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与官僚化》的读后感大全
《理性化与官僚化》是一本由（德）施路赫特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60元，页数：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性化与官僚化》精选点评：
●当年读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回头找时机再看看，看看自己这几年长进没？
●只有一百页的韦伯入门著作，共两部分，“理性化的矛盾”与“官僚制与民主”，没有常见的关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避免了鞭长莫及的泛谈。我与施路赫特的立场是一致的，即：韦伯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并不悲观，“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我们能够找到最后唯一的真理信仰，另一种是我们可以制造出人类的幸福信仰。”韦伯在分析世界的除魅时一定也在寻找克制理性的种子。
●进入问题意识了真的觉得很不错。“韦伯与马克思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他认为绝对的官僚支配有可能建立，但决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完全的民主制度应该存在，却十分不可能实现。对我们来说，唯一剩下的可能便是‘科层官僚式的民主’”。 民主啊，还是明主？
●马克斯·韦伯思想一天入门指南书，主要是翻译通顺流畅
●翻译别扭，第一篇里几处对比英文，出入挺大。
●经典之作！
●论证逻辑清晰，翻译得也很清晰。第一篇抓住世界图像除魅的过程来演进宗教的改革，最后落脚到现代理性社会下的责任伦理，理清了之前看宗教社会学的诸多头绪。第二篇主要是通过比较Werb和Marx，和Werb一系列共时贯时的比较一步步对科层官僚制度进行批判直至他的理想国，这部分待看过原典再看。
●世界图像与理性化趋势的矛盾，科层官僚制度与人格的矛盾，需要有矛盾的张力，这是世界进步的力量
●第一篇很棒，第二篇的结论还要琢磨。
●翻译怪。祛魅是“世界解除魔咒”，世俗化是“人间化”，害怕极了，禁欲是“制欲”。巫术“强制神”，而不是“建立在神祇的制裁力上”，主动被动搞到反了。 原书是六篇文章，中文本只翻译了两篇，前一关于韦伯之宗教思想，后一是关于韦伯之政治思想。
《理性化与官僚化》读后感(一)：作为技术的理性
看完了没立马总结下思路，现在都快忘记了。能写多少是多少，写对多少是多少罢。
研究宗教是韦伯的专业，通过对宗教的对比，推理出作为宗教改革也只能可能发生在犹太-基督教这一系。虽然宗教辩神论的出现，对神的谱系做了理性化的构建，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神祗的世界，改变了最初的时代以不知所云的巫术作为与神沟通甚至贿赂神的魔咒。此时的神的世界制定的规则，已经成为了人间伦理的戒律。然而，由于辩神论的不同，造成神的旨意在现实世界中理性化为制度时却各有千秋。儒教(暂且这么称呼吧，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点别扭)是趋向于维系那种古典的制度，对现世是适应性的，鼓励人们尽可能维持现世可能的不公，并以此为美德，此谓顺应的；印度教是避世的，宿命论使得现世的苦难成了来世的财产，人们寄希望于来世，且以此来反抗现世的命运，此谓消极避世的；而犹太-基督教一系，构造了原罪和赎罪这条人间的生存路线，认为人的劳动就是在为自己赎罪，这种倾向是积极的，反抗现世的方式是去改造它，此谓积极负责的。在现世中那些神祗的代言人，神父也好，士大夫也好，宗教贵族也好，因其特权而贪得无厌，腐败是可以想象的，底层人的苦难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就只有基督教在鼓励人们劳动，以劳动去改造这个亵渎上帝的世界，但却仅仅把上帝的恩惠给予自己所处的这个庞大的恩惠代理机构内共享。反抗，在任何一种现实的压迫中都可能出现，但正是由于基督教对于劳动的先天认可，导致后来在宗教改革时，教派间也开始放松那种传统的恩惠规则，也开始授予荣誉给予那些通过劳动而积累了财富的人。如此演化，后来人们即便得不到教会的恩惠，只要有财富，也一样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这自然导致了人们对现世的改造发展的关注，而逐渐淡漠了所谓神的恩惠。辩神论产生的规则体系逐渐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辨人论产生的伦理体系。神的世界投射出的现世，逐渐成为了属于人自己的世界，一次抗衡神的既定规则。人自己的理性，被托举到了从前属于神的位置，但这种膜拜的情怀却一如从前。自然科学理性，伦理理性，现实理性并没有解决人的世界图像和现世利益的矛盾，一者为人的方向，一者为人的动力。它们不能发生严重冲突，也不能毫无关系，只能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动态地去适应和调节。
韦伯和马克思都认为，科层官僚体制这个利益团体，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依据和法则，阻挡了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变革诉求。然而，马克思设想的是彻底颠覆生产关系，寄希望于人们的自治从而杜绝官僚成为一个阶级而滥用权力。但韦伯认为即便在细分到了技术体系中的相应专业带头人，也会利用自己专业上的权威优势，继而介入政治，成为群体中的管理者，而马克思设计的政治上集中的管理体系，也很容易被架空和形成腐败。韦伯比较现代官僚体制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官僚体系，普鲁士的官僚体系，起码现代的官僚体系是理性建构的，对职责是有理性的构思和定义的，不像中国的家产制官僚，也不想普鲁士的新兴官僚去附庸于传统的贵族。直接的民主，只适合小群体，因为个人的不确定和激进是不可控的，而现代科层官僚组织成的团体，却可以缓和人的这种偏激的要求，不至于导致群体混乱。但想发展壮大扩张组织的政党，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官僚化，而结果就是失去最初的理想，在官僚体系的俸禄中窒息自己，科层官僚是一种趋于稳定的运作方案。它既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相较之从前，也确实有了大的进步。这里，韦伯特别把自由的个人人格，当作变动的根源，视其为一个具有自身法则性的理性系统之相对势力。即使韦伯也有其他倾向，但他所始终不渝的仍不失是一种制度的人格主义。科层官僚制度与人格的，也是一对不能冲突，也不能割裂的矛盾，它们也会如此保持着紧张关系，共存下去。
《理性化与官僚化》读后感(二)：中国家产制那段分析不错
一、“祛魅”后的人们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仰，责任与信念的冲突将永恒存在 理性主义的三种意涵：首先，理性主义意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其次，理性主义意味着意义关联的系统性，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最后，理性主义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人们借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根据一元论世界观建立起来的科学，归根到底来说并不能算是宗教要求的对立面—它自己便是一种“宗教”。—Hans Albert 描述：他的特色与假定有一种充分根据的原则，因为知识的来源可以确实地掌握；它追求绝对的确定性，有着注解经典的态度和不可谬性的要求，也独占了所有的解释机会。韦伯指出任何人若“怀着对科学近乎圣化的迷信念头，以为科学是社会革命可能的制造者或先知“，这种念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望。大屠杀中现代科技的应用并不能解决伦理问题的分歧，科学的理性主义不是万能的，涉及到人类的情感伦理与生存伦理，科学提不出任何建议。 内在二元论的世界图像所相应的是”世界“与人类意志的对立，也是自然因果与要求中的因果均衡性的对立。”世界“必须依照人类意志的请求而加以形塑。但是人类的意志并非完全自由的，它会发现形塑世界已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Karl lowith ：“与任何一种超越的信仰相较之下，目前对时代命运与一时之行为之激情所具的信仰其实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无信仰状况。强调理性责任的主观性，并以此主观性作为一种个人面对自己时纯粹自我负责之态度。” 二、官僚制与民主 马恩对官僚化的解决是在社会整体及个别组织的层次上，同时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具体出处还要查看马恩原著。就韦伯看来，社会主义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始终有着幻觉：一是社会主义低估了在高生产力的经济中，谋利之生产与“公平”分配之冲突，还有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我做主要求之间的冲突。 韦伯的药方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创造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认为每个制度化了的原则仍需要一个与之抗衡的原则；任何一个策略运用上有利于封闭关系的立场，同时必须有一个策略上有利于开放的立场来作旗鼓相当的对抗。 支配活动的内涵：在人民的“非政治主义”下，依循着全面照顾生活福利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管理方式。 现代享有专利保护权的官僚们并不会为一种清醒理智的现世支配精神服务，反而侍奉着盲目的现世适应。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官僚支配下的人们会在物质享受上有所匮乏，但是任何企图改革现状的理想将遭到封杀，甚至在萌芽阶段便会被窒息。每一个由内而生的政变尝试，在面对刻画已深的价值倾向以及制度化之权力划分时注定会失败，唯有“当军事上的征服占领或成功的军事、宗教革命发生时，方才能够摧毁俸禄利益所形成的坚固牢笼。 官职染上的卡里斯马色彩提供了一种借口，将官吏在执行职务上之错误归因于“卡里斯马之丧失”，亦即归罪于人物，而非系统。 中国官僚制支配因此是稳定、反对革新以及特别囿于传统而无法进步的。它并非行政幕僚面对君主及被支配者时，拥有着无限操纵余地而造成的结果，相反地，它毋宁是基于一种适应世界的实用主义伦理，埋没了所有自发性的产物。—-一个由价值倾向与社会地位决定的生活导引系统，虽然把“世界”当作“理性”加工的对象，另一方面却经由传统确立之制度架构得到保障，不致受到任何攻击，从而使得这种理性的加工仅只局限于特殊的范围之内。—- 韦伯的问题现代文化“物质条件”之“不可避免性”下面，如何才能以民主和个人主义来对抗专家的“贵族主义”以及对官职的（过分）敬重——逆着物质聚合条件的拘留，信奉着“个人主义”并且愿意作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同党”。 哈贝马斯：对韦伯来说技术并非人类在历史上仅此一回的规划结果，却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整体的一个“投射”。 制度的人格主义。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官僚组织仍是最有效率的，在他的观点中有一点不足，没有看懂理性化科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并不只是消极的，社会的进步往往就在这种希望中一点点到来。
《理性化与官僚化》读后感(三)：第二部分：官僚制与民主
个人思考：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韦伯主要是从官僚制化在世界史上的发展视角出发，研究世界史的理性化。在韦伯官僚制理论本后，存在着他在本能上对于自由的取向。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韦伯的自由观中，韦伯是认为自由的可能性是存在于价值的多元化中的，但官僚制化的结果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我认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便有效的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主要出于技术的理性化。与理性技术相适应，由掌握了具有永久性的即理性的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专业官僚来管理现代生活的不可避免性，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命运。官僚制发展的结果，是“政治远离”，即“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对人类的疏远。然而意识形态的终结，正是对多元化价值的否定，因而人类自由价值便失去。此时一切问题都转化为技术上的行政管理问题。
第二部分脉络：
施路赫特在本书着重梳理“理性化”与“官僚化”在韦伯理论中的内容和地位。笔者主要从本书第二部分，即官僚制与民主（韦伯论政治效率与政治自由之关系）入手，主要介绍韦伯现代政治官僚支配的观点，并以韦伯著述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论证。
第二部分以一个问题展开，即基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历史组织的理论层次，为什么韦伯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会没落，也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解决人支配人问题的决定性一步。借此提出本文观点，即韦伯的这种看法与他假定社会关系皆有组织的需要性有一般性的关联，而与他对现实支配的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层官僚制支配间之关系的论断则有特殊性的关联。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作者主要比较韦伯和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主要意见为科层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
1）科层制或官僚支配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
2）科层官僚——基于其内部矛盾而注定要崩溃——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这种资本主义继续开放性的权威主义，以阻止资本主义在自我获利过程中产生革命潜力的发展。
这两个考虑可以总结为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阶级对立状况在政治上最终极的表现，或者技术不成熟，或者以技术成熟的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形式出现。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在科层支配层面的观点。一方面，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的关系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官僚化对韦伯而言，一方面是生活引导理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官僚化象征着早期资本主义向着一个“铜墙铁壁的时代”过渡。但另一方面，尽管同样相信官僚化日渐使人类在解决生活条件的问题上的限制，但不认为官僚化的倾向可以借着向理性的社会主义过渡而停顿下来，反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这种科层官僚化更会加强。在这一部分，韦伯认为社会主义在两个问题上的幻想：1）社会主义低估在高生产力的经济中，谋利之生产与“公平”分配之冲突。借助指令式的管理来取代自我调整的市场法则，这其实只能“减轻”问题的尖锐程度；2）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我做主要求之间的冲突。除非人们准备忍受着一种非专业性的管理形式，不计较其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否则社会主义仍然解决不了该问题。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因此，韦伯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实质上的非理性，主要因为它不只单纯地满足欲望，而是要满足“购买力的欲望”；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这一种独占化的过程在理性的绩效秩序下基本上无可避免。
作者紧接着追问，那么究竟是哪些理由，使得韦伯把科层制不仅仅看做资本主义结构特性的一种反映，还要赋予科层化过程更深广的意义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认为这一过程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无法简单扭转挽回，而其所造成的的后果顶多只是减轻，却不能完全解决？他是否将此——科层组织化过程的技术成分看的如此重要，以至他相信技术会决定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正好相反？是否在他看来，所有今日的支配形式有朝一日都会变成科层官僚支配呢？在问题之下，作者梳理出韦伯关于科层官僚制的三种形式[ 详见《理性化与官僚化》P73-p75]。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作者主要梳理韦伯著述的三个典型案例，即现代的职业官僚阶层与中国的官僚集团（士大夫阶层）；德皇威廉二世时代官僚制度；德国社会党发展为一大型结社组织。在第一个案例中，韦伯分析出中国官僚阶级的近代化缓冲器的身份，“儒教”的双重功能和现代官僚制与传统家产官僚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借此总结出“在行政幕僚形式理性化的意义之下，科层官僚是一个旨在支配现实的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手段；现代科层官僚组织的行政幕僚表现为一种精确的工具，及一种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的观点。在第二个案例中，韦伯认为官僚支配在德国缺乏一个适切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与行政各自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但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下互动”的观点，作者也在这一部分梳理出韦伯的两个基本立场[ 最基本立场：
1）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
2）将一个理性化的、大众民主的社会以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的想法，其在领土广大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理由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地强化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机会。]。在第三个案例中，韦伯分析政党的特征，也提出政治家和官僚的区别。因科层组织的工具性性格和政治在大众民主制度中的志愿性性质，借此提出“一个革命式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上的官僚化互相结合的后果是出现一个同质性的次文化”的观点，并得出“在大众民主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的观点。
通过三个实际案例，有效将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梳理清晰。紧接着，作者提出韦伯认为的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一种不受传统拘束、形成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
在最后的篇幅中，作者主要就韦伯的方法论进行了梳理，从而完成对韦伯官僚支配观点的梳理过程。
参考文献：
1.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日]佐藤庆幸：《官僚制社会学》，朴玉、苏东花、金洪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主要参考第三章，p70-p86。
（翻到了完任务式读书笔记，那就放在这里记录一下咯）
《理性化与官僚化》读后感(四)：现代官僚制与民主
施路赫特是近年来国际上韦伯研究热潮中的代表人物，本书抓住韦伯思想体系中“理性化”与“官僚化”这两个核心观念做精细的爬梳，整理出这两个观念在韦伯思想中的内容与地位。在本书第二节“官僚制与民主”中，施路赫特介绍并具体阐释了韦伯著述中的三个经典例子，用以说明韦伯对现代官僚支配的观点，官僚制与政治效率及政治民主的关系，并借此比较韦伯与马克思对于现代官僚制观点的异同。
一、韦伯的三个例子
1、现代官僚制的特征及优越性
在第一个例子中，韦伯借助双重比较而逐步建立了官僚组织的特征。通过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官僚制的比较论证了官僚制的特殊理性，通过名流士绅为主的行政制度与现代官僚制比较，确认了官僚制相对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技术上的优越性。
与家产官僚制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着“完全的”形式理性，表现为以下几点：（1）依功能不同而设计的职权分工；（2）“客观”而可验证的能力资格、标准化的选任制度；（3）官职阶层化的原则；（4）官职与个人的严格区分，以客观公正的职务忠诚取代徇私苟且的个人忠诚。与业余式的名流士绅型行政制度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完全的”效率：（1）以职业性、专门资格式的工作取代了副业式的、不具专门能力的行政工作；（2）以持续的、基于系统地分析资料且遵循一般性规则的决策行为，取代了断续的、基于随手拈来之资料，而又各凭所好、缺乏定式化的决策活动；（3）还以上下不致摩擦、有利于专业决策的一元领导权，取代了业余性行政组织中充满了不协调、延宕、妥协而又附属于政治风向的集体领导作风。由此，韦伯断言，唯有一个科层官僚式的行政幕僚方是最符合合法性的支配原则。
由此而得出韦伯对现代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不受传统拘束、形式-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形塑了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基于以上特征，现代官僚支配与传统的官僚支配及合法性支配有所差异。前者显然欠缺了形式理性化，后者则难以实现权力的架空。
2、现代官僚制与政治民主
第二个例子以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和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为例，研究政治支配与科层官僚支配的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以及在现代世界中民主制与官僚制的关系。韦伯认为，文化与政治两方面因素使德国处于官僚制支配之下：一方面缺乏适切的政治文化（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为“适应现世”的官僚精神及其行为准则所支配），一方面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公共行政不受控制（官僚行政单位事实上支配了一个无能的君主和一个无权的议会）。韦伯对于重组官僚制支配下的僵化的德国政治系统所作的设想，除建立新的政治文化以外，还试图创造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其要义是抗衡；此外还强调社会关系的开放。他提出的建议是民主化与议会化。（1）民主化：基于强调效率、分工与专业技术的行政与强调民主、门户开放与权利平等的政治之间的抵牾，韦伯所见及的解决之道乃是“科层组织化的民主”，亦即阶层化与社会化、绩效成就与自我做主、效率与自由之间的一种结合，必须同时达到公开的控制与有效率的行政行为。（2）议会化：即将公共幕僚“间接民主化”。韦伯并不排斥直接民主理念，但基于对科层官僚组织技术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他认为官僚行政的功能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即便在最广义的实行人民直接投票的制度里，类似由职业政治家们组成的议会仍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韦伯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区别，这一区分非常重要）。
3、现代官僚制与民主的效率
在第三个例子中，韦伯通过讨论大众民主制度之下各政党的变化，推论出政党官僚化的趋势。他认为在大众民主制的条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他尤其关注社会民主党，并从中注意到官僚化产生的“解除理想化”作用；其由一个秘密结社经由少数派政党而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正说明了在日增的绩效压力下，即使在民主体制下的团体亦会强制走上官僚化之途。在官僚化过程中，“政党里所有的‘理想主义式’政治在党机关的俸禄政治下完全地窒息殆尽了，保守的目标盖过了理想色彩，组织的自我维持与扩张也比所有强权政治来得重要”（p119）。在这一例子中，韦伯再次强调了科层官僚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技术上的优越性。因为任何一种支配策略中都蕴含着提高绩效的价值要求，而科层官僚支配是在制度上最能够契合于这种价值的一种发明。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属于一种既不值得去歌颂美化，也不需要去摧毁破坏的制度。重要的是如何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条件下将这种制度用以服务于人类有意义的作为之上。
二、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
马克思对于科层支配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1）科层官僚制配乃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2）科层官僚制是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3）资本主义在支配形式上的特点反而更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因为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步调愈快，愈容易变成“革命最大且唯一的目标”；（4）官僚支配是依附于特定关系（其属于支配阶级）的产物，因此，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5）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可以阻止甚至扭转官僚化倾向，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技术上必要的程度，促成反分化的过程；（6）自我管理制度是合理而有效率的。
施路赫特对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的比较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社会主义将逆转抑或加强官僚化倾向
尽管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化之关系的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他否认官僚化倾向可以予以逆转的理论，并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这种科层官僚化倾向更会加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一来低估了高生产力的经济中生产与公平分配的冲突，二来低估了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主要求的冲突。任何计划经济式的分配，将整体经济置于由上到下贯彻指令式的秩序之中，而这在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了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因此他预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
2、现代官僚支配将推动抑或扼杀革新力量
姑且不论韦伯对官僚支配在理性化社会中的特征以及必然性有着比马克思更为深刻而真切的诊断，基本上，他们同样将历史中的新现象视作旧现象的一种多元化与极端化，而非本质上的全然不同。然而，两者对待现代官僚支配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对马克思而言，现代官僚支配的出现不啻同时是对旧制度垂死挣扎的一番记录；对韦伯而言，现代官僚的抬头则预示了一种可靠而持久的支配形态将会不断自我繁衍下去。马克思认为现代官僚支配具备了某种革新的成分，其将生产力强制地束缚于旧制度上，增加了资本主义完全暴露其基本矛盾的潜在危机；与此相反，韦伯将现代官僚支配视作反对革新的势力，认为其将使旧有关系僵固化，并阻碍超越现有状况的改革企图。马克思的观点带有较浓厚的乐观主义色彩，因其将针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和一种期待着历史“必然”之革命的希望相联系。韦伯的观点则较为悲观，因其必须将对理性化辩证过程的分析终止在一个立足于科技之上的稳定统治，而且还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即此一支配形态的极权性将不可避免地摧毁一切由内部对系统进行革命的基础。
3、针对科层官僚化的解决方案
韦伯与马克思同样认为必须对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科层官僚化过程加以抗拒，不过韦伯宣称马克思对现状的诊断并不切实，并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他并不视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也不以为公社的理想可以作为大众民主之下实际可行的组织模式。马克思提议要克服资本主义及市民阶级的民主制度，韦伯则为实现合理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而大声疾呼。最主要的是他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是韦伯最基本的立场。就第二个例子中的德国而言，若不是解放而是摧毁资本主义，因政治文化中尚不具备与官僚精神对抗的力量，在德国只会造成增强官僚支配的后果；而以自治机关来取代所有科层官僚的行政可能短期奏效却不能长期成功，尤其是在领土广大的国家内，因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增强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了参与的机会，最终仍然只能落入官僚支配一途。简而言之，韦伯与马克思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他认为绝对的官僚支配确有可能建立，但绝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完全的民主制度应该存在，却十分不可能实现。对我们来说，唯一剩下的可能便是“科层官僚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