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10篇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一本由[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6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一)：丹麦还是美国
亚洲缺乏超越的法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缺少超越的宗教。西方的皇权之上，有教权在上，法律遵守圣经的教诲，法律对世俗中所有人具有同样的效力。而中国和印度，这是始终缺乏的。
对于国家建设，其有两个路径。第一，战争。福山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家建设强大，是因为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战争，使国家团结、国家建设强大。最重要的是战国时的国家混战。美国之所以国家建设强大，也是因为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减少美国后来国家建设的顾虑。第二则是政治改革。福山虽未在二者中判定优劣，但显然后者更符合当代的主题。毕竟，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不应当支持战争的。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益损失上。
对于上面提到的国家建设不足的案例——意大利和希腊，我们在这里举意大利为例。看过《教父》的人都知道，意大利有个全世界闻名的问题——黑手党问题。这一问题在意大利又称“南方问题”，因其起源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地区。
黑手党在西西里那样的低信任社会大有作为，可在短期内提供可靠保护。但他延续了暴力和恐惧的氛围，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
丹麦还是美国？归根到底，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二)：秩序“涌现”的动态过程
这是一本很难评论的书。
因为它本身的内容太过庞杂，观点太过散乱，甚至不无自相矛盾之处。福山写这本书，如天马行空，信手拈来，各种思想，各种理论，但凡能为所用辄用之。
框架的简明，与叙事的散漫，恰是本书的两个极端。
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个组件背后的促成因素，又云云总总，不一而足。地理或文化，军事竞争压力，民族认同，思想观念的传播，创新，技术的重大突破，世界大战的爆发，领袖人物的偶然选择，都可能对政治秩序的建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很有为威权辩护之嫌，虽然福山本人在书中是极力否认的。
客观地说，此论是尊重现实的。现实如此。相对开明的专制，较之无序的部族混战，的确更优。
在本书中，福山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他只是用这样一个框架，用厚厚的两卷本回顾了政治秩序的发展历史。有许多人感到失望，还有一些人觉得福山是在写畅销书，专业人士有些不屑一顾。刘瑜的导读对本书也没有给出多少赞语。不过，我觉得，福山这样的回顾还是有意义的。将政治秩序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叙述，可能比提出某个宏大理论更有意义。政治秩序确实是“涌现”出来，而不是人为地、有目的地“建构”出来的。理念的传播、人心的向往表明，它确实有方向性，但其达成，殆非朝夕之功。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三)：愚民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四)：条条道路通丹麦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从工业革命以来，那些没有“到达丹麦”的国家问题都出在哪里。福山列举了不同时代、不同工业化程度国家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
“条条道路通罗马”，“丹麦”也一样。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道路布满了鲜血和阴谋，也充斥着鲜花与和平，我们只希望文明成果为人类所共享，无论东方和西方。
amp;&{��*�V}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五)：《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书笔记
——刘擎
实则也是长期暴力和威权统治的受益者。
福山在这里纠正了一个普遍认识上的谬误来说明问题，欧洲的殖民者在19世纪开始瓜分非洲，但很快发现，这些新的殖民地只能勉强支付相关管理成本。英国的政策是改用间接统治，让自己在创建新的国家制度上作最少的投资。福山对此批评，殖民时代的可怕遗产，与其说是殖民国家的作为，不如说是不作为。仅有软弱国家传统的非洲社会，只能眼睁睁看着早先制度遭到破坏，去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现代社会。
福山举了印度失败的例子，他认为印度的失败正是国家的失败，具体来说，更是官僚体系的失败，政治秩序不仅意味着限制政府滥权，更应该促使政府恪尽职守。人们甚至开始希望出现强大的权威，独裁者或救世主，打断政客的废话连篇，真正做出实事来。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监管市场的外部性，参与社会规范，控制精英，从事再分配。
福山借波兰尼的研究指出，其实大多数前现代社会都是围绕着有能力进行再分配的领袖组织起来的，这种方式在历史上远比市场分配更为普遍。许多早期政府，也都把保护普通公民躲避寡头精英的贪婪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果国家不节制社会中最富有最强大的精英，后者往往会以平民为代价，攫取和滥用政治体系。当然，这种政府职能也有其“道德风险”，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就一直怀疑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理由是不应该以善良和勤奋来奖励懒惰和无能。
那么究竟什么又是福山作为全书主旨核心的国家呢？福山援引韦伯以一整套程序来界定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在他看来，职位严格按照功能组织起来。官员的遴选以择优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不是庇护主义。师承自己的老师亨廷顿，福山以良好程序，能力，产品和官僚自主性作为测量国家能力的标准。
普鲁士国家建设的文化方面也不容忽视，福山特别指出霍亨索伦家族在16世纪成为了加尔文教的信徒。在他看来，这至少对普鲁士带来这样三个影响：1、大选帝侯以外来的荷兰和胡格诺派教徒充实普鲁士的中央机构，使他独立于周边社会。2、清教徒的个别行为深刻影响了普鲁士个别君主的行为，3、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制度，比如学校，登记人口的教区和全民救济院。
福山特别突出了普鲁士国家能力象征的军事力量，人们把普鲁士描绘成“一个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受黑格尔——科耶夫历史哲学浸淫的福山在普鲁士一章中又一次提到了1806年的耶拿——奥尔斯诺特战役，历史终结于这一次战役。
在普鲁士，国家第一次变成了一个抽象符号，开始非人格化地代表整个共同体，而不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统治工具。普鲁士代表了一种国家选定的路径，为了应付军事竞争，发展了自身成为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但福山依旧在这一点上提出了自己的保留，他依然指出，战争和高效的现代政府没有必然关联，许多长期参战的社会依然是腐败和家族制的。
全书的第二个论点在笔者看来是“腐败”。福山首先列举了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1、扭曲经济激励机制2、腐败是一种昂贵的累退税，被挪用的部分，又流入有权寻租的精英之手3、 最有抱负的聪明人，不再去创新，而是同样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寻租游戏中。福山接着反驳了认为腐败具有润滑作用，可帮助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观点。福山指出：明白无误的法律到头来才是效率最高的。即使在古代中国皇帝可以因私事而挪用公共资金，但当时公私账户之间的区别还是有明文规定的。福山指出了两种与腐败相关的现象：一是提高和创造租金。二是所谓的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
庇护主义源远流长，实际上，政治上的庇护主义是人类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之一。它是普遍的，天生的。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在于为什么庇护政治会存在，而是在于，为什么庇护政治在现代政治中是非法的，需要被非人格化的组织所取代。
福山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附主义一旦遇上高收入水平也会随之后退。福山反对将南欧和北欧的差异归咎于文化问题。（一边是勤俭，新教和严于律己的北欧，另一边是懒惰，天主-东正教，挥霍无度的南欧。）
在书中，福山列举了希腊和意大利的例子，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把公共资源当做了政治庇护主义的源泉，导致臃肿低效的公共部门和膨胀的预算赤字。
希腊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国家成为事实上的就业来源。希腊政府开始将政治支持者塞入公共部门。希腊政治演变的缺陷还在于，没有促成中产阶级的联盟，以改革和消除依附主义为目标。
希腊反精英和社会主义的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但他确保的不是大众参与，而是政党对全权任命的控制。
为什么希腊直到今天依然深陷依附主义，未能解决眼中的债务危机呢？福山总结道：一是因为没有本土国家的强大传统。二是资本主义在希腊姗姗来迟。三是希腊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
意大利在福山眼中与希腊存在相似的问题，但情况有所不同。传统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就是古罗马的传统。
福山举了意大利黑手党的例子，黑手党最初都是民营企业家，功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产权。因为没有国家来保护它们。其起源不过是简单的私人组织，提供理应由国家来提供的服务。
生活在高信任的社会中有很多好处，黑手党也证明了合作在低信任社会也是可能的，但黑手党显然不属于一种正式机制。福山认为遵循规范的天性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源于基因编码。
希腊和意大利，类似的低信任社会造成了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难题，这种不信任也导致了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受困于一种低水平均衡。
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且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虽不是落后的，但也不是彻底的。亨廷顿就认为，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仅因其古老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比如说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首先他没有欧洲继承下来的封建阶级，其次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自由从来就是被理解为反中央集权的。美国无需强大国家来进行再分配，却有着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强大信念。
美国的宪法之中更是没有政党的条款，建国之父中很对人对政党治理国家抱有敌意。在他们看来，政党只是局部利益的代表，相互竞争只会导致分裂和不团结，他们更希望热心公益的人出来领导国家，追求整体利益。美国选举权最初的财产限制来自于早期英国辉格党人的古老观念，只有纳税人才在政府中有份。但托克维尔同时指出，美国人的建国传统实则是所有的人的平等和自立。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分割权力，但不分割职能。美国立法和司法的机构，开始执行在欧洲政治体制中通常由行政机构来执行的职能。
穷人从政党机器内获得了好处，自己的长远利益却被损害了。但矛盾在于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利益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的议题。这在福山看来也是社会主义无法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福山区分了依附主义和纯粹腐败的区别，但福山也认为依附主义更容易演变成一种掠夺性的腐败。
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不同呢？在福山看来，改革运动，往往需要一个外部事件来打破体系的平衡，迫使它遭遇不同的制度秩序。在美国，他就是“加菲尔德枪击案”和“彭德尔顿法”。
同时代的威尔逊这样感叹:“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改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他一直关注和敦促政府变得更加公正和温和，而不是灵活有效和尽然有序。
美国最终还是迎来了变化，一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阶层也随之变化，美国中产阶级要求进入根深蒂固的政党体系。此外美国迎来了“进步时代”，涌现了一大批改革者，他们的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和阶级利益的体现，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成为了美国政治改革的单独成因。寻求改革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希冀政府高效的企业界，第二个群体是中产阶级的职业人，第三个群体则是城市改革者。他们组成了进步联盟。
福山尤其赞赏了思想在进步时代中的独特力量，没有思想，就不会那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无疑是其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这场斗争在福山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伦理的意义。
进步时代的主要根基是中产阶级的新精英，他们反对调动大批非精英选民进入庇护体系的政治阶层，福山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者是在试图恢复他们的祖辈在杰克逊时代以前的社会地位。
最后，福山总结了美国的改革经验，并指出其对发展中国家改革依附式政治体制的意义：一是改革往往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单是技术上的。而是改革的赞成者必须基于在现存政治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组成改革联盟的难度很大，因为现存政治体系也在尝试将这些社会群体拉入自己的队伍。三是政府改革反应相关政治群体的物质利益，但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的问题上，思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四是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笔者在本文想要论述的第二部分就是东亚和中国，福山在此书论及东亚伊始，就抛出了关于所谓东亚奇迹的不同论点，一派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市场友好型的政策；另一派认为，原因是工业化政策及其促成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福山认为共享的一点都在于，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特点，在于拥有强大的胜任的国家。
福山借助埃文斯的“内嵌式自主”概念来论证那些能让政府干预发挥作用的国家，官僚体系可以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无须承担寻租政治群体的压力，以促进广泛公共服务利益的长远目标。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在福山眼中正是东亚在经济上获得显著成就的基石。
福山书中提到的第一个东亚国家是日本，福山认为，把日本的“幕藩制”称为封建主义，无疑忽略他在行政管理上的整齐划一，以及前现代日本国家渗透社会的非凡能力。日本的现代化无疑是亨廷顿所谓的“防御性现代化”的典型。
日本宪法和美国宪法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是两个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冲突后同意共同分享权力的后果，也不是中下层群体起来反抗天皇的产品。宪法的起草和颁布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日本人实行宪政的原因，在福山的书中被简单认定为是为了成为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的必须。
福山特别提到了日本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的一个先例，那就是威权统治的道德品质。
福山随后将书中的视野转向中国，他先引述了新清史著名专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与中国相比，欧洲并无显著优势。英国之所以后来在工业革命上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外拥有大量棉花和煤炭的副产品。但福山批评了这种观点，福山认为，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只是资源的投入，还在体系的综合。科学，技术，文化，产权，教育体系，中国正是因为缺乏某种体系综合能力。
福山特别提到了中国民国的法律史，福山认为20世纪早期的宪法在今天的中国是毫无意义的，但国民党在1929年到1930年出版的民法依旧延续至今，这其中有着很大的历史转变意义，首先它将清朝法典的禁罚体系变成了现代公民的权责体系。其次，经济上开始承认私有产权可以自由转让。最后，驳斥了父权家庭的法律依据。
福山分析了当今中国的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支配地位不可动摇。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行政和立法机构实行着严密控制。法律仍然在今日中国不过是理性工具，而不是合法性的内在源泉。
福山肯定了中国在民法方面的成就，《民法通则》实际上废除了自然人，确定了公民的概念。但福山依旧指出了概念背后本质的差异，西方将自然人当做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独立于国家的任何行动。在中国，公民的称号却是国家赋予的，某种意义上产权仍然被看做国家赋予个人的仁慈。在中国，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根本仍然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如果政府有朝一日决定改变产权状态，除了自身的政治控制，无需面对任何的法律约束。
所以，在福山眼中，中国的稳定仍然不算是对于政治权力真正的宪法控制，只反映出当代共产党精英赞成集体领导的共识。1878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自然不同于之前的毛氏国家，更不想苏维埃式的国家，更像中国的古典国家样态。
福山提到了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的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政党。这种列宁主义式的政党，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结构。二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的渗透作用。
福山认为中国实践之所以与苏联模式偏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官和军人之间的关系，中国解放军往往比苏联军队具有更多的自主性。福山接着分析了毛泽东发动wg的原因，一是毛担心自己的权威受到侵蚀，另外的重要原因就是毛反对官僚政府。邓从来没有质疑过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政府进行领导和掌握，只是认为必须遵守规则。
福山在随后的文本中重点分析了自己对于中国当下及其未来的看法，福山相信，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都会面临委托权的问题，中国政府的优势在于其官僚的自主性，不必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简单传送带，他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置独立的议程。
中国的行政确有其独特优势，福山以政府财政问题举了一个例子：西方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政府部门不得保有盈余，因此缺乏动力去控制成本，或者谋求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体制颠覆了这一原则，它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的收入，将之用于自己的选项。福山认为这实际上属于一种财政盈余的分享机制，可以用来鼓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福山甚至认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立发现了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即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入公共部门。
这在福山看来某种程度上依旧与中国的历史惯性有关，中国的民间有很强的信念，认为上级政府需要比下级政府更关心老百姓，也较为清廉。但是福山认为boxilai案件的爆料显示，高层的渎职也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当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依旧延续着这一传统，公民依靠领导者的良好愿望，而不是对于权力的程序限制。
威权体制可采纳更多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成功取决于优秀领导的不断出现，对共享的公关目标的承诺代替自己的争权夺利。在中国古代，一方面通过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以一套复杂的体系培训君主，使之陷入繁文缛节，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最后分析了威权政体在体系的延续上面临着多种挑战：1、出现一个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的激情。2、政府失去自主性，输给其他的社会参与者。3、中国合法性的内在源泉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非西方的不同的政治和道德体系。
方亦元
2015年11月21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六)：开明专制的悖论
去年发展政治学领域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那就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册叫做《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本书对政治秩序的研究从史前时代一直到当代社会，跨越度极大，且论述范围遍及全球。由于福山本人之前就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闻名，他本人又是亨廷顿的弟子，这样一本大部头普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被翻译成了中文。
但是其后这本的境遇在学界和民间读书界的遭遇可谓判若云泥。在专业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圈子里，福山这本书的核心理念是受到批评的；但在民间读书界这本书评价还是很高，豆瓣得分都在8.5分以上。我本人比较认同学界的看法，福山对发展政治学的这些观点存在严重的问题。
刘瑜在批评了福山关于政治发展的顺序论后指出，“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
今天发展政治学的发展其实已经非常细致、精密，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诊断并提出最优的改革方案并不是难题。难的是政治实践，由于历史原因（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实利益（专制君主不愿改革、一党独裁不愿放弃）、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挟持最高统治者）等方面的原因，任何改革、革命都变得困难重重。这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开明专制悖论。
我们只能说，良好的威权主义（朴正熙或蒋经国式的开明专制）或许能更有效的塑造国家/民族认同，但通常来说优质高效的威权主义通常只会在那些有着强国家传统且社会结构比较平等的国家出现。
首先这类开明专制政体在提高国家能力，塑造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方面享有优势。像台湾的本省人，在国民政府来台前受日本几十年统治，许多人都只会说日语了，与大陆人之间隔阂很深，判若两个民族。几十年的中国人意识教育将两边的差别融合得很小了。开明专制政府追求政令统一、令行禁止，决策不受制约，国家能力瞬间就能得到提高。
当然这样说，这个理论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意义。如果你生活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你就不能轻易去试图推翻他。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个开明专制者，也许他可能犯过某些错误，甚至犯下一些罪行，你也不要去轻易打倒他。他的统治倒台后，你的境遇可能会更差。就像赵鼎新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伊朗人，对于当年的革命行为如今个个后悔不已。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读后感(七)：刘瑜：如何到达丹麦
如何到达丹麦
刘瑜
一
在书中，“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当然，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而今天的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在美国，可能是那些组织性非常强的游说集团，在非洲，可能是某个强大的部落甚至家族，在希腊意大利，则可能是积重难返的公有部门。总之，当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不能从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当中挣脱，而是被其俘获，依附主义就产生了。依附主义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标志。
二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建构”，而有些则陷入“依附主义”？成功的国家建构，从福山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由来：
第一是战争。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拉美国家之间缺乏持续性、高强度的战争，所以拉美国家的问题一直是国家能力不足；同样，非洲长期以来的地广人稀与地形地貌，也使得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没有形成国家建构的压力。
第二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同样是早发宪政国家，希腊至今深陷依附主义，而美国的国家建构则相当成功？原因是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这种分叉又何以出现？美国19世纪后期高速的经济发展重组了社会阶层，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而希腊所经历的是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即所谓“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精英阶层没有根本的“换血”，始终寄生于政府和公有部门，并且这个寄生阶层越来越大，引发今天的债务危机。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同样，如何让一个基库尤人（Kikuyu）和一个卢奥人（Luo）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这个字眼之下？共同的民族认同往往极大压缩国家建构的成本，而民族认同本身也往往被建构：政府强行推行的共同书面语、宗教、经典文本、各种“主义”、宪法，都是形塑民族认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福山对尼日利亚和印尼进行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国家，认同感“揉捏”的成败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建构的成败。
三
人群。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试图把秦汉时期（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自主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时缺乏说服力的确，从暴力垄断的角度而言，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的不偏不倚性角度而言，一个“家产官僚制”如何可能真正做到中立、自主、非人格化？当袁崇焕和崇祯帝发生冲突、岳飞和宋高宗发生冲突时，官僚机构如何保持“中立”？
四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
答案看似清晰，换到操作性层面上，依然引发说得好听却没用的困惑。首先，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发展三维度哪个强那个弱、哪个前哪个后，自有其历史路径和路径依赖，而历史不能改变。即使“顺序论”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比如希腊为了进入一个英式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顺序而取消选举、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而集中精力在希腊先发展“贵族对国王的契约式限权”；我们也不大可能劝说独裁者穆加贝取消津巴布韦的伪选举，同时自己也宣布放弃权力，然后找一块空地与该国的纳税大户先打一架，再签订一个“大宪章”。
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但是对于福山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或许智识中的游戏乐趣已经足够精彩，政治上的回音只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