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渡孟加拉湾》经典读后感有感

　　《横渡孟加拉湾》是一本由[印度] 苏尼尔•阿姆瑞斯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4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一)：在世界历史中永远在场、永远开放

　　这本书犹如一份标出孟加拉湾轮廓的纲要，囊括了此区域内的生活、人民、文化和思想，内容广泛而丰富。可能是第一本关注孟加拉湾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专著，在此之前，孟加拉湾在印度洋历史上普遍受到冷落。全书以通俗易懂的风格写成，并夹杂着作者拍摄的照片，既能吸引印度洋学者，也能吸引普通读者。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二)：同行书评节选

　　

“孟加拉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然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区，这是阿姆瑞斯中心论点的延伸。毫无疑问，孟加拉湾是一个在为英国皇室积累财富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的地区，在文化和商业的巨量的流通方面亦然。自古以来，海湾一直是受外部经济影响的一块磁石。即使到了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让刚刚退到外围的欧洲经济霸权大为恼火。整个海湾地区的沿岸国家均受到移民的影响，也因移民而呈现多样化。但是，必须对剥夺农民和移民的结构性力量加以细微区分。我们在认识到南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不平衡影响的同时，决不能夸大气候本身的作用，并对造成资源退化和社会性死亡的新自由主义生产手段保持批评。撇开批评不谈，这本专著成功地提供了一部资料翔实的后殖民史学，此书对于史学家，地理学家，气候学家和亚洲学专家一样具有吸引力。”

says 瑞安·斯塔克 伊利诺伊大学史学博士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三)：一脉相承的东南亚互动

　　

东南亚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自古这块区域就是中国、印度洋交流的十字路口。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却知之甚少，抛却越南、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新加坡、印尼这些19世纪才出现的民族实体国家，东南亚应作为整体看待。同属旧时大英帝国，她的流动是行省内部的流动，即相当于省际迁徙。

东南亚是亚洲的贸易史、移民史的浓缩，中国丝绸、瓷器换取东南亚香料，印度提供劳动力支持贸易的持续，之后西欧人由于中亚人阻断充当中间商插入贸易将东南亚贸易开拓到红海,非洲大西洋,地中海，至此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东南亚香料、橡胶、大米，印度棉花得以整合进世界贸易体系。

溯起源头中亚穆斯林是草原霸主，也是海洋霸主，他是马匹、骆驼、舢板的主人，纠纷到底他们是商人旅行家，他们从中亚推进到印度南部形成泰米尔人，横渡孟加拉湾，至东南亚。至此穆斯林遍布北非、中亚、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至今东南亚仍然是资源重地，木材、橡胶、煤、天然气、低端制造业。如果东南亚一体化在推进可能会是下一个中国，目前看在民族国家是无法达到。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四)：如何在冰箱里装下一只大象？

　　

在马来亚，似乎每一个神灵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泰米尔人的神，印度人的神，华人的神，森美兰甚至在一个祭坛上发现了一尊米老鼠。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孟加拉湾就是南亚和中国之间的十字路口，移民随着季风和洋流，在整个区域自由地迁徙。

近代英国人的征服，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蒸汽船的发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次又一次打破原有的边界，迫使移民们为了生计四处奔波。而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各个原殖民地独立，又使原本畅通无阻的边境封闭，并造成了移民国籍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到了现代，孟加拉湾又面临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本书就是以移民为主轴，探讨了宗教和文化、报刊和电影、契约劳工和强制劳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因素影响了移民的来去，也间接地塑造了孟加拉湾的边界。

孟加拉湾的历史复杂。本书作者试图模仿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孟加拉湾史书，但这个任务的困难程度太高了，在本书正文只有300页的篇幅中，几乎是不可完成的。

因此在阅读中，我经常感觉到一个话题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被作者带着跑来跑去，没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每一个话题，如果能扩写成原本篇幅的两倍或是三倍，想必能更好的使读者理解这一地域。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五)：构建作为区域史的孟加拉湾史

　　

随着海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海洋史的研究成果有了长足的进步，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为海洋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将自然环境、时代背景与人类社会诸方面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壮丽图景。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史研究也纷纷找到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并以此得到发展。

孟加拉湾与地中海非常类似，长期作为世界文明核心之一的印度东进的重要通道，通常将南亚次大陆的本土和濒临孟加拉湾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视作印度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海域周边成为西方势力竞逐的重要地区，并产生巨量的人口和财富的流动，现当代的孟加拉湾延续了这一趋势，处于全球最重要的航线之上，进一步连接世界其他的陆地与海域。作者本人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产物，作为在印度出生的印度人、横渡孟加拉湾在新加坡长大，成年后远赴英美留学深造，最终凭借对该区域研究成果的本书荣获美国历史学会2014年度约翰·理查德南亚历史研究著作奖。

中译本序和前言的内容强调了本书重点关注这一海域的流动性，包括移民、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并且渊源流长。第一章从孟加拉湾地区的自然环境入手分析，最具特色的季风环流形塑了周边地区历史人文的共性，南印度的泰米尔人有千年之久的孟加拉湾航海史，成为沟通东南亚-南印度-阿拉伯海地区跳岛贸易的中间人，与地中海贸易的拉丁人、欧亚内陆上的粟特人扮演类似的历史角色，并且将东南亚不少地方带进了“印度化”的世界。在9-13世纪朱罗帝国时期达到古代孟加拉湾贸易的高潮期。

从第二章开始介绍近代一直到当代孟加拉湾的演变史，最重要的因素是西方人的到来，并且逐步将该地 区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不过，孟加拉湾的流动性此时逐步超越了朱罗帝国时期的规模，移民的数量和沿岸经济开发的强度无一例外指明了经济的全球特性和西方主导的殖民特征。第六至第八章则进入现当代，最大的变化为边界的划定和流动的衰减，伴随殖民主义的退潮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孟加拉湾的自由流动进入一段停摆期，同时几个世纪庞大的移民规模又造成了身份认同、公民权、生态环境巨变等问题。而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代，作者又看到了孟加拉湾逐步复兴的趋势，但牵扯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区域问题也日渐凸显。

历史上，马来群岛宗教文化历经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演变，基本都同当时主导这一海域的泰米尔人主要信奉的宗教特征保持一致。在近代这一特征得到了延续，跨孟加拉湾的移民由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及其他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群体构成，流动的地区大多为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组成的海峡殖民地以及跨越保克海峡的锡兰，稍小规模的孟加拉移民流向缅甸，作者对移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和相应的群体，并且采用大量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进行叙述，并且对群体的采样倾向于中下阶层（或许是印度移民的整体特征，跻身上层的数量很少），这部分内容就比较像纪实文学性质的作品，从中感受历史上孟加拉湾移民的真实遭遇。对于孟加拉湾的东侧，作者形象的比作印度的“边疆”，人力需求的旺盛促进了马来亚橡胶园的兴盛，泰国、缅甸的稻米种植业。孟加拉湾沿岸还具有多元性这一特征。这凸显孟加拉湾的一大特征，即网络连接的单向性，基本只存在印度次大陆的移民流向东南亚和锡兰，却几乎不存在反方向的移民。

作者另一关注的重点是孟加拉湾的环境史演变，近代以来对泰缅、马来亚等腹地地区进行的开发，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生态破坏，季风的不稳定性和沿岸大部分人生活在滨海平原和三角洲地区的现实，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热带风暴和季风不稳定性的冲击，环境难民的潜在数量极其庞大，都是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命题。

目前对孟加拉湾区域史大致划分为南亚和东南亚两大部分，作者对这一现实的分类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会割裂二者间跨区域的联系，力图构建孟加拉湾的区域史。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近代以前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地区的人群并无东南亚的区域集体认同，产生东南亚之一区域术语名词的界定也相当晚近，但确实是夹杂在中国、印度之间，并饱受西方势力冲击和整合的一大区域，也是当代东盟区域构造的一个历史基础。而建立孟加拉湾身份却是更为长远历史认同的一大表现，作者提及的20世纪40年代分治的大节点上，在缅甸和马来亚的印度移民的身份认同得到首当其冲的冲击，虽然作者在文中表达对印缅分治一定的不满，也是造成十年后印巴分治更大冲突的一个前奏，但最终大部分缅甸、马来亚的印度移民还是获得了公民身份。

能够看出，孟加拉湾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特征非常近似于南海，后者作为中国移民的重要海上通道，同样具有季风不稳定性、大规模人口分布在沿海等地理特征，近代也纳入到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在二战之后的南洋各国，同样存在华人身份认同和在所属国家的公民权问题。在华人看来，南洋各国（新加坡除外）普遍存在对华人保持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问题，可以看出，泰米尔移民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倘若对在东南亚的中印两大移民群体间就殖民时代的历史演进、诸多社会特征及其和马来人的关系、在殖民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作更深层次的比较分析，或许对该地区的群体认同和中印对外关系的发展有别样的贡献。另一个南海与孟加拉湾不同之处在于该区域政治环境大为不同，南海争端众所周知，而孟加拉湾的海洋争端规模却较小，集中在印-孟和孟-缅领海范围内，且距离海岸线并不远。孟加拉湾海域较为稳定的一大原因或许是将东部的安达曼-拉克沙群岛在殖民体系中留给了印度，目前依然有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边界体系为其背书。同样，孟加拉湾海域作为现今不断崛起的印度展现历史亲缘性和海上力量的首要区域，其行为和策略也将被所在区域的国家和其他大国密切关注，也将是印度如何扮演崛起的大国最为重要的海上舞台。

“移民”“身份”和“流动”构成本书的几个关键词，作者对当代孟加拉湾现状的思考也夹杂对这些问题的审视，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现在的国家体系，对非欧洲这些尚未经过数百年民族国家运动洗礼、且有千百年移民流动的海洋区域而言，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或许也会激发对其他地区海洋史的探究，并产生孟加拉湾史相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海洋史有无，并有多大特殊之处的问题。此外，孟加拉湾的内陆和海岸之间的联系在本书着墨不多，或许是本身历史联系并不密切，也未采用中国史学界对于“港口—腹地”模式的相关表述，这也可以进一步检验近代中国沿海经济模式在世界其他沿海区域的历史演进的特殊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海洋史的比较分析的意义同样得以彰显。可以看出，在当代孟加拉湾成为真正的海上十字路口，中国走出马六甲海峡外的第一片海域，占据世界贸易量高达一半比例的今天，对孟加拉湾历史的追溯更加凸显现实价值。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六)：专访苏尼尔·阿姆瑞斯丨整合与分化：海洋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采访 + 撰稿 /袁子奇

孟加拉湾位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在全球的历史、政治研究中是一个中间地带，其重要性常常被人忽视。正如《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以下简写作《横渡孟加拉湾》）一书作者、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所说：紧邻孟加拉湾的国家，其总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25%左右。如果再加上通过巴基斯坦与孟加拉湾建立贸易关系的中国，那么这个比例将超过40%。

不难想象，孟加拉湾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域，这里发生过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财富、人口和文化流动。历史上，这里是贯通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高速公路；在近代，它又成了西方殖民帝国财富周转的十字路口。然而，随着现代地缘政治的变迁，如今东南亚内部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而东南亚以西的孟加拉湾，其繁忙却不复往昔。苏尼尔·阿姆瑞斯在《横渡孟加拉湾》中，发掘了孟加拉湾被现代人忽视的历史，并希望在历史、移民研究和生态政治方面，寻找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新共识。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指出的，东南亚之所以得到这个地理称谓，主要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来的地缘政治原因。如今，东南亚或许又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要性。您认为东南亚为什么重要？您在写作《横渡孟加拉湾》这本书时，有哪些特别希望观照的议题？

苏尼尔·阿姆瑞斯：我认为，东南亚的重要性体现在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地区之一，因为它汇集了密集而多样的文化。这个地区的面貌，是由移民和贸易，以及相邻地区间的交往塑造的。单单是东南亚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就使得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通过它来审视文化变迁和人类迁徙的问题。

从当代政治的视角来看，我赞同你说的，东南亚正在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在快速变化的亚洲，东南亚是一个战略要地，这是人们关注东南亚的另一个原因。东南亚在过去三四十年中的地区整合的历程也很引人瞩目。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下简写作东盟）是世界上最成功、最团结的区域组织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对东南亚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东南亚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也在于它所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摩擦以及种族、宗教冲突，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发达的沿海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的冲击。

我在写《横渡孟加拉湾》时最想强调两个话题：首先是移民在形塑现代东南亚方面的重要性，其次是环境变迁的过程如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也希望提醒人们，囿于国家和地区边界的研究方法会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比如，所谓“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分，实际上是非常刻意的，这一分界在历史上并非一贯如此。“东南亚”和“东亚”的严格分野，也是这样。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是亚洲的十字路口，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都是如此。我想探索的就是带有这一特征的历史您的研究是以水域和海洋为中心的。您希望借此区分的研究范式是什么？您从海洋的视角获得了哪些新的结论？

苏尼尔· 阿姆瑞斯：常言道，“水带来连接”，这驱使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如果我们考虑水域——不仅有海洋，还包括河——就会发现人类的经验范围和地图上的线并不总是精准重合。我对人、思想和生态的跨边界流动总是非常感兴趣。

我并不是要借此反对传统的基于陆地和国家的历史研究，而是想为它们做补充。我相信，国家范畴下的研究仍然是回答很多政治和经济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我的书提供的是一种补充视角——那些背井离乡的人、那些用家庭关系和流动连接遥远地方的人的视角。

以水域为中心的视角之所以有价值，出于两点原因。第一，海洋在贸易和商业的历史中十分重要。关于贸易史的研究会向我们展示，“全球化”在孟加拉湾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孟加拉湾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整个航道贯通了中国和地中海。第二，以水域和海洋为中心的研究，不会忽视历史中重要的环境因素——季风、台风，以及如今的气候变化。

当然，海洋视角带来的洞察并不是新事物。海洋史研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海洋视角。

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广的声音来自几位美国人类学家。据您了解，近年来，东南亚本土和非西方（印度、中国等）的学者，是否贡献了新的视角？

苏尼尔·阿姆瑞斯：没错，美国的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曾经在东南亚研究上占据领导地位。一些卓越的学者——包括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以及已故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他们对东南亚的研究为基础，写出了更广博的比较研究作品。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年轻的东南亚研究者来到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耶鲁大学等机构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学成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建立对东南亚的研究。

如今，东南亚本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做出了新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进展。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如今全球最重要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可能位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院，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研究在亚洲”的成功视野，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亚洲各地有才华的学者。同时，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在政策和策略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日本在传统上也十分重视东南亚研究。韩国最近也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愈发引人注目。2019年，我有幸去清华大学访问，遇到很多专注东南亚研究的年轻中国学生，他们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可以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其中很多学生在缅甸、柬埔寨和其他地方进行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最近我获悉深圳大学新建了一个环孟加拉湾地区研究所，由戴永红教授领衔——这样的工作着实令人激动。很遗憾，东南亚研究在印度还不受重视，不过我希望未来会有所改善。

有研究者指出，民族主义或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仍然深刻影响着东南亚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会通过研究得出政治或者现实层面上互相冲突的结论。对于这种趋势，您怎么看？

苏尼尔·阿姆瑞斯：我认为一直存在这种危险，不过我不觉得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者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我在欧洲和美国研究中也见到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环境中。当然，在某些研究课题中——大概是那些关于战略或领土争议的研究，或者关于文化或宗教冲突的研究——更难做到客观。我依然相信，大学提供了一个与政治议程保持些许距离的空间，让学者可以交换观点、互相学习。如果要避免学者只站在自己民族国家的视角写作，一个办法是鼓励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东盟设置的学术基金就在推进这样的事业，我希望看到更多基金能支持年轻学者在东南亚、印度、中国之间进行学术交流。

您在《横渡孟加拉湾》中提到，环孟加拉湾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寻求形成不同形式——经济、政治或者文化和想象中——的“统一”。现在的情况如何？您认为如今来自不同政治和学术背景的学者需要寻求某种基础共识吗？

苏尼尔·阿姆瑞斯：确实，孟加拉湾地区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形式的联合。在前现代，文化是主要的纽带——各种佛教宗派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可以体现这一点，传教往往伴随着商人、朝圣者和学者的流动。孟加拉湾地区最深度的政治和经济整合发生在19世纪英帝国殖民时期，当时的孟加拉湾由于广泛的劳动力流动而互相连接。不必多说，这个系统是围绕英国的利益组织起来的，它对移民工人展开了极为严苛的剥削，并且深度侵犯了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英帝国主义在亚洲解体之后，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整合程度降低，因为新建立的国家专注于发展国内经济，抵触“自由市场”的道路——很多亚洲领导人认为是英国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使亚洲致贫。

如今，我认为很难说孟加拉湾地区存在有强度的整合。环孟加拉湾地区的经济一体性，远远弱于东南亚的经济一体性。政治关系主要是双边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倡议的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还鲜见成效。不过在公民社会和文化领域，依然有很多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移民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古老的移民路线甚至也开始复苏。流动的人口包括工人阶层，也包括专业人员。然而，流动引发了紧张，近年来官方对跨境移民的控制也收紧了。

孟加拉湾周围各国的文化联系一直延续着，不仅有宗教的联系，还有大众文化（如电影和音乐）上的联系。在我的期望中，环孟加拉湾地区应该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更加团结，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威胁最大的沿海地区。

不论在外交还是在文化领域，我认为孤立地看待孟加拉湾地区都是难以成立的。例如，如今中国也是孟加拉湾地区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外交参与者。或许我们最好不把孟加拉湾视为一个严格的地理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弹性的文化和经济区域，由古老的和现代的纽带维系着。

至于你提到的“基础共识”，我认为我们可以把理解历史当作出发点，这也是我写作《横渡孟加拉湾》的理由之一。历史的视角可以向我们展现这个地区的整合力量与分化力量各自是如何起源的。

众所周知，因劳动力价格低廉、海上交通便利，东南亚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您认为，在通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途中，东南亚（或者东南亚比较发达的地区）行进到哪一步了？

苏尼尔·阿姆瑞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东南亚的多样性：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游；但另一些国家依旧饱受贫困和卫生问题之苦。在单个国家内部，近几十年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我认为，应对贫富差距问题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沉重的，空气污染和严重的交通堵塞给人们的生活品质带来不小的影响。持续发生的生态危机可能随着气候变化而愈发恶化。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大火产生的浓烟对周边国家也造成了影响。海滨城市的快速建设和扩张，使城市更容易遭受洪涝灾害，雅加达就是一例。

今天，东南亚各国经济趋向于向世界开放，其受益于更广泛的区域联系，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这意味着，它们的成功肯定与世界大国和主要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但是，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多样化，再加上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区域组织（东盟），意味着这些经济体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更有能力抵御外部经济冲击。许多东南亚国家很好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包括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不算富裕的国家。

眼下，新冠疫情极大阻碍了国际的人口流动，这会给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新冠疫情导致的普遍封锁中，从移民研究的视角出发，您有哪些新的观察？

苏尼尔·阿姆瑞斯：人口流动像现在这样突然停滞，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可能只有在战争年代才能看到。这次疫情正在并将持续对东南亚造成严重影响。这种影响源于移民在东南亚经济、社会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新冠疫情不仅波及移民输出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接受国（如新加坡），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我们在印度可以看到这种剧烈的改变，全面隔离的命令下得非常突然，数百万流动工人哪怕千难万险，也要打道回乡。

从移民研究的视角看，我认为这场疫情赫然暴露出移民工人所处的弱势地位。面对疫情带来的流动限制，大量移民工人缺乏生存的途径与资源，并且他们的利益很少在关于疫情的探讨中被提及。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我们很不幸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一些本地人把疫情的传播怪罪到移民工人头上。然而在现实中，新冠疫情的流行病学（研究）比这种简单思维所呈现的要复杂得多。

移民塑造了东南亚的历史。如今，少数民族是否仍受身份危机和政治歧视之困？近20年来，东南亚地区做过哪些旨在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努力？

苏尼尔·阿姆瑞斯：毫无疑问，东南亚的主要少数民族（其中华人和印度裔是规模最大的群体）仍在遭受歧视和排斥。然而，这种歧视的程度因国家而异。极端的（情况）是，印尼华人（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和印裔缅甸人（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曾遭受严重暴力事件。马来西亚的情况有些不同：当然有紧张局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族裔已被纳入国家政治制度，尽管不是作为平等伙伴。还有新加坡，其将多元文化和尊重差异作为官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注意到，在过去20年里的一个变化是，东南亚的少数族裔社区对自己的文化根源有了更大的兴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群博物馆、遗产保护项目和公共历史项目，由该地区的华人和印度社区主导。其中一些努力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认可，例如马六甲市和槟城乔治市，就因其多民族特点，于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不确定“身份危机”是否真的是描述当前形势的最佳方式。我看到，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一种更复杂的身份概念正在出现——将自己作为印度人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泰国、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找到归宿。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可以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是强调过去身份的复杂性，特别是强调跨文化和宗教界限的长期交流和互动的历史。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看到的文化紧张关系并非不可避免，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9期。）

　　《横渡孟加拉湾》读后感(七)：曹寅评《横渡孟加拉湾》︱在孟加拉湾埋葬区域研究

　　

2019年11月，我请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来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有关南亚环境史的讲座。在之后的晚宴上，我和他开玩笑说，你的那本《横渡孟加拉湾》（以下简称《横渡》）在欧美和中国一定会卖得很好，因为书中的内容对于上述地区的读者来说会非常新奇。但是该书的销量在孟加拉湾地区就不好说了。书里描绘的多元文化世界可能就是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罢了。 对孟加拉湾日常生活中的多元文化，我深有感触。2015年的时候，我住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住所楼下有一座“新加坡缅甸玉佛寺”——新加坡唯一的缅甸佛寺。寺中的大佛坐像由二十世纪初在新加坡工作的缅甸人集资，在缅甸曼德勒采石制作，并通过陆路和海路于1921年运至新加坡。而在缅甸玉佛寺旁边的，恰好是一座南洋风格的别墅，由南洋华商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取名为晚晴园。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张永福将晚晴园借给孙中山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孙中山将晚晴园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所在地，在此多次组织革命活动。

新加坡缅甸玉佛寺，作者2016年摄

新加坡晚晴园，作者2016年摄

某天傍晚，我散步到缅甸玉佛寺，里面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扫地，于是我就跟他攀谈了起来。这位工作人员是缅甸人，已经在新加坡的餐馆行业工作了十年，时常来佛庙当义工。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锡克人的。原本我以为面前这位缅甸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毕竟以我在中国的经验，确实没有太多人知道锡克人），然而他却以很平常的语气回答道：“哦，我家乡那边曾经也有不少锡克人，还有锡克庙，不过他们现在都走了。”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眼神，我赶紧追问他的家乡在缅甸哪里。他说在缅甸南部一个叫做毛淡棉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在那里做过警察，并写下了小说《射象》；鲁德亚德·吉卜林则在毛淡棉的杰昙兰佛塔（Kyaik Than-lan Pagoda）写出了诗篇《曼德勒》。 2016年，我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从仰光来到毛淡棉。在一座监狱对面找到了那座已经废弃许久的锡克庙。尽管没有发现什么锡克移民，但当地却有着规模不小的华人（主要是福建裔和广东裔）、印度裔，以及南亚穆斯林族群。华人会馆、印度庙，以及清真寺点缀在遍布全城的上座部佛教寺庙中间，似乎不用更多文字说明便能感受到一百多年前这里发生的横渡孟加拉湾的盛景。

缅甸毛淡棉锡克庙，作者2016年摄

几年之后，我搬家到了新加坡中北部的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刚搬过来我就发现路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印度庙。这座叫做穆如干山神庙（Murugan Hill Temple，穆如干是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室健陀的别名）的印度教神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个叫做尚穆根（Shanmugam）的南印度劳工为崇拜湿婆神倡导建立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搬迁和扩建，如今的穆如干山神庙已经是新加坡最为重要的南印度神庙之一。在与神庙义工的交谈中，我发现该神庙的创立者尚穆根的身份很模糊。没有人知道这位尚穆根的全名，也没有他的生平信息，大家只是隐约知道他的老家在南印度泰米尔纳德的特兰奎巴（Tranquebar）。

新加坡穆如干山神庙，作者2020年摄

穆如干山神庙的创立者来自泰米尔纳德这一点并不让我惊讶，因为穆如干神崇拜本来就在泰米尔纳德地区非常流行，不过特兰奎巴这个地方却十分有趣。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区专门用来展览丹麦以往殖民过的地区的风土人情，其中涉及丹麦在亚洲仅有的两块殖民地：特兰奎巴和塞兰坡（Serampore，在印度西孟加拉，靠近加尔各答）。丹麦东印度公司于1616年在哥本哈根建立，致力于打通北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1620年，该公司的船队抵达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随即与坦贾武尔王国（Tanjore Kingdom）签订协议，获得了特兰奎巴一块土地的拥有权。丹麦人随即开始在此处建设贸易仓库和堡垒。

丹麦国家博物馆特兰奎巴展厅，作者2019年摄

特兰奎巴的堡垒是目前印度保存的最为完好的星型要塞之一，其特征是帷幕墙向外凸出，呈角形结构体，以此形成众多相互掩护、无射击死角的防御体系。作为近代早期西欧军事革命的产物，星型要塞的建筑技术随着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扩张而传播至孟加拉湾各地。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和马来亚的马六甲（Malacca）都建有星型要塞。十七世纪中叶，荷兰人摧毁了葡萄牙在加勒和马六甲的据点，并在两地又建筑了自己的星型要塞。在孟加拉湾，星型要塞既是技术流动的产物，又在各个交通要道阻碍着流动。

印度特兰奎巴星型要塞，作者2019年摄

斯里兰卡加勒要塞，作者2015年摄

马来西亚马六甲炮台，作者2015年摄

在穆如干山神庙的隔壁是武吉班让客属工会大厦，由居住在武吉班让附近的客家移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组织成立。某天我路过大厦，看到一个老人坐在门口，便上去询问这个客属大厦与隔壁的印度庙是否有着联系，毕竟这条路上似乎只有这两座建筑。老人摆摆手说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凑巧罢了。顿了一会儿之后，老人又若有所思地说：“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隔壁也是这种样子的印度庙。”原来老人姓张，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州，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麻坡（Muar）。他的父亲原先从梅州来到苏门答腊岛棉兰（Medan）的一个烟草种植园做工，但由于经济危机——可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种植园无法支付薪水，他的父亲就逃去了麻坡，并在当地的一个棕榈种植园谋生，由此结识了他母亲。老人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住在麻坡梅里亚姆大道上（Jalan Meriam），他家旁边就是一座南印度风格的印度教神庙，与穆如干山神庙相似，都被用来崇拜湿婆。

新加坡武吉班让客属公会大厦（旁边可见穆如干山神庙），作者2020年摄

印尼棉兰烟草工厂（棉兰张耀轩故居博物馆收藏），作者2018年摄

马来西亚麻坡梅里亚姆大道印度庙，作者2015年摄

无论是缅甸玉佛寺、锡克庙、星型要塞，还是穆如干山神庙、麻坡的种植园，这些横渡孟加拉湾的元素就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一样，俯拾皆是。然而，就是这种被居住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居民视作常态的跨区域多元文化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学术界所忽略。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学术界对东南亚和南亚的研究大多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框架开展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研究是“泰国农业发展史”“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孟加拉国的妇女权益”“印度的水资源危机”等等。即使一些学者认识到民族国家框架的不足，并开始尝试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将民族国家整合进他们所在的区域中综合考察，但诸如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东亚研究的划分实际上又人为地制造了新的区隔。孟加拉湾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在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老死不相往来中被学术界人为地切断了。 冷战结束之后，区域研究得到的资金支持日渐萎缩，而全球化的加速则带动了全球研究的兴起，跨区域研究方法的呼声甚至在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内部也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大的趋势和背景下，《横渡》一书脱颖而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了全球研究背后暗含的精英话语以及跨国流动之下隐藏的资本逻辑。因此，这本书不是在为“网络”“联系”“流动”等时髦的概念欢呼，而是在时刻警示读者们，精英话语包装下的资本逻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如何巨大的消极影响。 《横渡》一书由八个章节构成，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每个章节覆盖一个时间段，由远及近的讲述孟加拉湾本身自然环境、横渡者，以及横渡者所承载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于本书包罗万象，但又缺乏一个连续性的主题或者故事线，因此初读起来更像是一部有关孟加拉湾的百科全书和学术文献综述。但如果细细品味，其实全书的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各有主题的部分：近现代早期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动与物质文化交流（第一章、第二章）；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兴起与统治（第三章、第四章）；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孟加拉湾各地区民族身份政治的发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二十一世纪孟加拉湾所遭遇的气候变化危机（第八章）。 该书的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作者认为西方在孟加拉湾取得绝对统治地位要迟至十九世纪——孟加拉湾的自然地理、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对孟加拉湾自然地理环境的知识积累（阿姆瑞斯认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下的孟加拉湾地理并不是由西方人从无到有发明出来的，而是建构在早期孟加拉湾土著的经验知识之上）；伊斯兰教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传播；葡萄牙人在该地区的扩张；欧洲贸易公司（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以及该时期孟加拉湾的主要商品，包括香料，布料，稻米，劳动力等。这些内容本身其实并非什么方法上的创新或内容上的发现，早前不少学者已经就各个具体问题做了充分的研究。阿姆瑞斯的重要贡献则在于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并将其与自己人类学田野观察与档案研究所获得的鲜活的个体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总体而言，在第一部分阿姆瑞斯主要借鉴了乔杜里（K. N. Chaudhuri）、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m）以及利伯曼（Victor Liberman）等学者的研究。乔杜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的启发，写成了《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此书后来被公认为早期近代印度洋研究的权威作品。乔杜里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公元八世纪至十八世纪印度洋各区域间不同的贸易网络。这些区域网络在不同时期存在着重叠、竞争、互补的关系，在伊斯兰教的粘合作用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印度洋贸易体系。 布罗代尔的区域研究方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史学者。在乔杜里开始其印度洋贸易研究的几乎同一时期，瑞德亦开始了其两卷本《东南亚的贸易时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一书的写作，该书由两卷构成，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出版。瑞德强调近代早期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是当时全球贸易网络重要的一环，扮演着联结东亚、南亚、地中海世界的枢纽作用。地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多元港口城市的发展以及普世性宗教的传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东南亚在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内部高度融合的整合性区域了。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史方法的兴起，区域研究的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着眼区域内部的联系和比较。1997年，苏布拉曼扬在Modern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在文中，苏布拉曼扬强调早期近代欧亚大陆之间的各个区域——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西欧等，不仅仅是在内部高度整合，区域之间亦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通过强调这种跨区域联系，苏布拉曼扬进一步批判了将欧亚大陆各个区域视为互不相关的实体，并进行比较研究。利伯曼是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其代表作Strange Parallels两卷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苏布拉曼扬在文中也提及孟加拉湾对研究早期近现代跨区域联系的重要性，而《横渡》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布拉曼扬所提出的方法和视角的继承和发展。将孟加拉湾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进行研究的实验可以追溯到1994年法国和印度学者在新德里召开了一场名为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Asian Maritime Trade and Cultural Network, 1500-1800的研讨会，会议论文之后由普拉卡什（Om Prakash）和伦巴德（Denis Lombard）编成论文集《孟加拉湾的商业与文化》（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于1999年出版。这次会议打破区域研究自身的排他性和藩篱，将跨区域的孟加拉湾作为人口、商品、思想的接触场域进行考察——此处阿姆瑞斯亦借鉴了维根（Karen Wigen）对西方界定的现代地理概念的反思和批判。 该书的第二部分讲述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沿岸地区的扩张以及当地人的反应。十九世纪上半叶，锡兰与英属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的发展表明当时的西方殖民势力不再满足于贸易活动，而是试图将领土殖民与贸易相结合，首先开发殖民地内陆自然资源（譬如锡兰中部山区的种植园），再通过该地区的自由港（譬如新加坡）将原材料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由于内陆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富含自然资源的地区（主要是锡兰与马来亚）却又人口稀少，孟加拉湾区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之被触发。这种人口流动又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进一步被放大。一方面，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铁路和蒸汽船使得跨孟加拉湾流动变得更为迅速和廉价；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以及更多的开发原材料的劳动力。阿姆瑞斯进一步从上下两个视角探讨了十九世纪横渡孟加拉湾的南亚移民的经历。对殖民地政府来说，移民一方面是开发自然资源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因此需要管制和规训。对移民者来说，他们的流动更多的是在资本和环境的重压下别无选择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中给予阿姆瑞斯启发的可能并不是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而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有关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度契约劳工和中印鸦片贸易的历史小说“朱鹭号三部曲”。在该系列小说中，高希刻画了印度契约劳工、美国黑人水手、帕西商人、中印混血儿等诸多底层角色，并将他们个人的命运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印度洋人口、商品、知识流动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阿姆瑞斯将印度“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与麦基文（Adam McKeown）的全球移民研究（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的理论融合在了底层叙事之中，尝试探索在十九世纪跨越孟加拉湾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鲍斯（Sugata Bose，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和梅卡尔夫（Thomas Metcalf，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有关印度精英与平民如何参与塑造了英帝国的研究也对阿姆瑞斯产生了影响，使其在该部分特别分析了跨越孟加拉湾的移民对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构建。 第三部分的内容集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移民逐渐定居在锡兰、缅甸、马来亚等地，殖民地当局建立了一套种族划分和身份识别机制以便更好地管治。身份差异的观念由此在移民以及本地人中被逐渐固化。现代印刷业的本土化加速了孟加拉湾沿岸各地区不同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加深了本土排外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孟加拉湾主要移民目的地的民族主义所针对的对象并非仅仅是西方殖民者，而更多时候则是外来移民。另一方面，分布在孟加拉湾的印度和华人移民也受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组织起相应的政治运动，对殖民秩序构成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重塑了孟加拉湾的政治版图。随着民族国家取代殖民帝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实体，界限分明的国境，主权，和公民身份赋予了移民和移民者新的含义。 这一部分以马来亚和缅甸为讨论中心，讲述了孟加拉湾地区身份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在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关本土语言媒体的出现与民族主义形成的研究基础上（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1991），阿姆瑞斯更多地利用了罗夫（William Roff）、米尔纳（Anthony Milner）、阿达斯（Michael Adas）等人对马来亚和缅甸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罗夫于1967年出版的《马来民族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被认为是近现代马来亚史的权威作品。在书中罗夫认为普通马来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源于对本土贵族王公、外来移民、殖民者三重压力的不满。在缺乏本土中产阶级的情况下，马来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中下层马来语教师带动的。米尔纳通过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来语文献的话语分析发现，“民族主义”概念并不足以解释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社会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实际上，这些政治运动参与者（包括保皇派，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者，马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非过度简化的“民族主义”，塑造了殖民及后殖民时期马来亚的政治生态（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至于缅甸的民族主义，阿达斯认为在英国殖民者的默许下，印度资本和劳动力涌入下缅甸地区，使得当地农民地位被日渐边缘化，由此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是缅甸境内的印度裔移民，而非英国殖民者（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 在全书的第四部分，阿姆瑞斯重点讨论了二十一世纪孟加拉湾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资本的力量促使人类对孟加拉湾沿岸自然资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开发，因而导致了水质污染、海岸线移动、滩涂沼泽和植被的消失、河口三角洲的下沉等等环境问题。而那些被开采的自然资源本身在被人类消耗之后又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孟加拉湾环境的改变，如季风规律的变化，热带气旋的增多，海水温度上升等等。阿姆瑞斯认为气候变化将会迫使很多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气候移民”。而这些移民势必又会带来新一轮的横渡孟加拉湾的故事。

由于海水倒灌而逐渐消失的红树林，南印度古达罗尔（Cuddalore），作者2020年摄

孟加拉国吉大港斯塔肯度（Sitakundu）拆船基地，作者2018年摄

热带气旋来临前的仰光河，作者2017年摄

夏威夷大学的伯茨（Ned Bertz）在评论鲍斯的A Hundred Horizons一书时说：“除了甘地、鲍斯、泰戈尔这类名人外，此书并没有给读者提供太多故事使其了解普通人在印度洋上的旅行和经历。作者也没有将印度洋上的旅行者们自己的声音体现出来，而仅仅代之以学者式的分析。”从这个批评的角度来看，《横渡》修正了以往印度洋研究过于精英化以及偏向殖民者叙事的风格。阿姆瑞斯将多国官方档案——该书至少运用了五个国家的十三个档案馆的材料——与口述史以及私人文献相结合，成功还原了生活在孟加拉湾区域的普通人的移民往事。至于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普通人，用阿姆瑞斯自己的话来说：“数以百万计横渡孟加拉的男男女女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选择受到自然，资本力量，殖民时期契约法和帝国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以及武力的制约。在这些限制下，这些小角色在现代亚洲历史舞台上的每个小决定，都以他们看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