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為業的读后感大全

　　《以政治為業》是一本由馬克斯．韋伯著作，暖暖書屋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页数：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政治為業》读后感(一)：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

　　韦伯的《以政治为业》本来是其在慕尼黑大学所做的一场演讲。后来韦伯根据速记员做的笔记进行整理而出了这本书。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政治家是什么，以政治为业是怎样一种状态。文笔汪洋恣肆，闪耀着理想的光芒，这些是后辈被科学主义框住的学者所不具备的。

　　韦伯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公认的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出身于一个政治家的家庭，父亲是政治家，自己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他是真正有资格来写这个题目。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志于政治的人的必读书。

　　一、国家合法垄断暴力

　　韦伯认为国家是卓有成效地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他对国家的定义成为了一个经典。

　　二、国家合法性的三来源

　　传统，克里斯马，法治。有人说，政治就是人们服从的道理和反抗的理由。这就是人们服从的道理。

　　三、政治家三品质

　　热情、责任感、判断力。政治意味着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需要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这样的人不仅是领袖也是英雄。一个人，当这个世界表现得愚不可及、俗不可耐时，并不万念俱灰，而能正是这一切，并说一句“尽管如此，我还要做！”。谁能肯定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為業》读后感(二)：政治学的邀请

　　作者在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理论与悲观现实之后在一种劝退式的呼告中向我们发起冷峻克制而隐含热情的政治学的邀请。

综述

　　olitics as a vocation 是韦伯著作《学术与政治》演讲中的一篇，韦伯受邀于慕尼黑向一个学生组织演讲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那时一战甫结束，德皇出走荷兰，整个德国笼罩在战败与革命的烟尘中，在政治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的时候作者对这一特殊的志业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首先拨开世俗的偏见，为政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祛魅，并特意限定演讲所说的政治的具体内涵，接着作者在定义国家——“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后，展开三种评判国家垄断权力或者说统治正当性的依据——传统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eteral past”）、个人魅力的权威（charisma authority/gift of grace）和法律的权威（legal authority）。紧接着作者集中叙述了第二种权威——由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个人魅力和才能的皈依而形成的统治，并将这种统治作为politics as a vocation 的最高表现的依据。作者通过以英美德为例阐释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和对一系列政治群体——政治家、政客、政党、官僚的对比分析，一层层抽丝剥茧，分析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作者认为，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在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之中，热情所对应的心志伦理与责任感所对应的责任伦理之间的妥协也是显得 尤为重要。

　　最后的最后，作者在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理论与悲观现实之后在一种劝退式的呼告中向我们发起冷峻克制而隐含热情的政治学的邀请。

一 、一些重要的概念

　　作者首先对演讲中的政治和国家的概念做了清晰明确的界定：政治是对一个政治组织（文中尤指国家）的领导以及对这种领导所施加的影响；国家是在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同时国家的这种对合法暴力使用权的垄断，是需要通过分配，通过行政组织的运作才能真正实现（当然，国家是使用暴力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这就使得政治变得必要；综上进一步界定政治——对政治组织的领导与对这种领导的影响，而这种行为需要通过权力这一中介来实现，所以作者进一步定义到：“政治是在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团体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或对其分配有所影响。”政治的参与者通过手中权力和对权力分配的影响（这通常表现为官吏的任免权），辅以必要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质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贯彻对被统治者的领导与影响，从而实现政治目的。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作者又将国家定义为“一种以合法暴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统治人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应该有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或者内在的说服力，使得被统治者顺从统治者宣称的权威，作者将它们归纳为三种统治的正当性依据：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一种建立在经验、习俗的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的权威——直接诉求与民意认可的统治者（如先知、理论上只对宪法和普选产生的美国总统）运用的便是这种权威，而这类统治者的统治，为本文以政治为业的人找到一个极好的依据；法律的权威——这里我用法律两个字来概括明显有失偏颇，这种权威不仅仅在于对被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合理性的信任，还有合理制度框架下“事务性职权”合理性的信任，这通常是现代国家公务员运用的权威。

二、政治与以政治为业者的历史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从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重点展示英美德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进程，界定了个人魅力的权威与领导者，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以政治为业的人；同时，作者阐述了这些不同以政治为业的人的相互关系。在继续之前，我想强调作者的一个观点：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

　　作者从依靠个人魅力与感召力这种权威的政治家讲起，提出他们统治的运行需要配套的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接着谈到了行政僚属与工具分离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官僚制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君主剥夺封建邦国对独立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将地方的行政工具所有权收归中央，君主亲自统摄全国行政，将地方贵族招致王庭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并以行政官僚相牵制，从而进行由身份制政治团体向官僚制政治团体的转化，由于这些官僚大多是依赖政治为业而非为了政治为业，从而形成这些官僚对君主的依附，君主的权力得以扩大与加固。在这种权力收夺过程中，一种服务于统治者的早期“志业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是君主的权力与收夺权力的工具，他们在依赖政治为业的同时，多少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作者在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将他们分为以政治为偶业（现代意义的公民几乎都是）、副业（临时性的参议、咨询等工作）与主业的人，然后区分为了政治和依赖政治而活的人，这取决于这人的是否具有独立足够的资产，这涉及到运用政治权力谋取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表现为官员的俸禄、权力寻租获得的报酬、党争中对官职的争夺等。而在权力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官职分配上，表现出愈加强烈的以党派比例分配官职的趋势，与之相对的是近代官僚体制的发达。这群人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对自身团体身份表现出高度荣誉感，随着技术发展，政治运作中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他们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他们组成的专业官僚团体将逐渐取代君主个人的亲临政事与素人政府。在这群专业官僚崛起同时，首席政治家的发展也告完成，他们通常由党的实际领导人充任，接续过去君主主持的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在君主逐渐沦为素人时，主持统一的领导；君主也需要这群人牵制议会中的贵族与地方势力，或者回避党争。而美式民选党魁，则是直接指派官僚系统。

　　政治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决定公共官吏分为事务官吏与政务官吏两类。前者往往处理专业事务，工作稳定；后者主要负责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有时被用作选举工具，更换频繁。

　　职业政治家包括领袖和追随他们的干部，这些为领袖服务的政治家主要有僧侣（以其读写能力做顾问并牵制贵族）、文人（同上）、宫廷贵族（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十七世纪时的转变，部分原因是宫廷贵族式的职业政治家，取代了人文主义学者式的文人，开始为君主服务。不懂!!!）、士绅（地方望族，牵制地方贵族）、法律家（以其法理学的理性主义推动近代政治发展；以其处理利益关系、申辩论证能力而重要）。

　　官吏不同与政治家，他们应该只是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不应该采取立场、参与斗争，应有的是最高意义下的伦理纪律与自我否定，政治行为后果的责任由政治领袖承担。

　　而政治人物事实上还包括群众政治家（领袖型政治家典型；现代政治评论者——新闻工作者受政治影响、缺乏独立资本）与政党的党工。

　　这里涉及到了对政党的分析，政党包括贵族政党、名门望族、绅士阶层组成团体、无产阶级政党等多种类型，其中地方望族在西方政治早期往往把持地方选举，由此对国会也有巨大影响。政党在发展初期本质上仍为望族团体，职业政治家很少，政治仍为副业。国会议员支配下，由于选举十分重要，议员对本区事务权力较大，同时为了连任，又必须维持与地方望族的结合。随着政党发展，政党组织进一步独立与强化：国会之外的主业政治家崛起，他们以企业家方式行事；民主发展削弱国会与地方望族权力；党代表通过地方到中央分层选举产生。以上事实使得权力转移到了党员与党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党组织机器领导者权力上升可无视国会党团，因为他们往往具有从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得的权威。在政党的这一形态更替中，党团与望族的矛盾明显。接着党务会制度逐渐形成：它适应选举权民主化，建立地方政党的运营体系，在地方利益支持下运转，摆脱国会议员领导，并于国会党部书记长斗争。得益于党魁的个人魅力，凭借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机制，迅速压倒望族。

　　从历史现实看，英国即呈现上述的政党历史，因为这种新式政党机器客观上对人事架构的需要而培养一批主业政治家；党魁因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凌驾国会之上。美国由于总统是普选产生，且权力行使独立于国会，并掌握官吏任免权，美国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的机器发展较早。但是猎官制下总统任命党员组成的素人政府弊端明显，专业官吏正在取代他们，猎官制的市场不断收缩。伴随这种政党机器，党老大出现，其自行计算得失、经营选票，追求权力。德国似乎同样国会无力；专业官僚阶层重要；政党有一定政治信念与主义。之后在政党发展中，官吏支配政党，望族派系倾向压抑党内新生政治力量。同时业余机构与经纪人机构这种新式政党机构出现，前者致力于影响权力的行使与分配，并不直接参与权力运行；后者则是在政党委托下拉动选票的工具。之后作者强调，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会造成追随者的丧失灵魂。我们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与没有领袖的民主？

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

　　在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关照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家的兴起之后，作者又回到了政治家这一叙述的中心上来 ，作者讨论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的意义，以及从伦理学角度来讲，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需要具备的人格上的先决条件。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最重要的是让人获得权力感，一种影响他人、参与国家管理与历史争斗的感觉，这明显不同于一般个人的生产生活，并成为部分人参与政治的动因。

　　作者提出了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三个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热情，应该是一种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有别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一种虚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它应该成为一种动力、手段，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尽管大众对此往往狂热不已；责任感在下文关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比较分析中得到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判断力，则是保持人对事的距离，一种基于对待事物的冷静态度的选择与作为。此外，作者格外强调了虚荣。这主要表现为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它往往使人单纯追求效果，一味迎合民意，追求群众的追捧性反应；追求权力的体验，把权力当作目的而非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政治家应该有信念，因为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这便是不理性的世界的现实，政治家需要一个信仰决定的理想去追求，去保持政治行动中的定力，使他保持冷静的心态以及判断力。

　　演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作为一项理想事业所具有的精神风格。在这里，作者讨论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并归纳出两种为下人类行为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心志伦理（以其目的正当性，不问结果）与责任伦理（当事人对自己可预见的结果负有责任），这两种伦理之间有着深邃而不可调和的对立。前者假设理性的世界，在实现其信念遇到障碍时将责任推给世界；后者承认世界的不理性，愿意为人与世界缺陷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负责。这里存在一个目的与手段的紧张关系，目的的正当性能不能正当化手段？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明显主张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表达了作者对这一问题隐晦的看法。这一问题也是心志伦理的的暗礁，他们很多时候因为政治以武力为手段这一特殊性，未达目的，不得不运用与他们的信仰相违背的手段，他们有时用恶的手段终结恶，同时自我陶醉于不一定会到来的善的结果。善的目的不一定会导向善的结果，这便是世界的无理性。而在政治与伦理的争执中，幸运的是伦理的多元化、分工专职化，为伦理与政治的妥协提供可能。接着作者再次强调了暴力手段的特殊性，警示政治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暴力是魔鬼，当人撩拨魔鬼时，魔鬼也在撩拨他。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里以政治为业的严峻与条件，唯有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全心全意为结果感到负责，按责任伦理行事，并能直面政治现实惨淡的人，方可相应政治作为志业的召唤。

　　《以政治為業》读后感(三)：以政治为业

　　

Politics as a vocation 是韦伯著作《学术与政治》演讲中的一篇，韦伯受邀于慕尼黑向一个学生组织演讲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那时一战甫结束，德皇出走荷兰，整个德国笼罩在战败与革命的烟尘中，在政治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的时候作者对这一特殊的志业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首先拨开世俗的偏见，为政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祛魅，并特意限定演讲所说的政治的具体内涵，接着作者在定义国家——“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后，展开三种评判国家垄断权力或者说统治正当性的依据——传统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eteral past”）、个人魅力的权威（charisma authority/gift of grace）和法律的权威（legal authority）。紧接着作者集中叙述了第二种权威——由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个人魅力和才能的皈依而形成的统治，并将这种统治作为politics as a vocation 的最高表现的依据。作者通过以英美德为例阐释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和对一系列政治群体——政治家、政客、政党、官僚的对比分析，一层层抽丝剥茧，分析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作者认为，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在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之中，热情所对应的心志伦理与责任感所对应的责任伦理之间的妥协也是显得 尤为重要。

最后的最后，作者在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理论与悲观现实之后在一种劝退式的呼告中向我们发起冷峻克制而隐含热情的政治学的邀请。

一 、一些重要的概念

作者首先对演讲中的政治和国家的概念做了清晰明确的界定：政治是对一个政治组织（文中尤指国家）的领导以及对这种领导所施加的影响；国家是在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同时国家的这种对合法暴力使用权的垄断，是需要通过分配，通过行政组织的运作才能真正实现（当然，国家是使用暴力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这就使得政治变得必要；综上进一步界定政治——对政治组织的领导与对这种领导的影响，而这种行为需要通过权力这一中介来实现，所以作者进一步定义到：“政治是在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团体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或对其分配有所影响。”政治的参与者通过手中权力和对权力分配的影响（这通常表现为官吏的任免权），辅以必要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质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贯彻对被统治者的领导与影响，从而实现政治目的。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作者又将国家定义为“一种以合法暴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统治人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应该有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或者内在的说服力，使得被统治者顺从统治者宣称的权威，作者将它们归纳为三种统治的正当性依据：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一种建立在经验、习俗的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的权威——直接诉求与民意认可的统治者（如先知、理论上只对宪法和普选产生的美国总统）运用的便是这种权威，而这类统治者的统治，为本文以政治为业的人找到一个极好的依据；法律的权威——这里我用法律两个字来概括明显有失偏颇，这种权威不仅仅在于对被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合理性的信任，还有合理制度框架下“事务性职权”合理性的信任，这通常是现代国家公务员运用的权威。

二、政治与以政治为业者的历史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从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重点展示英美德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进程，界定了个人魅力的权威与领导者，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以政治为业的人；同时，作者阐述了这些不同以政治为业的人的相互关系。在继续之前，我想强调作者的一个观点：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

作者从依靠个人魅力与感召力这种权威的政治家讲起，提出他们统治的运行需要配套的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接着谈到了行政僚属与工具分离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官僚制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君主剥夺封建邦国对独立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将地方的行政工具所有权收归中央，君主亲自统摄全国行政，将地方贵族招致王庭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并以行政官僚相牵制，从而进行由身份制政治团体向官僚制政治团体的转化，由于这些官僚大多是依赖政治为业而非为了政治为业，从而形成这些官僚对君主的依附，君主的权力得以扩大与加固。在这种权力收夺过程中，一种服务于统治者的早期“志业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是君主的权力与收夺权力的工具，他们在依赖政治为业的同时，多少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作者在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将他们分为以政治为偶业（现代意义的公民几乎都是）、副业（临时性的参议、咨询等工作）与主业的人，然后区分为了政治和依赖政治而活的人，这取决于这人的是否具有独立足够的资产，这涉及到运用政治权力谋取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表现为官员的俸禄、权力寻租获得的报酬、党争中对官职的争夺等。而在权力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官职分配上，表现出愈加强烈的以党派比例分配官职的趋势，与之相对的是近代官僚体制的发达。这群人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对自身团体身份表现出高度荣誉感，随着技术发展，政治运作中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他们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他们组成的专业官僚团体将逐渐取代君主个人的亲临政事与素人政府。在这群专业官僚崛起同时，首席政治家的发展也告完成，他们通常由党的实际领导人充任，接续过去君主主持的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在君主逐渐沦为素人时，主持统一的领导；君主也需要这群人牵制议会中的贵族与地方势力，或者回避党争。而美式民选党魁，则是直接指派官僚系统。

政治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决定公共官吏分为事务官吏与政务官吏两类。前者往往处理专业事务，工作稳定；后者主要负责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有时被用作选举工具，更换频繁。

职业政治家包括领袖和追随他们的干部，这些为领袖服务的政治家主要有僧侣（以其读写能力做顾问并牵制贵族）、文人（同上）、宫廷贵族（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十七世纪时的转变，部分原因是宫廷贵族式的职业政治家，取代了人文主义学者式的文人，开始为君主服务。不懂!!!）、士绅（地方望族，牵制地方贵族）、法律家（以其法理学的理性主义推动近代政治发展；以其处理利益关系、申辩论证能力而重要）。

官吏不同与政治家，他们应该只是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不应该采取立场、参与斗争，应有的是最高意义下的伦理纪律与自我否定，政治行为后果的责任由政治领袖承担。

而政治人物事实上还包括群众政治家（领袖型政治家典型；现代政治评论者——新闻工作者受政治影响、缺乏独立资本）与政党的党工。

这里涉及到了对政党的分析，政党包括贵族政党、名门望族、绅士阶层组成团体、无产阶级政党等多种类型，其中地方望族在西方政治早期往往把持地方选举，由此对国会也有巨大影响。政党在发展初期本质上仍为望族团体，职业政治家很少，政治仍为副业。国会议员支配下，由于选举十分重要，议员对本区事务权力较大，同时为了连任，又必须维持与地方望族的结合。随着政党发展，政党组织进一步独立与强化：国会之外的主业政治家崛起，他们以企业家方式行事；民主发展削弱国会与地方望族权力；党代表通过地方到中央分层选举产生。以上事实使得权力转移到了党员与党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党组织机器领导者权力上升可无视国会党团，因为他们往往具有从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得的权威。在政党的这一形态更替中，党团与望族的矛盾明显。接着党务会制度逐渐形成：它适应选举权民主化，建立地方政党的运营体系，在地方利益支持下运转，摆脱国会议员领导，并于国会党部书记长斗争。得益于党魁的个人魅力，凭借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机制，迅速压倒望族。

从历史现实看，英国即呈现上述的政党历史，因为这种新式政党机器客观上对人事架构的需要而培养一批主业政治家；党魁因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凌驾国会之上。美国由于总统是普选产生，且权力行使独立于国会，并掌握官吏任免权，美国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的机器发展较早。但是猎官制下总统任命党员组成的素人政府弊端明显，专业官吏正在取代他们，猎官制的市场不断收缩。伴随这种政党机器，党老大出现，其自行计算得失、经营选票，追求权力。德国似乎同样国会无力；专业官僚阶层重要；政党有一定政治信念与主义。之后在政党发展中，官吏支配政党，望族派系倾向压抑党内新生政治力量。同时业余机构与经纪人机构这种新式政党机构出现，前者致力于影响权力的行使与分配，并不直接参与权力运行；后者则是在政党委托下拉动选票的工具。之后作者强调，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会造成追随者的丧失灵魂。我们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与没有领袖的民主？

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

在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关照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家的兴起之后，作者又回到了政治家这一叙述的中心上来 ，作者讨论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的意义，以及从伦理学角度来讲，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需要具备的人格上的先决条件。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最重要的是让人获得权力感，一种影响他人、参与国家管理与历史争斗的感觉，这明显不同于一般个人的生产生活，并成为部分人参与政治的动因。

作者提出了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三个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热情，应该是一种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有别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一种虚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它应该成为一种动力、手段，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尽管大众对此往往狂热不已；责任感在下文关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比较分析中得到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判断力，则是保持人对事的距离，一种基于对待事物的冷静态度的选择与作为。此外，作者格外强调了虚荣。这主要表现为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它往往使人单纯追求效果，一味迎合民意，追求群众的追捧性反应；追求权力的体验，把权力当作目的而非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政治家应该有信念，因为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这便是不理性的世界的现实，政治家需要一个信仰决定的理想去追求，去保持政治行动中的定力，使他保持冷静的心态以及判断力。

演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作为一项理想事业所具有的精神风格。在这里，作者讨论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并归纳出两种为下人类行为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心志伦理（以其目的正当性，不问结果）与责任伦理（当事人对自己可预见的结果负有责任），这两种伦理之间有着深邃而不可调和的对立。前者假设理性的世界，在实现其信念遇到障碍时将责任推给世界；后者承认世界的不理性，愿意为人与世界缺陷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负责。这里存在一个目的与手段的紧张关系，目的的正当性能不能正当化手段？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明显主张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表达了作者对这一问题隐晦的看法。这一问题也是心志伦理的的暗礁，他们很多时候因为政治以武力为手段这一特殊性，未达目的，不得不运用与他们的信仰相违背的手段，他们有时用恶的手段终结恶，同时自我陶醉于不一定会到来的善的结果。善的目的不一定会导向善的结果，这便是世界的无理性。而在政治与伦理的争执中，幸运的是伦理的多元化、分工专职化，为伦理与政治的妥协提供可能。接着作者再次强调了暴力手段的特殊性，警示政治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暴力是魔鬼，当人撩拨魔鬼时，魔鬼也在撩拨他。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里以政治为业的严峻与条件，唯有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全心全意为结果感到负责，按责任伦理行事，并能直面政治现实惨淡的人，方可相应政治作为志业的召唤。

　　《以政治為業》读后感(四)：以政治为业

　　

Politics as a vocation 是韦伯著作《学术与政治》演讲中的一篇，韦伯受邀于慕尼黑向一个学生组织演讲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那时一战甫结束，德皇出走荷兰，整个德国笼罩在战败与革命的烟尘中，在政治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的时候作者对这一特殊的志业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首先拨开世俗的偏见，为政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祛魅，并特意限定演讲所说的政治的具体内涵，接着作者在定义国家——“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后，展开三种评判国家垄断权力或者说统治正当性的依据——传统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eteral past”）、个人魅力的权威（charisma authority/gift of grace）和法律的权威（legal authority）。紧接着作者集中叙述了第二种权威——由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个人魅力和才能的皈依而形成的统治，并将这种统治作为politics as a vocation 的最高表现的依据。作者通过以英美德为例阐释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和对一系列政治群体——政治家、政客、政党、官僚的对比分析，一层层抽丝剥茧，分析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作者认为，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在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之中，热情所对应的心志伦理与责任感所对应的责任伦理之间的妥协也是显得 尤为重要。

最后的最后，作者在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理论与悲观现实之后在一种劝退式的呼告中向我们发起冷峻克制而隐含热情的政治学的邀请。

一 、一些重要的概念

作者首先对演讲中的政治和国家的概念做了清晰明确的界定：政治是对一个政治组织（文中尤指国家）的领导以及对这种领导所施加的影响；国家是在一定边界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者，同时国家的这种对合法暴力使用权的垄断，是需要通过分配，通过行政组织的运作才能真正实现（当然，国家是使用暴力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这就使得政治变得必要；综上进一步界定政治——对政治组织的领导与对这种领导的影响，而这种行为需要通过权力这一中介来实现，所以作者进一步定义到：“政治是在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团体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或对其分配有所影响。”政治的参与者通过手中权力和对权力分配的影响（这通常表现为官吏的任免权），辅以必要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质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贯彻对被统治者的领导与影响，从而实现政治目的。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作者又将国家定义为“一种以合法暴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统治人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应该有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或者内在的说服力，使得被统治者顺从统治者宣称的权威，作者将它们归纳为三种统治的正当性依据：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一种建立在经验、习俗的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的权威——直接诉求与民意认可的统治者（如先知、理论上只对宪法和普选产生的美国总统）运用的便是这种权威，而这类统治者的统治，为本文以政治为业的人找到一个极好的依据；法律的权威——这里我用法律两个字来概括明显有失偏颇，这种权威不仅仅在于对被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合理性的信任，还有合理制度框架下“事务性职权”合理性的信任，这通常是现代国家公务员运用的权威。

二、政治与以政治为业者的历史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从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重点展示英美德现代政治形成的历史进程，界定了个人魅力的权威与领导者，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以政治为业的人；同时，作者阐述了这些不同以政治为业的人的相互关系。在继续之前，我想强调作者的一个观点：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

作者从依靠个人魅力与感召力这种权威的政治家讲起，提出他们统治的运行需要配套的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与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接着谈到了行政僚属与工具分离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官僚制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君主剥夺封建邦国对独立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将地方的行政工具所有权收归中央，君主亲自统摄全国行政，将地方贵族招致王庭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并以行政官僚相牵制，从而进行由身份制政治团体向官僚制政治团体的转化，由于这些官僚大多是依赖政治为业而非为了政治为业，从而形成这些官僚对君主的依附，君主的权力得以扩大与加固。在这种权力收夺过程中，一种服务于统治者的早期“志业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是君主的权力与收夺权力的工具，他们在依赖政治为业的同时，多少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作者在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将他们分为以政治为偶业（现代意义的公民几乎都是）、副业（临时性的参议、咨询等工作）与主业的人，然后区分为了政治和依赖政治而活的人，这取决于这人的是否具有独立足够的资产，这涉及到运用政治权力谋取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表现为官员的俸禄、权力寻租获得的报酬、党争中对官职的争夺等。而在权力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官职分配上，表现出愈加强烈的以党派比例分配官职的趋势，与之相对的是近代官僚体制的发达。这群人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对自身团体身份表现出高度荣誉感，随着技术发展，政治运作中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他们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他们组成的专业官僚团体将逐渐取代君主个人的亲临政事与素人政府。在这群专业官僚崛起同时，首席政治家的发展也告完成，他们通常由党的实际领导人充任，接续过去君主主持的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在君主逐渐沦为素人时，主持统一的领导；君主也需要这群人牵制议会中的贵族与地方势力，或者回避党争。而美式民选党魁，则是直接指派官僚系统。

政治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决定公共官吏分为事务官吏与政务官吏两类。前者往往处理专业事务，工作稳定；后者主要负责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有时被用作选举工具，更换频繁。

职业政治家包括领袖和追随他们的干部，这些为领袖服务的政治家主要有僧侣（以其读写能力做顾问并牵制贵族）、文人（同上）、宫廷贵族（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十七世纪时的转变，部分原因是宫廷贵族式的职业政治家，取代了人文主义学者式的文人，开始为君主服务。不懂!!!）、士绅（地方望族，牵制地方贵族）、法律家（以其法理学的理性主义推动近代政治发展；以其处理利益关系、申辩论证能力而重要）。

官吏不同与政治家，他们应该只是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不应该采取立场、参与斗争，应有的是最高意义下的伦理纪律与自我否定，政治行为后果的责任由政治领袖承担。

而政治人物事实上还包括群众政治家（领袖型政治家典型；现代政治评论者——新闻工作者受政治影响、缺乏独立资本）与政党的党工。

这里涉及到了对政党的分析，政党包括贵族政党、名门望族、绅士阶层组成团体、无产阶级政党等多种类型，其中地方望族在西方政治早期往往把持地方选举，由此对国会也有巨大影响。政党在发展初期本质上仍为望族团体，职业政治家很少，政治仍为副业。国会议员支配下，由于选举十分重要，议员对本区事务权力较大，同时为了连任，又必须维持与地方望族的结合。随着政党发展，政党组织进一步独立与强化：国会之外的主业政治家崛起，他们以企业家方式行事；民主发展削弱国会与地方望族权力；党代表通过地方到中央分层选举产生。以上事实使得权力转移到了党员与党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党组织机器领导者权力上升可无视国会党团，因为他们往往具有从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得的权威。在政党的这一形态更替中，党团与望族的矛盾明显。接着党务会制度逐渐形成：它适应选举权民主化，建立地方政党的运营体系，在地方利益支持下运转，摆脱国会议员领导，并于国会党部书记长斗争。得益于党魁的个人魅力，凭借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机制，迅速压倒望族。

从历史现实看，英国即呈现上述的政党历史，因为这种新式政党机器客观上对人事架构的需要而培养一批主业政治家；党魁因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而凌驾国会之上。美国由于总统是普选产生，且权力行使独立于国会，并掌握官吏任免权，美国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的机器发展较早。但是猎官制下总统任命党员组成的素人政府弊端明显，专业官吏正在取代他们，猎官制的市场不断收缩。伴随这种政党机器，党老大出现，其自行计算得失、经营选票，追求权力。德国似乎同样国会无力；专业官僚阶层重要；政党有一定政治信念与主义。之后在政党发展中，官吏支配政党，望族派系倾向压抑党内新生政治力量。同时业余机构与经纪人机构这种新式政党机构出现，前者致力于影响权力的行使与分配，并不直接参与权力运行；后者则是在政党委托下拉动选票的工具。之后作者强调，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会造成追随者的丧失灵魂。我们只有二途——挟机器以俱来的领袖民主与没有领袖的民主？

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条件

在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关照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家的兴起之后，作者又回到了政治家这一叙述的中心上来 ，作者讨论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的意义，以及从伦理学角度来讲，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需要具备的人格上的先决条件。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个人最重要的是让人获得权力感，一种影响他人、参与国家管理与历史争斗的感觉，这明显不同于一般个人的生产生活，并成为部分人参与政治的动因。

作者提出了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三个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热情，应该是一种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有别于没有结果的亢奋，一种虚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它应该成为一种动力、手段，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尽管大众对此往往狂热不已；责任感在下文关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比较分析中得到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判断力，则是保持人对事的距离，一种基于对待事物的冷静态度的选择与作为。此外，作者格外强调了虚荣。这主要表现为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它往往使人单纯追求效果，一味迎合民意，追求群众的追捧性反应；追求权力的体验，把权力当作目的而非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政治家应该有信念，因为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这便是不理性的世界的现实，政治家需要一个信仰决定的理想去追求，去保持政治行动中的定力，使他保持冷静的心态以及判断力。

演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作为一项理想事业所具有的精神风格。在这里，作者讨论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并归纳出两种为下人类行为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心志伦理（以其目的正当性，不问结果）与责任伦理（当事人对自己可预见的结果负有责任），这两种伦理之间有着深邃而不可调和的对立。前者假设理性的世界，在实现其信念遇到障碍时将责任推给世界；后者承认世界的不理性，愿意为人与世界缺陷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负责。这里存在一个目的与手段的紧张关系，目的的正当性能不能正当化手段？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明显主张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表达了作者对这一问题隐晦的看法。这一问题也是心志伦理的的暗礁，他们很多时候因为政治以武力为手段这一特殊性，未达目的，不得不运用与他们的信仰相违背的手段，他们有时用恶的手段终结恶，同时自我陶醉于不一定会到来的善的结果。善的目的不一定会导向善的结果，这便是世界的无理性。而在政治与伦理的争执中，幸运的是伦理的多元化、分工专职化，为伦理与政治的妥协提供可能。接着作者再次强调了暴力手段的特殊性，警示政治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暴力是魔鬼，当人撩拨魔鬼时，魔鬼也在撩拨他。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里以政治为业的严峻与条件，唯有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全心全意为结果感到负责，按责任伦理行事，并能直面政治现实惨淡的人，方可相应政治作为志业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