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助推》读后感精选

　　《为什么助推》是一本由卡斯·桑斯坦著作，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一)：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想要去看另一本书，而那本书正是它所要反驳的

　　之前看理查德•泰勒的《“错误”的行为》一书里推荐，那本书还没点评，先过来看这本，本来是希望能够帮助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结果意外地很失望，非常不好看的一本书。 首先，本书前半部分就是在对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的反驳中进行的，可能对作者来说，家长式管理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名词和定义，但是说真的，还是先阐释清楚比较好。前半部分的只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产生了下一本就要看《论自由》的想法。但总体来说，逻辑和阐释上还是比较清晰的。 而到了后半部分，不知是译者问题还是原文如此，很多篇章非常的难懂，逻辑也愈发不清晰，作者的推论过程愈加欠缺说服力。最重要的是，到底想说明什么呢？助推的必要性？助推这种手段是否需要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应当依具体情形而定，不应“抽象而笼统地”地反对？那么研究理论本来不就是要从看似不同的事物中提炼抽象出其本质么？如果每一件事都视具体而定，那还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吗？一事一议写议案就好了吧。 总而言之。这本书只能打3分，原因是，一般情况下，3分就表示差了。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二)：有一种统治是基于直接诉诸于恐怖统治

　　情感1和情感2 ---》系统1和系统2

　　家长式的管理 ---》硬家长 和 软家长

　　---》手段式 --》标准 和 标签

　　---》 目标型 ---》禁令 和 自动注册（可选择退出）

　　为什么需要助推的作用，行为经济学是不是很好的解释了我们人类行为模式分析其中的奥秘，更好的解决了商业企业个人家庭最关键这本书是说明我们需要大市场小政府还是大政府小市场呢，跟随着每个阶段所处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了解他们真实的秘密，以及市场运行的秘密，得到了别人无法得到的数据以及分析资料来奠定了怎样来更好的为人们的幸福做出决定。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要旨研究对象是每个人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作出的决定是基于怎样的心理来决策，行为是有大脑习惯教育等方面的促使下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人的思维模式系统是多么的不可信。我们这里是大政府估计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了，作出的种种决策都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你不明白不了解为何他们变成了如此愚蠢的政策，可就是这点在私企上面做的足够好，特别是外企的某种品牌上还有产品的诟病，很多方面都足够清晰的不知不觉中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助推，更好的认识你自己所作出的决定是多么的荒谬，没有什么依据或者需要更加清晰的对待着。有一种统治是基于直接诉诸于恐怖统治，是不是跟我们这里有点像了，硬家长式的目标型管理。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三)：幸福人生全因政府助推？评《Why Nudge?》（为什么助推）及其翻译

　　2009 年，Cass Sunstein 与 Richard Thaler 共同撰写与出版 Nudge（助推）一书，强调由于人类认知系统惯于犯错，因此政府有责任也应该采取某些制度或物质设计，「引导」民众做出某些选择与行为，并将其背后理念称为「自由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此书出版后遭到学界与社会的普遍批评，认为鼓吹 nudge 无异侵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精神与价值——自由（nudge 的内容与批评）。尤其 Sunstein 身为法学家又在 Obama 政府担任幕僚，因此被封为「全美最危险的男人」（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本文讨论的这本 Why Nudge？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有简体中译本，详后）可以算是 Sunstein 对历年批评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

　　Why Nudge？ 英文版封面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四)：政府怎样用行为经济学进行“助推”式管理

　　不用强制手段，不用硬性规定。却能保证你同时收获“最大利益”和“自由选择权”。这股轻轻推动你做出最优选择的力量，就是“助推”。早在2008年，本书的作者卡斯•桑斯坦教授与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H•泰勒合著《助推》一书，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政府管理之中，提出助推的概念。卡斯•桑斯坦教授目前也担任白宫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对美国现行监察政策进行绩效评价及对拟制定的规制提案进行成本和收益的系统评估。其在《助推》之后《简化》一书讲解政府是如何操作的，尤其是美国白宫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与实践，为何要化繁为简，怎样操作，未来的政府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通过助推政府，如何使政府的运作更高效，也提到了“选择框架”的问题。

　　《为什么助推》一书是作者的讲座的整理版，主要在解释此前提出的助推理论。政府政策的制定与行为经济学相结合可以对政府在能源、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领域有所新措施。因为现在的世界的变化，很多是穆勒当时写作《论自由》没法想象的，通过对穆勒的“伤害原则”的质疑，指出进行适当的家长式管理，政府是可以为人民创造更多福祉的。同时，行为化市场失灵也让我们明白，政府方面的补救措施必不可少，而实施合理的助推措施则是必要的。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许多的选择，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塑了很多的观念和想法。作者通过对“选择框架”的分析，家长式管理者的工具箱的条分缕析让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公众选择可能带来的危害、自利自私和盲目，而在限制政府的权力过渡膨胀下，只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通过软家长式管理等途径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安全的社会，这也是政府不可规避的责任。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而且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也不再是简单的二元的分析，而是拓展了途径了思路让我们可以更多是讨论各种具体的情景，人的心理选择，人的局限性，政府的职能和责任，政府的局限与潜能，而且对于管理的维度和认识也得到拓展，软硬目标工具等等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表现，所以说穆勒的哲学自由思想以及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分析是一回事，而实际的操作和实践是另一回事，这本书和系列的图书让我们看到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导和制约。图书的观点和思路很多都是拓展性的，可供思考的，至于怎样的选择和路径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至少了解了这个之后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可能会更多的去思考其之所以如此，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每个不同的场域下可能发生什么，而会少一些口号式的什么侵犯了权利阻碍了自由，因为深知人的自由虽然可贵，但是人的自由也是可能导致错误的。当然政府也是出错，但是怎样通过更好的管理，保护我们共同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利益确实是一个综合的工程，值得好好思考。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五)：基本观点概括

　　我是读完第一本《助推》之后再来读这本《为什么助推》。本书开篇就提到了撰写立场，即对穆勒的伤害原则（也称自由原则，指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政府就无权干涉）提出质疑。作者的质疑论点主要有：

人们往往会犯错，家长式管理的干预可能有利于人们的生活，这给家长式管理提供了道德合理性。伤害原则过于极端，与一些已经发生的合理行为相排斥，这可以说明伤害原则是无效的。在伤害原则出世之后，历史继续书写，发生了很多穆勒不了解也无法了解的事情，旧理论不足以支撑新情况。

　　拆开来叙述：

人类有限理性。目光短浅、容易冲动、过分地关注眼前行为、拖延。他们无法做出喜好与最终目的一致的选择。人的无意识大脑系统1具有感性特征，这种感性特征有时能给人们创造机遇，但有时也带来风险。穆勒提到了伤害原则的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都与有意识思考系统2的运作有关。第一类是指尚在法定成年年龄以下的人；第二类是指落后的人，即生活在其种族自身尚处于落后状态的人。穆勒指出：“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标是为了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的手段又因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而具有了正当性。自由作为一种原则来说，在人类达到能够借自由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之前的任何状态时，都是不适用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有一定好处，它可以激励人们振作精神、提升适应力，即使他们身处困境仍能坚持不懈。但是它尤其会导致防范意识的缺失。

　　在反驳了伤害原则，提出了家长式管理之后，进行限制和中和：

需要限制：鉴于政府犯错的风险无处不在以及人类具有多样性这一不可逃避的事实，采取最温和、最有利于维护选择权的干预形式通常是最好的方式。这些形式包括助推，它既能维护人们的选择自由，还能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助推是温和的：助推属于忠告、指点或劝说，而非强迫的方式。通过改变人们达成目标的手段进行比较软的助推，而不是企图改变人们的目标，也不是通过强硬的政策。对于软/硬和手段式/目标式管理的分类：用个性化的方案设计防止一刀切的家长式管理。

　　《The cost-benefit revolution》核心思想：成本效益分析反映了对技术官僚民主概念的坚定承诺。但是技术官僚并无能力回答众多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的专业问题，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后果。成本效益使我们远离直觉，直觉有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尤其在风险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本分析时一门外语，因此它很有帮助。

　　科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重点在于在乎级联效应、系统影响。不要发生禁止消耗臭氧层化学物质而导致厂家无法生产哮喘吸入器的事故。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六)：寻找政府管理最佳策略

　　卡斯•桑斯坦目前担任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任，曾就职于美国司法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马萨诸塞州法院。多年来，在确保公民自由选择权和政府有效监管两者之间，桑斯坦一直试图寻找最佳策略，这就是：助推。

　　2008年，卡斯•桑斯坦与著名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H•泰勒合著了《助推》一书。该书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学界、政界和读者的热烈反响，被《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同时跻身亚马逊网站“年度最佳10部商业图书”之列。该书写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出发点正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金融危机的噩梦再次发生？两位作者从“次贷危机”中挖掘根源，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社会人的三个特性：有限的理性、缺乏自我控制以及从众效应。这正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关注人的行为以及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

　　行为经济学通常借助于可控实验、调查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实验获得的数据得出结论或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这在《助推》里得到了体现。作者在大量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脑思维方式存在“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两套系统，两个系统时而共同协作，时而互相冲突，时而合二为一。事实上，关于大脑思维两个系统的问题，近年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受到广泛重视。比如，“国际思维研究室”的创始人戴维•刘易斯就曾做过专门研究。刘易斯在《非理性冲动》中对“僵尸大脑”有着出色的分析。刘易斯说，直觉思维系统让我们习惯成自然，帮助我们迅捷地处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怎样让自己的大脑活起来，避免让非理性冲动操控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举止。如果我们总是被“僵尸大脑”所控制，那绝非好事。刘易斯的分析可以说为《助推》一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助推正是力求发挥两个系统的各自效用，扬长避短，帮助人们克服非理性冲动，以期在自由选择中获得最大利益。

　　从2008年“助推”概念正式提出以来，它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同时对它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桑斯坦再接再厉，继续探讨《为什么助推》。这本书是对《助推》的进一步诠释，重点在于破解人们对“助推”的种种迷思。桑斯坦说：“写作此书的目的旨在阐述行为经济学和家长式管理的关系，并提出对穆勒的‘伤害原则’的质疑。”穆勒在《论自由》里说：“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更幸福或者其意图在别人看来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而强迫他去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不对的。”可以看出穆勒对于“自由”的重视。桑斯坦出身于美国经济学摇篮芝加哥大学，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大本营，而“助推”理念其实偏移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观点。但这种偏移不是否定，而是理论经过实践后的不断修正。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停滞不前，就会滋生出无穷危害。

　　2008年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张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助推》系列书一再指出的，人性固有的弱点以及智识的程度等，都会影响我们的理性选择，所以我们需要合理适度的助推。这种助推并不是“家长式管理”，更不是“大政府主义”，桑斯坦在《为什么助推》中结合众多实例，全方位剖析了助推和家长式管理的区别。

　　转载联系本人，联系方式见豆瓣主页。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七)：“家长式管理”向左向右转

　　“家长式管理”向左向右转

　　“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在被“遗忘”了差不多4年之后，噌噌上涨的红色指数，几个月上亿资产的神话刺激着人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大妈们的话题不再是广场舞，大学生的卧谈会加入了K线图，小区看门的大爷和种地的农民伯伯也都对它产生兴趣。一切都是那样刺激，一切又似乎那么熟悉。尤其是创业板的现在状态，和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纳斯达克很像。但是，牛市之中的风险，比熊市更令人纠结，贪婪、憧憬与恐惧的交错是人性永恒的难题。行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们常常会作出不利于其最大利益的决策，即全球最著名的法学家、奥巴马政府最顶尖的幕僚卡斯·桑斯坦所说的“行为化市场失灵”。桑斯坦在《为什么助推》一书中指出，当市场失灵真正发生且较大影响时，即使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有充分理由对政策进行调整。

　　牛市何时到来，如一桩迷案，没人在意牛市背后的推手。然而，纵向的历史对比，美国人现在还怕股市出事儿。以史为镜，“这是疯狂、可怕的疯牛景象，一旦泡沫破灭……”，“恐慌情绪兴风作浪时其力量要比喜悦大得多。在恐慌情绪作怪的时候，蝴蝶的翅膀也有掀起一场风暴的力量”。不是吗？“所有的泡沫都有一个共同点，……因泡沫的崩溃而让相当多的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吴军《文明之光》）。回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泡沫，从1989年38957点的历史最高点，到2003年跌到历史最低点7862点，日经指数不到峰值时的20%。这场泡沫的后果，不但使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原本要靠股票和房产退休的老人也一下子老无所依。所以，桑斯坦建议，“当个人和社会福利需要更强势的回应，而不仅仅是一种助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真考虑”或“接受家长式管理”。

　　改革改变着资本市场的预期。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资本市场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走势。从现在起眺望未来一两年，资本市场最坏的时候可能正在过去。从深层次上看，本轮股市上涨是改革推动的，是国家治理的方略或政府的“家长式管理”提振了股民的信心。比如，“一带一路”的建设带动与之相关的股票连连上涨，自贸区扩容、中部城市群启动等也让股市热点不断。但是，桑斯坦警告，“经济学会充分考虑长远利益，人类却往往会忽略它。”历史一再表明，股市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赌场，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之间循环周转，而不是流入实体经济创造大量的利润分红给投资者，实质上是对实体经济的“抽骨吸髓”。作为政府，有必要通过“家长式管理”帮实体经济“一把”，但最终还是要想办法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管理方式、公共治理方式，与那些所谓资本发达的国家不尽相同。

　　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提升和改善人民福祉。股市“崩溃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它同时也在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民族耻辱感”，这就需要政府的“家长式管理”。任何一个政府和任何一个国家领导的工作结果、任何经济工作结果，都反映为社会领域的相应指数，都让人们感到生活在变化。桑斯坦认为，“家长式管理”政策或许影响了人们的选择权，但绝谈不上干预。相反，新型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实现政府工作的绩效公正、可评估、透明、简单，“今后几年我们的任务是扫除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建立健全政治体制、社会保障和居民保障体系、经济模式，使这三大体系共同形成统一的、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是持续、稳定的、健康的国家机体”（普京）。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及监管机构不应只关注企业的盈利和商业模式，以及对股价的发言权，而应更多关注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政府也只有发挥这一与很多国家差异化的优势，才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度过经济难关。

　　政府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人为了某种目的成立的。桑斯坦认为，“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不但使政府制定系那根管政策加以补救的措施必不可少，在适当的情况下，政府也有必要、有义务实施合理的助推措施，帮助人们作出最佳的决策，让人们拥有幸福安定的生活。当然，政府的“家长式管理”绝非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被证成的理论和原则，它只能在特定的场合才能被正当化。即，只有在风险是“如此不合理”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自愿行为的直接干预才能被证明为正当的。反之，则是“暴政”。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实施“家长式管理”不能超越法律设定的界限，超越这个界限的“家长式管李”必须被禁止——任何超越法律界限的“家长式管理”都有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八)：试述桑斯坦“家长制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何谓“家长制自由主义”？

“家长制自由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是桑斯坦在《为什么助推》中着重提出并为之辩护的一种政府干预模式。在桑斯坦的使用语境下，与之同义的词也包括“软家长式管理”（soft paternalism）、“助推”（nudge）等词。

　　在《为什么助推》中，桑斯坦主要致力于从概念上界定“家长式自由主义”，界定其适用范围，并且针对反家长式管理的主张，从福利等角度为其进行辩护；而在《简化：政府的未来》一书中，桑斯坦则试图讨论几种具体的“家长式自由主义”管理手段的重要性、适用范围及其利弊。

　　“家长制自由主义”的提出，其所针对的首要论敌是J.S.穆勒式的自由主义，即他在《论自由》中所提出的“伤害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政府就无权干涉[1]。而“家长式管理”的核心主题就在于超越穆勒的伤害原则，即：政府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无法做出促进自身福利的选择，因而出于促进人们自身利益的目的行使权力，以采取措施影响或改变他们的选择[2]。作者认为，穆勒的伤害原则有赖于“人们自己通常是最好的裁决者”的“认知辩护”，然而由于人们的认知系统和行为方式上的根本缺陷，以及无法避免的选择架构等原因，这一原则面临着严重的实证挑战[3]。有时为了促进福利，政府有必要使用“家长式管理”的干预手段[4]。

　　但同时，政府在进行“家长式管理”时，其合法的干预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家长制自由主义”，或者说“软家长式管理”或“助推”往往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干预手段，关键原因在于它在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认为对的方向的同时，还能够维护人们选择的自由[5]。

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桑斯坦“家长制自由主义”的视角下，人类认知系统本身的缺陷会导致一些重大的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包括：做出对未来的自己造成伤害的选择、忽略隐蔽的重要属性、不切实际的乐观和错误的概率判断等等[6]。这些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应当被视为政府某些家长式管理的重要根据[7]；这种政府管理的重点是纠正人们在选择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时所犯的错误[8]。在桑斯坦看来，政府管理中真正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福利，而以自治为由的反对家长式管理的一件可能知识一种针对真正重要的东西——即福利——的启发法，因而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反对[9]。

　　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一般而言，一种比较合理的干预手段是“助推”，因为这种手段能够维护人们选择的自由。在《为什么助推》一书中，作者提出了政府的几种核心助推手段，包括：信息披露、警告和失则处理规则[10]（或者叫做“默认处理机制”）；而在《简化：政府的未来》一书中，作者对它们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

信息披露

　　桑斯坦认为，确保信息公开是简化政府的核心，也是一种有效的助推政策。其原则在于避免含糊，提出具体可行的做事方案。信息公开是一项成本低、收益高的监管工具，对其他方法有着明显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正确恰当的信息公开要求能使人们在消息灵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提高市场的运作效率[11]。信息公开能够提升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责任感，推动其改善自己的行为，能够为人们提供随时可以查阅和应用的信息，能够确保政府官员更全面地了解全国各地居民分散的信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能力[12]。

警告

　　由于对人类而言，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人们往往只能关注有限数量的食物，而会忽略那些没有显著特征的东西，有时这会为我们带来危害。因此，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力的显著特征非常重要[13]。对于企业、个人和政府而言，推进重大目标的实现的关键一点是使特定产品的特征更加明显[14]。

　　通常情况下，政府要求市场上的商品制造者公开产品信息这一助推行为往往不会引起争议，但对于进一步添加可能触发消费者负面情绪反应的警告标志是否应当被视为政府的合法管理手段这一问题则存在社会观点上的分歧[15]。桑斯坦认为，对于具有巨大社会危害的产品，政府使用一些警告式的、诉诸人们情感认知系统的助推手段并无不妥[16]。这种手段昭示了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去提醒人们发现隐蔽的重要信息。

默认处理机制

　　关于默认处理机制的讨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桑斯坦“家长制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地位。一方面，默认处理机制构成了人们实际上无法避免的选择架构；另一方面，默认处理机制是为民众实现自动化行政工作模式的起点，是政府所应当加以善用的。

　　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家长式管理的原因在于，他们视选择自由为一项具有特殊而独立地位的权利，而任何政府的家长式管理都会损害这种选择自由[17]。对于这种观点，桑斯坦给出了三点反对意见：选择自由是一种相对的、可以为了某些目标而被放弃的福利，甚至人们并不总喜欢选择自由[18]；更为深层次地，自由是被主流的、我们很难退出的选择架构所赋予的，如果一开始就需要做出所有相关的选择，我们享有的自由实际上会更少[19]。

　　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但更有益的选择架构（默认处理机制）应当是政府管理的目标，即政府应当采用即使人们无所作为，事态发展也有利于他们的默认处理机制，以实现自动化操作。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设定合理的默认处理机制，既保持选择自由权，又避免硬性规定和禁令僵化、高成本和意外后果，从而达到重要的目标[20]。借助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建立基于相关人员过去的决策的个性化默认处理机制会是一种更为精准细致的、更能增加人们的福利的政府管理手段，也会是可实现的未来趋势[21]。

小结

　　桑斯坦“家长制自由主义”可以看作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修正，这种观点基于福利的视角，反对将自治赋予一个过高的特殊价值，但并不否认自由市场对于自由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传统的自由主义“认知辩护”存在根本的缺陷，以此为基础的“伤害原则”很多时候也不能最大化地保障人们的福利。为了避免严重的行为化市场失灵以及促进社会福利，桑斯坦认为政府应当使用“助推”以便在尽量不侵犯人们的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引导人们更好地达成目标。其主要手段包括清晰的信息公开、适当地警告以及设立有益的默认处理机制。然而，核心的要点在于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政府监管的基础[22]，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处理问题。

　　[1] 桑斯坦：《为什么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IX-X页。

　　[2] 同上，第29页。

　　[3] 同上，第74页。

　　[4] 同上，第64页。

　　[5] 同上，第XXII页。

　　[6] 同上，第10-23页。

　　[7] 同上，第XXIII页。

　　[8] 同上，第130页。

　　[9] 同上，第102页。

　　[10] 同上，2015年，第130页。

　　[11] 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84-85页。

　　[12] 同上，第86-87页。

　　[13] 桑斯坦：《为什么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14] 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15] 同上，第152页。

　　[16] 同上，第153页。

　　[17] 桑斯坦：《为什么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3-94页。

　　[18] 同上，第98页

　　[19] 同上，第99-101页。

　　[20] 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21] 同上，第127-129页。

　　[22] 同上，第4页。

　　《为什么助推》读后感(九)：试述桑斯坦“家长制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关于政府应该给予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是施以决策影响，桑斯坦在两本著作《简化：政府的未来》和《为什么助推》中共同阐述了他提出的“家长制自由主义”观点。此观点的理解从两个方向来看，分别是家长制下的政府和自由发展的市场，二者结合得以形成完整的体系。

　　关于“家长制自由主义”的理解

　　所谓家长制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当政府认为人们无法做出促进自身发展的正确选择，因而出于促进人们自身利益的目的，采取措施影响或改变他们的选择的行为。这里有两个很关键的部分。一方面，“家长制”的内涵即在于监控和分析，以政府的视角来确定市场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其出发点是为了市场的正确发展，或者是说，在政府通过经验和数据等分析出的正确轨道上发展。另一方面，它仍具有自由主义的根本，在政府影响下的政府是自由的市场，即政府不直接施以强制性措施，市场和组成市场的个体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例如，出于对国民健康的考虑，政府规定香烟盒上必须注明“吸烟有害健康”，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吸烟人数的增长，但对于一部分的吸烟者来说，他依然可以选择购买香烟。

　　用一个更常见的情境来描述家长制自由主义：孩子的成长阶段家长会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孩子向正确而成功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家长会尊重孩子的自我意愿。这个比喻存在一定的不恰当性，毕竟市场和它的构成成分绝对不是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在桑斯坦的“家长制自由主义“视野下，政府对市场施加的影响需要通过更多特定的方式来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在这些操作中体现。

　　简化与助推的基础

　　在桑斯坦的“家长制自由主义”视野中，政府的两个重要职责是“简化”和“助推”。这里的简化不是简单的精简机构或是减少程序，而是政策呈现的体系的简化。一项政策从想法产生到颁布需要经过复杂步骤和审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市场来说，它没有能力消化所有的信息，因此呈现给市场的应该是简化的版本，由此才有可能把政府希望的影响呈递给市场。

　　在现在的时代，信息化手段发展迅速，而政府的简化与助推作用也可以类比于电子产品，如平板电脑的作用。平板电脑有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工序，但是它呈现给使用者的是简化的信息类别和操作界面，使用者清楚地知道，点击这里或那里会发生什么，尽管并不了解其内在的机制。在这种情境中，“助推”可以理解为阶段性的暗示和习惯的养成。对于市场来说，在接触并了解基本的政府分析的情况下，将在政策的“暗示”之下向设想中的方向发展。

　　成本效益分析

　　政府对市场的评价的一个重要的评估基础是其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收集足够多的信息，计算一项政策所需要的成本和能够带来的收益，由此判断这项政策对市场来说值不值得颁布。在《简化：政府的未来》一书中有这样的引用：政治学家拉塞尔·哈丁曾提出“极端主义脑残认识论”。哈丁的意思是很多极端主义者之所以 有极端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蠢笨不堪或者疯狂臆想，而是因为他们获得信息、认知世界的圈子过于狭窄。政府的视角里，市场很难靠自己的运作规避那些成本超过效益的情况，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进行正确的成本效益分析。因此作为有影响能力的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和以此为基础的成本效益分析，除了用作出台或不出台政策的依据，还将提供给市场，用以说服人们相信某项政策的合理性。

　　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成本效益分析要求政府和市场之间信息的充分交融，不仅是政府通过数据分析对市场的建议，还有市场给政府的反馈。政府机构进行分析，将问题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以及可能的预防方式传递给市场。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收集有益的信息，市场的反馈可以给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还可以处理有关市场收益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市场确实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情况。

　　例如，为响应国会的要求，美国交通部在广泛征集公众的意见后，决定制定增加汽车后视范围、以防因倒车造成伤亡的规定。该提议要求新车装上汽车后视摄像头，这将意味着巨大的花费，每年开支达 20 亿美元。这些成本远远超越了可以量化的收益，即规定出台后避免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这项政策的成本是大于收益的，或者说可能是违反市场原则的“防患于未然”。但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收益已经不属于可以量化的范畴，毕竟每年因为倒车事故死去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绝不是用金钱衡量的损失。不可量化的因素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遇到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政府倾向于选择最有利的一种情况并用它说服人群。在倒车镜的案例中，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频发的其他可以通过倒车镜缓解的交通事故。政府通过数据分析，看到持续在公路建设上投入资金对减少交通事故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为此人们需要支付较大数量的建设费。同时，仅仅花费几美元就能收到相同或是更好的改善效果，当这类数据呈现给市场，显而易见倒车镜政策是可以获得认可的。

　　信息披露与警告

　　政府对市场施以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信息的披露与警告。通过此类信息的提供去向市场施加影响。这里的信息和警告可以是单纯的信息呈现，也可以通过施加成本起到警示作用。以呈现信息的方式助推，政府之于市场来说是信息筛选的角色，而施加成本时，这种助推则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但两种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市场自主选择的权利是存在的。

　　有选择性地对信息进行适当的披露，可以让市场看到“如果这样做，后果是什

　　么？”一类的预期结果，从而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自身发展进行干预。这种信息披露和公布信息不同的一点是，这是有目的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特定的目的向市场提供了足以影响市场的信息，但同时，最终采取措施的是市场，二者不存在直接的干预。而关于警告，虽然相比之下更加严格，当政府对某些选择实施惩罚时，它便将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们置于某种危险的境地。但实际上它仍然属于一种助推的形式。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们的选择权并没有被干预。《为什么助推》一书中提到，当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参与某种行为会被处以罚款时，他们仍然有参与该行为并接受罚款的自由。家长式管理政策或许影响了选择权，但绝谈不上干预。干预选择这一概念对于市场来说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政府对于市场运作的警告和惩罚同样只是一种旨在促进其规范化发展的助推。

　　另外，政府的此类助推方式也可以看作是通过对个体心理的分析和整个市场的发展建立联系。同样的，助推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个体从而保护市场，但是实现的过程可能是通过影响个体来保护市场，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向个体施加成本的方式。以常见的超市购物袋为例，政府规定对购物袋收取很小的一笔费用，即使数目很小，也会影响很多人的决定，人们更多地选择不用一次性购物袋了。一份细致的分析表明，产生这种影响的部分原因在于损失规避在起作用。如果将这类很小的成本施加于人们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避免他们做出不利甚至是有害的选择，那么对他们施加成本的这种决定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家长式管理。政府没有选择“不生产一次性购物袋”的方式来限制购物袋的使用，因为这会剥夺人们选择一次性购物袋的权利，从而违背 “自由市场”的原则。这种助推方式中，政府通过向个体施加成本来对市场起到约束作用。

　　失则处理规则

　　失则处理规则，即默认的处理机制，政府需要结合市场的情况，时刻准备好这样一个处理机制，即使市场什么也不做，仍能保证正常的运作。当然市场对于很多情况有自己的处理，但政府此时之于市场担任的是一个保险的作用，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但更有益的选择架构（默认处理机制）应当是政府管理的目标，即政府应当采用即使人们无所作为，事态发展也有利于他们的默认处理机制，以实现自动化操作。在这种助推方式之下，预期的效果是即使市场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依靠政府的设计仍然可以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失则处理规则是否可行。政府之于市场不能算是监管者，更多的是监控者，在不直接采取措施，例如美国之前被否决的“70 亿美元救市方案”一类，而是通过助推的方式来影响市场，这里要求的是政府的影响方向的现实性，即可以被接受，并且确实能创造价值。桑斯坦的观点中，要简化政府，发挥监管魔球的作用，就必须采用适当的助推手段。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仅凭臆想做事，要以审慎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前提，这样才能正确实施助推。

　　结论

　　实现助推的方法很多，并且不包含强制性质，人们有自主选择权，市场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比如，政府规定汽车公司要公开新款汽车的燃料经济性、开展反对开车发信息刷推特的教育活动、鼓励用人单位为雇员办理储蓄计划等。这种助推的前提是政府的简化和自由市场的原则。桑斯坦极其支持这种助推的制度：“在助推的机制下，人们的身心更健康，还能创造出更多财富，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助推措施堪称精简的典范，易操作、得人心。”

　　桑斯坦的“家长制自由主义”视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通过监控和分析对市场实施助推，区别于完全的家长制的控制和干预（完全的专制集权或计划经济），以及完全的放任自由主义（可以参考胡佛时期的美国市场发展），这种关系可以描述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此关系下政府的政策调整和市场的适应可以更好地进行，其作用时间也更加长久。

　　参考文献

　　卡斯·桑斯坦：《为什么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卡斯·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