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夜路
我一早坐车赶到故乡，已是正午12点多了。我和二哥在侄女婿的护送下，于1:10分到达墓地，给父母上坟。
风很轻柔的吹着，青翠旺相的麦苗闪着亮光。由于麦田的主人刚浇水施肥，鞋子深深陷入泥巴，难以自拔，裤脚也早已沾满泥浆。尽管如此，一眼望见父母高大的石碑，就顾不得眼前艰难的跋涉，几乎是用尽全力扑拥过去。
“咱爸心眼儿太小，思虑过多，爱面子，文革期间挨批斗的人多了，唯有他想不开，转不过弯儿。不然，怎么会去世？”
“咱爸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所在的学校校长被迫上吊自杀。他作为教导主任，觉得自己的老父亲是老红军，不是“地富反坏右”，苗红根正，怎么可以让红卫兵随便拉出去游街示众？怎么可以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士可杀不可辱’吗！”
这是我和二哥的对话。
“咱妈这一辈子就更惨了，34岁就守寡，一人拉扯我们姊妹四个不容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眼见得我们长大成人了，日子过得好了，可她老人家累倒了，病死了。”二哥说。
回到车上，我的眼前不断地闪出一系列画面。时间是49年前，我五岁，母亲31岁，我和母亲走夜路。
那大概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季的黄昏吧。我母亲带我去南京祖父祖母家探亲回来，在县城下了火车后再也没有回我们家的客车了，须得在火车站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能去汽车站坐车回家。还记得母亲很着急的神色，她让我照看着行李，自己去了站外。不一会儿，她领进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来，母亲告诉我说这个小伙子是被他父亲打了之后偷偷逃出家门慢无目的的流浪到这火车站的。母亲找他来，是想让他护送我们连夜赶路回50多里路之外的老家。记得母亲打开布袋掏出馒头点心让他吃，他是很饿了，狼吞虎咽的吃着。大概是傍晚七点多鈡的光景吧，小伙子肩扛两个四五十斤重的包裹，母亲拎个二十多斤的布袋，我手拿几把芭蕉扇两把雨伞，就这样上路了。
走出近30里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们早已浇得像个落汤鸡。母亲给了小伙子八块钱，谢了他，不忍心再让他送了。
一条大河横在我们面前，母亲说她先将大大小小的行李扛过去，再回来背我过去。母亲来来回回背了四趟，最后背我时才知道水没过她的胸部，幸亏母亲很高大，1.71的个儿。我的身体一半负载在水中，一半负载在母亲背上，母亲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勒在她的脖子上，艰难地前行。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才渡上岸。她大口地喘着粗气，跌坐在岸上。
站起身，才知道身后是高高的河堤。如果不是下雨，可能还好攀登；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行李，攀登起来不会有这么困难；如果不是茫茫黑夜，攀登起来还能看清道路方向。母亲说她先将行李扛到河堤上，摸摸道路，回来再领我上去。她又是来回的三趟。凉鞋早已穿不上了，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干脆光着脚，把凉鞋提在手上。可蒺藜扎入我的脚底，钻心的疼痛使我不敢向前迈出一步。我哭着埋怨母亲：“谁叫你赶着回家的？谁叫你赶着回家的？”她小声的告诉我：“别哭，叫人听见就不好了。你老奶奶在家没人给她做饭吃怎么行？”我一连摔了三跤，差点滚下悬崖去。
好不容易上了岸，可岸上还是有蒺藜扎脚，想哭却不敢哭。潜意识告诉我:如果坏人听见我的哭声，我们娘俩就没命了。母亲这时也好像有点怕，我拿的芭蕉扇打到槐树稞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她警告我不要弄出声来。
凭着记忆，母亲带我摸到我曾祖母娘家，叫做“集沟”的村庄。叫开亲戚家的门，已是深更半夜。她们惊奇不己，并说：“您娘俩走的这个河堤，经常有坏人藏在槐树稞里拦路，害人家钱财和性命。今天真是万幸啊！”我和母亲听了非常后怕，也有点埋怨母亲太性子急躁。两个舅奶奶烧好洗脚水，烧好红糖姜汤，烙好油饼，炒好鸡蛋豆腐皮儿，让我和母亲洗了，吃好饭菜，安排床铺歇息。
第二天雨过天晴，吃过早饭，两个舅爷爷用扁担挑起我们的行李，送我们到家，母亲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我第二天去上学，脚肿的像个发面馍馍，从脚板上拔出很多蒺藜，涔出很多血水，害得我一周没能到校上课。
与母亲走夜路，这事儿已过近50年，仍记忆犹新，如在眼前。母亲的胆量和孝道，她的吃苦和耐劳，对我影响甚大。我与婆婆在一块儿生活至今，对婆婆，对儿子，对爱人，我尽了责任与孝心，所以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