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胡萝卜
中午，我煮了几个胡萝卜，盛在盘子里，端上餐桌，让母亲尝尝。不料，母亲看见胡萝 ，两眼发绿，一只满是皱纹老茧的手，瑟缩地拿起一个胡萝卜，狠狠地咬了一口，连声说：“好吃，好吃！”
母亲一边吃，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重复她那段不知重复了数不清多少遍的童年往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姥爷家有一处老宅，四间堂屋，四面墙里墙外全是青砖包皮到顶，里面是一块块正方形厚厚的大砖坯，一面墙足有一尺多厚，冬暖夏凉。屋顶雕梁画柱，八砖登顶，外面一律青色小瓦，风雨不透。另外还有东西厢房各两间，看上去很是漂亮。母亲说，那时，姥爷家的房子在整个村子里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解放后，姥爷先是被划为地主，后又成了右派，游街，批斗，成了家常便饭。在一场紧似一场的凄风冷雨中，姥爷像是一棵无根的浮萍，风雨飘摇。
很快，姥爷从祖辈手里继承下来，一直被姥爷视若珍宝的老宅，随着一阵稀里哗啦，顷刻间，房倒屋塌。一向烈性如火年轻气盛的姥爷试图拼命阻拦，无奈寡不敌众，被人死死地按倒在地，姥爷虽拼尽全力，但换来的却是徒劳地挣扎和雨点般的拳脚相加。眼睁睁看着老宅变成了一片废墟，姥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哭无泪。
从此以后，刚烈的姥爷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从来不敢大声，别人叫他往东他不向西，别人叫他打狗他不撵鸡。对外界的一切，姥爷突然变得逆来顺受了。
也许，这是姥爷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惟一的也是最聪明的做法。为了孩子们，姥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一定要活下来，成了当时姥爷最大的奢望。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1958年。
那一年，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一夜之间，仿佛共产主义已经降临神州大地。村子里凡是各家各户的东西一律充公，就连平时一日三餐赖以充饥的铁锅也都砸了个稀巴烂，重新回炉大炼钢铁去了。
秋天到了，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际，黄橙橙的有谷子、高粱，更多的是一片又一片青绿的胡萝卜。地里的庄稼丰收在望，每个人的心里都美滋滋的。人们唱着欢快的曲子，把一车一车的胡萝卜径直拉到了生产队食堂，堆在一起，红肥绿瘦，小山似的，煞是壮观。
终于，人们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队长负责制。每天打铃上班，有队长负责分工，实行工分制。每干完一天活，根据你的劳动强度、数量和质量，晚上，由生产队记一天的工分。日积月累，年底按照工分多少，给予每家每户或多或少的劳动报酬。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口大锅，有专人负责做饭，相当于下地干活，挣工分。吃饭时，队员排队到食堂领取黑窝窝，胡萝卜等。母亲爱吃胡萝卜，又香又甜。每次姥爷领到胡萝卜，都舍不得自己吃完，留给母亲。
北风渐起，天气越来越凉了。
收获了地里的萝卜，秋种就开始了。上级派来了专家，专门来指导绝大部分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怎样播种来年才能有个好收成。专家说，千万不要太会过日子，不舍得耩麦种。他算了一笔账，即使一个麦粒结两个麦粒，我们还赚一个。何况，有谁见过一个麦穗只有两个麦粒的？所以，我们一亩地耩一百斤麦种，收五六百斤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专家的一席话使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茅塞顿开，深信不疑。
播种时，社员们把队里仅存不多的麦种大把大把地播进了泥土里，梦想着来年的好收成。，地里剩余的没有播完的半袋半袋的麦种都抛洒在了地里，谁也不肯费力扛回去，反正扛回去是公家的，也不是自己的，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谁也不愿干。
社员们心里都清楚得很，自从在生产队吃了大锅饭，干劲一天不如一天了。“挖个坑，放个屁，闲在一会是一会。”这句话成了不少社员的口头禅。反正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孬一个样，只要按时上下班，就能混碗饭吃。谁还老黄牛似的，一定是个大傻冒。
冬天到了，队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很快就吃了个精光，剩下的也只能吃水煮胡萝卜了。听说天天能吃胡萝卜，母亲开始很是高兴。开始时，每顿饭每人供应两碗萝卜，还能勉强吃饱肚皮。然后，就变成一碗了。然后，变成半碗了。然后便没有了然后……
社员们看着队里的粮仓空空如也，肚子饿的整天咕咕乱叫，开始慌了神。
那段日子，村里不少老人都被活活饿死了，小孩饿的皮包骨头，跑都跑不动了。即使是原来自称“气死牛”的小伙子也饿得患了浮肿病，浑身发虚，有气无力。
好不容易挨到春节，上级不知从哪里调来了一批篦子，虽不好吃，但至少能充一时之饥，总比饿着好受点。春节刚过，离下一个收获的季节还远，生产队里早已弹尽粮绝，社员们再也无东西可吃。可有谁会愿意就这样活活做一个饿死鬼呢？无奈之下，人们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走出家门，走向才刚刚泛青的田野。什么苦苦菜、蒲公英、狗尾巴草，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所到之处，人们蝗虫般一扫而光。田野里没有了，人们又爬到了树上，吃树叶。吃完树叶，又开始吃树皮。只要是树，人们都吃了个遍。有苦的，有涩的，也有淡而无味的。母亲说，最好吃的要数榆树皮了，滑滑的，无味，吃到肚里胃里还舒服点。
“你姥爷吃了那时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东西。一家人在姥爷的带领下，居然都挺过了那个寒冷的春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母亲说。
“杨树皮是什么滋味？”这一次，我禁不住问母亲。
“我没有吃过，”母亲舒了口气，笑了笑说，“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多亏了你姥爷冒死藏起来的一小地窖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