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读后感摘抄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是一本由[美] 比尔·科瓦齐 / 汤姆·罗森斯蒂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精选点评：
●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及偏见之不可消除不能成为我们为自己的懒惰甚至偏执开脱的借口，而是让我们时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存在并且警惕偏见的产生。而我们往往把不可消除的偏见和通过努力或某种特定方法本可以消除的偏见混为一谈，从而放弃追求客观这一终极目标。
●绝佳的论文伴侣……
●@刘海龙 兄和夫人合译的新闻学著作，十大经典原则环环相扣，不仅可作新闻学专业引导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业者的案头书。
●绝对宝典。业界的很多观点特别生动，对问题的探讨反映了以公众为指向的公共精神，妥协和透明的观点都十分有启发性。
●从空谈理想到专业实践。
●很清晰的职业规范，。不过感觉有些章节可以整合，比如第三章和第五章。有机会要找原版看看
●刘老师和师母合译，新闻从业者的圣经。角度和常见的教材不一样，但是确实值得借鉴学习。
●4.5
●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以及新闻的历史沿革等多个方面全方位的阐述新闻的基本原则，读完益处多多，此书不像教科书只介绍理论，而是将理论放在历史背景中，像你展示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则，是教科书很好的补充。但是我读此书的时候太容易投入，总感觉表述不太清晰，框架有些乱，容易出神。然后对其中作者有时候的态度感觉困惑，既有着杜威的公民利益至上，又有技术决定论的相关内容。
●比《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有深度，比《华尔街是如何讲故事》的更具思辨性，中间讲的很多美媒新闻共识非常启发人，今天翻出竞媒记者的10万+文章重读学习，却发现至少3处信源匿名或以“据悉”“据可靠消息”代过，其中一处的采访怀疑是从其他地方剽窃而来的，看来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伦理更需重视！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读后感(一)：现在那么多，新闻发布平台哪些比较好？
产品想要推广就要增加曝光度啊，这和包装明星很相似，比如这段时间娱乐公司花大价钱大力宣传某个明星，那么这个明星就会进入大家的视野并且很快地火起来。我也听朋友说过易促宝，据说易促宝会帮你包装你的产品，而且他们掌握着网络流量的分布规律，这对产品的推广是很有效的，我们公司做器械的，目前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要不要合作。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读后感(二)：一个小记录
我们都太急，所以在碰到新技术增加了信息渠道数量，新闻机构的受众减少以至于他们无法预测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时，在裸体与吉他中他们选择求助于裸体这种短平快的获得新受众的方法。 我之前断言，世界无法客观，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乃至于我们解释的意义符号本身便无法客观，所以新闻工作者的报道必定无法实现客观性。 此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可是，最原始的新闻客观性概念并非如我想象的这样。 回归到最初，当客观性观念最早被引入新闻工作时，它并没有暗示新闻工作者不受偏见的影响，而是恰好相反。 客观性的最初含义是新闻工作者无法做到客观，但是在方法上可以做到客观，所以关键在于规范和约束生产方式而不是目标。 许多新闻机构所采用的不偏不倚的语气，那种我们熟悉的貌似中立的新闻写作风格，并不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 原始的客观性观念应该反复强调。 在最初的客观性概念里，中立并不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中立只是一种语气或工具，其目的是说服受众相信传播的内容是准确的或公平的。 然而长期以来原始而深刻的客观性观念却被人们解释的混乱不堪，以致逐渐消失。很多作家在作品中用这一概念暗示新闻工作者曾经是客观的，但是可想而知，他们会发现这个观念无法实现。 大量新闻工作者并未真正的理解李普曼的观点，不久新闻工作者开始将客观性祝为幻象，并将其丢在一边。他们依旧基本处于“偶然的目击”状态。 客观性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如科学实验里可复制的操作手段。 另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则是公共论坛。（不展开了） 而对于记者是否表达情感这本书里给出的两条原则也非常的值得思考。 当其他反应都违反人性，感情是唯一自然的反应时，可以表达个人情感。 第二个规则是，但探索问题以及研究信息的意义是为了在更大的语境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不宜加入感情。 觉得第二条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的新闻现状是煽情过度，大家都在传递一个又一个的情绪，所以新闻工作者决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再作为一个情绪的被传染者或是传染源。正如中立的背后是貌似真实的标榜，制造煽情的背后可能只是商品吸引注意力的角逐手段。 新闻成为商品，于是我们无法再相信新闻。 我们对新闻怀揣着这么多的期待，以至于我们希望它不仅仅停留在信息的传递层面。要求从来都是为了好而生，只是也像木心先生所说，艺术成长于格律，死亡于自由。我们看见这些原则，坚持这些原则，根本是为了大家无须记得这些原则，它根植于血液，无需被反复重申。 这是我的期望。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读后感(三)：从新闻理想走向新闻专业主义
每个人大新闻学院的学子，都不会对“新闻理想”这个词陌生。对于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我们而言，这个词也是一度最常被讨论的话题。虽然老师上课偶然有提到，对我们提出“坚守新闻理想”的希冀，然而这个词真正高频率的出现，并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大家在私底下讨论的时候。
新生的困惑几乎是：有人抱怨，说自己没有新闻理想——自己没想过要成为记者；有人感到迷茫，认为新闻学院的老师告诉了大家需要达到的境界是什么，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一步一步走，达到那个地方。一些高年级的有新闻理想情节的学生，对学院的新闻理想教育感到不满——不同于新生所感觉到的“新闻理想”口号的不绝于耳（尽管这种不绝于耳的现象很大程度是由他们自己不断的讨论所造成的），这些少数高年级学生认为新闻理想教育如今讲得太少了；极端者甚至认为，这是政府某部门暗中压制新闻理想教育的结果。
我曾经也有过困惑，一来是觉得自己没有新闻理想，二来是觉得学院没有教我们怎么实现理想，三来觉得在我们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新闻理想。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知识的积累，我的观点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阅读了刘海龙老师翻译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之后，觉得收获不少。在此，也想对其中的两种困惑进行一次探讨：
1、 新闻理想如何实现。
2、 新闻理想的教育方法。
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那就是新闻理想到底是什么。
人大新闻学院对于学生的理想教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从郑保卫老师的话中得到一些启示：“新闻记者不能仅仅是一个客观报道者，也不能只是掌握了采写编评技巧的‘技术工匠’，而应当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思想境界、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的人，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洞察力、新闻发现力和思想穿透力的人，这些都需要扎实的理论修养。”[1] 这句话中无疑透露出了对新闻学院人才发展方向的期许。
郑保卫教授也曾写道：“新闻职业理想，即人们对新闻职业的想像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新闻职业理想决定和制约着人们对新闻职业的选择意向和选择结果。”[2] 假如新闻职业理想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理想，由于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希望、认知态度都是人内在的想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对新闻理想的理解可能因人而异。
然而，当我与众多同学就新闻理想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交谈时，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的回答有重合的部分，即：新闻理想，是实现舆论监督，弘扬正气，匡扶正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大范围内的认知上的相似性，无疑与新闻学院的整体氛围关系密切。
当然，差异也是存在的。也有人从理想的层面进行阐释，认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理想标准，一个行业的理想标准，就是要在这个行业内做得最好。
如果非要归纳，我们可以说，前一种说法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一种内心的信仰，一种道德的追求；后一种则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追求。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并不曾提出“新闻理想”这样一个概念，然而这本书却明确地提出了作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精神的、道德的追求，同时也细致地叙述了新闻工作实际操作中的具体规范。
不难看出，第一种对新闻理想的阐释，大致可以转述为新闻工作的目的。本书中，明确地提出：“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3]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们所理解的新闻工作的目的，与该书中所提出的美国的新闻工作的目的在话语上的不同。我们无法提出“新闻目标的是为人民提供行驶统治权所需要的信息”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中，不允许出现“政府可能背离人民利益”的说法——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官方并不否定“新闻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这种说法。人民本身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所以在新闻具体实践操作的时候，公民才是一个真正清晰的服务对象。
其实，本书最丰富的内容，不在于说明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或根本目标是什么，而是阐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这些规范理论是对新闻工作者共识的描述，“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构建”[4]，并且说明怎样践行这些职业规范。
例如，书中提出，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对真实负责[5]。提出者一个原则之后，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使用了丰富的案例，来说明，怎么做到新闻真实。作者提到，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操作性的或使用的真实，而不是绝对的或者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可以通过认真的核实、综合与确认、持续的报道得以实现。
又例如，在提出新闻媒体的第6个原则是“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6]之后，现今媒体中，一些具体的违背原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比如，指责一些电视谈话节目：“因为没有做新闻报道的基础设施，谈话内容只能集中在这些受众可以随时关注或放弃的旷日持久的简单新闻上。”[7]
书中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阐述。在如何使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引人入胜并且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问题上，书里就列出了一些已有的实践经验，如尝试新的叙事技巧，沙漏体的新闻结构，体验式新闻，等等[8]。
虽然相对于更具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中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有限，然而作者正是这样结合着丰富的正面和反面的案例，让我们至少对新闻工作规范的大致轮廓，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若把规范和原则比作骨架，那么这些丰富的案例、操作的方法经验如同血肉一般丰满了这个骨架。读完此书，我感到最重要的收获是，这本书不仅让我知道了好的新闻应该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让我基本了解了如何通过我们的实际操作，来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标准。
由此看来，我们之前所迷茫的新闻理想，其实是可以通过实践操作来实现的。从我个人的体验看来，本学期（大二下期）的课程配置非常的重要，新闻理论课从理论的教学让我们懂得什么样的新闻是好新闻，而新闻编辑课则从编辑的层面告诉我们怎么做出好新闻来。理论与实践的配套，正强化了大家对新闻理想的认知。
我跟蔡雯老师聊天的时候，特意问了新闻理想教育的问题。蔡雯老师也说到，新闻理想的教育，要想取得真正的效果，需要融汇到采写编评的各个课堂中去，新闻实务课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正是学院的老师反驳中×宣×部关于新闻学院没有大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责难时所给出的说法）每个信源的确认，每一个数据的核实，一次标题的改动，一个版面的编排，看似琐屑，然而正是这些细节，渗透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闪耀着新闻理想的光芒。回想之前，有同学所提到的“老师告诉了我新闻理想是什么，但是没有告诉我怎么达到新闻理想”这样的困惑，由此看来也是阶段性的。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新闻理想不是通过灌输就能教育出来的。
新闻理想如何实现，新闻理想该如何教育，这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新闻理想。也许不少同学今后真的是不想从事记者的工作，但是我想，或许也有人跟我一样，过去的迷茫，只是因为被宏大而空洞的口号给唬住了。经历了长期的磨砺和学习，随着我们对新闻业务的逐渐熟悉，新闻的采写编评渐渐褪去它神秘的面纱，当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做好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一幅完整的新闻理想的图景，正缓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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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宛月平，曾灿. 在追求新闻理想的路上一往无前——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J]. 今传媒（学术版），2009（10）：8-10
[2] 郑保卫. 理想•理念•理性——兼论新闻工作者的荣辱观[A]. 当代传播，2007（1）：27-30
[3]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9
[4] 刘海龙.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译者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5
[5]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32
[6]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148
[7]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155
[8]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167-184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读后感(四)：新闻，公众，民主——“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提及《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本书的时候，记忆总是与一个人名和一场事件相勾连——上个世纪李普曼对新闻业的“诘难”，以及去年仲春在媒体界热炒至几成“鼎沸之势”的马航事件。
初读这本书是在《新闻学概论》的课堂。在我记忆中，这是一次“左右手互搏”的阅读体验。“保守主义”气息浓厚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李普曼《公众舆论》的左翼先锋气质之间，无意间构成了一种微妙而难解的张力。这种张力倒逼着你去直面现代人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困境，其中公众与媒体，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幽微难解，往往将你推入“两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颇为吊诡的是，在读完此书的第三天凌晨，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编号MH370的波音777客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记得那段日子，各种媒体——无论是传统的媒体还是微博等自媒体上关于飞机行踪的猜测和讨论，陷入一场符号和阴谋论的大狂欢，大家唯独缺失的便是真相。
一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逻辑
透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可以清晰感觉到，其整个逻辑预设都包含着信息时代媒体人的普遍焦虑，即如何回应“新闻事业正在消失在更大的传播世界里”的问题，这也是新闻业在当代所无法回避的隐忧。这种逻辑预设置于此书中就表现为：
1.传播技术的发展，大量自媒体的涌现改变着新闻界的行业边界和传播图景；
2.新闻业在这种宏观的变化中，传统边界被侵蚀，行业优势和行业信心下降；
3.新闻界要在这新的技术环境下生存，首先在于重新确认：新闻业独自拥有的是什么？新闻行业有着其他传播信息行业所不具备的价值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分析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着手。从结构的层面来看，传统的新闻行业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是事实，但这种事实并不直接推导出传统新闻业将被取代。而是恰恰相反，新媒体崛起所引发的信息爆炸，为传统新闻业提供了生存空间。所以科氏与罗氏开篇便提出了一个论断：“新闻工作的目标是向人民提供获得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而在互联网时代，
这种需求并不因技术的进步而过时。
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
“我们需要新闻维持生活，保护自己，联络他人，区分敌友，新闻事业就是为了提供新闻而产生的系统。这就是我们关心新闻和新闻事业品质的原因：它们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思想和文化。”
……
“借助高科技的互动，新闻重新向日常交谈回归，就像四百多年前在小酒馆和咖啡馆里产生的原始新闻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功能并没有因为电子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根本变化。技术虽然存在差别，但是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证事实。”
基于这个论断，科氏与罗氏反击了两种传统的新闻业“极端论”：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才能知道新闻的真相，公众只是一群带着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虚幻”，这业是李普曼所持“精英论”。于此同时，那种认为以自我修正的公民新闻为代表的信息民主可以取代一切，在作者这里也遭到了驳斥。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新闻观念一直在随着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秩序的重组，大众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边个都会引发两股知识流或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基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重新产生分歧，简言之就是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结果就是导致新闻专业的核心理念不断发生变化。
今天新闻业的观点矛盾对立，主要在于以传播客观事实自居的传统媒体，面对微博，twitter以及其他社交化媒体基于信仰和信念的冲击。冲击结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流权威媒体开始逐渐丧失“代理人”的身份信任。新媒体的出现，各种的声音与质疑极大动摇了传统媒体的地位，媒体的信息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权威真相。公众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任也产生了间隙，公众很难相信媒体能做到真实，原有的新闻专业核心理念——客观性，显然已经失去了“正当性”的宝座。
“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简单的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的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够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
古典的专业主义似乎是当下大多数中国的新闻业人员的底色。譬如我很喜欢的闾丘露薇。闾丘所坚持的，就是一种“古典范儿”的新闻专业主义，即记者必须是客观的、中立的、职业的目击者、记录者。
但这种“古典范儿”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科氏与罗氏看来，明显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在互联网的社交化媒体时代，真相核实原则已经取代了客观性原则成为了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而在结构层面，科氏与罗氏最后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便自然滑向了一种“融合论”的境地。“真正的变化不是一种媒体的终结和新的自媒体文化出现，而是两者的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第8页）浅白的说，即是“传统媒体与公众的手儿牵起来把那歌儿唱”，共创那美好的未来。
但这种浪漫化的想象很可能停留在纸面的描摹，而无法落入实际情景的解决。以提供事实自居的传统媒体所维护的是社会的信息秩序，是减少事件的不确定性的“把关人”，是真相的代言人。而公众自媒体所代表的是言论自由，背后是流动的泛滥成灾的不确定性。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几近于南辕北辙的传递向度。如何能牵着手儿把歌唱呢？
二、在李普曼与杜威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对立，可以回溯到20世纪杜威和李普曼那场关于“新闻与民主的争论”。新闻的目标是为人的自由与自治提供信息。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自治则是民主的精髓。正如译者刘海龙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于中国的新闻理论倚重哲学不同，美国的新闻理论把政治学作为最重要的背景学科。新闻于民主的关系是本书十大主题背后的复调。”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在新的传媒技术语境下，两种不同新闻理念的冲突性文本。科氏与罗氏也仍然承认李普曼与杜威之间的争论在今天的重要意义。而在立场上，他们试图回应李普曼的诘难，而这种回应方式又是偏向“杜威式”的。“对于杜威，我们在今天更容易心有戚戚焉。他相信，如果人们如果可以彼此自由交流，民主自然会在人类互动中成长起来。”新闻媒体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这种观点的逻辑前提式公众具有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必须对公共事务有普遍的兴趣。这也是杜威所强调的参与式民主，民主本身即是目的，而非为了有效管理而使用的策略。新闻媒体便成为了参与式民主的平台和桥梁。
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对这种“参与式民主”发起了根本性的诘难。
李普曼想要说明的是，普通公民是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
他们就像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所隐喻的那样，是一生都被束缚在洞穴里的奴隶，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间接的，只能把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
一方面，世界太大太复杂，人们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采取行动，而媒体造就的只是虚幻的“拟态环境”；另一方面，人的头脑机能中固有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影响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
“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新闻涉及的只是那些看得见的事实，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因此“人看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
李普曼由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否定了新闻媒介作为直接的民主机构为公众提供世界真实图景的职责，也同时动摇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现实可能性。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民主角色就彻底幻灭了。
李普曼眼中的公众类似一群MOB，是不值得信任的。因此把关人的角色自然就演化成了“媒体精英专家”的指责所在。然而科氏与罗氏对李普曼的“精英论”并不买账，认为它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因此在解决方案的选择上，科氏与罗氏不自觉的倒向了杜威的逻辑。
这表现在在试图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和谐共存”前景时，科氏与罗氏不断强调，新媒体对与传统媒体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这是一种典型的杜威式进步主义逻辑：即传统新闻媒体的危机来自于新型媒体的出现，但是传统媒体的未来又必须寄托与这种新型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可是问题在于，新媒体在结构上时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媒体的。所以二者并不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可能过时了，但是问题却依旧常新。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不断被反复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就是——核实真相。那么谁来核实真相？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任务，以不断核实的经验事实为武器，纠正公民新闻中的基于观点的信息碎片。
“专业的新闻工作是其他信息传播模式无法替代的。网名虽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其身份处于流动状态，受众无法快速地判断信息地可信性。”
这就暗含了新闻从业人员要比公众在这方面更具优势。然而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新闻从业者从来就不说单纯的事实的捍卫者，而且公民的观点也并非都是偏见。
所以科氏与罗氏所说的核实真相原则，便不能仅仅落在新闻从业人员身上。李普曼塑造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神话，而这种神话如果不能打破，真相便只能是权力规定的真相。并且媒体与公众之间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交往的平等性”原则。
三、神话的破灭与重建
科氏与罗氏在杜威与李普曼之间徘徊，小心翼翼的寻找第三条路的可能性，试图兼顾双方观点，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但现实是这种观点的对立似乎并不能通过折中取得解决。事实上这种新闻观点的对立是永恒的矛盾，就像过程正义还是结果正义，效率还是公平之间的冲突一样，在不同的时代都将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李普曼与杜威都有各自存在的问题。李的问题在于他无法证明媒体从业者能够比公众更好地把握这个世界地真相；杜则无法证明传统新闻业可以成为全民参与的交流平台。而这两个问题也是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没有解决的。
当前的现实是，李普曼的神话已经破灭，而杜威的神话仍然无法建立起来。
因为阻碍揭示真相的权力无处不在，确保真相的权力业已死亡。真相在信仰和偏见的斗争过程中，正在被逐一解构。就像文章开头所提及的马航失踪事件，对于它，我们在不确定性和质疑种挣扎，没有确定的真相。由于真相在不同的偏见人群中被重新建构，参与式的对话和协商则通常以话语暴力和相互伤害的方式告终。由于公众和社交化媒体的加入，各种猜测和扯淡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使得人们更加远离真相。想要在李普曼和杜威之外开辟第三条路的尝试，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调和论”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讨好的。更注重社会效率和秩序的一方会认为他们的想法too young too simple，而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方则会指责他们身上有挥之不去的“精英气息”。
但这些指责并非说这本书毫无价值。对李普曼的诘难的回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且本书的价值就像译者刘海龙在preface所说的：
“此书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全新的见解，而是首次把美国新闻传统中这些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转换成了用语言表述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
这个社会，尤其当下的中国社会，如何将那些看似自明的“默会知识”转换成公共知识，进而潜移为公众的“常识”，其价值自是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