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满长安
唐都长安占地八十四平方千米，比当时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七倍，较公元八百年所建的巴格达大六点二倍，古罗马城只是它的五分之一。自它之前之后的数千年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没有之一。可我为什么总觉得与杜甫相遇的长安是一个秋天呢？高瘦的诗人宽袍广袖，迎着潇潇落木穿行在长安街头，给我们留下一帧渐行渐远的背影……
杜姓为北方汉族大姓，杜甫为官宦富家子弟，其远祖为汉代酷吏杜周，近祖为晋代大文学家、西晋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与初唐诗人沈全期齐名，父亲在陕西一带做官。“奉儒守官”的家风，让杜甫区别常人。“学而优则仕”，杜甫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当官的，也就是“奉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杜甫七岁能诗，十九岁始，南游吴越，北游齐赵，在东鲁与泰山相遇，慨然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虽属年青气盛，但充分袒露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就是做官，要做京官，做大官，做高官。二十三岁时，杜甫初到长安，参加科举，名落孙山，虽不能就此断定他多舛的命运从此开始，但一个良好的开局，就是成功的一半。这与他的族弟，生于晚唐，少年得意，以“豆蔻词工，青楼梦好”自喻的杜牧形同天壤。只与宋代“杨柳岸晓风残月”，七十出仕的柳屯田旗鼓相当。杜甫与长他十几岁同代大诗人李白是不能比的，因为李白的人生设计压根就没想走高考这条路，“特长生”成为李白及第的唯一选项。在被召入京前，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通过游历与创作诗词歌赋名动京师；被赐金放还后，更是妇孺皆知，誉满天下。虽在政治上受到排挤与打击，但曾经随侍玄宗左右，也算是“身在最高层了”。对天下读书人来说，科举制度无异于一部上下穿越的电梯。杜甫初次失利，却当风华正茂，本可再试，三试，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等一干人等，可以一直考下去，但这毕竟不符合杜甫的性格与人格，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它专挑有格的人整蛊。
在入仕的这盘大棋里，杜甫失了先手，落了下风，可杜甫仍未失其富家子弟的狂放不羁。渭城朝雨润湿的清晨，在柳色青青的长安客栈里，颇有资财的杜甫与客舍中人纵酒赌博，大呼小叫，亦是相当任性。“胡马依北风，池鱼思故渊。”京兆、杜陵、少陵，为杜姓郡望之地，因此，杜甫也会到长安南面终南山下的少陵寻根问祖。在少陵杜甫得到或部分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不然，这个出生在河南巩县的异乡人，在他年以后怎么会选择少陵寄居，又怎么会以“少陵野老”自况？不要看不起“野老”二字：一则历朝历代不被朝庭掇用的高士，都会选择各种隐居，归隐林泉，恰是最好的宣传口号，“野老”早约定俗成地成为隐者符号。现代共和国体，施行多党制，竞选胜利者为执政党，败选者为在野党。近代历史上的阴谋家袁世凯、蒋介石都曾有过下野的经历。二则在中国文化里能抵得上一“老”字尊讳的又有几人？一个是道家的创始人，中国古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老子”，也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太上老君”；一个是风流倜傥，铁嘴铜牙，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的清代大才子口中的“老爷子”乾隆；一个是清代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导演“垂帘听政”政治闹剧的东宫太后“老佛爷”慈禧；再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和在某一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某老”啦！杜甫自称“少陵野老”很谦逊，很低调，但也很自信，很高光。
离开长安，杜甫选择了遨游，遍访名山大川，瞻拜古刹禅林，求贤会友，吟风弄月。在东都落阳得遇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结下“伟大的友谊”。早期名作《饮中八仙歌》豪气干云，技艺之老成，令人怀疑并非出自清狂少年之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非浪得虚名。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走向辉煌的伟大时代，却是权奸当道。“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的铮铮傲骨，与嫉贤妒能的李林甫集团狭路相逢。杜甫虽有亮剑精神，但他仍然心存幻想，没有追随好友李白求仙问道，而是始终把“奉业”当作奋斗的归宿。天宝六年，杜甫三十四岁上，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离京十年，游历十年，准备了十年，闻讯，其精神状态应该是欢欣鼓舞的。这与若干年后，安史之乱暴发，在辗转流徙，穷愁潦倒，贫病交加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欣喜若狂可有一比。杜甫参加了考试。可是，权相李林甫自编自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十年之内，杜甫二遭封杀。报国无门，从军无路。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
长安之南，杜曲之地，杜甫有些田产，却难以糊口。像今天大都市的城郊一样，长安城南的杜曲、樊川一带风光旖旎，达官勋戚的别墅林立，道观佛寺比肩接踵。饱学之士匿身其间，或寄情山水，远避俗世红尘；或游走权门，寻觅终南捷径。杜甫虽学府五车，才高八斗，可在未求取功名前，不过一白衣秀士，也不得不潜水，在雅俗相羼的环境里屈身周旋。西风，瘦驴，短褐，饥肠。门客的形容是相当委琐的，跟班的身上有着双重人格，在权贵面前，委身做虫，这与孟老夫子“开轩面敞圃，把酒话桑麻”的怡然自得，与陆放翁“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情得志满，天上人间。“朝扣富人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正是诗人杜甫在长安十年生活的缩影。为稻梁谋，杜甫经常到山间采药，并在房前屋后的苑圃里驯化栽种，成熟了，呈现上去，换得一些银钱。这是诗人聊以自慰的劳动所得，为诗人留存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与风骨。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盘桓于达官显宦，但杜甫在长安的知心朋友，还是那些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文化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杜甫寻找到精神的原乡。从他们酬唱应答的诗文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锥心刺目的，境遇悲凉的杜甫。广文馆博士郑虔在《醉时歌》里曾这样描述杜甫——“杜陵野叟人更嗤，被褐短窄发如丝。”“但知高歌动鬼神，岂意饿死填沟壑。”文学作品是时代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统治者不敢直视的真实。如果不是《醉时歌》，又有谁能想到大唐盛世，像杜甫这样的官宦子弟，国学大师，尚且不得温饱，平民百姓又何以为继？“未遂风云便”后，杜甫赠诗汝阳王李珲，投赠京兆尹鲜于仲通，作诗献韦济、哥舒翰等，但都波澜不惊，没有引起大的轰动，更没有得到赏识荐引。莫非我们的诗人就此老死乡里，永无出头之日吗？机遇永远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抢在天宝九年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让杜甫从阴云密布的政治天空中看到一丝曙光。即便如此，也仅得“参列选序”，即等候分配。可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致使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只是个抱负，一个愿望，一个随时都会被风干被击碎的泡泡。
杜甫在写完《哀江头》、《哀王孙》的悲歌后，夹杂在难民中，像一朵无声无息的浪花消失在逃难的潮水里，离开了曾经带给他希望，带给他失望，带给他绝望的长安。除了悲愤与痛苦，杜甫什么也没留下，因为长安已不值得他留恋。至德二年（755年）四月，杜甫冒险逃到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授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忠直，不会把握风向。房琯获罪，他上书辩护受到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两次举而不第，皇帝亲见而不任用。对朝廷，杜甫的心彻底凉了。759年在安史叛军再次打来时，杜甫弃官扬长而去，把寄寓十年的长安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身后万木潇潇，《北征》、《三吏》、《三别》……1500余首诗歌如同片片秋叶，凌空飞舞，漫天飘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