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经典读后感有感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是一本由村上卫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68.00，页数：6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精选点评：

　　●这本书的脉络其实不太好把握。但是作者通过发掘大量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展示出闽南民众的活动实态，多人所未发之创见，非常具有新意。第七章对我而言格外有用。FO真的是一个宝库！

　　●出差福建几天翻完

　　●匆匆翻阅，有机会要仔细再读一遍

　　●本书可谓是巨著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海洋史，从政治、经济、社会来论述试图将前近代史和近代史连起来。认为传统对于清代民国时期由于社会“有如散沙一般”而迟迟未能完成国家整合、受列强欺凌的原因的观点存在偏颇，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正是无数的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动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摆弄、牵制了列强。 通过长时段的分析，作者认为鸦片战争是伴随着体制变化之始，即“近代”之始而产生的变动的一个归结，不能视为“近代之始” 在海洋华侨史研究中，传统对于清末华侨的研究中注重清末华侨政策以及华侨对侨乡的反哺，作者另辟蹊径，将归国华侨置于地区贸易、社会、英国领事和地方政府冲突来讨论，算是僵化的华侨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路子。

　　●老天，读完啦，哈哈哈，读了近一个月，这书太棒了，主要通过对英国厦门领事馆资料的考察，卸下了我们传统的脸谱化的描述，使得我们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当时的真正的生活和内在的各种博弈，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诸如是中国人利用了英国人，或者整合的国家角度和分散的个人角度的如何相安无事，并不是很认可，但是视角太好了，写的太认真了，数据太棒了，读日本人的书真的感觉太好了，主要是数据这块读了真舒服。还有翻译的太好了，向翻译的王诗伦同学致敬！

　　●对殖民地英籍华人的身份探讨细节丰富。结论部分以中间人经济串起全书内容和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史，极大提升全书质量。这就是本书远超过一般用松散关联的论文攒起来的专著的地方。

　　●7

　　●最近在《历史学研究》发表的“中国壁墙研究”有意思。

　　●该书将目光投向近代华南沿海的福建人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充分利用英国领事报告等一手英文史料，将19世纪中国沿海秩序的解体与重建置于18世纪末以来世界性贸易扩张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依靠牙行管理贸易，以让中间人管理交易、进行征税的制度为主要管理方式。鸦片贸易的盛行导致沿海无数福建人广东人以化整为零的形式加入其中，旧秩序趋于瓦解。清政府以既有体制控制华南沿海民众的做法反而造成了零散贸易进一步扩大加剧了旧秩序的解体，走私、海盗和苦力贸易成为这一时期沿海地区秩序混乱的象征。面对这一乱局，清政府一面借助英国人的力量剿灭海盗镇压叛乱打击苦力贸易，一面引进海关和近代海军等西方制度，逐渐开始重建华南沿海的新秩序。这些“近代性”并非全是列强强加的结果，而是在中国民众与列强的交流与冲突中逐渐形成

　　●重新认识厦门近代史的一部力作。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读后感(一)：从民众的视角重新书写近代中国海洋史

　　对历史学家而言，近年来最为盛行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海洋史，它也被中国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这块发展迅速、令人兴奋的领域不仅激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连日本、韩国、东南亚和西方的学者亦莫能外。不仅如此，连海洋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开始重新探究亚洲海洋史。其中日本学者村上卫所著《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一书便是近年来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充分利用英国领事报告等一手英文档案资料，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框架下展开讨论，通过描述福建人的活动，展示了晚清沿海秩序瓦解—重建—再动摇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之始、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因此，作者致力于从民众的视角重新书写近代中国海洋史，从海洋出发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早在鸦片战争前，福建广东沿海的民众利用清政府贸易管理体制的松散开始广泛参与到鸦片贸易之中，逐渐在过去以牙行为中心的利权结构外部形成了新的巨大的利权结构。广州贸易体制因此濒临崩溃，清政府几乎丧失了对外海上贸易的控制能力。清政府企图利用原有的以牙行为中心的贸易管理手段阻止鸦片贸易，但是对鸦片贸易的查缉却导致了鸦片贸易的零散化，使贸易管理更加困难，最终以失败收场，也成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大原因。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被部分官员归咎于汉奸（大多为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于是清政府为控制沿海民众及其船舶，采取了组织团练、乡勇和封港等方法应对汉奸。但是所有这些做法均告失败，清政府对于沿海的统治最终走向崩溃。

　　19世纪中叶，因通商口岸贸易的扩大而受到打击的广东人、福建人纷纷从事海盗活动，一时十分猖獗。清朝地方官员以英国领事为中间人，借用英国海军的力量打击海盗活动，逐渐恢复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秩序。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进入中国沿海，船难问题变得愈发突出。清政府的船难政策侧重于对外国生还者的遣返，而没有重视期财产保护的问题。因此，为保护外国船只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英国海军通过英国领事介入其中，但其功能有限。清朝地方官员也无法控制沿海民众的行为，无法阻止劫掠事件的发生。结果，清政府转而将重点放在了为确保海路安全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则是海外华人问题。一部分来自东南亚英国殖民地的主张自己是英国臣民的华人来到中国以后利用自身的外籍特权而与当地官民关系恶化，为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而组成了秘密会社小刀会，但受到了地方官员镇压，以致发动叛乱。清朝虽然镇压了小刀会的叛乱，但是小刀会残余力量转移到东南亚发展，东南亚福建人势力进一步扩大。苦力贸易则是福建人海外移民的一种重要形式。19世纪中叶沿海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及苦力的不受欢迎而产生移民供需差距，造成无差别诱拐的发生，引发了地方社会的强烈反弹，引发厦门暴动。对此，清政府地方官员和英国领事共同采取行动打击苦力贸易。通过借助英国人的力量镇压叛乱和海盗，打击走私，清政府的沿海统制秩序得以初步恢复。

　　19世纪后期，以厦门为中心建立了由闽南腹地和台湾所构成的经济圈，与中国沿海、东南亚连接。然而，19世纪后期以降，产地间的竞争激烈化，茶、砂糖等商品自厦门输出逐渐衰退，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台湾也逐渐退出了厦门的经济圈，这就导致了以厦门为中心的经济圈在商品流通方面的崩溃。但是大量的华侨汇款却使得厦门的贸易结构得以维系，在闽南逐渐形成了新的华侨汇款的腹地。鸦片则是厦门另一项重要商品。19世纪后期厦门的外国鸦片征税由商人包揽进行，这项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经费，但因《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生效而失去。于是，清朝地方官员通过鸦片捐企图恢复鸦片税收并控制中国鸦片商人，却导致了掌握闽南外国鸦片贸易的广东买卖无法深入闽南腹地，厦门外国鸦片贸易由此衰退。另一方面由于英籍华人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利用自己的外籍特权影响到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既存的利权结构，所以地方官员往往对其采取打压政策，而英国领事对英籍华人的保护也非常有限。于是厦门的英籍华人纷纷离开厦门游离于各通商口岸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寻找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

　　以往对于19世纪前期中国沿海情况，有很多以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为对象的研究。对于鸦片贸易的研究除了着眼于中英贸易关系，除探讨港脚商人的活动还有以鸦片贸易全貌为对象的研究。至于围绕鸦片贸易的评议，有的着重讨论林则徐，有的探讨清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与知识分子集团的关系。此外，还有从与广州或广州周边地区之关联来探讨弛禁论、严禁论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都忽视了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及其在鸦片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过去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通常可以分为两个架构，第一类是上升到国家层面讲鸦片战争视为两个国家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第二类则注重强调中国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等。以上架构均是从高级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而未将从事鸦片贸易的沿海民众纳入视野，因而无法深入了解沿海地区的情况。

　　村上卫试图在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找到某种连续性，在他看来，这一连续性应当在中国东南沿海民众数不胜数却又零散的活动中把握。19世纪前期闽粤沿海民众利用清政府在沿海地区贸易管理体制的松散乘机扩大活动，参与到鸦片贸易之中，成为这一非正式的利权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清政府而言，重新控制住沿海地区无限扩张的鸦片贸易也好，实现对沿海秩序的控制也罢，都必须首先实现对沿海民众的管控。而清政府由于过度依赖牙行、会馆、士绅等既有机制，再加上利用团练、乡勇吸收沿海民众这一政策的不成功，为鸦片战争以后海盗问题的泛滥以及19世纪中叶各种叛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这一视角在过去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这打破了之前从国家层面东西方层面对其进行研究的僵化思路，证明了是沿海地区无数福建人、广东人所从事的零散活动而非鸦片战争造成了清政府17世纪以来体制的瓦解，将华南沿海地区，进一步将中国导向一个新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原有秩序解体，沿海民众的活动日益活跃，走私、海盗、小刀会起义以及苦力贸易等成为这一时期沿海地区秩序混乱的象征。沿海居民日益频繁的活动不仅对基于清朝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而建立的传统秩序造成打击，而且也给日益卷入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事务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鸦片战争以后闽粤沿海地区民众的一系列活动，清政府开始与英国合作共同镇压叛乱打击走私，引进英国的制度逐渐重建还是秩序。但英国对通商口岸事务的介入仍是十分有限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外交部门和殖民部门始终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力量有限，面对沿海地区分散的民众活动自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拥有英国国籍的归国华人不仅不是英国人的协助者，他们利用自身外籍特权频繁卷入地方纠纷的行为还增加了英国领事馆的工作量，进一步制约了英国人的介入程度。这证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即“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过去对于以欧美制度为基础的“近代性”制度引入中国往往被归结于是“帝国”对中国施加的强制政策，而无视中国方面的主体性。村上卫以英国和清政府合作重建中国沿海秩序为例，指出清政府实际上是在原有的中间人体制崩溃以后，开始借助外国力量，将扫荡海盗、征收关税、管理移民等业务委托给外国政府及外国人实行管理。因此清政府事实上与列强形成了“合作”关系，大量的“近代性”制度也因此被引入中国。因此，“近代性”并非完全是依照外国人的意图由西方列强所强加于中国人的，清政府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为了重建沿海地区的秩序，清政府大量引介西方的管理制度，包括海关以及新式海军来协助管理。这样的表象让人觉得这是英国人逐渐控制住中国。但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清政府利用外国人的制度与方法，来处理当时超出传统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清政府运用“包”的概念，让外国人成为中国政府的代理执行者。对于清政府而言，相较于让成本高且可能发生中间榨取等各种纠纷的中国人承包，将事务委托给外国人更为实在。可见，即使近代中国充满各种外国的势力，但实际上中国的行事逻辑仍旧相同，本质上是对过去委托中间人管理这一做法的延续，本质上还是停留在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框架之中并未自立。另一方面，英国的力量也有其自身的张力，面对中国沿海地区分散的民众活动，人手不足且力量有限的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英国对于沿海地区及通商口岸事务得介入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同时作者也对“包”为何未能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村上卫认为，这种“全部放手”的统治方式是需要成本的，初期费用的减少反而可能造成长期性的高成本。过分依赖外国力量往往会导致本国近代化建设的推迟，并最终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此外，若非由地方官员主导事务委托，则可能造成地方官员权威受损的问题。行政委托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中国主权受到的侵害进一步加深，最终会有殖民地化的危险。因此，地方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之间对立始终存在，一旦西方国家的介入加深，那么原有的矛盾很可能演变为决定性的对立。

　　综上所述，本书受到年鉴学派“眼光向下”的影响，从国家制度之下的地方与民众的互动出发，发掘出一个不同于王朝国家正统叙事的“海洋中国”。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利益与权力的博弈。这也为我们解读中国的“近代之始”、19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秩序的崩溃与重建、英国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然而可能由于民间资料的缺失，本书虽然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19世纪沿海福建民众的活动之中，但是其所主要使用的材料均为中英两国的官方档案。因此，这些民众本质上是官方文献中的民众而不是民间文献中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是否能够完全代表历史上真实的民众？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走进沿海地区的乡村与社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全面搜集与福建民众海上活动有关的民间文献与田野材料，真正完成一部从底层民众出发的海洋史。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读后感(二)：向翻译的王诗伦同学致敬

翻译的太好了，先说这两句，回头我来补写书评！

必须先写140个字，就先这么说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海洋秩序，他时隐时现，但是一直存在，而且规模和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们多数时期是被农耕文明的社会和文化秩序所主导，所以他不是显学，未能被人们所重视和认可。但是新时代到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关心着大洋对岸的川大爷会不会当选，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庞大的农耕帝国已经融入了海洋，而且就如五中全会公告说的一样，很难彻底脱钩了。哈哈哈！

我们需要彻底的从根子上改变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形成模式，当然很多人在做，只是偏向于比较空的宗教和传统文化这块，而真正有血有肉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商业文明的社会自发秩序需要被正视和重新梳理了！！！

嗯嗯，开始写一下：

绪论：对冲击反应论的反思，认为中国内部的自发性的变动才是主因。另外在经济史角度提出了几个比较无聊的观点，比如亚洲交易圈论，还有加州学派提出的18世纪早期时中国和欧洲处于相同的水平，面临相同的环境制约，而欧洲人获得了新大陆和煤炭资源，中国人则没有，这些无聊的不从自然科学发展角度看待问题的历史学家真是让人着急，当然他也说了基于中国的史料，很难进行量化研究，这些也是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史料的价值。然后还说了说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制度的讨论，其实有什么经济制度的，还不是和现在一样逃税以及和官僚博弈而已，这就是自古以来的海洋自由贸易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哈哈哈。接着又说了沿海社会的管理，其实有什么管理，多数官员不就是又要当婊子又要拿老百姓为幌子立牌坊嘛，然后来两个不懂事的朱纨真干了双屿港，就被众多官员逼到自杀。

又讲了讲一些本书的结构和闽南的人口数量众多等问题，不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忽视了文化的力量，我们的李贽等人应该要提一提，就如我经常说的这样的人口多靠海的地方很多，最终能够获得优势的区域肯定是当地的人最具备坚毅的决心的，这中间需要构建商农并重的文化体系，才能使得商人获得尊重，而使当地人拥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契约和冒险精神等。

然后此书是作者的几篇论文合成的，前一两篇写的非常棒，比如第一章：

说从清代中叶开始沿海统治动摇了，其实作者还是站在了农耕帝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诚然在之前有类似于目前中台关系一样的敌对格局的存在，这中间出于安全角度肯定会增加贸易的成本，但就如国姓爷初期在厦门采购军粮等，后期到台湾去也依然控制着海洋贸易线路，也就是说这中间的海洋贸易与内陆交易一直并没有暂停，只是更加隐蔽，贸易成本更高了而已，所以作者的从中叶开始动摇之类的也是站在农耕帝国的角度的，似乎看上去被动摇了。当然这种动摇的成本肯定是更低了，对于粗犷式的清代管理体制，自然就变成了书上所说的海军与海盗其实都是一拨人。从鸦片贸易开始的18世纪初起，就不光通过广州13行进行鸦片贸易，厦门这一代的福建人一直在进行着鸦片的走私贸易，而通过给官员默许费的方式进行，为了逃避给官员默许费，他们在伶仃洋海面的船台建造快船（清朝对船舶的建造和完成都有管理规定）。

对鸦片的批评从北京的读书人阶层开始，他们开始在朝廷里活动，于是各处开始要求被取缔，但取缔时发现，进出港时牙行的贸易管理体制非常松弛，对福建、广东的私人贸易完全无法控制，当开始查办时，民众就通过零散的小额贸易方式继续走私（其实也就是增加贸易成本而已），结果只能出动军力、警力，让民众互相揭发，于是鸦片从业者被大量逮捕，但其实军力、警力也大规模吸食鸦片（黑吃黑而已）。

在当时情况下，唯一能够采用的也就是将鸦片合法化并且收税，当然林则徐的本土化生产也是很好的方式，而进行严禁政策则是完全的错误，农耕儒家官僚以及朝廷对于贸易的信息不了解，以及极度的自负带来了可以说是地方势力和官僚集体的联合反扑，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出现，待太平天国后，赫德控制了中国海关，反而将鸦片的进出口税从地方势力手上汲取出来，成为了可以为朝廷所支配的税收，这应该是地方势力之前所未能预料到的，初期他们依然使用走私方式逃脱海关，但是在英国人的剿灭之下，他们只能借壳于拥有BNO护照的殖民地商人，而享受半税等超国民待遇，乃至于外国商船最终都是运载的中国商人的货品。这也是作者所强调的并非为英国享受了鸦片战争带来的红利，而是中国人内部的自我变动，带来了中国改变。但作者也许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完全国产化之前，鸦片的生产都是英国人所控制的，也就如现在跨国企业，中国人只是做了代理商而已。

补论里面有详细的默许费的金额，以及关于默许费的博弈，也就是交易成本如何因为道光的取缔鸦片政策而被抬高的，博弈的非常有意思，和现在完全一样，上面有什么要求了，下面抓一阵子，过一阵子又开始了，哈哈哈。里面还有默许费的金额，很有意思。

第二章：从名字就看出来，作者还是没能跳出农耕帝国视角，其实这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大陆的两种自发秩序的博弈而已。一般来说是福建南部，和广东潮汕的人为主，但就如书上所说，这批人是哪里有钱赚就跟着谁干，英国人给钱就当带路党，朝廷给钱就当团练和乡勇，自己干时就是船老板，行情不好时就成为海盗。至于怎么像朝廷汇报嘛就成了另外一回事，乃至于这帮当官的还搞出了团练神话，拿了朝廷的经费嘛，总要搞点成果出来吧，哈哈哈！后来经费不够了，而且这帮勇士们也整天搞事，就又解散了。

如此实在不行咋办呢，封港呗，但这肯定是朝廷拍脑袋出来的，因为这不是断了地方官的财路嘛，哈哈哈，于是各地又说不行，GDP下滑了啊，哈哈。

总之就是英国人来了后，沿海社会的自发秩序与农耕帝国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变化，地方势力使用英国人做挡箭牌和朝廷进行博弈了。而且南京条约有条款要求不允许追究帮助英国人的中国人。

第三章：名字又不好，只能说英军过来后使得原有的官商勾结潜规则被破坏了，整个利益分配体系需要重新梳理，于是一部分原来的进出口贸易商人不得不进行选择，要不成为英国人的代理商，要么就跟他们干。原来的传统博弈方式是地方官员招安这帮武装海洋商人，就如郑家一样，其实也就是把福建交给他家管理了，（包括汪直被胡宗宪招安，但结果分寸没把握好，反而误了他的卿卿性命，不应该控制住汪直呀，应该跟他合作，让他像郑家一样在大陆上有自己的地盘。你说你把人家控制住了，没拿钱的京官自然要求你把他杀了，拿了钱的又不好支持你。但你真杀了他后，你断了那些拿了钱的财路，人家不把你给干了嘛，真是糊涂呀胡宗宪同学）。但此时英军是真打呀，这其实是自然，英军不就是取代了郑家和汪直的生态位嘛，本来就应该给人家在大陆一块地皮呀，只是这次换成洋人了而已，要不地方势力怎么赚钱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1840真的没那么重要，换了个黄头发白皮肤的郑芝龙而已。但朝廷呢就用了传统手法配合英军，也就是广东海商大战福建海商（这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对决呀），哈哈哈，是不是想到了明朝郑家干了广东的那两个什么海商来着的。明朝时的对决闽商获胜，应该是地缘优势的原因（和日本联手），这一次也是的，因为广商和欧美人接触在前，所以是广商占据了优势。

第四章：讲了出了船难后的解决方案，主要是老百姓会抢劫杀人，然后官员就去解决，1858年的天津条约里明确要求清朝有援救遇难船只的义务。

第五章：由于享受半税优势，所以东南亚华人纷纷回来做生意（鼓浪屿就是因此），于是出现了种种问题，一般解决方案是在殖民地内的财产会被保护，而不在殖民地内的财产则领事不去保护（领事基本每天都为英籍华人的事情忙来忙去，这也是作者的一个论点认为是中国人的内部改变而非外部冲击，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体的），最终由于太平天国，所以这一股海洋势力也造反了，搞了小刀会，小刀会的领导人一半是从新加坡回来的英籍华人，在控制了厦门市之后，采用了降低税收有利通商的政策，并且对外国人友善，对洋行进行护卫，最多时兵员有1.5万人，但由于缺乏经验以及资金支持，所以很快陷入了混乱，而且在太平天国中外国人失去了对自发组织的信任，且发生了乘乱避洋债的事，而小刀会无法解决。所以小刀会很快在清朝调动的广东海军和本地的义民的反击下失败了，失败后大量的人逃离了厦门去了新加坡等地，失败时的1854年7个月就有20000人逃离至新加坡，而平时一年才有不到10000人来。

总之厦门小刀会的事件是在新的英国势力介入后的海洋秩序对农耕帝国的又一次挑战。

第六章：美洲、澳洲需要劳力，但1807年英国废止奴隶贸易，1833颁布奴隶解放令，欧洲各国也随之跟进 ，所以就到中国来进行契约移民，但多数都是被蛇头抓起来后强迫的，福建每年有5万人移民海外，1852年有6255是苦力贸易，所以总体规模不大，远少于移民东南亚的人口规模。苦力贸易后期因为一次因苦力贸易导致的英军开枪而起的厦门百姓的暴乱而衰退，汕头的数量上升。

第七章：由于福建省设定了比广东省高的厘金税率，所以厦门与汕头竞争时极为不利，而由于淡水的港口较大的海船不易停靠，且有可能有厘金税收的节省，所以通过厦门进行子口贸易的台湾进出口物品占据了多数，输入主要为台湾的糖，输出为大豆和豆饼。厦门的茶叶被自己的内部诚信搞砸了，只能做台湾茶的子口贸易，而制糖业也因为日本被割让等种种原因未能发展。其余的还有纸等产品。日本占据台湾后，修建基隆港，对厦门的子口贸易影响很大，

第八章： 由于厦门的鸦片厘金征收额为全国之首，所以厦门的鸦片走私非常严重，于是采用了商人包揽的征收机构——洋药局，1887年后中英烟台节约生效，所有的鸦片关税和厘金交给洋海关进行征收，然后又增加了一点地方费，给善堂的什么的，和现在地方的附加费一个情况，但后来又因为地方势力的反对而废止了。后期废止厘金使得小额贸易发达，而英美商人的贸易下降。

第九章：作者认为英国的威慑力被殖民地华人利用了。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读后感(三)：从民众的视角重新书写近代海洋史

　　该书将目光投向近代华南沿海的福建人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充分利用英国领事报告等一手英文史料，将19世纪中国沿海秩序的解体与重建置于18世纪末以来世界性贸易扩张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依靠牙行管理贸易，以让中间人管理交易、进行征税的制度为主要管理方式。鸦片贸易的盛行导致沿海无数福建人广东人以化整为零的形式加入其中，旧秩序趋于瓦解。清政府以既有体制控制华南沿海民众的做法反而造成了零散贸易进一步扩大加剧了旧秩序的解体，走私、海盗和苦力贸易成为这一时期沿海地区秩序混乱的象征。面对这一乱局，清政府一面借助英国人的力量剿灭海盗镇压叛乱打击苦力贸易，一面引进海关和近代海军等西方制度，逐渐开始重建华南沿海的新秩序。这些“近代性”并非全是列强强加的结果，而是在中国民众与列强的交流与冲突中逐渐形成。

　　第一部主要描述了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瓦解的过程。其中第一章和补论主要讲述了闽粤沿海鸦片贸易的兴起对清王朝沿海秩序的冲击。开埠前，福建广东沿海的民众利用清政府贸易管理体制的松散开始广泛参与到鸦片贸易之中，逐渐在过去以牙行为中心的利权结构外部形成了新的巨大的利权结构。广州贸易体制因此濒临崩溃，清政府几乎丧失了对外海上贸易的控制能力。清政府企图利用原有的以牙行为中心的贸易管理手段阻止鸦片贸易，但是对鸦片贸易的查缉却导致了鸦片贸易的零散化，使贸易管理更加困难，最终以失败收场，也成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大原因。第二章主要关注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时期对于闽粤沿海民众的对策。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被部分官员归咎于汉奸（大多为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于是清政府为控制沿海民众及其船舶，采取了组织团练、乡勇和封港等方法应对汉奸，但是所有这些做法均告失败，清政府对于沿海的统治最终走向崩溃。

　　第二部主要从治安及人的流动探讨华南沿海地区开埠以后的秩序重建。第三章19世纪中叶，沿海地区因通商口岸贸易的扩大而受到打击的广东人、福建人纷纷从事海盗活动，一时十分猖獗。清朝地方官员以英国领事为中间人，借用英国海军的力量打击海盗活动，逐渐恢复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秩序。第四章清政府的船难政策侧重于对外国生还者的遣返，而没有重视期财产保护的问题。因此，为保护外国船只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英国海军通过英国领事介入其中，但其功能有限，清朝地方官员也无法控制沿海民众的行为，无法阻止劫掠事件的发生。结果，清政府转而将重点放在了为确保海路安全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五章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流动方面。一部分来自东南亚英国殖民地的主张自己是英国臣民的华人来到中国银行利用自身的外籍特权而与当地官民关系恶化，为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而组成了秘密会社小刀会，但受到了地方官员镇压，以致发动叛乱。清朝虽然镇压了小刀会的叛乱，但是小刀会残余力量转移到东南亚发展，东南亚福建人势力进一步扩大。第六章则关注了这一时期通过苦力贸易迁往东南亚以外地区的移民。闽南地区一直拥有移民传统，随着19世纪中叶沿海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及苦力的不受欢迎而产生移民供需差距，造成无差别诱拐的发生，引发了地方社会的强烈反弹，引发厦门暴动。对此，清政府地方官员和英国领事共同采取行动打击苦力贸易，移民于是进一步向东南亚集中。

　　第三部主要从贸易的变动和华人的作为描述19世纪中叶重建的秩序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发生动摇。第七章清末厦门贸易结构的变化。19世纪后期，以厦门为中心建立了由闽南腹地和台湾所构成的经济圈，与中国沿海、东南亚连接。然而，19世纪后期以降，产地间的竞争激烈化，茶、砂糖等商品自厦门输出逐渐衰退，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台湾也逐渐退出了厦门的经济圈。这就导致了以厦门为中心的经济圈在商品流通方面的崩溃，但是大量的华侨汇款却使得厦门的贸易结构得以维系，在闽南逐渐形成了新的华侨汇款的腹地。第八章19世纪后期厦门鸦片课税问题。厦门的外国鸦片征税由商人包揽进行，这项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经费，但因《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生效而失去。于是，清朝地方官员通过鸦片捐企图恢复鸦片税收并控制中国鸦片商人，但随着外国鸦片贸易的衰退，中国商人转而反对鸦片捐，征税以失败收场。其后地方官员虽然对中国鸦片进行征税，但因其流通难以掌握，对鸦片贸易的控制日益薄弱。第九章重新把目光放在之前所提到的厦门英籍华人群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对清朝地方官员的权威构成威胁的英籍华人仍是中英双方提防的对象，清朝地方官员继续尝试限制英籍华人的活动范围。由于英籍华人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利用自己的外籍特权影响到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既存的利权结构，所以地方官员对其采取打压政策，但却妨碍了厦门贸易的发展。此外英国领事被卷入英籍华人与当地中国人之间的纠纷之中，英国被迫重新调整英籍华人管理制度。19世纪末以后，英籍华人以外的台湾籍民在厦门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一）从民众的视角出发重新书写近代海洋史

　　以往对于19世纪前期中国沿海情况，有很多以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为对象的研究。对于鸦片贸易的研究除了着眼于中英贸易关系，除探讨港脚商人的活动还有以鸦片贸易全貌为对象的研究。至于围绕鸦片贸易的评议，有的着重讨论林则徐，有的探讨清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与知识分子集团的关系。此外，还有从与广州或广州周边地区之关联来探讨弛禁论、严禁论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都忽视了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及其在鸦片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过去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通常可以分为两个架构，第一类是上升到国家层面讲鸦片战争视为两个国家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第二类则注重强调中国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等。以上架构均是从高级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而未将从事鸦片贸易的沿海民众纳入视野，因而无法深入了解沿海地区的情况。

　　作者指出，19世纪前期闽粤沿海民众利用清政府在沿海地区贸易管理体制的松散乘机扩大活动，参与到鸦片贸易之中，成为这一非正式的利权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清政府而言，重新控制住沿海地区无限扩张的鸦片贸易也好，实现对沿海秩序的控制也罢，都必须首先实现对沿海民众的管控。而清政府由于过度依赖牙行、会馆、士绅等既有机制，再加上利用团练、乡勇吸收沿海民众这一政策的不成功，为鸦片战争以后海盗问题的泛滥以及19世纪中叶各种叛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这一视角在过去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这打破了之前从国家层面东西方层面对其进行研究的僵化思路，证明了是沿海地区无数福建人、广东人所从事的零散活动，造成了清政府17世纪以来体制的瓦解，将华南沿海地区，进一步将中国导向一个新的时代。

　　当秩序解体以后，制度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时，随之产生各式各样的社会变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无力消灭日益猖獗的海盗，转而借用英国海军的力量维持海上治安。外国人发生船难以后，该如何救济与保护船难的生还者与其财产，这是在中国传统制度当中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因此当清朝地方官员无法控制沿海居民、不知如何适当处置船难后的漂流物与人员时，最终由英国人设置的海关也就越发重要。这一时期有不少华侨自东南亚英国殖民地回到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的身分为英籍华人，由于经常运用外国籍的特权从事商业活动，还屡屡陷入纠纷制造，因而与地方官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这些英籍华人必须自行组织武力保护自己，促成了小刀会的兴起。小刀会发动的叛乱最终被清朝所镇压，残余的会众即往东南亚发展。从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原有秩序解体，沿海民众的活动日益活跃，走私、海盗、小刀会起义以及苦力贸易等成为这一时期沿海地区秩序混乱的象征。沿海居民日益频繁的活动不仅对基于清朝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而建立的传统秩序造成打击，而且也给日益卷入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事务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鸦片战争以后闽粤沿海地区民众的一系列活动，清政府在原有体制无力管理的情况下，开始引介西方的管理制度，包括海关以及新式海军来协助管理。可见沿海无数居民所引起的变动带来的结果，是在沿海地区导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体制。这一过程中，大量以欧美制度为基础的“现代性”制度被引入沿海通商口岸，不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现代性”的引入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强加于中国的结果，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中外双方共同合作的产物，甚至还有来自清朝方面的强行推动。清政府还采用“包”的形式将部分事务委托给外国人处理。但即便如此，英国对通商口岸事务的介入仍是十分有限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外交部门和殖民部门始终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力量有限，面对沿海地区分散的民众活动自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拥有英国国籍的归国华人不仅不是英国人的协助者，他们利用自身外籍特权频繁卷入地方纠纷的行为还增加了英国领事馆的工作量，进一步制约了英国人的介入程度。这证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即“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二）华侨史研究的新路径

　　传统的华侨研究主要是以侨居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华侨政策以及华侨对侨乡的贡献，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料相对较为丰富的20世纪。但是，探讨19末之前华人与侨乡关系的历史研究非常少见，特别是关于19世纪中叶以前回到侨乡的东南亚殖民地华人，因留存史料零碎不全，鲜少将其与地方社会加以联系考察。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是从清政府的华人保护政策或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一面关注“清朝”或“中国”的国家功能，一面探讨中国国内华人保护问题，大体上强调清政府未发挥保护作用。

　　村上卫在书中另辟蹊径，以厦门小刀会叛乱为例将归国华侨置于地区贸易、社会、英国领事和地方政府冲突来讨论，揭示了作为叛乱背景的华人活动在地方社会引起的问题之严重性，以及此叛乱对华人活动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作者指出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并非只是保护对象，事实上众多归国华人利用自身的外籍特权借助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华南各地与官民发生了各种纠纷，与地方官员及民众的关系迅速恶化。由于清政府地方官员以及英国领事无法为这些归国华人提供稳定的保护，华人为了以实力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而成立了小刀会。小刀会遭到镇压以后引发了全面叛乱。虽然最终清政府在借助英国力量的帮助以后镇压叛乱，但是对于这些归国华人而言，与地方官员关系的紧张和英国领事保护的不充分使得他们中很多人逐渐减少了回到侨乡的次数，开始扎根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的福建人势力因此而壮大。我们可以看到，拥有英国国籍的东南亚华人群体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不仅对于地方财政以及地方官员、地方生产者的利权结构造成打击，也扰乱了清代以地方官员为中心的秩序，还使英国的各项制度发生混乱。清政府为解决这些外籍华人问题开始与英国等欧美国家合作，包括让欧美国家代行“业务委托”，以及对各种欧美制度的利用，包括对海关的建设、对英国海军的利用等，使得清政府的沿海统治得以逐渐恢复。沿海地区秩序的恢复虽然终结了沿海民众无秩序的自由空间，但是却扩大了其前往东南亚活动的空间。由此可见海外华人的活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沿海地区秩序的重建，这也我们研究华侨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三）重新审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过去对于以欧美制度为基础的“近代性”制度引入中国往往被归结于是“帝国”对中国施加的强制政策，而无视中国方面的主体性。村上卫以英国和清政府合作重建中国沿海秩序为例，指出清政府实际上是在原有的中间人体制崩溃以后，开始借助外国力量，将扫荡海盗、征收关税、管理移民等业务委托给外国政府及外国人实行管理。因此清政府事实上与列强形成了“合作”关系，大量的“近代性”制度也是通过这一合作关系被引入中国。因此，“近代性”并非完全是依照外国人的意图由西方列强所强加于中国人的，清政府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为了重建沿海地区的秩序，清政府大量引介西方的管理制度，包括海关以及新式海军来协助管理。这样的表象让人觉得这是英国人逐渐控制住中国。但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清政府利用外国人的制度与方法，来处理当时超出传统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清政府运用“包”的概念，让外国人成为中国政府的代理执行者。对于清政府而言，相较于让成本高且可能发生中间榨取等各种纠纷的中国人承包，将事务委托给外国人更为实在。可见，即使近代中国充满各种外国的势力，但实际上中国的行事逻辑仍旧相同，本质上是对过去委托中间人管理这一做法的延续，本质上还是停留在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框架之中并未自立。另一方面，英国的力量也有其自身的张力，面对中国沿海地区分散的民众活动，人手不足且力量有限的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英国对于沿海地区及通商口岸事务得介入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同时作者也对“包”为何未能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村上卫认为，这种“全部放手”的统治方式是需要成本的，初期费用的减少反而可能造成长期性的高成本。过分依赖外国力量往往会导致本国近代化建设的推迟，并最终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此外，若非由地方官员主导事务委托，则可能造成地方官员权威受损的问题。行政委托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中国主权受到的侵害进一步加深，最终会有殖民地化的危险。因此，地方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之间对立始终存在，一旦西方国家的介入加深，那么原有的矛盾很可能演变为决定性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