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摘抄
《中国大众宗教》是一本由[美]韦思谛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大众宗教》精选点评：
●“神的标准化”（J. S. Watson）和“孔子”（L. M. Jensen）这两篇水平最高，最有启发。“妙峰山”、“五通神”、“关帝”等文可一读，“客家人”那篇真不知所云，不读也罢。
●哲学系民间宗教信仰研究
●刚想说理查德·冯·格兰《财富的法术》中对于江南五通神信仰的论述和万志英《左道》中的论证逻辑、材料和结论基本一致，结果发现这两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人。。。
●泰山女神信仰中的权力、性别与多元文化。任何民间信仰都不会被纳入官方与精英的正典，即使有了幸运开端也不行。被排除的信仰并不都是邪教。淫，而非正邪二分。妇女在领导崇拜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然在儒家等级中却没地位。对各时段的传说，分析得很合理！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财富与妇女
●明清时期的中国遗忘了世界，但世界并没有遗忘中国。虽然是本论文集，但也是西方学者在中国闭关锁国时期对中国宗教研究的缩影。
●虽然我不喜欢汉学家一贯的写作方式，但不得不说，他们对某一地域信仰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细致。注重对某一信仰的历时性梳理，展现出其历史性发展、变化;着眼于某一信仰的不同信仰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信仰同一神灵的缘由、方式与深层意蕴;官方在对待民间信仰时采取的态度为何，也是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总之，就此书中收录的这些论文而言，小处着眼，大处着手是它们的共同点，言在神灵而意又远过于单纯的神灵，也是它们的点睛之笔，值得学习。
●最后一篇关于孔夫子的文章非常有意思
●superscribing还是翻译成“叠写”好些，比“刻划”意思准确。
●韩书瑞的《反叛间的联系》和《中华帝国后期的白莲教传播》两篇论文对中华帝国晚期白莲教的教派传播和组织构建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认识。她将重点放在了师徒以及家族联系的延伸网上，这种延伸网使得白莲教和其他教派组织在长期间断起事期间能够逃过政府的迫害、幸存下来。这些教派在一个有相当凝聚力和相互联系的较大范围内发展开来，从由游方教主建立的很分散、大多没有联系的传教点发展到很密集，以家族为中心控制严密的网络，这些家族所构成的“教派精英”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基础上，韩书瑞又提出教派组织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在师徒联系长链周围松散、分散的“冥思教派”；另一种是与冥思教派不同的“诵经教派”，注重参与积极的、按地域聚集的结社活动，经常聚集在一起诵读宗教经卷，参加宗教仪式，与正统宗教机构不相上下
●干嘛又搞一本出来，一众红人又多一次引用率~
《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一)：关羽身份的构建与刻划
文献：杜赞奇, 2006. 刻划标志: 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 《中国大众宗教》, 陈仲丹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关羽在中国的地位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一个具有诸多缺点的将领变成一个民间社会的神，王朝与社会团体都在刻划他的形象以符合自身的利益。在对关羽身份的不断刻划中可以看出神话所具有的延续与不延续性。对关羽的刻划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所以所描绘的不同的关羽形象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体现了神话的不延续性。但是神话具有合法性的基础正是在于神话要具有延续性，所以新的解释出现，旧的观点也不会消失。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依据自身环境来刻划关羽的形象，这些解释还会相互构建，从其他说法中获益。国家也不会消除民间对于关羽形象的刻划，反而会利用其象征力量来宣告对神的权威，利用神的形象来强化其统治，所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关羽的头衔从“公”上升为“帝”。此时神话以官方所定形象为主，其他形象需要重新定位。精英接受官方对关帝的解释，以实现其在社会中拥有的领导权。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官方刻划的形象只是偶尔被吸收进他们对关帝刻划的形象中，并不能代替其他的关帝形象。
综上所述，不同群体在改变神话形象时会与其他群体沟通，这种改变时刻划而非涂抹，所以新的解释生成时，旧的观点的合法性仍存在，因此神话同时连续又不连续。
（本科某课程作业之一）
——2016.05.22于北京
《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二)：宗教并不仅仅是信仰这么简单
时间关系，只好继续以管窥豹的方式看书，无论如何精读了老师要求的篇章：《神的标准化：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然后再快乐地翻翻其它的部分。
这本书真的很不错，不少篇目都引人深思，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很多时候，宗教并不仅仅是信仰这么简单，在统治者手里，它会是一种加固统治的政治手段；在平民百姓心里，它可以是一种减压手段或者寄托希望的载体；而在宗族的角度，又可以是区分族群加强内部认同的途径；甚至在妇女、儿童等等不同性别年龄群体之间，它的意味也不尽相同。所以，宗教研究，其实不仅仅是宗教哲学的思辨，可以被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领域，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得出很多虔诚的信仰者想都没有想过的结论，这是多么有趣，又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
书里面很多篇目所关注的宗教，都是现在已经消亡的，比如说白莲教等等，但刚好我要精读的，是至今还存在，而且与我自身经历非常接近的天后信仰。作者把握的时间跨度非常大，960－1960，足足一个千年。
在最开始的时间段里，作者简要介绍了天后信仰的起源（福建省莆田县湄洲沿海的林大姑信仰），比较了故事的口传文本和正式官方书面文本之间的差别，并且介绍了一些学者对天后来源与属于佛教还是道教系统的论述。
然后，作者介绍了天后信仰是怎样被纳入国家神谱的过程，以及国家将天后信仰作为教化来推广，并借助台湾双重庙宇的模式来支撑主要论点，天后对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信仰。此外，民间的自发推广过程也值得注意。
此后，作者用了很重的篇幅介绍了香港新界两座天后庙以及天后信仰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族群的联系。在这部分，作者先是将整个新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分析天后信仰和对它崇拜的表达，是文家、邓家、和佃农们的选择与手段：首先，迁海令对地方的影响以及地方精英以崇拜天后表达他们对中央政权的忠诚并获取一定的权势；而后家族则将保护家族领地作为天后信仰的一个重要作用；以及保持天后的正统性以加强对领地的控制力等等。其中偶很感兴趣的是，天后“吃掉”沙江妈的过程，其实，就是所谓的正统宗教信仰取代淫祀的过程，不过，我个人觉得过程细节很重要，而各地细节的差异和不同人群对此的看法，其实还可以做出一篇文章（也许这是偶跟JX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然后作者将人群拆分，关心不同人群对天后的看法和理解，发现其中的差异和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最后，作者得出他的结论，有文化的精英人物在文化标准化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国家也很聪明地利用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内容进行文化整合。
最最后，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看注释有着看正文差不多相等的乐趣和作用，通过注释，其实可以知道外国的汉学家阅读的文献范围和内容，很多跟我们掌握的文献是不同的，那就可以按图索骥地去找适合自己领域的文献，扩大眼界，起码，能为做个狐狸型学者添加资本嘛。
《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三)：中国大众宗教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民间宗教可谓丰富有趣。农耕社会的质朴在民间宗教里面无尽流露。例如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五通神，折射出江南富裕地区求拜的除了财，更是对财产权的安全保障、契约关系的长期稳定的诉求。不过中国的民间宗教的背景是乡村社会。中国不存在西方社会意义下的城市——即有市民公共空间和秩序的城市。如何脱胎于宗教而上升到法律制度（例如财产权保障、人身权等），只出现在西方。笔者认为这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结合有关，由此发展出了法治社会。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是文化。也可以说这种迥异表现在价值观、社会秩序和政制上。宗教扎根于社会群体，各种不同的宗教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社会秩序。政治想要控制社会，就不得不对宗教进行影响。明清政府对民间宗教的做法可谓是大有智慧。不引起绝对的冲突，在对民间宗教进行刻画和加强权威时，干预的力量让人几乎无法察觉。民间宗教的合法化过程就是一个被官方利用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越发紧密结合的过程。
在中国有些是地方宗教，有些成为全国性的宗教。有的地方宗教的小神一跃成为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宗教，例如妈祖。妈祖天后之所以成为南方沿海地区的女神，其地位的高升与国家对南方沿海地区权威的逐渐加强是同步的。农民自己都很少能意识到国家力量的干预，当然这也是需要地方精英的合作。地方精英参与建造庙宇就是一例。
所以民间宗教不仅是习俗，更是一种宗族社会的秩序。例如妈祖崇拜，每十年举行一次的打醮，就是一次迅游。路线总是要经过由地主家族控制的依附村落，如果佃户或其他属民不能表现出适当的敬意，可能就会有麻烦了。可见，这种民间宗教的崇拜与地方精英的利益是紧密结合的。
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民间宗教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尽管国家有意刻画标志——儒家作为释义关帝的一种手段——但这一力量不是绝对的。最早的关羽庙是玉泉庙，属于佛教寺庙。在唐代灭佛政策趋缓时，关于迅速地替代印度提婆而成为佛教寺庙的保护人。到了宋代，道教也开始把关羽视为保护者。
不过当社会秩序在19世纪中期及其后遭到破坏时，民间宗教就会嬗变为反抗力量。例如，华北有些地区整个乡村都接受了白莲教的领导和自卫方式。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在全中国都能发现“反动会道门”的各种组织，他们的前身就是白莲教。直到今天还在台湾和东南亚存在。
白莲教尊天地，敬祖宗，比起基督教，有些明清官员认为它是“非邪教”。但是白莲教长期遭致明清政府的抵制这是事实。其主因乃是容易引起农民起义。白莲教扎根于农村，其末世论和弥勒救世特别受到穷人的欢迎。白莲教靠祖师传承教义，教义吸纳了儒释道三家的东西。有些教派提倡打坐练气功，有些则诵经吃斋。印路引（阴间介绍信）卖钱，也有信众捐献钱财。祖师下的弟子帮助信众处理葬礼，这填补了那些请不起职业宗教人士操作葬礼的需求空缺。
缺憾：本书最后一篇论文《孔子与其汉文别称“孔夫子”的创造》中，詹启华认为当时的适应主义者（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是皈依了儒，而不是中国人接受了洗礼。他说徐光启并没有承认过自己受洗。在遗稿文集和生平年表中都没有基本宗教礼仪的记录。我认为他参考的大量著作当中教会的资料只占了很少一部分。虽然我也没有大量地阅读过教会的资料，但就从我所阅读的教会人士撰写的资料来看，不是很认可他这个说法。
《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四)：大众的信仰
本书以各类田野调查或历史文献等方法，通过考察白莲教、天后（妈祖）、关帝、碧霞神君、五通神等9篇论文集来让读者了解中国古代信仰的内涵以及在民众中的影响。作者重视简短故事、传说和其他类型材料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上层的干预和解说影响很小。基本标志的模糊性是在中国创造统一文化传统的一个要素。当神话和形象随着时间而改变，各群体争相对神的作用及其主要形象作出自己的自己的解释时，新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除旧的解释，而是被‘写上去’，以致重要的东西仍延续了下来。宗教的各种活动是一种有机的传统，其内部变化很有条理，与时代合拍，并随着其门徒所在地区特点的改变而有所回应。对于白莲教等教派家族，不能只用‘反叛者’和‘秘密社会’等含混说法，也不能只满足对教派本身简单化、模式化的理解，要适当分析再做更细致了解就能揭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能弄清民间起义的目的和类型，还能弄清在帝国晚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念。诵经教派的范围很广，既有拥有闲暇、厅堂、塑像和精美经卷、组织严密的准寺院团体，也有一些只为了挣钱，在私人家中聚会，靠歌单或凭记忆活动，且对公众是宗教服务与看病并重。其主顾也是从有文化的城市居民到半文盲的乡民都有。如果要了解白莲教教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必须记住其定义的灵活性以及社会实际的变化。天后有很多版本的传说，但正是由于国家的干预才最终把只有地方价值的‘林大姑’转变成全国著名的‘天后’（1737年乾隆给予显赫的‘天上圣母’的封号）。明代中期，天后已从福建到马来半岛甚至更远，与中国人的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庙宇活动是对社区及其集体利益一种可见的表现，其中的公共崇拜表现为社区的人为了反映其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定期聚会。庙里崇拜活动实际组织工作交给了地方精英人物，他们有既得利益要与国家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体系很灵活，足以让社会等级各层次上的人都可以建构对国家允准神灵的看法。国家鼓励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神话或神或标志的力量和适应性都取决于其诸多不同方面相互间的影响。正如诗歌中某一词句其力量来自诸多半隐晦的关联，一个神话在任何时候表现的都是一种层累意蕴的积淀，刻划过程的看法由此获得力量。关帝神话在发展过程中其一些内在因素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了共同的素材：普通乡民是求福避灾；商人是诚实可信；土匪和反叛者是遵守誓约。到了明代才把关帝当成战胜崇拜。北方的泰山女生--碧霞元君，宋朝开始有了皇帝的封号。但由于其信徒（太监、衙役、媒婆以及媳妇等）范围，而被儒家正统拒绝将其纳入正统宗教，制止并扭转了趋向‘标准化’和正典化的进程。五通神最早崇拜在于南宋。民众乞求的是消除水旱灾害和瘟疫。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五通被称为能对商业和婚姻这样更具体的范围施加影响。16世纪后期，五通开始较多地以财神的模样出现。五通崇拜的发展表现出人们充满了对钱财的焦虑：如何得到它，尤其是如何保住它（这种对金钱的看法反映了16世纪由于货币经济兴起造成的严重经济不稳定）。五通作为梦淫妖的文化主题可以被年轻女子当作一种策略，处于绝望要想使自己摆脱婚姻的责任。五通神演变成五路财神，与中国商人（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所具备的集体心智以及所处环境出现变化关系很大，这一变化是与明末清初经济的迅速商业化密切相关的。神灵、姓氏、祖先、礼仪与行礼的日期这众多的名目都可能出自中国的宗教传统，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提供了数目几乎不受限制的组织范围。就现有的社会和社区关系而言，在被普遍接受的程序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复杂性是相互影响的，并给人们提供了创造新的组合和集群的机会。北京妙峰山到19世纪最后十年宗教活动达到最高潮。妙峰山实际是从赋予它的多重内涵以及来这里的香客的多样性中获取力量。香客进香的用语强调的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与神的关系，考察时应考虑一下差异在整体上给人们的感受带来的实际活力。中国的地方精英享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并急于参加国家事务。只要忠于一个有着统一整体的思想就能保持其地区身份。而法国地区领导人则倡导多元化并抵抗巴黎的文化帝国主义。孔夫子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在适应中国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符号。这是他们对两种不同文化的体验中寻找其中共同的东西。这个尊称代表耶稣会士的本土性，而非中国特性，传达出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的程度。
《中国大众宗教》读后感(五)：亦正亦邪的大众宗教
《中国大众宗教》是现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韦思谛所编选的研究中国大众宗教的论文集，由南京大学世界史教授陈仲丹翻译而成。全书一共收录了九篇学术论文，所选篇目反映了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篇目中尽可能列入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相关代表作，帮助读者基本了解美国汉学界对某一问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的研究状态和成果。
在阅读专业性较强的论文前，韦思谛首先在序言中着重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大众宗教”？他罗列了近来西方学术界对“大众宗教”这一术语的不同定义。第一种定义是斯蒂芬·泰瑟（Stephen Teiser）所提出的的：“大众宗教首先是被超越了所有社会界限的所有人共同信奉的宗教。”第二种定义认为“大众宗教”指的是与精英层相对的下层阶级的宗教。（p2-3）这种定义方法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注重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大趋势非常吻合。韦思谛认为此两种定义皆有不合理之处，第一种忽略了群体间的冲突，而第二种定义虽然被许多学者采用，自身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即用多为上层文化精英书写的历史材料研究下层阶级的原始看法，研究材料的局限性加大了复原普通人“真正的声音”的难度。但史学界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启发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这并不意味这仅仅停留在底层社会的关注，而是试图从民众角度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
反观大陆学术界，“大众宗教”这一概念使用较少且义界模糊，学者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多倾向于用“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两个平行、不同的概念来阐发。芮传明所编的《中国民间宗教卷》在导言中有具体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
“民间宗教”是指有一定的组织、口号，甚至理论的，往往被官方视作异端乃至“邪教”的宗教性团体；而“民间信仰”则是指一般民众对超自然精神体的信奉和崇拜，通常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组成部分，这类信仰通常并不会形成比较严密的组织和体系。（p1）
可以看出西方学术界对“大众宗教”的定义是广泛的，并没有从外在形式甄别信仰与宗教的差异。而此书中收录的论文选题（如“白莲教”、“泰山女神”等）涵盖了大陆学者所谓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两部分，理解了这一大前提后阅读此书便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研究角度与大陆学者的不同，西方学者更侧重于对宗教活动的表述而非宗教信仰的探析。
全书九篇论文，笔者在通读后按其研究对象和观点将其大致归为五类。第一类为当今美国历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所著的两篇关于清朝白莲教的专题性研究；第二类为哈佛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所著的关于中国南方沿海天后崇拜的研究，以及师从孔飞力的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著的关于中国战神关帝神话的研究。之所以将这两篇不同题材的论文归为一类首先是因为天后和关帝均为官方认可鼓励的文化象征（或称文化标志）且被完全接纳进帝国的神谱中，其次这两篇文章都深入探讨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且杜赞奇发展了詹姆森·沃森关于“文化标准化”过程中国家利用地方精英对权势的渴求心理进行微妙干预（即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做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P83）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每个群体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刻划关羽的形象，与此同时，旧的解释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与新的解释相适应以致重要的东西仍然延续下来，神话或文化标志的多重内涵保持不变；第三类为师从史景迁的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的关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研究，以及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冯·格兰（Richard von Glahn）所著的有关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的研究，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泰山女神和五通神的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中华帝国后期不被文化精英所认同但都在民众中有广泛传播；第四类客家文化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类学家迈伦·科恩（Myron L. Cohen）所著的清代台湾南部客家人的会所、社区与宗教，以及韩书瑞所著的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问题的研究，这两篇论文都以一个特定的地域为研究框架进行深入探究；第五类是历史语言学教授詹启华（Lionel M. Jensen）所著的《“孔子”与其汉文别称“孔夫子”的创造》，探讨的内容与其他论文大不相同，主要研究的是跨文化阐释和相互影响的动因，严格来说其并不能算在“大众宗教”的研究领域，所以笔者将其单独归类。但这篇提到研究大众宗教人物的一些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儒佛道三大主要宗教方面，对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启发作用，所以韦思谛将其置于全书末。
从明中期至20世纪初期，碧霞元君（泰山女神）属于中国信仰最广泛的神之列，但碧霞元君信仰却从未得到过国家的完全承认，并最终在清代被许多文人所摒弃。从彭慕兰对碧霞元君崇拜的起源、信仰群体、信仰组织和仪式、传说、内涵等方面的分析可得出，女神性别的自身属性、信仰群体以及崇拜仪式三方面都存在着与正统教义不可协调的矛盾，所以碧霞元君崇拜最初社会公用的合法性被不断弱化，而潜在的威胁性被不断放大，最终导致其滑向“邪”。首先，“女”神的性别特征一方面使其带有了性与生育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其崇拜的真正本质是祈求女性的力量，这些都可能导致男性精英分子的敌视和紧张。其次，泰山女神的信仰群体除了有妇女外，还有被蔑视但实际却很有势力的男性群体（太监、衙役），但他们都缺乏接近重要的主流核心以巩固其社会地位的渠道（太监没有后代，衙役没有功名和其他荣誉）（p123），这一“淫”教可以向这些不能通过正常崇拜很好达到目的的人提供另外的动力。这些群体在正统儒生看来并不是很大的威胁，但依附于宗教崇拜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对正常秩序不利的力量。最后，民众对碧霞元君崇拜仪式的过度热烈让精英们因其太过极端而产生怀疑和摒弃。
理查德在《财富的法术》一文中重申了杜赞奇关于“神形象多方面“”是不断刻划的观点以及彭慕兰的“淫”教观点，并从相对的方面提供了有趣的看法。五通神的复杂演变过程中，一开始就带有恶魔特征。但就是这个诱奸妇女的丑恶之神自南宋起便被崇拜，虽然早期官方重塑过恶神形象，将其重新命名为“五显”来区分“五通”，但在明后期又重新融为一体。明后期五通崇拜也成为江南主要的民间信仰，并较多地以财神形象出现，但与此同时财神形象的突出并没有弱化其恶魔特征，不少笔记中都记有商人为谋取钱财用年青女子与之交易的传闻。这反映了大众在经济环境不稳定是的社会心态，民众对财富的看法与妇女的通常看法非常相似，都是有诱惑力但又反复多变，充满了破坏力。（p167）正因为五通神所造成的危险和败德方面让人感到是因为他与妇女性方面的淫力有密切关系，除此另一方面更让许多儒家文人和官员疑虑更深的是五通神与商人想发横财的心理有关。故从明后期开始，不少地方官员开始镇压五通崇拜。经过汤斌的大力镇压和清政府的查禁，五通崇拜开始逐渐衰弱，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环境的逐渐稳定，商人群体们在18世纪期间也逐渐抛弃财富是一种恶势力的就概念而开始崇尚新的资本主义道德，因此，新的五路财神诞生了，成为五通神新的化身。将商人阶层的经济变化、社会地位与集体心智联系起来以解释在18世纪被公认的恶魅之神演变为一个普济的财神，具有启发意义。
再结合天后和关帝的崇拜，可以发现大众宗教的性质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代表官方正统的精英文化与代表社会集体心智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国家巩固政权时，就会利用一个大的文化标志框架对民众思想进行统一整合，（像天后形象虽然也存在诸如泰山女神形象中的女性元素，但官方会逐渐他们引导民众关注其稳定不安定因素的作用。关帝形象的塑造中也慢慢模糊掉原型关羽不符合儒家道义的举动如放走敌人曹操等）他们不关心具体个人对此的解读，只关心标志的号召力。而民众的信仰中若是出现了存在威胁因素触及到精英分子敏感神经，官方便会不断放大其中的弊病，来为其镇压此宗教提供合理解释。而大众宗教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特定群体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集体心智的变化，如五通神崇拜的演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不同的大众宗教也反映了不同地域、阶层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如天后崇拜的演变。
统观这九篇论文，每位学者都运用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哲学等。除此之外，学者们都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档案、教派经卷、碑刻以及口述史等涵盖民间、官方两方面的资料来阐述观点（如韩书瑞教授运用了大量的清宫档案和白莲教经卷，詹姆斯·沃森利用了口述资料，杜赞奇运用了碑刻资料，彭慕兰采用了《道藏》和地方志内容，理查德运用了丰富的笔记材料），但是局于时代原因，因缺乏实地田野考察（詹姆斯·沃森论文中有在香港新界的实地考察，但学者们多数只能进入港台，无法进入大陆实地考察），部分认识可能不够完善，如韩书瑞对妙峰山的考察，她在文末就自己资料参考的局限性和考察对象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要想对中国宗教组织与信仰圣地进行理论建构，还需要有更多的史料和不同区域的田野调查予以支撑。
最后，此本论文集的不足在翻译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首先，作为研究世界史的陈仲丹，在牵涉到专业名词和术语的时候，可能部分翻译不够精准。例如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中的“superscribing symbols”，陈仲丹将其译为“刻划标志”，结合后面的解释，笔者认为解释为“叠写”更为恰当，也更易理解。（香港中文大学的徐天基和罗丹发表的《西方汉学传统中的中国宗教研究》一文中翻译成“复写”，含有“再”、“继续”刻划的意味）其次，陈仲丹限于条件，有些资料没有查找原文，是根据汉学家所写的英文译文进行翻译，如《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一文中载的17世纪中期的笔记译文（p165-166）以及韩书瑞在台北查阅的故宫档案，略失学术著作的严谨。再之，有可能是本书编辑的失误，将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误写为“杨庆坤”。
综合来说，此书不失为一本窥探美国汉学界20世纪末对中国大众宗教研究成果的普及性著作，为研究当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