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精选
《元本琵琶记校注》是一本由[元]高明 著 / 钱南扬 校注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的平装 32开图书，本书定价：0.67 元，页数：255 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本琵琶记校注》精选点评：
●在那样一个盛行高中以后即抛弃糟糠之妻的年代，蔡伯喈的忠孝可谓难能可贵。 赵五娘也是令人敬佩的。刻画女子的人性闪光给我们展现了时代的进步。 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似乎还是掩盖不了悲剧的气氛，毕竟这些情节是作者有意而为之。
●上卷好。下卷俗了。
●赵五娘剪发包土一段，最为之动容了。忽然很想看川剧。
●网上看的别的版本，姑且就用这个标注一下。故事剧情本身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是因为其对忠孝价值观的推崇，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教化意图，所以在明初受到了朱元璋的推崇。加之作为传奇发轫，在体制上有开创和固定之功，一些曲律和篇目也成为典范之作。
●1922|
●看的是1980年版。南戏之高峰，于我印象最深处还是其结构设计之精巧与完整。
●有一說認為這個故事是寫來諷刺蔡卞為娶王安石之女而休妻的。王安石外號拗相公，以牛脾氣聞名，故被稱為牛丞相。高明筆下的牛丞相真是整個人都散發著「我爹是李剛，欸不對錯了，老子就是李剛」。蔡伯喈已經比《趙貞女蔡二郎》裡那個人神共憤的蔡伯喈好多了，人家只是單純的無能而已嘛，孝心=孝行，呵呵噠。真感謝唐滌生，經過唐漂白的蔡伯喈美味多了。
●高明翻版 还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故事
●五娘吃糠那出唱词很具悲剧力量。不大喜欢蔡伯喈这个人物，但人家那个时代也不是我这套价值标准，哎。
●做作业读的
《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一)：《琵琶记》版本简说
《琵琶记》分两个系统，古本系统有三种：清陆贻典抄明嘉靖《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刻《新刊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刻《风月锦囊》摘汇本《蔡伯喈》。陆氏所依底本很古，形式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同，不分出，前有题目。曲文与元谱同，保留元代戏文语言的本来面目，巾箱本经明人初步加工，已经分出。
高明是元代文人第一个以科举进士身份直接参与戏文创作的人，《录鬼簿》所载名公才人，才人是不得志的底层知识分子，明公是有声望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不一定是科举出身。高明的创作，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南戏的地位。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出身进士，古本《琵琶记》文辞甚雅。明代由于南戏的盛行，演化出了另一系统，昆山腔演唱本系统，这个系统出于表演效果及受众需求的考量，语言已不复古本系统本色。明虎林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就属于昆山腔系统。
钱先生的《元本琵琶记校注》依据古本，但对巾箱本和风月锦囊本的吸收不多。为了方便阅读做了一些改动。注释详尽——可以说太详尽了，朝云暮雨这种典故还要十几个字解释，有点没必要。
《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二)：琵琶记：真
一个字：真。
并不是说，琵琶记是真，恰恰相反，因它是假的。
蔡邕中了状元，做了牛相府的乘龙快婿，却日日思念父母妻子（妻子- 赵五娘）以泪洗面闷闷不乐；虽则日日思念父母妻子却连家书也未曾寄出一封，六七年之后托一个骗子寄书家中；虽则日日思念父母妻子，又知家乡（陈留）年年遭灾，担心家中父母妻子因饥荒饿死，却也未曾给家中寄过寸金，自然父母做了饿殍，妻子剪发卖发包土葬公婆；最后在牛小姐逼问下才说出真情。结局是，赵五娘寻到了相府，牛小姐甘心做了小，赵五娘做了大，一门旌奖！
放下语言文字结构不谈，就这故事内容，就是个假！
立意假了，更何从打动人心，就凭赵五娘那几句悲切的 孝顺歌 剪发歌 包土葬亲歌？
有“真”处吗？有。
好比第三十二出，牛小姐打发李旺去陈留寻蔡邕的父母和结发妻子，李旺这么道白：
“ 丑)娘子如今说道多多赏我，取得来时，娘子又要争大小，厮打时节，不赏李旺了”
取了结发妻子回来，牛小姐大有可能争大小，这才是大概率的真。
所以，本想写写第二十四出赵五娘剪发卖发的唱词，竟也不想写了，只是读到玉帝老爷看到赵五娘一人辛苦从山上挖土包土葬亲的时候，忽大发慈悲，派了土地和阴兵前来帮赵五娘修坟，直接骂了出来“人都死了，你早干嘛去了！”
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真，张忠良和王丽珍结婚，忘记了自己母亲儿子和结发妻子素芬才是真！《琵琶记》是假。
一篇东西，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部南戏，怎么样也好，唱词也好，结构也好，人物塑造也好，离了真，叫人不能爱，不能信，捏着鼻子读完；哪怕是人世间丑的，坏的，邪恶的，你总是真的写了下来，描画了下来，也是有生命力的；我要读的不是一封旌表书。
今儿读到徐小虎说：我们在世间不是要很厉害，而是要to be true. True to yourself. 恰好，今天写日记的时候，也写到：写东西的人，至少对自己是诚实的，不诚实是写不出东西的。 也真是徐小虎这么说，也就是她敢在被整个学术界抛弃的情况下，坚持说自己认为是‘真’的话和研究。也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才隐隐约约明白了being true with youself in life是什么意思。
今儿写了一篇好意气用事的读书笔记。
《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三)：优秀南戏作品的开端
据现有材料看，南戏在艺术上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是以高明的《琵琶记》为始。在高明以前，是杂剧风行全国的时代，从《琵琶记》开始，南戏才正式引起全国观众的注目。同时，《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由民间创作向文人创作的转变，代表了南戏在进入明清“传奇”阶段之前发展的顶峰，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被称为“南戏（曲）之祖”。
高明的《琵琶记》是根据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在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里，蔡伯喈应试上京长期不归，其家贫寒不堪，父母死后，靠他的妻子赵贞女罗裙包土建成坟墓，当赵贞女到京城找到蔡伯喈时，他却拒不相认，以马踩之，“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整个戏剧随之结束。
高明则把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进行了重大改造，使人物、主题、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琵琶记》中更好地宣传了高明所信奉的儒家伦理观念，使蔡伯喈成为我们眼中的“全忠全孝”之人。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具有他的多义性。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的，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为母埋儿”之类的愚孝。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力量的，这是贤孝。也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是一种无奈，我觉得蔡伯喈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蔡伯喈身上有一种很复杂的思想，既可以说他“忠”，又可以说他“不忠”。既可以说他“孝”，又可以说他“不孝”。剧中蔡伯喈本无意于功名，一心在家侍奉年迈的双亲，但其父强迫他去应试，结果一举中的状元，名满京城。时有牛丞相欲招之为婿，蔡伯喈坚辞，但牛丞相奏闻皇上，于是发生了奉旨招婿。蔡伯喈欲辞官归里而朝廷有不准，这就是蔡伯喈的“三不从”。在辞考不从中，蔡伯喈为维护一家，有状元之才而不去应试，这就犯了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以事君尽忠的思想，可以说是有孝无忠。而后，蔡父以赶考、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等就是尽孝为由，迫使他上京赶考。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 蔡伯喈进京赶考实际上还是放弃了真正的孝道，可以说是有忠无孝。考中状元后，牛丞相强迫他入赘相府，又是以不得违背圣旨为由，用君命和权势来压服，使得他无法及时回家照顾父母妻子，父母被饿死。蔡伯喈也向皇帝提出过要求辞官，但仍被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为理由驳回。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不从”——辞试，父母不从；辞婚，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
从这些情节来看，我觉得蔡伯喈的内心应该是想尽孝道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忠君的，这也暗含了从古至今的一个道理——忠孝两难全。作者通过改编后的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封建时代“忠”与“孝”两大基本伦理观念的冲突，尤其是政治权利的绝对要求对家庭理论的破坏，这反映了知识阶层在维护家庭和服务于政权之间常常出现的两难选择。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蔡伯喈这一类人性格优柔寡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辞官、辞婚均被驳回的时候，他能真心的流露：“冤家的，冤家的，苦苦见招，俺媳妇埋冤怎了？饥荒岁，饥荒岁，怕他怎整？俺爹娘怕不做沟渠中饿殍？”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的确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矛盾冲突始终贯穿全剧，这种矛盾不是厌薄名利与贪恋名利之间的矛盾，而是忠和孝不能两全的矛盾。高明的意图很明显，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品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孝悌之义，自古有之，孔子的“仁学”思想强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每个人的自我修养反省，温良恭俭让等品格来达到家庭的和睦，再以家庭为基础达到天下的太平，而家庭的基础就是妇贤子孝。蔡伯喈全忠全孝，赵五娘有贞有烈，所以《琵琶记》作为一部有意识宣扬道德教化的剧作，在后世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据说朱元璋认为它的可贵甚至超过四书、五经。
《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四)：读书笔记：《琵琶记》—堆积与坍塌
《琵琶记》读了一半，每天大约读个三四出。1980年上海古籍的繁体竖排，难怪自从进入学校图书馆以后就没有被出借过，寂寞。
从前读博士的时候，撸话本传奇南戏北杂剧，撸到厌倦，暗暗决心再不读了，总是语言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力，无一字无一句是自己的，是自己原创的（偏激，勿当真）。好比这本《琵琶记》，从第一句小生上场，就无一字是自己的，无一字无典故无出处，毫无生命力的文字；读一本和读其他本难有差别。一直到上卷的最后一出，才见到一点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文字，也就是赵五娘在给公婆吃白饭自己吃糠皮时候唱的《孝顺歌》，还是完整地录于下：
“呕得我肝肠痛，朱泪垂，喉咙尚兀自牢戛住。糠！遭砻被舂拄，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下去。 糠和米，本事两相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 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 奴便是糠么，真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得给公婆甘旨？”
这一段是自己的了，是作者自己的意象和自己的想象了；以米和糠来对比蔡邕和赵五娘这对夫妇的截然不同的处境，既有蔡邕在锦衣玉食吃白米饭之切实情境，又有赵五娘供养公婆却连年饥荒吃糠腌菜的情境对比；还有二人在境遇上的双关对比，也照应整个戏文两条线索的结构安排。也就是读到这里才读出一点神采。
自然我要写的不是这个，而是其他。
南戏里面，正戏不是很好看很好听，文藻并不美不鲜嫩，反而是丑角的戏更好看。丑戏好看因其生动，俚语俗语入戏，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它把之前堆积起来的典故一一解构和坍塌，因而我时常读得抚掌大笑。
随便摘一段吧：
第十一出中，牛相府与媒婆一段对话：
“ (外白)媒婆，你挑着恁多东西做什么？
(丑白)复相公：这个便是媒婆的招牌。
(外白)且问他这斧头做什么？
(末白)婆子，相公问你：这斧头做何用？
(丑白)毛诗里面说得好，道是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把斧头为招牌。
(末白)休在鲁班面前掉快口。(
外白)更问他袜做什么？
(末)婆婆，相公问你袜做什么？(丑)也是招牌。人都道做媒的执伐。
(外)更问他将秤作何用？
(末)婆婆，相公问你将秤作何用？
(丑)最要紧用这个，唤做量秤人。凡做媒时节，先把新人新郎称过相似，方与说亲。去后夫妻便和顺不相嫌。若是轻重头了，夫妻只是相打骂了。老媳妇前日在张宅门前过，见一个小娘子在那里哭，老媳妇问那小娘子：你为甚哭？他道：嫁不得一个好人。老媳妇试把秤来与他两个称一称看，可知不是对。
(外末)如何？
(丑)新郎称得二十八斤半，新人只秤得二十三斤。
(末)你。也不十分平等”
这里媒婆用了好几处典。
比如，用斧头做媒人招牌，她用了诗经里《齐风.南山.析薪》： 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而“执伐”一词也典出这首析薪。
（另提一笔，其中媒人为量秤人之典大约后来被老舍先生在《离婚》里给张大哥用了。）
这样的用典在丑戏中比比皆是，比如《金刚经》里面‘千二百五十人’，比如“伤人否，不问马”，每每遇到这些典故的时候，总是让人哈哈大笑。
作者（高明）大约对自己写的正戏也够厌倦的了，文人读的书太多，一提笔都是前人的典故前人的文字，连自己都摆脱不了；于是在丑戏里将其坍塌和解构。丑戏中用典往往是直接用，而不是化用；而丑角也是不大可能知道这些诗文典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显然这是作者的故意拙劣，把之前正文里令人厌烦的用典全部坍塌，作者放松了，观众也放松了。
《元本琵琶记校注》读后感(五)：感动的代价
注：古文史作业
《琵琶记》一开篇，高明从一个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角度将天下故事点评了一番。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不绝芸编，但是在他看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诸“好”之中，又属“乐人易，动人难，……只看子孝与妻贤。”在此他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野心和价值取向：要写一个既动人又能达到教化效果的好故事；这个好故事排演的就是“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孝子贤妻的聚散悲欢。
在这样的写作纲领下，高明将悲剧绎成了喜剧，以一夫二妇重庐墓，全家旌表耀门闾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弥合了中间赵五娘孤身事双亲、剪发送姑丈、血手筑坟台的凄惨，还有蔡伯喈在“三不从”之中“谁知我心焦”的忧闷。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当时民间大众的口味（王实甫在《西厢记》中的改编和高明的几乎保持了方向一致，负心郎变成有义士，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达到“动人”化人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却因为它极强的目的性而为时代变迁偿还感动的代价。
试想，如果牛氏并不是剧中那般的深明大义、谦让知礼，蔡赵还能聚首吗？如果牛丞相恃强夺理、毫不放松，一家还能归乡尽节吗？再试想，赵五娘在荒年中侍奉公婆，而公婆和自己并不亲（第十九出蔡婆埋冤五娘，可见双方之间还有隔阂甚至猜疑），丈夫与自己结发才二月、离家却三载，至今生死未卜，在这个过程中她完全有放弃或改嫁的自由选择权，而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也并不失情理上的正当性（蔡公公和张大公都有劝过她另谋出路）。
——但是，所有的不可能都被排除了，所有的恶也被排除了，只剩下一个孝子两个贤妻和有情有义的牛丞相、张大公一起往大团圆的路上奔去。正是这些因素极大地扭转了剧情的发展和悲剧的氛围，实际上也削弱了它自身动人的力量。
这些人物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促使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蔡氏父子之间围绕“孝”的一场辩论。一个认为孝就是“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问其寒燠，搔其疴痒”，一个认为孝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取得功名得以事君连带光宗耀祖就是“大孝”。 两人对“孝”的理解不同，其实反映了二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不同，一个只愿“尽心甘旨”，“愿岁岁年年人在，花下常斟春酒”；一个“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忍将父母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
最终蔡伯喈还是成行了，他默认了父亲的“大孝”说，使生离死别有了正当性。同样的，剧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在这样的纲常伦理下思考、行动。比如赵五娘之所以以弱柳之躯咽糠卖发、罗裙筑冢，就是因为“骨头葬处任他流血好，此唤作骨血之亲，也教人称道。教人道：赵五娘亲行孝。”牛小姐接纳赵五娘并要和丈夫一同回去扫墓，也是因为怕“误公婆，被人讥评”，因为“曾观典籍，未闻妇道而不拜姑嫜；试论纲常，岂有子职而不事父母？”牛丞相答应女儿的请求是因为“路上行人口似碑”，“不教爱女担烦恼，也被旁人道是非”……
如此，全剧真的做到了“有关风化”，而且处处点题。事实上，高明也写到了伤风恶俗的社会现象，比如里正贪粮、拐儿骗信、弥陀寺两“疯子”的疯言疯行，还有净末丑们分演的各类幽默，包括最后牛丞相在驿站的时候，他的手下狐假虎威强占供给……这个世道远非太平、正直，高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放过任何机会批露这些现象和给予嘲讽。但是一回到主要人物，那还是风化先行，忠孝为重。于是，那些幽默和冷静的嘲讽反而成了剧本中的不和谐因素，使剧本本身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当赵五娘孤身葬公婆这个悲剧的高潮时，高明只能借助神明来完成这个出离常情的至孝的任务，从而使得情节得以继续（也是在神明的启示下，赵五娘进京寻夫）。
与全忠全孝、有忠有烈、知恩知义这样完美、高大的人格比起来，《琵琶记》感动我的，却是许多微末的细节。比如——
赵五娘给公婆准备饭食自己吃糠，反被公婆猜疑和打骂，她吃糠时的感受是这样的：“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嘎住”，“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真是字字血泪。她并不痴愚，她知道自己在经受什么，但是因为自己的承诺，以及对妇道的信守，她一并都承受下来了，而且还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心理。
当公公临终前向她表达忏悔的时候，她“【背哭介】怕添亲怨忆，背将珠泪渍”，背过身去哭怕对方看见了增添愁怨，这个细节又是多么地体贴、多么地善良、多么地辛酸。
更别说她剪掉绿云沿街叫卖却无人问，下了艰巨的决心剪掉的宝贝，却无人问津，这是一层打击；家中典当皆尽，已经危及她的身体，双亲却急待安葬，这是另一层打击；她自己身体衰弱，恐怕也要命尽，却还要命令自己先卖了头发再死“我到底也只是个死。待我将头发去卖，卖了把公婆葬埋，奴便死何害？”层层打击之下，女子的坚强可见一斑。
她之所以剪发，是不想再麻烦张大公。所以她也打算靠一己之力埋葬公婆。第二十六出“五娘葬公婆”的一开篇，“四顾青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消。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自造。”气氛的清愀悲肃，人物的孤独无依，人生的全部重量似乎都在里面了。而这种结局，又似乎都有其正当性/必然性在其中：为了忠孝、为了独立和自尊、为了承诺、为了爱。而反顾开头，蔡赵二人的快乐时刻也就是花下斟春酒那么短暂的几刻。
综观感动的点，似乎都在赵五娘身上，这也是全剧中悲剧性最浓的一个人物。在高明之前的版本里，她被丈夫抛弃、被马踩踏，悲剧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完成，也成为了一个有力的人物形象，也正是《琵琶记》之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