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读后感摘抄
《二十世纪的教训》是一本由[英]卡尔•波普尔著作，三辉图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十世纪的教训》精选点评：
●其中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导论。波普尔本人所说的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他对于国家国防外交两项功能的理解，非常有趣……其余挺没劲的
●也许是受惠归纳的原因，至少跟我现阶段的思想接近，那也就不迷茫，这正是无论科学与非科学的“意义”所在吧
●序写得挺好的
●波普尔竟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年看的时候觉得破除了很多迷思。好像是这一本里论述了历史决定论的错误？现在可以看更深的内容了。
●一个思考的新视角。
●启蒙
●前半本的谈话部分老实说有点水（毕竟是年近九旬的高龄了）。后半本里的两篇演说稿确有干货——特别是关于“多数统治的民主和多数评判的民主”那段，说字字珠玑也不为过啊。
●波普尔的访谈，演讲集子。一个对马克思有着明确诠释和遗憾的人。
《二十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一)：【一些摘录】
【资本论的论点】
1.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
2.劳工的日子会越来越惨，这也是资本主义必须连根拔除的道理；
3.不能谴责个别的资本家，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无力自主，只能任由机器摆布。
第三点往往被共产党避而不提了，这种资本家可恶，专门恶意剥削穷人的说法，被马克思成为“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
【劳苦大众】
共产党所要解放的劳苦大众——工人——早就不劳苦了，现在真正劳苦的是孩子。
【政治哲学】
问题不是“谁”统治，而是“怎样”统治。重点是政府不要管太多。
伯利克里的“全民批判”，相对于“全民做主”，是更加贴近民主本质的。
柏拉图认为最好最聪明的人来进行统治是和苏格拉底相违背的，因为苏格拉底那里，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要谦虚，从而不认为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否则就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不聪明。
不要过于散播“民主”的观念，因为最后所有人都会发现，实际统治者不是自己，从而引发愤怒。
雅典的“民主”，目的不是多数统治，而是尽可能避免独裁统治。
《二十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二)：关于上海三联版翻译的一个小问题
关于Karl Popper《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目前有广西师范和上海三联两个版本。大家对比一下《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最后一段中一句话：
广西师大版：
为了与和平更接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许多想法，尤其是单边裁军的想法，因为它对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上海三联版：
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
从字面来看，上海三联版的译文似乎是说，Karl Popper认为，“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想法是个偏见，这种偏见应该被放弃；那么从字面推理，Karl是 认为“单方裁军不会威胁和平’？。这和广西师大版的字面意思完全是相反的。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Karl 是同意康德的“以战止战”原则的，所以，广西师大版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只进行单边裁军，将会对和平构成威胁，所以必须放弃单边裁军的想法。这和Karl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放在上海三联版里：“单边裁军会威胁和平”这个明明是Karl同意的想法，却变成了“偏见”必须“放弃”，意思完全反过来了。
或许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还有问题，希望朋友们指教。
《二十世纪的教训》读后感(三)：(转)马丁：多面波普尔
转自中国图书商报
今年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诞辰110周年，重读《二十世纪的教训》一书是对这位对当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思想家的一种纪念。该书收录的是卡尔•波普尔在1988年和1989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1992年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GiancarloBosetti）访谈的记录。显然，谈话的背景是苏联的巨变和波普尔的学术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波普尔的乐观主义和他的某种忧思。刘擎教授把他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杂志2004年8月号的长文《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纪念卡尔•波普尔逝世10周年》作为《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对我们了解波普尔的学术思想非常有帮助。
波普尔、哈耶克、伯林等人的著作从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被国人接触到，使国人对社会和体制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经过30年的演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进行验证或者重新认识。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称为“封闭社会”，把“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并且把柏拉图的哲学作为极权主义思想的源头来批判。波普尔的这种做法引起古典学家和施特劳斯等人的非常不满。在沃格林给施特劳斯的信中说，“波普尔未曾投入到能够看清作者意图的文本分析之中；相反，他直接把现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用于文本，武断地认为那个文本就导致了那些陈词滥调”。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与波普尔的分野可以看作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区别。到了晚年，尤其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中，波普尔重申了他以前的看法。他认为“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波普尔认为“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要尽量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不妨碍公民的自由。但是波普尔与哈耶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哈耶克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波普尔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干预倾向。所以，波普尔会说：“保护国家是政府的义务之一，它也一定会注意国民的健康，确认他们随时能上战场；也会因此注意它的经济，等等。”波普尔显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波普尔喜欢渐进式民主干涉主义，希望沿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方向前进，他认为“一个完全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波普尔特别强调，“法律体系不率先就位，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缺乏法治体系，只会导致混乱”。波普尔反对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市场的社会，他认为政府的任务是建立法治：“如果运作要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和通力合作。”这显然不同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见解。波普尔特别希望消除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对立，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种政治观中蕴藏着本质主义的逻辑，即事情只依赖于概念及其“本质”的把握，当然这种本质主义也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我们同样知道，波普尔对于社会主义有过很深的介入。在访谈中，波普尔说自己15岁的时候听了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演说，深受吸引。波普尔在《反对大词》中谈到，他“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17岁时（1919年）仍是社会主义者，这与他做工人的经历有关，他“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波普尔说， “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 。他说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徐友渔曾经指出，波普尔“不断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道德空言”。波普尔后期对他早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颇为自豪，从没有为这些经历感到后悔。但是，这些不能阻止波普尔早就成为自己早年信仰的反对者，不管他后来特别是晚年与社会民主党思想有多么接近的关系。波普尔觉得实际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理论无法适用。波普尔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凭空构造的知识分子呓语，而是看到它与柏拉图、黑格尔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
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的谈话无疑有许多值得继续思考的地方，但是这些思想只有结合他本人的重要学术著作，如《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批评与回应，在一个知识的氛围里看才更有意思。
《二十世纪的教训》读后感(四)：一个复杂而清澈的思想者
“我是很乐观，没错。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乐观。”
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的学术思想几经变动。他不断在寻找某种思想的平衡点，而非服膺于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他把复杂的问题用朴素的日常语言讲清楚的杰出能力。这种不断的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的思想变化，正如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所说“理性取向就是随时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可能这也是他所实践的“开放社会”之精神吧。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的政治立场往往被人简单的认为是右翼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这种刻板印象往往让人忽略了波普尔思想色谱中极其丰富的层次。
波普尔在访谈中谈到《资本论》有几个论点：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困苦只会累积，劳工日子会越来越凄惨；资本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受害者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验证真伪的科学命题，波普尔“不断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道德空言”。马克思和波普尔所反对的是那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那种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辩解的教条主义者。
同时，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向何处，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波普尔认为这在现实上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河流只是隐喻，历史的研究只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对于指导未来并无帮助）”。克罗齐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中的人物投射到当下，但决不可认为，身处历史情境之中的人们可以眺望今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汲取英雄人物伟大的人格和道德勇气，可以欣赏历史的审美，学习历史的教训，但历史的预言一旦做出，或者毫无效用，或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都让未来的发生变得不可预测，这里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民创造历史，但并不是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在第六章谈到波斯尼亚战争时，他说“波斯尼亚的悲剧证明了我们西方的失败、胆怯与盲目，显示我们没有学到这个世纪给我们的教训，如何避免战争”、“（获得和平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们必须以战止战。”他举美苏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正是美国拥有了与苏联同归于尽的强大武力，才最终使得古巴导弹危机得以缓解，肯尼迪总统在撤除古巴导弹问题上如若稍有退让，古巴导弹部署一旦完成，这种不具备二次反击能力的核力量，必然会在美苏危机升级中率先发射。“追求和平，不能建立在一味希求免战上，要建立在拥有足够赢得胜利或至少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武力之上”，作者虽然保持了他著作里的一贯谦逊，但这种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视野的洞见实在令人赞叹。
一战前的和平运动，让同盟国和协约国打成一片，二战前英法的绥靖政策，让纳粹德国迅速崛起。类似古巴导弹局面正出现在朝鲜平壤，而特朗普在国会讨论的议题是要不要从韩国撤兵，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也许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从历史中学会教训。
谁来统治到如何统治
这本不足200页的小书，涵盖了波普尔晚年对于政治、消费主义、战争、教育领域的种种思考，他对于电视的忧虑，今天在微信、直播、电子游戏乃至VR现实中继续放大，他对于战争的忧虑，也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家里继续发生，他所批判的历史主义，仍主宰着很大一部分思想学界。所幸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成为了某种常识，这种改变人类科学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大观念以一种波普尔式的清澈明晰的文本呈现出来，让佶屈聱牙的文本和思想获得反复讨论，它不断地提醒人们警惕理性的自负和知识的局限，正如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