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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1000字

2022-04-11 03:31:0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1000字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是一本由刘刚 / 李冬君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全二册,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精选点评:

  ●读了一册,还未读二册。历史也可以如此诗意。

  ●评论文章。似乎对历史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但是行文太多不必要信息了……

  ●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什么呢?首先就是实践智慧,权变/权通的能力,以及在不断地变通中维护原则,并在维护原则中始终寻找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陈廷敬和伟大的清洁工、优秀的卖糖果的售货员、阅览室的管理员一样,都是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或者在好像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候找到第三种原则的人。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还写过一本书:《第三选择》。所谓“第三选择”就是在“我的选择”“你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选择”——双方都觉得是自己的选择。通过权变和权通让“我”和“你”之间非共识的东西悄悄淡化,凸显“我”和“你”之间共识的东西。

  ●诗化的语言,文化的江山

  ●太泡沫了

  ●玉文化

  ●文化大散文。历史感相当好,不过我可能有时觉得略显矫情。

  ●文化是很有趣的切入点,读完决定继续读礼记。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一):可作为普及读物的书籍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二):文化的圈套,八卦的图阵。

  诗性的力量盖过史性的沉淀。以野史的笔调来读正史的内容。野史倒也谈不上,算做些“偏史”吧。对某些史实的解读确实有失“史”的态度而流于偏颇。所以越读越陷入八卦的图阵,还好有些部分还是套准了“文化”的圈子,尚不算纯粹的八卦。一些描摹之语言,也尚算“忧雅”。

  学者夫妻的作者身份其实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卖点。这样揉碎了情致的文字,一定要和适合的人在一起,安静地背靠背阅读,才能读出其中的深情之至。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三):《三读李冬君——《文化的江山读后》》

  初识李冬君,2014年,是在网上淘书,偶然购下了她的文化散文集《落花一瞬》。这是一本探讨日本文化的集子。那精美的文字,漂亮的插图,让人非常惊喜而陶醉。它成了我和儿子的枕边爱书,真是有种舍不得读的感觉。

  后来,又看到了她的文化散文新集子《青花瓷里的乡愁》,素雅的青花瓷,水墨画似的插图,又合着她如诗一般的文字,让人爱不释手。我一下买了三本,留下一本,分别送给了同样喜欢文字的两个儿子。

  后来,她的散文集《一年景》,又摆上了我的书架。

  当然,作为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字风格去付诸文字,这本身就是很个性的。而纵观文集,那随处可见的文化大散文似的文思,那诗性的语言,全都是两位作家的个性文笔。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或许无力能辨别其文字中学术深层的东西如何,但是,博览、思考、对比、鉴别,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增长知性,丰富思想,走向深刻的必要途径。期待着后续出版。

  《文化的江山(上下册)》读后感(四):比宋徽宗更无耻的

  作为历史专业学者,李女士不会不知道脱脱不过以元代丞相的身份领史馆,并非真正的《宋史》 编纂者。当时元朝覆灭在即,脱脱四处用兵忙得焦头烂额,哪有空自己去写什么《徽宗纪》?那句“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自然是好事文人的杜撰。至于后世评论徽宗的基调,我想《宋史。徽宗本纪》的赞可做代表: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赵佶是一位空前的大玩家 、大纨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玩家从来不缺帮闲,何况这玩家还是皇帝。于是玩蹴鞠,提拔了高俅;玩书画,提拔了蔡京父子;玩园林,提拔了朱勔;再加上没法玩女人只好玩权力的太监梁思成与童贯,这个朋友圈一块玩了几十年:修宫殿道观、运花石纲、弄万岁山、作大晟乐、整画院,不亦乐乎,直到把神宗皇帝勤苦整顿好的江山,彻底玩完。1102年徽宗即位时,朝廷结余多达5000多万缗,四海太平。到了宣和七年(1125年),太学生陈东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於前,梁师成阴谋於后,李彦结怨於西北,朱勔结怨於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於辽、金,创开边衅。”民不聊生引起南北的宋江、方腊起义,内政外交军事的荒唐让金兵两次南下,1127年,破开封、掳二帝,王族、嫔妃、连同着两千多宫女,上千万两金银,上百万匹绸缎宫女、皇家所有的图籍、文物、器具、仪仗,一股脑被野蛮的金人掳掠到了北国,北宋亡国,整个北方沦落。这是汉人念之切齿的靖康耻。谁要负最大的责任呢?当然是大玩家赵佶。

  现在的人们好才,看着落款为“天下一人”赵佶先生精工富丽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自然萧散的《雪江归棹图》,清雅安详的《听琴图》,看着挺劲秀丽的瘦金体《侬芳依翠萼诗贴》,不由得神往赞叹,至于五体投地者也大有人在。不由得众口一词,叹息:风流才子,误作人主!错位人生,投错胎了!可惜万岁山开封围城时给毁掉了,可惜各种奢华的道观宫殿给烧掉了,不然现在人看了还得不更惊为天人!

  如此艺术天赋,自己玩自己的,单纯做一位大艺术家不好么?做什么劳什子的皇帝呢?可惜了!但权力与艺术在赵佶身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赵佶的瘦金体是他自己写的无疑,画画肯定也很画得无疑,一流的艺术家无疑。但不是皇帝,怎么能随便捡起宣和画院的画家任何一幅画,就在上面题字题诗、盖印,视为己出而据为己有呢?后世人膜拜的徽宗真迹,十之八九都是如此。不是皇帝,怎么无论看见哪家门口有块好石头,有丛好竹子,就能凿墙开门夺了过去?《宣和遗事》有载:又使民夫修万岁山,重运太湖石,自苏杭启程达汴,人家有一丁,著夫一名,两丁著夫两名,民不聊生,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上竟不知也。皇上忙着高尚的艺术创造与审美,小民的死活,当然是不知的。

  中原百姓,因为其好玩而承受更繁重的苛捐杂税而民不聊生,又因为其好玩,不能保守疆土而遭受异族的掳掠、侮辱与残杀。这样的君王,即使下到地狱里,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亿万百姓的痛苦之上,又因为自己的无能、懦弱与好大喜功,而让自己的臣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样的皇帝,百姓能不恨之入骨吗?

  的确,赵佶没有让帝王的强势侵占他内在的灵性,而是让帝王的强势侵占了老百姓的财富;赵佶没剥夺他的文化个体性,而剥夺了百姓的生存权;他选择了“个性优先”,成为了时代文化巨人,却不见得以美超拔了他人性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盖章题字据为己有的艺术品上面,实在也就是标记了他的贪婪与无耻。他是尊重了自己的禀赋,可不仅仅是什么轻飘飘的给时代赋予了艺术气质,而是造成了中原沦陷的巨大灾难。他在各种书画上题字签名的背后,是无数士兵、市民、农民的血泪、是北方无数家庭的破灭,是几十座城市的被屠杀殆尽!中原文明因为赵佶而倒退几十年,而这样的人,居然在李女士笔下,成了文化巨人!

  李女士为赵佶在艺术史中占地位,称赞其为“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开启了文艺范式的人”。而即将到来的新的时代是何?她不说,我无从得知,我只看到了连绵不绝的宋金战争,南宋割据。赵佶开创的文艺范式为何?她也没说。我猜也许是说文人画、工笔花鸟、可这并非赵佶的创造,之前早就成立了,当然借着皇帝的爱好而成为风尚,但皇帝垮了,它也会自己流传下来。这都是为历史证明的。

  赵佶亡国后的下场,当时一位匿名的作者写的《南烬纪闻》中有相关的两段记录,我不妨抄出来:

  第一段是在被俘北上途中的:或日到一县,极荒残,止有屋七八间。城郭倒塌,路旁一女,约年二十许。垂泪而言曰:“吾乃南朝皇帝孙女,因病,大军弃吾在此,不能存活。拜太后曰:“带奴奴去。”后不留,左右报绎利,视之微笑曰“一就去。”遂命左右扶上马。是夕宿于野寨,绎利乘醉淫之。丑恶之声,不忍听闻。帝后等亦不敢开目。次日遇酒食,必分及此女。谓朱后曰:“你不如他。””

  第二段是赵佶的死。“或日早,少帝自土坑出,见太上,则僵踣死矣。号啕大哭大恸哭。阿计替曰“可就此中掩埋。”后具申之。土人云“此间无埋葬事。凡死者,必火烧其尸,及半,即弃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灯也。”语未竟,即有数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而出。少帝从之,北至石坑,架尸于上,用荼郁木焚之。焦烂将半,复以水灭之,用大木贯其残骨,曳弃坑中。坠入坑底,沉没不见。少帝止之不得,乃跳号大恸,亦欲跳入坑中,众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跃入,此水顿清,不可作油。”争共阻之。少帝亦问土人;“今日是何日?”或曰:“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也。”

  在人民的血泪前,会写字画画的赵佶翻不了身,会写一手好词的汪精卫翻不了身,会写青词的严嵩翻不了身,他的同时代的书法通神的蔡京翻不了身,写漂亮文章的秦桧翻不了身。比这些无耻的昏君奸臣更无耻的,是罔顾事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对他们下跪膜拜的无耻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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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事两分,说事输人赢

  今再说成功失败关键何在?我可说,失败是由于他的外在条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条件上。岳飞事业之失败,不是失败在岳飞本身之内在条件,不是他自己这个人失败了。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条件,使岳飞失败。而岳飞个人之内在条件,则使岳飞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飞这个人。文天祥的外在条件根本不能讲,比起岳飞来更差了,他当然要失败。蒙古军队来,当时的南宋,是无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还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这个人是成功了。

  2)工具价值理性两分,说工具输价值赢

  这一点到了明末,乃至于清末有了一个大转换。精神物质,唯物唯心孰重,二者重新颠倒,产生了“经世致用”应时策略。这是一个转换的典型,也是一个不彻底的典型。至今,精神第一。

  3)物理之我心理之我两分,说物之我输心之我赢

  在宋代士大夫,新儒学始终是一种“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指南。程朱坚信,政治的本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施政之时的心理动机。“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圣人与诚合一,故圣人之行止语默犹如天然,遇事亦若无事。若心思念虑邪暗,则五常百行终归于蔽塞。 “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因而,确立动机纯正的心思念虑,这是理想政治的基石。这一学说,后来为广大读书人所接受,从而升格成指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宋代,以人性之完善为基石的宋代士大夫政治信念,成为国家行为的既定方向;政治家“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普遍视作抵达理想政治的不二法门。既然人性纯善无恶,只为外在气质所蔽,那么只须格物致知、真心诚意。通过内心修养,使为政之动机逐步超脱自然法则,这是毫无疑义的。朱子的宇宙观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理世界”而非“人欲世界”的画图。由此,宇宙论的构造完全从属于对于人性论的构造,而人性论的构造又完全从属于理学政治实践的需要。一条抵达万世太平的永恒之道,被宋代学者搭建完成了。在新儒学运动的极盛时期,人们普遍相信永恒之道已为朱子所发明,而后人须做的只是将其付诸实践。

  4)江山文化两分,说江山输文化赢

  另一说辞,是这样的:江山文化各有其根,江山易主文化传承——

  李雯最为悲苦,他忠孝的心志,一直被曲折的文火煎熬着。先是在北京为蒙冤的父亲奔走,平反后,李自成进京,父亲刚刚昭雪,就殉了明;还未及料理父亲的后事,清兵已经进了京。他身陷北京,却不能死,因为他必须归葬父亲,完成儿子的孝道。可他身无分文,只好在京泣血行乞,叩头溅血,买棺敛父。最后万不得已,还是在“行入门,泪交颐”的痛苦中,接受了清朝的嗟来之食。人间恨,莫过于士之失节,女之失身。他日日恨,夜夜悔,写了一篇“发责文”,痛责自己薙发。欲忠不能,欲孝不成,他更不敢以不洁之身与朋友往来,孤苦伶仃,日日南望,夜夜长叹,唯在晚暮斜阳中,一个人悄悄地填了不少悲凉好词。在滴尽“三春心泪”之后,李雯终于请假奉柩归乡。归葬父亲之后,李雯带着罪感与陈子龙一同尽忠了。这两位同年生的云间才子,又死于不惑的同年,不惑的四十岁。

  三子中小十岁的宋徵舆,反而是看破红尘的,这一年,他忙着结婚和举业。入仕了新政权,自有儒学革命理论作他的心理支撑,但寄身于异族篱下为臣,想来他也别有心情,一种烟波各自愁吧。李雯本一介布衣,按陈子龙的说法,你没有明朝功名,未食官家俸禄,就不必“死君之事”。言外之意,你不是王朝江山里的人,而是文化江山的主人,要活下来保守和传承文化的江山。的确,读书人李雯殉的不是明,而是天下。

  5)体用两分,说用输体赢

  所谓体赢,最早就是明末徐光启之西学“金针”从君用,尽管有人认为其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精神方法与文艺复兴相似——

  明末心学文化思潮赋予士大夫积极性、开放性胸怀。再加上,一是科学技术内容给士大夫以神奇吸引力,二是天主教的儒学化又满足了士大夫作为儒学维护者的使命感。故徐光启与天学保持有很好的关系,盛赞西学“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 在根本上,徐光启要用天学补儒学之缺。所谓“补儒”,是因为种种原因,孔子的学说未得真传,又因秦时“焚书坑儒”,孔氏学说便更不周全;再者,宋明理学扭曲了先儒的本义,他们要还先儒之本来面目,故欲补儒之“缺”。还有,儒家学说对超性品质待缺乏,用基督教思想充实或改进。“相应相证,信真圣人者,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其一致耳。” 在具体中,他持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是“就学问而学问”分析立场,“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徐光启对近代知识认识深刻,有远超有清一代的一面。首先,西学之“用”是以“体”为基,绝非无“体”之“用”。在徐光启的心目中,西方世界绝非是只有长技而无本体的夷蛮之族,其声教礼乐与儒家大“体”一致,挟有独特优长、是可藉以补充儒学之欠缺的“开化”之地。其次,在与传教士研讨西方格物穷理及象数之学时,徐光启发现西学胜于中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 什么是“所以然之故”?就是万物运行之所以然,是根本依据,是有原有本的科学定理,是“一一从其所以然之处,指示确然不易之理。”《几何原本》便属于此种“指示确然不易之理”的一门学问。徐光启盛赞几何之西学是“金针”度中人,与往昔为用而学的方式全然不同。第三,几何学具有西方科学方法论的特征。徐光启认识到在西方,这种逻辑推论方式也被应用到哲学、宗教等人文科学领域,是一种最根本的“格物穷理之法”。徐光启厘析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三种思维方法,将“名理学三门”精准翻译为:“直通、断通、推通”。 “直通”即今之“直觉”,“断通”即“综合”,“推通”即“演绎”。其合而成之论证特点就是“各自由所明,以推所未明”。因而,徐光启提出科学必须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若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着,遵循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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