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摘抄
《伽利略的女儿》是一本由（美）达娃・索贝尔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伽利略的女儿》精选点评：
●他仰望星空，用最美的意大利语写下天空的安排和天体的运行。。。
●读书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在我看来该书还是很不错的，也许因为我之前没仔细读过其他传记，所以不像有些人那样敏锐地感受到记者的书的特点。记者的特点——尊重事实，在我看来是很好的，写传记也无需评论吧，读者自有评价。
●为何要把这么一个人的传记写的这样无聊 女儿的娴静贤淑是有的 父亲太多的自我伟大被复杂冗长无感的文字吞噬了~
●女儿的故事和女儿的书信成了全书最无聊的部分，伽利略在宗教信仰和科学发现间的辗转煎熬才是看点，着眼点有的弱啊，如果这算伟人八卦，只能说是无聊的八卦，明明可以更加有趣些的，也许是我按照《费马大定理》的标准去衡量了。
●17世纪大佬们的交流生活，间或插入伽利略的家庭成员。
●设计费拉斯加福利卡时间来开发
●新青年咖啡店读完这本书，一六年年初。
●一个伟大的人
●没有《一星一世界》那么惊艳，但是给出了一个真实的伽利略，一个在大时代下有点优柔寡断、婆婆妈妈、瞻前顾后、疾病缠身的科学家，但是俗世永远无法抹黑灵魂的光芒，我们为人类有这样伟大的科学家、能读到这些历史而感到激动。
●关于科学史上最牛逼人物的最牛逼的传记，不仅是人物，而且写活了整个时代和人间的真情
《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一)：伽利略的小棉袄
这本书实际是伽利略的传记，修女玛丽亚切莱斯特极少正面着笔，这是欧美作家的写作技巧——选一个冷门，揭开一段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阅读，作者对伽利略的同情都显而易见，对乌尔班以来的历代教皇都充满鄙夷。可历史一去无法回流，文艺复兴和30年战争已经给梵蒂冈造成毁灭性打击，乌尔班对伽利略的惩罚，与其看成与“日心说”的势不两立，毋宁看成对科学的恐惧。
没有哥白尼，就没有伽利略，没有伽利略，就没有牛顿，科学的降临是如此的环环相扣，以至于我这个读书人急出一身冷汗。
《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二)：扭曲的大众审美
显然对于作者及出版商而言，本书搜罗的“120多封玛丽亚致父亲伽利略的信”乃是最大的卖点所在；但在我看来，这些信件对于构成一个真实的、生动的、丰满的伽利略的形象毫无意义，而且我不吝带着一点刻薄去猜想，这种无意义正是那些信件在某个图书馆里尘封了数百年的原因。
如果是我，我更愿意关注那些能令伽利略跻身于历史及科学史的内容。我不能容许自己将笔墨浪费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伽利略——或者说一个满是八卦的伽利略——身上。这不是因为我认定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值得了解的东西，而是因为，伽利略作为一个科学史上的巨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奠基者，他的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更不用说我们还远远未能全部理解——哪里还能轮到八卦容身的地方呢？值得书写的乃是那些他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足以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事情，还有他为什么会去做那些事情，为什么由他来做，做完之后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而伽利略与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之间有着怎样的温情或矛盾，与我们后人又有什么干系？当然，如果这些温情或矛盾影响到了伽利略在历史意义上的所作所为，我很愿意去读这些东西；但实际的情况是，我花费了时间，也忍受了这些突兀的信件对书本整体内容的破坏，但结果，除了八卦，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只关注一个历史性的伽利略呢？为什么就不能关注伽利略的家庭生活呢？——如果你这样问我，我无话可说。这本书可以用各种角度去解读，如果你把它当作娱乐记者对明星的私生活报道，你甚至会发现本书称得上是猛料不断。但我坚持认为，将一个开创了一门全新学科的伽利略解构成一个只能作为地摊小报主角的娱乐明星，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大众的审美扭曲。
《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三)：初闻此书，初见此人
在读品和季风组织的沙龙上见到了达娃，很有气质，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穿着一条红色长裙，赤脚穿了一双浅口藤编鞋子，围着一条棕黄的披肩，谈吐幽默，态度从容。
沙龙主要是以对话和问答两种形式进行的，有一些例行的提问，如进入科普写作这行的动因，写作的目的，科普写作的价值等，也有对于文本的探讨。
那么多问题中，有两个我记得比较深，一个是写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达娃说，每次针对一个主题都会收集到海量的信息，她不可能把所有的都放进去，她会根据形成故事主体的需要安放细节，另一个是谈到伽利略，她说她在读某篇文章时发现伽利略的女儿是修女，这提醒了她伽利略的天主教信仰，而这在以往总是被忽略，传统的认知往往把伽利略塑造成教会的敌人，但其实教会是他的赞助者，伽利略本人也是虔诚的教徒。他对教会当时禁止传播哥白尼思想的命令长期保持了沉默，直到他的朋友做了主教才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伽利略为他的判断错误付出了代价。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上述两个问题记得比较牢，是因为它间接回答了我心里的疑问。在豆瓣对《经度》的评论里，有一位读者说，遗憾“对于哈里森发明的航海钟内部原理的介绍还是薄弱了一些，大概是作者对钟表制作不够内行，同时也为了适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而在对本书的评论中，丁丁虫只给了两星，因为他认为对于伽利略这样一个在科学历史中的巨人，他“更愿意关注那些能令伽利略跻身于历史及科学史的内容”。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是科普读物适应层面的问题，对于上述两位读者来说，对于科学、技术在学理层面的阐释和研讨本身就蕴含了无穷的趣味足以让他们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科学家的生活作为八卦调剂一下即可。而对于程度只能看懂科普读物的我来说，达娃对伽利略上述的阐释立即打动了我去购买这本书，因为在伽利略自身，教徒和当时貌似离经叛道的科学家身份之间的张力，还有科学掌握了话语权后对于伽利略教徒身份有意无意的遮蔽，这些问题是我更感兴趣的，至于作者是否处理好了这些，我还不知道。
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于习以为常事物的重新审视，很符合科学精神，就其问题意识，先给三星。
《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四)：聊试八卦，何乃不解风情
伽利略何许人也？吾国之教材自有明言，“近代科学之父”、“维护真理不屈不挠的斗士”，为科学抛家弃女，带领人们打破了教廷（可想象成国民党）愚昧的统治，大无畏的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宣传科学的革命事业中去。要是再加上点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情节，铁定一个五百年前的共产党员形象啊。而长期沉浸于这种对立斗争二元观教育下的童鞋们自然也难免习惯于仰视伽利略这样的“伟人”，对他们的崇拜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敬仰都来不及，又岂容八卦之？
不过，人是矛盾的综合体，名人更加如此，伽利略本人也不例外。这本书从伽利略女儿的视角重新描述了伽利略的一生，突出了其父女温情和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对科学的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基督教，而是寻找更可靠的科学理论来论证上帝之伟大。这一点恐怕要令那些单线条思维的人无法想象了，就好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居然和军统特务谈起了恋爱。不过帕斯卡研究科学时一直崇信基督，牛顿研究力学时不忘炼金术，就是老恩在和老马研究革命大计时也不忘从自己的工厂里喊女工陪自己困觉。此亦无他，不过日常生活琐事必需而已，不过有人便看不下去，便开始故意省略其生活的某一面，蓄意创造出一个单调的人物形象来供人祭拜，说是说科学，心底也还是迷信。
一方面是对科学的信奉，一方面是人文素养的缺乏，这种平衡的欠缺便造就了中国大学生思维的简单性和片面性，说得难听点就是不通世情，理工科专业尤其如此。不爱八卦不代表沉稳，而只是生活无趣；喜欢安排不代表有计划性，而只是不善于变通；不善与女士相处不代表羞涩，而乃是有心无胆。科学嘛固然要多了解，但如果自己当真把科学知识太当回事，一天到晚象念经一样念，不禁让吾想到了《儒林外史》里面的马二先生，又不禁想到了劝人一心念“阿弥佗佛”的净土宗。
说到底，别真把喜欢科学当根葱，权势者也压根没把科学当回事。“走近科学”天天宣传科学，京里的高官照样天天去五台山烧香求升官。也别以为宣传科学能提高国家实力提升国民素质，台湾、香港的宗教行业生意照样红火不断。小民们生活本来就很压抑了，自然需要八卦来找找乐子，生活要有点娱乐的精神。本书不过就是八卦一点，又何必板着个脸横加指责，何乃不解风情乎？
《伽利略的女儿》读后感(五)：《伽利略的女儿》：一本记者写的书
先后看了两本传记，一本是茨威格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本是达娃·索贝尔的《伽利略的女儿》。前者是作家的书，后者是记者的书。如果说作家的书各有其特色，那么记者写的书其相似性没有更明显的了。
达娃·索贝尔也难逃这种职业病遗留的后果：对于真实客观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导致了两个后果的出现：大量事实累积（以细节为主），评价性文字的缺乏。
所以，在茨威格所写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苏格兰女王直露的赞美或者批评，对于女王各种行为以及其动机的大胆猜测和评价。当然也可以看到许多的对于历史和文学作品的引用，但是这种引用的作用和规模是绝然不同于达娃·索贝尔——这位科学记者的。
《伽利略的女儿》这本传记，几乎是用制作新闻的要求书写的：追求真实和客观。作者大量引用书信和历史文献，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甚至这些内容构成了全书，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典型的新闻作品风格，而对于这一特色，既有值得庆幸的地方，也有难以弥补的缺憾。
欣喜来自于那些迷人的细节，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风情尽显眼底的同时，一个有血有肉的伽利略也活了起来。缺憾在于，事实的堆积有时候模糊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在与宗教法庭斗争时伽利略的内心世界。作者显然没有揭示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人能揭示出来，关键是她甚至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仅靠提供事实，让我们自己做出判断，这对于我这个科学的门外汉，以及对于西方宗教世界陌生的中国人来说，太不给力。
显然达娃·索贝尔的作品力求忠实于真实。当然，大量依靠事实，并不能就达到真实的目的，这个道理作为记者的她也是肯定知道的。这一点上，茨威格是不同的。茨威格写的传记表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解读。他写的不仅是一位勇敢、骄傲、充满激情的苏格兰女王，也是具有某一类人格的人，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类似悲剧的剖析和总结。
到底，哪一种写法更好？文学体还是新闻体？难以抉择。也许对于达娃·索贝尔，这只是一种职业病。在其他记者写的书中，同样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