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驻馆计划
作为驻馆计划的第一位创作者，诗人黄灿然大概可以给出答案。离开都市生活后，他搬进深圳村庄，全心全意地做起了随笔和诗歌的译著。在他看来，顾不得用别人的标准来写诗的时候，真正的诗才会产生，而翻译工作则给了他最简单的快乐。谈到在文学创作中最喜欢的偶像，他竟然从耶稣说起……
今年 4 月单向空间与阿那亚联合推出了「驻馆创作计划」，诗人黄灿然是第一位驻馆创作者。驻馆期间，诗人在“孤独图书馆”二楼的书房内，开启了伊朗导演阿巴斯编选的古波斯诗歌集的翻译。
在驻馆创作计划最后的“创作分享活动”上，黄灿然坦言，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来到秦皇岛的“孤独图书馆”，他甚至都记不得分享会原定的那句很长的主题——“从秦皇岛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古波斯的诗意”。
然而，如黄灿然所言，“这个世界总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把人们带到一个相同的地点。对于他来讲这个奇妙的东西是一连串影响了他写诗、翻译以及人生的名字：信仰的创始者耶稣、佛陀，一千多年前的诗人杜甫，另一个语言世界的诗人拉金、佩索阿、卡瓦菲斯……
▲单向空间 x 阿那亚「驻馆创作计划」第一期驻馆创作者：诗人、翻译家黄灿然
耶稣与佛
“一个是生，一个是死。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别人。”
1989 年至 1992 年期间，我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两个宗教人物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有一本大陆出版的书，是关于耶稣，尤其是《新约》。虽然是介绍的名目，但是它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新约》的摘录。当时看得我很感动，从此耶稣成为了我生命中经常去想的一个人。
▲《新约圣经》是基督教《圣经》里继《旧约圣经》之后的其余部分，强调耶稣的身份、生平和地位。
再往后一些，我在香港的《大公报》工作。有个同事，他是做校对的，跟我同一个宿舍。他以前好像做过黑社会，后来信佛了，也吃素。因为我生病了，他就经常劝我读点佛经。我很偶然地从他的书架上拿到一本佛传。书是谁写的，书名是什么，我都忘记了，这个同事也失去联系，去了别的地方。
很奇怪，这两本书具体的书名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它们一直影响着我。
▲《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创刊于 1902 年的天津法租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这一时期结束之后，大概在我四十来岁的时候，迎来这么一个关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与工作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关头，我发现，佛跟耶稣虽然差异很大，佛是来自上层的王子，耶稣来自于底层。佛呢，因为他突然悟到，就决定留下来传教，普度众生；耶稣，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别人。
想到这点的时候，我突然有所悟：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了，来做点为别人的事情，什么都不计较。诗歌是隐形的东西，而翻译是比较可见的，正因为这样，它没有什么物质、甚至精神的东西。但是，它让我不再去想工作、翻译、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就用行动来做事情，这样生活就变得简单，思想也变得很简单。
▲黄灿然在活动现场，讲述杜甫对他的影响。
杜甫
我大学的时候读过杜甫的诗，当时很感动。但真正让我对他感兴趣的转折点，是冯至的《杜甫传》。我是在香港一个书店的旧书架上看到这本书，出版于五十年代，还是竖排排版。后来好几次碰到，我就买来送给朋友。书里有很多关于杜甫的苦难的描写，并且没有虚构的成份。书是很小、很薄的一本，因为这样，我开始系统地读杜甫。最终，我在诗歌上也有了一个大的领悟。
《杜甫传》
作者：冯至
应该怎么写诗呢？
在刘宽拍的那部纪录片里，有我读诗的片段。当时我腰椎有问题，所以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非常辛苦，我需要调整身体来读诗。正是因为这样，我读的时候有一种很自然甚至很无助的状态，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我可以读得这么好。这个“好”不是说发音很准，正好相反，它是要突破这些。
好多小城市里面，原来说话都是方言腔，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前不久回老家，我们那种地方的普通话是最不标准的，但是小孩子说的都是标准普通话。我突然发现，我说的这种带着广普、闽普的普通话，已经快灭绝了，过一两代就没有了。
像我们南方人，读诗用普通话，人家会计较你读得准不准。问题是，当我自己读出那首诗，我才发现，要读好一首诗可能要比写好几首、几十首诗还困难，因为那是一种比灵感还难得的时刻，进入一种极端的最自然的完全没有标准的状态。写诗也这样，大部分人写诗是为了符合一个标准，写出“好诗”。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遇到危机，顾不得用别人的标准、别人眼中的好诗来写诗的时候，真正的诗才会产生。
我们写诗的时候，按别人的方式来写，然后到了某个节点，可能是机缘巧合、或者社会外部的繁衍变迁，你会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你的心理、你的精神、那种忘不掉的、删除不了的、个性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黄灿然和他的洞背
杜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去到哪里写到哪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
现在看杜甫是最伟大的诗人，但在当时没有几个人认识他，年轻的同事在背后嘲笑他。他很符合早些年大众心目中的诗人形象：穷困潦倒又可笑的样子。但是，诗人恰恰应该被最伟大的诗歌时代抛弃，他才能真正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经历了三四百年，才完全奠定了他最终的地位，这是非常长远的过程。我所理解的杜甫，他的倒霉刚好是他的幸运。碰到倒霉的事，一辈子都很艰苦，正是在这种完全没有观念和束缚的状态，最终就成了他的伟大。
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
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
他的日子像白米，每粒都是艰难。
而这个流亡者正是他安稳的家。
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
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
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杜甫》
——由黄灿然写于二十年前
▲活动当天（ 4 月 30 日）的纪念版单向历。
拉金、佩索阿、卡瓦菲斯
“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地方”
佩索阿与卡瓦菲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拉金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英国诗人。他们三个人有个特点：待在一个地方，基本上不出外旅行。卡瓦菲斯和拉金都是顶着现代主义的风暴、能站稳脚跟的诗人。他们无所求，只专注于写自己的东西，根本不理会潮流，最后确立了自身非常独特的东西。
寻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而我的心灵被埋没，好像一件死去的东西。
我枯竭的思想还能在这个地方维持多久？
无论我往哪里转，无论我往哪里瞧，
我虚度了很多年时光，很多年完全被我毁掉了。”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
抱什么希望：那里没有你的船，那里没有你的路。
你也已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城市》
——卡瓦菲斯 著，黄灿然 译
▲卡瓦菲斯（ C.P.Cavafy ，1863 - 1933 ），希腊现代诗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少年时代曾在英国待过七年，后来除若干次出国旅行和治病外，都生活在亚历山大。
《城市》是卡瓦菲斯为自己人生写的一个宣言。包括佩索阿与拉金，他们大概是怀着同样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生命与创作。不得不承认，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态。这看起来很悲观，其实很积极，因为它让一个人真正安于自己创作的现状，安于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不必去外求。
“有人说我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我想这更多的是指我在文学上的榜样，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自己干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颠沛流离。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
——黄灿然
编辑｜是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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