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感100字
《东洋文化史研究》是一本由内藤湖南 / 林晓光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洋文化史研究》精选点评：
●看完《历史的辉格解释》，再看这个，就会觉得内藤湖南非常辉格主义了。
●此书即《内藤湖南全集》之第八卷，又补收《古之满洲与今之满洲》一篇，为一演讲记录与小文章之合集，涉及商代史，染织，书论，纸，银，版本，唐宋变革论与满学，其中《北派书论》一篇妙论迭出。
●《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宏通博识。
●一摸本书的手感就想入手。这系列的书设计的超级棒！（本篇序言不错~）
●不必迷信，但还是值得翻翻。
●重新复习下几篇重要的文章。
●翻译极佳
●大多为演讲记录，谈版本、唐宋变革、满洲的几篇虽然很妙，但总体泛泛之论太多，缺少推敲。不过很有内藤的风格，比起厳しい的桑原骘藏、羽田亨（大部分日本学者的风格），内藤确实要優しい、幽默多了。
●汉学大师内藤湖南的优秀论文终于翻译了一些！序言李晓光的发言见解真是独到，对内藤湖南如文化中心位移论分析真是不错。
●內藤湖南的作品，只讀了最後幾篇滿洲有關的作品，怎麼說我覺得影響並不大。
《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感(一)：已发现的勘误几条
书出来还没几个月，承畏友或曰兄的细读指正，就已经发现若干错误了，真是成吉思汗……只好乖乖又来写勘误。谨此向已经买了书的读者亲友郑重致歉，希望将来有正式修订的机会吧，也期待发现了其他错误的读者帮助指出。
第98页正文倒数第三行、注2，以及254页倒数第六行的“亨保”，都是“享保”之误。
第180页第一段最后一行“契丹人是将生女真用作防御的藩篱”，是正好把意思译反了，应作“契丹人是将其用作防御生女真的藩篱”。
第217页倒数第六行，“女真与”，为“女真语”之误。
《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感(二)：京都学派开山鼻祖的冰山一角
《东洋文化史研究》一书是我2018年读过的第一本书。一年过去可能具体内容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结合其他书还是有新的体会的。
众所周知，内藤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立人，但是他最初是记者出身。这使他所写的书学究气少了一些而多了一些真实的体验，不过该书主要是论文集的汇编，笔调也自然相对轻松。所以不太能反映它的写作风格。
十九世纪第一批中国汉学家的思想倾向一直被国人诟病，如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他的东北史地研究与关东军之间的渊源，桑原骘藏和他那篇著名的《支那人食人肉的习俗》，以及内藤湖南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文化取代论和文化中心转移论。很难说内藤的思想与军国主义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关联，但是从整个20世纪的日本思想史来看可能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并不代表要盲从或者接受他的观点。
唐宋变革论自然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题目《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宫崎市定的《东洋的古代》里面的“的”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翻译用例。
正如阎步克先生引用柳立言《何为“唐宋变革”》一文中所说，不能把一切唐宋之间的变化不加考虑的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很多理论在唐代甚至更久以前也可找到其源流，这已然被历代的学术研究所证实。所以，与其纠结这个具体的结论是否成立，不如说是意识到唐代和宋代的历史时期存在的动态变化。
《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感(三)：文化成熟的优势与劣势
内藤先生说我们中国是文化底蕴最浓厚的国家以及文化发展的最成熟的国家，用郭德纲的话来说就是，我很欣慰。但是真的如他所言，“只有文化才是民族生命的终极指标，政治、经济不过是次要的，接近于‘动物性’而非‘人性’的表现而已”吗？经济的地位应该还是不容置疑的，毕竟活着才有输出。
文化蔓延四千多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是“时间长”并不一定是好事情，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这深厚的文化底蕴，给现代中国人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有多少帮助。
文化不成熟的国家并不次于文化成熟的国家，没有历史负担会更灵活，有丰富的历史会更有魅力，各有优势，也各有桎梏，可以互相借鉴，但不必分出胜负，各有各的造化，“特色”才是硬道理。
底下连阳光都照不进去的大楼，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书摘如下：
· 书中所呈现出作者历史观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从漫长的民族、国民发展史中去观察人类文化进步的基本规律。
· 《古之满洲与今之满洲》中，作者固然是简明地勾勒了满洲地区的古今发展历史，但其重点却并不在于历史事实的说明，而是一开始就贯穿着一个鲜明的议题，那就是古今文明发展条件在地理上的一致性。在古代适于民族发达，国家兴盛的地区，在后来即使经历过历史的中绝，也依然会成为重新发展的起点。
· 如果说宫崎史学的基本立足点是“地域”，其主脉在于“交通”，那么内藤史学的基本立足点便是“民族”，而根底在于“文化”。
· 内藤屡屡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民族。而其他民族既会因为相同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而与中国历史存在共性，也会因其特有的条件而产生其特性。“时代性”与“国民性”是内藤理论的两个基本指标。
当然，这里不能不说作者的意见出现了一点矛盾，因为他一方面认为近世是衰颓期，另一方面却又屡屡强调中国文化的“永久性”，认为活得越久的民族就越具有丰富历史经验带来的顽强生命力。
中国上古的社会状态
1、这个宾字，是在祭祀某一代的先祖的时候，呼唤他到贤所一样的地方来，作为客人接受祭祀。在今天只把人类的客人称为宾客，这是宾字在后世的变化，最初是把先祖作为客人来祭祀，从这里开始的。
2、因为中国是革命的国家，各朝的王族各自有其来源不同的先祖，配合这一先祖，祭祀其家族的始祖。这种祭祀就是“帝”。在今天把在世的天子称为皇帝，可是过去的所谓帝，据说是把当朝、前朝和前前朝这三代称为王，再之前的才称为帝的。
3、历史这个东西，类似的状态确实是会屡次出现的，但那并不是相同状态的重复。相同的状态是决不会发生第二次的。虽然看起来是相同，其实只不过是类似的状态而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状态也就会呈现出来，虽然多少有着相似之处，但根本的社会精神却都已经改变了。历史是决不会重复的东西。
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
1、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和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没有关系，是一种特别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
2、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的机构，曰尚书省，曰中书省，曰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掌管草拟诏敕命令，批答臣下奏议，但诏敕 的最终确定却必须要得到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倘若认为中书省所拟不当，就予以驳正，还可以封还。因此就变成中书与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政事了。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实施他们的决策。在政治形式上，中书省代表着天子，门下省则代表着官吏的舆论，就就是贵族的舆论。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对天子之命是不绝对服从的。因此天子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之类都极其友善，绝对不是命令式的。然而到了明清时代，批答就完全像是对待从仆一般，言辞粗暴，成为命令式的了。封驳之权在宋代以后就渐渐衰微，在明清时期几乎完全消亡了。
3、唐代与明代的宦官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根源正在于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之间的差异。
Think：宦官不可能出自贵族，宦官之祸源于宦官对兵权的掌控，安史之乱是少数民族军队之乱，并不是贵族之乱。
4、贵族阶级消失，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这也就是进入了近世政治的状态了。
Think：贵族消失了吗？
5、唐代的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而宋代的朋党则明显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到了明代，师生关系、出身地方关系就成为主宰朋党的重要因素了。
Think：牛李党争也是因为政治倾向不同而发生的吧？
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
1、首先最开始想要说明的是，“近代的内容”中有一条，就是平民发展的时代。但是中国的近代究竟是怎么会成为平民发展时代的呢？虽然说是中国的平民发展时代，但并不是说平民拥有了参政权的意思。这一点在今天都还没能够确实达成，更何况在这之前的时代，平民就更不可能拥有参政权了。
2、从今天来看王安石执行新法的时代，从新法的施行上，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平民在政治上逐渐占据了实际的权利了。
Think：王安石变法因为贵族阶级的抵制而最终被废除，证明平民的时代远远没有来临。
《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感(四)：《东洋文化史研究》读后
在《王融与永明时代》书评后面和复旦林晓光老师有过几句话的交流，当时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会看完《东洋文化史研究》这本书，当时我就找来了这本，由于最近在赶一个ddl，因此颇没有时间。前几天失眠，凌晨三四点时候睡醒就再也睡不着，拿起这本书，断断续续的看。这是前因。
说到最近一两年认为特别好的书，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廿二史札记》，这本书读完之后就感觉之前的书都白看了。《魏晋时期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也颇为不错。由于个人对东晋南朝这方面了解比较多，思考也相对而言较为深入，因此《王融与永明时代》很能触动我心里的那个点，本着可能会和作者有一点共鸣，写下了一点读后。我一向对自己文字的感染力没有什么自信，更不用说我的思想和文笔。姑妄言之而已。
前几天和友人交流，友人在读《春秋三传》。他说现在一流的历史学学者都在做经学，某某老师在做公羊学，徐院长在做阴阳家诸如此类的。我当然是固执的不认同的，就像说学cs的一流的学者都在研究理论计算机科学，很难评价学者一流二流，糊口而已也未必比致力于开创的学者显得二流，凡事没有那么绝对。这是题外话。说友人是因为友人曾经和我说过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平民学和贵族学的一次对抗，当时我只是草草想了一下，并不认同。借着写这篇读后的契机，梳理一下。
最初零星接触“唐宋变革论”是在历史课上，然后在《文选》这门课上才详细了解过斯论。当时的笔记现在尚有留存，择一段记录于此“20世纪初世界大变局“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形成：1864 泰纳taine 英国文学史；1890 高津求三郎 日本文学史；1898 的奇偶；tichuan（笹川）zhonglang 支那文学史；1904 /1910 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胡适 中国哲学史 但开风气不为师。传甲斯编，将仿日本tichuanzhonglang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之焉”。对于这种宏达的历史阐述譬如魏晋封建论、唐宋变革论，我很崇敬但并不太感冒。因为一直以为以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兴趣爱好，是看不懂也没必要去研究的。
这本《东洋文化史研究》，如译者序中所言“本书所收录的大概是演讲记录，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学术著作。……更能全方位的体现内藤史学的面貌。”，整体而言，包罗万象，学术性不强。但也有学术性较强的文章。类小品文的譬如“中国上古的社会状态”、“关于殷墟”、“说纸”等等，这种类苦茶庵随笔的小品文总是让我想起在抗战中假装岁月静好的投降士大夫，所以我不太喜欢。扼要地说吧，整本书里我觉得只有“中国作为通货的银”、“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论民族文化与文明”、“回归中国”、“东北亚各国的感生帝说”几篇较符合我的胃口。其中“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最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论民族文化与文明”、“回归中国”或许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有着某种跨时代的启发意义，但现在看也殊觉平常。“中国作为通货的银”、“东北亚各国的感生帝说”等几篇能够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首先说“论民族文化与文明”、“回归中国”这两篇，这两篇核心的内容就是反欧美文明礼赞，用书中所说的“中国倘若要真正觉醒起来，回归到本来的中国，就必须要抛弃数十年来深陷的富强欲望，保全其文化……”。内藤似乎将传统积习的所有因素都用文化这个来囊括，无论这种积习是好是坏，它总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切实存在的，而这个国家又长存在世界民族之林长达数千年，因此民族修养愈积而愈后，虽然欧美文明在力量上要超过东方文明，但是只不过是出于它们的青壮年时期而已。无论如何，作为学术观点总可以讨论。但是说回归中国的民族却毫不犹豫的奔向欧美的怀抱，却实实在在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很爱日本大河剧的。也觉得日本民族的浮夸搞笑特别可爱。但是，嗯，就是有种微妙的情感。
接下来就说“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先回到之前的话题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平民学和贵族学的一次对抗，这种观点一看就是京都学派的滥觞。照唐宋变革的观点来看，前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后汉党锢之祸，唐牛李党争，宋王安石变法，明东林党和阉党等都可以看做平民学和贵族学的对抗。试以党锢之祸析之，贵族学：李膺诸人，平民学：宦官外戚。当然它也是中央集权的一次体现，但是也无法否认没有贵族学和平民学对抗这种因素存在。宏大的历史阐述当然很有必要，但是老是用一种模式去套就很没有意义。历史还是需要条分缕析地细细品味的。说到《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篇就是对于时代细节的语焉不详，通史类作品里常常有这种问题（对，我攻击的就是钱穆）。举一例，关于唐代宦官的论述完全没有提及唐代宦官来源和两汉、宋明来源的不同（这点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中“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一篇论述）。
上次和林晓光老师关于文明与奢侈这一观点的讨论，我的观点是：“奢侈不一定有理想，但要有文化理想，却不能不奢侈” 作为学术观点应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如果作为价值观奉行则是万万不能。否则我总是会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以及曾经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平民文学也是应该注意的。我们不能永远呆着象牙塔上。
友人和我一样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因此他说要读完自己的专业之后还要再去读个历史学的学位。我觉得殊为不必。他已经走火入魔，脱离了爱好的本质。我作为历史爱好者读历史的目的就是基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的，读历史的目的仅仅是出于快乐，如果非要加一点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知人论世。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能够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在其中的作用，这就够了。
林晓光老师应该是前辈，但是介于我是cs出身，没有什么师承，本科时去上文史类课也是以旁听为主（为了保持成绩单的纯洁性），所以并不以晚辈请教前辈的口吻来说话。这样讨论起来也能更自在些。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有所得而写点东西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是为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