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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锦集

2020-09-07 20:41:0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锦集

  《书籍社会史》是一本由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0,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书籍的社会史》精选点评

  ●有许多启发可以嫁接到我的研究

  ●求書難,難于上青天

  ●還蠻有趣的,但結構略嫌鬆散。

  ●俺以为,这是一本相混乱的书,自始自终我也没弄懂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而且,恐怕他自己也跟我一样不明

  ●這書,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意思。 一直很好奇的是,作者到底是洋人呢?還是與我們一樣,就是黑頭髮黑眼睛? 當然,這一點按道理應該與內容的精彩與否無關 但好多海外漢學的著作,還真是與這點有關 真是奇了怪了,呵呵

  ●译得不太好,得特累,有些地方生硬,有些地方太随意,比如两页中连续出现三个“郁闷”。书本提出问题倒是挺有趣的,如果有些地方再深入细致一点可读性大约会更强~

  ●  本書避開了傳統文獻學的角度,轉而從書籍的物質形態上入手,對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印刷、佔有、閱讀能力及其對士人和下層群眾所具有的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意義進行了架構。在闡述印本何時最終取代抄本時,作者主要從這四個方面入手:1、政府私人藏书规模大小;2、这些藏书中印本的份额;3、获得某些书籍的难易程度;4、手抄本和印本生产的相对成本。可見其重點放在經濟層面,而很少及于文化意義。印本和抄本各自的文化象征意義有何區別,又將怎樣影響們的傳播?既然存在崇文思潮,重視有字的紙片,那麼親自由人揮舞筆墨寫下的文字、書本是否會被認為更“虔誠”從而更接近擁有書中寶貴思想先哲聖人抑或佛道教中的至高神呢?

  ●噜苏 英文如此 中文如此

  ●内容不错翻译腔太重了!

  ●宋明是個很有意思的分段,書籍也是自宋至明最具有流行標誌的文化符號。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一):軼事非“史”

  本書實際上是論文集,作者關注的是中國古代書籍的生產和流通。不同於對著名藏書家的研究,本書關注的是大量存在的普通士人如何獲取書,收藏書,特別是在江南地區。

  前兩章主要介紹了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技術和生產。作者使用了傳教士米憐19世紀初所觀察和記錄的當時中國印刷業情況。接着大致介紹了雕版生產的過程。

  接下來的三章講述從宋到清士人獲取書的途徑。第三章談了士人個人獲得書的大致途徑,如贈與、購買等。第四章轉向圖書館式的閱讀方式,從“知識共同體”到私人和政府藏書。第五章介紹了士人共享圖書的方案,如互相抄送等。

  最後一章用錢近仁從修鞋匠不斷讀書識字,最後被尊敬接納為讀書人的過程,解釋了文字和讀書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具體呈現。

  書中介紹了類似宗教組織的惜字會,以及大量關於借書、藏書的軼聞趣事。其中也探討了諸如藏書量,印刷量等統計問題。

  名為《書籍的社會史》,但實在稱不上什麼“史”,不過是講稿整理而成,沒有什麼結構和體系可言。僅供參考而已。

  作者提到關於中國古代書籍的史料很少。Cynthia Brokaw近十年的研究解釋了四堡地區清初的書籍生產,這種歷史人類學的田野研究確實打開了新的局面,很多問題如書籍的生產流程、價格等已經得到初步解答。該書(2007)後於此書一年出版。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二):最好的部分,可能是中文版序言和结尾附录……

  读完中文版序言后,相当期待,实际观感则比较一般,可能是因为这两天生病,脑子不大好用,但读完实在免不了有些失望。前三章为基础性知识,理论分析不大多,由于本人完全不懂,所以不好评价,只是尽量记忆而已。后半部分的理论性强些(比如对“知识共同体”的分析),但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中文版序中,特别提及了惜字会,文昌神崇拜等现象,并似乎要探索其与藏书家藏书方式与观念的关系,所举钱近仁的例子也十分有趣,但最后的探讨浅尝辄止,索然寡味。

  收获有几点,一个是中西比较,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藏书的设立和使用情况上有鲜明的差异,在私人藏书上更是这样。一本犹太著作给出一条箴言,如果父亲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不肯借书予人,而二儿子喜欢借书,那么父亲的藏书全该借给二儿子。与之对比,国人对家庭藏书的保守性要强的多,借或售卖都几乎是不可忍受的(特别是针对早期情况)

  另一有趣的观点是对印本的缺乏与学术的关系,乃至思想家书籍拥有情况与其学术特点的关系的探讨。周氏认为王学学风或许与当时印本书的缺乏有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猜测。如果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搞清了一个知名的思想家读过哪些著作,那么这对分析其思想的形成应该很有帮助(只是很难掌握这种资料)

  最后的附录梳理了有用的参考文献,也算是比较有帮助了

  个人的兴趣还在具有拜物教特征的书籍或文字崇拜上,特别是惜字会的情况——我过去一直认为惜字会是中国持续许久的文字崇拜的一种反映,不过现在看来,惜字会的出现明显具有时代特色。只是本书的介绍实在太少,内容参考性有限。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三):为什么一个修鞋匠坚持读书受到士人们尊敬

  周绍明先生的《书籍的社会史》,跟以往写书籍史方面的书不同的是,他不是单纯的写“作为知识载体”的书,而是探究书流通过程所牵涉到的人与它的关系----详细考究了书的生产、贩卖/馈赠、收藏这些过程以及所牵涉到的人。他不是单纯的给我们出示数据,而是把我们带到了社会史的范畴去考察,这一点在现有的研究里具有突破性意义。

  我想理出他最关的藏在书籍史背后的问题----士人的社会。

  作者在引言里就给我们界定了他要研究的两个层面:空间和社会层面。空间层面,即主要集中研究江南地区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社会层面即主要研究士人阶层---留存下来的书籍的读者群---的读书活动。

  他引了一个修鞋匠钱近仁的故事:钱生前热爱识字读书并不以此谋生,临死前被士人善终,死后被安葬在象征高社会地位的墓地里。这个故事在书本的开头被引用而埋下伏笔,书的结尾呼应了开头,用整本书论述解答这个故事背后的社会因素: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儒家伦理和士人理想主导的社会,通过科举将儒家对读书的倡导与政治力联结,拥有读写能力的人在非士人中广受尊敬。同时儒家思想的倡导,似乎让读书识字成为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认为识字“可以使一个人理解道德,按道德行事、会提高一个人清晰的推究道德原理的能力”。到清代士人对文字的崇拜甚至带有宗教性质,如民间惜字会的成立和文昌崇拜,整个社会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之下,钱近仁不用识字读书来谋生,也不是什么藏书家,却被士人推崇,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对识字读书的勤奋、诚实和敬畏等最纯粹的情感,也就是高道德的代表,正是士人们自身已被追逐仕宦、社会声望和商业所“折衷的精神趣味”。所以读透这个故事,我们就能更容易的理解读书识字和藏书在封建社会士人阶层受到狂热追捧的现象。

  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出版而成,多处观点还不成熟,比较艰涩的部分在于作者的举例与论述略分散,造成论点不集中,给读者的阅读归纳带来障碍。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四):藏书与读书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我觉得对文献学或者书籍史感兴趣的同仁都可以读一读。他有很多非常好的分析和议论。

  比如说,书中认为明清藏书家实际上是一个小圈子。书籍的确能够流通,但仅仅是在小圈子里面流通。大概讲求一种藏书实力的对等吧,或者说平等。当然这种行为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藏书家之间、读者和藏书家之间,借阅或者抄写之后不归还原本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私家藏书,基本处于死水状态。只有像黄宗羲这样第一流的大学者才能够有可能流连于几大藏书楼之间。当然,这里也是利用的关系。黄这样的大学者来到我的藏书楼,真是蓬荜生辉;如果黄这样的大学者能够对我楼中的藏书感兴趣,写下一二题跋,那实在是荣幸之至。我的藏书楼不就能声名远播、名头愈响吗?

  所以其实很可惜,大量的好书其实被这些藏书家们垄断。问题是,藏书家不是学者,甚至目录都需要请人编写。这样的宋元旧本,真的只是困在不见天日的牢笼里。即不是艺术品、更不是书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除了目录上有记载,没有人见过实物。

  昔日钱谦益不愿借曹溶藏书。待庚寅大火,绛云楼化为灰烬,钱方有悔悟。倘若当日肯借出藏书,或尚有抄本存世,不至于一片乌有。

  今日的一些事情不是也和那时候很像吗?全国无数的图书馆的所谓“善本”不能示人、或不愿示人,着实是对文化事业的大打击。图书馆当然有很高水平的馆员。可馆员才有几人,面对烟如昊海的古籍,怎么能够穷尽呢?不如早日开放,以撰写跋语或提要一篇作为条件(长短好坏均可),这样才是于书籍传播大有裨益的事情。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五):藏书和读书不是一回事

  《书籍的社会史》从书入手,是借书来讲与书有关的那些人们的故事。这应该可以算是一种经典的人类学写法——以某个东西或是概念入手,搜集考证材料来拼凑出人类行为的图谱。比如你还可以看到《镜像的历史》、《魔鬼的历史》等等。书籍恐怕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它是介于纯物质与纯观念之间的一类。是精神与物质结合最紧密的东西了。因此,书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要讲缘分:有些人因为书而变得不同,而有些书因为碰到特殊的人而重获生命。

  因为读到某本书而顿悟的例子太多了。举名人的例子,那我最熟悉的专业说事,康德同志不就说过,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这是人类精神跨越时间的交流。反过来讲,也有因为碰到的人不同而命运不同的书籍。比如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如果不是碰上顾颉刚这样的大家,用来做了古史辨派的注脚,恐怕也早就无人问津了。

  这书与人的你来我往的双向关系中,孰强孰弱?《书籍的社会史》并没有回答。作者显然也没有野心来探讨这微妙缘分中的辩证关系。只是从对印刷雕版等技术开写,从获取书籍的难易,最后落脚到藏书与知识共同体的关系。仿佛是,你能不能这样想,端看你有没有本事和途径拿到相关的书籍。这个结论很难下,看看作者婉转周折的论证就知道了;这个结论很难下,端看最后找到的例证——名不见经传的钱进仁就知道。书一开篇就讲到“钱的一生,似乎浓缩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任何人都可以仅仅因为掌握了这个国家的书写文化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由穷人变成名人。”(2)。书的最后,又回到钱的例子,他借由书籍打入文人圈子。读完整本书,我都不禁感慨,作者史料功底的强大,硬生生挖出这样一个人物,用以佐证结论。

  这样的结论很难下,在我看来,还因为它本来就是片面和值得怀疑的。与其说是书籍造成了文人之间的联系与共同圈子的形成,不如说是这些文人对经典思想的一致认同和共同的政治理想造成了某个书籍名录的存在。当然在这个名单中,有一些总是无法替代的经典之作,也有一些处于边缘,可能消失的书。书的存在和作用,在于读,而不在于藏。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史家来说,藏更容易找到,读却是一个很难用朴学方法捕捉记录的行为。有印刷,有出版,有收藏,有共享但是独独没有“阅读”的书籍历史,怎么能算完整的书籍社会史呢?

  最后多说两句我自己的小小体会。要说起印刷藏书的历史,我还算是专门学习过。书籍,不是阅读的书籍,而是雕刻、誊写、印刷、流传和收藏的书籍,从名目种类到保藏技术,从用什么浆料材质到装订字体,从甲骨文到晚清民国藏书,都在课上仔细学习过。不过那是一门纯技术活,我还是脑中空空,半文盲一枚。

  可见,藏书和读书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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