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字的明信片
没有字的明信片
父亲生前是一个善写的人。
记得我上女子学校初中一年级首次离家时，还不到三天，父亲就寄来了信。
尽管时任一家保险公司的分公司经理，但是父亲依然一笔一画、毫不草率地用大号笔写着“向田邦子女士”，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称谓，我很吃惊。本来父亲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使用“女士”这样的称谓也未尝不可，然而直到四五天前，我还被“喂！邦子”这样叫来叫去，“混账东西”的骂声，甚至挨拳脚也是常有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突然的变化，才会让我感到有些難为情和过于慎重吧。
信的内容，很规矩地以季节的问候语开头，从东京新公司宿舍的房间布局一直写到院子里花木的种类。在信中，父亲称呼我为“贵女”。“虽然以你的学历来说也有很难的汉字，你就当作是学习一样认认真真地去查字典吧。”像这样的训诫也被包含在内。
只穿一条兜裆布在家里踱来踱去，喝酒，发起脾气来就对老婆孩子挥舞拳脚的父亲的形象怎么也找不到，有的只是充满着威严和爱女之情无可挑剔的父亲形象。
虽然是个暴君却又有腼腆一面的父亲或许只会用这种比较见外的方式给自己的女儿写信吧。又或者，他是想试着在信中做一回平时因为难为情而扮演不了的父亲的角色吧。
信有时一天就来两封。离家居住的一学期下来已积累了不少的数目。我用橡皮筋把这些信件扎成捆，保存起来。
我很怀念那些信，但是如果要说在自己心中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则要数那些由父亲写的寄往地址与人名并由小妹写的正文的明信片。
战争结束那年的四月份，正念小学四年级的小妹因为学童疏散的缘故要到甲府市去。尽管早一年的秋天，念同一所小学的大妹就被疏散到了别处，但小妹因为年纪太小，显得那么可怜，父母对她很不放心。由于三月十日的东京大空袭，我们家的房屋被烧为灰烬，全家仅以身免。
与其这样全家一起死去，还不如让小妹疏散到别处去，父母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夜幕降临，昏暗的电灯下，母亲用当时算得上贵重物品的平纹白布缝制了一件汗衫并附上了名牌儿。父亲一丝不苟地在许多明信片上写上寄往自家的地址和人名，并嘱咐小妹说：“一切都好的时候，就在卡片上画一个圆圈，每天拿一张投到邮筒里去。”小妹当时还不会写字。
把大大的一捆只写了寄往地址和人名的明信片塞进背包，抱着盛菜粥用的大海碗，小妹就仿佛去远途旅行一样欢跳着出了门。
大约一星期后，第一张明信片寄到了。打开一看，只见一个用红色铅笔画的似乎要从纸面上溢出的气势逼人的大大的圆。听陪同孩子去过的人说，当地的妇女会用红豆糯米饭和年糕团欢迎、款待他们等等。这同连南瓜莛儿都要吃的东京相比，确实该画一个大大的圆。
然而，从第二天开始圆圈迅速地变小，用黑色铅笔画的可怜巴巴的小圆圈最终变成了一个“×”。
那个时候，疏散在较近地方的大妹前去看望小妹，只见小妹当时正倚靠在校舍的墙壁上吮着梅干的果核，一见到姐姐，“呸”的一声吐掉果核就大哭起来。
过了不久，画“×”的明信片也不见寄来了。疏散后第三个月，母亲前去接小妹回来时，只见正患着百日咳的小妹满头虱子地躺在大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小妹将要回来那天，我和弟弟把家里菜园里长的南瓜都摘了回来。常常责怪我们把尚未成熟的小南瓜也摘下来的父亲那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和弟弟把一堆大到抱不住、小到只有拳头般大小的二十来颗南瓜通通摆成一排搁在客厅里。没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更能哄小妹开心的了。
深夜里，一直趴在窗边守望着的弟弟突然大喊道：“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