足够的资源容纳如此众多的流放者，流放管理人员粗野暴力的管理，动辄残忍的体罚，大大增加了流放者的暴力倾向，最终，这些流放者不但没有成为政府期望的定居殖民者，反而不断与当地的殖民者发生暴力冲突，成为了阻碍西伯利亚开发的不安定因素。
自十二月党人开始，沙皇政府将一代又一代的不同政见者流放至西伯利亚，自由主义者、波兰革命者、温和改革派、激进改革派、社会主义者等等，他们在流放地并没有消沉下去，不断的与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流放地成为了暴动的学堂，新成员可以在这里学习革命学说，资深成员可以在这里创造和完善革命理论，并以西伯利亚为据点，向外输出革命思想和理论。二十世纪初期，俄国革命达到了高潮，而沙皇政府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流放也达到了顶峰，十月革命的大部分领导者都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他们成为了沙皇制度的掘墓人。
丹尼尔·比尔的«死屋»，名字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堪称一部研究沙皇流放制度的佳作，作者通过大量的多角度的史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这黑暗制度下不屈不挠的反抗以及在爱情和友情中闪耀的人性的光辉，也让我们清晰看到了流放制度的残酷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如同普希金在«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中写道：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的身旁，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死屋》读后感(三)：探寻影响现代俄国民族心灵乃至历史未来的流放之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
流放作为惩罚犯罪、打击政敌、巩固政权、开发边疆的手段，过去曾被许多国家所采用，俄国也不例外。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之前,流放地多设在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边疆地区。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之后，发现这里地广人稀、气候寒冷、条件艰苦、经济落后，非常适宜惩罚犯人，而且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也使被惩罚的人很难逃回内地。西伯利亚因此而被沙俄统治者确定为新的流放地，被称作“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死屋》中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大批的刑事犯、农奴、失宠的贵族、分裂派教徒、宫延政变的失败者、农民起义的参加者、反专制农奴制的战士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者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01. “死亡和枷锁之乡”——西伯利亚。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
自俄罗斯境内一路向东，越过乌拉尔山脉，便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有别于经济重心和人口集中的俄国欧洲地带，大陆性气候再加上高纬度，所以西伯利亚气候恶劣，有些地方冬天更是能达到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16世纪，沙皇征服西伯利亚之后，这里就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漫长的冬季，使囚徒们难以逃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自此成为政治失意者和刑事犯的流放之地。高尔基称其为“死亡和枷锁之乡”。
在俄国的法律文件中，首次把西伯利亚流放，作为一种刑罚列入法典，是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统治时期16世纪末，结束于1917年二月革命的西伯利亚流放，历经300余年，沙皇向西伯利亚流放了约72.63万人。这期间大批的刑事犯、农奴、失宠的贵族、分裂派教徒、宫廷政变的失败者、农民起义的参加者、反专制农奴制的战士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者等。
随着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也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
列宁曾流放于此，高尔基曾流放于此，其中最为著名的应属“十二月党人”。他们中一些人的妻子自愿放弃欧洲优渥的生活，在尚无铁路的情况下，筹集不菲的马车费，千里迢迢来到这片不毛之地，与爱人一起忍受饥饿和酷寒，一些人因此而死。
在这座没有屋顶的人间的炼狱中，奉行的是暴力，脚镣、手铐、鞭打……这些暴力的强制的刑罚手段，摧毁的不只是流放者肉体的健康，还有他们的道德理念。而女性得到的命运更加悲惨，《死屋》中提到：当女性流放者终于到达萨哈林岛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当局已经把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妓院。
当沙皇痛快地大手一挥，把数量众多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却没有相应的能力来管理流放的实施过程，也并不清楚西伯利亚社会的实际状态。《死屋》的作者丹尼尔·比尔一句话总结，“俄国的报复本能超出了政府的惩罚能力”，但流放还是继续以这种自大的盲目持续进行着。
随着流放监狱里矛盾的不断升级，“奥诺尔事件”、“雅库茨克惨剧”、“卡拉惨剧”等一再向人展示了沙俄的暴力行径。越来越多的官员、观察员等认识到流放制度的弊端，并提出改革甚至废除流放制度的呼吁。
19世纪下半期，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印刷媒介的推广使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流放者的命运，从而对当局造成了舆论压力。其次，被流放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将政治抱负的施展转而放在发展流放地的教育、医疗事业，而是通过慷慨激昂的文字继续反抗西伯利亚的流放体制。对此，当局诉诸武力，而这种应对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无疑是在走一步险棋。
在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诗中说道：“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请看星星之火即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死屋》这个标题就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1854年2月成为西伯利亚流犯的一员，苦难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也留下了关于人类灵魂黑暗冲动与道德复活机会的文学巨著。
西伯利亚的监狱囚禁着的流放犯人，在他们心中酝酿的仇恨，最终汇成摧毁帝国的洪流。激进分子们通过不断学习和尝试，在反抗中逐渐积蓄力量，不断进步，终于推翻了沙皇政权。
《死屋》生动刻画了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以及逃犯和赏金猎人的历史。描述了种种关于罪与罚、赎罪、爱和可怖暴力的惊人与悲伤故事。它把“西伯利亚”这个名字的可怕之处，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清晰。
《死屋》读后感(四)：沙俄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彻底失败
根据新闻报道，2018年1月中旬，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记录了-67℃的极寒温度，几乎追平了该地区1933年最低的气温记录-67.7℃。而当地历史上最低气温记录是1926年测到的-71.2℃。同样位于西伯利亚的上扬斯克，其最低温度曾经达到-70℃，与奥伊米亚康并称为北半球的寒极。
这就是西伯利亚，气候寒冷是这里的突出标志。这样的极端天气给永久居住的人带来诸多困难，自然人口稀少。然而，在罗曼诺夫皇朝统治时代，沙皇通过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强行向这片广袤土地上输送了大量人口，其中包括用《死屋手记》描述这段恐怖经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作家丹尼尔·比尔借用了“死屋”的名称，在《死屋》这本书中充分展现了流放制度的残忍黑暗面及其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影响。
在几个世纪不断地向西比利亚流放罪犯的过程中，沙皇和当局始终保持着天真的乐观、自大的盲目和不切实际的顽固。他们轻率地以为，把大量罪犯一股脑地丢弃到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里，这些罪犯就会被顺利改造、自动用勤劳的双手开发这片荒芜的土地，这样不但能清理俄国欧洲部分的麻烦，还能顺便开发东部的经济。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
实际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失败。它不但没能达成沙皇期望的目标，更适得其反，制造了混乱无序的状态，给西伯利亚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其发展进程。整个流放过程充斥着各种腐败、野蛮、失控现象，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为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买下了隐患。
从流放制度的目标就可以看出沙皇天真的乐观。
尼古拉一世免去了一些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判他们流放西伯利亚以保全这些贵族的性命。在尼古拉一世看来，这种宽恕充分显示了沙皇的仁慈。然而，西伯利亚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十二月党人无辜的贵族妻子们因陪同丈夫流放而遭受的苦难，却变成了沙皇残暴统治的实证。没人称颂沙皇的仁慈，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反而赢得了更高的声誉，这比起他们草率而失败的起义，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
沙皇想要被流放的罪犯在西伯利亚摇身一变成为勤劳的人民，更是天真。
想要通过刑罚殖民，把移民和惩罚相结合，在西伯利亚建立健康稳定的家庭从事生产，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难以实现其开发经济目标的根本性矛盾所在。
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1850年对地理协会成员说：“西伯利亚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只待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和俄罗斯民族把它们转变成一个无尽的财富来源。”
显然，西伯利亚缺少的是“勤劳的双手”。可是，沙皇强行流放过去的多数都是罪犯，是“罪恶的双手”。即使其中混有一些无辜的人，在漫长的流放路程中，经历了罪犯队伍的种种熏染，到达流放地的人早已变成了真正的犯罪。这些人并不可能踏踏实实地从事生产。
从流放制度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沙皇自大的盲目和不切实际的顽固。
把大批罪犯运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需要很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并投入大量的人员，尤其是后期流放人数成倍增长的时候。可这正是罗曼诺夫皇朝所缺少的，而沙皇也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于是，整个实施流放的过程变得乱象丛生。
在流放路途中，管理就非常混乱，记录经常残缺不全。很多流放者偷偷互换姓名冒充对方，或者提供错误信息混淆自己的刑期、流放目的地等。对流放队伍也疏于管控，任由各种暴力行为发生。结果，到底流放了多少人、他们最终都到了哪里，沙皇是没有准确数据的。
流放地的管理资源同样匮乏，尤其是后来流放人数暴增之后，各个流放地都变得过度拥挤，道德堕落、暴力丛生，女性和儿童更是成为被流放者内部的性暴力受害者。人手匮乏的管理者一成不变地通过鞭刑、夹道鞭笞等残暴肉刑手段对待被流放者，被流放者也总是通过逃跑、谋杀等方式反抗。
所以，当沙皇痛快地大手一挥，把数量众多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却没有相应的能力来管理流放的实施过程，也并不清楚西伯利亚社会的实际状态。《死屋》的作者丹尼尔·比尔一句话总结，“俄国的报复本能超出了政府的惩罚能力”，但流放还是继续以这种自大的盲目持续进行着。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但沙皇始终没有看清，这其实是一个愚蠢的、早已失控的大监狱。
随着流放监狱里矛盾的不断升级，“奥诺尔事件”、“雅库茨克惨剧”、“卡拉惨剧”等一再向人展示了沙俄的暴力行径。越来越多的官员、观察员等认识到流放制度的弊端，并提出改革甚至废除流放制度的呼吁。
即使反对意见不断增多，沙皇也并不愿承认刑罚殖民计划的失败，宁可一味地对西伯利亚的真相装聋作哑，以一种不切实际的顽固坚持着对流放制度的偏爱。
1874年5月，波塞特在《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的报告中说道：“一个广阔的地区，其面积是俄国欧洲部分的2.5倍，其财富尚未得到适当评估和探索，却一直被用作7000万人口中的所有罪犯的居住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明确显示出流放制度的愚蠢之处。
当沙皇固执地坚持着流放制度的时候，也给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沙皇想通过“行政流放”，在不经过法律流程和公众知晓的情况下，把那些有反抗倾向的激进分子悄悄从俄国社会驱逐出去。可是，在西伯利亚这片缺乏足够管理资源的广阔土地上，这些激进分子反而找到了一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和尝试，在反抗中逐渐积蓄力量，不断进步，终于推翻了沙皇政权。沙皇也终于为自己的天真、盲目和固执付出了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伯利亚不仅是这些多数都难以生还的被流放者的“死屋”，更是残暴腐朽的罗曼诺夫皇朝的“死屋”，来自西伯利亚的坚定革命者最终将其埋葬。
在《死屋》这本书中，丹尼尔·比尔如同拿着放大镜一般，展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方方面面，沙皇统治的腐朽、罪犯的堕落、受害者的悲惨、不屈者的反抗，全都细致入微。他给了读者一次全面认识这段惨痛历史的机会，也阐明了这段记忆如何深刻影响着俄国历史。
2019.07.13雾凇
《死屋》读后感(五)：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如何加速沙皇俄国的覆灭？
对于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一代中国人而言，西伯利亚是一个遥远而熟悉的地名。提起这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一群带着手脚镣铐的犯人，在冰雪茫茫的苦寒之地，艰难地前行或劳作，内心充满悲愤和绝望。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从十二月党人到波兰革命者，关于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故事和诗句始终令人难以忘怀，其中既有对道德灵魂的无情拷问，也有对自由人性的赞美歌颂。然而在文学精神之外，一般人很少了解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具体是如何起源并运转的。这种意在维护沙皇统治权威的制度，为何却加速了帝国的覆灭？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出版于2016年，作者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此书问世后备受瞩目，并于次年赢得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坎迪尔奖”（Cundill History Prize）。丹尼尔·比尔利用藏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中央档案和西伯利亚城市的地方档案，以及各种文学作品、回忆录和信件，还原了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这段历史时期内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种种遭遇。
一般认为，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始于16世纪末的“铜钟流放”。
1591年，伊凡雷帝之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他的居住地乌格利奇猝死。德米特里的母亲一方家族认为，德米特里是被皇位争夺者戈都诺夫谋杀的，为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号召当地人起义。戈都诺夫下令军队开进乌格利奇平息叛乱，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审判，起义者在遭受刑罚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一同遭到流放的还有那口象征着乌格利奇人政治团结的铜钟。
在俄国人开发西伯利亚之前，乌拉尔山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的统治者是蒙古人。1582年，哥萨克雇佣军首领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击败了日渐衰落的西伯利亚蒙古统治者，打开了俄国人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门。此后，俄国便向整个西伯利亚地区迅速扩张。
在丹尼尔·比尔看来，“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18世纪起，沙皇政府开始重视流放人员在征服西伯利亚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时期，已经把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殖民项目。为了维护俄国欧洲部分的稳定，政府将叛乱分子、宗教异见人士、罪犯、妓女等几类人群成规模地流放至乌拉尔山以东，同时促进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丹尼尔·比尔充满洞见地指出，西伯利亚对于俄国来说，兼具惩罚与殖民的双重作用，而这两种作用本质上是相互抵消的。
借助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的光照，19世纪的俄国掀起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浪潮，在思想和实践上对沙皇权威形成挑战。尤其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出现了十二月党人、波兰革命者这两次著名的西伯利亚流放事件。
十二月党人与希望之地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来到你们的身旁，/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这是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诗句。《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创作于1827年，最初是普希金为十二月党人而写的献诗，通过十二月党人妻子带给他们的丈夫。“它在俄罗斯帝国的两个首都的沙龙和客厅广泛传播，如大炮般在整个19世纪回荡。”丹尼尔·比尔如此评价这首诗在当时具有的作用。
1825年12月14日，3000多名俄国陆海军士兵聚集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发动反抗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最后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战略规划而宣告失败，后人把这群勇敢的贵族起义者称为“十二月党人”。事后，尼古拉一世为了表现沙皇的怜悯和宽赦，只判处了少数主犯死刑，另外100多名军官则被褫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整个西伯利亚流放史上，十二月党人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令沙皇始料未及的是，西伯利亚不但没有消磨和囚禁十二月党人的抗争意志，反而敞开怀抱，为这批壮志未酬的革命者提供了传播启蒙思想的舞台。
十二月党人的到来为荒凉野蛮的西伯利亚赋予勃勃生机，在流放途中，其中一位流放者这样写道：“我们越深入西伯利亚，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国农民，尤其是农奴，那里的平民百姓看起来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养。”他们仿佛在乌拉尔山以东发现了可以对抗俄国欧洲部分沉闷僵化等级制度的社会现实。
在流放地，尽管十二月党人的苦役生活充满压抑和绝望，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对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作为俄国贵族精英阶层的流放者，十二月党人为西伯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将俄国欧洲部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传播至此。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有人从事园艺，有人进行昆虫收藏，还有人开展民族志研究、编纂布里亚特语-俄语词典等等，不遗余力地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丹尼尔·比尔高度赞美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而且，“下一代政治流放者会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脚步。在被剥夺了在当地追求民主目标的机会后，一些政治流放者会在西伯利亚找到释放他们的改革能量和进行公民活动的地方。”
在十二月党人崇高精神的引领下，西伯利亚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地狱代名词，它甚至成为鼓舞新一代革命者实现理想的希望之地。
帝国瓦解的加速器
西伯利亚除了俄国本国革命者外，还留下过许多波兰人的足迹。18世纪，波兰三次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而亡国，从那时起，就有许多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沙皇两次将波兰起义者作为政治犯大规模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天主教信仰亦随之传入。
波兰犹太画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的名作《再见欧洲》描绘了1863年波兰起义者在冰天雪地中穿过亚欧界标的凄苦情景。尽管穿过界标的波兰人特别注意保存自身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避免过度“俄罗斯化”，但整个19世纪，大部分西伯利亚的波兰人还是通过与俄罗斯女人结婚完成了民族融合过程，譬如从天主教改信东正教。
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再见欧洲》那么，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究竟是如何变为俄罗斯帝国瓦解的加速器的呢？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不断向读者表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惩罚与殖民的根本性矛盾，这两项功能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相互拆解，使得西伯利亚很快沦为腐败和罪恶的渊薮，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越狱、强奸、暴乱等事件频发，加剧了沙皇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正如十二月党人展示的那样，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形象在后世被塑造成革命偶像，激励着一代代的革命者前赴后继。在流放者群体内部，共同的苦难经历也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西伯利亚流放殖民地越来越像密谋反抗沙皇统治的学校，“新成员可以在这里学习革命学说，资深成员可以在这里创造出大量革命理论和文章”。例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年都有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由于出身等级和财富，他们在流放地生活得较为舒适，甚至还可以自由读书和写作，构想激进的革命蓝图。
在1917年二月革命终结沙皇统治之前，1905年帝国境内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行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就像同列宁说的那样，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沙皇政权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使俄国民众与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隙，同时也为西伯利亚制造了大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让西伯利亚的监狱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
丹尼尔·比尔指出，“随着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动农民、罢工工人、哗变陆军士兵和水兵、银行劫匪、大屠杀参与者、盗贼和坚定革命者，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这就意味着，革命的群众基础在西伯利亚迅速扩大，从上层精英走向社会底层，来自帝国不同角落、族群的人们开始同仇敌忾，为1917年的革命风暴积蓄力量，加速帝国的倾覆。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二月党人是被纪念的少数西伯利亚流放者群体，因为他们的事迹可以被用来为推翻沙皇政权寻求合法性。只是，欢呼新政权诞生的人们很难预料，不久之后，“古拉格群岛”将会代替西伯利亚，成为笼罩在那片北方大地上的新的噩梦。
（刊2019-8-15南方周末，有删节，http://zhop.infzm.com/contents/155945）
《死屋》读后感(六)：人性修罗场
英国伦敦大学的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部全面考察沙俄时期流放制度的历史研究著作。该书以大量藏于西伯利亚档案馆的原始文献为一手资料，讲述了沙俄政府试图将西伯利亚作为其庞大帝国之刑罚殖民地的努力及其失败后果，以精准的描述和生动的笔触勾勒了一幅帝国走向崩溃的图景，荣获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
多方觊觎的资源大宝库
流放制度起源于俄国迅速扩张带来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劳力短缺。乌拉尔山以东至太平洋的这片土地长约8000千米，出产贵金属和欧洲人亟需的动物毛皮。俄国人在向东层层推进的同时，软硬兼施地向西伯利亚地区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原住民手中榨取资源，欧洲也不乏来到西伯利亚地区定居的居民。但西伯利亚最主要的功能，是为帝国收容那些被俄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人，那些被褫夺了公民权、被宣判了“政治死亡”的流放犯人。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分子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西伯利亚，国家希望他们在各地的劳动场所充当开采原材料的劳动力。
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对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成为可能被判处流放的罪名。此外，大量欠债者、宗教异见人士、流动劳工和逃亡农奴遭到驱逐，被送往西伯利亚，沙皇政权意在利用行政流放制度规避司法审判和公众惯例，许多逮捕悄悄进行，被捕者也没有上诉的权利。许多农奴主还趁机利用流放制度摆脱自己不喜欢的农奴。到1897年，在西伯利亚的576万人口中，有30万流放者，他们在这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又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吃尽苦头。
恶劣的生存条件
流放制度并不为沙俄所独有，18世纪英国也有将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尝试。遥远的海上航程和船上恶劣的卫生条件使得罪犯大量死亡，直到政府要求改善船上罪犯的生存条件，罪犯必须健康地下船才会支付运送费用。将罪犯运送至几千公里以外的不毛之地同样难度极大。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他们经莫斯科中央中转监狱一路向东，分到的衣物质量低劣，不足以支撑起长途跋涉。犯人们需要忍受夏季的酷暑和脱水、秋雨的泥泞和冬季的严寒，到达流放地的旅程往往需要数年之久，而犯人们的刑期须得等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开始计算。沿途环境恶劣的休息站和拥挤的居住条件使得传染病迅速扩散，而病床的不足够和简陋的医疗条件让无数的人最终没有能够活着到达自己的流放地。此外，负责监管和运送犯人的官员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掠夺流放犯的财产，克扣犯人的津贴据为己有，并公然性侵流放队伍中的女犯人。
苦寒之地的人性修罗场
1825年参政院起义失败，一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对这次起义的镇压触及了沙俄的精英阶层，很多十二月党人出身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显贵家族，与皇室关系十分密切。尼古拉二世将五名领导者处以绞刑，其余人被褫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在沙皇的父权家长制的权威面前，许多贵族家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该宣布与自己的亲人脱离关系以效忠沙皇，还是替亲人向沙皇求情以冀获得专制君主的宽宥？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家庭选择了前者，忠诚地拥护沙皇的赋权权威，而一些十二月党人年轻的妻子则毅然决然地给沙皇写信，请求追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共同承担被流放的命运（其中一些人对丈夫参与起义活动事先并不知情）。
在黑暗的制度下，脆弱的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中固有的恶会被放大，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可以变得毫无底线。在专制统治和无制约的权力结构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二重身份有时候会重合。告发和诽谤在流放者中极为盛行。有些流放者为了自己谋求好处，向当局报告真实的或是自己编造的消息，以加害其他苦役犯。还有的流放者为了逃避“苛政猛于虎”和矿山艰苦且单调的工作，肆意自残或者杀害他人，以求离开矿井。
妇女儿童的无间地狱
尽管被流放的犯人以男性为主，女性只占极少数，但受流放制度影响的女性则为数不少。上文提到的主动要求跟随丈夫一同流放的许多妇女出身贵族阶层，虽然被允许携带一名女仆，但女仆到达之后就很快跟着当地人离开了，她们的生活艰难，能见到丈夫的时间也有限。而由于她们之前签署的放弃法律保护的承诺书，她们甚至不能依靠丈夫的保护。有的妇女在流放地怀孕，她们必须在孩子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是同丈夫一起住在监狱里，还是住在监狱外面且每周只能见丈夫两次？她们不得不冒着严寒在监狱和自己租赁的小屋之间来回奔波，有人因此感染了风寒，孩子也因城镇疾病横行而过早夭折。
这些贵族妇女的生活尽管艰难，但比起萨哈林岛的女性来说，无疑算是天堂了。流放地的男女比例失调引起了当局的担忧，他们担心妇女短缺会诱发暴力犯罪，于是开始鼓励流放者建立家庭，即让他们和当地农民家庭的女儿结婚，补贴一定的婚姻基金。但这一措施收效甚微，而且大部分妇女不愿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因此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规定被流放的农民、商人和农奴的妻子必须与丈夫同去，而且在到达西伯利亚之后除非丈夫死亡否则不得返回家乡（很多女性对这一规定事先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原本没犯下任何罪行的已婚妇女只是因为她们的妻子身份便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为丈夫的谎言和当局强制政策的受害者。
萨哈林岛是一个位于西伯利亚东部海岸的海岛，政府计划在岛上建立一个与大陆隔离的刑罚殖民地。岛上服苦役的妇女大多数是激情犯罪，她们本身是丈夫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还有一些极度贫困的女性因卖淫而受到各种指控，就像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喀秋莎一样无辜受屈。原本无辜的流放者的妻子经常被途中关押在一起的罪犯强暴，或是被丈夫当做物品送出去以换取金钱或保护，而根据法律规定不允许流放的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常常在恶劣的条件中生产，产下的婴儿也迅速夭折。许多妇女是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和丈夫一同被流放的，由于饥寒、传染病和医疗设施不足，大批儿童在途中死亡。或许对这些儿童来说，死亡不是最残酷的，比死亡还可怕的是与他们一同挤在一起的罪犯的肮脏欲望，许多小女孩在船上被性侵，感染上梅毒。到达萨哈林岛之后，等待着女性们的就是像物品一样被当局在不同的流放者之间传递的待遇，很多人被迫卖淫，成为价格低廉的专业妓女，也有男性从事卖淫活动。流放者的孩子们缺衣少食，疏于教育，无人看管，许多父母忙于贩卖自己的子女，儿童的堕落问题尤其严重。萨哈林岛上的生育率极低，因此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建立自我维持的刑罚殖民地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思想变革的先锋实验室
尽管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身份已经死亡，但他们获得的公众同情和因自身阶层带来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西伯利亚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尽管带着脚镣，却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挑战了沙皇的政治权威。负责监督十二月党人服苦役的监狱官员对他们工作敷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他们雇人完成自己分内的苦役劳动，而那些追随丈夫的妇女们从流放地发出的信件则继续传播着十二月党人的消息。流放地艰苦的监狱生活抹杀了十二月党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共同的经历造就了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不是每一个十二月党人都能从富有的亲属那里获得邮寄来的钱物和书籍，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个人都需要向这个团体缴纳与他的所得相称的款项，有专人负责记录账目以却把每个人每年都能有一笔固定收入。许多出身于最高级别精英阶层的十二月党人接受过极为良好的古典教育，他们互相教授语言、宗教和哲学，使得乌拉尔山以东成为富有活力的文化研讨中心。
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理念并未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内部小团体，许多人参与了对当地社区的建设。有人为当地农民和原住民的孩子开办学校和女校，也有接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在原住民中推广基本的医疗服务。少数收到家人慷慨资助的十二月党人，甚至在定居点开设孤儿院和举办音乐会。知识阶层笃信的理念和他们知行合一的实践令当地居民受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放制度客观上有益于西伯利亚地区公民社会的形成，为该地区的长远发展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后一代流放者继续追随十二月党人的脚步，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当地社区这个狭小的舞台做贡献，他们要寻求更广阔的政治舞台来践行他们的思想，决定和当局展开斗争。斗争的其中一种重要形式是逃跑。负责策划和筹备协助流放者逃亡国外的秘密网络遍布西伯利亚。还有的流放者通过有组织的自杀、绝食和拒绝宽赦等形式抗议当局对自己的政治处罚。
有的行政流放者的刑期尽管被延长，但在远离首都权力中心、监管相对薄弱的西伯利亚，他们甚至获得了在故乡都无法获得的自由。有人在专业人才缺乏的官僚机构中找到了工作，有人开展学术研究，组织探险活动，一些人继续从事原本的作家和调查记者的工作，对社会问题发表尖锐评论，还有人从事教学工作，尽可能寻求一切施展行动主义的机会。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在流放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的知识分子，前者在1899年出版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西伯利亚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新政权建构合法性的基石
20世纪初的沙俄政府内外交困。内有遍布全国的抗议、罢工和农民暴动，外有日本海军势力的崛起和日俄战争的惨败，暗杀事件和暴力活动频繁。尼古拉二世于1917年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作为沙皇专制象征的流放制度终于崩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长期用作对抗颠覆活动和惩罚异见人士的流放制度并没有被破除，布尔什维克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净化社会”和“改造个人”，于是有了古拉格。与此同时，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巩固十月革命的正统性和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的需要，20世纪20-30年代出版了大量回溯过往西伯利亚流放历史、美化政治犯及其牺牲精神的书籍，意在通过振奋人心的浪漫主义革命英雄叙事，将布尔什维克党与他们的英雄先辈联系起来。庞大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旧帝国看似已轰然解体，然而西伯利亚的幽灵却未曾消逝，继续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来回游荡。
《死屋》读后感(七)：最接近地狱的地方——西伯利亚
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中写道：“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同居。”
初读这句话，我甚至以为流放生活只是类似于寄宿学校的生活——我只看到了强制的同居，以为不和睦的舍友关系，会在陀氏这里找到共鸣。
而当我读完了丹尼尔·比尔所写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根本没有理解陀氏的苦难，只是在勉强地寻找和陀氏的共鸣，颇有些“欲赋新词强说愁”之感。
这本《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的作者丹尼尔·比尔教授目前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研究兴趣集中在19世纪俄国的犯罪、恐怖活动以及惩罚措施。对于俄国的近代史，丹尼尔·比尔教授绝对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在这本纪实作品《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中，丹尼尔教授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甚至还起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对西伯利亚这个可怕的“人间地狱”的管理，和西伯利亚对后期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重要影响，为我们呈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囚犯的悲剧命运。
1. 流放制度的发展
早在16世纪末，伊凡雷帝的指定继承人在乌格利奇被人谋杀，于是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只起义队伍，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件事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起义者在受到折磨和残害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这只是流放制度开始不久的一个事例。俄国起初将罪犯或者流浪者流放到西伯利亚，是为了征服这一大片东部土地。因为在沙皇迅速的扩张中，寒冷、广阔的西伯利亚出现劳工、农民、商人的持续短缺。
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在这种看似“一举两得”的想法下，沙皇政府更是加大了流放的力度。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仅在1826年至1846年的20年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以流浪者的罪名被流放的，比例达到30%。
1826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他们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前往涅尔琴斯克的矿山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
1863年，波兰人第二次起义失败，由于西伯利亚中心省无法容纳下这些波兰人，于是，波兰起义者被转移到更往东、更偏远的地区。然而这对于看管和监督仍然压力很大，于是在1866年，沙皇发布了一系列波兰起义者的减刑措施。
直到19世纪末，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曝光的女囚犯自杀事件（因为被鞭刑，人格和尊严受损），以及食人事件，引起了欧洲世界的轰动，国际上很多名人都发生抗议俄国的此种制度。马克·吐温含泪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
20世纪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活动，大多数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些贵族，这是一个学习和整顿自己队伍的机会，比如列宁。
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并在著名藏书家根纳季·尤金的图书馆里收集资料，一边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流放目的地的确定。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利移交给了临时政府，象征专制统治象征的流放制度正式废除。
2. 流放者及其家庭的悲剧命运
对于流放犯来说，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由于西伯利亚环境冬季漫长且寒冷恶劣，很多流放犯是冻死在路上。而在流放途中，不仅有寒冷的威胁，还有疾病、酷刑的威胁。
他们很多人住的营地都是“即将倾颓，设计不合理，极其狭窄，养护糟糕，室内肮脏”，通常是一百多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没有新鲜空气，秩序混乱。
而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更是繁重艰辛，很多流放犯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逃避过重的劳动。
除此以外，他们居住的房间内肮脏、混乱，在角落里放着一个粪桶，他们的大小便都在房间内解决。每天与跳蚤、蟑螂、老鼠为伴，再加上他们配发的床单用品，经常是上一个流放犯用过并且没有清洗过的，于是，皮肤病也在西伯利亚肆虐。
说到在西伯利亚最残忍的，莫过于鞭打了。
在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恐怖的惩罚方式。排在疼痛前两位的就是皮鞭和桦树条。
为了确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够疼，桦树条既不能太鲜嫩，也不能太干。很多施刑者当初亦都是受刑者，他们绝不会在自己手底下的流放犯施以同情心，甚至可能会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当然，如果出钱贿赂施刑者则另当别论，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施刑者也要受到鞭打。
在俄国有个传统：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即鞭打）。当女流放犯西吉达因为在狱中领导绝食抗议，被罚用桦树条鞭打一百下。鞭打之后，西吉达便和其他狱友一起服毒自杀。
流放过程中不仅仅是流放犯本人遭受侮辱，他的家人也同样在劫难逃。
沙皇为了让前往萨哈林岛的流放犯能够更稳定、更卖力地服务、劳动，便诱骗流放犯的家人一起前往，当局承诺会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会给予补贴。
然而，这段谎言，让噩梦真正地开始了。
在萨哈林岛的流放犯的妻子和女儿，已经不是家人，而是某种商品——换取管理人员的宽宏大量和伏特加，甚至是抵消欠债。在这种男多女少的生存环境下，往往也会发生一个流放犯诱骗妇女去杀了她的丈夫········萨哈林岛上的谋杀案并不少见，卖淫也是寻常事。
更骇人听闻的是，一个苦役犯的12岁和14岁的女儿，都已经染上了梅毒。6岁的小女孩在蒸汽船上被其他流放犯强奸，在当时也并不是罕见的事。
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男孩的处境或许会比女孩稍微好一点，但是看到“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喝酒，打牌，对妇女感兴趣“，不免让人觉得无比痛心。
岛上四处是暴力和苦难，男孩在这种环境下生长根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反而在还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对社会有足够的杀伤力。这些孩子都被称为“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苦役犯“。
萨哈林的家庭根本不是繁荣、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区的基石，而是成了刑法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3. 流放制度对于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的影响
显而易见，这种恐怖的流放制度给俄国带来的影响是甚远而沉重的。
流放初期，沙皇意在发展西伯利亚，但是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犯，被各地官员一层层地扣留，到达西伯利亚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几乎没有从事辛苦劳动的能力。而沙皇早先定下的发展西伯利亚的殖民目标与实际的流放制度也是背道而驰。
流放制度让大多数流放者聚集在西伯利亚人口密度较高、基础设施也相对较完善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也不需要流放犯的进入，反而是更加偏远的地区需要流放犯去开拓。但是矛盾就在这里：偏远的地带因为基础设施和资源等各方面不完善，殖民的成本很高，国家又并没有将流放犯引入偏远地带。
《俄国思想》称：“流放制度不但没能加强殖民浪潮，反而阻碍了它，让西伯利亚在俄国人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这也并不是俄国欧洲部分对西伯利亚的偏见。很多流放犯进入西伯利亚殖民地，带过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包括糟糕的品行和暴力，这对于自愿移民去西伯利亚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威胁，同样也是该地区的负担。
一旦1917年的流放制度被废除，流放营地的看守人员、营地附近的普通百姓，必然会受到被释放的流放者的骚扰和威胁，从而阻碍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这对于原本贫瘠且资源匮乏的西伯利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如果能够从乐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长达将近五年的流放制度，那么它唯一给国际上带来的好的影响恐怕就是就是：给了布尔什维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
国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宽松待遇，不仅揭示出社会等级和财富能长期解缓西伯利亚流放的恶劣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并不直销他们书生气激进主义的萌芽力量。虽然十月革命并不会依附流放制度的存在与否而到来或是取消，但是流放制度，尤其是在它的后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崛起确实有一定促进作用。
沙皇俄国的愚昧和无知，正好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苦难的体验和自我意志的磨练，为他们今后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埋下伏笔。
而这个跨越了四个世纪的恐怖之地，这个布满尸体的辽阔土地，也终于有机会回归平静。
《死屋》读后感(八)：西伯利亚：冰与火，死亡与抗争
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激进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政治小团体。结果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
后来他根据自己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经历写成了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我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
英国作家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部批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著作。书名正是向《死屋手记》这部著作的致敬。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讲述了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的116年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形成、腐烂、崩溃的历史类著作。作者运用大量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的史料，为读者生动呈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矛盾性和自我毁灭性。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黑暗之心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也被称为死亡之屋制度。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巨大的监狱、死亡之屋。
这个死亡之屋有多大呢？能容纳100万人。在1801年至1917年沙皇俄国最后的一百年统治时间里，有超过100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相比之下，19世纪1787年到1868年80年间，英国人只运送了16万罪犯到澳大利亚。
这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动荡，同时西伯利亚缺乏劳动力，沙皇政权为了控制社会各阶层，把犯罪行为扩大。许多以前的无罪行为都变成了犯罪行为，比如欠债者、妓女、流浪汉、窃贼、酒鬼、乞讨者。同时，将那些犯了可判处死刑的罪犯，宣判为“公民权死亡”，流放到西伯利亚终生服苦役。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实行了行政流放制度。政府可以规避法律和传统惯例，直接逮捕和驱逐所谓的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政权稳定的公民。甚至还授权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行政流放的权利。比如授权工厂、矿山的私人所有者以及国有工厂经理申请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还允许农奴主将那些不顺从、不中用、不喜欢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种制度被无限的滥用，使得被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有超过半数的流放者，从来没有见过法庭或者听过法官的裁决。
这个死亡之屋有多黑暗呢？
界碑是流放者苦难的象征最痛苦、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或泥泞、或积雪覆盖的路上。19世纪初期，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面临着极冷的气温、肆虐的暴风雪，以及发热、风湿、肺炎、肺痨等疾病的致命考验。押送军官则唯利是图，贪污本来应发给流放者的物质，公开虐待并受贿，更加重了流放者的苦难。
大多数罪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走到指定地点，要花费两年时间。但如果在途中生病，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三年时间，甚至四五年时间。而服刑期是从到达之日起才开始计算。
到了流放地，苦难并不会减轻多少，除非流放者出生贵族，舍得破财消灾。西伯利亚行政官员仗着山高皇帝远，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却极少收到惩处。
监督官员最喜欢使用的肉刑是皮鞭、桦树条和“夹道鞭笞”，会找各种借口惩罚罪犯。有一个典型的案件，1894年《纽约时报》刊登“奥诺尔恐怖食人事件”的报道：“调查委员会关于萨哈林岛奥诺尔罪犯站点的调查，揭露出了多起无情鞭打的事例以及手指和手臂被刀砍下的事例。饥饿引起的嗜食同类是常见事件。经常有人实施谋杀，然后嗜食同类，他们仅仅是带着一种招致处决、结束凄惨生活的想法……”
丹尼尔·比尔引用大量的史料，揭露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西伯利亚成为了沙皇专制政权的代名词，暴力、流放、压迫的同义词，被称为俄国“黑暗之心”。
狂野东部
丹尼尔·比尔还花费很大的笔墨介绍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改革、崩溃的历史，指出沙皇政权在西伯利亚推行惩罚殖民政策的重重矛盾和必然的崩溃结局。
十七世纪俄国占领了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长期短缺。因此，沙皇政府试图实施集合惩罚与殖民功能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改革的任务落在了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身上。
1822年，斯佩兰斯基实行流放制度改革。他大力鼓吹刑罚改造的观念，认为国家为罪犯提供改过和重新融入公民社会的机会，苦役犯有机会转变为流放定居者，继而转变为农民，从而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员。
然而，惩罚与殖民之间矛盾重重，惩罚是足够沉重，但改过自新却没有如期而至。以涅尔琴斯克矿山为例。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设想，矿山和冶炼厂应该不仅生产铁、银和金，还应该生产一大批改造过、充满活力且吃苦耐劳的罪犯。
然而涅尔琴斯克矿山的工作条件暴露了惩罚殖民计划的一个根本性缺陷。苦役犯住在狭窄、肮脏的营房里，从事着最艰苦的井下劳动，拿到的工资却不足以维持生计。
于是，许多罪犯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避免劳动。比如声称自己杀了人，把尸体抛在了某个偏远的地方，以此拖延办案时间，自己就不必马上返回矿山。还有就是自残，以此躲避辛苦劳作。正所谓“苛政猛于虎”。
漫画-流放之路唯一能让苦役犯发挥精力和智慧积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盗窃金银。结果，苦役犯服役的矿山、工厂锻造出一无所有且十分危险的罪犯。他们不断地成批逃跑，然后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打劫沿着西伯利亚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
即使罪犯没有逃跑，刑满走出了监狱，也没有准备好开启农业劳动生活，却把他们在监狱学到的走私、偷窃和伪造技艺带到流放者定居点。
而且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有一个漏洞，通过逃跑并隐瞒身份，即使被抓住，也只会被当做流浪者而受到较轻的惩罚。再加上西伯利亚当局混乱、低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而不断地刺激着流放者或被捕的流浪者再次逃跑。这些人没有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建设者，而是成为了破坏者和寄生虫。
同时，由于国家监管鞭长莫及，地方政府腐化纵容，西伯利亚反而有一种比在俄国西部更加宽容的气氛，改革和革命思想广泛传播。
革命试验场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还探讨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近现代俄罗斯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俄国青年，他们开始讨论改革，主张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发动了一场仓促的、不专业的、注定失败的政变。大部分政变军官被褫夺公民权并发配东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服役地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一场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政治实验。他们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年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管理者，制定和执行了一套自己的预算、特别委员会、选民和代表的制度。
每个“十二月党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所有人从家里寄来的物品都被放在一张公共桌子上，大家共同使用。总而言之，他们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模拟出了一个小型“共和国”，仿佛是对自己破灭的政治梦想的一种纪念。
然而因为牺牲和苦难，“十二月党人”成为了共和主义的殉道者和道德权威，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
囚犯被锁在独轮车上到了20世纪初，流放已经成为一个革命仪式。在十月革命的一百位主要人物中，有六十多人曾遭流放，包括了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等人还被流放了四五次。这些革命党人被流放后，并没有悲观痛苦、顾影自怜，相反他们认为自己跟随着“不可战胜的巨人”的脚步，成为了贯通整个19世纪的俄国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继承者和主人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伯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革命试验室，暴力革命的力量在这里聚集、膨胀、爆炸，最终摧毁了数百年的沙俄罗曼诺夫王朝。
历史的幽灵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运用了许多隐喻写法，恰当巧妙，令人深思。比如他在序言中写到乌格利奇的铜钟。1591年俄国乌格利奇人敲响铜钟，起义反抗。被残酷镇压后，铜钟也被判处鞭刑，并作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被流放西伯利亚。300年后的1892年，经沙皇批准，铜钟回归故土。这时，距离十月革命只有26年。
铜钟被流放象征着君主的权威，铜钟的回归又象征着专制政权的失败。300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似乎不可逆转，仿佛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然而，历史总是如此的诡异。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的政治流放犯，如今的新政权掌权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出于“净化社会”的需要，把沙皇时代遥远的流放定居地和监狱改造成了劳改中心。
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遍西方。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历史》中叙述，“古拉格”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最多时有476座独立的劳改营，关押数百万人。
“古拉格”一词在西方指前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政治迫害。而在前苏联，“古拉格”被称颂为“新公民的车间”、“有疗效的劳改营”。
古拉格集中营分布图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许是因为欧洲人对俄罗斯民族野蛮、落后的固有偏见，作者丹尼尔·比尔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他这样描述列宁在西伯利亚的三年流放生活：“列宁是个世袭贵族，而且他还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为人坚决自信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坐火车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列宁一再请求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来令生活舒适的物品，如温暖的袜子、狩猎时穿的防水披肩。”
他还写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不信任、怨恨和个人对抗，都被流放期间共同的孤立状态放大，给那些日后将统治俄国的人留下了心理印记。”直指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残酷的党内“大清洗”。
正如诗人雪莱的诗句所诅咒的，“你和你的奉承者、宫廷艺伎都将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消失；你的宫殿和你的宝座将和那些曾经伟大的帝国一起沦为尘土。”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让我们读出了沙皇俄国最后一百年的动荡和历史诡谲，令人长叹。
《死屋》读后感(九)：西伯利亚流放史话：极权处境下的人性炼狱
略删减 晶报：“死屋”里所见之悲惨，何止一部西伯利亚流放史
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实施过流放制度。我国从秦汉时期一直沿用到清朝，岭南、西北、东北等地遍布流人足迹；英国从16世纪起把重刑犯运往美利坚或澳大利亚；法国于18世纪在南美洲法属圭亚那和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设立了流放地；葡萄牙、希腊的政治犯会被发配非洲殖民地或爱琴海的一些岛屿……把罪犯放逐到边远蛮荒地区，既是作为一种惩罚，也能带动当地的垦殖，这是所有流放制度的初衷与共同点。但是，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除了以上特征之外，还具有特定的内容和意义，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权稳定和历史进程。
英国历史学者丹尼尔·比尔的著作《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部全面研究俄国流放制度的佳作。“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同时，这部作品还体现了对国家统治、群体意识和人性善恶等多方面的深度思考。这是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也是撕裂灵魂的永久叩问。
1.国家力量推动的西伯利亚殖民策略
西伯利亚被当作流放地，始于16世纪末的“领土聚合”征服计划，为了填补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作者说，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大批人力前往开发。西伯利亚还以其漫长的寒冬、凌厉的狂风、茂密的森林、与世隔绝的环境而天然具备成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条件。西伯利亚是最合适的流放地：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不过，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经济目的在起初并不那么明确。早期的流人大致等于服苦役的刑事犯。到了彼得大帝时代（1672-1725），政府大规模使用刑事犯作为无偿劳动力，兴建了一大批的基础设施，其中就有一条连接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道路。沿途兴建了一些村庄和驿站，以及一些供解差和流人歇息的羁押站，大规模的流放成为可能。在18世纪中叶，死囚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代替了极刑。在这个时期，欧洲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也波及了沙俄的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对付的办法之一就是采取“行政流放”，将大批反对者放逐高加索、奥隆、西伯利亚等地。此外，政府还允许总督、司法大臣、各级官员，乃至村镇、商人和农奴主等都有权驱逐“行为不端者”，这就使得西伯利亚人口激增，也打开了滥施暴虐的方便之门。
西伯利亚的早期开发，除了极少数的土著之外，皮毛商人和欧洲区域自发东进的贫困农民是主要人群，也是这片荒原的早期定居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流犯，从设在莫斯科沃罗比约夫山的第一个押送站出发，沿着西伯利亚大道蹒跚前行，加上刻意的拖延，往往要跋涉好几年才能到达流放地，这一路的开支都要由沿途农民负担，巨大的花费必然引起怨声载道。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必然与当地原住民产生矛盾，何况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倾倒的“垃圾”，对当地的“污染”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阳奉阴违，扣押强壮的劳动力，因此最后到达西伯利亚的往往只是些身残体弱的老幼妇女，根本无法适应严酷的开垦需求。
对比世界各国流放制度，可以发现，沙俄是最苛酷的、最专制的，而从人口规模来讲，英国并不输于沙俄，两种流放制度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澳大利亚历史学者罗伯特·休斯在《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里的叙述，澳大利亚流放制度采取的是“囚犯配给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根据囚犯配给制，转到某个自由拓居者的名下，或为政府劳动而服刑几年，他们从来不戴脚镣手铐，拿着假释证，时候一到，就会作为自由公民，被吸收进殖民社会。英国人把流放制度变成了一门有前途的生意，主人和流犯之间具有利益关系，保障流犯的生活，才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有配合的意愿。即使澳洲后来结束了流放制度，而盎格鲁价值观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比起沙俄意识形态的一味高压和毫无人性的粗暴行径，显然英国人的做法更开明，也更能达到殖民的目的。从中还能看出，不列颠何以成为现代文明的世界发源地，而俄国却只能长久地落后于世界的脚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以西伯利亚流放为手段的殖民设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惯性运转，它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初期，随着反对声浪的不断高涨、西伯利亚地区重要性的凸显与日俄矛盾的激化，政府终于不再把殖民主义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论基础。
2.激进主义与专制政权的博弈场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很奇特。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里所指出的，“俄罗斯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具有远离世俗事务和世俗幸福的苦行主义天性。其中最优秀的、最英勇的一部分追求着绝对的自由和真理，这是任何国家制度所不能接纳的。但是，俄罗斯人民却创造了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他们把力量交给了将一切转化为工具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国家总是提出力不胜任的要求，压抑个人的天性，俄罗斯人民在他们一手缔造的国家里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死屋》讲述苏醒的俄罗斯人对自由的追求。
这部作品充满了各种逃离、追捕、反抗与镇压的悲壮故事。春天的第一声鸟鸣，仿佛是生命的召唤；西伯利亚的霜降总是开始得那么早，这意味着奔赴自由的脚步必须后挪，等待来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流犯们试图一次次穿越莽原，哪怕失败就意味着残酷的刑罚，即使在苍冷的严冬，仍有人愿意冒着葬身冰窟的风险，宁肯倒卧在大地之上，故乡在呼唤他们。极少数的聪明人造就了幸运的传奇，比如，达布罗夫斯基在个人越狱成功之后，还在友人的帮助下成功营救了妻子，他们在后来的流亡岁月里成为了反俄组织的中坚领导人。他们的故事浪漫且具有戏剧性，成为后世年轻人的偶像。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由于准备仓促、缺少章法而失败了。但是，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民主主义和起义者所坚持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一次贵族阶层的集体反抗，对于沙俄政权的统治阶层来说，不亚于一次地震，但依靠请愿、祈求怜悯的事后脱解方式，也暴露了俄国历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与矛盾性。宽赦是君主仁慈的恩典。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决定跟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她们的形象在俄罗斯文学经典里不断被摹写，深深印入了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觉悟里。作者还说，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人不断将十二月党人领导者的绞刑视为暴力专制政权的象征。在西伯利亚这块远离政权统治中心的遥远之地，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学说和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人群里，不乏现在我们很熟悉的著名知识分子。《死屋》这个标题就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1854年2月成为西伯利亚流犯的一员，苦难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也留下了关于人类灵魂黑暗冲动与道德复活机会的文学巨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被逮捕，1864年被判处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而他在囚禁和流徙过程里写下了《怎么办》《序幕》等呼唤俄罗斯“新人”、热烈追求自由的作品。契诃夫尽管没有遭遇流放，但他自觉关注、记述萨哈林岛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促进了对这个肮脏污秽的刑罚地的摧毁。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于1897年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村庄舒申斯克，托洛茨基于1904年流放到乌斯季库特，布尔什维克党的萌芽就在西伯利亚。
《再见欧洲》1894年，前流放者萨哈切夫斯基描绘1863年波兰起义者在西伯利亚界标处告别欧洲。西伯利亚流犯里，还有一支特殊队伍，那就是波兰人。波兰对俄罗斯的反抗历史悠久，屡败屡战，波兰人反对俄罗斯同化的精神意志极其强大，前述的达布罗夫斯基就是波兰起义领袖。“以自由的名义！”定名波兰反抗的这一章节，可见作者对波兰人民的敬意。作者如此评价：“被流放的1863年起义者的绘画和回忆录使得他们的同志的牺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当中。这些波兰人把西伯利亚政治化了。他们把西伯利亚不仅塑造成了一个流放和惩罚之地，还塑造了一个反抗和斗争的舞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帝国各地的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将加入这场战斗。”
3.考验人性的死屋炼狱
西伯利亚的蛮荒，不仅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还是人类心灵精神意义上的。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一样，在这里，暴力横行，拳头说话。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西伯利亚的黑暗更甚一筹。这是人间的炼狱。脚镣与手铐、鞭打与殴斗，摧毁的不只是肉体的健康，还有人们的道德理念，人们对善美的向往。
作者说，尽管鞭打和镣铐非常可骇，但它们从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罪行。对于营地的监督人来说，用酷刑告诫新来者，用鞭打建立权威，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刑罚总是过度的滥用。对于遭受这样残酷对待的人来说，他将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他的伤痕甚至成为得到其他罪犯景仰的证据。在他的内心，流动着一种野蛮性，他对于其他人遭遇的苦难很少怀抱同情心。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在虐待他人里得到乐趣。
书里记载了一个叫科姆列夫的人，他曾经被一个叫捷尔斯基的人鞭打，后来，他获得了鞭打捷尔斯基的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让这次行刑成为“升级版的酷刑”，他对其他人说道：“难道他们没有打过我吗？我一生都在挨打。”俄国刑罚制度极度可憎。政府让流放者或苦役犯担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惩罚就可以减轻或免除。这样一来，罪犯之间就难以形成伙伴关系，互相憎恨，互相报复，有些人甚至通过行刑来讨取管理者的欢心或者取乐。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逐渐腐烂，沉沦到地狱的底部。
流犯面对管理者并不是绝对一筹莫展，也不是完全的一盘散沙。罪犯协会在他们中间自发形成，并很快成为代表流犯与管理者讨价还价的组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流犯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达成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私下的商品流动，有时还帮助、掩护成员逃跑。但同时，为了获取当局对他们的非法行为的视而不见，他们必须与管理者达成妥协，事实上就慢慢异化成了管理阶层的副手。后来的纳粹集中营，经常采取让犹太人管理犹太人的方式。这些犹太人被叫作“卡波”，他们享受的待遇要比普通犯人好得多，他们获得的特权需要其他人付出代价，他们必须非常残忍地对待以前的同伴以证明自己的可靠。历史的镜像如此相似。
西伯利亚的流犯中间一直存在特权阶层，比如，罪犯协会的核心成员。比如，十二月党人就不可能是普通罪犯的待遇，他们的家人也时常会寄来生活用品。比如，贵族身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处境也很宽松，列宁在家信里还赞美了乡村环境的幽美。就像普里莫·莱维从纳粹集中营经验里得出的，奴隶的枷锁很难自己去打破，因为生存的重压让他们无暇思考，活着就是一切，那些有能力打破枷锁的，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轻、更松。消失于灾难的惨境的，再也回不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能够存活的，要么有特殊的待遇，要么就是适应了环境的、以兽性存活的“非人”。
《死屋》最让我悚然的章节，是第十章关于萨哈林岛的记叙。它打破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流犯为了自己日子好过，刻意描摹迷人的田园生活，哄骗妻儿卖掉家产前来这个封闭的岛屿。而等待着她们的命运，就是用肉体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却是在彼时彼地一口面包、一件破衣所代表的必需品。妇女们成为营妓，年幼的儿童遭到性侵，在萨哈林岛，父亲和丈夫代表的不是庇佑，而是代表恐惧的恶魔。无数女性经历痛苦、反抗、麻木，最后沦落为新的迫害者，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物品。理想主义年轻女子娜乌莫娃放弃圣彼得堡的优裕生活，想要在这个岛上建立孤儿院，最后却因为无法忍受此地的气氛而自杀。人类不是禽兽，怎样抵挡那些腐蚀人心的黑暗力量？灵魂能坚持多久才不至于屈服或崩溃？
《生活无处不在》1888年，亚罗申科描绘流放者及其家人在封闭的列车中。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抵抗、战胜人性中的黑暗因素。而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恰恰是人为制造了极端的环境，它无限地放大了邪恶，迫使人的良知一线线撤退。被压迫者不再企望获救，而是模拟、认同或者仿效，希望自己也成为权力掌控者，从而完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心理角色转换。这是《死屋》一书留给我们的深刻痛彻的教训。生活无处不在，光与亮也应当无处不在。
《死屋》读后感(十)：丹尼尔·比尔：沙皇的流放制度如何影响俄国革命？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饶家荣2018年度的“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近日在加拿大东部城市蒙特利尔揭晓，作为“坎迪尔奖”年度盛会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一年度的大奖获得者受邀在麦吉尔大学进行演讲。讲座于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年的演讲嘉宾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的丹尼尔·比尔教授（Daniel Beer, Reade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演讲围绕其去年的获奖著作《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展开。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上百万人在劳役殖民（penal colonization）的政策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这些流放者的经历在书中有细致的描写。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丹尼尔重点分析了流放制度的形成、运作、积弊及崩溃，探讨流放制度的两个互相冲突的方面——惩罚（punishment）和殖民（colonisation）如何侵蚀沙皇俄国的统治根基，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
丹尼尔·比尔教授，图片来自Cundill History Prize官方推特沙俄对西伯利亚的控制从16世纪末开始，之后迅速扩张，成群的皮毛猎取者、雇佣军和士兵源源不断地从乌拉尔山一路向东，足迹远至太平洋沿岸，将沙皇统治的领土范围向东推移，同时也为俄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皮毛。随着这批人在西伯利亚定居，一个个贸易中心相继建立。从17世纪后期起，农民（包括逃难的农奴）也来到这些地方定居，与工匠、退役士兵以及西伯利亚原著居民共同构成所谓的“老西伯利亚人（Old Siberians）”。尽管惩罚和殖民同步进行的政策在17、18世纪已经出现，但是在西伯利亚有计划地开展劳役殖民是在19世纪初由沙皇的政治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 1772-1839）的改革时期确定下来的，以期在惩罚犯人的同时巩固帝国的统治。
从1822年起，罪行较重的犯人在到达流放地之后要承担相应的劳役，罪行较轻的则需在指定区域待上一段时间。犯人刑满之后原则上可获准离开原流放地，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其他区域，但是他们如果想回到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俄罗斯（European Russia）就必须有官方许可并获得通行证。为此他们必须征得流放地原雇主（农民以及商人团体）的同意，而情形常常不容乐观，同时他们还得为归程自掏腰包。这些限制实则是为了迫使大部分犯人刑满之后继续留在西伯利亚。
演讲照片（蔡丹妮摄）一、流放制度的问题
流放制度有三项核心内容：放逐（deportation）、地区控制（territorial control）以及让流放犯人恢复正常生活（rehabilitation）。然而，在丹尼尔看来，以上几个方面的制度规划长期无法在实际层面上得到落实，因为沙俄当局既不能有效地组织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及其家属向东迁移，又无法确保他们在流放地立足并长期居住。他首先提到，犯人被放逐的过程因西伯利亚当局的贪赃枉法行为而变得混乱且危险。截至19世纪中期，与挪用公款、盗窃流放人员财物，以及为逃脱流放而开展的不法交易有关的报告层出不穷。这些腐败行为导致一些流放者因食物和御寒衣服的短缺而失去生命。
另外，设在西伯利亚的中途停靠站（waystations）和临时牢房大多破败失修、细菌滋生，在拥挤不堪和供暖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流放者及其家属难逃病痛的侵袭。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犯人自发形成互助组织（artel）。这个非官方组织模仿农村公社的运作机制，管理犯人流放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为组织中的成员提供保护是其存在的主要动因。官方默许其存在，不仅对这个组织涉及的一些不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依赖其来管理流放队伍的行进。确保成员之间的各种交换协议顺利落实是这个组织的基本职责之一，它以暴力威胁作后盾，监管流放犯日常的物品和服务交换，例如靴子的修补或伏尔加的购买，甚或是姓名和身份的交换。由于负责押送的官员难以记住所有犯人的长相，而登记制度又非常松懈，一些不择手段的犯人会用一点点卢布或是一瓶伏尔加来诱骗单纯或贫困的流放者与他们交换姓名（以及命运），犯人组织的存在使所有交换一旦完成就难以反悔。
托木斯克中转监狱的一间牢房挤满了男性罪犯以及随丈夫和父亲前往流放地的妇女与儿童， 19世纪80年代丹尼尔接着指出流放制度无力控制西伯利亚的犯人。不少流放犯从押送队伍、矿井、监狱、服役地点逃脱，穿过森林返回欧洲俄罗斯，这使西伯利亚当局将这些犯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并利用其劳动的计划落空。企图用身体的烙印来辨别逃亡者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犯人总能找到办法除去烙印。逃犯被捕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残暴的鞭刑以及增加的刑期，然而这些惩罚非但无法阻止逃亡的再次发生，反而会进一步激发逃亡的欲望。有数据显示，逃亡的犯人不在少数。例如，一份1877年的官方报告对伊尔库茨克（Irkutsk）的三个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总数为23000的犯人中有11000人逃跑，他们的下落成谜。这些亡命之徒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股潜在威胁，不少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凌辱妇女儿童的恶性事件都与之相关。
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西伯利亚地区的百姓渐渐摒弃了原先的怜悯之心，变得忧虑且警惕，再到后来大开杀戒。他们对待逃犯的暴力行为得到官方的准许，并且可以通过捉拿逃犯（无论逃犯是死是活）向政府邀功请赏。在逃犯和西伯利亚当地人之间爆发的这些冲突，完全不亚于小规模内战。
流浪者、逃亡流放者穿过泰加林，19世纪后期丹尼尔继而分析了官方让流放犯人恢复正常生活的尝试为何成效不彰。他提到官方的设想是，针对劳役犯，如果犯人表现良好，经过一段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犯人就可以生活在监狱之外，并卸下镣铐。刑满之后，他们将被释放并最终获准成为西伯利亚的普通农民。为了使这些犯人遵纪守法，政府鼓励妇女跟随其丈夫、儿童跟随其父亲前往流放地，希望家庭的力量能感化这些犯人。于是出现在流放队伍中的女性逐渐增多，既有犯人的伴侣也有犯人本身。
然而，家人的到来却没有播种家庭的希望——库页岛（Sakhalin）见证了沙皇政权的又一次失策。由于女性人数明显少于男性，当女性到达库页岛时，她们被视作妓女，管理人员甚至为她们定了价。女性劳役犯常常被看守或士兵调戏侵犯。在一个例子中，一对夫妇同时因罪被流放，然而到达库页岛的时间不同，因为妻子要被交给另一个在当地定居的人。
实际上，在一系列由当局安排的肮脏交易下，女性在不同流放者手中转让，而这种交易所得有时进入了当局的私囊。身份自由的犯人妻子日子比女性劳役犯好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糟。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即使忠诚的妻子也不得不靠出卖肉体维生。同时，流放者们也开始出卖女儿。以至于流放者意识到，若是家中的妻子或女儿稍有姿色，就不太需要为生计发愁。除了扭曲的家庭观念，被释放的流放者要面临着在库页岛严酷的气候环境和简陋的生产设备的条件下生存的考验。当局拒绝了他们回乡的请求，并且要求他们在岛上发展农业生产，直到他们清偿了之前从政府那里积压的债务。当1894年这一限制措施被废除时，人们纷纷离开，库页岛上的大批农田最终被遗弃。
《生活无处不在》，尼古拉·亚罗申科描绘了流放者及其家人在封闭的列车中等着被运送到西伯利亚，1888年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阐述，丹尼尔认为，沙皇的统治并没有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扩张而巩固，反因其所依赖的管理、押送人员、甚至是被释放的犯人而遭到削弱。事实上，这些要么抱着渔利心态，要么充满绝望心情的群体，不仅无法将帝国权力植入西伯利亚，反而挑动了颠覆性的火花。这种情况也逐渐被高层觉察，1870年代末，决策者承认，劳役殖民制度实则是帝国控制西伯利亚的一大障碍。
二、革命运动的兴起
除了殖民扩张以外，流放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遏制犯人（containment）。西伯利亚很早就作为一块政治隔离带供沙皇放逐异见人士和革命者，比较有名的包括1825年起义失败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1830年代起义失败的波兰贵族、以及185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陀氏根据他在流放地的经历写下了世界文学名著《死屋手记》，本书的书名《死屋》即源于此。不过，19世纪下半期，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印刷媒介的推广使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流放者的命运，从而对当局造成了舆论压力。其次，被流放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将政治抱负的施展转而放在发展流放地的教育、医疗事业，而是通过慷慨激昂的文字继续反抗西伯利亚的流放体制。对此，当局诉诸武力，而这种应对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无疑是在走一步险棋。不久，一场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反映出革命人士和西伯利亚当局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1889年，在外贝加尔（Transbaikal）的卡拉（Kara）女子监狱中，一群女性犯人节食抗议。在意识到她们无法通过节食迫使当局作出让步之后，其中一位名为Natalia Sigida的女囚要求与监狱的负责人会面。结果见面时，Sigida走上前直接给了这位监狱的负责人一记耳光，这被视为是对沙皇权威的挑衅，于是Sigida受到了被桦条鞭打100下的惩罚。这一举动打破了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女性免受体罚的传统惯例，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弹，甚至卡拉当地的医生也拒绝出席现场以示不满。
然而，当局还是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施加体罚。受刑之后的Sigida和另外三名女性狱友服毒自尽。消息传到卡拉的其他监狱之后，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犯人也用自杀表示抗议。发生在卡拉的悲剧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权的道德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美国记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845-1924）从西伯利亚归国之后，强烈谴责流放制度，引起了外国人对于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革命人士的同情。
1905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带来的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城市动荡，促使政府再次试图以流放制度来对抗革命分子。于是，装满犯人的火车开始将成批的革命人士运往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劳役犯人的数目从1905年的6000人上升到1910年30000人。1907年7月16日，被流放的革命者对当局的仇恨之火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的监狱再次被点燃。当三名犯人被鞭打的消息传来，十六名愤怒的狱友们决心参与叛乱，并用文字表达了视死如归之心。他们用床板和家具武装自己，以阻止守卫进入牢房搜查。在冲突中，一名紧张的士兵失手开了火。最后，一名犯人脑部中枪而亡，另外七人受伤。发生在监狱里的斗争很快在西伯利亚的城镇里引发轩然大波，监狱的守卫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监狱之外的街道上被有组织的无情刺客攻击。就在三名犯人被鞭打的两周之后，托博尔斯克的监狱长官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刺客所杀。接任这名受害长官的新负责人下令对所有犯人实行更严厉的管束，对任何反抗者施加鞭刑。1908年3月，十三名犯人以合谋刺杀守卫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在监狱外执行。一年半之后，托博尔斯克的监狱长官被一名革命者刺杀，并被葬在其前任的墓地旁边。
西伯利亚的监狱囚禁着因1905年的革命而被流放的犯人，在他们心中酝酿的仇恨最终汇成摧毁帝国的洪流。1910年7月，托博尔斯克的一名政治犯人因参与谋杀监狱守卫而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明白，向沙皇求情有可能免死而改为终生劳役，但是他不屑于向沙皇请求宽大处理。在遗言中，他控诉沙皇的专制，并宣称终有一日被沙皇蒙蔽的政权支持者将转而加入推翻沙皇的大军，而到那时，沙皇将不会得到起义军的任何怜悯和宽恕。当1917年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他们的确没有放过自己的敌人。最后，在革命者的弹雨中，沙皇倒在了西伯利亚的一间地下室里。
死屋9.2[英]丹尼尔·比尔 / 2019 / 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延伸阅读 W. Bruce Lincoln, 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Andrew A. Gentes, Exile to Siberia, 1590-1822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Andrew A. Gentes, Exile, Murder and Madness in Siberia, 1823-1861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arah Badcock, A Prison without Walls？ Eastern Siberian Exile in the Last Years of Tsa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