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读后感锦集
《大先生》是一本由李静著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先生》读后感(一)：这本书竟然可以通过审查，谁可以告诉我
这个剧本一口气看完，我不懂话剧，但是还是能看得比较爽快。里面的影射很多可以说是明指了，其实很多说的都是常识，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无视，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由和对个人的尊重。
这类书我建议大家慢慢看，李静的水平毋庸置疑，这本书许多的暗喻也不一定就那么好懂，比如曾经的地狱，现在的天堂，以及周作人的妻子为何那么喜欢那把伞，多少会有些启示。
《大先生》读后感(二)：这样一本书居然也能公开出版……
这本书刚刚读到一半，尺度之大令人意外。很好奇它是如何逃过了我们现在的出版审查制度。书中有多处影射执政党的内容，不过都比较隐晦，大多表现为“言外之意”。这可能也是审查制度没有发现它的原因。如果单看词句层面的话，还真不容易发现问题，不过稍稍往深处想想，就没那么简单了。
“思享家”这一套现在也有点出烂了。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思想。而且开头刀尔登师兄的序文写得漫不经心，文气不怎么连贯，还非得写那么长。不知为何。他自己的《亦摇亦点头》我也买了，还没看，这本倒是没有序，内容是说读书心得的。
要论读书心得，与其漫谈，不如像比目鱼那样，做一些专业一点的书评。毕竟这年头滔滔不绝谈个人感想的内容，多得没地儿放。
《大先生》是写鲁迅的，但很多地方的把握太“女文人”。家长里短写得好，政治性的，就有些牵强和生硬。全书有小半本是作者和陈丹青的对谈，真正剧本的内容，并不足以撑全场。
不推荐购买。
《大先生》读后感(三)：写人不易，写这样的名人更不易
在读《大先生》这本书之前，刚好看了鲁迅的两本书，再之前就是看的萧红的《呼兰河传》，感觉就是一步一步又带到鲁迅这个大题目里了。《大先生》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剧本，后面的作者自白感觉有些多余，但三人谈话和残稿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就是看豆瓣评论了，这个就更有趣些。话剧本身在有限的空间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没有电脑特效的支援下，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演绎一个又一个不同风格和性格的人物，这本来就很难，而且剧本的好坏也是整个剧的魂，魂聚形聚才能体现出该剧的灵。这个剧本身写鲁迅，而封面上的话，写得就是大先生写得是李静的鲁迅，就像鲁迅写得是鲁迅的中国。这没错，因为每个人看别人都是自己眼中的别人，而自己是在别人眼中的自己。所以每个人读鲁迅都是不一样的鲁迅，李静给的是另一个鲁迅，但她的阐述手法却是让人将鲁迅认识地深刻而又不同，混合了鲁迅的人性和所谓的神性，这个并不容易，因为这个营造的梦境和意向性的指代并不容易。当读起来的时候，矛盾所产生的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
《大先生》读后感(四)：短评
“大先生”即鲁迅。此书主要部分是李静经历数年打磨而成的《大先生》话剧剧本，外加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自白与交流、与陈丹青和赵立新的一次对话录、几段不忍彻底丢弃的旧稿。李静本来是做文学评论的，第一次写话剧剧本，却就来写鲁迅，写这位最有的写却也最难写的人物，从那些作者的自白与交流来看，创作这部《大先生》实在是一个无比艰辛的历程。
李静刻画鲁迅的最大创新之处之一，在于她抛开了鲁迅为人们熟知的“导师”与“斗士”的形象，也没有像传记一样铺开叙述鲁迅生平，而是从鲁迅弥留之际切入，运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新手法，贯穿起鲁迅生前遇到的各种心结与矛盾，涉及鲁迅与母亲、与原配朱安、与许广平、与弟周作人、与国民党统治者、与青年人等等，甚至还延伸到鲁迅死后至今关于其地位与价值的争议。剧本文字篇幅并不长，但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丰富而真实地刻画出鲁迅遇到的种种痛苦和他具有的种种性格矛盾，——至少我本来就更喜欢，不去从导师与斗士之类那些所谓主流正统的角度去描绘或评析鲁迅。
记得封面上一句话讲，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这样写鲁迅究竟怎么样，我也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它本来就是作者李静从她自己对鲁迅的理解而出发的。《大先生》这部话剧已经开始全国巡演，据说反响不错，不知能否来到合肥，有机会一定一睹为快。
《大先生》读后感(五)：鲁迅的影子依然伴我们同行
话剧基本分为两个部分，鲁迅的生前和死后。
【生前】文字里的鲁迅显得毅然决绝，与旧社会断绝一切，但生活中的他却有颇多无奈。现实和理想相互冲撞，尽管鲁迅会向现实低头，但实际上却是更冷酷的反击。
鲁迅的事业在于唤醒祖国人。但国人不理解他，兄弟也抛弃他，他只能独自战斗。
[周作人]“这只是一把中看不中用的纸伞”
[小D]“不中用，你老举着它干嘛？还不劈了当柴烧”
[周作人] “如果绿洲把水统统还给沙漠，沙漠还有没有绿色？如果人的智慧不再用来创造更高级的智慧，而全部用去帮弱者挑水，劈柴，做饭，人还能不能进化得更好？我们把头脑放在什么地方呢？大哥？你的血要流到什么时候呢？大哥？”
是啊，当时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精英，一生若只是为了那些“哀其不争，怒其不幸”的国人，值得吗？鲁迅却认为值得，“割破自己的手臂，将血淋在血绳上”，因为这些国人是自己的兄弟，无法割舍。
[鲁迅]“流到流不出的时候，作人。这是没法的选择，也没法计算的事。（面向闰土）兄弟，我不知怎样安慰你的皱纹和眼泪，可我也许能稍稍减轻你的冷！我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我自己心里好过些！”
【死后】鲁迅死后成为国人精神偶像，建国后更是成了作家典范，中学课本里收录了大量他的作品，但那个“节选”的鲁迅是否是真实的呢？或许只是鲁迅的影子，亦或者连影子都不是。
鲁迅被供养在玻璃房里，一个个奖状被贴在房外，包括“文明家庭”，“妇女之友”，“第一孝子”，“模范丈夫”。这里似乎是天堂，而玻璃房里的鲁迅就是天堂最好的招牌。
鲁迅的灵魂若是存在，他会如此反思，“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我也不该相信，人可以不受约束，作自己的神。这种说法只能鼓励那些热爱椅子的家伙。他们打着向天堂进军的旗号，慢慢爬上权力的座椅，鲜血和眼泪不过是清洗他们马靴的东西”。
《大先生》读后感(六)：大先生
要描述一个完整的自己，尚且困难。更何况描述另一个人，更何况这个人还是被过度诠释，是一个被许多极富堂皇，而又极端圣洁的措辞所“捧杀”的一个人。没错，我们有那种拉近读者和描述者距离的意识流方法。然而这好像还不够，它让情况变得有些真实，愈真实，就愈会从中看出我们对真相的无知。于是，慢慢的，一些刻画人物细节的，烟火气的。便都在无意中朝向那种浮泛的结论前进。但，那是我们所事与愿违的。我能说得最具体的我，就是一个小人物。那个人，却必将往家喻户晓那头靠。这只能增加我和他，心中的那点隔阂。关于期盼着，在他的灵魂和我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共鸣，也就遥遥无期了。
所以，我只能谈点精神上的东西。这是所有人类都有的共通地带。我会常常引述“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浪费别人的生命”而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但那将不是他的，那是我说的。我还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还说过“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我又说过“俗人和雅人是不能共生存的，俗人躲开雅人，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揭了雅人的短，才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我说“我们都得做泥土，比做天才要好，天才需要泥土的供养，做天才的泥土于我们是要切实得多了”等等。
你看吧！这全成了我的话。
可是，像这些“掊物质张灵明”的，我可做不来。他也见不得。现在，要是有人声称，那是因为他的神经过于敏感，有杞人忧天式的强迫症来做了各种公案的选择给自己，所以才换得和生命互通快乐和忧伤的本领。我就深表反对。我说了“感觉是不能相通”的，这是从他说过的“感觉是不能相通”的那里领会来的。手是手，脚是脚。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也明白，手和脚必须是要成为一个整体的，为一个整体来服务。它们之间互动的关系越紧密，这个整体就越成功。而手脚并用的情况，却往往只能做些俗事，往往只能为大众化利益所驱使。虽然也精致，但文化底层的东西，毕竟是少了。譬如说，可以做一个有轮毂，轮辐，内部又被安装了电子遥控系统的木头车。因为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也比较实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主义。另方面，刻一个木头式的人偶，就不行。它只能用来观赏。问题是，观赏也是门艺术，也有我们对它进行深度剖析，变相理解的价值。
不过，在时代背景下，他宁愿选择做了前者。有的人，为了文化而牺牲了生命，他则是为了生命而牺牲了文化。不要说文言文，开始倡导说白话。他要道德的完善高于智慧的卓异。人在前头领着路，打着“德谟克西拉”的旗号，做“虚君共和”的领袖，到底还是另一种阶级政府。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在他的理解里，是个人做个人的东西，各在其位，用以维持着某种体质的运行。在这个体质里，人对人可能发脾气，可能不慈悲，可能自私，可能弱肉强食。一句话，对事不对人，便都解决了。他是看不清吗？不，他是最看得见中国人所谓民主的劣根性的。而非置身其中那么做了，一点一点，让民主剥削了去。像是个多年的游子，有着狂野和炙热的心，却再也不用来远游了。在他，是拿这远游的道理回了家。关了房门在自己学习，而母亲和父亲却总会闯进他房里来，要不为了买瓶酱油，要不为了要他帮忙着做点家务。他烦着呢。可是，那是他想做的人。如果说，他因此而枯竭了自己的命，他是没有半句怨言的。所以，这里头就只剩下，忍气吞声的艺术了，只剩下理所应当的艺术了。在平凡的事业中，他斗志昂扬，那是种本领。别样的本领他也有能力拥有，但他不想做个多面体，凡事都想着得到的话，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在家里，就想着家里的事吧！现在，很多人普遍的状况是。在家里，又要想着别处的事。一方面，出口只有一处，担心犯错误。另方面，又要自由和买办一切市场的能力。家长们那样，儿女们又何尝不是呢？
《大先生》读后感(七)：谁的鲁迅
创新加一星
全剧从鲁迅病重开始，弥留之际，黑衣青年，铁皮人，胖子和瘦子……一个个角色毫无预兆地登台，又毫无预兆地变换身份，使得整场剧充满了现代的荒诞气氛。
鲁迅和朱安的旧式婚姻，鲁迅，周作人与胡适的不同道路，鲁迅牺牲自身，拯救大众的愿望，鲁迅和左联的关系，作为雕塑和榜样的鲁迅……整部剧选取了几个意义较大的场景，分割明显。
从一开始，舞台便有着浓重的悲剧氛围。为了母亲甘愿服从一场旧式婚姻的鲁迅，对无辜的朱安实行了可怕的冷暴力。从朱安的一生来看，她的确是最可怜的牺牲品，尽管她有着谦恭顺从的本性或者说旧时代的美德，却偏偏嫁给了一个恨着旧世界的人。鲁迅不想辜负任何人的眼泪，但朱安从没得到过一张笑脸，这是鲁迅作为人而不是圣人的自私的一面，因为没有爱情所以淡漠，所以无视，李静借舞台上的鲁迅之口辩白，希望取得观众的理解，至于鲁迅是否会如此辩白，观众又是否会理解，我们不得而知。
鲁迅，胡适，周作人三人的一场戏有很多意象出现。不管是周作人的伞，胡适的铁笼还是鲁迅的血绳，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伞”是周作人心中“自己的园地”，是乱世中希望守住自己精神家园的文人的体现，鲁迅说，他曾经也有一把伞，后来失掉了。这隐喻着鲁迅丢掉了自己的梦幻和避世的可能性，选择了牺牲自我拯救人类的一条路。周作人对鲁迅说，在大众眼里，你的好，是因为剥夺了他们，所以不值得因为他们而去死，绿洲不该把水还给沙漠。也就是说，这种牺牲是无价值的，反而会使大众觉得理所应当。在伞飞离时，周作人选择保护伞，他走上了和鲁迅不同的道路。胡适则希望通过约束建立现代社会，权力受到管制的社会。不幸的是这样的希望在当时缺乏条件。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有怀疑论和悲观态度，他对改良已经不抱希望，认为唯有彻底的毁灭才能带来新生。但同时鲁迅又无法指出“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孤独的反叛者，不断做着并不被理解甚至变成束缚的血绳。
许广平的一场戏，这场戏中二人关于鲁迅枕下匕首的一部分，我是拒绝的。它太突兀太赤裸裸地直接牵扯到了鲁迅内心最黑暗的部分，关于匕首用处的对答，那句“自裁吗？我何以不堪至此。”无论怎样我都不相信这二人当面会说的出口，因为它带有一丝炫耀，一丝轻佻，将生死以如此直白的方式放在舞台上，我宁愿鲁迅听了许的问话，只是沉默着摇头解释，而不是对此作出评论。毕竟这种评论无论是放在谁的身上都过于沉重了。
黑衣青年无疑是柔石的象征，近视的眼睛，身中十枪，眼盲的母亲，这些都暗合柔石的特点。并且柔石的死，是党内倾轧的结果，这一点就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了。包括之后齐步走的队列，一致的目标，甚或牺牲个体的自由，都无处不暗含着党派信仰的荒谬。至于“天堂”过于强烈的影射只能让我感叹，这么个剧本居然能过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作为伟光正代表的鲁迅本身对天堂的反叛，亲口说出“这不是天堂”这样的话，政治色彩太浓烈。如果说这部剧一直在批判的是鲁迅“被”塑造的形象，那结尾则是为鲁迅塑造了新的雕像，使得鲁迅彻底成为了各种意图完美的代言人，这可能是缺点之一，但作者总要在自己的人物身上表现出观点，不管以何种方式。
《大先生》塑造的鲁迅，不但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位子上挣脱，还对这个位子本身的存在做出了反抗，在剧本的开头，鲁迅坐在椅子上。“椅子”一方面象征着统治的位置，这个位置不管是“屠夫”来坐，还是“奴隶”抑或“狼”来坐，最后的结局都是相同的独裁专制。椅子另一方面也象征着鲁迅的神坛——在这个神坛上，他被无数人敬仰着，也惧怕着，疏离着。舞台上的他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宁愿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不辜负所有人的眼泪。
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延伸意味远远大于形象本身的故事，是剧作者的难题。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塑造的鲁迅，是很漂亮，它描写了鲁迅，却不加评论，浓烈的情感压缩到极致就成了客观。但作为戏剧，如果仅仅将主人公的生平展现出来，又不够有诚意……李静的剧作，诚意是有了，意识流的处理方式和过多的隐喻却让体验大打折扣，仅仅在浅层上了解鲁迅，根本无法看懂这些象征。因此这部剧本注定只能是小众的，学术圈子里的，大众可能并不能体谅作者所谓数年的苦功。
这部戏写的不是历史上存在的鲁迅，正像序中所说，“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她写的是她自己，她自己的基督，她自己对现实的反抗——我感谢她的剧作，让我经历了鲁迅一生中的大事件，尽管要靠剧本外的许多工作。对我来说，鲁迅可以革命，可以是斗士，骂，骂到酣畅淋漓甚至不讲清理，恨，恨这个时代，恨之后的时代，可以悲凉可以绝望，可以意识到这个悲凉和绝望又不甘于命运，用自己的硬骨头对抗整个世界，他甚至可以丧气，可以自暴自弃，他的牺牲，悲壮和孤独，都有我自己的痕迹。
在剧本的结尾，鲁迅掀翻了椅子。这椅子为什么要存在，又为什么要被掀翻呢？鲁迅他何以一定要被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我们为什么要谈鲁迅，谈的又是谁的鲁迅？《大先生》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需要他，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在大先生去世后的许多年，依旧有人借着他的口，说出那些仅靠自己无力说出的话，不知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大先生》读后感(八)：瞎谈大先生。
很大程度上，书写鲁迅的困难在于他与政治的微妙关系至今仍无法触及根本。更困难的是，他在不同的时代里被赋予和遮蔽了太多，很难破除迷雾，寻得真身。而基于此，“探寻他的真实形象”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下的文艺创作行为呢？这些问题也许有答案，却不能见诸于世。
鲁迅的时代距我们并不遥远，近到我们几乎无法摆脱掉这些“被赋予的”和“被遮蔽的”、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谈论他。有时候，我觉得他像高尔基，应该也算是我们文学家族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鲁迅身后迅速被神化，在两地的政治压力下迅速壁垒分明的形成他的两极评论。这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到后人的态度与感情，至今仍然。而鲁迅本人是个坏脾气，常跟人论战，论战需站队，站队即无从谈起自由与爱。所谓的“自由与爱”终究是队内人的自由与爱。所以我们讨论鲁迅时，也许需要注意到，他的爱与自由也许也是基于某种阶级基础、被某种意识形态改写的，而非最为普世的观念。这又延伸出许多其他问题，诸如：劣根性的批判具体到现实论战中，站队是否只是权宜之计？文学手法与文学观点是否受时代所限？ 关于鲁迅的研究与写作的资料浩如烟海，如今的“鲁迅”早已不是早年官方的神化形象，我们接触到更多同代人与他的接触和评价，经历了对“神”的疑惑和厌恶——而在这之后，依然没有出现一个客观的角度。
李静从鲁迅出发，到自己为止，聪明的利用各种手法规避了几乎所有的具体事件，以灵魂的角度来剖析作者认为的鲁迅一生中的大事，从而树立起鲁迅的形象。这种高难度的写作有多大的勇气就会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大段独白累积的个人化、理论化的讨论是多么的一厢情愿，多么为“洗白”而存在。这是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压力，还是出于作者潜移默化的创作态度呢？亦或只是作者耽于形式上的精彩创新，对本质上的批判已经无力施展。 “爱与自由的悖论”是李静这部戏核心的人物主题。于主题来说，爱与自由是显而易见悖论。那么，要写的应该是鲁迅在这个悖论中的思考吧，而不仅仅是发现。 在“爱情”上，作者把鲁迅与朱安的主要症结归在对“四千年礼教的祭品”的食言上，继而独白“反对地狱，却亲手造了地狱”。这直接引向作者宣称的鲁迅自由的悖论上。那不禁要问，这写的是鲁迅还是作者本人呢？ 鲁迅先生一向知道自由的代价昂贵，而在许广平与朱安之间，他主动的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在感情上，追寻自由的背后不得不说是自私的。在他同时代，像鲁迅许广平朱安这样的关系比比皆是，鲁迅先生的处理方式与鲁迅其人的关系大有可探讨空间，而不是简单的归结到鲁迅先生追寻自由却亲手铸了牢笼上——就算如此，能说鲁迅先生的行为比剧中胡适先生的行为磊落可取吗？在胡适被困牢笼受鲁迅指摘的时候，讨论空间也是巨大的。作者没有在讨论这些，所以他要写的不是“爱与自由”，也不是鲁迅的“爱与自由”，只是一个模糊的“鲁迅”而已。 接下来，周作人与胡适带着多重身份登场，他们是亲人，是朋友，是同路人，是论战对象，甚至也是“仇人”。作者贡献了她最精彩的舞台创造力，找到了代表三人的绝妙的道具和意象。但却只是在舞台上图解了三人间著名的论战内容，并暗动手脚又一次完全引向了自由之悖论。 此三人的论战有丰富的意义，作者截取的却依然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色彩的面向（然而她不止一次谈到她写的是自己的鲁迅，却依然根本没有离开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对鲁迅固然重要，可不是全部。剧中依然选择让鲁迅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让另两人不无狼狈的在舞台上“被训”，可见在创作时三个人是不平等的，另两人几乎只是服务于鲁迅这个人物的。有详实的史实资料在明，这么做就显得非常不高明。 鲁迅先生与人论战非常有力，但却不总是对的。往往煽动性越大，就越要警惕。但在鲁迅做这些事情时，我们却很少看到他对“自由”的代价的警惕。这个代价当然不是指单纯的“被捕被通缉”，而是自由本事。在那个时代，尽管鲁迅已难得，但却并不完美。论战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这背后的动机与意义难道不值得戏剧讨论吗？ 在其后对待学生，对待左联的态度上，鲁迅先生感受到了所谓自由的不同代价，这并不只是作者说的自由是幌子这么简单，鲁迅先生没有更深的反思吗？那么此时，鲁迅先生又会怎样看待自己之前的斗争和对他人的批判呢？在“人民自由”的问题上，是不是胡适更加成熟呢？ 作者的意思还有，鲁迅毫无疑问的爱自由，但也爱众生，这份爱让众生的不自由成为自己自由之路的挂念和拖累。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或者个人主义者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代价与获得都显而易见。而在鲁迅，却成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止于此。我不敢说是因为他的一厢情愿遇到了现实的挫折而后的逃避，但这里是不是也有讨论与书写的空间呢？ 最后，作者安排了天堂的戏码，更是一厢情愿的引发了大段独白。 鲁迅先生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影响那么多学生后，那么在天堂里他如何对自己和追随者负责？作者选择了让鲁迅自我牺牲，再一次企图诉说“真相”。一厢情愿换个词说是自私。一切企图影响他人的人当然都是自私的，尤其是隐藏“代价”的鼓动。 而如果鲁迅先生知道自由是永远达不到，永远要追求的，那他就应该永远站在浪潮的对面，而不是浪尖。 作者“天堂”的段落处理牢牢的把整个剧钉在了“爱与自由的悖论”的进行时中。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的挣扎、论战、失望等等状态，却没看到作者对这样一个形象成因的剖析和更深入的思考。在这之前，可以说是鲁迅的创作大于作者的创作，在这里，作者真正的创作空间上却颇有些空白，遗憾。 鲁迅的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尤其复杂，而今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与那时有交集，却转移了核心矛盾。我们在此时谈鲁迅，应该谈什么呢？而实际上谈的又是什么呢？ 我只看过这本书，没有看王导的戏，但仍然惊叹于编剧舞台表现的才华和剧本中显而易见的问题。像所有的处女作一样，才华与缺陷都赤裸裸。 “血绳”、“纸伞”都好极了，残稿里“起殇”一场也很惊艳。但同时，在许多台词上，在人物的挖掘上都存在问题（好像所有的作品里，许广平形象都是模糊的）。 三人谈里各人耍各人的小聪明，彼此规避彼此的核心问题。不够真诚，但依然打开了一些小窗户。李静的几篇自述更不真诚。 但如此，做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易，还是难忘她的才华和勇气，致敬。
《大先生》读后感(九)：一场冒险的通灵活动
这是一个个人化而又个性化的东西，却偏偏选择了公众性很强的戏剧形式。
初读剧本，这个念头初现。随后阅读作者自白，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也部分得到证实。这样的写法，是李静式的写法，是一个后来者对于一个先行者的解读和阐释，是一次冒险的通灵活动。
通灵。愈进入则愈热爱，愈靠近则愈私人化。细致周全而全身心投入的阅读经验，使得李静产生了上述倾向。李静的私人体验在另外一个遥远而丰富的个体之中找到了着陆点，并不断生发涨满。如陈丹青所说：“我不太相信是鲁迅影响了她，给了她这种黑暗的感觉，去写这部戏，不是的，一定是李静内心也黑暗。”这种猜测得到了作者的肯定：“但深层激动我的，的确是他暗黑的部分”。这种奇妙的“相遇”使得她不能限于文学，而又不满于现实生活，于是只能进入玄而又玄的精神世界：“为了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用三年时间寻找一个回应他的方式。”[李静：《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83页。]基于此种深刻感知，李静的创作企图绝非是再现人物的现实生活种种，而是试图想象并呈现这个复杂魂灵的样貌：“我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他的伟大和限度，创痛和呼告，我不想辜负。”[李静：《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80页。]
之所称之为冒险，则不仅是因为戏剧这种载体的特殊性，更在于李静阐释的私人化与被阐释者的公众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或者说张力。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创作者，把握作家作品内部情感，并不构成太大困难。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李静所希冀实现通灵的个体，有着过于响亮的名号——鲁迅。读他，已然存在很多或明或暗的知识框架制约；写他，则更面临着私人编码是否能够被大众接受的关键性问题。设若创作稍不到位或不对口味，即有可能陷入“群起而攻之”的泥淖。面对这种潜在的困境，李静并非不知，而是异常清楚，甚至戏称“鲁迅，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但她却偏向虎山行，甚至不走寻常路，弃写实剧而入梦剧一路。事实上，这种以虚带实的写法倒是与其追索灵魂的创作企图十分相洽。
（1）死亡与梦：布景与轴
死亡与梦构成了该剧的两大关键性要素。如果说死亡作为始末，给全剧染上了浓郁的黑色，构成基本布景；那么梦则是该剧的主要结构方式，构成了布景滚动的轴。人死以后，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开始以梦的形式上场。这既是对生命的回溯，也是“清算”。现实生活的复杂境遇以符号化的方式上演，灵魂深处的各种矛盾以荒诞诡谲的姿态演绎。梦虽非现实，但由于内在情绪和隐秘心理的外化和无处隐藏，比现实来的浓烈得多，竟也真实得多。
初读时，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习惯了现实主义剧作的读者包括本人着实有些惊讶。但以该剧本为触发点，重读鲁迅的《野草》，则不难察觉出两者之间的相似相通来。且不说该剧中许多细节原本是脱胎于此书。就死亡和梦这两种关键性元素而言，《野草》之中也随处可见。尤其是《死后》一篇，对自身死后的场景作了第一人称视角的演绎。这种怪异新颖而实验性极强的写作方式，或许可以在该剧之中找到一些影子。
（2）多与一：角色与指向
如何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分裂？除了人物言行不一或前后不一的常见手段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我以为该剧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形式：即将内心的矛盾实体化为其他人物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多个角色同台出演，但却指向一个人物内心的效果。
以开篇就出现而贯穿始终的黑衣青年和铁皮人为例。初读时，我以为这只是两个独立于鲁迅之外的对立角色，他们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存在的两类心理，鲁迅则只是两者的争相制约和影响的对象。但当我读到黑衣青年引鲁迅照镜，而镜中人是上锈的铁皮人时，恍悟也许这两个角色本身便是从“鲁迅”分裂出去的，因而也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转化。如此一来，再读开篇两者之间的诘问：“你愿意当囚犯，就一定要别人不自在？”“你不肯彻底牺牲，就鼓动别人出尔反尔”，就明白的多。看似是其他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却指向的是旁观者——鲁迅内心的分裂和自省。事实上，这番对话在鲁迅笔下也有迹可循。
（3）虚与实：精神与意象
如何将《野草》式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单单从鲁迅的现实生活之中取材是行不通的，如李静所言：“发现一个令我绝望的难题：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 李静：《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96页。]那么“写实”行不通，则必须“写虚”（虚写）。如何“曲径通幽”？除了以梦的形式来结构外，还需要大量的东西将其填充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剧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这些意象多简洁而别致，也使得矛盾和情感的表现更为集中。
借助这死亡与梦的结构，李静所企图触及的主要矛盾有鲁迅平生的三大伤心事：早年婚姻不幸；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设若以现实主义的写法来写，恐怕很难捕捉到人物内心某些隐秘的伤痛，或者说矛盾和悖论的一面。以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为例，先前的阅读经验使得读者（观众）习惯认为鲁迅是这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却忽略了鲁迅无形之中扮演了婚姻另一方的加害者这一点。朱安的失语与被失语更强化了这种认识。但李静偏偏不肯放过这一点，以朱安索要的“微笑”以及从衣襟中掏出的黑红棉絮两个意象，直击朱安之痛以及鲁迅之“罪”。再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血绳”为例。以血来滋养他人固然是出于无私和大慈爱，但同时这种强迫式的爱又如同绳索一般，钳住了被爱者的自由。这种悖论式的抽象命题，以简单别致的形式得以传达，不得不说是妙哉。
（4）不演而演：语言激流与动作细微化
除了鬼影重重、暗黑浓浓的诡异气氛外，该剧在形式上的另一特点即是大段的台词，尤其是自白。这种大段大段的自白最初让人读来，真是觉得有些不适应，甚至很容易出戏。这不仅因为自白没有动作看起来有“戏剧效果”，也在于观众部分丧失了从外部行为挖掘（或者说窥视）他人内心隐秘所带来的乐趣。更为重要的是，观众的接受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变至倾听者，甚至是对话者。这种转变，对于观众的投入程度和思考程度要求很高。对于演员来说，这种设置也并非没有难度“你这里面很多台词，都是大段的东西，这真是需要力量的。这个力量不光是外部的，还有内部的。就是你内部的储存是否够，不光是气和肌肉的力量是否够，而是你内心的思想够。”[ 李静：《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55页。]
我以为这不能粗暴地归结为作者技巧的不圆熟，因为这些自白实质上非常顺畅甚至非常劲道，对于人物情绪的呈现也非常到位。那么这种大段的语言激流，伴随着动作的细微化，到底可能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也许借用作者早年前所写的剧评会有所启发：“演员‘既在角色之中，又在角色之外’——即演员的表演有一种先验的‘面对观众’的对话特征，由此摆明了演员是在‘扮演’角色，而非戏剧化地‘融入’和‘体验’角色；同时，演员内在自我则又必须成为一个如此丰富而开放的存在，以至其台词和动作竟像是‘他/她自己’的‘下意识流露’。”[ 李静：《必须冒犯观众》，新星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19页。]以上这段话，虽说的是表演方法，但我以为却也指向了戏剧效果本身，或者可以说表现了某种戏剧追求：淡化大幅戏剧动作带来的表演性和刻意性，以此来加倍放大语言激流所释放出的人物的“精神声响”。
（5）未上场的角色：女心理医生
读此剧，另外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部剧虽以鲁迅为主体，但视角却并未限于鲁迅自身的内在视角，或者说并非单单只替鲁迅发声。另有一个潜在角色在以无声的形式发声，而这个声音审问的对象很多时候正是鲁迅。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角色借助发声的载体却恰恰是鲁迅之口。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物的自我审问和他者审问的合一效果。
借朱安一场为例，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一幕便是朱安向鲁迅索一个微笑，并企图撕下来带走。这一场戏显然并非是鲁迅所自省到的，而是他者对于鲁迅行为的“检讨”。在该剧中，却以鲁迅的自我审问形式上演。后半场之中，鲁迅死后被当作傀儡为权力利用，所作出的各种反应和言论则更显然是外在视角。
那么这个角色是谁？就是美丽的女心理医生。或者不妨说明就是作者李静。在李静的残稿《盛宴》之中，这一作者视角尚以他者视角存在。李静设置了“鲁迅和美丽的心理医生面对观众坐着，中间隔着一张长长的餐桌。女心理医生不说话。”这使得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有了外在的观察者，也便于作者发声，但不免过于显露，好在完稿之中已被巧妙隐藏。不过这个细节不免更加显豁地提示我们，这部戏之中，不仅有“鲁迅”，更夹杂了李静的大量“私货”；不仅有鲁迅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也有李静对于鲁迅的认知与体味。
这就涉及到历史人物剧之中人物原型与作者投射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所谓的“像不像”的问题。但我以为我们应该正视作家自身的思索。毕竟一出戏成不成功，并非只是“像不像”这个标准就能完全衡量的，其中投射出的作家思考的成熟与否也异常关键。或者简单来说，作为观众（读者），我们看一出戏（或是阅读），并非仅仅是为了加强某种已有的认知，更多地是寻求新的思想刺激。而这些往往来自于作者的“私货”，来自作家所体味到的东西。这部戏在某种程度上正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刺激感。
仍借用陈丹青的一句话来作为收束，“忘记鲁迅，排一个牛逼戏。”作为导演，赵立新应该忘记所有顾忌，忘记鲁迅的公众形象，重构戏剧《大先生》；作为读者，同样应该如此，忘记“鲁迅”这面“旗帜”，静静地进入这场鬼影重重的戏，才能看到李静到底向你呈现了什么样的灵魂和世界。或许正因为“冒犯”了我们的“先验”，才有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