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摘抄
《走出疑古时代》是一本由李学勤著作，长春出版社出版的231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出疑古时代》精选点评：
●李先生单纯对于考古材料的分析还是很精当的，但再与传世文献联系后，得出的结论就不怎么靠得住了。
●差点忘了读过这书
●较为阻滞的阅读，毕竟进入考古的世界需要费一番力气。但里面涉及的大胆的想像，联想，还是很佩服。文字的考释，又是那么的详审。嗯，不少问题的存在，也让我们反思考古——考古究竟如何？
●走出疑古时代？靠什么？靠zf支持和扯淡么？
●重要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比较开风气的一本书，李老学问不错，有时被黑的挺惨的。
●一些文章的拼拼凑凑。。。
●哪怕有的人再怎么骂，也改变不了这本书带来的学术影响...买李学勤先生的书，最大问题还是论文集太多了，很多时候还来个大名字做个标题党...
●可能是作者最有名的一部了。至今争议不休。
●先秦史学 从疑古到释古
《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一)：驳李学勤先生之论
李学勤大举走出疑古大旗，以释古自居。我有几点疑问。
其一，冯友兰先生说“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为什么李学勤先生认为他以为的“以古书论古书”是审查史料，而他所标榜的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史料融会贯通了？以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对比于传世的古书难道不是审查史料吗？窃以为冯先生说的释古应该与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相仿，是建立在近真的历史材料上的史论，史论才是融会贯通之举，才是释古。
其二，李学勤先生说“疑古一派，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这句话有几点错误，首先所谓的“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是不成立的，早在七册古史辨里就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这篇论文是顾颉刚以王国维之甲骨学发现为基础而研究的论文，发展和完善了王氏的观点，不知李学勤说的读过古史辨是漏过此文还是如何了。即使放过这篇顾颉刚的论文，我所知的七册古史辨里也不乏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等文章，到后来顾颉刚与顾延龙先生编的《尚书文字合编》，里面收集的魏石经、敦煌遗书等文物不知是否也是以古书论古书，顾颉刚先生所作《息壤考》，不知是看到了“息壤”的现象有所发现，还是皓首穷经之后的发现，其余以民俗学研究古史更不必说。李学勤先生一棒子打死从前的研究，一以贯之“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是否是为了心安理得得使用并未有甲骨文来作证的夏与五帝的系年？
其三，伪书一词有歧义，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伪书有一棒子把伪古书打死的意味，顾颉刚先生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李学勤可以说从前的研究因为材料的不足而使一些古书的移置方位有错，却不可以弃移置而不用，比如《老子》一书，现在出土的楚简汉简自与通行本有别，而从前人考订了通行本老子的年代，李学勤现在却用和通行本有差异的古本来事，不是“白马非马”的混淆吗？
李学勤先生的文章缺点在于把事情简单化了，把疑古简单化了，简化后的疑古，就像是建国初期妖魔化了的大陆对于蒋介石的描写，对于没有读过七册古史辨，没有细细考量过事情的人来说，自然不好。
另外可以谈谈二重证据法，李学勤把二重证据法当做神药宣传，似乎此法可以研究一切之问题，可以打破上古史的真空，顾颉刚早有“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命题。如今的我们的确可以理直气壮得说“商的文物文字具在，这个时代不是古人臆测出来的”，但是对于商之前的问题，作为学者是否更应该严谨一些，而不是直接把各个文化机械得和上古史套在一起。
做历史研究从来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希望学者们切莫被政治所困，为了说明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而附会。诚然我们发现了河姆渡，发现了半坡，可以有底气得反对历史虚无，但是把神话中的人物附会于考古发现是不妥的。文章即兴，读书不多，见解不深，但当抛砖之笔也。
《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二)：以出土新物重估中国古代文明
作者的一部考古文集，李学勤一贯的风格……多数内容仍然以出土文物为主，几大部分论古代文明、神秘的古玉、新近考古发现、中原以外的古文化、海外文物拾珍以及续见新知都是一些个人化的见解，不乏各种猜想。在理论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导论“走出疑古时代”以及第一篇“论古代文明”。
作者指出，早期考古学不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国宋代和清代就有疑古思潮，近代疑古思潮依据当时出土的内容对古书提出很多新的观点，但依据现代出土的很多文献来看，疑古的不少观点不能不说存在很大问题。现代的古文献研究代表作品有张心澂《伪书通考》和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很能说明些问题。疑古的局限在于以古书论古书。
王国维曾指出中国历代的新学问都出于新发现，依此，后来发现的考古遗存尤其重要，所以需要王国维将考古和文献放在一起研究，提出“二重证据法”，这样可以纠正疑古中的错误。饶宗颐则在此基础上加入考古发现的古文献，提出“三重证据法”。郭沫若将古书与考古结合，再上升到理论高度，算是开拓了一条道路。冯友兰曾有“三阶段”说：信古——疑古——释古，当今需要走出疑古时代，重估中国古代文明。
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而言，作者大体上以西方对文明的定义来考察中国，同时参考其他考古发现。（丹尼尔《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中提出考古研究最适用的是克拉克洪的标准：城市、文字、礼仪。）根据二里头出土文物发现，夏朝就有青铜器，但在此之前还应该存在一个用天然铜制造铜器的阶段。甲骨文之前的大汶口和良渚陶器符号可能就是原始文字。殷墟之前的城址已经发现不少。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有祭祀的遗迹，《礼记》记载的六种礼玉在这些文化中都已经存在。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文化都有明显的贫富分化的迹象。
中国历史传说不是单纯的神话故事。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说法自古有之，黄帝代表中原传统，炎帝代表南方传统。中国应该有一个“两河流域”，即长江与黄河，时间很早，分布也很广。作者引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的观点，夏商周在文化上一脉相承，而政治上相互对立。中国殷商文明与美洲玛雅文明可能同祖。作者又指出，天下广大，洛阳一带为天下之中，也是夏人的居地。
关于《周易》，作者有《周易经传溯源》。作为基础的八卦始于史前包牺氏时期，关于卦的材料，最早是殷周的筮数。同样用于占卜，卜法高于筮法，古人常在卜法之前先用筮法。《周易》挂爻辞应形成于西周初期，且《周易》本身是占卜的依据。《易传》形成于《论语》相仿的时期，与孔子关系密切，大概孔子是重要的作者。
其他各篇章还存有一些思想文化的片段。比如对四象的考察。四象实质是星宿的划分，战国书籍有四象名称，且有相关论述，说明四象以包含七宿的体系。二十八星宿形成晚于四象。古人将群星划分组团，赋予形象。中国四季分明，也容易产生四象观念。有趣的是，根据出土墓葬，史前时期末期有四象观念是可能的。四象与丧葬有关在于升天思想，魂升天，魄归地。
关于周与淮夷，本来夷人是商的依靠力量，所以周与淮夷两者有长期冲突。周孝王时曾派人率领诸侯征讨淮夷，诸侯包括齐国，太公时便有征伐的特权。但周厉王后淮夷强大，直到齐桓公称霸才控制住淮夷。
《帝系》始于黄帝，黄帝十二子，其中二子的后代有天下。玄嚣与昌意系即帝喾与颛顼系，玄嚣（青阳）一系有陶唐、商、周，活动在北方，昌意一系有舜、禹、祝融八姓（楚），都与南方有关。
对于考古可谓一窍不通，却对上古史颇具兴趣，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作品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做简要总结而已。
《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三)：一个学术界的造假神棍如何书写反疑古风潮的
清华简研究中的虚骄之气和隐讳作风 2012年02月1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发表李学勤的《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称“清华简”《系年》“填补历史的空白”，特别是“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系年》证明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原来是在东方，在周成王时西迁到“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笔者对此说难以苟同。 李学勤借助来历不明的“清华简”制造新闻，难怪许多媒体采访李学勤之后，更是大肆宣传秦人始源只有到了清华简才得到解密，清华简其他内容也颠覆了历史，因此上古史必须改写。 李学勤说“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并列举《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为例。这是断章取义。《秦本纪》虽然记载秦人先祖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但是《秦本纪》开篇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相传祖先是吞玄鸟蛋而生，是东方鸟夷族的传统。“鸟夷”在《尚书》有记载，李学勤一直认为是“岛夷”，此说并不准确。《史记》坚持“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常将不同来源的说法综合在一起。因此《秦本纪》的不同记载不能证明司马迁主张秦人出自西方。而且司马迁自述他写《秦本纪》是根据《秦记》，《秦记》是秦国史官的记录，属原始材料。因此秦人出自鸟夷的传说是秦人发祥史的原初形态，而鸟夷的大本营在东方。 实际上 即使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秦人出自西方”也并未在学术界形成“主流意见”。除李学勤所举钱穆、林剑鸣二先生外，傅斯年、杨宽、徐旭生等先生都持秦人东来说。李学勤经常引用徐旭生的观点来证明“疑古派”不懂得传说背后的“史影”，但他本人此次却忘记了这一点。 秦人发祥地已有定论 对鸟夷族系的彻底研究，应归功于顾颉刚先生。早在1915年，顾先生即以翻译《盘庚》、《金縢》享誉学术界，那时也正是古史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1949年后，顾先生因翻译《大诰》而考证周公东征史事的一部分，但问题之大，远远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围，最后竟因600多字的《大诰》写成了50多万字的论文，主体是“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是其中一篇，写于20世纪60年代，长达8.8万字。（首次发表在《史前研究》2000年辑，2003年收入《古史考》第六卷，2010年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十卷） 顾先生这一长文畅叙了“‘秦’本是东方的地名，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史记》保留的中谲保西垂的说法，是秦人为掩盖从东方向西方被迫迁徙的讳饰，“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所以得占周畿；赵的一系始终住在今山西，所以得秉晋政。”“按非子住的‘犬丘’，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秦城。……秦、梁是迁今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赵是迁今山西境内的汾水流域的……” 这一鸿篇巨制显示了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事业中，历史学家拥有广泛的发言权，而不必苦等考古发现。 再看《系年》，其不过说：“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了无新意，没有从任何方面“填补历史的空白”。 而且李学勤还有难言之隐。首先，他认为《尚书》里只有“岛夷”没有“鸟夷”，对秦人鸟夷渊源不知，甚至把汉朝的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其次，李学勤在1995年2月19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探索秦国发祥地》，该文根据“最近流散的一些珍贵文物”，提出“甘肃清水、天水、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笔者加以反驳，指出，即使李学勤列举的“珍贵文物”是穆王、宣王之时，最多只能证明秦人在此活动过，以此来推断有着悠久历史的秦国发祥地，在逻辑上不可信。 要解决秦国的发祥地问题，应该把秦人放在鸟夷族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秦人不仅属东方的鸟夷族，而且《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载“筑台于秦”，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说明秦人原来居鲁。周公东征后，秦人西迁，但秦人还没有忘记东方根源，《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少皞是东方鸟夷族的宗神，所以秦人才祭他。笔者的结论是：“秦人的东方根源对认识秦国的勃兴并直至统一六国，意义重大。秦人发祥甘肃说在逻辑上不可信，离史实更远。这样‘走出疑古’，只能离真理越走越远。” 也许读者会问：秦人的发祥地及迁徙过程，虽经顾先生的彻底研究，但有可能李学勤没有看到。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首先，李学勤认定顾先生开创的“古史辨派”为“疑古派”，旨在讽刺其只疑不信，进而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其次，李学勤自认为是考古学家，特别爱用新的考古发现（大多为他所指控的“疑古派”所未见）批判“疑古派”。笔者反驳他的“岛夷”硬伤，特别介绍了顾先生的鸟夷长文，认为顾先生的长文可以澄清“对于历史的侮辱”，并将顾先生的长文收录在《古史考》第六卷。相信李先生也一定看过。 李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章说：“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不管他说的“学者”指谁，顾先生已经指出：“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除三监外是奄和蒲姑，他用三年的工夫直赶他们到江南，于是把奄的原地封了鲁，蒲姑的原地封了齐。” 李学勤的文章最后说：“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秦文化与商文化确实有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同属鸟夷族系。李学勤并不承认“鸟夷”，那么二者的密切关系从何谈起呢？他的秘诀是等待考古。 总之，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刻意掩盖“古史辨派”的成就，倒让人产生联想。笔者很希望清华简是真的，但如果是伪造的，那很可能是在2000年之后看到顾先生的长文受到了启发。 （吴 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四)：转发一文，不妨当作参考
陈梦家与李学勤
在陈梦家先生诞生95周年、逝世4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纪念陈梦家先生学术座谈会”将于7月3日上午九点在陈梦家生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楼会议室举行。地址：王府井大街27号东厂胡同东口。欢迎光临！
这种诸葛吊孝迟迟未能由官方举办，大概碍于一个被官方媒体捧为“德才兼备”模范的李学勤。从1996年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数千万元的资金，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到2001年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所有主流媒体颂扬“工程”超过了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摘取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作为工程负责人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不仅被官方捧为“德才兼备”的偶像，还作为社科界的惟一代表，与袁隆平等发明家领取了几百万的奖金。
可是工程尚未结束，李学勤部下就有人举报他的经济问题，事件虽以举报人被开除而告终，但举报人至今仍没有放弃，希望通过党和国家正常的举报渠道揭发真相。李学勤匆匆调离社科院，资深人士认为就是为了逃脱“断代门”经济丑闻。
李学勤针对五四启蒙史学家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得到宋健等的支持，并且在这一口号下完成了官方定位的“凝聚力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是随着大陆科学家在民间小心翼翼地议论和《纽约时报》的尖锐批评，“工程”的豆腐渣性质越来越包裹不住。2006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刊载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感言》，坦言“作为‘走出疑古’主张结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被学界敲击得遍体鳞伤”。这是官方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批评解禁的信号。
也只有在这一形势下，学术界的人才敢于窃窃私语：在李学勤的辉煌背后，还有一个冤魂：陈梦家。
陈梦家作为考古所建所之初6名研究员之一，对甲骨文、金文、和传统国学都有极深的造诣。1952年，只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了一年书的李学勤（大陆学者对他至今自称“毕业”表示愤怒），来到陈梦家手下当临时工。50年代初，研究员的工资和临时工的工资相差几十倍，加之当时给研究员配备单独的办公室，研究员有权指挥临时工为自己借书跑腿，且有指导年轻人之义务，有时难免喝斥，遂招致李学勤的嫉恨。时值陈梦家在考古所附近的美术馆买了一整个四合院，计18间，据传李学勤是借“三反”“五反”的余波，举报陈梦家有经济问题，实际上陈梦家是用1956年出版的稿费买的房，根本谈不上贪污。李学勤仍不罢休，刚好57年反右，陈梦家被打为右派，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叫停，反而发表了李学勤的《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全面丑化陈的贡献。比如陈认为甲骨文的人方在东，李学勤则断为陕西。虽然四十年后他不得不承认人方在东，可是拒不对当年置人于死地作任何忏悔，还自吹此文“从理论方法上揭开了甲骨分期研究新的一页”。据传李学勤又举报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生活放荡，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与考古所某女有染，其实那人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到考古所后，是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所以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清清白白。“文革”起来后，李学勤已到历史研究所当临时工，主要精力放在抄顾颉刚的家，从顾的日记里整黑材料。由于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都隶属于科学院，且当时常见跨单位整人，李学勤经常窜回考古所揭发陈梦家。随着文革由整人发展到把人整死，1966年8月24日，考古研究所墙外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活活打死。这给社科院的打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此时乃为铲除宿敌的天赐良机；而且按李学勤的揭发，陈梦家――
（一）有经济问题
（二）有作风问题
（三）有学术问题
这样的右派还有生存权吗？1966年9月3日，陈梦家被打死，被伪装成自杀。陈的夫人曾将陈梦家被打死的真相告诉过考古文物界的老人。陈梦家没有后代，他所谓自杀的冤魂无人声张。
即使按官方说的是自杀，也是凶手所逼，40年来却无人对此负责。有的侵华日军尚且知道来中国道歉，李学勤等人的铁石心肠比鬼子硬多了，而且还在享受“德才兼备”坐轿子的清福（李学勤多年同事、著名宋史学家王曾瑜语）。
陈梦家死后一切东西被考古所扣留，显然是当年的凶手害怕真相暴露。如果考古所真心纪念陈梦家，就应当公布陈梦家所有遗物，供人研究，把这么一个近在咫尺的大学者的死因搞清楚。由于考古所是断代工程及其后续的文明起源工程的受益者，与李学勤存在共同利益，考古所很可能将一切不利于李学勤的证据销毁。比如李学勤标榜他的甲骨文完全是自学的，与陈梦家的指导没关系，52年调到考古所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约他参加《殷虚甲骨缀合》的工作”，真相是《殷虚甲骨缀合》是上海郭若愚的私人著作，与考古所没有任何关系，他把已经完成的书稿寄给郭沫若写序，郭沫若请陈梦家代笔，被李学勤尾随，李又拉扯曾毅公加入。书出版后，郭若愚大为不满，写信到考古所抗议，信中并有“李学勤何许人也”等语，很多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希望考古所及早公布。
1949年以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运动若没有歹毒心肠的个体是搞不起来的。正如网友感叹的那样：但是已经过去了多少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纷纷坐上高位，他们当然不会去挂念死在自己手底下的冤魂。他们只会嗤笑他太脆弱，如果坚强一点咬咬牙挺过来的话，现在不就好了吗？因为大家“都好了”，你陈梦家也可以搞个副所长干干嘛，可以混个政协委员，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风风光光的去国外转转；你可以给这个那个后辈的新书做“序”，可以领头搞几个“工程”，当当“首席专家”；你可以收一堆学生，他们会在各种场合颂扬“业师”的学问人品，给你写“学述”，给你庆祝八十、九十大寿，出版厚厚的祝寿论文集；你的《全集》、《自传》、《回忆录》也会精装烫金的摆在各大书店里，说不定能掀起一个“陈梦家热”。可是问题是你死了，而且死的太早、太不体面，你除了几本旧著、一堆遗稿和一位遗孀以外什么都没留下来，你没有学生，没有部下，谁来给你整理遗稿、再版旧著、开纪念会议？还想出《全集》？？别做梦了！！！
希望在陈梦家被害40周年之际，包括李学勤在内的当事人都出庭说个清楚。（当然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考虑到李学勤已经七老八十，他如果开溜的话，陈梦家的死因真要石沉大海了。而且受断代工程狮子大张口启示搞起来的儒藏工程、清史工程，儒藏工程头目汤一介已对参加“梁校”班子忏悔（清史工程头目戴逸对其主编的豆腐渣《中国通史》还在硬撑）。现在大家都承认学术腐败到了极点，豆腐渣学术泛滥当然是因为人渣太多；返渣为人，实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