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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经典读后感有感

2020-10-19 02:28:3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是一本由[日] 川胜义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精选点评:

  ●逻辑严密

  ●杰出的历史建构能力,战后日本特色的马克思史学观,认为贵族制是六朝的特色,但由于士族的自我抑制和华北小农存在,没能发展为封建领主制。对孙吴士族和华北曹魏士族的对比研究值得注意。川胜有的地方论证有所跳跃,忽视了集体和细节的结构分析,在所难免。

  ●名不虚传,期待《魏晋南北朝》。

  ●对于这种经典论著,以后重印必多,希望译者抽空能修订下译文,仍有不少小错误,甚至“自掘了自己的坟墓”这样的表述,未免马虎了些

  ●精彩纷呈。川胜义雄的综括和叙述能力极强,特别重视乡论主义作为原理的意识形态对东晋贵族制的支配作用,以及南方兴起的新兴阶层对贵族制的冲击。

  ●川胜义雄三十年的思索,读来颇为生动。此书第二编第四章、第三编第三章、第四章最有感觉。由于所收文章跨度较大,前后思想有细微差异之处,阅读时需要认真体味。读完一定要看徐冲的书评。

  ●最后一编关于南朝新兴阶层崛起的论述颇有启发,尤其是后两章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很详尽的分析了梁陈之际所谓土豪的演变及贵族衰败的内外因素。

  ●领主化的道路受到舆论共同体的阻止,实际上意味着非封建的中国中世社会的成立。

  ●读了几篇文章,叙事层层递进,跟读推理悬疑小说一样。刚刚读过《世说新语》得编纂一文,川胜义雄推断,《世说新语》并非由刘义庆完成,而是由何长瑜及与其经历类似的反刘宋体制的人物编纂而成,其对文人的推崇与对武人的无视恰恰反映了其对刘宋寒族武人政权的不满。何长瑜人生经历的曲折也恰恰是个人际遇与时代背景交相映衬下的产物。总体而言,虽然是一本论文合集,但书中的脉络—即对东汉末年贵族制的兴起到侯景之乱后贵族制的覆亡十分清晰。川胜义雄对相关史料真是信手拈来了,对《世说新语》的梳理与利用同样让人惊叹。

  ●经典之作,虽然翻译存在一些问题,但作者驾驭宏大框架的能力让人敬佩,通过史料运用分析足以自成其说,对于社会构造内部细致的分析也凸显其犀利的洞察力。读此书,一定要做笔记和框架图才更能深入理解。不足之处在于,某些概念的定义或者运用标准,有一些模糊之处,而“乡论”和“文化”的作用,过于强调或者放大,而帝权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我认为东汉的宦权、皇权与外戚、宦权内部的斗争不能简单被看为“浊流”,因此,我更加赞同田余庆先生的皇权之说,即皇权稳固,宗族支持;皇权动荡,宗族匡复;皇权瓦解,宗族角逐。外戚、宦官只是其延续,利用皇权,不能否定皇权。),作者没有深谈,也符合其“贵族制社会”的主题,未免存在先立论后论述的色彩。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读后感(一):短暂的“贵族”

  京都学派研究中国史显声在外,其中尤以中古史学者视角独特,佳作频出,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讲北朝,川胜义雄的本作则论南朝,一南一北两本著作,并为京都学派研究中古史的代表作。 本书分为三编,第一为“贵族制社会的形成”,何为“贵族”?川胜氏认为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强大政治力量,二是累代在国家事物上拥有发言权。他口中的贵族与我们所称呼的“士族地主阶级”有相似也有不同。川胜氏认为东汉基层统治崩溃,乡村豪族拥有财力武力,有向豪族领主制发展的倾向(代表性的是李典家族),豪族勾结宦官,清流与逸民与黄巾联系反抗政府,所以黄巾事起后汉廷解除党锢争取清流的支持和分化敌对势力,这个看法很大胆也很新颖。川胜氏进一步阐论:东汉末期的基本矛盾是豪族领主化倾向和阶级分化,而东汉浓厚的儒学氛围则使“乡论”评定人物成为选人的标准,九品中正制也是建立在“乡论”之上。也可以说建安时代的社会变革即是统治上层士大夫们:“他们由于具备上层权力的背景,比处于权力基层的豪族具有优势,能够抑制其军人领主化。同时,又是作为以下层权力为后盾的“民望”,支撑其上层权力,并制约其方向。……通过高门的形成及固定,他们最终成了直接开创贵族制社会的主角。” 第二编“朝向封建制的倾斜与贵族制”作者考察了曹操军团的构成,指出曹操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为豪族任侠者的归附(如李典、许褚、乐进)曹操与他们的纽带是传统的“信义”,其中在臧霸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孙权集团则与曹操不同,有极强的领主制色彩,东汉末期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北方被遏制,在南方则成型。关于孙权与山越的问题本书也提出了与唐长孺先生不同的看法,东晋建立之初的考察亦可与《东晋门阀政治》参考而看。东晋的“贵族社会”形成作者认为是东吴豪族地主为保护江东,免受北方胡族吞灭推举自己领袖割据未果后才选择与司马睿、王导合作。由于王导个人能力(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北人终于南人。第一级南人贵族与建康司马政权合作,第二级南人贵族则与王敦合作叛乱。东晋“贵族社会”的根本在于“乡论”,“乡论”进而发展为具有主从性质的“门生故吏”关系,从而维持“贵族”政权。 第三编“贵族制社会的变质与崩溃”,作者认为刘裕是“寒人”(祝总斌先生认为刘裕是低等士族,田余庆先生也持此看法。)刘宋任用宗王和寒门武人执掌军队,“贵族”没有了支配国家的能力。《世说新语》其实是“贵族社会”的一曲挽歌。本编的第三章最为独特,作者认为侯景之所以渡江之后能拥众十万,根本原因在于货币经济发展,农民流亡者愈多,商人的社会地位急剧提高,贵族的经济来源——田庄无法自给自足,社会矛盾尖锐是侯景之乱规模如此浩大的原因。建康、江陵的两次浩劫使南朝贵族社会彻底崩溃,成为历史。 我一直很欣赏京都学派诸位先生看中国历史的角度,不过川胜先生所作的本书,过度强调“乡论”也就是类似月旦评这样人物风评对为人入仕的影响,我觉得这一点还可以再作讨论。其次川胜氏全书对于皇权除了刘裕的武人军政府部分进行分析外,其余地方基本不提,这里也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再次,江左政权之形成是否来源于东汉后期的清流?二者的联系是否如理所当然般的密切?王谢两族在东汉并非知名,东汉知名的杨袁荀陈也没有显声江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再进行讨论的。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读后感(二):宏大的叙述结构,细腻的底层分析,颇有可观之处,但并非不可置疑

  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自然是在前半部分,作者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二者共同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一说,即中古时代,以豪族为中心,聚集的宗族、部曲、其他豪族占据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主导地位,颇有新意和见解,又能从社会基层结构和文化等领域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对于一直持有“皇权至上”、“帝王独尊”观念的国人来说,自然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作者认为:汉帝国本身是建立在传统的里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以此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和社会理念推崇乡间以德为推举标准的政治进取途径。然而自西汉末年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共同体内出现了贫富差距,富人逐渐演变成为当地有力的豪族,压迫和吞并经济状况较为一般的自耕农阶层的土地乃至人身,试图完全主宰地方,这一倾向被称为“豪族领主化”。而在同时,同一区域内也存在不同豪族之间激烈的斗争。在斗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地方豪族会倾向于与中央权势阶层联合,压迫其他豪族以实现其目的,而中央权势阶层也借此获得实际上的利益,这一关系使得传统化的以德为推举标准的选举为地方有力豪族所占据,东汉政府成为宦官、外戚勾结地方豪族的代表而背离其初衷,这引起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存在领主化现象豪族本身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存在追求里共同体这一目标的自抑性的复杂特征。

  而另一部分被压迫的也会向豪族也会向外寻求盟友,追求原先里共同体秩序,推崇道德选拔标准的知识分子阶层无疑成为了这一斗争主力,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来源则很是广泛,以两次党锢之祸形成的“清流”与“浊流”开始了激烈的斗争,最终,“清流”失败,党人转变了原先的态度而离中央政府而去,变为了逸民人士。而原先就根植于乡里的评论更是发展为游离于政府之外的乡议,这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态度,而在乡议中彼此结成了紧密的网络。然而地方豪族侵蚀和压迫自耕农的步伐并没有减慢,不断有自耕农因为政治黑暗、饥荒而流离失所,最终演变为著名的“黄巾之乱”,这一阶层的追求其实也是试图恢复传统的共同体秩序,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意识表现形态是以道教为基础的。逸民人士和黄巾之间存在着亲近的现象。在这一波及范围极广的动乱中,浊流控制的汉帝国政府以离间政策成功阻止了二者可能出现的联合。

  长期战乱打击着党人阶层和中央政府的威信,地方割据势力因汉帝国权威的瓦解而出现。流移于各地的党人及其后代与地方割据势力合作,这一类人被作者认为是权道派,权道派发挥着联合各地更小的势力和基层的作用,又可以参与构建更高一层的政权,成为纵向连接点。而各地方的知识分子通过清议横向的结成了联合形成了“士”这一阶层,通过九品中正制这一政策,士人最终把持了基层与中央间的进取途径,而清议具有的重大影响和本身内在的抑制武人领主化的儒家观念成为了将原先的武人领主化趋势的社会转变为文化贵族社会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了中古贵族社会的构建。

  在江南地区,由于当地自耕农阶层发育水平不高,地方豪族也不如华北强大,清议影响的弱化和文化相对的落后,使得孙氏政权过江后形成了以“世袭领兵制”为基础,由任侠关系升华的武力政权,具有很明显的武人领主化特征。当孙氏政权瓦解之后,西晋灭亡后渡江而来的华北贵族,利用更先进的文化影响和多方权谋手段,成功将本就发育不够完善,矛盾重重,处在弱势地位的南方本地士族边缘化,得以建立新的政权—东晋,而皇权也因此成为傀儡。作者在东晋成立的过程中,认为华北贵族带来的先进乡论主义的影响和长期处在政治中心因为具备的高超政治手腕是让南方本地豪族最终为其驾驭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此时北方异族随时可能过江的现实和北来流民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动荡,是南方士族和北来士族共同面对的压力,在这一压力下,不擅长武力的文化吴、会大族与司马政权不得不合作,而武力豪族周、沈则没有那么惧怕,这无疑也迫使着二者的合作,而江南文化士族的妥协性更明显,而不单单是文化先进和权谋高超所能解释的)。

  可以看出,作者格外注重文化方面给予社会进程的影响,强调中古社会中贵族因素的存在,对于皇权的主动性基本忽视,这存在着先立论后找依据的色彩。但事实上这一过程中,所谓浊流政府的构建,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都只是皇权的延伸,他们的斗争,不仅仅说是豪族的斗争,背后往往存在逐渐成长的皇权对于夺取全部权力追求。当皇帝年幼,权力为外戚掌握,利用宦官得以巩固权力,铲除外戚。而宦官本身也经常为皇权玩弄。皇帝盛年去世,新帝年幼又一轮追逐得以重复,这一斗争的实质还是权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使得地方又一轮豪族势力此消彼长,地方豪族势力对中央拥有多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本身豪族的各项权利往往是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局,而非地方豪族以其经济实力决定了其代表人在中央权力斗争的成败。在中央政权权威奔溃的状况下,地方豪族可能凭借硬实力割据一方,但在中央政权尚为稳固的情况下,皇权的影响无疑是不能被忽略的,否则解释不了汉代酷吏频出的现象,这往往就是皇权支持下官员们对地方豪族的一种镇压。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读后感(三):貴族制的興衰脈絡

  斷斷續續讀完本書。一個槓精的自我修養便是要吹毛求疵一番。該書可能是編排上的小錯誤及語句問題在此列出。

  第247頁,謝靈運423年被任命為臨川內史時間應為432年。

  第257頁,但作為生活在當代人的深刻反省和論述,確實有正確的一面。不通。或可改為“但作為一個當代人的深刻反省和論述……”,如不嫌繁瑣,可改為“但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代的人的深刻反省或論述……”。

  第307頁,與周迪、陳寶應挽留周迪、陳寶應在本質上並無多大差別。挽留對象即此句後者應改為謝嘏。

  (後面看的詳細一些……)

  我首先關注的是該書研究所依賴的理論。不消說,川勝氏是在內藤開創的京都學派相關理論基礎上進行研究的。正如該書序中所寫“根據這一理論,為中世賦予特色的最基本要素在於‘貴族政治’。(序3)而後,川勝氏分別述及各編各章的寫作思路。

  第一編題為 貴族制社會的形成

  談及貴族政治的定義,書中寫道:貴族政治的性質在於“政治為貴族全體所專有”,“君主只不過處在貴族代表者的位置上”,“政治乃君主與貴族之共議體”等等。(頁3,川勝氏引自內藤《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緊接著,書中又議及豪族與貴族之異同。在川勝氏看來,豪族群通向貴族社會的入場券有二,一是成為地方上的名望家,二是擁有官位。關於貴族的資格,作者揭舉兩點:強大的政治力量和累代都擁有發言權。(頁4)

  而後,書中談及清濁勢力的對立。關於清流勢力的結構,著者寫道“在政治上依據共通的儒家國家理念,在個人交際上依靠共通儒家道德感情形成了廣泛的輿論,以此確定代表者,互相取得聯絡”。(頁12)

  在川勝氏看來,六朝貴族淵源于漢末清流勢力……其核心是享有聲譽的代表性名士。(頁18)而“逸民人士應作為清流勢力的外延”(頁19),逸民人士與清流勢力一道抵抗著破壞鄉邑秩序的豪族,或者說豪族領主化傾向。(頁28)

  但川勝氏並不是孤立地看待清流勢力與豪族的對立,其敏銳地指出豪族具備儒家思想教養時將產生教養與慾望之間的矛盾(頁28),並十分強調“儒家國家意識”。(頁31)書中又將清流勢力視為一個成為權力媒介的知識階層。在這種對立統一的基礎上,建立了文人貴族制社會。(頁39)

  作者認為此期也即2~3世紀社會基本矛盾為豪族領主化傾向亦即社會階層的分化與試圖阻止此傾向並志在重建共同體關係的傾向。(頁43)其尤為強調“從社會構造的變化中來發掘問題”,故而川勝氏轉而分析了鄉論以及其中的重層構造,指出“從漢末社會矛盾的對立中興起的鄉論及鄉論環節的重層構造,構成了使貴族制社會得以成立的基礎條件”。(頁72)他認為,對於豪族士大夫而言,促使其加強制約的根源於華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構造,即自耕農民只有結成某種共同體關係從事農業生產,鄉村社會才可能成立。(頁72)因而第一編的分析中尤為強調“共同體原理”和“階級原理”。

  第二編題為 朝向封建制的傾斜與貴族制

  作為全書寫的較為出彩的一部分。第二編第一章談及了民間武力集團的內部構成,而構成方式川勝氏認為“一般來說,首先是具有財力的家族,依靠同族結合的方式成為中心。然後通過任俠習俗,將其周邊人群結合到一起”。(頁89)

  曹操軍團是武裝化的豪俠集團的共同體,而同族結合與任俠結合作為豪俠集團的結合紐帶。(頁90)。此處川勝氏指出,在這一時期,上下統屬關係的一個重要形式是質任關係。(頁93)緊接著,他開始對比門生故吏關係與任俠的結合關係之區別。見圖1(頁100)

圖1

  當然,在川勝氏的分析中,華北社會是抑制了豪族領主化傾向的,相比較江南地區而言,可稱之為先進社會。那麼其接下來便開始注意到豪族領主制社會在江南地區的建立。他說道“孫吳政權自身可以說具有推動武人領主化傾向的性質”,(頁115)而制度背景則是世兵制。

  在這一部分,作者還對主從關係進行了分析。在論及孫吳政權內部關係時,川勝氏說道“各自率領擁有獨立性的軍團的諸將軍與對此加以統轄的孫氏之間,其關係是由任俠關係升華的人格主從關係來支撐的。因此,孫權死後。這一人格上的主從關係出現破綻,給孫吳政權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頁121)那麼,為什麼是江南地區建立了開發領主製社會或者說江南地區為何是後進性的?作者指出“在江南,自立農民整體的不成熟,一方面容忍了土著豪族的開發領主化,另一方面也使外來的武將們能夠展開以屯田軍為核心的開發領主統治”。(頁125)

  在分析孫吳政權崩潰的過程中,川勝氏似說明,主從關係只含于主人個人,也即並沒有擴展到對於主家孫氏一族的關係上,(頁125)孫吳政權內部主從關係的破裂,也主要兆因於最高掌權者觸發了開發領主製內在的分離化傾向,並在此過程中採取不合理之措施;(頁129)而孫吳末期,伴隨著屯田製的解體,依附屯田而生的農民流動化趨於激烈,而大小不等的特權所有者則推動著大土地所有的發展,(頁139)這也是開發領主制社會根基從內部解體的主要表現。

  作者在文中述及,孫吳政權覆滅後自立農民雖廣泛成長但基礎還十分薄弱。並且隨之而來的石冰之亂和陳敏之亂更加速了流動化趨勢。而就在江南社會將穩未穩之際,中原已亂,晉室南遷。在這個過程中,川勝氏探幽窮賾,他從江南土著豪族最初對司馬睿一行的態度分析出司馬睿軍隊的薄弱。而這些豪族最終也因其“對名分的劣根意識”(頁146)為王導為首的北人所用。

  不得不說,川勝氏對某個群體的分析相當精深,其洞察力之強可在其對江南豪族弱點的分析上體現出來。“江南豪族的第一個弱點即是,作為大土地所有者,他們在社會流動現象的激化之下,既要維持土地經營者的一面同時又要肩負政治家的使命,結果是被這兩方面纏住了手腳,不能展開有效的行動”。(頁147)“江南豪族的第二個弱點是彼此之間基本上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聯合”。(頁147)在川勝氏看來,這集中體現在,在會稽豪族們的心中,其關注自身周遭環境之安定甚於整個江南地區的安定,而以顧榮為代表的吳郡豪族則反之,“有些致力於政治行為的傾向”。(頁147~頁148)江南豪族的第三個弱點,與對於名分的自卑感密切相關。源於傳統權威的高貴性或是文化的先進性,這些即是江南豪族的自卑之處。(頁148)此時,再稍加與前面內容聯繫,川勝氏便論述道“華北的貴族社交界在毫無根基的江南得以再生,最大的原因是有著中原式文化與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流行作為背景”。(頁149)而如作者所言,華北流亡貴族與江南豪族之間力量短時間內發生的變化絕非用社會經濟史的觀點可以解釋,而必須以文化先進性為背景的政治文化能力為因。(頁152)關於川勝氏強調文化之作用的例子在書中還可找到。如“這時成為東晉貴族制骨骼的是,傳統權威的重要性與實現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決心……這便是江南貴族制的本質所在,他們培養的軍事基礎以及不久在各地開拓的莊園等經濟基礎,都是以這種骨骼作為再生的源泉而派生,並加以彌合的”。(頁185),這甚至有以文化決定政治、經濟的意味包含在內。似乎同西方現代興起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在川勝氏文中也顯示著其已深刻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矛盾觀,書中多處顯示著一種對立統一式的論述。

  書中其後涉及東晉貴族制是在何種軍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尤為強調長江中游地區的軍事力量。

  關於門生故吏關係,川勝氏在第一編已有所申論,在第二編的第五章,他進一步分析了這一關係。他認為,“門生故吏關係並非所謂父家長式隸屬關係支配服從關係,其本質是整個人格上的臣從式恩義關係”。(頁206)而門生故吏關係的私人性質使其又同時具有對抗公權的性質。(頁209)但筆者在想,既然川勝已經分析至此,何不就“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的社會背景做一些分析,似覺遺憾。不過在此處,川勝氏轉而過分探析史料中出現人物的心裡狀態,這似乎帶有極大的危險性!當史官書寫某人物時,其暗含的褒貶意味已有,於該人物最初的思考至多是接近,甚至有偏離,而褒賞此人物的上級亦有自身之目的,當川勝氏再加以分析時,與初始狀況的接近程度令人懷疑。(所論事見頁209)似有推測過度的嫌疑。

  川勝氏在對門生故吏關係的分析中也提到“故吏主要是私人關係,從邏輯上而言,基於私人關係的結合必須容忍其他同樣的私人關係的結合。因而在此恐怕不會出現絕對專制的體制”(頁210),不得不說,其看到了事物的根本所在。但川勝氏對私人關係的外延界定方面分析似覺瑕疵。比方說在論述個人與個人的私人關係擴大到家與家之間的結合之中包含著世襲化的傾向,但同時又舉出反例而不加以解釋。實際上依照前此的心理分析,很容易可以聯想到其中是否存在親密度差異的問題。即可以說明,這種私人結合的繼承性有一定限度。惜未依據史料詳細分析。

  這裡有一個很有蘊味的句子,似列之,可供同仁參考。“既然要使人感到威脅,那麼門生故吏也就沒有隸屬於主人的必要”。(頁212)

  這一編的最後,可以川勝氏的結論作為結尾。“魏晉南朝的門生故吏並非以往所說的那種隸屬性存在,而是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的個人臣從關係;當時的社會是這些私人結合體累積而成的社會,它們阻止了王法的貫徹”。(頁220)

  第二編大致屬於川勝氏所論貴族制社會的高潮,而緊接著便是貴族制社會的衰落圖景,具體是怎樣表現的呢?是書的第三編便從多個角度對此加以分析。

  第三編題為 貴族制社會的變質與崩潰

  川勝氏論述道,“從魏晉以來持續到南朝的貴族制,經6世紀的侯景之亂實質上走向了衰落。導致其崩潰的,從根本上來說是江南的新興階級,具體而言,是伴隨著貨幣經濟的進展而逐漸活躍起來的商人階層,以及對同樣環境中分離出來的流亡農民加以吸收的土豪將帥階層”。(頁223)這使我們思考其又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呢?作者首先從劉宋時期開始分析。其主要關注點在於北府軍團,或者說關注的是北府軍團擺脫貴族支配的自立傾向。川勝氏將時間節點放置在劉裕嘩變成功這一事件。“到這時,他們才成為一支不受貴族頤指氣使的,完全獨立自主的軍事力量”。(頁231)作者還分析了貴族軍事支配喪失的原因,“首先,劉宋以後,重要軍府的長官都為王族所佔據,貴族不再能直接動用軍府”(頁231),“貴族自身的文弱化,他們從軍權上也被隔離開來”(頁232),“到劉宋時期,寒門武人已經擺脫了貴族的統御,擁有了與之拮抗或是形成壓力的力量”。(頁234)

  在劉宋時期誕生了一部知名著作,以記錄貴族生活為務,名為《世說新語》。川勝氏試圖從《世說新語》及其飄散在它書的人物書寫中推論出其撰述者,這裡的一個前提在於其不相信此為劉義慶所著。當然,在這一論述中,其所倡言的方法並無錯誤,直可效仿。(見圖2劃線處,頁241)

圖2

  但在具體分析中,可能包含有不嚴謹的成分。川勝氏以謝靈運與孔隱士對話中謝靈運所說“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的解釋為基準展開論述,從而得出《世說》撰者對謝靈運抱有同情式理解,進而又認為撰者對謝靈運懷有好意。(頁242至頁244)這一層層遞進式的分析第二層和第三層之間本身就構成邏輯上的缺環,同情式理解的背後,並不一定懷有好意。再者,川勝氏對該句話的解釋本身就存在問題。所以整個這一章可以不過多閱覽。但關鍵是作者推論雖有所過度,但如果《世說》撰者不為劉義慶,如作者所言的何長瑜似有很大可能。此中真意恐怕還得依方家解答。

  而後,川勝氏開始從經濟角度論述貴族制崩潰的過程。這其中談道“侯景起兵後的動亂局面是整個南朝社會發展的總歸節點”。(頁253)在作者看來,南朝政府存在一個很大的經濟問題便是整個社會的貨幣不足,而這又是與南朝貨幣經濟的發達聯繫起來的。甚至,川勝氏認為梁代貨幣經濟發展程度可能遠遠高於天寶以前的唐代,雖然有著地域限制。(見頁267)且“農民負擔過重及由此引發農民流亡現象的根源……是由於東晉以來江南生產力的發展,交換經濟膨脹過程,而通貨量不能適應其需要的矛盾所引起的”。(頁268)作者依據經濟學原理分析道此期間貨幣流通速度並無顯著加快。而作者尤為強調的一點在於“貨幣二重構造”,即“愈接近于政府,在貨幣上就愈處於有利位置;離政府愈疏遠,受到貨幣的損害也就愈大”。(頁271)在論述中,川勝氏多次強調,農民居於貨幣流通的末端。

  其後,作者還考察了恩幸、軍人與商人的關係,指出“南朝恩幸的勢力,一方面是建立在君主權的支持上,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同商人勢力的聯繫上”。(頁274)而商人可以依靠政府或軍府的聯繫,取得種種經濟外的特權,並利用它去追求更多的財富。(見頁280)而在關於軍府與半失業商業人口、流亡農民的關係方面。川勝氏又巧妙地揭出“軍府體制的的變質”,軍府長官之下的地方官和參軍階層亦擁有自身的集團,從而使軍府實力發生轉移。(頁284)而軍府實力的轉移現象亦蘊含著梁陳之際土豪勢力興起的背景。

  那麼這一過程川勝氏怎麼描述的呢?我們可以見圖3(頁291),亦可依此畫出一副邏輯關係圖。

圖3

  在以上的論述中,川勝氏併未就貴族本身做出說明。那麼,在貴族制趨於崩潰的過程中,貴族自身又有何種行動和表現呢?我們根據川勝氏的分析易發現,貴族控制下的莊園正發生著變質,而這又是貨幣經濟帶來的守園人逐利的結果。貴族本身不齒于取得金錢,而當這種現象出現以後,莊園產品的收入價值便減少了,需要貴族另行尋找新的致錢辦法。(頁294至頁295)因而需要中間人,此即商人。商人和貴族之間結成門生和主人的關係,目的便是為了最終達成利益的分紅。(頁297)川勝氏論述道“封建性特權與良質貨幣可以說是將商人吸引到貴族身邊的最重要原因”,但隨著貨幣經濟的不斷發展,守園人和商人的實力不斷提升,貴族的經濟上的寄生者性格更加凸顯且又遭逢鐵錢價值的暴跌,因而其經濟實力就此跌入了低谷。(頁300)這時商人和守園人實際上還可以依賴比貴族更有權勢的王族,而貴族經侯景之亂更是喪失了其最後一塊遮羞布。川勝氏將侯景之亂定為南朝貴族制的結束(頁309)也就是這個道理。

  全書的大致骨架即如此。川勝氏的研究對於了解六朝時期社會的具體形態有著莫大的裨益。有豆友對川勝可能暗設的研究立場頗多踟躕。不過研究立場這回事,主要看是微觀立場還是宏觀立場。如果是宏觀立場,君不見上世紀中葉對於分期論的爭執以及閻步克關於秦漢魏晉南北朝官爵制度研究中均或多或少存在著的個人立場。而微觀立場則一般源於就具體問題展開的爬梳史料的過程,可略而不談。

  總之,從其具體論斷以及其所建立的研究框架(譬如其相當強調鄉論在貴族制社會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來看,此不失為一本理解六朝社會的好書。讓我羨慕的是,川勝氏在政治角度研究之外還旁涉經濟角度的研究,關鍵是還寫的如此之妙,實在太令人欽佩了。我之所以打八分,是因為我想打九分而沒有這個選擇項。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读后感(四):【轉】徐沖: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

  【提要】本文介紹了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一書的主要內容,並試圖在日本戰後學術史的脈絡中把握川勝史學的進展。以1967年《漢末的抵抗運動》為界,川勝氏的研究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其後期的研究中,"貴族政治"發展為"貴族制社會",成為與"封建社會"對舉的綜合性概念,顯示了欲囊括內藤湖南"文化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于一體的創新意圖。

  【關鍵詞】川勝義雄京都學派 貴族制 貴族制社會

一、前言

  日本學者川勝義雄(1922—1984)的名著《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以下簡稱“本書”),2007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為“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之一種出版。作者川勝義雄是戰後日本魏晉南朝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其與谷川道雄所共同提倡的“共同體論”,更在上世紀60、70年代對於日本的整個中國史研究學界產生了影響。由谷川氏所主導的“譯叢”編輯委員會[1],首先推出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2]與本書,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川勝氏在日本中國史研究學界所具有的地位。

  川勝氏1922年生於京都市。1948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50年即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工作。此後除了短期的法國訪學以外,近三十五年間基本都是在京大人文研開展研究工作,直至1984年因病逝世[3]。《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一書是他最為重要的作品[4]。

  本書日文版出版於1982年12月[5],不過當然不能據此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據作者《序》,是“將我迄今所撰關於六朝貴族制社會的十幾篇論文綜合成為一冊”,而這些論文的“整個撰述時期,約有30年左右”[6]。其中最早的一篇《貴族政治的成立》,發表於1950年;最晚的一篇《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發表於1979年。故本文將首先按照本書的篇章次序簡要介紹各章內容,然後再從學術史的角度,以時間順序整理川勝史學的演進軌跡,最後則附出對於中譯本譯文的一點意見。至於與中國學界相關研究的比較,因為篇幅限制,就只有留作將來的課題了。

二、內容簡介

  本書題為“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領域,“六朝”是一個所指頗為靈活的概念。中國學界多以此指自孫吳、東晉至於宋、齊、梁、陳這些建都建康的江南王朝,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而日本學界言及“六朝”者,則範圍多包括了整個魏晉南朝,有時甚至也包括了十六國北朝在內[7]。本書所謂“六朝”指的是魏晉南朝。川勝氏認為,他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還是較為完整地顯示出了中世前期貴族制社會的形象”;而“中世後期亦即隋唐帝國的核心部分源自北朝,所以應將北朝隋唐作為後期貴族制社會及其前史的問題另加探討”[8]。

  本書的主要內容共分為三編,分別為第一編《貴族制社會的形成》、第二編《朝向封建制的傾斜與貴族制》和第三編《貴族制社會的變質與崩潰》。每編下設四至五章,實際上每一章基本都是一篇獨立的論文[9]。在描述“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時,川勝氏坦言他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思考貴族制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關係”[10]。更明確的說,則是何以中國“中世”沒有形成如西歐、日本那樣典型的“封建社會”,而是形成了文人貴族優先的“貴族制社會”。“中世”、“封建社會”、“貴族制社會”,關於這些概念的糾纏,我們會在下一節中涉及。這裏只是要先明確川勝氏的問題意識與敍述思路,看看他是如何用一本書來回答自己所設定的這一問題的。

  第一編《貴族制社會的形成》探討的主要問題是,曹魏、西晉時期的貴族制社會是如何形成的?相對而言,川勝氏並未在描述曹魏、西晉時期的貴族制社會之歷史特徵上花費過多筆墨,而是把重點置於了此前的東漢末期,即貴族制“前史”[11]。第一章《貴族政治的成立》,明確提出了“產生魏晉貴族的母胎即是漢末清流勢力,後者的結構對前者性質影響甚巨”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作者反對如楊聯陞那樣從豪族群之間的對立來理解漢末的清、濁對立,認為清流勢力具有如下結構:在政治上依據共通的儒家國家理念,在個人交際上依靠共通的儒家道德感情形成了廣泛的輿論,以此確定代表者,互相取得聯絡。而對那些歪曲君主權力,擾亂國家正常狀態的濁流勢力持反對立場。第二章《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方面將清流範圍擴展至包含了鄉邑之中的“逸民式人士”在內,另一方面也把濁流勢力的根源追溯到了在鄉邑中推行“領主化路線”的富裕豪族。這些豪族與宦官政府相勾結,使古老的鄉邑秩序面臨分裂與崩潰的危機。而清流—逸民—黃巾則被理解為先後分別由知識階層右翼、知識階層左翼和底層民眾所擔當的對於上述危機的一系列抵抗運動。這些抵抗運動抑制了漢末社會向典型的封建社會發展,而促成了以士人階層為基礎的貴族制社會之成立。第三章《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以“鄉論環節的重層結構”這樣一個關鍵概念來說明漢末到魏晉時期貴族層“自律性”的構成原理,並認為在魏晉貴族制社會形成之際起到決定作用的“九品中正制”,亦是以此為前提而成立的。但與此同時,在魏晉王朝建立之後,佔據鄉論環節最上層的名士集團,逐漸脫離了基層鄉論,利用九品中正制來進行本集團的自我保存與自我再生產。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對於前三章涉及的問題進行了全盤清理和重新論述,再次強調需要從起源上——即東漢時代的基層鄉村社會——來探尋貴族制社會成立的本質,並通過對於九品中正制和戶調式中課田規定的分析,說明豪族共同體累積型的貴族制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表現。

  第二編《朝向封建制的傾斜與貴族制》探討的主要問題是,3世紀(曹魏、西晉時期)在華北成立的貴族制,為何能在4世紀(東晉時期)的江南得以再生?這在第二、三、四章中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被描述出來的。第二章《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社會》,將3世紀的江南描述為尚處在開發中的殖民地社會,土著豪族和自立小農民都遠未成熟。與此相應,在孫吳政權下的大多數地區,由將軍們各自統率帶有私兵色彩的屯田軍,實行軍政統治;孫吳政權是由這些將軍們和孫氏之間的人格性主從關係來支撐的。這種權力體制被川勝氏命名為“開發領主制”。第三章《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指出,在孫權死後,支撐孫吳政權的人格性主從關係走向崩潰;以社會流動化的顯著為背景,屯田體制也走向了解體。西晉亡吳後所實行的放任式統治及西晉末年的大亂,促使江南地區社會流動化的大潮繼續發展。期待秩序安定的江南土著豪族擁戴幾乎毫無實力的晉室王族司馬睿,是試圖利用後者的名分,建立一個由自己掌握的政權。但以王導為首的北來貴族群利用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先進性與江南基層社會的後進性,成功的在江南建立了自己主導的貴族制統治。第四章《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則從軍事力量的角度探討了東晉貴族統治體制的確立過程。認為在東晉政權的草創時期,北來亡命貴族所固有的軍事能力幾近於無;即使是王敦,事實上也以江南土著豪族勢力作為自己的軍事基礎。其後,北來流民武裝逐漸為建康政府所掌握,得以在長江下游建立了以鄉論主義為秩序原理的貴族制統治,分化、壓制了江南土著豪族勢力。但同時也付出了代價,不得不容忍陶侃在長江中游建立封建色彩較濃的半獨立勢力圈。事實上,這樣一種權力特質不僅僅見於東晉的“西府”和孫吳政權。第一章《曹操軍團的構成》,將漢末的曹操軍團也視作一個由許多武裝豪俠集團構成的複合體。認為無論集團內部的結合紐帶,還是形成複合體以後的上下統屬關係,都是以基於個人信義的任俠式人際結合作為支柱的。第五章《門生故吏關係》,則對整個魏晉南朝所存在的“門生故吏”現象進行了細緻考察,確認其並非父家長式單方面的支配隸屬關係,而是一種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的個人臣從關係。當時的社會由這些私人結合體累積而成,這阻止了“王法”的貫徹,而顯示了向封建制的傾斜。

  第三編《貴族制社會的變質與崩潰》探討的主要問題是,江南貴族制社會在進入南朝後從變質走向崩潰的過程。第一章《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指出,雖然傳統上劉宋時期被視為貴族制的全盛期,但劉宋政權的軍事側面主要由王族與寒門出身的武人承擔,貴族則喪失了對於軍事權力的控制,反映出以貴族為中心的支配體制已經出現了極大倒退。第二章《〈世說新語〉的編纂——元嘉之治的一個側面》,則通過分析《世說新語》中所見的對於劉宋政權的批判傾向,推測其可能成書于何長瑜這樣具有反體制傾向的人物之手,認為在其內心深處掩藏着對於正在逝去的貴族制時代的眷念。第三章《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和第四章《南朝貴族制的崩潰》,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侯景之亂前後南朝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轉變。第三章指出,隨着江南開發的進行,南朝社會出現了發達的貨幣經濟。但是流通的貨幣總量不足與政府的通貨政策缺乏一貫性,最終導致了貨幣的二重構造。這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流亡農民和半失業商業人口,一方面促進了商人階層和土豪將帥階層的興起。第四章則指出,貨幣經濟的進展使得南朝貴族無法繼續維持封閉莊園,而不得不在經濟上倚賴商人。梁代的通貨膨脹則給單純依賴俸祿收入的貴族以巨大打擊,使大多數人陷於困頓。侯景亂後,貴族的社會勢力和政治實力亦一落千丈,只是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點象徵了。因此,可以說侯景之亂標誌着南朝貴族制的結束。

  縱觀上述三編的內容,正如渡辺信一郎曾經敏銳指出的那樣,在描述“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時,上述三編並未貫徹同樣的理路。相對來說,前兩編的思路較為統一(儘管其中也不無紛雜,詳見次節),是圍繞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來討論貴族制的形成過程和本質所在;而明確提出其軍事基礎(如掌握北來流民武裝)和經濟基礎(如大土地所有制、莊園經濟等),都只是上述意識形態本質所派生出來的次要因素[12]。但是第三編在討論南朝貴族制的變質與崩潰時,主要關注的問題卻是貴族如何喪失其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其本質所在的鄉論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一進程中究竟是如何變化的,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並未明確[13]。不過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恰恰反映了川勝史學本身在日本戰後三十年歷史中的演進軌跡。這是我們要在次節中關注的問題。

三、京都學派?——學術史中的川勝史學

  對於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展開的敍述,“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之間的論爭往往是敍述的重點。川勝氏的研究成果,一般也與谷川道雄一起,被歸入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以來的“京都學派”這樣一個系譜之中[14]。這當然應該納入我們的視野。川勝氏本人也坦承,“對我的研究思路產生巨大影響的,是由內藤湖南開創,在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諸位先生的繼承下發展起來的所謂京都學派”[15]。然而,在深化我們對於川勝史學乃至於日本戰後中國史研究理解的時候,這樣的標簽,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資源?或者更簡單的說,是否足以解釋本書第一、二編與第三編之間所出現的理路差異?早有論者指出,即使是在“京都學派”內部,內藤湖南關於“貴族政治”的構想,也並非是被完整繼承的[16]。而在東與西的論爭往復之中,事實上也很可能存在共通的背景和困境。也許從“時代”而不只是“學派”的角度,可以讓我們更為深刻的理解學術史中的川勝史學。

  如前所述,本書是由川勝氏在三十年間所陸續撰述的十幾篇論文綜合而成的。雖然每章最後都已經標明了最初發表的時間、刊出處等,為了討論的方便,還是先按照這些論文最初發表的順序,排列如下:

  1.《貴族政治的成立》,1950年;

  2.《曹操軍團的構成》,1954年;

  3.《門生故吏關係》,1958年;

  4.《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1962年;

  5.《南朝貴族制的崩潰》,1962年;

  6.《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1964年;

  7.《漢末的抵抗運動》,1967年;

  8.《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1970年;

  9.《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1970年;

  10.《〈世說新語〉的編纂——元嘉之治的一個側面》,1970年;

  11.《貴族制社會的成立》,1970年;

  12.《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1973年;

  13.《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1979年[17]。

  1950年的《貴族政治的成立》是川勝氏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依據內藤湖南關於中國中世“貴族政治”的定義而展開自己的思考,似乎是比較“京都學派”的。然而若觀察1950年前後的學界動向,又不能不感到這篇文章的特別。如所周知,這一年在東京的歷史學研究會大會上,經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兩氏的報告,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來把握中國歷史的“歴研派”正式登場[18]。此前,前田直典已經對京都學派的六朝隋唐中世說給予了強烈批判[19]。這時更體系化為秦漢至隋唐為奴隸制、宋以後為封建制這樣的時代區分論,從而與京都學派以漢末劃分上古與中世、以唐末劃分中世與近世的時代區分論相對立。對此,京都學派的代表學者宮崎市定和宇都宮清吉很快也作出了回應[20]。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所謂的“唯物史觀”主要從生產方式形態變遷來把握中國歷史的“歴研派”自不必說,即使是作為對立方的宮崎氏和宇都宮氏,也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與社會經濟相關的物質層面。具體到貴族制論,則傾向於在大土地所有制和莊園經濟中尋找中世貴族的社會基礎[21]。這種風氣,事實上一直延續到了1960年代前期。然而川勝氏的這篇“處女作”卻從儒家國家理念和民間輿論的角度來考察貴族政治的成立,毋寧說與上述時代風潮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此文發表後受到增淵龍夫所謂“過於理想化”和“缺乏社會基礎”的批判,似乎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進行理解[22]。另外,這篇論文從漢末清流的特質來追尋魏晉貴族的基本性格,反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嶋氏在此前一年所發表的論文《中国古代帝国の一考察——漢の高祖とその功臣》。如所周知,西嶋氏此文是從高祖集團的家內奴隸制性格來把握漢帝國之結構的[23]。

  然而,從1954年《曹操軍團的構成》開始,直到1964年《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的發表,川勝氏並未延續第一篇論文中的上述思考。這十年間他顯示了運用學界主流思路把握問題的能力,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曹操軍團的構成》和《門生故吏關係》可以看作是站在“京都學派”的立場對於歴研派“六朝奴隸制論”的反擊之作[24]。前文主張曹操軍團的結合紐帶乃是基於個人信義的任俠型結合關係,後文則認為門生故吏關係乃是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結成的個人臣從關係。但是,這種從個人之間的關係類型來把握時代性質的理路,事實上也是西嶋氏開其風氣之先[25],儘管雙方的具體結論完全相反。其後的《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和《南朝貴族制的崩潰》更是與戰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主流合拍,明確將“江南貴族的經濟基礎在於其大土地所有以及莊園經營上”作為定說接受[26],從南朝後期貨幣經濟的進展如何在促進商人和土豪將帥階層興起的同時,也讓貴族喪失了社會經濟基礎,來說明貴族制的崩潰過程。自述苦於尋求貴族經濟基礎之法的守屋美都雄,對於川勝氏的這兩篇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也可以看出其與戰後學界主流的合拍程度[27]。

  值得注意的是,在《門生故吏關係》一文中,川勝氏把這種六朝時代的臣從關係稱之為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人格性結合。這是“封建社會”這一指稱初次出現在他的論考之中。其所強調的“自由民”、“個人信任”等方面,顯然是針對歴研派的“奴隸制”“父家長支配”等概念而發。但是在作為對一種整體社會形態的指稱这一點上,川勝氏對於“封建社會”的使用卻是與歴研派對於“奴隸制”的使用相通的,而不同於“京都學派”的前輩宮崎市定在其論考中所使用的法制史性的“封建制”概念。同時也可以觀察到,在川勝氏這一時期的諸論考中,雖然“貴族”、“貴族制”之語被頻繁使用,但尚未出現“貴族制社會”這一概念[28]。其所謂的“貴族制”,實際上只是作為魏晉南朝時期的一種歷史現象而言的——尤其指一種占據優勢地位的“政治制度”,而并非指整個社會體制本身。這一用法,無論是“京都學派”的前輩宮崎市定,還是在並非“京都學派”的越智重明和矢野主稅那裏,也都是共通的[29]。

  1967年發表的《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文在川勝氏的研究生涯中具有重要意義[30]。這篇文章吸收了前述增淵龍夫的批判意見,在谷川道雄“共同體論”的啟發下[31],從鄉村社會的基底入手,重新討論了1950年《貴族政治的成立》一文所考察的对象。其進展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通過“逸民式人士”的引入,將“清流”與小農階層連接在一起,並將其斗爭重點從維護“儒家國家理念”調整為鄉邑“共同體秩序”的重建;(二)前者的對立面也從擾亂正當國家秩序的宦官政府調整為豪族的“領主化傾向”,即試圖以其財力和武力對鄉邑實行赤裸裸的支配。(三)儒教意識形態在豪族階層中的廣泛滲透,與上述抵抗運動一起,共同抑制了豪族的“領主化傾向”,使其未發展成典型的封建社會,而形成了以士人階層為基礎的貴族制社會。

  可以看到,與之前的研究相比,川勝氏此文最大的進展,就在於從漢末鄉邑社會內部把握魏晉“貴族制社會”的形成。這與谷川道雄對於“貴族制”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此前學界對於六朝貴族的主流理解,毋寧說主要是以上層統治者為主體來進行把握的。為人所關注者,乃是“貴族”與其他統治勢力(如皇帝、武人、寒人等)之間在權力格局上的進退,而對於貴族與民眾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則并無異議。在此可以說,“貴族制”基本是被理解為“貴族政治”的。川勝氏1950年的論文題為《貴族政治的成立》,從字面上也反映了對於貴族制的舊有理解。即使是宮崎市定關於“九品官人法”的“鄉品—官品對應說”,也基本停留於其作為選官制度之一環的論述上。而谷川氏則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說:

官品為鄉品所決定這一事實,即使可以看作貴族的身份、地位是由王朝所賦予的,本源上卻是由其在鄉黨社會中的地位、權威所決定的,王朝不過只是承認機關——即使這種承認具有很大的作用。[32]

  這樣,高高在上的貴族就經由“鄉品”而與鄉邑中的民眾發生了直接聯繫,從而獲得了“社會基礎”。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由支配與被支配、剝削與被剝削,轉為支持、代表與保護。川勝氏顯然在這一思路上與谷川氏是完全接合的。“貴族”獲得了“社會基礎”,“貴族制”也順理成章的發展為“貴族制社會”。川勝氏在此文中開始使用的“貴族制社會”概念,不再僅僅停留於一種政治制度,而是發展為一種囊括這一歷史時期所有對象的整體體制,是可與“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相對舉的歷史範疇。這一點和谷川氏的思考也是相通的[33]。

  川勝氏在此文中也開始使用與豪族的“領主化傾向”相對應的“封建社會”概念。而所謂的“領主化傾向”,是指豪族以其財力和武力對鄉邑實行赤裸裸的支配[34]。這與其前述1950年代研究中所揭示的“封建社會”像——基於個人信任的人格性主從關係——相比有很大的變化。另一方面,“貴族制社會”又是與共同體冀求運動和儒家意識形態支配聯繫在一起的。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圖式:

  此後川勝氏的諸研究,可以說就是以上圖式在三國兩晉歷史中的具體展開[35]。1970年發表的《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通過“鄉論環節的重層結構”這一概念——即鄉或縣、郡、中央三個層次上的鄉論——來說明魏晉九品中正制創制的背景,並指出儘管上層的貴族集團實際上脫離了基層鄉論,但鄉論主義意識形態仍然得以出現。同年發表的《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則在孫吳政權統治下的江南社會中觀察到了上述圖式中B的缺失和向A的傾斜。認為與曹魏、西晉統治下的華北社會相比,這顯示了江南社會的後進性。由此,圖式中的A/B又在地域差別的背景下帶上了後進/先進的標簽[36]。1973年發表的《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和1979年發表的《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則詳細描述了流亡江南的華北貴族,如何利用先進的鄉論主義意識形態與後進的江南豪族曲折周旋,最終在江南確立了貴族制社會的統治秩序。

  今天看來,奠定川勝氏學術史地位的,無疑是他1967年后的諸研究[37]。然而在發表當時,在個別結論受到好評的同時,毋寧說以對於思路與立場的批判為多。這些批判,大多又是針對他和谷川氏所共同提倡的所謂“豪族共同體說”[38]。最能反映當時學界一般態度的,可以菊池英夫在《史學雜誌》1970年度的《回顧と展望》中的如下評論為例:

但是,關於谷川道雄《北朝貴族の生活倫理》一文,其過度強調精神因素和士大夫的倫理性,認為鄉黨共同體結合與支配服從的契機在於救濟與謝恩之心的連結,“貴族作為貴族不可缺少的資格”在於“人格上精神性的高大”,重田氏的批判也是理所當然的。這與谷川氏從前的立場也有所不同。很難想像這是接受過階級史觀洗禮的人的想法。[39]

  對於學界的這種“意識形態式”的批判,川勝氏和谷川氏都做了回應[40]。雖然在回應中強調所謂“階級史觀”之神聖化乃是戰後歷史學的一大缺陷,但對於自己屬於“接受了階級史觀洗禮的人”,谷川氏並不否認[41]。而川勝氏在回應中也言及,自己是在“能夠消化谷川氏的共同體論後”,對于辯證法“才稍有領悟”[42]。同時,在本書中還可以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細節變化,就是在1967年《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文中,“逸民式人士”的“左/右”指稱與前期相比發生了顛倒:

我曾經將清議之徒的抵抗視為左翼,而以逸民式人士為右翼(拙稿《六朝貴族制》,《歴史教育》12-5,1964年,頁27),這主要是以抵抗的積極性和消極性來劃分左右的。但是考慮到逸民具有的更接近民眾這一階級性質,本文對於左右作了重新劃分。關於逸民的階級性質,參照第四節。[43]

  “左/右”顛倒的理由,在於對“逸民式人士”之“階級性質”的判斷。另外,在前期川勝氏研究中尚被敘述為沒落與衰弱的鄉邑小農,到了1970年發表的《貴族制社会と孫呉政権下の江南》與《貴族制社会の成立》兩文中,卻轉而上升為形成鄉論和阻止豪族“領主化傾向”的主體[44]。這樣的變化,如果再和川勝氏自己“誇大妄想狂”的自我諷刺——試圖以“豪族共同體論”來包容內藤湖南的“文化史性”貴族制論和歷史唯物論立場的封建制理論[45]——聯繫起來,或許可以在“京都學派”的標簽之外給我們以更多的啟示。

四、關於譯文

  作為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書的譯介,無疑將對促進中日學界的相互瞭解、深化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起到積極作用。兩位譯者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理應得到學界的感謝和敬意。但是本書個別譯文的處理尚可斟酌。如31頁“買官”當為“賣官”、45頁“郡”當為“鄉”、47頁“第三次鄉議”當為“第三次鄉論”、58頁“眾”當為“聚”、74頁“第二次鄉論”當為“第三次鄉論”、130頁“以及”當為“即”、135頁“想像”當為“現象”、152頁“周氏”當為“周玘”、158頁“吳郡”當為“吳興郡”、198頁“胡琴”當為“胡床”、295頁“陷於”當為“限於”,等等。有的也許是手民之誤,只是譯者與責任編輯在審讀校樣時,還是應該察覺改正,以免白璧微瑕之憾。另外還有一些偏離文意或者漏譯之處,似乎不能歸咎手民。列舉如下。

  (一)序

  1.頁2:將唐末劃為古代的時代區分學說。

  擬譯:將唐末以前劃為古代的時代區分論。

  (二)第一編

  1.頁11:這種全國性的士大夫輿論,最終將鋒芒對準了扭曲國家主權的濁流,它引發了忠於儒家國家理念的官僚的共鳴,並將他們爭取到了與濁流的鬥爭之中。

  擬譯:這種全國性的士大夫輿論,最終將鋒芒對準了扭曲國家主權的濁流,並與忠實於儒家國家理念的官僚產生共鳴,支援他們與濁流進行的鬥爭。

  2.頁18:就我的理解而言,逸民人士是當時知識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說清流勢力構成了知識階級的主體,那麼便不能將逸民人士從清流勢力中切割開來。

  川勝氏所用的“逸民的人士”是一個特定概念,指的是漢末徐穉、薑肱等“具有逸民風範的人士”,主要見於《後漢書》列傳四三,指因時勢而決意不仕者,並不同於“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純粹逸民。譯作“逸民人士”無法體現這一區別,當譯為“逸民式人士”或“逸民性人士”。後文還有很多類似場合,不列舉。另外,“既然說清流勢力構成了知識階級的主體”當譯為“既然說清流勢力是以知識階級為主體而構成的”。

  4.頁23:也就是說,清流勢力的中心是“儒學行義”者,在其兩側則分別是遊俠式富豪與包括逸民人士在內的各色人物。

  擬譯:也就是說,清流勢力以一般的“儒學行義”者為中心,在其一翼分佈着遊俠式富豪,另一翼分佈着逸民式人士,包含了多種歷史要素在內。

  5.頁27:這一抵抗滲透到了上層權力,通過公共權力揭發實權派的罪惡,從不惜身死地積極抵抗到逸民採取消極的“守道”,其形式可謂多種多樣。

  擬譯:從進入高層權力、運用公權來揭發實權派的罪惡,甚至不惜將其處刑這樣積極的抵抗,到最為消極的“守道”之逸民式抵抗,這一抵抗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6.頁28:本文不準備詳細敍述這些,而着重想探討導致豪族領主化走向複雜以及對之進行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这里所谓的“监视”,原文为“チェックする”,即check,在日语中当然也有监视、检查之意,但这里当译为“抑制”或者“阻止”。後文還有幾處誤譯為“監視”的類似場合,不列舉。

  7.頁40:儘管處於戰亂時代,但這種運動的結果,是阻止了武人領主形成階級,而促使文人形成了士人階層。

  擬譯:儘管處於戰亂時代,這一運動最終還是阻止了武人領主的階級形成,而促使文人式士階層得以成立。

  8.頁42:在那之後,堀敏一氏援引谷川道雄氏的思路,將魏晉貴族制社會“植根於豪族支配的鄉黨社會”這一認識與形成於鄉黨社會中的“鄉論”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論述了貴族制社會的制度基礎——九品中正制。

  擬譯:其後,堀敏一氏援引谷川道雄氏的思路,從魏晉貴族制社會“植根於豪族支配的鄉黨社會”這一認識出發,對於作為貴族制社會制度性基礎的九品中正制,以其與鄉党社會中形成的“鄉論”之間的關係為軸心,進行了考察。

  9.頁44:必須承認,在直接形成豪族,並對其進行支持的方向上,鄉論是較為容易受到操縱的。

  擬譯:必須承認,鄉論確實是直接由土豪層所形成的,很容易被操縱而轉向對於土豪層的支持。

  10.頁47:不過儘管是一種典型模式,但當時它也是建立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上的,並且以該制度作為前提而存在的。

  擬譯:不過儘管只是一種典型模式,這一模式卻是當時作為制度的九品中正制所因之得以成立的前提。

  11.頁57~58:大體上,典型的漢代鄉村社會,與在河北省武安縣午汲鎮北方“午汲古城”遺址中所看到的那樣,由矩形土城環繞的小街所構成。在那裏,自耕農民以“三族制”的家庭形態聚居在一起。各家的耕地散佈在街道周圍,他們一般白天在田地勞動,傍晚回到家中,過着朝出晚歸的生活。

  這裏所謂的“小街”、“街道”,原文為“町”。川勝氏在此援用了宮崎市定關於中國古代聚落形態變遷的著名論考,當譯為“城”。

  12.頁59:實際上,這是豪族成長的一大原因。在漢帝國崩潰的大動亂中云云。

  擬譯:豪族的這種成長,也是漢帝國開始崩潰的一大原因。其時云云。

  13.頁67:由鄉論環節重層構成的清議世界裏,按照政府官僚的序列另外製造一個名士的序列。

  擬譯:在由鄉論環節如此重層構成的“清議”世界裏,出現了不同于政府官僚序列的另外的“名士”序列。

  (三)第二編

  1.頁91:這一傾向在集團內不佔優勢時云云。

  擬譯:這一傾向在集團內佔據優勢時云云。

  2.頁93:這本身就使我們感到某種疑問,即質任關係的本質難道就只是要解除上下出現的相互不信任嗎?

  擬譯:這本身就讓人懷疑,是否質任關係的本質僅僅只能從上下之間的不信任來解釋呢?

  3.頁101:這就如同秦始皇,並沒有徹底執行作為客觀規定的法律。

  擬譯:這並非是如同秦始皇那樣,將作為客觀規定的法律一律加以徹底執行。

  4.頁123:一般認為封建領主制是超越古代的一個標誌。

  這裏的“超越”,原文為“超克”,也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現在學界一般也徑以“超克”譯之。

  5.頁128:其年冬,諸葛恪試圖在與曹魏的戰爭中一戰而勝,於是不顧和自己有姻戚關係的滕胤等人的極力反對,在253年強行北伐,結果大敗而歸。

  擬譯:趁着其年冬天與魏軍戰鬥中取得的大勝之餘威,諸葛恪不顧以姻戚滕胤為首的許多人的反對,於翌年(253)強行大舉北伐。結果落得大敗。

  6.頁129:如上所見,失去了孫權這一主從關係的中心,以及在其晚年出現的由於群臣之間的分裂,導致了主從關係的分裂,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央政府的掌權者觸發了開發領主制內本來內在的分離化傾向,進而在阻止這種分離時,又採取了種種不合理的措施。

  擬譯:如上所見,失去了孫權這一主從關係的中心,以及因其晚年群臣間的分裂而導致的主從關係產生裂痕,都觸發了本來內在于開發領主制中的分立化傾向,並促使欲阻止這種分立的中央政府當權者採取了種種不合理舉措。

  7.頁133:或許,這種行為的意義在於針對中央政府加強掠奪——“租入過重”——而通過“利薄”的屯田農業進行補充云云。

  擬譯:或許,這種行為的意義在於針對中央政府的強化掠奪——“租入過重”——而通過商販來對“利薄”的屯田農業進行補充云云。

  8.頁146:石冰、陳敏、錢璯與“三定江南,開複王略”的周玘在建興之初亦即313年前後,已經對“中州士人佐佑王業”、“多居顯位,駕禦吳人”的狀況而“內懷怨望”。

  這裏所謂“內懷怨望”的主語是周玘,石冰、陳敏、錢璯則是他在“三定江南,開複王略”時所平定的對象。

  9.頁146:其時,江南人士的指導者,對北來貴族心存尊崇的顧榮於312年死去。

  擬譯:其時,江南人士的指導者,北來貴族亦要讓其三分的顧榮,於312年死去了。

  10.頁161:同樣,它也是後來江州刺史華軼與琅邪王司馬睿的關係中產生的一個現象。

  擬譯:同樣的關係,成為其後陶侃與江州刺史華軼和琅邪王司馬睿之間發生關係時也都可以看到的現象。

  11.頁164:之所以對這些南方勢力“不窮治”,而是採取溫存、默認,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窮治的力量。

  日語“溫存”意為“保存、承認、縱容”,不能徑以“溫存”譯之。後文還有一些類似場合,不列舉。

  12.頁166:面對這種傾向,所謂田野豪族們顯示了反抗。

  原文為“田舎豪族”,譯為“鄉下豪族”、“鄉村豪族”或“地方豪族”似較“田野豪族”為妥。後文還有一些類似場合,不列舉。

  13.頁166:面對這種傾向,所謂田野豪族們顯示了反抗。在314年周勰之亂失敗後,他們對還不成熟的文人官僚制度已不抱指望,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君臨“用武之國”之上的王敦,從中乘機加以策動。

  擬譯:所謂地方豪族們對於當時這種傾向的反抗,因314年周勰叛亂的失敗而受挫。其後,他們的目光很自然的轉向了對於王敦的策動,因為在其所君臨的“用武之國”,文人式等級秩序尚未成熟。

  14. 頁169:這些集團的到來,對江南土著的人們來說,是相當困惑的。

  擬譯:這些集團的到來,給江南土著人群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15.頁173:以上就是針對庾亮等強行實施的貴族制官僚等級制度進行的一次抵抗,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擬譯:這是針對庾亮等強行實施的貴族制等級秩序所進行的強烈抵抗,其目標就是要破壞這一秩序。

  16.頁174:總之,江州刺史溫嶠苦心周旋,終於成功地使陶侃下決心討伐蘇峻。

  後面還有一句未譯出:依靠陶侃軍團的力量,終於在329年平定了蘇峻、祖約之亂。

  17.頁175:平定了蘇峻之亂,恢復了權威的建康政府,重新以司徒王導為中心,以體制內的忠實勢力也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北來軍團長郗鑒為司空,以割據長江中游的軍團長陶侃為太尉,實現了三公處於最高位的形式。

  最後一句當譯為“整備了處於最高地位的三公之構成”。

  18.頁185:這便是江南貴族制的本質所在,他們培養的軍事基礎以及不久在各地開拓的莊園等經濟基礎,都是以這種骨骼作為再生的源泉而派生,並加以彌合的,這一點是第二條主要原因。

  “第二條主要原因”讓人不明所以。實際上原文是說,與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相比,軍事基礎和經濟基礎都只是決定江南貴族制本質的“次要因素”。

  19.頁207:到了流刑地,如果又感覺到主人有生命之憂的話,便襲擊負責護送的吏人,與主人一起逃走。

  擬譯:也有人因斷定去了流刑地故主一定性命難保,就在中途襲擊押送吏人而與故主一起逃亡。

  20.頁212:既然要使人感到威脅,那麼門生故吏也就沒有隸屬于主人的必要。

  擬譯:要使別人感到恐懼,並不一定非得讓門生故吏隸屬於故主。

  21.頁214:同時也顯示了在面對長官時,屬僚有着否決權,並非是自動加入這種君臣關係,並且維持這種關係的。

  後面還有一句未譯出:在晉代,連皇帝也不能對此加以強制。

  22.頁216:漢代的具有專制色彩的君對臣的支配關係。

  原文為“漢代的”,當譯為“漢代式的”。

  23.頁217:家族本身處在能幹的首領之下,當試圖維持組織的強大性時,便會發生上述行為。

  擬譯:據說這是基於家族本身意欲在能幹的首領領導下盡可能強有力的把自身組織起來這樣一種要求之上的。

  (四)第三編

  1.頁296:在這一情況下,門生不再受原來應有的主人約束,實際上變成了利用主人特權牟取利潤的商人,他們用利益分紅或是特權使用費的形式向主人交納一定的錢物。

  擬譯:在這一情況下,門生向主家所交納的束脩,就喪失了其本來的意義,實際上變成了利用主家封建性特權牟取利潤的商人,在利益分紅或者特權使用費的意義上向主家交納的稅金。

  2.頁298:在貴族的所有收入之中,較多而較為安定的部分就是俸祿。

  擬譯:這樣,在貴族的收入中,雖然低下但至少穩定的部分就只有俸祿了。

  3.頁309:從3世紀到6世紀中葉亦即從魏晉以直到梁代的所謂中世前期的貴族制,使其發生崩潰的與其說是北方的武力,不如說根本之處在於南方興起的新興階級。

  擬譯:從3世紀到6世紀中葉,亦即從魏晉以來直到梁代的所謂中世前期的貴族制,與北方蠻族支配下成立的至於隋唐的後期貴族制並不是直接相連的。而使前期貴族制發生崩潰的,與其說是北方的武力,不如說根本在於南方所興起的新興階級。

  管見所及,未必允當,尚乞譯者與學界同仁有以教之。

  附記:本文刊于《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發表時基本刪去了第四節關於譯文的內容。

注释:

  [1]此譯叢編輯委員會包括夫馬進、古賀登、谷川道雄、尾形勇、岸本美緒、森正夫諸位。據《總序》可知,谷川氏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2]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关于川勝氏个人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島田虔次为其遗文集《中国人の歴史意識》(初出1986年,東京,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1993年)所撰《後記》、礪波護为同上著所撰《解説》和気賀沢保規为其文库本通史《魏晋南北朝》(1974年初出,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2003年)所撰《解説》。

  [4]此外,尚有遗文集《中国人の歴史意識》(主要收录了作者關於中国的历史意识、道教与佛教以及概论“中国中世史观”三个方面的文章)、文库本通史《魏晋南北朝》(已经成为与西嶋定生《秦汉帝国》齐名的通史著作。西嶋著作的下限止於東漢前期,川勝著作的起點則放在了東漢後期,這種時代上的前后銜接,與兩氏在時代區分論上的對立,構成了頗為有趣的對比)。另編有《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年。此书名义上为“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但据其《後記》可知,川勝氏为实际的编辑担当者)等。

  [5]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书店,1982年。本書出版後,“中国中世史研究会”內部曾組織了評議活動,三編的評議人分別為東晉次、渡辺信一郎和吉川忠夫。正式的书评则有越智重明《書評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史学雑誌》93-2,1984年;渡辺信一郎《六朝史研究の課題——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3-1,1984年。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初出1987年,後收入氏著《中国中世の探求——歴史と人間》,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87年)對於川勝氏的整體學術思路也進行了較為清晰的整理。其後,在多種學術史性的回顧中,川勝氏的研究都是重點敍述的對象。如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中国史学》2,1992年)、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序章》,東京,風間書房,1986年)、同氏《六朝貴族制論》(收入谷川道雄编《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14,2004年)。本文之写作,自上述诸论考获益之处甚多。

  [6]本書《序》,頁1。又,本文引用本書內容,基本按照中譯本譯文。但也有個別地方參照原文做適當改動。

  [7]谷川道雄即常如此使用“六朝”一詞,如其代表作《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東京,国書刊行会,1976年。中譯本為馬彪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一編第二章題為《中國的中世——六朝隋唐社會與共同體》,第四編題為《六朝名望家統治的構想》,其中的“六朝”都是統括魏晉南北朝而言的。

  [8]本書《序》,頁5。

  [9]只有第一编第三章《魏、西晋的贵族层与乡论》和第二编第二章《孙吴政权与江南的开发领主制》本为同一篇论文《貴族制社会と孫呉政権下の江南》,收入前引《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一书。

  [10]本書《序》,頁1。

  [11]其所著文庫本通史《魏晉南北朝》也專設一章來討論這一問題,即東漢後期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如何成為了“貴族制社會形成的序曲”。

  [12]本書第二編第四章《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頁185。中文本此處將“次要因素”譯為“第二條主要原因”,不確。

  [13]前引渡辺氏《六朝史研究の課題——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頁176—177。

  [14]代表性綜述如劉俊文《日本的中國史研究④ 中國史研究的學派與論爭(上)》,《文史知識》1992年第4期;同氏《日本的中國史研究⑤ 中國史研究的學派與論爭(中)》,《文史知識》1992年第5期。又可參考高明士《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東升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15]本書《序》,頁2。另外,如前所述,川勝氏為京都人,其一生也基本都是在京都度過的。他的學生気賀沢保規曾有如下觀察:“我暗自覺得,川勝之研究的構想與視線,對於輾轉於艱難時代的中國文人貴族及其貴族制世界,可以說抱有無限的熱愛,這是由於其為京都人的緣故。”前引気賀沢氏文,頁484。

  [16]川合安《六朝隋唐の「貴族政治」》,《北大史学》39,1999年。

  [17]基于前引谷川氏《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所作类似排列,頁257—258。

  [18]均見《国家権力の諸段階》,東京,岩波书店,1950年。其中西嶋报告《古代国家の権力構造》後又作为附录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19]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初出1948年,后收入鈴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及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20]宮崎市定《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初出1952年,後收入《宮崎市定全集11 宋元》,岩波書店,1992年;同氏《中国史上の莊園》,初出1954年,後收入《宮崎市定全集8 唐》,岩波書店,1993年;宇都宮清吉《僮约研究》,初出1953年,後收入氏著《漢代社会経済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对于以上论争經過,谷川氏为前引《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所撰《総論》无疑是最为简洁而精当的介绍。

  [21]前引渡辺氏書評,頁175。

  [22]增渊龍夫《後漢党錮事件の史評について》,初出1960年,後收入氏著《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新版,岩波书店,1996年。

  [23]初出1949年,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

  [24]五井直弘在1950年代尝试将西嶋理论运用於六朝史研究,发表了《後漢時代の官吏登用制『辟召』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78,1954年)、《曹操政権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95,1956年)。

  [25]池田溫《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58年·三国~唐》,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 『史学雑誌』第59~95編 第5号復刻》13《中国Ⅱ 三国~唐 1950~85》,山川出版社,1987年,頁47。

  [26]本書,頁292。

  [27]守屋美都雄《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62年•魏晉南北朝》,同上注所引書,頁90。

  [28]在1962年發表的《六朝貴族社会と中国中世史》(收入前引《中国人の歴史意識》)一文中,川勝氏使用了“六朝贵族社会”这一概念。但這與他1967年後所謂的“貴族制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29]以上,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之二《貴族制の概念》,頁74—79。

  [30]前引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頁270。

  [31]從1960年代開始,川勝氏與谷川道雄一起組織了中國中世史研究會,其研究受到谷川氏“共同體論”的極大影響。見本書《序》,頁3。

  [32]谷川氏《六朝貴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開》,《社会経済史学》31-1~5,1966年。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一文已經指出了谷川氏對於宮崎學說的這一發揮,頁98。

  [33]前引谷川氏《六朝貴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開》。参照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之二《貴族制の概念》。

  [34]前引渡辺氏書評引用西歐和日本“封建領主制”的研究成果,批判了川勝氏對於“領主”的這種理解。

  [35]只是B中的“共同體冀求運動”多被置換為“鄉論主義意識形態”。前引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頁271。

  [36]川勝氏從“先進”的角度來把握中國的六朝社會,似也與1960年代冷戰背景下國際學界的“封建制”研究中“亞洲停滯論”再次興起的一波潮流相關。參考前引谷川氏《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第一編第一章與第二編第四章中的相關介紹。

  [37]前引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頁224。較新的反思與討論,參考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10,2002年;同氏前引《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

  [38]如重田徳《中国封建制研究の方向と方法—六朝封建制論の一検討》,《歴史科学》247,1971年。参考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初出1974年,收入前引氏著《中国中世の探求——歴史と人間》。

  [39]菊池英夫《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70年•魏晉南北朝》,同358頁注1所引書,頁202。

  [40]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初出1971年,後收入前引《中国人の歴史意識》;前引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

  [41]前引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頁192。

  [42]前引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頁342。

  [43]本書第一編第二章《漢末的抵抗運動》,頁28,注1。

  [44]前引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頁170。

  [45]前引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頁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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