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史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明清社会史论》是一本由何炳棣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0元，页数：4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社会史论》精选点评：

　　●呃，王荣祖先生推荐的书

　　●大自信，大题目，大手笔。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9/11/20/%e6%98%8e%e6%b8%85%e7%a4%be%e4%bc%9a%e5%8f%b2%e8%ae%ba/

　　●196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文初版，2011年徐泓先生译出繁体版，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本。何炳隶先生提问的起点是“将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化，把它作为社会官僚流动的主要途径，公私学校的大量存在，这在产业革命与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建立前的世界各主要社会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方法深度融合，读起来非常舒服。尽管50年代何先生在写作本书时看到的史料相对有限，也不存在数字化后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可能，但他对明清社会流动率的考察在当下依旧保持着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对我启发比较大的两点：1、第四章《向下流动》第六节《家庭制度》中，“导致家庭财产耗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度。”2、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不安与革命特征，如果推论它与平民普遍挫折感相关，似乎是中肯的。

　　●非常完备的明清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流动分析。这不仅仅关乎《红楼梦》《儒林外史》里的那些事，更可用以关照当下。仍被儒家意识形态笼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一直在焦虑地发问“清北双博士的孩子为啥考不上211？” 都可以来读读这本书。学习-考试-成为知识精英-提升社会地位的流动链条中，没有任何制度可以保证知识精英家庭的后代向下流动，而大概率上必定会向下流动。还有许多有趣又颠覆认知结论：比如多子多福大概率会搞垮家大业大，因为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再比如朝廷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底层向上攀升的需求，生员名额放水，但进士名额严控，可现在本科文凭烂大街，而985/常青藤名额只减不增如出一辙。

　　●基本反论的综述对我有点价值，其他的好像对于我来说都平平无奇

　　●书名取作社会史论似乎稍大，主要讲的是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阶层流动。本书的着力点在“证”而不是“论”，通过大量史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明明清时期中国总的社会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包括向上和向下流动，这套社会制度能够给予平民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机会。只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停滞和人口的爆发，社会总体水平是向下的，这不是个人努力可以解决的。

　　●厚积厚发。

　　●中国梦

　　●前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大数据研究，问题犀利、方法扎实、文笔自信，是将社科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的大作品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一)：明清士子考场沉浮录

　　

数据是说明信息的精要形式，而整理信息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探究复杂问题的内在特质。这里作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是“明清士子如何考场沉浮”（因为作者把考取功名当作进入统治阶级-也就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准，探究大家族在七八代及以上的时间里家族中每一代考取功名的总人数趋势也是基于此）因此标题相对于内容其实是取大了的。

而对于作者可能想探究的“元问题”（我相信这也有助于分析解释当代中国之焦虑不安），比如为何明清以降对个人才能/价值的社会评判标准变得如此单一，为何明明有如此多的制度和习俗注定家族的财富难以长久（分家/激烈的科举竞争etc），人口增加在缺乏技术突破的前提下也只会造成平均生活质量下降，为何人们还是执着于多子多福。乃至皇权何以攫取了社会控制力得以全方位施加影响力，而这影响力-至少是一种统治的习惯-今日尤存。对于这些“隐学”？作者在这给出的答案不令人满意。抛开可作为研究者参考的整理好的数据，作者对现象的解释并无太多新意，信息密度也不够（记住数据只是说明信息的一种形式而已）。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二)：好书但题目好像有点大了

　　

一

社会是否存在等级？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已有共识。无论是儒是法，抑或具有平民色彩的墨子、道家鼻祖的老庄，都认可社会有等级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是公然成为后世朝野两界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愤慨之言中就包含着社会阶层流动的内核。士、农、工、商不仅把人分为四类，而是明确地分为四等。士居于首，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心者”，农是国家的根本，工不甚发达，商人阶层的经济状况未必很差但社会地位却排在最后，盖因其并不创造价值，在重农思想厚重的中国古代，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些都是柯炳棣先生在此书开头告诉我们的。

二

社会等级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在一代之间有无可能改变身份？代际之间身份是否可以传承？这是此书的重点内容，着重于明清两代回答这个问题。

前三章作者集中论证：第一，社会等级是流动的，在士与其他等级之间存在着改变身份的通道。第二，既有可能从下向上流动，也有可能从上向下流动。向上流动的通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科举考试，还有一个是纳捐买官，前者渊源甚早，后者则是从明中期才肇始的一种方式并延续到清代。为什么会有向下流动？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对袭荫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无条件地继承父辈的官僚士子地位，如果后辈不能用功读书而是一味地纨绔，家道中落就不是小概率事件；另一个原因与传统社会规则有关，分家要析产，即使原本堪称富家但几个兄弟一分就变成了中等，于是没有财力纳捐，甚至不能支撑长期读书所必须的花销。

三

追究发生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以及延申效应，可以讲很多故事。

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科举制度以及背后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本身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不能光盯着处于顶端的状元和及甲进士，那是很少的一小群，下面还有大量初级、中级功名，比如各色生员，同样可以取得官家身份。反过来，为了达于科举金字塔的顶端，必须构筑起庞大的基础，所以围绕读书形成了教育体系。一方面是针对已有初级功名者，帮助他继续进阶，这些事主要由官学来做；同时还有基础教育，社学、私立书院则承担了这些功能。所以，教育也是一个有等级分工的体系。

围绕科举制度，还有其他匹配性因素。比如，读书成就功名，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家族、地方共同的事情，所以，围绕应试有各种社区援助机制，有宗族制度的保障支持。因为读书和应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印书业，尤其是应试材料的刊印，相当于出现了“产业链”效应。朝廷会对各个地区分配进士名额，由此引发区域间的公平问题以及考生质量的可比性，同时导致出现了跨藉考试现象，也就是现在做说的考试移民。

最后，从宏观看还有一些因素不可小觑，一个是战争与灾祸，一个是人口的增长以及背后的经济繁荣程度。明清更替、太平天国，都是出现社会大变革的重要时期。自宋以来经济与人口逐步南迁，是决定明清时期江浙等省一直居于全国科举前列的基本背景。清朝前期对台关系和海禁，导致对外贸易中心从福建转移到广州，福建原本在科场上的优异表现因此受到直接影响。

四

此书甚好。家里的历史专业人士说，何炳棣一辈子研究做了三件事：一个是搞清楚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一个是搞清楚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还有一个就是搞清楚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效率怎么样（就是本书），三件大事哪个都可以吹一辈子。

但是，此书内容与书名似乎有些不匹配。说是《明清社会史论》，但实际上核心就是科举考试。尽管社会分层是士农工商，但焦点对象就是与科举有关的“士”，所涉社会流动也仅限于士这个阶层的进与出，所以我说应该改名《科举制度与明清社会史论》更加合适。家里的专业人士提醒我，此书英文题名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此前曾经有人私下译为《成功者的梯子》或者《晋身之阶》，但作者自己这样命名，名气大脾气也大，他人无从置喙。

此书可读性很强，语言简练、典雅但不晦涩，也不装腔作势。我觉得其中功劳除了作者本人之外，一小半应归功于中文译者徐泓，台湾学者。此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繁体字版是2013年出版，大陆简体版则更晚，2019年。我看的这一本是繁体字版，尽管是数十年前的作品，读起来却非常享受，一点儿没有时代隔膜。

还有，此书对史料有很多讨论，从各路史料中扒出来的东西，形成了很多数字。这对于我这个做政府统计数字的人来说，可谓多了一些吸引力。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三)：明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明清社会史论》再认识

　　期末结束了~把作业贴在这里吧

　　一、《明清社会史论》中的社会流动

　　《明清社会史论》是何炳棣教授的名作。在儒家的意识形态下，能力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准绳：“儒家相信社会公平的真实形式是教育平等……一个各阶级间权利义务与功能不平等的社会，终究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9页]]这种理想在明清时期体现最为明显——参加科举、公平考试是向上流动的唯一正当的途径，这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依靠财富捐纳官职的人被视为“非正途出身”。何老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是近代西方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Mobility,1369-1911,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X,”Preface to the Second Printing”,转引自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译者序第21页 ]]

　　二、由明代的“配户当差制”所想到的

　　上文是笔者读毕全书后一些感想。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对明清尤其明代的社会流动的认识并不能仅限于此。

　　近日笔者读到王毓铨的论文《明朝的配户当差制》[[[] 原文读自《中国古代史读本（下）》（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陈苏镇、张帆主编：《中国古代史读本（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75-901页）]]。明代创立了一系列专门户籍役使人民，王先生称之为配户当差制。明朝的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大明律·户律》前两条即为“脱漏人口”和“人户以籍为定”：

“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纂诂：故将自口一户全不附籍，并将他全户蔽在户，不另行报册，及与他人相冒合户籍，均为脱户”。[[[] 刘惟谦等撰：《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四《户役》修订法律馆藏，光绪三十四年重刊，第1-2页]]脱户者少则杖八十，多者一百。

　　王毓铨先生根据已有资料列举了明朝所存在过的八十几种户役，例如民户、军户，甚至官户。明代户籍不能改变且世代相承。它以户为单位，“以户出丁”、“以户供丁”。[[[] 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古代史读本（下）》，第898-899页]]

　　由配户当差制来看，明代的户籍不是地域的标识，而是职业的标识。由于不能随意改籍，因此这将限制社会的横向流动，一个人会因为先天职业的限制而难以利用资源进行向上流动。明代的社会流动似乎被严格限制了。然而，《史论》却通过统计数字和实例，说明了科举制造就了明清社会的强流动性：第一，数据统计显示，明代科举阶层的流动性甚至还要高于废除配户当差制的清代；第二，在户役制度刚刚制定、并且执行最严格的洪武年间，根据《史论》数据，这个时期进士的社会成分大部分来自寒微人士，呈现出最高的社会向上流动率。

　　王毓铨对配户当差制的论述，给我造成的对明代社会的感受和《史论》似乎是矛盾的。

　　三、户籍、身份与社会流动

　　《明儒学案》条载：

“周蕙字廷芳，号小泉，山丹卫人，徙居秦州……为兰州戍卒，闻段容思讲学，时往听之……容思曰：‘非圣弗学。’先生曰：‘惟圣斯学。’於是笃信力行，以程、朱自任……恭顺侯吴瑾总兵於陕，聘为子师，先生固辞。或问故，先生曰：‘总兵役某，则某军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则某师也，召之岂敢往哉？’瑾遂亲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纳贽焉。”[[[] ［清］黄宗羲 著，沉芝盈 点校：《明儒学案•卷七　河东学案上•布衣周小泉先生蕙》，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2版，第132页]]

　　周蕙的户籍是军籍，他的职业就是军人。但他的身份也是当地名儒。吴瑾去请他当私人教师时，他的话十分耐人寻味：作为役卒（军籍）他必须去；但是他作为教师（身份）前去，教比自己地位高的吴瑾之子，他又不敢前往。最后的结果是吴瑾亲自送儿子上门学习。

　　由此可见，严格的户籍制度依然需要遵守。但同时他的身份也与其共存，不能被忽视，并且文化身份可以享有更多的尊敬。明代社会的职业限制确实是长久存在的，终明一世，各种各样的户籍并没有被正式取消。户籍的规定确实方便了明廷征派徭役，但是它不能彻底起到严格的社会活动限制的作用，例如根据统计资料[[[]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83页表4]]，明代进士中军籍占了很大一部分。户籍是固定的，身份是多元的，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于制度的先定，也需要自身的努力。王毓铨对明代社会限制的批判似乎是有失偏颇的。正如上文条载说明的那样，我们当然要承认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现实中社会身份的流动性。

　　在科举制的导向作用下，明清社会流动速率均超过了一般人对于明清社会的想象。《史论》严谨、踏实、全面、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本书在史界影响深远的缘由。

　　四、高流动性的局限

　　虽然我们不能忽视明清社会的流动性，但综合《史论》和《配户当差制》来看，明清社会的高流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科举几乎可以被认为是明清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因此具有极高的竞争性。每个人几乎都必须参加科举这种充分体现个人实力的考试，才能取得向上流动的权利。这既是成功也是失败：科举制所能提供的机会是十分稀少的，很多一般的生员、监生终其一生都没有功名。本书在最后的附录中有多种举例，例如72岁过世还只是廪生的张俸；虽经商但科举之愿不灭的孙义卿。[[[]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44-346页]]

　　笔者自己做一个很不成熟的分析：明代的举人名额分“定额”和“不拘额数”。其中明代前期大部分为“不拘额数”录取，宣德、正统以后才逐渐转变为定额录取。举人定额在不断增长，其中增长的最高峰是在景泰四年（“南北直隶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广、山东、各增三十名。广东、四川、陜西、山西、广西、各增二十五名。云南、增十名。”）以景泰四年“复定取士额”为准，则当年所定全国举人录取总名额为1145名，此后举人名额增长缓慢。截止万历元年，笔者计算出全国举人每科定额共1195名，每年平均398.3名。[[[] 以上数据查阅于：申时行等撰：《大明会典》卷77，第86-88页]]而明代进士名额每科平均数在三百人上下浮动。[[[] 本条数据来源自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241页，表22]]

　　相对于明代庞大的人口数，再考虑到科举考试对年龄没有要求，那么能够成功的举子占比极为稀有。因此，能够坚持到获取高功名的人确实是万里挑一的，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和那些都没有能力去读书的人，逐渐被历史遗忘。正如《史论》所言，张俸和孙义卿的不幸遭遇，幸借得王世贞写的传，才被记录下来为后人所见。大部分科举失败者是默默无闻、鲜有记录的。[[[]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44-346页]]

　　有关那些不能留下文字记录的普通人的生活，笔者认为，从王毓铨先生关于配户当差制的论述可以窥见一斑。在实行普遍的配户当差制度之下，如果不能通过科举考试，那么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大概仍以户籍职业为中心来开展。明代规定，军籍和匠籍不允许“分产析户”，以防止借分户以规避本役。并且，“在官服役者不止当役丁男本人供役，他的家族也必须备办那些使他服役成为可能的条件……犹如陕西巡抚马文升所说的，本省羊绒织户‘未免拘令妇女在官撚线、男子在官上工’的情况。”[[[] 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古代史读本（下）》，第897-898页]]对于明代实力较差的家庭来说，需要全家参与才能完成户役。而那些有一定实力的家庭，才会采取家族内分工政策，例如歙县的曹氏家族。曹氏家族的每代人选择一个有天分的孩子精心培养，其他孩子跟随父亲经商。曹氏家族三代皆出高官。[[[]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65-366页]]分工政策固然可以节省成本，但是很难说分工后所需成本就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负担的。

　　笔者认为，科举的局限在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科举的机会太少，上升通道狭窄，途径单一。在科举制所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中，最底层的、最广泛的是依然被户籍制度所束缚的平民。进士的来源是广泛的，科举制对于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但还不够普遍。

　　何教授说：“（科举制）造成人力与才智大规模的浪费，是任何其他社会所没有的。”一些举子的名册记载了其祖宗的应试状况——失败十多次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读来十分让人悲伤。“明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环境很难促成科学与技术发明。”[[[]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27页]]科举制造就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活力，但也消耗了社会向前进步的动力——考科举机会渺茫，但也必须要试一试，否则很可能会被户役所束缚，这大概是明代举子的心理写照吧。

　　良性的社会流动应该是多元的流动途径，户籍制度不应该成为限制社会流动的阻碍。这是现代的价值观念，我们不必苛求古人。但我们站在今天重新审视科举制与古代的社会阶层流动时，可能还需要多方面的思考。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四)：【转】徐泓：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会史论》

　　何炳棣教授于2012年6月7日清晨7点11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寿95岁，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后来转治中国史，他的研究领域广，包括扬州盐商、明清至民国的人口、明清会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北魏洛阳城、明代土地数据、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史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汉学”（Sinology），因为“汉学”是西方人“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及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产物，他们卑视汉学，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要与西方史家进行对话。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1965年荣获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并于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亚裔会长。

　　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他在《东方的摇篮：公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以文献、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强力主张这种学说而撰写《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称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为之折服。

　　何先生为人率真，不假颜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从何先生的讣闻中知道他要归葬老家金华。1979年底，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面对满场洋人学者，亲见何先生独排众议，大声指斥研究中国的洋人学者的反华情结。其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何先生决不示弱。

　　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发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就职演讲：“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针对何先生1967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对清王朝“汉化”问题的论断。他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两年后，何先生像大炮一样地强力反击，发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

　　首先，何先生说他的论文是宏观的，论题是多面性的，罗友枝却单挑汉化这个单一主题来讨论，模糊文章的真实意义。更甚者是罗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论点，何先生说：他的基本观点，明明是满族创造了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罗氏无视于此，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他无视于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就在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和制度。罗友枝又主张：辽、金、元、西夏政权统治汉人与汉地，都只任用汉族官员，他们都拒绝汉化。其实，这四个政权最终都采用汉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汉族五德终始的正统论合理化其政权。征服王朝要巩固其统治，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共识，而罗友枝却全然视而不见。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九千年以来，汉文化和汉化发展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且讨论非汉族政权如何采用汉化政策，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中国。这真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大文。

　　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是何炳棣教授治史的特色。他治明清社会史即运用社会学理论，专攻这一长久以来为社会科学家重视的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研究课题。何先生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根据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统计，分析向上与向下社会流动；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均远远超越前人，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何先生在书中不但处理向上社会流动，而且也讨论向下社会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通道的存在。何先生认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先生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

　　近年来，何先生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较著名的有美国的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韩明士（Robert P. Hymes）、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中国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贝的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员传记资料，发现宋朝政府被几个或几十个大家族所垄断，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大。韩明士在1986年发表《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则认为研究科举所促成之社会流动，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据，应该扩大“精英”定义的范围，将寺庙捐献者与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者及其亲戚族人、学生等均列为分析的对象，于是大大缩减平民范围，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功率大为低估；他进而怀疑科举制对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血液循环”有促进作用。稍后，艾尔曼发表《科举制下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与《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他也认为何先生估计出身平民进士之比例过高，过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对向上流动力的作用，进而论定：“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而已。”沈登苗则于2006年发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并指出“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种（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明代前期题名碑录，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结论。

韩明士《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对于韩、艾二氏的批评，何先生并未撰专文反驳，仅于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简单回应称：自己的统计“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式者的祖上三代履历，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而艾氏所用的资料却“没有最能反映社会血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而且根据艾氏的统计，明清出身平民的举人，占总数的54.27%，出身平民的进士，占总数的61.78%，反而坐实了何先生的结论。至于韩氏的评论，何先生则认为是对“精英”的定义混乱而误导的。

　　现存的进士登科资料（包含登科录、会试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未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达59科，共140种，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数是何炳棣教授使用过的将近三倍，而且分布均匀，明代每一皇帝统治时期都有，大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举人的社会流动。泓于是执行“国科会”赞助《明代向上社会流动新探》研究计划（NSC101—2410—H031—038），运用现存的进士登科史料，撷取57科15528件有效样本，重作统计分析。发现从明代初期到后期，平民家庭出身各科次进士占进士总人数的比率，平均从75%跌至45%，而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人数的比例，反而从24%提高到53%；平民家庭出身与官员家庭出身比例的变动，约略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出现黄金交叉，尤其是广义的官僚群体比率大幅上升，又似乎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脉络相暗合。坐实了何炳棣教授所言“意指寒微人士要爬升社会─官僚体系的阶梯，其困难与挫折越来越大”的论点。

　　这个重新估算明代社会的向上流动率的研究，进一步修正了何炳棣先生利用22科6332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果。何先生的结论是：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也约略50%。而泓用57科15528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6%，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是44%；这就更加确认何炳棣教授的论点：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占了整体官员的一半以上，也证实万历年间礼部的报告：“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是有根据的。因此，明朝“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及“科举为寒门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门’的阶梯”的传统说法，仍为现今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社会流动，根据的样本数量极多，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巨著，影响中国社会史与明清史及东亚史研究甚巨。如许师倬云教授《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毛汉光教授《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吴金成教授《中国科举制政治．社会的机能——宋·明·清时代社会阶层移动中心》（《科擧》，：一潮阁，1981）、吴建华教授《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及研究韩国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崔永浩（Yong-ho Choe）教授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 1392—1600（《朝鲜李朝初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均以此书为典范。近年来，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也用何先生的方法处理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的学生资料，统计分析学生的家庭背景，讨论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无声革命”。台湾大学骆明庆教授也统计分析台大学生资料，讨论近年来台大学生构成的社会成分变迁所反映的台湾社会流动之性别、省籍和城乡差异。

　　近年来，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史料陆续公开，已较50年前何先生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为多：明代乡试录313种、会试录54种、进士登科录54种、进士同年序齿录15种及进士履历便览17种。整理编印的工作，也不断展开。伴随着《明代登科录汇编》、《清代朱卷集成》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等明清科举史料的整理印行，科举的研究，再度兴盛，而有“科举学”的出现。于志嘉就利用《万历三十八年（1600）庚戌科序齿录》，分析77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社会身份的变迁。而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更是在方法上、资料的运用上，都很明显地看出沿袭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的痕迹。2003年，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即用统计分析法，处理《清代朱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资料，讨论中举者的垂直流动、应试者的水平流动，及科举与士人居住地迁移的关系。2007年，厦门大学郑若玲出版《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将科举与大陆、台湾及东亚地区大学入学考试类比，讨论其与社会的关系；其第四章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也是“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用统计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其分析的样本虽多达8000馀名科举人物，但仍较何教授的近四万名样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特别之处，在何教授分析科举人物的祖上三代家世，郑若玲则延伸到五世，多考察两代祖先，兼及妻系与母系情况，而且还统计分析了功名大小之间的流动。其结论虽部分有异，但主体仍与何教授的论述一致：“科举制是清代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尽管获得功名的举子大多数还是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向上流动渠道。”

　　近年来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趋势，除研究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及横向的水平流动外，又注重区域研究。在相关资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谢沛霖在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的基础上，编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确认全国进士的籍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最早注意这一论题，并在该书特立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论述之。中国地大，地形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差异性极大，是治中国史者当特别放在心上的；否则便会把中央集权体制视为极有效率的，误以为所有制度实施时，是全国一致的。何教授认识这一特性，深入讨论地域的差异。1993年，何教授更发表《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论述东南进士人才辈出的人文环境。同年，王振忠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为《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发表于《历史地理》第11辑。这一章的中译本方便许多中国学者直接阅读何教授的论著，受其启发，而开展对进士地域分布和分区的研究。

　　为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势，而乏人参与政府，尤其唐宋以来，因北方战乱及经济重心南移，导致南北文化水平之巨大差距；因此，明廷确立各乡试省解额，建立会试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订立录取名额，使全国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巩固明朝作为代表全国各地人民的统一帝国。对于科举录取题名，靳润成、檀上宽、李济贤、林丽月、刘海峰、王凯旋研究明代科举的区域配额与南北卷，汪维真研究乡试解额，沈登苗研究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进士的地域流动，曹国庆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与夏维中研究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分析其数量众多的原因。其他地区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学者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外，近年来有关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论著与论点，多与何教授相似，不过在资料的运用上有新进展，如对于现存登科录的调查整理及个别登科录的考证，近年来也颇有进展。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编印《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给学者们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与科举相关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对译注工作，大有助益。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此期间这个研究领域虽有上述的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教授的《明清社会史论》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韩文译本问世，但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实为一大憾事。泓最初读到何教授的巨著，是1965年的夏天，刚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所长刘寿民（崇僁）教授将何教授送给他的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赐赠于泓。于是开始一页一页地读，初读英文写的中国史论著，最头痛的还不是英文，而是中国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与书名等专有名词，如何从英文还原为中文，尤其这些字词，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试着猜，猜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边看边试着翻译，居然译了四章半，后来因为忙着写论文而中断。泓之治明清盐业史，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与博士论文《明代的盐法》，实受何先生大著《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与《明清社会史论》启发，是从中得知什么是盐户、灶户，什么是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明清盐业与盐商在中国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生产与运销的研究。

　　取得学位以后，有幸留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由于教学工作忙碌，也就搁下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的工作。时值70年代前期，正是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高潮，许多留美学人学生不满台湾当局的对日态度软弱，而投身运动；遭当局或吊销护照，或视为拒绝往来户，何教授便是后者。当时当局对外虽软弱，但对岛内却很强硬，台湾在威权统治下，校园气氛甚为严峻，尤其身为学术教育界龙头的台湾大学，更是陷于“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学系事件，两次整肃之后，几乎完全改组。继而传说矛头指向历史系，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为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当然不宜再谈他的著作。直至80年代后期，解除戒严，何教授也恢复每两年回来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的权利。泓乃重拾旧译稿，以完成这一对泓学术生涯有重要关键作用的工作。无奈当时承担学术行政，正负责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与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担后，荣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钱致榕教授与校长吴家玮教授找了去创办人文学部；1993年底回台以后不久，又为袁颂西校长找了去创办暨南国际大学的历史学系与研究所，并担任教务长，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后，代理校长承担校园复建及延聘新校长等善后工作；沉重的学术行政工作，阻挡了大部分研究工作。

　　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转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的教职，教学工作单纯，遂能重拾研究写作工作。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是刘寿民老师创办的，泓拥有的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的业师和系主任刘寿民老师的，后来刘老师赐赠予泓，真是机缘凑巧。于是重拾旧译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业。不久，又蒙何教授约见，鼓励泓继续翻译，并惠允协助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随后又获“国科会”赞助此翻译计划，工作于是再度展开。

　　《明清社会史论》于1962年出版后，何教授又获得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与会试齿录、举人乡试录、贡生同年齿录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见到的4种明代进士登科录等新资料，1967年第二版即据以修订，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数据，并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第二版与1962年初版中本章的内容有所不同。本译文即以1967年第二版为底本。

　　这次翻译时，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注”形式说明。由于这本书出版已50年，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也以“译注”形式说明。由于何教授征引之资料，有许多不见于台湾的图书馆，也一一向何教授请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协助，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不同于其他文字译本，而为较好的译本，也是较理想的中文版本。原书表格数字，除明显计算错误而以【译者按】形式补充说明者，误差值在±0.5以内者，悉依原书编排，不加更动。

　　长达万言的“译者注”是这本书的特色，何先生说：“对我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编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将全书每一注脚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何先生说：“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得到何先生的赞许，应该是比英文原版更为理想的版本。

　　何先生过世之前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自序》上说道：

徐泓的序与杜希德的书评对我早年学术著作价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20馀年来，孜孜不倦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支柱。

　　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在我所有的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类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因此我自退休以来20馀年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此日回想，这本旧著可称我个人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今旧著以“译注”的新颜出现，于我个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对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助益。

　　书稿完成后，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版权授权问题的拖延，非常遗憾，何先生生前只看到稿本，没看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本《明清社会史论》。《明清社会史论》中文译注本首先于2013年12月出版，很受读者关注，第一印很快抢购一空，不到一年就已三印。尤其大陆读者因购买不易，希望能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何教授生前就属意由中华书局出版全集，李静女史深得何先生信任，积极联络出版事宜。简体字本来应该很快地问世，无奈由于译注工作曾获“国科会”资助，因此版权授权牵涉敏感的两岸关系，而拖延至今才获解决，编印精美雅致的精装简体字本《明清社会史论》之问世，可堪告慰何先生在天之灵。

　　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的出版，首先当然要感谢何炳棣先生的赐序和校读初稿，刘寿民老师的赠书，业师夏卓如（德仪）老师的指导。感谢“国科会”在译注工作最后阶段的赞助，列入《人文及社会科学经典译注计划》（97—2420—H—031—029—MY2）。感谢几位匿名审稿先生仔细校读，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常建华教授把第三章译注稿收入《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并撰写《导读》。感谢张继莹、曾美芳、许馨燕、刘婷玉和江丰兆等诸位学棣在译注过程中，协助查对史料，讨论和校对译稿。江丰兆学棣与清华大学的朋友，组织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读书会，不但仔细校出许多错别字，而且还指出原书误植之处。感谢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兄的关心和支持，帮忙联系版权事宜。尤其要感谢李静女史锲而不舍地争取和安排简体字本《明清社会史论》的出版。感谢罗华彤先生的仔细校对和认真编辑，让本书能完善地呈现给读者。最后要感谢内人王芝芝教授50年来的关心与全力支持，不但使泓无后顾之忧，并且不时讨论斟酌译注文字。由于大家的帮助与支持，何炳棣先生的这本旷世巨著《明清社会史论》的中文译注本才得以问世。

　　徐泓

　　2018年8月1日于

　　台北市景美仙迹岩下二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