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出的标志》读后感精选
《庶出的标志》是一本由[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一)：鱼缸里的假水草
假水草在鱼缸里舒展摇曳，看起来像是活生生的的个体；一旦被拿出来，却成了一堆湿漉漉的死物。
所谓的尊严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社会平静无波时，每个人有他们“舒展摇曳”的尊严。
人们学习，工作，拿到一定的报酬，付钱，过着特定的生活，获得“尊严”。
而当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人们被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拎出来，所谓的尊严也就成了被拎出鱼缸的假水草，无所凭依，失去意义。
主人公为了确保儿子安全不惜屈服于集权政体，让我想起Andy为了重获自由爬过充满屎尿的下水道。
认清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不要被鱼缸里的假水草生机盎然的样子给骗了。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二)：一场飞蛾扑火
竟然敢评价纳博科夫？这句话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旋。事实上连本书的题目的来由我都不能说清楚，即使纳博科夫已经在前言里面解释了（“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副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贯穿于全书的，是纳博科夫精心在不同章节设置了相互呼应的意象（水坑的引进），隐晦地反复引用其他作品（马拉美），以及各种语言交织（包括他生造的），当然我完美地毫不意外地错过了所有机巧暗示。以及大量的双关语、回文之类的文字游戏，受限于语言我也很大方地表示没感受到其趣味以及讽刺力度。于是剥离掉了对小说行文的复杂设计之后，我最后得到的只是这个故事本身。
那个暗无天日的监视年代我们听过太多，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的遭遇（每晚提着行李箱等在电梯门口的肖斯塔科维奇），本书里面是一个哲学教授。刚陷入丧妻的悲伤中，更大的政治悲剧袭来，似乎他就这么手足无措地被慢慢包裹住包裹住。故事背景的那个世界，如纳博科夫经历过的那个世界一样，已经扭曲疯狂，而纳博科夫其实志不在控诉独裁者的罪恶或死亡及毁灭，却是主角心中的情感，更主要的是对儿子的情感。但直到儿子被错误地残暴处死之后这情感才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直至结束。最后的那句话干脆利落，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
这本书读起来不会很顺畅，一方面是源自本身的内容，另一方面来纳博科夫设置的阅读障碍。我想他不是为了增加难度才这么写的，比如其中一段对哈姆雷特的改编只是出于想增加行文的魔幻感，他自己也承认没什么文字上的意义。但是我想纳博科夫自己一定玩得很愉快，我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适应而已，怀抱赞叹之情。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三)：纵容生命，生命——我们的病人。
昨晚24时开始翻《庶出的标志》
纳博科夫的文字是很奇特，前三页的环境描写，只为了交代一句话，“手术没有成功，我妻子要死了”……就因为只有一句内容交代，会不由自主的去体会重复的环境描写所代表的意相感。
对于克鲁格离开医院后为妻子流泪的描写虽然淡淡几笔，居然能让人感同身受……！
行文中的感觉记忆中的影像居然对上了《鲸鱼马戏团》的调调。而文字的魔力，不仅仅是作者的语言天赋的炫技，第一回知道写书者看书者，不是为了讲道理学道理，而纯粹进去了一种欣赏和醉情于境之中。而那样用文字格式就能去形成表达的手法，还是第一回领略。当克鲁格和杂货店老板走在大桥上，杂货店老板絮絮叨叨地和他阐述庸人之幸福的时候，成段的生活细节中，加杂一句克鲁格内心在数路灯在计算路程，依次这样的表达手法呈现了三回……
现实中的讽刺不言而喻……
果断要把《洛丽塔》的书看一次，电影会限制了文字的想象，而文字带来的感受会是无限的吧。有些人的文字还是有魔力的。
在他的前言里提到，奥威尔在他眼里只是个英国二流小说家。
他写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只是另一个人的回文。虽然对心理学已经无感，但文字很吸睛。
镜面世界的拟合
中午看了一出姜导的专访，感觉姜导在《邪不压正》的片子中得到了完满，预期他很难在拍片子了，当人的某种情怀得以释放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越来越像个“人”的样子。周韵是个好老婆，也会是个好母亲，她和小彭在屋顶的最后一出戏中的对话，是把人生的屋顶给掀翻了，那么从此便敞亮了起来……希望来了
姜导总那么荷尔蒙那么用力那么个人
希望李安再有新片，赶紧掀翻他的“屋顶”，别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快了，继前部戏后……已半明朗
原来就那么简单……吧
小胖因为好奇文革前后的社会状况，终于把书架上曹文轩的书拿起看了，他说不知道作者想说啥，但是挺有劲的……
很多时候不知道就对了
《说吧，记忆》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四)：调皮的纳博科夫又一次玩起了文字游戏
一如既往，纳博科夫在小说中玩起了他游刃有余的文字游戏。在巴图克格勒，盛行一种文字世界的传染病，文字被疯狂地、不恰当地扭曲了。
英语构成了小说主体，但书中大量涉及法语、拉丁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杂糅各种语言的作者自造语。人物所说的语言代表了各自的身份背景：法语、拉丁语是精英的语言；德语和杂糅了俄语的作者自造语是士兵的语言。
几乎所有的人名都暗藏深意。独裁领袖巴图克（Paduk）的名字发音近似俄语падать一词，意为“倒塌”，同时发音也近似英语paddock一词，在莎士比亚时代意为“蛤蟆”，见于《哈姆莱特》和《麦克白》，恰好对应了巴图克本人“蛤蟆”的绰号，而且巴图克的确和癞蛤蟆一样丑出天际……
哈姆莱特曾对王后说道，“我不能禁止您不再让那肥猪似的僭王引诱您和他同床，让他拧您的脸，叫您做他的小耗子；我也不能禁止您因为他给了您一两个恶臭的吻，或是用他万恶的手指抚摩您的颈项，就把您所知道的事情一起说了出来，告诉他我实在是装疯，不是真疯。您应该让他知道的；因为哪一个美貌聪明懂事的王后，愿意隐藏着这样重大的消息，不去告诉一只蛤蟆、一只蝙蝠、一只老雄猫知道呢？” （朱生豪译本）
“埃克利斯主义”的创始人司考得玛（Skotoma），其名字源于英语scotoma，意为“盲点、暗点”。数学教授海德龙（Hedron），该词源于英语后缀-hedron，表示“……面体”。另有双关语夹杂回文的调皮玩法，例如第二章中俄语“圆周”（krug）变成了日耳曼语“黄瓜”（gurk），意指主人公亚当•克鲁格（Adam Krug）过桥往返的经历。
此外，纳博科夫还不忘戏谑一笔“哈姆莱特（Hamlet）”，这个名字可以写作Ham-let，意为火腿片，或者是法语Homelette au Lard，意为肥肉片摊鸡蛋。又以“Telemachos”（译注：忒勒玛科斯，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和他妻子珀涅罗珀的儿子）为例，这指的是“来自远方的战斗”—而这恰是哈姆莱特关于战争的想法。"把这个词修剪修剪，拿掉不需要的字母，那些都是次要的补充，然后这个词就变成了'Telmah'。现在，你再倒过去读。这就是一支妙笔与一个胆大无耻的思想私奔的结果，而倒过来的哈姆莱特则成为了尤利西斯的儿子，杀死了他母亲的情人们。"（P110）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五)：同化是种覆灭
《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移居美国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沉静与执拗，仿若指纹般细腻鲜明的个人风格，在纳博科夫声名显赫后，显然不再是他口中刚出版时的“反响平平”。然而解读这部作品又非易事，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过度解读的窠臼，像作者不留情面的指责：“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彼时，不甘被同化的纳博科夫创作了一部不可被同化的作品。
或许是怕被误解，纳博科夫先自行解释了一遍这个令人费解的书名：如其字面含义，盾徽右上至左下的对角斜纹，通常有私生子之意。在小说扭曲的镜像世界中，庶出的标志无处不在，眩晕、错愕委顿、绝望，呈现了一幅怪诞的景象。
主人公克鲁格还没来得及从丧妻之痛中回过神来，就被同事们要求上书独裁领袖，表达他们不愿明言的妥协。这位独裁者巴图克，中学时代曾是克鲁格欺负的对象，他所宣扬的“埃利克斯主义”政体，标榜着普通人的同一性，却颇似“败犬”群体的夺权篡位。克鲁格自然不肯向巴图克低头，等待他的是层层升级的报复和飞蛾扑火的结局。在这里，少年时代的境况发生了吊诡的扭转，无关能力、无关是非，如同正出与庶出的区别，不过是一次投胎的机缘。
重复与调换在小说中频频出现，代表庶出标志的斜纹像一面镜子，而不是裂痕。主人公的命运正是行走在镜子边缘，努力不受对面的牵引失足坠落，又因反射出自己的身影惊诧彷徨。这其中有纳博科夫擅长的文字游戏：颠来倒去、一语双关、回文蛇形，色厉内荏的巴图克最爱埋首其中。他的执政灵感与之不无关系：“每个人都由二十五个字母、以不同的排列方式组”。父亲的发明是他最初的羽翼，笔迹机器可以模仿一个人的字迹，人格是否也可复制呢？巴图克汇聚起庸人们的力量，“头脑和勇气比别人强”的克鲁格反而在镜子的另一面变成了孤家寡人，以至于后来他竟发现，令自己名声响亮的所谓见识，“只是一步一步的自我退缩去迎合笑吟吟的疯狂”。他真的可以避免被同化、被吞噬的命运吗？他真的竭尽全力了吗？
当然，还有更多证据表明克鲁格的末路穷途——一种定式的拖拽。譬如，在小说开篇，克鲁格走过一座桥才知，必须得到桥另一头士兵的签名方可通行。他只得返回索要签名，倘不是对方还记得他，简直要不断徘徊至死。“埃利克斯主义”公交车更进一步：要下车，先凑足三个人才靠站，结果只是滋生了以凑人头为业者。渐进的拖拽亦是告诫，同化是一种覆灭，但这是群体的覆灭；不与之同，将是个体的无力回天。故而在纳博科夫笔下，后者的宿命终究是愉悦的。
小说结尾，克鲁格站在院子中央等待最终命运，恍然明白此地是他改头换面的中学校园。再没有人催促他做决定，“不朽是含糊的诡辩”，克鲁格才是纳博科夫最好的解读者。离开故土、与美国相互适应的纳博科夫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的附庸，他执拗地观察着镜子的两面，在支离的变幻中看到温暖。
——丁酉年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庶出的标志》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六)：反抗极权：细节、孤独与幽默
尽管纳博科夫刻意强调，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是件极端无聊的事情，也明确拒绝将《庶出的标志》纳入政治讽刺小说等严肃文学的框架内去理解，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把目光投射到他所说的那个主题上去，即“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甚至对于有可能将其与奥威尔并排放置的企图通过嘲讽奥威尔是“二流的英国作家”而明确说不。但这并不遮盖《庶出的标志》这本小说的政治属性，反而更加凸显了极权社会里爱的流动的艰难，以及爱、细节与伤感和幻觉对于高压统治的最高的，也是最精微的反抗。
纳博科夫说小说为罪行安排了应有的惩罚，“那些身着制服、形同蜡像的家伙真正地受到了伤害，蠢货们最终身陷很是可怕的痛苦之中，而漂亮的玛利亚特则开始流血，被四十个欲火缠身的士兵包围、粉碎”。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设定的情节的惩罚并不是最好的，或者说不是最优雅、最自然、最贴近生活现实的；再或者说，上帝的正义的裁决并不总是到来，至少并不总是很快到来，让你眼睁睁看着。正义不是一种享受。但生活的不经意的、突破僵硬体制的情感上的、智力上的和肢体动作上的细节，才是极权社会里的日常最怕，而纳博科夫又的确是把捉细节的高手。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纳博科夫是如何带着幽默的玩笑用笔尖的墨汁的流淌嘲弄着他所笔下的集权统治的。在阿卒罗斯动情地演讲结束后恳请、等待克鲁格签字时，克鲁格说出的居然是“我和‘蛤蟆’拥有的童年的记忆不过是我以前经常一屁股坐在他的脸上。”（P46）这个突如其来的回答显然完全不在阿卒罗斯们的思想的范畴之中，像一个脆生生的响屁一样震碎了阿卒罗斯们的期待。阿卒罗斯在尴尬之中急迫地使克鲁格回到他的问题本质上来的企图又被后者的执拗硬生生地给塞了回去，“每天如此，度过上学的五年——那就是说，我想，大概坐了一千次。”（P47）这种讽刺，或者说，解恨的嘲弄在克鲁格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克鲁格准确、轻柔地划了一笔，动作与他魁梧的体型一点儿都不相称，他是在第四行中加了一个逗号。”绝妙！
在巴图克（极权国家的领导人）与克鲁格的正面的对决——请允许这样说——中，巴图克不解地问，“你到底反对政府的什么？”克鲁格回答道，“我对你的政府根本不感一点儿兴趣。我憎恶的是你那种让我感兴趣的企图。让我一个人独处吧。”巴图克——我猜测，几乎是咆哮着——说道，“‘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而民主政体下的民主社会，不就是允许各种形式的独处吗？极权统治的恐怖或许是在林立的刀枪里，但同步地它要在思想上追求一种秩序，它无法接受多样与复杂，也无法接受思想深处的不可见块垒，它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被抛过光的圣洁，被召唤了的兴趣，被鼓动了的迎合。独处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抵抗。
如果说孤独是一种抽身、冷僻和消极的反抗，那么好奇——以及幽默，在极权社会里则是根本不能被容忍的，事实上，“好奇就是形式最纯粹的不服从。”（P42）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不属于你可知范畴的不要去触碰，统治强权的根基必须靠好奇的禁锢来夯牢，一个很纤小的玩笑都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挑战。好奇与幽默之不被允许，就在于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四散的、无规无矩的自然的力量，而自然与极权是针锋相对的。纳博科夫时不时地抖包袱，玩一些双关语的文字游戏，也就有意无意地在小说的叙事上达到了政治讽刺的效果。
参见：[美]纳博科夫著，金衡山译. 庶出的标志[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七)：熟悉而又陌生的纳博科夫
对喜爱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不论是大胆描绘恋童癖（这个标签可能不很恰当）的《洛丽塔》，还是打破回忆录书写范式的《说吧，记忆》，抑或一瞥学院知识分子的小说《普宁》，纳博科夫，几乎总在求新求变，其“文体小说家”之名，确实不虚。纳博科夫是个语言天才，即便瞧不起英语，视之为低于俄语的二三流语言，他还是用英语创造出一部又一部经典。检视纳博科夫的创作时，《庶出的标志》一书，时常为人提及、研究，毕竟，这是他在美国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后的创作由此开始。
《庶出的标志》讲述了一个不那么“好看的”故事，无法定义归类。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极权政体中（具体时间不详），其最高领袖名为巴图克。这个国家奉行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服从集体的利益，哪怕是为之牺牲；大学这样生产新知识的机构，很大程度上处于瘫痪状态。为此，亚当·克鲁格所在大学的校长、同事，一致希冀他能够利用自己与领袖的关系，保留学校。克鲁格有自己的原则，不愿违背初衷，没成想竟会让身边的人一个个遭遇厄运。
不过，如果你据此认为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那么，纳博科夫可能第一个反对你。诚然，小说中的故事背景，与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乍看之下颇为相似；但若是细致推敲，可能差别甚大。在《1984》中，奥威尔细致勾勒出极权社会为维持有统治所运用的种种手段、机制，细节之真实令人瞠目，时常被目为警世寓言。相比之下，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警世之义要淡很多。
巴图克原本不过是学校里一个废柴中的废柴，机缘巧合，一跃而成立自己的政党，为非作歹，通过破坏正常秩序来建立社会秩序，其个人“发迹史”，称得上小半部《红与黑》。纳博科夫当然有讽刺才华，或许还不输果戈里这样的大师，这在书写巴图克其人时表现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1984》里的无时无刻不在注视你的“老大哥”令人惊恐，那么，巴图克其人，无非跳梁小丑一般的存在，而他控制的极权国度，在严格的律令规则之后，只剩下滑稽与荒诞，经不起推敲，尽管掌握着对普通人的生杀大权。
现代文学，很大程度上实验文学，在这方面，纳博科夫真可谓是个中高手。但凡识字的人，读《1984》，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气氛；不过，阅读《庶出的标志》，门槛相对较高，德语、法语、拉丁语、俄语，以及纳博科夫基于俄语创造出的词汇，给走进这部小说的内在世界，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当然，在此必须感谢译者）。意识流、拼贴、互文，作者更是信手拈来，尤其是其中对莎翁《哈姆莱特》的另类解读，误读到极点却让人不得不佩服其语言的华丽和思维的灵活。
在《庶出的标志》中，我们仍能读到那个熟悉的纳博科夫，他躲藏在小说背后，笑着观看他为读者制造的阅读困难甚至陷阱，不时发出犀利的嘲弄，不进行语言游戏死不休；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个陌生的纳博科夫，他对现实人生，似乎多了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在小说的结尾，亚当·克鲁格为捍卫自己的原则，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但谁能说，那是一只傻傻的飞蛾，鉴于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发妻、儿子？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八)：混乱与专权
李避蛮
纳博科夫特意选择了一个看似与内容毫不相关的标题，除却他一直喜欢隐喻和文字游戏的原因，还为了表达一种对批评家们的挑衅：怎么样，没有我的指点，你能找出它与主题之间的隐秘联系吗？
“庶出的标志”即盾徽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纳博科夫想用这个标志暗示一种破坏、怪诞、扭曲。这可谓是一贯拐弯抹角的纳式风格。在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高雅文化反被大众文化压在身下，人们崇尚平庸，厌恶特殊和精英，至少表面上可以说是如此。然而，克鲁格作为这样一个异类，拒绝与政党合作，在国外美名远扬。而这个愚蠢政党的党魁竟然是自己小时候所厌恶的那位爱以回文称呼他人的讨厌鬼。这不可谓不是纳博科夫幽默的一次展现：小时候在同一所学校长大的人，后来竟然以这样一种关系相对立起来。
无疑，纳博科夫是崇尚精英主义的。在这个由庸人带领的国家中，居然连恐怖政治这种事情都做不好，威胁一个人还威胁不到实处，采用的全是不动脑筋的做法。纳博科夫说，他们是逐步成长、慢慢摸索的，最终他们找到了方法，抓去了克鲁格的儿子，却因为一堆庸人手忙脚乱的错误决策害死了后者，逼疯了克鲁格。
在其他反乌小说中，专权通常带来的都是秩序和冰冷的机械性。例如《我们》中高度统一的个人维护着机器般运转的整体、《1984》中完备的监视监听设备和高度紧张的工作、《美丽新世界》甚至从婴儿开始就已划定界限、设置人们的身份。
而纳博科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小说中展现的是一种“专制的混乱”——专权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秩序井然，相反，小说中呈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滑稽剧，一场混乱，取得前所未有至高权力的普通人们让权力游戏显得如同一场闹剧。事实也就是如此：桥不再是桥，因为到达不了两边，两边的守卫都愚蠢得不知该做何；大费周折把哲学家弄到领导人前，像抓兔子似的把他的朋友扔进监狱；把克鲁格的儿子弄丢，随意找了一个边上来充数。这个想要把普通人和精英颠倒的社会，无疑陷入了可怕的混乱。
而对待艺术家们，纳博科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术应当是纯粹的，应当脱离政治，学者们也应当尽量远离。克鲁格作为一种没落英雄式人物，无疑让纳博科夫十分欣赏，不然也不会被一阵痛怜摄住，跳进小说里，给予他慈悲的解脱。而小说中荒腔走板的在职者、曲解莎翁以拥护现有政治的人、向政权跪地求饶的大学教授们，则因为失去了其纯粹性，得到了纳博科夫不留情面的鄙嘲。
纳博科夫自己说，小说的主线是克鲁格和他儿子的故事。那么，除却对愚蠢政权的憎恶和嘲弄以外，纳博科夫还想表达什么呢？
可以说，是一种美的流逝。
开头是一个明净的水洼，它作为一滩印记，是克鲁格在想妻子死亡的时候瞧见的，因此成了他回忆妻子的引子。在这澄澈的镜子面前，克鲁格由周围境遇的荒诞想起妻子，想起死亡。这水洼是过去生活图景的断存，代表着不可往复的昔日，那个自由的政治环境和轻松的舆论氛围，同时也代表着克鲁格死去的爱情。
以及艺术和哲学的纯粹与高远，随着一群庸碌蚂蚁的践踏变成了地上的残枝。经典被随意更改、廉价庸俗的书籍畅销、纯洁的学术研究者向政治俯首称臣。这一切都在腐蚀着克鲁格，把这个意志坚强的男人弄得痛苦不堪。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疑是克鲁格儿子的意外死亡。大卫的死亡更是凸显了整个政权的愚蠢和可笑。明知大卫的重要性，众人却无视克鲁格的反应，将他一路送进了屠宰场。杀人的方式更是显示出来原始人的愚昧，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接受了心理学的指导（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的又一怒怼）。
克鲁格周围美的丝丝散去将他变成了一个哭都哭不出来的精巧悲剧，因而他本人也产生了一种哀痛的美。纳博科夫这时伸出了作者的双手，将他的儿子从痛苦中拯救而出。
“死亡只是一种风格。”
可对于小说人物，死亡确实是一种风格。处于更为宏大的悲剧中的我们呢？死亡又是一种怎样的东西？纳博科夫借克鲁格的口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已经历过生存前的虚无，死亡不过是对虚无的重温罢了。在此，问题已经深化成了言语无法表达的、石头一般的东西，它沉沉地压在我们心脏上方。
至于纳在其中的文字游戏，想必还是自己领悟到了最妙。他作为一个对小说细节不厌其烦的人，甚至亲自画出了《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车厢为学生讲解。想必纳博科夫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有读者拿着他的书，询问其中他精心设计的种种细节吧。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九)：文字的瘟疫
在倒映着一汪阳光的长椭圆形的水坑旁，梦境在克鲁格的大脑里变幻成不同的几何图形。他一直活在梦里，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爱的妻子因病离开了人世；那一天，他身边的友人被一个个抓入牢狱；那一天，他世上唯一珍惜的儿子被误送入变态的研究中心；那一天，只剩他一个人。时空仿佛在调色盘上被画刷调和着，婴儿蓝，枯黄，乳白色……最终化为了一团暗色的黏糊糊的物质。从妻子奥尔嘉离去的那刻起，克鲁格就没有了真实，所有的时间融为一天，一直到儿子大卫也离开人世的那天，他才真正清醒过来，向着与另一个世界温暖，明亮，舒缓的狭缝前进。
博尔赫斯说，“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对于克鲁格来说，在所有人的梦中醒来，意味着他人眼中的疯狂。造成克鲁格的悲剧的原因十分明显，然而纳博科夫在前言里写道：“没有什么比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更无聊的事了。”虽然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在独裁统治下追求自由的悲剧故事，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很反对读者将他的小说视为“严肃的文学”，他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克鲁格在讽刺性的政治悲剧后从别人的梦中“醒来”，心如明镜，却没法用“梦中人”的语言来表达，他成为了他人的现实世界的疯子，而纳博科夫则是主角克鲁格和妻儿所处世界的投射，他称这些人物为“我的幻想和怪念的产物”。
由此可知，纳博科夫努力撇清《庶出的标志》与社会评论文学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纳博科夫的经历中，也充斥着暴行和压迫，这些经历成为了折磨克鲁格的最深重而令人战栗的穹隆。昔日受克鲁格欺凌的“蜥蜴”巴图克成为领袖，而他的专政在克鲁格眼中显得可笑：将阴郁，平庸的人视为伟大神圣的领袖，这个团体不过是一群平庸者的自怜。克鲁格幻想着自己代表的自由，睿智的势力的完好留存，而他人则活在新政权的平庸势力“崛起”的梦里。克鲁格蔑视巴图克和他代表的缺陷和平庸，但他没有发现，他不仅活在自己的梦里，也活在其他人共同构筑的梦里。朋友一个个被巴克图逮捕，缓慢地让克鲁格转醒，梦想幻灭，让他警醒地打算逃离这个越束越紧的绳套，而那些愚钝滑稽的掌权者在做了如此多的无用功之后，才发现真正能控制克鲁格为他们所用的，只需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控制他的儿子大卫。
之后的发展更显示出当权者的可笑，而这讽刺的笑却最终成为克鲁格自身的伤痛。错误地被残虐致死的孩子与错误留存的孩子，命运的颠倒总是那么出其不意，克鲁格愿意用一生所有去换取的东西就这样残破地在他面前失去了温度。他从梦中醒来了，他也因此走到了死去的妻子所在的，温暖而平和的世界。他没法再用他的语言在别人的梦里表达，但那又怎样？当他带着捉摸不定的态度，在身份高贵的巴图克和他沦为阶下囚的朋友们面前再次露出恶作剧的微笑，那个拥有权势的可怜人一下子便干瘪地像张苍白的纸片，仿佛这个“疯子”能再次将他带入曾经的屈辱境地。克鲁格将儿子大卫视作妻子死后人生中最珍贵的存在，而纳博科夫也将克鲁格视为了自己克隆出的“孩子”，赐给他倒在愚蠢的枪下，走向真正美好的，团聚的世界的机会。
在暴政与压迫下追求自由的悲剧，这个读起来沉重而深刻的故事却不仅仅表达这些。正如纳博科夫本人对作品主题的定位，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克鲁格的情感走向，而围绕克鲁格的内容则化为一片片晶亮的小碎片，各处跳着各自的舞蹈。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任何作品都会变成用文字炫耀舞技的姿态。这是一场文字的瘟疫。像是作为次主题的水坑在不同的章节以墨迹，牛奶等不同的形态出现，故事中短短的有关妻子摘下象征世俗的珠宝的梦境，都与妻子奥尔嘉的意象相连。虽然从一开始奥尔嘉就以死者的形式存在，但是她与克鲁格的联系是从不间断的，甚至奥尔嘉就是克鲁格最后的归宿：那温暖，平和的另一个世界。在巴图克的世界里，文字则以扭曲的回文形式存在，每个人又是其他人的回文，纳博科夫将这种扭曲偷偷藏在了巴图克所管辖的世界各处，甚至以混杂的，自造的文字来玩这场游戏。而伪造的莎士比亚戏剧讨论也成为一个精巧的杂耍秀，炫耀着他精巧的技艺。
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中是存在感很强的，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而当这个小说的“神”开始怜悯自己克隆的孩子，他让克鲁格不再惧怕失去，死亡，而是用仁慈的微笑走向奥尔嘉代表的世界的欢迎。对于纳博科夫来说，《庶出的标志》不过是他用来和克隆的自己玩耍的介质，是进行文字游戏的舞台，而我们浅拙的分析只是他随手挥下的背景，我们永远无法走进这活生生的，小说的内部世界。也只有面对他，我才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一个作家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庶出的标志》读后感(十)：巴图克格勒的桥
几年前，当我满怀期待地在一场有关纳博科夫的讲座上举起手来，问出那个具有灰色夜蛾最朴素最缺乏想象力的色彩结构的问题——“请问您如何评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书”——并且满怀憧憬地望向讲师的时候，虽然看不清讲师的神情，但他毫无迟疑的回答让那只灰蛾收起翅膀重重地落回我心上。“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类似的寓言性解读，巨大的现实国体政治问题被砸进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评价中，顺带着也把我对于这场讲座其他内容的记忆一并撞飞了。不过作为一个天真的读者，虽然内心幼稚地闹别扭生了闷气，但表面上还是以这样的论调自我安慰以后释然了：毕竟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洛丽塔，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在这种既忧伤又轻盈的苦恼中，我收获了这样一种预感：纳博科夫与哈姆莱特关联的必然性。而这种预感在我翻开《庶出的标志》之后成功地升华为了喜悦，因为在这本书中，纳博科夫不仅让他笔下的人物与《哈姆莱特》相遇，甚至还自造了新的文本——一部属于纳博科夫的《哈姆莱特》。
当主人公克鲁格的好友安波想给刚刚痛失爱妻奥尔嘉的克鲁格回拨一个电话，在自行生长的忙音中他想起莎士比亚最伟大剧本中尚未译出的一句话：“Follow the perttaunt jauncing ‘neath the rack/ with her pale skeins-mate （跟着来回移动的手臂，在棚架的底下/还有她脸色苍白的凶手伙伴）。”（第29页）在这句充斥着暗语、预兆和韵律的杜撰的文本中，我们或能回忆起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诸多细节，而译文试探性的来访则终将把我们引向关于这部莎翁最伟大作品（即《哈姆莱特》）的翻译。作为小说家、文体家和翻译家的纳博科夫，他不仅经常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翻译，如将俄文版的《玛申卡》翻译成英文出版，也曾完成了将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的工作，而在《庶出的标志》第七章里，他如此阐述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理解：
从现实情况看，如此费时费力，简直是荒唐得要命，因为即使是最伟大的模仿杰作，实际上都预设了一种主动的思想限制，是不会那么顺服地转化成另一个人的天才的。这种自杀性的限制和顺服能否通过相应的变通策略产生奇迹，通过成千上万的文字转换，通过词汇的构织者和见证者每一次柳暗花明之时感到的狂喜而得到补救？或者，干脆说，这不就是巴图克写字机器的夸张的、崇高的复制品吗？克鲁格回忆起童年时期巴图克同学所带来的写字机器，一种全然不带感情、毫无人性的复制工具：但这显然不是翻译工作该有的模样。不是Google翻译的复制粘贴，不是对词汇单纯的转录和拼接，真正的翻译，应当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柳暗花明所造就的奇迹，是思想的对流与捕捉，是包含了反反复复无限量的阅读理解的有机体。
在这本杂糅着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及纳博科夫自造的巴图克格勒语的小说中，阅读本身便带有了翻译的性质：一种基于读者自身语言习惯的解读。以平均主义为理想创建起来却演化成极权主义的埃克利斯主义，在童年时期校园霸凌事件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党领导人巴图克，惊世的天才和悲剧的遭遇在身上自然而然地交汇成诗人气质的克鲁格，小说的内容多多少少地与《哈姆莱特》相呼应了：独裁、使命、复仇、绝望、疯狂，桥头士兵的盘查诘问，《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受伤的鹿（小说第七章）出现第十七章的末尾，造成了奥尔嘉的车祸事故。
与《洛丽塔》中拿枪指着奎尔蒂教授的亨伯特·亨伯特相似，《庶出的标志》在结尾迎来主人公的暴走与疯狂，克鲁格在狱中因爱子大卫之死陷入错乱。这些情节大可以解读为对现实和命运的一种坚决的批判，一种散发着“人文关怀”或“道德光辉”的“总体思想”，然后被前言中纳博科夫的自述“《庶出的标志》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的折磨”所否定。自然，如同我们无法忘记《洛丽塔》中涌动的柔情和爱意，小说文字所表现出的细腻是不可忽视的。但是面对一个热衷于用文字游戏来戏耍他的读者的纳博科夫，一个语言的魔法师，我不禁又再次怀疑起这个论调的意义所在——它的真实性或准确性。
毕竟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庶出的标志》。
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打斗》中这样写道：
也许至关重要的，根本不是人的痛苦与喜悦，而是落在活人身体上的影和光的变幻，集合在一起的琐事的和谐……而且是以一种独一无二和无法模仿的方式……于是，在前言对于小说情节、韵律、意象、语言、双关语、回文、戏仿和暗语的揭露和评点中，我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这句话反复品读：
双关语是一种文字瘟疫，是一种文字世界中的传染病；无怪乎在巴图克格勒文字被疯狂地、不恰当地扭曲了，在那里每个人只是另外一个人的回文。不难发现，克鲁格的名字，俄语“圆周”[krug]在第二章里变成了日耳曼语“黄瓜”[gurk]，意指克鲁格过桥往返的经历——而在这双关语夹回文的文字游戏里，小说第二章克鲁格在桥上的1.5次往返于结尾处得到了补全，他再度回到桥的那一端，遇见他所爱的人和他自己的死亡。奈何桥，生死河。一座桥本身就是回文最直接最易理解的形象，将回文的美妙之处直观地展现了出来：经过计算的宽度，桥墩的粗细，吊桥柱的位置和高度，吊绳的材质，往返的人流，映在河面上的倒影。和谐的对称。精确的细节。于是，在这贯穿全书的回文中，克鲁格在桥上的往返将情节、回忆、情绪和行为统统折叠了起来，像一座可按路灯的数量完美折叠的巴图克格勒的桥。而在这一切之外，生与死回归了无意义的低语，作者本人从不厌其烦的括号（比如35页的括号内容“作者写到这里有点烦了——或者忘了”）和消失的瓷器猫头鹰（纳博科夫曾用过弗·西林的笔名，而俄语中的“西林”意思可以是一种猫头鹰）中回归现世，在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起来，看见一只撞进窗户铁丝网的，翅膀有着大理石花纹的飞蛾。我知道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