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说苑经典读后感有感
《东洋史说苑》是一本由桑原隲藏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洋史说苑》精选点评：
●除却桑原氏的政治观，此书亦有可取之处
●普及类的读物，作者学养深厚，视野广阔，行文晓畅，可惜识见并不高明，对于中国人的评论多具偏见。
●选目不佳。
●桑原怎么看中国人？嘿嘿，看他说中国人的劣性可以反思一下，也可以看看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还有日本人自己的德行。
●有几篇不错。
●论文写作的典范。
●桑原骘藏曾被我摆上供台，成了敬不可触的东洋史学神话的代表。如今再来读其作品，深深的渺远感扑面而来，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初年的辉煌真的一去不复返。大家小书，本来即是饶有趣味的作品。《关于中国古代的祭祀》、《中国的国教问题》两文见地极深。莫若桑原，何人得以。闲情自若一局恢弘并精密的对弈已然摆开，而棋局已定，观者唯有论道而已。书中所选论文大都有关中国古代的风俗以及中国人的气质的讨论。我曾先入为主地以为桑原就应藐屑于中国传统的造就，但此次通篇读下，非但不觉如此，单感沉沉的忧念与担虑。不然，何须总以劝勉鼓励与展望作结？宫崎市定曾评言“爱就是更好地理解”，是。桑原史学强调信仰的价值、崇尚英雄的崇拜、主张竞争的必要，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经历江户国学本居宣长、平田笃胤时代之后，与兰克实证风潮结合的契点与起点。
●观察视角完整性、细致性和准确性与史密斯没法比，部分论据有些牵强，但总体来看说得也还有几分道理～
●值的读。因为作者歧视我们，他也爱我们，他研究中国，可能比我们当今的一些学人更了解。近一百年前的文章了。
●怎么说呢⋯⋯就看过两本日文史学书，都是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的佐证来进行观点的阐述，很有说服力，所以隐隐让我对中国人食人肉这种事有些新的认识。但是吧，那字里行间的民族自豪感真是⋯有点无力吐槽⋯⋯明显让这本书的公正性受到了极大的怀疑。比如日本没有宦官制，中国韩国什么的都有，个人看法，很可能是你们制度引进不够完善啊
《东洋史说苑》读后感(一)：略论“东洋史说苑”
《东洋史说苑》在汉学界的地位，就像桑原隲藏以及京都学派一样，恐怕没有谁不知道吧？即便桑原对中国没有青木或者吉川那样耽爱，且抱着一种敌视与鄙薄的眼光，可是他对中国史的研究，确实是非常独到而有灼见的啊。所谓的汉学家，不仅要有爱好中国的，憎恨中国的学者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敌人才是最了解的人。汉学的意义不也在此么？
《东洋史说苑》读后感(二)：学术与政治，以及抉择和感情（难产）
（大致内容包括：日本人看中国和支那，vicky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看法，国内不出版也买不到王育德、黄文雄的著作[即便是作为内参和反面教材——比文革时代更倒退]，桑原以及其他作为对中国失望的日本人，出于政治目的对史料的剪裁，学术的政治目的，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在这本书里很难看出]，抉择与感情的两分[vicky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看法]）
有空再写。
《东洋史说苑》读后感(三)：桑原隲藏的《東洋史說苑》
一直以來，日本研究中國的學派都分為兩大主流，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兩派壁壘分明，前者以西方的東洋學為宗，後者卻推崇傳統的中國治學方式。桑原隲藏卻比較特別，因為他既有京都學派的國學根基，也有東京學派的西方東洋學理論觀點。
京都學派的治學前提，是貫通中國傳統典籍，桑原下筆時便旁徵博引，譬如談唐代的官員流放嶺南時，就引了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和柳宗元的《別舍弟宗一》詩，談印刷術時又引到明代陸深的《河汾燕間錄》和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等等。
書中較大路的典籍我不提了，桑原的東洋學理論也不提了，值得一提的，反而是譯者在書尾寫的附錄，當中談及桑原的中國觀：
「桑原隙藏確實可以說是一個蔑視中國，至少是無視中國的中國學研究者，是只把中國作為一堆可以引發出種種歷史教訓的反面教材的中國學研究者。如果硬要說他是『熱愛中國』的人，不僅難以服人，恐怕連他自己也不願承認吧。」
真的嗎？偏偏我從桑原的行文，卻嗅到一絲「熱愛」的味道呢。例如〈中國人的文弱和保守〉一篇：
「對中國的文弱不能一味否定，比之強悍好戰的民族，也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然而，如今是民族競爭、武力征伐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淪為時代的犧牲品，尤為痛切地感受著列強欺侮的中國人，若依然不改其文弱之風，前途實在令人擔憂……」
又：
「如果中一日不去除自身的缺點（如妥協和猜疑），真正徹底的改造便難以預期。我熱情的期待中國的這次覺醒，能帶來真正的徹底的變革。因為這種覺醒和變革，正是日中兩國共同的幸福所在。」
就算不是熱愛，總有些特殊情感吧。
《东洋史说苑》读后感(四)：黄泉路上的花
有那么句以烂掉大马路、毁灭语言真实性为志业的“废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样的经验不会是他或她的独家记忆。在经验的世界，个体的日常充斥着重复的循环：生—长—死，以及无数个相似的琐碎。
此时，个体面对的是没有陌生的未来世界，无数经验与智慧让每一个个体避免了以祖辈或是祖先那个时刻的状态为起始点的命运，所有的个体也不必在每一个生命时刻，一次又一次验证前代的基本常识。那些正与反的经验一层一层累成高土，让后人看见了远处。
似乎越晚出生的个体，冥冥间便获得了某种天纵的“幸福”，因为前代个体们试错过、证伪了。
但如果抛弃过往呢？
望雨听风、食不果腹的记忆，却也是真实的独家故事，似乎每个个体又有独家的剧本。每代角色的演出者小心的越过边界、拿起那笔，看下一页页剧本胜似减肥药，幕布拉开的更像是生者已死、死者复生的木偶剧，后台的朵朵彼岸花、在隐约绽放。此时，个体不愿也从没有演过同一个剧本。就像此时此刻的此处，会有独家剧透。
但通常，个体有理解前代或是同代人的可能，部分是由于主体间有种“共同的”流体，那是某种某个个体必然有，但也必然不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记忆。就好像李白的诗非我们所写，可也略会一二。
倘若把《李太白文集》存于生者的记忆，李白会重生吗？即便仙游的诗人时时留记，写下他如何作诗的“教导”。直到人类毁灭，也只会有一位李白。
这终究只是“善”的痴想。
但鬼神择其判断之优良且独家经验存于整体记忆，没有死亡亦无新生。
骷髅幻戏图
《东洋史说苑》读后感(五)：勘误
《东洋史说苑》（ [日]桑原骘藏著 钱婉约、王广生译，王晓平主编《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6+2+285页，20元）
第8页第12行，“这个造纸工匠”应作“这些造纸工匠”。
第21页倒3行，“明代《图书编》、《续文献通考》”，按：《续文献通考》实为清代乾隆年间编纂。
第34页第4行，“榎本”是哪位日本人，应做出注释说明。
第40页第15行，“十人头领、百人头领、千人头领、万人头领”应作“十户、百户、千户、万户”。
第41页第9行，“贵地人口甚众，据此需交纳几万黄金、几千家畜”，原文无双引号，但依语气判断，应为模仿蒙古人说话，故应该加双引号为妥。
第54页倒4行，“吐蕃、尼泊尔道路即从中国黄河上游经越南到中天竺”，按：此处当是指玄太于唐永徽年间（650-655年）自唐朝境内由吐蕃泥婆罗道至中天竺之事（据[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但是不知为何需经“越南”，疑为“西南”之误。另可参见本译著第65页，“土蕃泥波罗道”。
第60页第4行，“法显另著《游天竺记》一书”，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法显条（张广达撰）《游天竺记》与《佛国记》为一书两名。此处为原作者失考。
第62页注①第3行，“烧烤作物”不知作何解，译者应作解释。
第65页倒3行，“交州（今日的东京）”，按：交州即越南的河内，法占印支时代称东京。译者应出注。
第71页第4行，“伊斯（西名1zadbuzid？）”显然为误字，或为“Izadbuzid”？第73页第8行，“印度Mel1apor城”显然为误字，或为“Mellapor”？第88页第13行，“阿列克斯夫（Alex1eff）” 显然为误字，或为“Alexeff”？以上三处均将英文“l”或“I”误为数字“1”。
第85页第1行，“嘉靖”实为“嘉庆”之误，因为前面已有“清”字。
第101页第10行，“喾”为简化字，而同页第16行“嚳”为繁体字，应统一。
第101页第14行，“书称尧格于文祖”应作“《书》称舜格于文祖”。见《尚书•大禹谟》。
第102页倒7行，“啓”为繁体字，倒4行“启”为简化字，应统一。
第103页第5、6、7行，“我”均应据文意译为“其”。
第103页第9-10行，引《国语•鲁语上》：“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项，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而《鲁语上》应作“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项，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文有一字之差。按：相似的说法也见于《小戴礼记•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则此处原作者以《小戴礼记》之说校正《国语》之说，但仍按照《国语》的语序。译者在此处似应出注。
第107页第15行，“王者父天地母，为天之子也”应作“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第108页第9行，“《西籍慨论》”应作“《西籍概论》”。
第112页第12行，“四年春二月昭曰”应作“四年春二月诏曰”。
第113页倒6行，“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教社稷之事也。”应作“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
第117页倒1行，“衣襖”应作“衣袄”。
第119页倒12行，“发辫”应按句意译为“辫发”。
第121页倒6行，衍一顿号。
第122页第5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原文没有引号，应加双引号为好。
第122页第14行，“发塚”，“《囊云发冢铭》”，繁简字应统一。
第124页第11行，“耑”应作“专”。
第129页第5行，“不由得不联想”应作“不由得联想”。
第135页注①，“它是开创了”衍一“是”字。
第140页第1行，“侍女”按文意讲的是宦官，故应作“侍从”。
第154页注①，“1789年归国”应作“1889年归国”。
第159页第10行，“注入东海”按文意应作“渤海”。
第174页倒7行，“但使我在南北二儿常孝”，衍一“北”字。
第161页倒3行，“愿后身世，勿复生天王家”应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愿自今往，不复生帝王家”应作“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参见本译著第176页。
第177页第6行，“人本性恶”应作“人性本恶”。
第179页倒5行，“观工厂”应作“官工厂”。
第186页倒5行，“短短数十年间”应作“短短十数年间”；倒2行，“军权扩张”应作“君权扩张”。
第187页第12行，“齐国的泯王”应作“齐国的湣王”。
第189页第2行，“临监”应作“监临”。
第204页倒10行，衍“计划”二字。
第208页倒9行，“前550”应作“前552”。
第209页倒3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应作“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第211页第8行，“赐也闻一以知一”应作“赐也闻一以知二”。
第212页第3行，“与颜回前后”应作“于颜回死后”。
第223页倒1行，衍一“但”字。
第224页注①，“笔研”应作“笔砚”。
第227页第5行，“友情”应作“亲情”。
第227页倒3行，两日文名应出注。
第253页第9行，“临时条约”应作“临时约法”。
第262页第5行，“赵炳麟”疑为“章炳麟”之误。
第274页倒4行，“九大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数字有误，应为“十大册”。
第284页第9行，“主流中国观”据文意应为“主流国家观”，因为是在说日本，而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