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读后感精选
《人民公仆》是一本由（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民公仆》精选点评：
●经典的政治预言。。
●非洲社会生态的一扇窗
●一个寓言，还是现实，还是爱情。
●书店此系列就这一本，站了一下午看完了。其实英文电子版早就下了，但是一直不想好好读。哎！圈子和圈子区别很大，我也明白。但国情还可做参考。
●男主角转变为正义的一方过于突兀，而且后面的剧情没开展就完结了？
●我是黄皮肤在东方。我在2016，距1966有50年。不够理解这本书何以被推崇至此——经典重现。
●一个年轻人参与政治竞选的悲剧，读的第一本阿契贝的讽刺小说。 “你打算怎样去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又丝毫不玷污你的双手？” “在这个肚满肠肥、贪污泛滥的政权，在这个人人都懂得“东西只有放在肚子里才安全”，并流行说着“你吃，我也吃，废话少说”的统治氛围里，一个家伙早上偷了瞎子的拐杖，傍晚就敢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一个新祭坛上，跟祭祀耳语--在这政权里，我要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就能够激励别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朝着杀人犯的胸膛开枪，而不要求报偿，那么这个人就死得光荣。”“世界上充满敌人。” Chris
●一腔热血和自以为是的正义，赢不了强权。强权只能自我毁灭，早晚的问题
●辛辣的讽刺 好书
《人民公仆》读后感(一)：尼日利亚的良心
罗豫/文
中国的上进青年，多半是与自己心中的“西方”纠缠自卑与自负。别人很多不如自个的事儿，都可以成为他们获得心理安慰的源泉。比如非洲，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帮助他们维持自信心甚至优越感。就文学而言，拉美刮过一阵魔幻风暴，亚洲还有一些地缘效应，非洲却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然成为远景中一片让人扫兴的黯淡。译林出版社曾出版的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中，非洲史诗《松迪亚塔》算是最没有人气的，两年前在某特价书店里看到这套书中的几本，别的都陆续被买走，这一本始终乏人问津。
然而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却有这样一句话：“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不管这句印在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人民公仆》封底的话，是不是第三世界兄弟们超欧赶美的文学大跃进口号，阿契贝的名字确实列在赌博公司今年开列的诺贝尔奖热门作家名单上，就排在北岛后面第五个，米兰·昆德拉后面第二个。
倘若阿契贝真拿了诺贝尔奖，则未必没有一种政治上和人道主义上的均衡。他在《人民公仆》中的思想尚不能抵达“西方”一流作家的高度，但他对尼日利亚政治问题所做的观察、批判和讽刺，虽不能说相当深刻，也足以让笔者对他怀有敬意了。《人民公仆》既表现出索尔仁尼琴式强烈的道德良知和对社会问题敏锐的洞察力，也暴露出阿契贝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朴拙之处。
接下来，却仿佛一个二流作家在阿契贝心中苏醒，开始负责构思故事情节：奥迪里约了一位女伴来到住处，期盼一宿之欢，哪知被老色鬼南加来了个鸠占鹊巢。奥迪里没有冲进房间英雄救美，反而畏惧权威，缩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偷偷离开去投靠朋友。朋友恰好在组织新党，奥迪里就此开始了反对执政党的事业，又觉得女伴已遭玷污，关系无法继续，索性看上了南加未过门的、年轻美貌的“二太太”。
想来恐怕是非洲社会问题众多，阿契贝脑子里这才毫无女权主义概念，在小说中把女性纳入了社会变革的再分配资源，或者说得再通俗些，是政治斗争的果实。小说的结局，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而该书出版不久后，尼日利亚确实发生了军事政变，阿契贝还被怀疑是知情人而被迫流亡。在小说外看，这本书因此成了尼日利亚的政治预言；但就小说本身而论，这却更像是阿契贝跟随自己的直觉，对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的命运越写越悲观，最后却决定给读者一个颇感安慰的大结局，而故意强行扭转了人物命运。
作为一个非洲问题的观察家乃至政治讽刺家，阿契贝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极深的。但作为小说家，阿契贝与中国作家一样，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还很多。虽然离诺贝尔奖还有距离，还是不得不承认，阿契贝已经做到的知识分子职能和尼日利亚报纸的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走在中国兄弟前面一点点的。
《人民公仆》读后感(二)：阿契贝的本土情结与政治苦心
发表于<北方新报>2008年1月
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总会与它所写时代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和文化心态息息相关。阿契贝的作品正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与其说是来自于作者的远大志向，不如说是来自于他的赤子之心。一种对于他的灵魂所赖以生存的故乡的生生不息的爱，一种对于建构理想社会的天真和热情。
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人民公仆》寄寓了阿契贝深沉的政治苦心。如果说之前的《瓦解》、《动荡》讲述的是非洲人民在面对殖民主义侵害时的混乱无助的话，《人民公仆》则试图将尼日利亚放在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中，探讨某种可能性。
作者在描写权力之争时，特别注意到现代公民权利及道德规范的问题。旧的体制已经破除，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洲传统文化已被摒弃，那么该用何种方式建立本民族的精神之基。在貌似堂皇的历史进程面前，如何正视黑非洲中的落后和腐朽的一幕。改变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完善的制度和公民权利的又将如何落实。所以作品中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有正义感的奥迪里是否能打败南加，而在于求证是否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自由言论、政府具有道德纪律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阿契贝本身也是充满疑惑的。正是这种疑惑使他让奥迪里无时无刻不置于紧张的氛围中，也使加南在人民的拥护与唾弃之间高低起伏。从而使整部作品充满动荡的韵律。
2007年，饱经沧桑的阿契贝获得了第二届曼布克国际奖。由于该奖设立的宗旨是“突出世界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持久创新力、发展能力和总体贡献”，因此换句话来说，它肯定了阿契贝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全部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契贝的胜利不是文学的胜利，而是文化的胜利。在我们长期饱受殖民主义的魅惑，并携带政治偏见看待非洲文化时，阿契贝用本土立场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态度是如此坚决，技巧是如此“民族”，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都不得不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旁观者立场。
比之于近年来几位声名鹊起的非洲作家，阿契贝显得更深沉内敛。他时刻保持着对社会尖锐冷静的观察。当他已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变革的征兆，民主政治建构的危机时，他的叙述方式是似假似真的嘲讽。很难认同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阿契贝的创作是“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阿契贝的作品体现得更多的是本土情结。在目睹殖民文化已然入侵的情况下，他仍然希望以一己的微薄之力，保留本土的一点文化和良知，哪怕这种文化带着糟粕和不足。正如他曾在发表演讲时说，非洲作家不应该为种族问题争论不休，最重要的应该关心“基本问题”。非洲人的文化不是来自欧洲，非洲社会也不是愚昧无知的，他有其自身的价值，最关键的是非洲的尊严。
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苦难史。阿契贝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他的黑非洲背景。基于本民族的苦难书写，总是有超越于个人的救世情怀。也许在写作以前，他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等待他的，未必是掌声和荣誉，而是远离故乡的流亡生涯。当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也许应该多了解一点关于它的创作背景，并因此而对这位“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保持敬意。
《人民公仆》读后感(三)：板着面孔的《竞选州长》
2013年3月21日，随着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去世，他的一生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了，其实在生前钦努阿•阿契贝已经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他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称“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而它的《人民公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一部伟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万的新闻纪录更有价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记者更具智慧”。
我向来对一本书封腰那些吓人的赞语保持高度警惕的，即使它来自《时代周刊》。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对读一本书就是为了验证那些赞语，比如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时就有这种心态，至于我最后得出什么结论，看完这篇文章自然就会知道。
我不能确定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是否还有马克.吐温的那篇《竞选州长》，记得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这篇小说被老师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民主的辛辣讽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虚伪性”云云，随着自己年岁的增加，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未必真的那么丑陋，我宁肯只把它只成一篇文学作品，它能让我读完之后发出会心的一笑，也就足够了。
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可以理解为放大了的非洲版的《竞选州长》，只不过钦努阿•阿契贝亲身经历了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种种动荡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的不幸，他内心是激愤和痛苦的，所以他无法把《人民公仆》写得象《竞选州长》那么轻松、有趣。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读经历的作家，可以说，选择这样的写作体裁本身就是在自找苦头，因为这样的体裁，没有一点新鲜感，他又能写出什么出彩的东西？但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能理解钦努阿•阿契贝的选择。
像所有的政治人物善于作秀的政治人物一样，南加一出场就表现得平易近人，不过，他的平易近人的表现不是抱起一个还在呀呀学语的小女孩，亲亲她的额头，而是还记得当初的学生奥迪里的名字，并且盛情地邀请他到他的府邸作客，他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个人觉得小说最精彩的，就是小说的开头，比如南加还可以说出：“如果你没有按时赴约，我会派我的传令兵把你抓去”这样的话，但接下来的演绎，按我挑剔的目光，却显得有些平庸，比如小说情节的急转直下，只是加南睡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的一个姑娘，于是，“我“的心灵感觉深深地受动了伤害，这可以说是“我”奋而起之与南加公开作对的直接动机，虽然还有一些间接的动机，比如看到当初曾经激愤的同学，踏入仕途之后，如何地同流合污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像一部平庸的国产电视连续剧，“我”加入了朋友组织的南加的反对派平民大会，“我”回到家乡，去从内部瓦解南加，“我”爱上了南加的未婚妻，南加企图用钱收卖“我”，“我”在南加的集会上被暴打，南加的未婚妻去医院看我，局面变得不可控制，最后坏人加南受到了惩罚。
昆德拉曾经说过，奥威尔的《1984》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恶劣先例（大意），意思是说，因为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所以，他创作的小说离艺术，离美本身越来越远。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虽然与《1984》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它们离政治太近却是相同的。
所以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我不能说它不是一本好小说，但它确实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美的愉悦。
以非洲大陆为背景的作品，我看过的不是太多，与钦努阿•阿契贝相比，我认为库切的《耻》以及莱莘的《野草在歌唱》都比他走得更远。“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可耻的”，而钦努阿•阿契贝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而一个作家，到底是该追随自己的社会责任，还是应该追随自己的心灵，我个人对此很迷茫。
有人这样评论钦努阿•阿契贝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做一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文本，而谈不上什么‘文学经典’”，我斗胆同意一下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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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年4月26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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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读后感(四)：人民公仆 • 预言
作为重庆出版社“重现经典”书系的一本，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一部写于1966年的作品,几乎惊人准确的预言了尼日利亚其后的政治气候，剔除作者文笔的恳切深沉老辣，不可否认，阿契贝的确具有一种值得称道、并且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非常残酷的天赋，一种关于对非洲社会和殖民地政治现实的预言能力。所以在40年后的今天，阅读阿契贝的最大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如何理解阿契贝。
阿契贝自己也讲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虽然我们这边一直将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并且向来愿意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但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表层之下，其实作者也关注到了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这一主题。而这种关注本身也构成了另一种层面上的预言，即在历史进程的面前，也许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唏嘘这种传统和其衰颓过程的好与坏。所以关键要做的是，如何使作品中那些浸透了非洲文化残余因子的主人公去有所作为，并且最后发现这种作为本身是意义不大的，从而使整部作品达到一种悲剧主题，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展示历史进程之不可选择、个人命运之不可逆转的悲剧主题中，阿契贝本意上要树立的一种古典主义的英雄形象才会最终得以确立。
诚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婉词并序》中讲到“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所谓“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脉络和个人命运之间亦有过这样的局面，所以读阿契贝的小说，我们是可以有共鸣的。
比之于同为非洲作家的索因卡，那个在政治上有着难以抑制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阿契贝的作品中更有种很沉潜的东西。他预言到了一个“一切都四散、再也保不住中心的混乱的世界。”但是既然一切都是被这样推着往前走的，所以单纯的呼声肯定是过于天真的了。于是作者要做的，便是指明了这样一条道路，关于在一个必然要到来的新的社会面前，如何寻找新的词汇和形式，以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呼声，从而来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
记得于坚好像讲过一句话：“有一种黑是只属于非洲的黑。”刚拿到《人民公仆》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黑色的封面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并且读了小说之后发现，这样的封面无疑是得当的。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是只属于非洲的，就像一种黑，也只属于非洲一样。封面上还有一个诺克文化的陶塑雕像，是那种不完全的自然主义风格，尽管其塑像本身是简约明晰的，但其比例夸张，从而也构成了一种只属于非洲的美，显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毫不含蓄的，没有退路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审美取向反观到作品的内容中而言，就是剔除了政治社会这样的主题之外的，一种独特而纯粹的文本美学。毕竟非洲文学会多少远离一些当代世界文学的那种风格化倾向，他自身有着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有别的特色，是阿契贝基于自己民族的苦难经历而来的，并不易于被操作和模仿，从而也具备了可以衍生出多种释读的意义。所以脱胎自尼日利亚社会环境的这部《人民公仆》的确有着他本身不容置疑的价值。
所以也可想见，在整个四部曲的创作过程中，阿契贝自始至终都应该是孤立紧张的，他自身的敏感应该会对社会政治不可抗拒的变化有一种胀痛的感觉，并且如何将这种感觉用一种私人语境坦言不讳的表达出来，这在彼时的尼日利亚，并且在今天也许都依然是个问题。阿契贝算不算做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曾讲过“诺贝尔需要用阿契贝来证明诺贝尔自身。”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阿契贝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本身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人民公仆》出版不久之后，尼日利亚政治形式陡变，他个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并且在流亡途中，妻子流产，让他也失去了他的孩子，尽管那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
《人民公仆》读后感(五)：阿契贝：逼视民族的难题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198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正是这段话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篇的《人民公仆》，讲述了一个选举故事暨爱情故事，主人公、不甘个人受辱更不满政治腐败的年青教师奥迪里，向他从前的老师、贪污腐化却自居“人民公仆”的政府部长南加发起挑战，争夺南加的议席和（多妻制下的又一位）年轻未婚妻艾迪娜。挑战失败了，但随即峰回路转，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使军人借机策划了一次政变，政府被推翻，南加出逃未成被捕，奥迪里“赎回”了被她贪财的父亲许配给南加的艾迪娜。
这似乎是一出热闹的喜剧。然而，阿契贝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远比故事本身复杂得多。
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的挑战者，比如奥迪里的朋友、“平民大会”的发起人马克斯，虽然也认识到“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P92）但是，马克斯他们同样是一些“聪明人”，同样不能摆脱“聪明人”的路径依赖。他们固然同意奥迪里提议的，“我们最好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使我们的党有一个廉洁的开端”，但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现实”（P95），为了“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不妨暂时“玷污”他们的双手（P146）：包括借助一位“年轻的部长”的“幕后支持”；包括从对手（柯克部长）那边骗取竞选经费（奥迪里称之为“那桩收买勾当”）；也包括煽情地动员民粹，在奥迪里家乡乌拉村的竞选活动上对村民把竞选形容为“上次你们从阿那塔选了一位议员（注：即南加部长），现在轮到你们乌拉村了”。
马克斯的煽动得到了村民们热烈的回应：“我们自己的儿子应该去争取回来我们该得的一份...阿那塔村已经吃够了，现在他们应该让让路，让我们也能走近盘子”（P144）；但村民们的这种支持是市侩的、也是脆弱的，“早几个月为我们村自来水工程运来的水管”被“当权者”运走，乌拉村“全体居民”识相地撤回了对本村子弟奥迪里的支持，“两天之后，输水管又送回来了”。结果是奥迪里被阿那塔村民打伤、南加部长“在没有一张反对票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同时，马克斯对阵柯克部长，为了调查选举舞弊被对手制造“车祸”撞死，并因而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军人干政。
当然，作家并不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任何一个理想化的抗争偶像，他对未来也并不乐观。他清醒地认识到，谁也难以抵御“特权腐蚀”：奥迪里“五年前那位学生会主席”从“心肠火热、激情澎湃”变成了政府里“一位贪图逸乐、冷漠的常任秘书”（P125~126）；马克斯“的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道德立场”，“让我们党蒙污”（P147）；就连奥迪里本人，最后为了向艾迪娜的父亲偿付彩礼钱、也“私自决定暂借平民大会存在我手中的资金”（P169）。如果制度没有民众的认同，选举只是一场接一场“聪明人”的“游戏”，那么谁也无法阻止精英的堕落和“危机、崩溃、军人统治”的轮回。政变后，马克斯被军政府宣布为“革命英雄”，奥迪里提议建立一所“新型学校”来纪念他（P169），这似乎暗示着，作家寄希望于教育民众。于是，故事又回到了“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