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的读后感大全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是一本由[美] 约翰·厄普代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5.00元，页数：9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读后感(一)：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

　　小说里我一直偏向读短篇，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去记录一个故事，展示人物属性和矛盾，揭示社会、时代等背景下隐藏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一件利用短暂时间获取快感的好事。汪曾祺曾在《小说笔谈》中如此形容好的小说所具有的特点：首先是语言的准确性，靠的用语感来判断哪些语言是否是无味的；其次在于节奏，他又提及小说的节奏在于随便，不能流于匠气；然后是抒情，小说不鼓励夹叙夹议，作者想要表述的概念应该是自然流露的最好；最后是风格，最好不要急躁，不要跟风。

　　现在回头来看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初一接触，你恐怕会被这些密密麻麻的字句和厚厚的页数打倒，可序中作者又略带不舍的表示自己已经删除了百余篇幅，可依旧让人望而生畏。但其实阅读下来，你会知道，作者的逻辑感使得这些显得冗杂的文字变得生动起来，这符合我们所说节奏感的事情。比如《奥林格故事》里人物偏向高中生化，渐渐长大的孩子视角下，世界是充满爱与正义的，所以在这里他所呈现的是短暂的忧愁和直接热烈的感情表达；但《婚姻生活》里又显得不同，这里的主人公是梅普夫妇，通过这对中年夫妻的家庭关系来印证的是上个世纪战后美国中产人民生活的面貌，通过家庭危机来揭露社会种种，其中不乏自由主义者们的解放运动、种族主义态度这样的激进话题，在这里厄普代克代表的则是一个作者的良心。

　　再来看，厄普代克与他的文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的表征，例如他在人物家居一块有这样一段描述：

“艾琳·爱迪生也爱美妙的玩意，不过对她来说，必须是现代的东西——海地棉的D.R牌沙发，丹麦风的圆形茶几，蝴蝶形的椅子。我在想，它们现在都到哪儿去了？所有那些蝴蝶形椅子上笨重的铁框架和磨损了的帆布吊带都到哪里去了？男人可以叉开腿站在某个角落，但是女人却会让自己陷入记忆，先向后退，然后希望走的时候丈夫可以在身边把自己拉出来。”

　　这是当时中产阶级最爱的北欧家居风格，惨杂有丹麦的经典元素。如此看来他的风格也近乎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展示。

　　再者对他本人而言，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最功能性的特点还是在于批判价值。但他的批判并不是以夹带私货的浅显方式来无病呻吟。更多的通常是以短小精悍的方式放置在语言之中的，但又通过人物对话加深了话题的深刻性，这也使得其在被很多评论者赞叹非凡的文学禀赋的同时，也成为颇受争议的作家之一。

　　让人印象深刻的该属《鸽羽》一文，这是厄普代克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共均为作者于 30 岁前后所写，很多题材都是其青少年经历的曲折变形，洋溢着别具魅力的青涩。作品主要描写主人公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中常常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和苦闷，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空虚，真实而细致地反映了他们在旧日的精神支柱崩溃之后所产生的彷徨与迷惘。

　　从青少年的心理期入手，厄普代克此举颇有“迷惘一代”的前辈们的身影，年轻人对时代的感知更为敏锐，他们的思想更容易被诱导，也更容易出现波动，而战后美国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这群年轻人对于新旧更替的现状是更情绪化的。他们也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刻印，记录他们就是记录时代。

　　但厄普代克之所以被赞叹为灵魂画师的原因，并不单单只是这些。他是百科全书类型的作家，其对读者知识面的扩充是很珍贵的东西，仅以《马人》为例，古希腊神话；各种地质历史，会辨认岩石；厘清汽车构造及汽车保养常识；认识一半的GRE单词。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项目都可以被统统包揽。而抛开精湛的长篇不论，但就本书中短篇所提供的信息量，如果说厄普代克比不过契科夫，估摸着与莫泊桑也是并驾齐驱了。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读后感(二)：从《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看美国近代社会现象，向一个时代致敬

　　一提到美国作家，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海明威，因为他出名。海明威以写长篇小说见长，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他的作品曾被改编为多部影视作品。

　　或者，会想到马克·吐温、欧·亨利、海伦·凯勒等，因为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在我们的课本中出现，给年少时的我们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我以为，我们之所以从小就熟知他们的作品，还因为那些被选中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社会现实，趋于理想，向孩童时代的我们传递了正向的价值观。

　　然而，现实社会并不那么的理想化。在正向的背面，可能还有很多负面的事情，充斥着不同流派的思想观念，它们斗争激烈，有戏剧化的冲突，这些冲突在文学作品中不鲜见。对心理不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过早的接触这种矛盾可能影响到我们世界观的塑造，所以我们需要精心选择读物涵盖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成年之后，心性成熟时，我们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和时事新闻了解到社会的真相，才能用自我的价值体系去理解、去评判，分辨这种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而不至于影响我们世界观的形成。

　　当你确定自己心性成熟，并且已经准备好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很多作品来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对我来说，《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是我了解近代美国社会的一个绝佳窗口。

　　这部小说集的作者是约翰·厄普代克，他是美国现代的一位小说家，作品以短篇小说见长，一生中著有上百篇短篇小说，曾因《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这两部短篇小说，两次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他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对研究美国近代文学的人很有意义。他的写作生涯持续数十载，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跨越了半个世纪，通过他的小说，读者不但可以了解美国不同时代的文化风俗，以及社会变迁；而且可以了解时人对于爱情、人伦等的看法。

1.厄普代克的小说跨越了不同的年代，极具时代特征。

　　厄普代克出生于1932年，他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经济大萧条，也经历了战后社会重建经济平稳发展，基于这些不同的事件年代，美国近代社会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厄普代克的目光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细微变化，并通过他的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展示。

　　如果你留意观察，那么一定会注意到，他的小说中时常会反映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战后衰败，还是石油危机时期，人民生活的特点都在他的作品中露出端倪。在他诸多短频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物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

2.厄普代克的小说以不同时期的人民生活为蓝本，反映了真实的社会。

　　如果你细细品味厄普代克的小说，可以看到不通时期的人民生活与土地、烟草、石油、汽车等紧密关联，这是美国近代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人们赖以发家致富的基础，也是人们改善生活品质的劳动成果。

　　他的小说聚焦社会现象，也带有自己的观点，既有描写普通民众生活的小确幸，也有描写中产阶级生活变化的大幸福。还有些，则是对不公平不平等社会现象的讽刺，颇能令人深思。

　　这部小说集收录他的众多作品，风格统一，着眼于不同时期人民琐碎的生活，但又在细微之处有微妙的语气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赏析他的小说，你会感觉到真实。

3.厄普代克的小说揭示了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讽刺和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虽然我以前不太了解厄普代克的小说，但看完这部小说集，却能理解厄普代克，进而了解他笔下的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这大约和富有起来的中产阶级对舒适生活的追求有关，也对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的生活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同时代的文化差异、贫富差距，也通过一个个短篇故事被侧面揭示出来，令人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

　　单纯看故事，也许觉不出厄普代克短篇的精华，但通过对比就比较容易发现妙处所在。

　　读厄普代克的短篇，适合找一个心绪平和的时段，捧一杯清茶或清咖，沐浴着阳光以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来欣赏，这样的阅读状态会令人体会到别样的乐趣。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读后感(三)：写了“兔子四部曲”的厄普代克，他的短篇小说更值得期待

　　“但幸福何曾充当过小说的主题？对幸福的追求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死神和它的助手从每笔交易中都要抽税。已经拥有的东西会被贪求的东西贬值。不满，冲突，毁灭，忧伤，恐惧——这些才是值得关注、无法回避的主题。”

　　——约翰•厄普代克

年轻时期的厄普代克

　　论起美国当代最会写的作家是谁，约翰·厄普代克可以说是当仁不让。厄普代克的这个“会写”，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看，在他同辈的美国作家中都处于翘楚地位。1932年出生2009年去世的厄普代克，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十几部短篇小说集，还有诗歌、文艺评论、儿童文学等作品。1954年起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短篇小说、评论和诗歌。而所有这些作品中，奠定其大师地位最重要的作品莫过于著名的“兔子四部曲”系列——《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

译文出版社2017版厄普代克作品

　　这四部曲作品可以看成一部生动的美国战后断代史。小说历时三十年创作完成，塑造了约一百五十个大小不等的鲜活人物，成为全面展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图景、深刻探索美国中产阶级灵魂现状和救赎的史诗性巨著。厄普代克创作生涯获奖无数：两次获普利策小说奖、两次获国家图书奖、三次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以及欧•亨利奖等众多奖项多达十数次。而仅《兔子富了》一书，就包揽了国家图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美国文坛的三大奖项！

　　《兔子富了》出版于1980年，两年之后，1982年10月18日，厄普代克第二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在1982年之前现代美国文学史上，只有三位作家有过两次登上《时代》封面的荣誉，他们是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和福克纳。（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作家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巧合似乎暗示了厄普代克有诺奖封神的可能性。只可惜直到厄普代克2009年去世，也未得到诺奖评委会的青睐。）

厄普代克因小说《夫妇们》中 撰写露骨的性爱情节，有换妻派对，惹起争议。1968年4月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封面故事“通奸社会”。1982年10月，为庆祝厄普代克50岁生日，《时代》杂志再次登了厄普代克照片。

　　厄普代克在长篇小说上的成就毋庸赘言，但是跟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这位文学大师的起点也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今天看来这个起点也颇高——厄普代克早期大部分短篇小说都是发表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的。1950年厄普代克在哈佛大学攻读英文系，1953年娶牧师女儿玛丽‧潘宁顿为妻，并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年。返美后，厄普代克成为《纽约客》杂志 “城中热话”（Talk of the Town）的专栏作家，并且为《纽约客》创作短篇小说和诗歌。而这其中绝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被收录进了这本2003年由Knopf出版社出版的《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由厄普代克本人亲自编辑整理，还获得2004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中文版《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2020年1月出版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早期1953—1975》（下文简称《厄短》）收录了约翰•厄普代克写作生涯的大部分短篇小说，由其本人亲自编辑整理，主要集中在1953年（厄普代克写作生涯开始时）至1975年时期，其中大部分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小说集主题分为八个部分——“奥林格故事”、“闯世界”、“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两个伊索德”、“塔巴克斯往事”、“遥不可及”和“单身生活”，共103篇，其中精品极多，如《A&P》、《鸽羽》、《家》等作品都是美国各种文学作品选本中的必选篇目。中文版《厄短》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5万余字，这也是国内首次对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进行大规模结集出版。

　　在《厄短》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短篇小说之中既有厄普代克早年不太成熟的习作，也有后来技术日趋成熟、颇为得意的佳作。无论是从个人喜好出发，还是从年代性来看，厄普代克自己也对《厄短》的篇目做了小小的改动。

　　“任何小说，从最初的匆匆涂鸦进入到印刷品的安全港湾，在作家本人看来，都具有某种勇气，以我的本性，甚至在四十年后，对这些小说不是将其扔弃，而是不断打磨和重新装裱。不过，我还是去掉了两篇，包括《求情》和《妓女》，这两篇已经收在《海湾梦》(一九九六)中重印，另外还有两篇，《我的一个同辈人》和《上帝，说吧》，全都是第一人称回忆，依据大学时代的回忆所写，它们在时事话题插科打诨的边缘不安全地颤抖着，感觉已经过时。

　　不情愿地删掉这几篇后留下的一百零三篇，均写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最早的一篇《最后的王牌》是位已然结婚的哈佛大四学生于一九五三年岁末提交给阿尔伯特•格拉德创意写作班的习作。格拉德是典型的烟不离手的法国范儿知识分子，但他却忠实地参加了深红队的主场篮球赛，他说喜欢这篇小说——还声称吓着他了，这是一句现成的恭维话——同时建议我寄给《纽约客》杂志，后来被拒。但是，次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费城朋友》和几首诗被该杂志接受后，我又把《最后的王牌》向《纽约客》投了一次，这回却留下了。将开始粗糙的对话做了修改后，这篇小说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发表，放在杂志靠后的位置；这是当时阅读大众对小说的胃口，即‘漫谈’(一个奇怪的行话，把虚构和幽默混为一谈)往往出现在“书的末尾”和靠前位置。”

　　厄普代克与他在《纽约客》的第一个编辑凯瑟琳·怀特一家的友谊也是一段文坛轶事。凯瑟琳·怀特是大名鼎鼎的散文作家、儿童文学作家E·B·怀特的妻子。凯瑟琳在接受了厄普代克的四个短篇又退回大量投稿后，携丈夫到牛津来看望年轻的厄普代克夫妇一家，并且向他提供了《纽约客》的工作机会。

E·B·怀特和凯瑟琳·怀特

　　凯瑟琳离开《纽约客》后，她的儿子罗杰·安吉尔（这是凯瑟琳第一段婚姻的儿子）接手了母亲的工作，成为了厄普代克的编辑。可以说，怀特一家对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创作给予了极大帮助和贡献，允许他进行各种风格的尝试。“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纽约客》杂志在小说方面倡导的是一种灰色的千篇一律，却允许我有更多的实验，从篇幅较长的散文色彩很重的混合体，即穿戴严实的‘奥林格故事’，到危险大胆、有伤风化的《说给妻子的爱语》、《救生员》那样的独白，各种风格都有。”

　　“赋予庸常生活以其应有之美”是贯穿《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整部作品的趣旨所在。充满琐碎细节的家庭与婚姻，人到中年的躁动不安和自我怀疑，徘徊于妻子与情人之间难以抉择的三角关系……厄普代克笔下生动呈现了一幅真实鲜活的美国众生相。（另外，我们在《厄短》的不少篇目中也能捕捉到日后厄普代克长篇作品的雏形，比如《最后的王牌》中主人公埃斯与“兔子四部曲”中的哈利何其相似。从这一个个浮光掠影的片段中，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这些短篇故事潺潺溪流之下蕴含着的磅礴宏大的潜质。）

　　约翰·厄普代克一直被誉为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当代中产阶级的灵魂画师，他的长篇小说被认为能够刻画美国的社会风貌，展现战后美国人的精神状态，而他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却多少被掩盖了光芒。美国评论界对他在短篇小说上的才能却丝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像厄普代克一样，同时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两种形式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提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造诣，只能令人想到霍桑、亨利•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等诸位文学大师的名字。”

　　宋玲

　　2020.3.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读后感(四)：“对千篇一律的生活怀有巨大激情和好奇” ——徐则臣谈《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一）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早期1953—1975》

　　5月8日茅奖作家徐则臣在思南经典诵读会与读者线上分享了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艺术，以下为文字精选。

　　徐则臣：

　　厄普代克的经历非常简单，可能不是太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作家的想象，一个作家应该一直冲在生活第一线，就我们现在有一句话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谓的“生扎“）一定要有生活，所谓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必须整天冲在生活的第一线。厄普代克不是这样，他毕业后，出去两年然后回来，在《纽约客》做了两年编辑，因为他有皮肤病，至少据他说，因为皮肤病不能在大城市待着，就回到一个小镇上。然后他一生的生活基本上都不是在非常繁华、非常现代的大城市里待着，所以大家看到的小说里很多内容大部分是以小镇为故事的背景，这块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他的小说大部分写的也都是日常生活。刚才我看到有的读者说，厄普代克未必是第一流的作家，这种说法我也能理解。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到，厄普代克写的很多东西， 由其在短篇小说里显示的更为鲜明，他的确是关注日常生活。

约翰•厄普代克（1932.3.18—2009.1.27）

　　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内容基本上都是家长里短、夫妻感情、婚姻、爱情，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偷情、性，所谓的宗教和艺术，也不是宏大叙事意义上的宗教和艺术，而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宗教和艺术。而且他的小说量特别大，我梳理了一下，厄普代克好像写了二十三部长篇小说，小说集写了一堆，还有各种文论，他的涉猎面特别广。可能对文学感兴趣的朋友，若干年前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厄普代克评价中国作家，如莫言、苏通童等几人作品。当时那篇文章特别的引人注目，大家终于发现有一位美国大作家开始评论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管厄普代克他的评价是否到位，或者是否科学，但他关注中国文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的阅读量特别大，他的创作量、涉猎面特别的广。

2017年新版《厄普代克作品》，收录了《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夫妇们》《马人》《圣洁百合》《鸽羽》《东镇女巫》《东镇寡妇》十部作品

　　厄普代克他的生活其实相对简单，所以作家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厄普代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也就是说一个作家最终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有生活，有那种跌宕起伏、惊涛骇浪、风云际会的生活，当然非常好。比如中国作家，写《林海雪原》的曲波，这样的作家，当然很好，你有这样的大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宏大叙事，你在作品里写出来，这当然是更好。但更多作家我觉得依靠的是自身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以及同化他人经验的能力。比如厄普代克，比如帕慕克，很多朋友看过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奖得主阿尔罕·帕慕克的作品，他的生活也及其简单，也没有大风大浪，一下子生活有个大反转，或是鲁迅当年那种生活。他一直是个富家子弟，生活优裕，但是他的写作面很广。

　　这也是在厄普代克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作家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恰恰因为这样一种关系，决定了厄普代克如何拓展自己的写作，他在哪些方面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认真观察，认真体味。在他的小说里，尤其是短篇小数里，这点特别明显。我们看到一篇是写日常生活，另一篇还是写日常生活，写的都是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的事，而且小说里故事性都不是特别的强。那么这些故事性不是特别强的小说靠什么让它成立，靠你对生活仔细观察的能力。萨拉马戈，98年获诺奖的葡萄牙作家，他在小说《修道院纪事》题词里，前面引《箴言录》里的一句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看清楚。”那么对厄普代克来说，他生活范围很狭小，就是日常生活。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他就观察生活，所以他把生活观察得特别细致，极其极其的细致。细致到了繁复的程度，有人批评他说他是“照相机现实主义”，也有人批评他“小说过于细腻，过于琐碎，节奏太慢。”

　　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小说里罗列的东西太多，就是整个事情发展得特别缓慢，匀速前进。我们喜欢的那种小说，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但是厄普代克小说里缺少这种大起大落，而是小碎步往前走，每走一步，他要把周围写得特别特别清楚，所谓匀速前进。而这种罗列、这种照相机现实主义，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大家对拉什迪和英国另外一位作家扎迪·史密斯，扎迪·史密斯很多书就是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所谓“歇斯底里现实主义。”

扎迪·史密斯《使馆楼》 2017.2扎迪·史密斯《摇摆时光》2018.10

　　所谓“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就是描写得特别详尽，似乎在我们看来可以省略的也写，不该省略的当然已经有了。就是描写得特别详尽，特别细致。这些都是厄普代克，我们认为在阅读时有的人会有一种审美疲劳的原因， 但是每一个作家他的缺点或者被人诟病的特点往往也是优势、优长；极少有作家能有厄普代克的能力，在我们熟视无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有所发现。

　　我们肯定都知道，同样一种生活、缺少变化的生活，对我们的感受力是一个巨大的磨损和消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觉得看什么都是新鲜的，所以日记每一篇都写得特别长。而且每次从国外回来，都能写出很多东西。但现在去多了，有的时候同一个国家一年去好几次，回来一句话都不想说，不是说你写不出来，要是硬写我还是能写出来很多东西。但你就觉得那些东西产生的刺激没有当初那么大了。第一次去看，它产生的刺激巨大到你不把它说出来，不把它写出来，你觉得难以平息，难以平复那种感觉。到了后来变得习以为常了，它开始包裹你，它磨钝了你的感觉，损伤你的表达的欲望，所以我们往往对日常生活恰恰是无话可说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厄普代克恰恰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居然还有那么巨大的激情和好奇心，在观察、在描写，在一点点推进他的小说。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是很牛的一个作家。我们看他的长篇和短篇都会发现这个问题。沈从文说他写小说的一个秘诀，沈从文说他自己写作的时候要“耐烦”，大家体会这两个字，你要耐烦，有人说不耐烦，但是他要“耐烦”。

　　在这些短篇小说里，我们就能看见厄普代克他的“耐烦”，就是不厌其烦地把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或是看见了也不屑去说的细节给写出来。同时，他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什么叫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我们整天看见那样的生活，但是厄普代克看出了同中之异 ，看见了寻常之中的不寻常，寻常之中的异常，这是一个能力。所以在厄普代克小说里这点表现得特别的明显。

　　很多人以为，厄普代克只是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其实在厄普代克小说里，尤其他的长篇小说，其实把美国整个的大事全部都写出来了。比如说他最著名的小说，“兔子四部曲”，当然也可以说是五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 ，还有《怀念兔子》，这四部或说五部，最后是个大中篇、小长篇，这五部翻译成中文大概有130万字左右。如果我们认真看，这个兔子系列，就能看到这几部曲，十年写一部。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在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观，厄普代克从1960年开始，每隔十年，差不多每隔十年写一部， 1960年写《兔子，跑吧》，70年写《兔子归来》，80年写《兔子富了》， 最后到90年写《兔子歇了》。然后后来很多人觉得兔子不能死啊，很多朋友希望还想看到兔子的故事，但是兔子已经死了怎么办。

“兔子四部曲”系列

　　2000年，厄普代克出版了一部小长篇《怀念兔子》，其实正儿八经是兔子五部曲。这几部作品里，看起来的都市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出现的问题，主人公哈利，整个不着调，像兔子一样狐疑敏感，有点事儿就到处乱跑，一不小心就逃掉的一个人。看似写这么一个人的生活，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偷情、通奸等等，其实把美国半个世纪它所经历的重大问题全部写出来了，比如麦卡锡主义，1960年代性解放运动，还有后来的越南战争、种族冲突危机、阿波罗登月计划、嬉皮士运动、吸毒、石油危机、中产阶级兴起、福利社会问题、全球化的问题，不仅仅对美国，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和震荡的事件，都在哈利、兔子一家的故事里。也就是说， 这些大事儿我们认为风云际会的，大开大合的，这些故事背景，其实厄普代克都写到了。只是，厄普代克在这点跟我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样的，不管多大的历史，多重要的历史，只要跟小说里主人公、人物之间没有血肉相关的联系，那么对小说来说这个历史就不重要。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读后感(五)：《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前言）

前言：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合集。如果要出选集，恐怕等作者不再活着来杯葛此事的时候，想必最好还是留给别人去做。任何小说，从最初的匆匆涂鸦进入到印刷品的安全港湾，在作家本人看来，都具有某种勇气，以我的本性，甚至在四十年后，对这些小说不是将其扔弃，而是不断打磨和重新装裱。不过，我还是去掉了两篇，包括《求情》和《妓女》，这两篇已经收在《海湾梦》(一九九六)中重印，另外还有两篇，《我的一个同辈人》和《上帝，说吧》，全都是第一人称回忆，依据大学时代的回忆所写，它们在时事话题插科打诨的边缘不安全地颤抖着，感觉已经过时。

　　不情愿地删掉这几篇后留下的一百零三篇，均写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最早的一篇《最后的王牌》是位已然结婚的哈佛大四学生于一九五三年岁末提交给阿尔伯特·格拉德[1]创意写作班的习作。格拉德是典型的烟不离手的法国范儿知识分子，但他却忠实地参加了深红队[2]的主场篮球赛，他说喜欢这篇小说——还声称吓着他了，这是一句现成的恭维话——同时建议我寄给《纽约客》杂志，后来被拒。但是，次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费城朋友》和几首诗被该杂志接受后，我又把《最后的王牌》向《纽约客》投了一次，这回却留下了。将开始粗糙的对话做了修改后，这篇小说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发表，放在杂志靠后的位置；这是当时阅读大众对小说的胃口，即“漫谈”(一个奇怪的行话，把虚构和幽默混为一谈)往往出现在“书的末尾”和靠前位置。回忆我自己那段文学生涯曙光乍起、令人陶醉的时光，这篇小说还能跟J. D. 塞林格扯上关系，记得他突然出现在阿尔贡金酒店的大堂，完全是一个光芒四射、英俊高大的人物，还没有开始去过闹得沸沸扬扬的隐居生活；在我们被带进去跟各自的编辑威廉·肖恩和凯瑟琳·怀特吃午餐之前，他握了握我的手。他说，或者事后什么人提到他说，他注意到《最后的王牌》了，很喜欢。他本人的小说，我曾在另一个写作班(肯尼思·凯普顿教授)上读到过，对我启发良多，包括富有三四十年代特色的形式、简洁和硬气，如何可以容纳更为广泛的战后美国现实感；《费城朋友》结尾出现的那瓶葡萄酒就借鉴了《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3]结尾时在垃圾筐底发现的感恩节小鸡的情节。但是，我主要的借鉴之债还是得之于海明威，这点可能貌似不太明显；正是他向我们所有的人展示了纯粹的对话可以传达出那么多的紧张和复杂性，以及在最简单的名词和谓语中可以潜藏多大的诗意。其他让我开眼的作家还有弗朗茨·卡夫卡，约翰·奥哈拉，玛丽·麦卡锡，约翰·契弗，唐纳德·巴塞尔姆，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瑟伯以及安东·契诃夫。

　　一九七五年似乎是个适合断代的年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全年独自生活的一年。我跟一个喜欢打赤脚、持一位论信仰、拉德克里夫学院[4]毕业、拥有浅黑色皮肤的女子存续了二十二年的婚姻，走向结束，然而，所有这些小说其来有自，均与这场婚姻有关。也许，即便没有我第一任妻子的信仰、宽容、敏感和良好的判断力，我的文学事业可能也会取得成功，但很难想象会如何取得。我们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住在伊普斯维奇[5]，那是一个异质杂处、非常偏远、位于波士顿北边的大镇，支撑一个到一九六○年时已经有四个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我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向《纽约客》出售短篇小说。那些年，我满怀得意，自以为我邮寄快件的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了我将无人知晓。这个古老的清教徒小镇极富特色，口述历史多姿多彩。虽然我的创造力跟精神状态经历过诸多低潮消沉，但是当地的生活以及跟渐渐长大的孩子相处的刺激，加上他们明澈的眼睛对新鲜事物的捕捉，可以说永远不会让我无病呻吟。作为一个曾经的小镇男孩，我渴望拥有小镇空间。纽约，在我居住的二十个月里，感觉充满了别的作家和文化纠葛，代理人和自作聪明者的文字游戏四处泛滥。在我看来，真正的美国似乎“在远方”，现在同质化得很厉害，而且都电气化，对地方特色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人们过去常常到纽约来逃避那种地方性。远方才是我钟情之地，希望沉浸在这种寻常中，对这种寻常的精心阐释终将证明会很不寻常。这些观念促成了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逃离，从曼哈顿——那个所谓的银镇，正如我的一个年轻主人公所想象的那样——逃离，而我曾经一直希望生活在那里。伊普斯维奇还有很多现实的吸引力：我的车可以免费停放，我的孩子们可以接受免费教育，有个海滩可以晒黑我的皮肤，有个教堂可以做礼拜而不会觉得太过陌生。

　　我带着宾夕法尼亚所受的熏陶来到新英格兰地区写自己的那套东西。这些早期小说的第一部分《奥林格故事》Vintage出版社于一九六四年出版过平装本。这本书早已绝版，而个别指定此书为阅读材料的教授还经常抱怨。这十一篇小说也许构成了一个青涩又单薄的整体——那位不太友善的评论家理查德·洛克曾提及它们所洋溢的“温室氛围”——但是收集整理我早期的小说(半数已绝版)的念头对我来说诱惑力还远不及看到《奥林格故事》整体回归。这些小说的编排曾经以主人公的年龄为序，现在略有变化：《高飞》和《庇护感》描写的都是高中高年级学生，但是重新考虑感觉《高飞》的主人公似乎年龄更大些，成长过程更长远些。所有这些小说都取自同样的自传之井——那个唯一的小孩，那个小镇，那个祖父母的家，青少年时代搬到一个农场——但并没有打算要保持某种整体的连贯性。正如我在原来那篇导言里写的：我是故意要在这些小说里保持种种非连贯性的。每篇都从新的起点开始。这里有条格兰德大道，那里出现条奥顿路。《鸽羽》中那个外祖父死了，《高飞》中死去的又是外祖母。事实上，我母亲的父母直到我成年都还在世。事实上，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距离小镇十一英里的地方；在《费城朋友》中，那个距离只有一英里，在《最好的时光》中那个距离又变成四英里。这种奇怪的距离，这种与我自己生活过的环境不见得完全脱离的迁移，是我所知道的自己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超离……主人公最终总是从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重返故地。在这杯自我阐释的葡萄美酒的迷醉下，我继续写道：在做这样的编排时，我吃惊地意识到，那个跟H. G. 威尔斯的作品较劲、杀死鸽子的男孩要比告诉瑟玛·路茨她不该拔眉毛的那位要年轻。但是我们变老的过程却参差不齐，在社会上要比在自己脑壳里慢好多。这十一个兄弟中有些还是双胞胎。约翰·诺德霍姆和大卫·科恩轮流做了演员后，再次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有视力麻烦的克莱德·贝恩在我看来好像是本后来的折射，而本就是那个逃离嘉年华的孩子，“点缀着淡淡色彩的透明小球，迷惑着他的眼睫毛”。接下来有两个部分的标题《闯世界》、《塔巴克斯往事》沿用了由我编选并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一本企鹅选集《四十故事》里的标题。不过，它们的内容已经做了变动和扩充，剩余五部分的标题都是新想的，试图对如此庞大的篇目赋予某种得体的顺序——就像我在自己的五本非虚构文集里处理的那样。当作者兼编辑对自己的短篇前后腾挪时，他会开始看到各种优美又意味深长的变迁过程以及伏在表面之下的潜流：每组里面好像都有条潺潺流动的溪流，好像它自身就是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反过来又成为一部规模更大的作品，即鲜活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那种鲜活生活则由从经验中削取的片段再现出来，然后又通过想象力转化成客观的艺术作品。但是，读者没有路径可进入作家个人记忆的内核，而且他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任何顺序自由阅读小说。每部分的设计都想自成体系，尽管也许有关琼和理查德·梅普尔的故事在这里散见于各处，但曾全部收在福西特出的一个平装本中，名叫《遥不可及》(一九七九年出版，根据一个电视剧本取的书名)，同时又收在企鹅版的单行本中，书名为(由我取)《你的情人刚来电》，已经从结集中赚取了利润。我的另外一个系列主人公，作家亨利·贝奇，在他首次出现时就被生动刻画了，那时我不知道他会在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传奇中担任主角，现在已经被收在《亨利·贝奇全集》(人人文库版)中了。

　　索引中标题注明的时间是小说的写作而非发表时间。我给《四十故事》所作的导言写道：“社会背景在变化；或许了解《山里人》写于一九六九年，《来自城市的礼物》写于一九五七年还是很有用的。”另外，写《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海尔·塞拉西[6]还掌握权力，写《交易》的时候“交互作用分析”是当时最红的心理学时尚。二○○二年，重读所有这些小说，我对《最好的时光》中对伊拉克寄托的和平希望感到惊讶，对五六十年代美元结算的物价低得有些荒谬感到奇妙，对现在受到质疑的“黑人(Negro)”这个词再度出现在眼前颇感不适，但我没有把它改成“黑人(black)”；小说有权保留它那个时代的语言。词语的正确性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变化无常，“black”这个原本不准确的词，有朝一日可能又会遭到质疑，“Negro”至少还是个人类学名词，不像“有色”这个短语，这个词提醒我想起童年时经常听到从中年妇女口中说的“黑子”，可谓礼貌的词语歧视中的极致。至于“相公(fairies)”《凝视》中曾用过两次，用来指同性恋男子，我怀疑它是否冒犯了那些特指的人士，但是这个词经常被男女异性恋者使用，带点轻蔑的色彩。手握铅笔，经过几分钟痛苦的思索，我还是一仍其旧，权且当做笔下心直口快、心烦意乱、几欲抓狂的男性主人公思想本性的自然流露。毕竟，《纽约客》那些认真挑剔的编辑也轻松地将它放行了，最终出现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发行的杂志上。总体上，我重读这些小说时没有专找麻烦，但只要有能帮助那位更年轻的自我的机会向我扑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这里删个形容词，那里加个有助澄清的短语。少改动无异于强行放弃艺术的良知和精益求精的习惯。行文总有提高的空间，不要从某种詹姆斯式的全面修订最后又沦为一种傲慢自负的姿态。

　　我在《纽约客》的第一个编辑是凯瑟琳·怀特，就在三十多年前，她为了让这份襁褓中的杂志变得有模有样付出了很大努力。在接受了我的四个短篇又退回大量投稿后，她和丈夫到牛津来看望年轻的厄普代克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并且给了我一个在该杂志工作的机会。在那年或者第二年，当时我们已经同在一个地方工作——她放弃更高的小说编辑的位置，追随E. B. 怀特[7]去缅因州之前——我记得她跟我并排坐在她的办公桌边仔细校对的方法，让我头晕目眩，又百般顺从，还记得她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写的东西，比如放在我们面前的那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的时候，她曾经皱起鼻头。她在哈罗德·罗斯[8]别的清一色男编辑员工中一路奋进，而且可能还有些粗暴，尽管没人错会她那颗热忱的心和对杂志未来前景的高度期许。我的下一个编辑，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则从不粗暴；威廉·麦克斯韦尔[9]把一种耐心圆融的谦谦君子之风带进自己的编辑工作中，他教给人们的人生经验跟写作教训一样多。我的小说编辑此后就是凯瑟琳·怀特的儿子罗杰·安吉尔，他到了八十多岁依然持续不减的生命活力和敏锐，给进入七十岁的我的未来以希望。所有这三位，更不要说那些默默无闻的文字编辑、事实核对员，都对这些小说的改进润色做出了很多贡献，偶尔还会有神来之笔般的重大修改，尽管我总体上持这样的理论： 如果一个短篇从一开始就行文不畅，那么它会始终不畅。尽管不止一次地被断言，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纽约客》杂志在小说方面倡导的是一种灰色的千篇一律，却允许我有更多的实验，从篇幅较长的散文色彩很重的混合体，即穿戴严实的“奥林格故事”，到危险大胆、有伤风化的《说给妻子的爱语》、《救生员》那样的独白，各种风格都有。编辑们出版那么多小说，他们既会放行冲动、简短之作，同样也会发表重大成果，而且，随着威廉·肖恩[10]开始进入漫长的统治期，他表现出一种虚张声势的先锋派气质，喜欢巴塞尔姆和博尔赫斯，甚至会惊醒他马厩里最沉稳的家伙，去尝试各种新的可能性。

　　有些更为激进的小说对我来说显得格外珍贵，但是在《博物馆与女人》中读者不会在这里看到海洋生活，侏罗纪系生活，套马技术或者令书页生色的俾路支兽[11]的图解；经过一段未来漫画家跟图形要素长时间的调情后，我决定不能再把图画跟文字混搭了。文字还是留给它自己的工具来处理，去享受一种自由漂泊、脱离具体背景或者格式或者图画束缚的生活。只有个别希腊字母和一节孤寂的乐谱(见《儿子》)对手边这部著作的键盘工们的辛勤劳作摆出挑战的姿态。

　　反映在这些小说中的技术让人们听到一个时代的回响，那时自动化传输还是一种自动推进的新奇玩意，室外厕所依然是农村地区的特色标志，技术还停顿在个人电脑和无所不在的手机远未出现的年代。我那代人，曾被称为安静的一代，在白人主体中属于很可观的少数派，是很幸运的一代——“当斗士太年轻，做造反派又太老”，就像在《汝未祝福则焉能弃也》里说的那样。出生在大萧条年代的早期，整个国家出生率处于最低峰，我们，包括大量独生子，每分钱都斤斤计较的父母还让我们上钢琴班，给我们一种围裹起来的庇护感。在那个艰难时代，我们养成了工作的习惯，在工作可以获得报酬的时候进入成年时代；我们年轻时体验过二战时期的那种爱国的凝聚力，却不用去参战。我们压抑得太厉害，凭借古老的性道德的放松就可以获得愉悦，不用遭受太多更年轻一代饮食过度、行为失范以及性病之苦。我们单纯，满怀希望，足以投入到具有很强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以及早婚中，同时又现实得足以用美国人的一个耸肩动作，调整适应各种陈规旧俗的低落退潮。但是，尽管没有很多曾经困扰我们父母的物质匮乏和宗教恐怖事件，而且还沉溺在世界资源分配不均的享受中，我们继续被弗洛伊德所说的“正常的人类痛苦”所折磨。

　　但幸福何曾充当过小说的主题？对幸福的追求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死神和它的助手从每笔交易中都要抽税。已经拥有的东西会被贪求的东西贬值。不满，冲突，毁灭，忧伤，恐惧——这些才是值得关注、无法回避的主题。但是我们的心灵仍然渴望幸福，作为一个基本标准，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它是“我们所有时代的喷泉灯”。重读旧作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觉得这些小说缺乏欢愉，尽管它是在刹那间而不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到来，而且还发现，这些人物身陷人类困境——那些局限和死亡的困境——时也不曾失去温情和善良。艺术总希望以关注、和谐以及富有启发性的关联这些手段跨越必死的命运，同时享受，也许可以这样说，最好是一场相对缓慢的死亡：纸张发黄，语言变得老派，具有天启性的人类新闻变成大众化的社会智慧。在这次反思的努力中，我不禁想到所有那些《纽约客》，犹如一条漫不经心、宏大宽广的印刷品的密西西比河，在众多他人的贡献中也有我的一份子；它们曾为一批读者、一段特定群体的经历服务，现已进入历史——包括所有那些桦木色的康涅狄格州的邮箱，它们曾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收到威廉·肖恩关于娱乐和教化的理念。如果威廉·肖恩不喜欢我的作品会怎么样？那些最初寄来的支票，顶多只有几百元，累积起来后，支付了我购买第一辆车的费用。没有《纽约客》我恐怕就不得不徒步行走。毫无疑问我会以某种方式生存下去，但不会有这些小说的体量。

　　这些小说是我在伊普斯维奇租来的一个单间办公室里，在一台手工打字机上写的，最初始于六十年代早期。那个办公室夹在一个律师和美容院老板的工作室之间，高居于一个温馨舒适的街角饭店的楼上。大约正午时分，食物的味道透过地板开始飘上来，但我需要再克制上一个钟头，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下楼，被香烟熏得迷迷瞪瞪，去要一份三明治。戒了香烟后，我又开始吸五元的小雪茄，用来缓解对自己职业崇高感的紧张，应对我错综复杂的技艺难题；空空的烟盒堆积如山，上面带着另一个作家罗伯特·彭斯[12]抚慰人心的头像，这些烟盒不仅对整理小物件有用，比如外国硬币、链扣之类，而且，雪茄强烈的腐蚀性气味也会让来访者沮丧难受。我感觉自己好像在那个屋子里一个烟盒接一个烟盒地收拾着某种烟一般遍地缥缈弥漫的东西，我在那里唯一的职责就是描写原原本本向我呈现出来的现实——赋予庸常生活以其应有之美。

　　杨向荣译

　　2019年1月20日

　　[1] .阿尔伯特·格拉德(1914—2000)，美国评论家、小说家、教授，出版过9部长篇小说，6部批评作品和1部传记。曾于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任教。

　　[2]哈佛深红队是哈佛大学的校队。

　　[3]塞林格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48年《纽约客》，后被收入其短篇小说集《九故事》。

　　[4]曾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所女子文理学院，创建于1879年，1999年全面合并到哈佛大学。

　　[5]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县。

　　[6]海尔·塞拉西(1892—1975)，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

　　[7] E. B. 怀特(1899—1985)，美国著名散文作家、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与凯瑟琳结婚。凯瑟琳第一次婚姻的儿子罗杰·安吉尔也在《纽约客》杂志担任小说编辑。

　　[8]哈罗德·罗斯(1892—1951)，美国编辑，1925年创办《纽约客》杂志，逝世前一直担任该杂志主编。

　　[9]威廉·麦克斯韦尔(1908—2000)，美国著名编辑、小说家、散文家、童书及传记作家，《纽约客》杂志资深编辑。

　　[10]威廉·肖恩(1907—1992)，罗斯之后任《纽约客》杂志主编。

　　[11]巨型食草奇蹄类灭绝动物，古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之一。

　　[12]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英国诗人，他的诗歌以歌颂纯朴美好的事物为主，著名作品有《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