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福宫的读后感大全
《建福宫》是一本由[英] 潘鬘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何在中国做一个不失控的工程 （单字价格很贵的情况下书还是稍浅了一点...要是有纪录片就好了...）
●排版不错
●Victory goes to those with organized mind and perseverance.
●整个项目是充满崇古的项目，致敬！看完，我就到了绍兴天宫，看到这里的建筑，更深有体会。
●关于建福宫花园重建的探讨，不仅从建筑和传统工艺的角度讲述了重建过程中的问题，也讲述了从花园从兴建到火灾，从火灾到重建，历经的劫难与故事。
●在库布里克看到天昏地暗，紫禁城内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还得再去。石作之工、木作之工、瓦作之工、雕梁画栋，中国古建筑太美。哎我那本中国建筑史要到了吧。
●页212那幅画的作者是董诰不是董浩，214页也把这个名字写错了……那么问题来了，圆明园该不该重修？
●可见古建人员的辛苦p.s:关于复建方式那里更新了我对此的认知
●乾隆一生收藏的艺术古玩书画器玉珍宝在1923年6月26日晚付之一炬，废墟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建筑工作坊一直做的小册子就是“非虚构”嘛，而且图文并茂，史料匠造并俱，就像这本。 故宫的轴测图很好看，排版上称。
《建福宫》读后感(一)：重建一座花园，重现一种希望
文/严杰夫
北京奥运前，中央电视台新址、国家大剧院一时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两幢建筑，各大媒体不吝版面地对两大建筑引来的争议大量报道。然而，却很少有人关注到，几乎同时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工程正在故宫的院墙内悄然进行。这就是建福宫花园的复建。
说到建福宫花园，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座建于1742年的皇室花园，在清帝退位12年后惨遭焚毁。根据资料，1923年6月26日午夜，大火从建福宫敬胜斋开始燃起，随后蔓延至中正殿，最后花园内十四幢建筑物，被烧掉十二幢半，而受殃及的中正殿建筑群也被焚毁九幢半。这座曾被乾隆用来为母守制、修身养性的皇家花园就这样毁于一旦，同花园一同被烧尽的还有数量可观的皇家珍宝。大火的起因早已是近代史上的一大谜团，只有溥仪断定这场大火是拜太监所赐。当他在晚年撰写《我的前半生》而再度回忆起这场大火时，依然对那些贪得无厌的太监咬牙切齿。现在来看，起火的真正原因已不重要，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眼中，这场大火同“火烧圆明园”一起，是这个国家在近代衰败的象征。所以，敏锐的贝纳托•贝托鲁奇在《末代皇帝》中，才会用这场大火来隐喻末代皇朝那种帝国斜阳似的悲壮。
在此后的80年里，一片废墟的建福宫花园就一直静卧在故宫西北角。直到上世纪末，恒隆主席陈启宗走进这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这座花园才迎来重生的曙光。从1997年修复工程开工，到2005年建福宫花园修复完工，再到2012年中正殿区的复建竣工，15年的时光用来重现一座皇家园林值不值得？15年里，这项工程又经历了哪些故事和曲折？而在复建后的花园里，跨越了两百多年的传统与现代又如何成功地对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也为了让更多人能知晓这项工程，作家潘鬘撰写了这本《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
潘鬘在书中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答记者问”，而是通过记录重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来让读者自己找到答案。同普通的古建修复不同，重建一座古典园林的关键在于还原这座园林的气质。这就是作者在第二章中专门叙述“乾隆造园”的缘由。作为一个对汉族文化极度推崇又对皇权极度迷恋的矛盾体，乾隆多次在恢弘的皇家园林中引入细腻的江南元素。所以，我们在昆明湖或许能看到西湖山色，而在圆明园的山水间则恍惚能闻到江南烟雨。同样，在曾经的建福宫里，江南园林的精巧委婉也被用来补充和衬托气势撼人的皇家宫殿。漏透的太湖石堆砌出的假山间，点到为止的流水曲觞中，我们读到的是同时作为文人和皇帝的乾隆，内心所怀有的一种霸道却纠结的气质。
还原这样一种气质，当然就对营造的各项细节提出了极高要求，尤其如何兼顾好传统与当下更是极为关键。这样来看，建福宫花园重建的成功之处，正是将传统工艺和现代管理妥帖地融为一体。对于传统工艺，建福宫花园在复建中给予了最大的保留和利用：从史料中梳理出的花园原貌成为施工的蓝图，石作则尽可能地利用废墟中遗存的基址和石料，还有依照《营造法式》来展开的木作、参考《园冶》而设计的景观，再加上精巧的瓦作、细致精美的油漆彩画，最终保证了建筑细节上的精确；而香港中国文保基金会带来的现代的项目管理制度，则是保证这种细节精确的最大保障，这种现代的制度得以落实在工程规划、材料采购、施工执行等各个环节上，帮助整个项目客服了国内古建修复惯常带有的粗糙毛病，最终让整座花园从建筑到景观再到气质有了“精准还原”的可能。
所以，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可以说是竖立了文物修复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展示了古典气质在现代工程中是如何得以完美重现的。而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我们看到那些即将消逝的传统，在纷扰的当下有了重生的希望。
《建福宫》读后感(二)：恋一个园子，爱一座城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饰以琉璃，饰以黄金，饰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像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雨果描写的圆明园美到如此不食人间烟火，而位于几里之外的紫禁城里的建福宫，也拥有同样的绝世美丽。并且，吊诡的是，它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毁于大火。然而，罪魁祸首却不同，一个是外寇，另一个却是家贼，或许是某个小太监趁着管理松散，为了掩盖偷窃痕迹，而故意放的一把火。
两处燃烧的熊熊火焰，焚尽了一个帝国外强中干背后暗藏的千疮百孔和漏洞百出，也把皇帝们外强中干的慌张嘴脸映照得无处躲藏——无论它们曾经承载过一个家族、一个帝国盛极一时的荣光与梦想，无论这份美丽在静悄悄之中凝聚了长达几百年的光阴，都禁不起几天几夜无情的燃烧。
康熙、乾隆们在呕心沥血建造这些宫殿和园林时，内心早就起草了一副无比美丽的设计图，那是他们梦里的极乐世界，是只有传说中才有的美好，他想把她们变为现实，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无奈，这美丽就像恒河之沙，随着几百年光阴的流逝，也从他那帮不肖无才的子孙们的手指间，一点一点的滑落了。
保留美丽的唯一方法，我想，就是用等待和记忆把它装裱起来，以作永久的纪念。其实，保存历史的方法实在有很多——或像圆明园那样成为触目惊心的伤口，让世人永远难忘国耻；或像故宫一样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供人直接瞻仰、抚摸往事；还可以像建福宫这样，在废墟上重整河山，去循着梦的痕迹让曾经的辉煌借尸还魂。
“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这除了是令人向往的文化再造盛事，也因需要平衡尊重历史和体现当下之间的关系而陡增难度。《建福宫》记载的是这座宫殿的前世今生，是在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精心策划下，经历的一次涅槃重生。在一个泱泱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建造一个新的国度，这足够考验各地人们的智慧——是全部推倒，重新来过？是边保护，边开发利用？北京的古城墙毁于错误的决策，某些古建筑遭遇野蛮拆迁毁于一旦……我们获得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而建福宫的重焕新生，给我们如何保护和重构古建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范本。
《建福宫》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全程观照，首先传播的是保护古建的正确理念，比如，书中批评国人面对断壁残垣时总是习惯索性全部推倒，重头来过。而建福宫的重建过程中，设计者和工匠们摒弃了过去那种破坏式的野蛮的保护法，格外重视对原有材料的利用，讲究“旧”地取材，新与旧的掺合，既有时间的错落感，也有历史的沧桑。这就仿佛在残损的绢帛上用丝线绣出精美的图案来，令其焕发出别样的风采。这就是书中收录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提倡的“最小干预”，即力图保护“残破美”，而千万不要追求“人造美”，否则，过于雕饰的人工痕迹反而会破坏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且，社会共有的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如何被用来保护或复建历史建筑物，这已不再是文物界、建筑界的业内话题，而成了一个必须在更广社会空间里被广泛讨论、吸纳更多民意的公共话题。
《建福宫》是一阕纸上宫殿，是中国古建筑细节和文化的普及读本，就像当年梁思成跑遍全国各地绘制的的建筑图式一样，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已经在现代建筑中不复存在的诸多细节，如石作之工、木作之工、瓦作之工、油漆彩画、花木山石、历史竟是不可逆的，我们不再需要它们，并不等于它们已经失去生存的空间。在失去实用价值的同时，它们反而愈发具有了被束之高阁、被崇拜景仰的必要。帝王们的造园思想，也是中国山水建筑思想宝库中的明珠。作为皇权执掌者的皇帝，他们是优质文化的指挥者和推动者，如果没有康熙、乾隆等帝王的伟力，圆明园、颐和园以及故宫（包括建福宫）又怎能会有如此盛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皇家园林跟兵戈铁马的万里疆场一样，是这些帝王施展雄才伟略的战场。
建福宫如何被建造？她曾经如何风华正茂？又如何被付之一炬？如何重见天日？……历史本身就是能言的讲述者，可过分沉溺于历史，只会让文化钝化，看不见未来。《建福宫》书中专门给那些参与修复工程的工匠们留了整整一页，一排排展现他们的头像。尽管他们是普通人，可是他们成为了这座宫殿的新主人的代表者，这就寓示着：作为中国人集体的文化遗产，建福宫不应该成为达官显贵们觥筹交错的高级会所，也不是乾隆、溥仪们存放搜刮而来的民膏民脂的皇家宝库，她理应被修葺一新，以全新的面貌，去迎接每一个对其心存善念和期待的人，她理应在中国历史颓败的过去和簇新的未来之间，架设起通接衔联的桥梁。她不是某个人、某些人私有的后花园，她是文化空间和公共领域，供全民拥有、瞻仰、咀嚼和讨论。
《建福宫》读后感(三)：紫禁城的新花园
2013-02-23
大部分普通人知道故宫里有一个建福宫花园是因为2011年5月网上突然有人爆料说故宫的建福宫花园是高级会所，引起了媒体后续的一连串报道。长江商学院第四期CEO班的大部分学员4月23日在建福宫花园里举办了夜宴，一百多位富豪收到了会费百万的入会邀请。事件以故宫官方“强调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处理了相关的下属文化公司为结束。在这些报道里，提到建福宫只会简略地说它是紫禁城里一座在1923年被烧毁的花园，长时间是一座废墟，1990年代末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出资，与故宫博物院合作，进行了复建，工程在2005年竣工，这背景之外，它就被描写成了奢华夜宴的纸醉金迷之所。
每次看到这种描写，我会有点儿心疼，为它染上这种名声感到可惜。当年我在做文物保护工作的时候没能去建福宫现场，只有幸在测绘工作中间从屋顶上远远眺望那片工地，到处听到的都是有关它如何认真如何高水准的传说。这本来是一项非常认真的文物复建工程，初衷也完全出于对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好感和对古建筑的善意。《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的出版，终于可以让建福宫为更多人所知，了解它从废墟重建成现在样貌的过程，可以多少为它正名。
这本书不厚，作者潘鬘（May Holdsworth）并非中国古建筑专家，她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对这本书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她用她的语言来解释了许多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名词和做法，尽可能地浅显易懂又极尽所能地精确，令这本书比真正参加这项工程的古建筑专家们写出来的报告更耐读，也更有意思，让不了解传统建筑做法的人，应该能很容易地从中获益。
难得的是，她在这部描写古建筑复建的书里表现了参加复建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者，有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组建者陈启宗、现场代表邱筱铭，有故宫博物院参与工程的李文革、张生同，提到了文物保护界的专家罗哲文，还有许多参与复建的师傅和工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关中国古建筑相关工程的书里看到这么大篇幅关于个体的工人师傅的描写，里面直接引用了对他们的访问，对于故宫里木工、彩画等专门工种的几位老师傅，甚至写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经历。这些人物的出现，让整件事的叙述变得有血肉也有人的脾气和固执，会感到他们直接流露出来的对工作的自豪。
她融合了历史研究、新闻写作、纪实文学的手法，查阅了大量史料、记录，笔下建福宫最初的建造过程脉络清晰、火灾扑朔迷离，对于从最初开始有这项计划到实施完毕再到共管协议到期中止，十几年的复建过程中各种跌宕起伏、理念冲突都毫无避讳。
建福宫的复建在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在它之前，一个由香港富商个人出资组织、既不从事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也非大陆体制内的机构在故宫博物院里要实际参加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故宫博物院非常特殊，级别上，它的设置高于全国任何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副部级单位，甚至高于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它封闭独立，有着完整的自成一体的组织体系，具备自己的古建研究、设计、施工的部门，除了经济资助外，几乎不需要外界插手。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参与接洽的最初就提出要深入到工程的过程中来，尤其是要介入项目整体计划和施工管理，打破了这层硬壳。
作为基金会代表、从未学过古建筑的香港人邱筱铭，凭着不放松的认真和责任感，从项目策划、图纸设计开始，在故宫一扎五年多，不断坚持“斗争”，确保了工程质量。《建福宫》记述了这些理念上的、工作方式上的一次次“对抗”，以及双方最终互相协调、理解的过程。这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中国”，几乎映射了种种固执的旧体制和现代理念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明明双方目标一致、互无恶意，但就是要进行一场“不愿改变”和“定要坚持”的拉锯战。
对于文物保护，就像我们诸多“中国特色”一样，从《威尼斯宪章》的古建保护精神进入中国文物保护界视野的那天开始，“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就伴随着中国特色的修正。这其中确实有亚洲古建筑特征与传统的客观原因，但也有主观上固步自封的因素。这也是邱筱铭和她请来的专家们在建福宫工程里一再需要披荆斩棘的原因，比如，建福宫现场留下的石作构件，是留用还是全部换新？按照国际文物保护的精神，应该是经过检测，可以留用的就留用，但故宫方面认为既然是复建何不换新，更省事也更有保障。邱筱铭和古建筑石材保护专家庄山地用一次次检验、检测的报告来说服故宫博物院和专家顾问们。“沟通”，有时候实际上是据理力争的斗智斗勇。在瓦构件的选择上，故宫打算直接选择长期合作的供货厂商，是邱筱铭提出一定要货比三家。要求筛选出的三家厂商提出做出构件来比较，虽然选择了原先的老供货商，却其后的交货中出现了整批质量欠佳的事件。幸好之前与另外厂商有过接洽，才能在紧要关头找好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些想象中、在现代工程管理中本应顺理成章的过程，复杂、熬神，让外人难以置信。
建福宫竣工后，它成了故宫大修工程和全国其他古建维修工作的榜样，故宫到现在还流传着“邱小姐效应”这个词。我之前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亲耳听到过，“香港的邱小姐别看个子不大，但人很厉害，有的事要不是她坚持就根本做不到现在的效果。”在建福宫之前，故宫自认为是最好的，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行为方式会受到业外人士这么强烈又有理有据的质疑。没人不想把事情做好，可又多数在怕麻烦、事不关己的想法里松了劲。时至今日，故宫的大修工程还在继续，但有建福宫一比，总不免显出马马虎虎的捉襟见肘。
《建福宫》的每一章内容后面都加入了一些其他相关专文，其中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关于故宫“再现辉煌”的那篇，其中能看出中国文物界对于故宫“再现辉煌”有哪些有所保留的不同看法，“修”“重建”“复建”这些字眼在古建保护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惜的是，这项工程也有遗憾，看完整本书之后，我的一位朋友帮我转信给邱筱铭，我问书里两张照片前后对比，为什么同一栋建筑的屋顶做法，老照片里是庑殿顶，而建成照片是歇山顶。邱筱铭回答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那张老照片2011年才找到。
《建福宫》读后感(四)：【转】皇家花园失火之后
转自《大众日报》
卞文超/文
建福宫花园位于北京故宫西北隅,初建于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将至爱珍宝尽藏于此,并常在园内吟诗赏画。1923年6月26日,花园突遭火灾,“宝库”一夜之间化为废墟。
自此,建福宫花园沉睡在瓦砾之下长达75年之久。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工程于2006年竣工,以传统工艺结合现代技术,成为古建修复中的典范。
今年1月,英国人潘鬘出版《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一书,他全程跟踪工程进展,研读大量相关历史档案,追溯这座御苑从乾隆兴建到复建竣工之间的曲折历程。记者与这本书的编译方取得联系,在海外历史文献和私人信件中,这座御园失火当天的情景清晰浮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世百态图发人深省。
建福宫花园内没有亮起灯火,这里已无人居住,主要用作贮藏珍品,周围一片漆黑寂静。直至午夜,一道怪异的光从花园极远一角敬胜斋中放射出来。
建福宫花园始建于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曾下令将此处收藏的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至清末,像敬胜斋这样的建筑,基本为堆放珍宝所用。不仅如此,一些楼阁平时还供奉不少金佛、金塔及各种金质的法器和藏文经版以及清代9位皇帝的画像、行乐图和名人字画、古玩等,连溥仪结婚时的全部礼品也都存放于此。
1922年,已被赶下皇位但仍住在皇宫的溥仪想知道这里共存放有多少珍宝,决定来一次彻底的清点。结果,清点工作刚刚开始,一场神秘大火冲天而起。
1923年6月26日晚,下过一场大雨,可是入夜后微风轻拂,空气清新而凉爽。夜里,紫禁城大门紧闭,与世隔绝,悄然无声。太监一边关上大门,一边呼喊:“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
紫禁城西北侧的建福宫花园内没有亮起灯火,这里已无人居住,主要用作贮藏珍品,周围一片漆黑寂静。直至午夜,一道怪异的光从花园极远一角,一个门口匾额刻着“德日新”三字的内室——敬胜斋之中放射出来。
建福宫花园南墙的另一边,喇嘛正在中正殿念经。中正殿内贮藏有诸多佛经、佛像和一座约33厘米高的金塔。清朝皇帝对于宗教仪式一丝不苟,在紫禁城的这一区域内共兴建了三座藏传佛教的佛堂,分别是中正殿、宝华殿和雨花阁。佛堂主持仪式的喇嘛剃度前为宫内的太监,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定时到佛堂点香和诵经。建福宫大火就是其中一个太监马来禄在换更时发现的。
熊熊烈火如潮浪般涌出窗门,直奔相连的回廊。马来禄大吃一惊,通报了敬事房。敬事房启动警报后的几分钟,太监们已赶到起火现场尽其所能救火。可是,两天后北京一份报纸却尖锐地报道说,这些太监们惊呆了,除了救回少量物品,他们只能像一群弱智的低能儿戳在那里。
当北边的夜空泛起一片红光之时,紫禁城外,英国使馆的周嘉生和妻子周倩雅正在北京饭店的顶楼花园跳舞。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惊呆了,直冲下楼,试图寻找起火现场。这时,使馆的另一位秘书嘉士居和周倩雅的妹妹艾琳芙也一起去了。
两天后,艾琳芙写了一封信给在上海的母亲:“我们包了一辆人力车,出发去现场看个究竟。街头挤得水泄不通,人力车、汽车、人潮似乎都冲着同一目的,赶往紫禁城的北门。到了神武门,大家突然停了下来。”艾琳芙在信中续说:“我们曾三次要求进门,三次均被押返。因为除了官员,不只是外国人,连中国人也不许进宫。”与此同时,北京内城消防队的消防员、驾驶着水车的意大利使馆守卫、北京市警察、军队、紫禁城禁卫军和邻近的民众也蜂拥到门前,喧闹声震耳欲聋。尽管黑烟已经笼罩整个上空,宫廷守卫仍坚称未得上头指示,不能开门。
更糟的是,紫禁城没有自来水。此外,由于时值夏季,壕沟的水位很低。上头下了道命令打开控制地下水的闸门,但打开闸门也需要一段时间。
紫禁城内,内务府大臣绍英到处寻找溥仪。爱新觉罗·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他还在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享有皇室待遇。当绍英终于在紫禁城西边的一座宫殿里找到溥仪时,已经是凌晨1时20分了,大火已经燃烧了超过一个小时。清朝宗法规定,没有皇帝恩诏,外人一律不得进宫。
溥仪最终还是容许开放东墙的一个侧门让消防员和人群进入。东墙的入口距离建福宫花园将近1.6公里,比较紫禁城的四个入口,这条路线是最遥远、最迂回的。
凌晨2时50分,消防车陆续到达,从嘉士居、艾琳芙、周嘉生和周倩雅身边掠过。这时,他们也跟着赶往建福宫花园。大火现场,绍英正在一片混乱当中指挥救火行动。太监来回奔跑,毫无章法,乱七八糟,从阁楼中胡乱取出一些家具和装饰物。此刻,火势疯狂蔓延,除了石地台和石地基以外,火焰吞没了所有东西,包括柱子、墙壁、椽子、横梁……之后,根据目击者所言,九米高的火柱直冲上天,而大火过后,遗下的只是一堆荒凉的火星、烟尘、炭屑和灰烬。
在意大利前飞行员利华的协助下,意大利使馆的消防员跟大火拼搏,可是火势实在太大了。对美国使馆的求助亦音讯全无,艾琳芙在信中也投诉道:“哼,妈妈,这些美国佬糟透了。因只有他们才有消防队,我们分别在酒店和紫禁城拨了四通电话向他们求助,但是这班猪猡却没有出现。”
更糟的是,紫禁城没有自来水。在水龙软管能从井里和壕沟取水之前,一定要想法子立刻取得水源。此外,由于时值夏季,壕沟的水位很低。上头下了道命令打开控制地下水的闸门,但打开闸门也需要一段时间。这时候,一桶桶水通过人链传到火场,周倩雅也旋即加入。
多年以后,溥仪在其自传中曾简略提到周倩雅,但她却被形容为一个霸道的外国女人: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像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来救火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
直到早上7时,大火才平息。此时,建福宫花园一片颓垣败瓦,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这场大火将建福宫花园以及在此存放的珍宝烧了个精光。
根据当晚目击者之一艾琳芙所言,溥仪看起来只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她在信中写道:“人们为小皇帝感到难过,他只是一直站着,被亲信包围住,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然而,他还能想到为消防员提供茶点以维持体力。于是,有人捎来了茶水、啤酒、饼干、糕点和水果。
时间点滴流逝,可是很明显,消防员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火场温度非常高,他们只能往后退靠墙,在大火的周边泼水。将火扑灭是没有希望了,惟一能做的是控制住火势。可幸的是,风势减弱了。尽管如此,大火还是越过隔墙蔓延到中正殿,中正殿也一同化为灰烬。黏稠的空气里,片状的烟灰缓缓散落,在闷燃的楼阁间来回飘浮,再飘落到灼热碎裂的石头上。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接到召唤,在黎明前赶到了现场。他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写道:“我看见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焦木上,黯然凝视眼前的景象。几位亲王也抵达了现场。内务府的官员对灭火之事一窍不通,却煞有介事地对着秩序井然的消防员吆五喝六。”
直到早上7时,大火才平息,余下低云般的缕缕烟尘,缭绕在垂死挣扎的火种上。此时,建福宫花园一片颓垣败瓦,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
这场大火将建福宫花园以及在此存放的珍宝烧了个精光。关于这场大火便有了这么一种说法:太监利用职守之便,监守自盗,为逃避清点,掩盖罪行而故意纵火。虽然此种说法缺乏证据,但一座巧夺天工的园林和难以计数的珍宝确实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它的天青色釉面现在几乎变成暗灰色,还带有粉红色污点。据说,这只瓷盘可能曾放置于青铜器附近,那些粉红色污点可能是大火中热熔的铜液溅上造成的。
1923年大火的遗物穿越时空,流落到了英国伦敦。其中一件为一间私人住宅增添光辉,另一件则成为某间中国瓷器博物馆的馆藏。
第一件是周倩雅女儿查若琳所拥有的牛血红釉瓷瓶。1923年6月27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出一则《皇上致谢》的报道,可供考证:
“前皇宫大火后的星期天,发生了有趣的续集。皇上郑重感谢四位在救火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外国人。内务府的三位大臣派出他们的代表送来问候状及内务府总管的感谢信,信中说明他受皇上之命,感谢英国使馆的周嘉生、周倩雅夫妇、嘉士居,还有周倩雅的妹妹艾琳芙,在扑灭宫里大火中所提供的帮助。为表谢意,皇上每人赠送皇家珍藏牛血红釉瓷瓶和青花瓷器各一,上面更印有皇上的御玺。礼物是对各人当晚辛勤而勇敢的表现之嘉许。各人当晚获准进入火场,冷静自主地组织一班惊慌失措的随从有条理地灭火。周倩雅特别受到同伴的赞赏,而皇上也感谢她当晚表现出的勇气和坚定。”
第二件遗物为一只在大火中幸存的汝窑瓷盘,现存放于伦敦大学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浅弧腹,折沿,矮圈足,此盘为公元12世纪早期的出品,当时正是中国瓷器的全盛期。此盘釉面带细开片,出窑时原呈天青色。底部有“乾隆乙亥夏御题”七个字。“汝”是指汝州,北宋时期出产青瓷的官窑所在地。“乙亥年”说明题款的年份是1779年。
戴维德于1892年在印度孟买出生。他曾在孟买和剑桥读过大学。原本立志当律师,后来对东方艺术兴趣渐浓,遂转为研读中文。他在1924年初次来到中国并首次目睹紫禁城的珍藏。
宫廷藏品数量惊人。1860年圆明园遭外国军队掠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夺去大量宫廷藏品,当时所流失的数量也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每当国库空虚时,清朝皇族本身亦将宫廷藏品变卖。1901年,慈禧太后向盐业银行借钱,以宫廷的古董作抵押,当中包括一些瓷器。银行最后把其中的40件抵押品卖给戴维德。溥仪退位后至少两次,分别在1922年和1924年,以宫廷的金碟及和金饰作抵押,向银行借贷。其中一次没把黄金赎回,“卖”给了贷款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因此,经过变卖、偷窃及掠夺,紫禁城内很多的藏品逐渐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在1923年建福宫花园大火中抢救回来的遗物,后由北京的古董商人出售。这只汝窑瓷盘,据说是戴维德在1924年的第一件收获,也正是其中一件遗物。它的天青色釉面现在几乎变成暗灰色,还带有粉红色污点。据说,这只瓷盘可能曾放置于青铜器附近,那些粉红色污点可能是大火中热熔的铜液溅上造成的。
《建福宫》读后感(五)：建福宫：1923年大火，2006年重生
来源：时代周报 时间：2013年2月28日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现在一提起建福宫和建福宫花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被用作私人会所”的争议新闻。不为人知的是，这幢修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的宫殿及其花园，经历坎坷非常。1923年，建福宫花园起火，火烧了整整一夜，花园内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的建福宫复建工程， 2006年工程竣工。香港作者潘鬘（May Holdsworth）受主持复建建福宫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之托，撰写《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以下简称《建福宫》）一书，回顾了建福宫的历史。
从建花园、火灾、复建到复建完成，3个世纪已经过去。紫禁城曾经的传人溥仪被迫退位又被逐出皇宫，政府着手保管这座宫殿，经历过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真正地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何其困难。而建福宫曾经是乾隆最喜爱的处所，奇珍异宝封藏其中，历经火灾又重建，可被视作一个观察历史的巧妙切入点。贝纳托•贝托鲁奇在《末代皇帝》中，用这场大火来隐喻末代皇朝日薄西山的悲壮。
财产流失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要回溯1923年建福宫的大火，首先要了解清朝衰落后的紫禁城。这座辉煌的建筑群里有明清两代帝王收集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乾隆皇帝曾经敕诏下令，紫禁城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不得丢失，但是却没有想出一套办法来管理这个硕大的宝库。
晚清的清廷早已没有乾隆的盛况，但是却要守住祖先的指示。一些宫里的财物随着岁月流逝，而有损坏或者干脆摔碎，但是宫中不再有意愿或有资源去修补或重置它们。《建福宫》一书中引用了1914年一份建福宫内静怡轩的陈设编纂目录，部分陈设详列如下：“柴木洋漆边织山水四折图屏一份，有伤；硬木嵌青玉龙戏珠宝座椅一件，厢嵌不全；硬木厢大理石椅子一件，大理石破坏……”不难看出，这些宫中摆设有些残缺破损是正常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一些关于财物的记载，但是并不全面，有些珍宝不在记载之中，这让管理也无从谈起，当帝王威严强大的时候，珍宝们也许能够避免流失到宫外。一旦宫中衰落，主人们就起头开始用宫里东西换钱。每当国库空虚时，清皇族就大手大脚地将宫廷藏品变卖。很多紫禁城的藏品逐渐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1901年，慈禧太后向盐业银行借钱，以宫廷的古董作抵押，当中包括一些瓷器。银行最后把其中的40件抵押品卖给戴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在清朝正式结束之前，紫禁城还有两次重大的财产流失：1860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掠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但这些流失被认为只是“冰山一角”。
溥仪退位之后，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提出的《清室退位优待条件》中，溥仪、隆裕太后和四位太妃依旧住在紫禁城中，溥仪可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和私人财产。民国政府承诺每年拨出白银400万两（改铸新币后为400万元）给皇室作为岁用。
溥仪和他的皇室就这样变成了 “小朝廷”。紫禁城仍是皇帝的居所，而管理则愈发混乱。宫中财宝是“小朝廷”重要的开支来源。当民国政府无法兑现承诺的岁用时，宫中数量庞大的藏品就是“小朝廷”的开支由来：1922年，内务府邀请古玩商人到紫禁城竞投一些物品的拍卖权，包括残缺不全的珠宝、嵌有宝石的装饰品、银制镀金的日用品等。拍卖后一年不到，小朝廷向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抵押金银古玩。之后他们又通过抵押365件玉器、200件瓷器、23件珐琅器和28件红漆器，从盐业银行取得80万银元贷款。另外，溥仪退位后至少两次，分别在1922年和1924年，以宫廷的金碟及金饰作抵押，向银行借贷。其中一次没把黄金赎回，“卖”给了贷款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明面上的财产流失已经如此，暗中的则混乱得令人发指。例如1922年内务府的拍卖所得，可支付溥仪同年大婚的部分费用。但根据溥仪自己所述，在婚礼结束后不久，“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溥仪深信宫内的太监大部分都在偷窃皇室财物，顺手牵羊带出宫外，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他的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告诉他，听说很多在紫禁城附近新开业的古玩店，有的是太监开的，也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他们的亲属开的。
但是溥仪自己也是一个宫内财务流失的源头。他假装赠送弟弟溥杰宫内的物品，溥杰将宝物带出去替哥哥保管或出售。这些财富都准备用作溥仪的“出走经费”。
起火了，没有自来水
紫禁城似乎永远是一座待开采的宝藏。溥仪发现宫中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想着手做财产目录，他因此查看了建福宫及其花园。打开建福宫中一座库房时，崭新的宝库被发现。溥仪回忆称：“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
紫禁城所藏之巨，甚至连溥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刚开始清点建福宫的收藏物，1923年6月27日，建福宫花园就突发大火。在这样的背景下，溥仪在自传中把大火的起因归咎于宫内的太监，他推断有人在满藏宝物的建福宫花园盗窃，然后纵火毁灭证据。
这只是推断。但是从后来关于1923年那一场大火的记录中，人们能够发现建福宫以及紫禁城管理的更多问题。
起火是从建福宫的敬胜斋开始的。太监马来禄看到火情后先通报了敬事房，最先赶到现场救火的是太监们。两天后的一份北京报纸却披露，这些太监们完全没有救火的能力，“像一群低能儿一样戳在那里”，只救回少量物品。而报告火情的马来禄则干脆昏了过去。
这场大火还有外国人相援助。起火时，英国使馆的周嘉生（Joseph Carson）和妻子周倩雅（Tatiana Carson）在北京饭店的顶楼花园跳舞，看到天空中有火光，他们立刻下楼寻找起火地点。使馆的另一位秘书嘉士居（Gascoigne）和周倩雅的妹妹艾琳芙（Irene Staheyeff）也一起去了。
清朝宗法规定，没有皇帝恩诏，外人一律不得进宫。所以起火之后，内务府大臣绍英的第一件事是去寻找皇帝溥仪发号施令。当绍英终于在紫禁城西边的一座宫殿里找到溥仪时，大火已经燃烧了超过一个小时，时间是凌晨1时20分。溥仪准许开放东墙的一个侧门让消防员和人群进入。东墙的入口距离建福宫花园将近1.6公里，比较紫禁城的其他入口，这条路线是最远、最迂回的。
凌晨2时50分，消防车陆续到达，此时太监们还是在大火中毫无章法地行动，来回奔跑，胡乱从火中救出一些物品。火势疯狂蔓延，除了石地台和石地基以外，柱子、墙壁等都被大火吞没。目击者回忆，九米高的火柱直冲上天，而大火过后，遗下的只是一堆荒凉的火星、烟尘、炭屑和灰烬。
在意大利前飞行员利华（M. Riva）的协助下，意大利使馆的消防员试图灭火。而对美国使馆的求助则音讯全无，艾琳芙之后在信中提到：“这些美国佬糟透了。因只有他们才有消防队，我们分别在酒店和紫禁城拨了四通电话向他们求助，但是他们却没有出现。”
最严重的问题是，紫禁城没有自来水。水龙软管只能从井里和壕沟取水，当时是夏天，壕沟的水位很低，有命令打开控制地下水的闸门，但打开闸门也需要一段时间。水只能靠人一桶桶传送。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回忆火灾的场面：“我看见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焦木上，黯然凝视眼前的景象。几位亲王也抵达了现场。内务府的官员对灭火之事一窍不通，却煞有介事地对着秩序井然的意大利消防员吆五喝六。”
大火到第二天早上7时才熄灭，而建福宫花园里的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
溥仪在自传中将建福宫火灾推断为太监偷盗而纵火，当时的报章也有类似猜测。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评论：“大火可悲地提醒我们，建立国立美术博物馆，以保存及展示国家艺术瑰宝，是当务之急。”
关于火灾原因，《建福宫》一书认为“电灯房引发火灾”一说比较可信：“紫禁城自1889年在建福宫宫墙西面的庭园安装发电机后，引进了电力。‘电灯房’也许就是变压器的通俗说法。溥仪大概喜爱偶然观赏电影。赛璐珞是极度易燃的物质，电线短路或因线路误驳引起的漏电，均有机会引起火警，一旦下雨这个可能性更会大增。当时的总统府司电处处长卢观藜，在力劝内务府大臣绍英为紫禁城投保火险时，亦提到这一点……绍英的确日夕为电力安全问题所缠绕，竟至因噎废食，下令将宫中各处电源切断。不过，档案内有一封由绍英写给卢氏的信函，当中道出内务府急于切断电源，不是因为担心再次发生火灾，而是由于令人尴尬的经费不足。”
熔化的金子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
溥仪不知道自己先祖乾隆在建福宫里留给自己多少财富，他更无从知晓自己在火灾中受了多大损失。溥仪后来从内务府得到的，仅为一份不完整的“糊涂账”。当中列出大火烧毁的物品如下：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和古书几万册。溥仪在自传慨叹：“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而建福宫的灰烬所能扒拉出的财富已经足够令世人咋舌。溥仪这样记录：“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把熔化的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但是《建福宫》一书指出，溥仪的回忆和内务府事后提交的清理火场报告底稿，具体内容和项目都多有出入。而作者查看光绪年间建福宫内延春阁、敬胜斋及静怡轩的陈设账，已经发现上万件收藏品，从造工精良的硬木家具，到铜器、玉器、瓷器、漆器、乐器、书籍、字画和钟表，应有尽有。既有商周时代的礼器，也有晋代及唐代的字画，还有唐代及宋代的瓷器。至于历代的佛像，更是多不胜数。乾隆热衷收藏古玩和手工艺品，应为明清两朝君王之顶峰。这些藏品之多，少数才会陈列在各式各样的柜子和架子上，更多的是被储藏起来，储藏珍宝配有度身定制的箱匣。这些箱子名为“百式件”，本身已经是宝贝，用料优良，装饰精巧：有些用漆木制成，上嵌珍珠母；另一些用紫檀木制成，上雕古式图案。
乾隆搜罗来的奇珍异宝在紫禁城、热河行宫和圆明园都有收藏，但是最多的是放在建福宫。因此，毫无疑问，乾隆收藏的无数珍贵文物在1923年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今人无法计算其中损失。
建福宫火灾像溥仪的前半生一样，都是一笔忧伤的糊涂账。在火灾的第二年，溥仪就被迫离开紫禁城。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成立新内阁，其军队向溥仪呈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皇室立即撤离紫禁城。1925年，紫禁城被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恢复乾隆早期时的面貌”
众所周知的是，成为“故宫博物院”后，紫禁城还在遭受劫难。政局不稳，管理人员不断更迭，新一批能接近故宫的人还在打倒卖文物的算盘。外敌来袭，政府在战乱中还要想办法保护文物。日本人走了，内战开始，三分之二的故宫馆藏被运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60年代，陆续有人提出故宫改建计划，因种种原因搁置。1966年，在周恩来的命令下故宫受到保护，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当“文革”过去之后，人们对文物、古迹的认识才重新走上正轨。
90年代初，故宫方面开始认识到可以通过私人捐款开展工作。香港商人陈启宗想捐款给故宫复建建福宫花园，为此注册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几年筹备之后，1999年国务院批准复建项目。这个至今仍然是故宫中唯一由国务院批准的复建项目。是年5月24日，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国家文物局辖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促进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故宫博物院本身设有古建部和工程队，是承建方；管理全国文化遗产的国家文物局则负责设立及监管工程的质量；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捐款单位，需确保款项应用得当。
“复建”的想法一度引发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激烈争论。例如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聘请的顾问、英籍修复保护建筑师庄山地（John Sanday）就对这项工作存有疑问：“我对跑进紫禁城把消失已久的东西重造这个想法有所保留。” 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复建项目负责人丘筱铭则赞成《过去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ast）一书中的观点：“保存过去……是只有现代人才关注的事情。它基于我们的一厢情愿，满以为时间是可以凝住的，更自负地以为尝试凝住的就是过去……其实凝住的仅是现在，而且这个现在能反映到的只是一个极为扭曲、支离破碎的过去。”
庄山地主意的改变来自于亲眼看到花园的遗迹。曾经华美的建福宫花园一片废墟，甚至还有废旧的自行车和生锈的床架，但是他发现了地上的石块，仍然能够从石块解读出曾经花园的构架。庄山地认为，加以清理和修复，大部分残留在花园的石作仍然能重现辉煌。同时他也觉得“复建”本身的实践有其价值。《建福宫》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次的行动将采用如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也惯用的建筑修复方法，正好给中国作为例子。他（庄山地）个人认为中国还没有一套统一又普遍认同的文物保护原理或程序。即使有，亦未曾尝试贯彻始终实现过……庄山地说：‘我曾以游客身份在紫禁城内闲逛，看到那近乎随意的保护方法，令我非常担心。有强烈需要制订一套文物保护管理计划。我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
复建的目标被定为“恢复乾隆早期时的面貌”，而不是火灾发生前的样子。因为后世对建福宫花园有过破坏，溥仪还为了骑自行车拆过门槛。复建的依据是两个影像资料，一个是清朝宫廷画师丁观鹏绘画的长卷《画太簇始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个是瑞典汉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922年拍摄的两册摄影集《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香港和国外的工作人员和故宫原本的工作人员的确产生了理念上的不同。例如原本的柱础（古代建筑构件一种，又称磉盘或柱础石，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已经破碎，故宫的工匠们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把破碎的柱础挖掉，弄个新的上去即可。而顾问庄山地则认为那些碎片亦需要保留和修复：“当完全保留原建筑并不适合或可行时，处理那些快倒塌的建筑构造最好的方法，便是就着它们本来的面貌加以巩固，并尽量谨慎做到不显眼。”古建筑专家张生同这样概括理念上的不同：“多年来，故宫博物院一直认为修复的意思，便是将损毁、腐朽或崩塌的东西重新取代。我们重视耐久性的问题，但对建筑的原件原版却关注不足。”
在庄山地的意见下，复建以 “保持现状，恢复原状”为修复原则，园内80%的石基座没有更换，工作人员对建福宫花园内断裂、残损的石刻、石座、石墩大量使用了粘结拼补技术。复建工程依循了清代的建筑法律《清工部工程做法》，同时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的遴选把关，原则上是去原产地采购原材料。材料的严格挑选产生了让当时的媒体津津乐道的种种话题：花园中原本的铺路的小石子都来自北京房山，为了寻找一模一样的石子，工作人员从北京开始，一路寻到江苏，历时一年半才找到了能够复原路面的小石子。而为了寻找花园中一处俗称“虎皮墙”院墙的石头，工作人员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最终，建福宫花园的重建过程被评价是坚持“四原”，即原形质、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2006年5月17日，建福宫花园正式移交回故宫博物院。在当年的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联合举行的建筑“中国奖”颁奖会中，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获得最佳历史保护项目奖。
感谢世纪文景对本文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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