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90年7月3日，他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名门之家。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曾任湖南巡抚，支持变法。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年龄渐长，1902年，他随兄东渡日本，入读巢鸭弘文学院。从那时起，他时断时续，先后辗转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直到1925年回国。恰好，清华大学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极力荐他为导师，说他的学问远远胜过自己。
那一年，只有36岁的他，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称为“清华三巨头”。
在清华园，他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她亦是名门闺秀，台湾巡抚的孙女。他们是同行，同在清华园教书。两人志同道合，一见钟情。很快，双双坠入爱河。1928年，于上海，互相“执子之手”，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早在1927年，清华园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井自溺身亡。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他的内心。1929年，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中他首次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从此，这句话成了他一生践行并用生命去捍卫的人生信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他的父亲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他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他随西南联大抵达昆明。不久，他患上了眼疾，视力变得有点模糊不清。
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美国牛津大学任教，并顺利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生诊治开刀，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他很是失望，辞去聘约，于1949年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蒋退台湾时下令：国宝不能留在大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向他发出了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他推说自己年龄大了，不想离开故土，婉拒了傅的好意。
解放后，他曾一度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他十分感动。1953年，组织上任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一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意料之中，他的这两个条件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应允，遂没有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他本想以这种近乎苛刻的方式来远离政治，极力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然而，他错了，政治还是不依不饶地找上门来。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随即，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棺木，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他的衣服上皆贴满了大字报。“革命者”还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得寸进尺地对他家开始进行疯狂地清洗。他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劫一空。妻子先祖遗留下来的一点纪念性的首饰及他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与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后，他家的财物尽失。
但，他，人还活着。
为了置之死地而后快，“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他家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声。双目早已失明，不辨牛马且患有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他，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嗷直叫，惊悚不已，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这一招效果可佳，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高音喇叭搬到屋内，绑到他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家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他与妻子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突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他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方居住。此时的他，病体衰弱的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床榻上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眼角不断地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拳打脚踢，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妻子，他认为爱妻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从心来，写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曲爱的挽歌：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家稍得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病床上气脉已竭的他，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他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竭尽的他于凄风冷雨中与世长辞。
一个月后的11月11日，他的妻子也撒手人寰追随他而去。
他，叫陈寅恪；她，叫唐筼。
就这样，清华园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三百年难得一见的文化巨星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陨落了。
据说，在台湾的蒋闻讯，将刚端起的水杯猛地用力摔在地上，痛哭流涕。
文革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003年，他与妻子才被合葬在江西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有一大石，石上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