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读后感1000字

　　《反抗者》是一本由[法] 加缪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抗者》精选点评：

　　●三流思想家。

　　●萨特和加缪不至于决裂。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很接近的，分歧主要在于角色不同。加缪是作家，他的责任是表达感受，萨特是哲学家，他必然要指出方向，加缪要质问了“我们只是荒诞的存在，你凭什么指手画脚。”萨特也很无奈，但他非如此不可，用萨特自己的话说：“我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而且我觉得恶心。”

　　●终于把这本积灰快一年的书读完了！ 全书围绕“我反抗，故我存在；我反抗，故我孤独。”展开，加缪从历史哲学到文学艺术分析其中的造反与反抗，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形而上悖逆的反映，只是否定形式在变化。加缪还不忘强调否定的限度，并因此强调创造性，强调美的价值（总感觉加缪思想中有中庸的成分） 正如译者所说，加缪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没有萨特出色，而文学艺术方面则更为杰出。尽管文中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十分精彩，即以客观性推论出主观性的形而上的虚幻未来，但是还是有不少矛盾与漏洞闪烁在书中，而在“悖逆与艺术”中，加缪的文学理论则显得更为完整。 PS：译者不知为什么老是写一些感叹词放在句末，好有违和感，太突兀了……

　　●译者就好好翻译哈，那么长的前言，加缪辩证地，将复杂的让人能读懂，读起来都没有那么生涩，前言复杂到简直让人不想读下去，卖弄学识完全可以自己写书哈。

　　●“反抗”是具备一定否定意识，“造反”则是赋予“理性”，通过团结个人唤醒集体意识，确立了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导致革命思想的激发，亦即“形而上的悖逆”。“反抗”在历史时期中归属前现代，在意识形态上却呼应着后现代。

　　●加缪一直给我不易察的共鸣，又像灯塔(而不像路牌)一样指明方向

　　●反抗虽不企求解决一切问题，却至少能面对一切。（➕mua）

　　●“弓已拉开，木把吱吱作响，弓张开地最满的时刻，一支箭离弦疾射出去，那是最刚劲也是最自由的箭。”

　　●可以。

　　●这本书会改变一些人的人生。

　　《反抗者》读后感(一)：加缪就是infp吧

　　草草翻过反抗者

　　这个评论更加让我坚定了加缪是infp的想法，我和一位熟人就是很明显的infp和intj哲学家的区别，一个是感受型的哲学家，感悟类，一个是思维型。

　　一个是因感受而去探索(Feeling)，一个是思维去探索，(Thinking)

　　总之，反抗吧！

　　加缪的阅读量真的恐怖....

　　《反抗者》读后感(二)：名言摘抄

　　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司汤达语） 假如没有上帝，一切皆许可。（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尼采语） 没有世人的上帝并不甚于没有上帝的世人。（黑格尔语） 一个需要不正当手段的目的，不是一个正当的目的。（马克思语） 一个社会光知道刽子手是最好的捍卫手段，该是多么可悲呀。（马克思语）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语） 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尼采语） 自我解放的人还应当自我净化心灵。（尼采语） 没有法则，就没有自由。（尼采语） 没有对话，就没有世人。（苏格拉底语） 旧事物的消灭，意味着未来的生育。（别林斯基语） 我们是无意识的群体，被阳光稍为澄清的仅是表面而已。（弗洛伊德语） 我个人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加缪语） 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加缪语）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语）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获救，独自一人获救有啥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反抗者》读后感(三)：我反抗，故我存在

这几天二刷了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写第二次的观后感吧；

不同于第一次阅读，这次重读的背景在于，两次阅读期间把加缪所有的作品都读了一遍（除了思索死刑，德国友人的信和加缪手记之外）；都说阅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作者对话，特别的，当我发现，真正人文社科的阅读素养通常都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的读之后，更加赞同了这个观点，阅读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就是和他本人对话；

一点感慨在于，自己的平庸，今年是我这辈子感触最大的一年，不管是逐渐摆脱涉世未深的学生气息，还说说开始“系统性”阅读，对我整个人变化非常的大；

刚开始阅读量很小的时候，很容易看到一点东西就占据自己的极大视野，也容易形成一种“学的少，想得多”的状态；然而坚持每天高量阅读之后，发现当知识面逐渐增大之后，知识（或者说阅读效果）其实也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但不管怎么说，阅读真的是能极大的提高一个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空穴来风；

反抗者很多背景稍适了解之后，我却想起了伍迪艾伦在星尘往事中的一句台词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知识分子？

我一直觉得他们就像黑手党，总是自己人干掉自己人。”

作为一个理科生，其实在接触人文社科之前这个感触是不深的（虽然理工科知识分子一样如此，这只是人性罢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人文社科阅读了一点点之后，结合混社会的感受后，确实如此，唏嘘不已。

说回加缪吧，加缪给我的感觉，他的文字非常典型的INFP，Fi-Ne-Si既视感（当然Ti也很高）；

有很多人说加缪的作品，他的荒诞哲学其实有很多漏洞和矛盾之处，并不是很传统严谨的“哲学推理”，更多像是Fi内情情感抒发的“感受”（确实太明显了，加缪太感性了，INFP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抵都如此），当然加缪也确实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居多，也并没有标榜自己是哲学家；

无神论，坚决反对死刑（说实话我看伍迪艾伦的电影也有很多加缪的影子）；

作为理工科学生，不学无术，阅读量极低，也没有哲学素养，所以看反抗者和看西西弗神话一样，很多地方都看不懂，但也能获得一种阅读的“感受”，那种文字带来的感觉，虽然仅仅停留在表面，但也觉得有收获（十分理解一位友邻的短评，四次拿起，三次放下..hh）。如果读加缪的话，西西弗神话，鼠疫和局外人绝对不能错过，这三本是加缪最重要的作品（第一个人我也很喜欢，算是加缪的半自传小说吧，能够感受到加缪的光辉是悲惨的童年和阿尔及尔的阳光共同造就出来的）

但对自己的肤浅也做个积极的一面吧，年龄也还小，意识到了自己的肤浅和平庸也不算晚，坚持阅读，虽然天赋不足以成为一个闪光的人，但也可以拥有些许智慧，何况理工科学生阅读量低也算不上特别特别丢人。

反抗者里有一部分好像是和西西弗神话完全重复的，总的阅读体验还是很爽的（虽然大部分都看不懂），反叛者不仅仅是反抗荒诞，从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到沙皇俄国，普罗米修斯，加缪的Fi和Ti轮番上演，文字真是性感以及感性极了。

Total all or nothing at all的论调也充斥全书；

局外人（INTP即视感），提出对荒诞的问题，鼠疫中在阐述应对的态度（我感觉加缪并不像哲学家一样非常的judge，只是指出几条路并把相应的后果简单描述，然后让我们自己选择罢了，我还是最愿意相信加缪本人的态度就和里厄医生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医生就得治病救人”）

反与正里，加缪说他创作的源泉都在反与正里，快乐的死于反与正相互解释，局外人是对西西弗神话的解释，鼠疫是对反抗者的解释，堕落流放与王国，上下篇互相解释.....

本书里精华太多，草草翻过，只记下了一点点东西，大部分东西觉得很惊艳也很受启发，但是全部写下来又太浪费时间，就让他们像风一样，从指缝中划过，仅仅带来美好的阅读体验，然后在大脑的某根神经突触里留下一个glimpse的印象吧,

关于自由，加缪在反抗者里多次提出，实在太喜欢了。

我的Ti主观建构的东西是，恰恰是有限制，人在限制下，才能够反抗（才有能够反抗的东西），于是，在反抗中，反抗里，人，才能获得自由（这一点瞬间联想到了，加缪的短篇，不忠的女人，最终女主没有选择出轨，而是回到了丈夫身边，她是自由的。篇名却用不忠的女人，可见，加缪对自由的理解，体现在了这篇短篇了，并且加缪是一贯的，注重精神上的反抗，所以自由与不忠的女人结合起来，收获颇丰）

“反抗者根本不诉求完全自由，与之相反，谴责完全自由......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自由有其自由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自由！）

加缪多次说道，“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纵观 世界，真正的，人，其实都有这个素质，从来没见过哪个，real standing human是遇到事情就到处找借口的，都是自己承担，哪怕有很大的客观原因，也是先反思自己，也是往肚子里咽，这才是真正的man。

“实际上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征服自我，战胜自己是荒诞存在的人生终极价值”（想象过，本我就是最原始的基因冲动，是完全没有思想的；自我则是带了一点思想却又无法摒除原始的兽性的；超我则是人类的自我实现，是想要成为的symbol&idea，换句话说，是带了主观意识的神性，而战胜自我，既是自由，也是自我实现，也是修炼神性）

“几座塔楼探照灯互相在黑夜里搜寻对方，经过调整，终于找准对方，却共同汇聚成更加强烈的光芒。人们相爱，朋友们，情人们，知道爱不仅是瞬息即逝的，而且在黑暗中进行长期而痛苦的斗争，为了得到最终互相认同与和解”（INFP即视感）

“母亲的呐喊自行遏制，正如一个希腊母亲在军官的逼迫下，选择其三个儿子中的一个被拉去枪杀，如此这般才获得自由”

“无神论是通过消灭宗教而被成为间接的人道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成为间接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虚无主义的唯一希望是成百上千万奴隶能够有朝一日组成永获解放的人类，那么历史只是一场绝望的梦”（Ne，INFP喜欢抽象的比喻）

“人们可以奴役一个活生生的人，使他沦为事物的历史状态。但如如果他因抗拒而死，他便重新肯定人的本性，后者则唾弃事物的秩序”（反抗的思想）

“于是他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凯撒。真正的、永恒的普罗米修斯如今获得的是受害者们当中的一张面孔”

“某人刚获知他并不孤独，却强迫他孤独，难道不是最大的反人类罪吗？”

“自由有其自身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自由是在反抗中的，何谓自由！）

“绝对自由，即凶杀的自由，是唯一不诉求自身自由，同时也不诉求限制和泯灭自身自由的东西”

　　《反抗者》读后感(四)：加缪之反抗系谱学

译者绪论——加缪荒诞存在价值观道德观和历史观 以不可为而出发，以自身的方式，阐明一种为抵消不可为而为的奋斗，阐明一种基本价值，阐明生存以及使人生存的意志，却不拒绝任何现实的东西 对人类精神而言，只可能有两个世界，即神威的世界和造反的世界，或用基督教语言来说，圣宠的世界和悖逆的世界。 一 反抗、造反、革命与形而上悖逆 何谓反抗者？加缪指出，所谓反抗者，起步时，是个体反抗者。他首先说“不”，是拒绝而非弃绝，但他也是个说“是”的人。这个“不”，意味着一条边界线的存在，否则就越出自己的权限了。说到底，边界线奠定权限。这样，反抗者既肯定边界线，又掌握一切并将其维系在边界以内，就是他自我肯定拥有某种价值。 反抗者根本不诉求完全自由，与之相反，谴责完全自由，并非质疑无限权力，而且允许高高在上者践踏被禁止的界线。反抗者远非诉求普遍独立性，而要求大家承认，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自由有其自由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 西西弗，第一位个体反抗者，自己惩罚自己；普罗米修斯，第一位造反者，拒绝惩罚的正当性，背离宙斯，窃取火种，投奔凡人，向世人奉献火种之后，与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 反抗者为了反抗而反抗，而造反者并非为造反而造反，后者不诉求生命，却诉求生命的缘由，因为挑战死亡，归根结底是诉求生命的意义，并为建立行为规则和一统性而奋斗。 形而上悖逆是把上帝与部分悖逆的世人等量齐观，应当承认此时的上帝处于跟世人相同的受辱遭遇，上帝徒有虚名的权力等同于我们浮生若梦的状况，屈服于我们质疑问难的压力，轮到上帝俯就悖逆的那部分世人，无望永世稳定，因为上帝也是荒诞的。 世上的造反派一直陷入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出师无名又后退无路。 何谓革命？加缪的定义是：“革命在原则上是唯一合情合理和前后一致的行为”，“革命死心塌地服务于人身上决不卑躬屈膝的那个部分，是革命者主宰自己时代的一种尝试。 革命一概从绝对出发，造反则相反，基于现实以持久的战斗向真理行进。前者力图从上往下自我完成，后者则试图从下往上自我完善。 因此，革命只是形而上悖逆合乎逻辑的连续，继续不断进行绝望而浴血的斗争。革命思想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摒弃上帝而选择历史。选择历史就是选择革命，而革命始于思想，并将其注入历史经验之中。 造反导致一些人死亡，而革命则既毁灭世人，也毁灭原则。 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讲，是互不相容的，而“政府只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 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世人接连不断造反的总和。 “一切革命的永恒未完成至少会以负面的方式使我们了解适用于造反价值本身的特性。”从不断造反到不断革命，这就是加缪的荒诞革命论，实际上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 二 加缪荒诞存在思想来源 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即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谢斯托夫认为，上帝之伟大，令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精通人情世故，结论是，证实荒诞等于认同荒诞。于是，谢氏把荒诞观与道德及理性对立起来，妄称荒诞就是真理和救世，进而陶醉于非理性，痴迷于使命感，使荒诞背离了洞若观火的精神，以致断言：理性徒劳无益。加缪虽然认同谢斯托夫的推理，却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既有非理性，就有理性哪。两者之间必有跳跃或逃脱。他说，这种跳跃使我们看清荒诞的本质。 三 加缪荒诞存在历史观和价值观 虚无主义却把主义高高置于物质之上，这样的学理变成了教理和盲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这种虚无主义推至极端，把国家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之上，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历史只是阴差阳错。 荒诞剔除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恰恰跟客观事实本身紧密相连，故而荒诞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这也正是荒诞存在的历史价值。 人的这种荒诞是指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这种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呼唤响彻人心最深处。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 在荒诞世界里，观念的价值或生命的价值是根据不结果的程度来衡量的，不同的存在有不同的价值，关键在于选择。加缪步克尔恺郭尔的后尘，论述的逻辑充斥二律背反，诸如：“要么上帝和时间，要么十字架或枪杆子”，“要么不得不与时间共存亡，要么为一种更伟大的人生而摆脱时间”，“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总之，人是自身的目的，要想做有价值的人，就在人生中进行奋斗。征服者谈论战胜和征服，实际上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征服自我”，战胜自己是荒诞存在的人生终极价值。 四 加缪荒诞存在思想撞击马克思主义否定超现实主义 布勒东是多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起草者，他主张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说”和兰波的“改变生活论”，然而认为马克思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则致力于生活的“单一性”。布勒东，他选择了兰波，并进一步提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和精神体验。布勒东所谓的超现实是指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矛盾的升华。 五 地中海精神与超越虚无主义 加缪指出，人必须由其他人承认。一切意识就其本原而论，是渴望被其他意识承认的，渴望受到其他意识礼遇的，是他人孕育了我们。可是只有在社会中，我们得到的价值是高于动物价值的人类价值。因此，人类的基本关系是纯粹得天独厚的关系，一种永恒的斗争，为使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承认是要付出死亡代价的。 谁献身于历史，等于献身于虚空，反转过来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谁献身于自己生命的岁月，献身于由自己捍卫的家族，献身于活人的尊严，此人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得到收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世人。加缪说：“历史只是一种机遇，关键在于以审慎的反抗使机遇产出丰硕的成果。” 处于历史机遇的加缪荒诞存在反抗理论陷入为反抗而反抗的死胡同：荒诞的反抗变成反抗的荒诞。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自我烦恼一生，最后以一起荒诞的死亡而告终。这是加缪的人生悲剧。 荒诞本质上就是矛盾，因为想要维持生命的同时排斥价值判断，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在荒诞体验中，我首先得到唯一不言自明的道理，就是造反。造反恰恰酝酿的是世人要求合法化的行动，所以造反者必须自找造反的理由，既然不可能从任何其他东西中找得到理由。 造反，形而上的或历史性的 Ⅰ 反抗者 反抗从其本原上讲，仅限于拒绝屈辱，也不要求别人受屈辱，甚至接受为屈辱承受痛苦，只要其正直得到尊重。有鉴于此，人们不理解谢勒为何把反抗精神与怨愤不迭等量齐观。 Ⅱ 形而上悖逆 形而上悖逆是指一个人挺身反抗其人生状况和整体造化的冲动，之所以形而上，是因为质疑世人和造化的终极目的。奴隶抵制其内心被强加的生存状况，形而上悖逆者则抵制作为人被强加的人生状况。 造反者忘记其来历，疲倦于“是”与“否”之间严酷的拉锯，最终陷于否定一切或彻底屈服。 该隐的儿子们 形而上悖逆意味着对创世的简单化观点，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对他们而言，不是诸神为一方，世人为一方，而是世人走向诸神的一级级台阶。希腊人从来没有把思想搞成壁垒森严的营地，与他们相比，这让我们备感自惭形秽。总之，造反只不过自以为反对某人。涉及人的上帝这一概念，即造物主，故而对一切事情负责，唯独对于人类抗议赋予其意义。可以说，造反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是与基督教历史不可分割的，这么说并不离谱。 确实要等到古代思想最后时刻才发现造反开始找到自身的语言，在某些过渡期的思想家学说中，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当属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 伊壁鸠鲁可怖的悲伤已经发出一种新的声音，这种悲伤大概来自对死亡的焦虑，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对此可并不陌生。但，这种悲伤所包含的悲怆情调予人以启示：“人们可以确保与各种各样的东西相对抗。至于死亡，我们一概如同断垣残壁的城堡中居民们那般坐以待毙。”卢克莱修明确指出：“这个广袤世界的实体是为死亡和毁灭保留的。”因此，为何不及时行乐呢？伊壁鸠鲁说：“我们等待复等待，消耗自己的生命，必将操劳过度而死亡。”所以必须享乐。然而是多么奇怪的享乐呀！享乐竟然就是堵塞城堡，确保面包和净水，待在宁静的阴暗处。 伊壁鸠鲁把生死置之度外。“死亡于我们不足道，因为消释之物无法感知，而感觉不到的东西于我们毫无意义。”那么是虚无吗？不，人世一切皆为物质，死亡仅仅意味着返回元素。 伊壁鸠鲁并不否定诸神，不过远离诸神罢了，但远离得使人眩晕，以至于心灵不再有其他出口，只能重新自囿门户。 伊壁鸠鲁本人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变成了不得的叛逆者，其实他并非如此。“在所有的人眼中，人类因循苟且于世，过着卑贱的生活，在宗教铁蹄下苟且偷生，高踞上天的宗教面孔显露无遗，以其狰狞的面目威胁着生命有限的世人，但有一个人，一个希腊人，第一人，敢于举起现世的眼睛敌视宗教，直起腰板与上天抗争。 个体化的天神一旦开始主宰，造反便接踵而来，张牙舞爪，毅然决然说不。随着该隐的到来，第一次造反与第一桩罪行相向而行。造反的历史，如同我们今日所经历的，该隐子孙们的历史远胜于普罗米修斯信徒们的历史。 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一直居中斡旋，倾向于把犹太教的遗产从基督教义中摧毁，也刻意预先避开奥古斯丁学说，因为这个学派为一切造反提供论据。 第二代诺斯替信徒中派别林立，表现出古希腊思想多元而执拗的努力，以便使基督教势力更便于世人接受，从而排除造反的理由，因为古希腊文化认为造反是最坏的恶行。 沿着一个个世纪，该隐的种族节节取得胜利，可以这么说，《旧约》的上帝遇上意想不到的命运。 然而，自从基督教走出连连获胜的时期，一直遭受理性的批判，因为基督的神性被否定了，痛苦重新变成世人命中注定的遭遇。 绝对否定 萨德的否定是最极端的。他从造反唯一得出的是绝对的“不”。 一个文学家 萨德笔下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确定上帝不存在，道理明摆着的，所以他认为，要是上帝存在，也意味着上帝麻木不仁，邪恶多端或凶狠残忍。 萨德认为，上帝的理念唯一可循的就是“上帝不可能原谅世人”。 萨德的推理就受到双重抗争的引导：反对世界秩序和反对他自己。 他要否定世人及其伦理，因为上帝否定两者。但同时他将否定上帝，尽管上帝迄今一直为他作担保，并且跟他是同谋。 性本能，一则是本性呼唤，再则是占有欲的盲目冲动，要完全占有人体，甚至不惜把人体毁灭。 萨德的共和国并不是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特殊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一切激情的神化。” 萨德对死刑的憎恨始于一味憎恨颇为相信自己美德的人们，抑或颇为相信自己事业美满的人们，因为他们竟敢惩罚别人，并且一劳永逸地惩罚别人，而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罪犯。 全民共和国，对萨德而言，曾经是一个梦想，从来不是一种意图。政治上，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 萨德笔下的强权法则建起封闭的场所、壁垒森严的城堡和七道围墙，逃跑是不可能的，这里的性欲暨犯罪会社遵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冲突。最放纵的反抗，自由的全面诉求，到头来都遭到多数派的制服。 萨德的共和国是用铁丝网周匝而围的，那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规章制度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书，机械的每个配件都有自己的位置。 从奴役奔向奴役，从监狱奔向监狱。如果说唯有本性是真实的，如果说本性中唯有性欲和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主宰本身并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进而就会冒险跟全人类同归于尽了。依照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 他只是在梦想中凯旋，洋洋十几卷著作充斥肆虐残暴和玄学哲理，归结为一种不祥的苦行，一场从彻底的“不”至绝对的“是”的行进，最终认同死亡，把扼杀一切和消灭全民改头换面为集体自杀。 萨德之最恨是合法杀人，进而他发现本能杀人可加以利用，很想把这方面的发现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硬想把罪行变成狂暴恶癖的果实，即所谓奇异而甜美的果实。 浪荡公子造反——原名《魔王，路济弗尔与浪荡公子》 与萨德如出一辙，浪漫主义者脱离古式造反，偏重恶和个体。在此阶段，造反强调挑战和拒绝的力量，却忘记造反的积极内容。 浪漫主义者偏爱的《失乐园》中，撒旦的斗争和死神的斗争均为这种悲剧的象征。由于死神偕同罪神变成撒旦的儿子，其象征意义更为深刻。造反者由于且认为无罪，所以与恶斗争时摒弃善，从而重新孕育恶。浪漫主义英雄首先分不清善与恶，可以说把宗教上的善与恶混淆得一塌糊涂。 布莱克觉察到：“弥尔顿之所以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下笔拘谨忌惮，而论及魔鬼和地狱时则写得大胆泼辣，正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置身于魔鬼一边而不自知。”于是，诗人，天才，世人，以其最崇高的形象，与撒旦同时呐喊：“永别了，希望，但怀有希望时，与恐惧诀别吧，与悔恨诀别吧！……恶呀，成为我的财富吧！”这是无辜受凌辱者的呐喊。 （撒旦）再也感受不出善事与恶行， 他失去了快乐，因为制造了不幸。 这是维尼笔下的撒旦。他的两行诗道出了虚无主义的特征，也批准了杀害。 “年轻忧郁和风流倜傥”的少年（维尼语）替换了长角的野兽。“不知天高地厚的潇洒美男子”（莱蒙托夫语）孤独而强势，忧伤而傲慢，若无其事地欺压他人。他的托辞是痛苦。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说：“谁敢羡慕这样的人：地位虽最高却被判无休止最大份额的痛苦？”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公，遭受如此之久的痛苦，导致各种各样的过度。 狂热是无聊的反面：罗朗萨丘梦想成为凶汉。美妙优雅的感受性偏偏呼唤野蛮人的粗放狂热。拜伦式的英雄对爱情无能为力，抑或即使有性能力也不可能成功，只好苦于忧郁。他孤独、颓丧，其生存状况使他萎靡不振。他苦想感受生活，就必须采取一个短暂而凶险的行动，使自己极度兴奋起来。爱得情有独钟，决不再有第二次钟情， 那就是爱得如火如荼，乱喊乱叫，然后自消自灭。 浪漫主义首先挑战的是道德法则和神明法理。有鉴于此，浪漫派的原始形象首先不是革命者，而在逻辑上，是浪荡公子。 浪荡是苦行的一种堕落形态。 他们的造反植根于很深的层面，但从普雷沃神甫 的《克利夫兰》到达达主义者，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和1880年的颓废派。 波德莱尔欠严谨却有天才。他创造了恶之花，相比之下，罪恶只是一种较为稀罕的品种。恐怖本身变得具有细腻感，成为凤之毛麟之角。“我不仅乐于成为牺牲品，而且不怨恨成为刽子手，以便用两种方式来‘感受’革命。”更有甚者，波德莱尔的因循守旧在其作品中也有股罪恶的气息。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作为思想导师，是因为迈斯特是坚持到底的保守派，而且把死亡和刽子手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和杀戮民众的人。” 拒绝拯救 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造反的描绘则进了一步。伊凡·卡拉马佐夫站在世人一边，强调世人无罪。他断言，压伏世人的死刑是不公正的。至少，伊凡第一个行动远非为罪恶辩护，而是为其奉若神明的正义而辩护。因此，他们绝对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以某种道德价值驳斥上帝。浪漫主义造反者的野心是与上帝平等对话。 伊凡不再信赖神秘莫测的上帝，而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正义。伊凡鲜明地拒绝基督教奥义，所以拒绝以爱为基准的上帝。唯有人间的爱能使我们认可遭受不公正的玛尔特，以及每日工作十小时的工人，甚而至于儿童们无法辩护的死亡。 “我只知道苦难尚存，世无罪人，万事关联，逝者如斯夫，万物皆平衡。”但是，假如没有德行，那就没有法律：“一切皆许可。” 就是这句“一切皆许可”真正开创了当代虚无主义造反的历史。 伊凡终于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造反中，世人还能生活下去、支撑下去吗？” “这些问题（上帝和永生）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罢了。” 下伊凡只向我们呈现造反者濒临深渊的颓丧面貌，无所作为，处于自己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心痛欲裂。他痛恨死刑，因为死刑是人生状况的写照，与此同时，他又走向犯罪。为了与世人为伍，他接受分担孤独。理性造反落实到他身上最终变成疯狂。 绝对肯定 尼采将其逼至山穷水尽：伦理道德是上帝最后一副面孔，必须加以摧毁，然后予以重建。届时上帝不复存在 独善其身者 施蒂纳早就想在打倒上帝之前，摧毁寓于世人心中有关上帝的全部概念。但与尼采相反，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倒是得到了满足，他在死胡同里大笑。尼采则一头撞到墙上，走投无路。 在施蒂纳看来，只有一种自由，即“我的权力”；只有一个真理，即“灿烂的利己主义星辰”。 什么是善？“善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什么是我合法受权可以做的？“可以做我能做的一切。”. “你（德意志民族）被带到地球上。很快你的姐妹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将跟随你行进；当所有的民族都跟着你走，人类将被埋葬，而在人类的坟墓上，‘我’（大写的我），最后成为我唯一的主人，‘我’，人类的继承人，将仰天大笑。”总之，在世界的废墟上，王者个体的苍凉笑声表明了造反精神的最后胜利。不过，处在这样的绝境，要么死亡，要么重生，别无任何其他可能。施蒂纳及追随他的所有虚无主义造反者都醉心于毁灭，奔向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 尼采与虚无主义 尼采以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是行善。有鉴于此，基督教的历史只不过是对基督启示的漫长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都堕落了，而信仰的宗教仪式是让人忘记行善。 尼采指出，上帝是因为基督而死的，正是基督教把神圣的事情世俗化了 他提出一种更为深刻的逻辑：“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什么都不允许了”，用来替代卡拉马佐夫的“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一切都允许了” 世人因要求得到其固有存在而采取的造反行动湮没在个体对脱胎换骨的绝对屈从之中。amor fati（拉丁文：命运之爱）替代曾经的odium fati（拉丁文：命运之恨）。“每个个体都与每个宇宙生灵协调配合，不管我们知情与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永恒运动中。“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将其抛至滩涂。” 于是，尼采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观点。苏格拉底之前的先哲们取消了目的因，让他们想像出来的原则永恒性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唯有无目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即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游戏规则”。 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无动机，故而唯有艺术凭着同样的无动性方能理解世界。 尼采则建议世人湮没无闻于宇宙之中，以便找到自己永恒的神圣性，最终成为狄俄尼索斯。 尼采所谓“正午和子夜之深沉孤独”却消失在被机械化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群最终潮水般踏遍欧洲。尼采是古典情趣的捍卫者，冷嘲热讽的保护人，素朴放纵的辩护士 纳粹只不过是个短暂的继承者，是虚无主义狂暴性和戏剧性的结局。为此，有些人另有逻辑，别有雄心，引用马克思纠正了尼采，他们选择了只对历史说“是”，不再对全体创造物说“是”。尼采早先强迫造反者向宇宙跪拜，后来强迫造反者向历史跪拜。 这位伟大的叛逆者亲手创立了必然王国的无情统治，并把自己监禁其间。他逃脱了上帝的监狱之后，首先念及的是建立历史和理性的监狱，进而完成对虚无主义的伪装和认同，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造反的诗歌 于向天冲锋陷阵的诗人们，可以说他们虽想推翻一切，却同时宣示对某种秩序的绝望怀念。他们渴望通过一种极端的矛盾从无理性中抽出理性，并使非理性成为一种方法。 兰波之后的超现实主义则相反，企图在谵妄和颠覆中找到一种有建树的规律。 洛特雷阿蒙与平庸 洛特雷阿蒙指明，造反者身上的表现欲也隐藏着平庸的意愿。马尔陀萝向漫漫原始黑夜的呼唤依旧充满着毁灭一切的狂怒，而正是如此依然故我的狂怒表明了《马尔陀萝之歌》那种煞费苦心的平庸。 既反对创造，也反对自身。恰如《彩画集》的作者兰波，被甩到世界的极限，诗人洛特雷阿蒙首先宁愿选择世界末日和毁坏，而不接受很难接受的规律，正是这条规律成全了他，让他去了他所在的世界。 他像兰波那样，是受苦受难而揭竿造反的人，但又神秘退却而说什么他是造自己的反，摆出造反者永恒的托词：热爱世人。 为了不憎恨自己，必须宣告自己无罪，这种胆量，单独的个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其障碍就是他了解自己。他们至少可以宣布所有人都无罪，尽管他们被视为有罪。于是，上帝就成罪人了 马尔陀萝与浪漫主义的反抗者如出一辙，也对神明的公正绝望了，于是站到恶的一边，使人痛苦，而使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马尔陀萝之歌》可谓恶的名副其实连祷文。 但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叙述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很像诗人不能忍受这份孤独，继而挺身而出反对天地万物，恨不得摧毁天地万物的界限。他压根儿不想加固人类界筑有雉堞的炮楼，而一味混淆大自然各个领域。天地万物被他拉回到原始的涛涛汪洋，同时也消除了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他认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永存问题。 人们发现洛特雷阿蒙的作品拒绝理性意识，这种回归本原是文明反叛自身的一种标记。问题不再是意识通过顽强的努力来呈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马尔陀萝之歌》所有的人物都是两栖类，因为马尔陀萝拒绝大地及其限界。植物区系由海带和海藻构成。马尔陀萝的古堡处在海水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而海洋，作为双重象征，既象征毁灭的地方又象征和谐的地方。 一种绝对肯定的理论接替鼓吹绝对否定的《马尔陀萝之歌》，一种刻意的因循守旧接替无情的造反。这一点，一清二楚。《诗篇》为《马尔陀萝之歌》做了最好的诠解，确实为我们做到家了。“绝望，大凡由带着偏见汲取幻影般养料所造成的，会坚定地引导文人大量废除神明的法则和世俗的规范，会沉着地引向理论及实践的恶毒。” 《诗篇》也揭露“作家的罪恶：他沿着虚无的斜坡滚下去，并带着欢乐的呼叫自轻自贱”。 正如马尔陀萝追求彻底的造反，洛特雷阿蒙出于相同的理由宣告绝对的平庸。良心的呼唤，洛特雷阿蒙千方百计将其窒息于原始的海洋，想方设法将其混入野兽的号叫；在别的时候，他企图迷恋数学来排解良心的呼唤，而此刻他又想运用沮丧的因循守旧来加以窒息。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他的伟大爆发光彩的时刻恰逢他赋予造反最为准确的语言，一种非约定俗成且格外准确的语言。 悲恸时刻的大声疾呼幸运地使兰波参与平常人的衡量尺度，无意间与崇高吻合 超现实主义，就其最初的意图而言，一言以蔽之：挑战一切，永无止境，涵盖绝对抗争、桀骜不驯、惯常颠覆、幽默诙谐、崇拜荒诞；干脆地、断然地、寻衅地抗拒一切限定。 超现实主义，从其根源来看，是无秩序的福音，偏偏承担创立秩序的职责。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以写诅咒方面的诗歌下手，继以物质的榔头重击。 超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竭力鼓吹世人无罪；另一方面则以为可以颂扬谋杀和自杀。 甚至竟敢声称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手持左轮枪上街，随便朝人群开枪。此话出于布勒东 有人拒绝一切规定性，只接受个体的决定及其欲望；拒绝一切至上，只接受无意识至上，对这些人来说，确实会既反叛社会，也抗拒理性。 按他们生活态度的逻辑来讲，最终会认为欲为解放，必先推翻社会。他们选定服务于自己时代的革命。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尔和萨德到转向爱尔维修和马克思，这种转向的实验对象倒是前后一致的。 超现实主义的叛徒们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想一死了之。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拥有超出虚无主义的一些东西，即对反抗的根源有着更为纯粹的第二种忠诚：他们不想一死了之。 超现实主义者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别无他求。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揭竿而起，并颂扬英雄的个体。 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是合理的，就是说为了创立另一种历史局面。两者都把人类悲剧用来为各自的实用主义目的服务。而布勒东，他呢，他利用革命来消费悲剧，实际上，他拿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冒险，不管他的期刊名称是什么。 布勒东虽感到创建道德和价值观的必要性，却根本做不到，所以他选择性爱 虚无主义与历史 一把更灼人的火焰，把“即使你存在”改成“你不配存在”，之后再改成“你并不存在”。受害者从辨认出自己的无辜中寻找力量和近期犯罪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永垂不朽已经死心，确认自己将受到判决，于是决定置上帝于死地。 造反者把上帝从天国驱除，但形而上悖逆的思想却明目张胆与革命运动接合，对自由非理性的诉求却自相矛盾地拿理性当作武器，在造反者看来，唯有征服权是纯属人类的。上帝死了，世人留下，就是说，历史长存，故而必须理解历史，创造历史。 造反者在思考造反不可思议的意图以及死亡本身时叹道：“唉，我们孤独无援”，以资补充“我造反，故我们存在”。 Ⅲ 历史性造反 基督纪元前几十年，古代社会末期的斯巴达克思造反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面对诸神的本原、机制和城邦而退避三舍。圣城一旦摧毁，何以替代？ 弑君者们 正义与恩宠有共同之处，唯其如此，才执意成为一体和绝对主宰。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定是殊死之争。哲学家们要杀国王：国王应该以社会契约的名义去死。卢梭当然并无此意。这篇分析的开头应指明卢梭曾坚定宣称：“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以人类鲜血为代价去买得。”这就界线分明了。但这一点尚需阐明。 新福音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最常看到《社会契约论》中“绝对”、“神圣”、“不可侵犯”这些词。如此定义的政体，其法律就是神圣的戒律，只不过是现世基督教民族的基督奥体替代产品。 1905年同样的情景发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苏维埃举行游行，举着要求废除死刑的标语。断头台显得像宗教和非正义祭坛：这是新信仰决不容忍的，但某个时刻会到来，信仰一旦变成教条，便构筑自己的祭坛，要求无条件顶礼膜拜。于是断头台再次出现，尽管有理性的祭坛、自由、誓言和理性的狂欢，新信仰的弥撒必将在血泊中举行。 处死国王 圣茹斯特进而当作公理指出：凡是国王皆为叛乱者或篡权者。他背叛国民，篡夺国民的绝对统治权。专制君主并非国王，“专制君主是罪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罪恶本身，圣茹斯特如是说，等于说是绝对亵渎。 对国王的审判，就其理由和后果来看，至少算得上我们当代历史的转折点，象征着这段历史的去神化，以及基督上帝去躯壳化。截至此时，上帝通过国王们参与历史。然而，世人把上帝的历史性代表杀掉，国王便不复存在了。因此只剩下上帝的假象，被打发到行为准则的天国去了，那便是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笔下的上帝了。 德行的宗教 “道德一旦形成，必定狼吞虎咽。”不妨把圣茹斯特此话意译出来：人皆无清白无辜。 恐怖时代 他信誓旦旦，敢说理性统一，城邦和谐。他净化共和国，净化一词很确切；他清除有悖于普世意志以及普遍理性的种种毛病。 革命本身快速趋向专制政治，也变得有罪了。因此无法减少犯罪，也就无法减少乱党乱国分子和及时行乐的可怕思想，于是不得不对这样的国民绝望了，更不得不对国民严加控制了。 布鲁图斯始于杀人，因为若不杀人，就得自杀。但要杀的人太多，总不能全杀掉吧。于是不得不去死，从而再次证明造反一旦脱轨失控，就会从消灭他人摇摆到自我毁灭。 雅各宾派使永恒的道德准则强硬化了，因为他们刚刚废除直到那时维系这些准则的东西。 俄罗斯共产主义凭着强烈批评一切形式的德行完成十九世纪的造反大业，同时否定一切高尚的行为本原。二十世纪的弑神灭教替代十九世纪的弑君灭朝，前者把造反逻辑贯彻到底，要把地球变成以人为神的王国。于是开启历史主宰，从此对自己真正的造反并不忠诚的世人投身于二十世纪的虚无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否定一切道德，通过一系列耗尽一切的罪行和战争，绝望地寻求人类统一。雅各宾派的革命企图建立德行宗教，以实现人类统一，后来被种种犬儒主义革命所取代，不管属于右派或左派，一概企图征服全世界，为了最终建立人的宗教。先前属于上帝的一切今后将归给恺撒。 弑神灭教 黑格尔，决意继承法国大革命的事业，以及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后者被黑格尔称为“德国人的革命” 黑格尔以为已经看出恐怖时代预先蕴含在抽象化的雅各宾派行为准则之中。根据他的看法，绝对和抽象的自由必然导致恐怖主义；抽象权力的统治与压迫的盛行是相辅相成的。 现代共产主义的抱负其部分基础很像法西斯主义，不过后者更加轻狂，这种抱负在于揭露败坏资产阶级型的民主骗局及其行为准则的道德，因为其中对上帝的记忆还重新找得到。对形式德行的憎恨，是神权堕落的见证，为非正义服务的假见证，依然是现今历史的原动力之一。任何东西都不是纯而又纯的。这声呼喊使二十世纪动荡不定。不纯，故而有历史，逐步成为规律，荒漠的大地沦为赤裸裸暴力的领地。这种暴力对是否实行人的神性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者则相反，他们竭力越来越摧毁一切超验性和对超验性的一切怀念。 尼采的虚无主义自成系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有教学性质，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分阶段一步步描述意识教育，逐步走向绝对真理。这是一部形而上的《爱弥尔》，卢梭在这部哲理小说中探讨教育问题。把两者拉近很有意思。《精神现象学》就其结果来看与《社会契约论》的命运如出一辙，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况且，卢梭的普世意志理论重现于黑格尔体系之中。 黑格尔在其辩证法的第一阶段就断定死亡是人与动物的共同归宿，正是在接受死亡甚至强求死亡这一点上前者区别于后者。 主子在其自主中有一种意识认同，但这种意识并不被主子本人认可为自主意识。因此，主子不能得到满足，他的自主性仅为否定性的。因此，主子不能得到满足，他的自主性仅为否定性的。掌控是条死胡同。既然主子不能放弃掌控而变回奴才，主子们的永恒命运则是生活得很不满意，抑或被杀害。主子在历史中无所事事，唯独激发奴性意识，恰好是创造历史的唯一意识。 人在全身心遭受屈辱时感到死亡的焦虑，这才把奴才提升到人类全体性水平，实在不必等到这样的时刻。之后奴才方始获悉这种全体是存在的，只需去争取，经过一系列抵制本性和反对主子们的漫长斗争就可争取到人类全体性。 黑格尔把至高无上的主子与绝对死亡视为同一。于是，在高级层面上被奴役的世人与亚伯拉罕同残酷的上帝之间重新展开斗争。 直到黑格尔之前，革命运动从未真正背离其道德根源、福音主义根源和理想主义根源。这些思想倾向，虽然就固有特征而言有时远远不属于黑格尔学说，但从黑格尔思想及其对超验性批判的是是非非中找到它们的源泉。黑格尔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垂直的超验性，尤其摧毁行为准则的超验性，这正是他无可争辩的独特性。 黑格尔第一类继承者。这种内疚哲学仅仅让他们懂得一切奴才都是甘心情愿成为奴才的，只有被等同于死亡的拒绝才使其获得解放。他们之中最心高气傲的，完全自我认同于这种拒绝，并献身于死亡。 黑格尔以为虚无主义者只是走投无路的怀疑论者，把辩驳或哲学自杀与哲学杀害等同起来。这种虚无主义，不管种种假象如何，依然是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因为是对现世生活的诽谤，有利于一种历史超越，这正是人们念兹在兹的。由此产生恐怖主义者，他们下定决心必须杀人和死亡以示存在，既然世人和历史只能通过牺牲和杀害来自我创造。假如不用生命冒险作代价，一切理想主义都是空洞的，这种激烈的思想会被一些青年推至极端，他们死在自己床上之前，不会在大学讲台上宣讲这类理想主义，而通过炸弹的轰响直至绞刑架来体现。 另一类继承者，更为严肃地阅读黑格尔，选择二难推理第二项，宣称奴才只有轮到他奴役别人时才能解放自己。这些继承人引向绝对无神论和科学唯物主义。大卫·施特劳斯在其《耶稣的一生》中孤立地看基督的理论，把基督视为人神。布鲁诺·鲍尔在其《福音书主义的历史批判》中创立一种唯物主义的基督主义，强调耶稣的人道主义。最后费尔巴哈（马克思视为伟大的智者并承认自己是他的门生）在其《基督教的本质》中以一种人与人类的宗教替代一切神学，使同代知识分子一大部分改变信仰。 个体恐怖主义 皮萨列夫，俄罗斯虚无主义理论家，发现最狂热者竟是儿童和年轻人。由于没有哲学传统，青少年，洛特雷阿蒙式的悲剧性高中兄弟们，抢着学德意志思想，在血泊中身体力行其推论。一个标榜“无产者高中毕业生”，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接替人类解放伟大运动的重任，为其描绘最为痉挛的面目。 俄罗斯恐怖主义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小撮知识分子反对专制政治的斗争，面对着沉默的人民，他们筋疲力尽所获得的胜利最后被出卖了。他们通过自己的牺牲，直至运用最极端的否定，孕育了一种价值，或一种新的德行，甚至今天仍未能完成对抗专制政治，更未能有助于真正的解放。 摒弃德行 别林斯基是名流学士中最了不起且最具影响的人之一，没有比他的演变更发人深省了：发端于一种相当模糊的极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突然碰上黑格尔学说。他半夜在自己的房中被这种启示打动。同时，他一下子成了保守派和世俗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他毫不犹豫地落实到文字，勇敢地维护其立场，正如他体会到的那样。 一切若符合逻辑，一切皆事出有因。那就必须臣服鞭笞、奴役和流放西伯利亚。一时间他觉得接受世界及其苦难是高尚之举，因为他只想像忍受其自身的痛苦和矛盾。 别林斯基心知肚明，他追求的不是理性的绝对，而是生存的充实。 三个着魔者 赫尔岑之所以赞扬虚无主义运动，只因为他从中发现，与所有的现成理念相比，确实是一次更大的解放。他写道：“旧事物的消灭，意味着未来的生育。” 施蒂纳的呼吁再次出现，呼吁舍弃一切历史，决心锻造未来，不再按照历史精神，而根据个体至上行事。但，个体至上不可能单独爬上权力，需要其他人，于是陷入虚无主义的矛盾之中，尽管皮萨列夫、巴枯宁和聂察耶夫千方百计解决这类矛盾，同时各人扩展更多一点破坏和否定的范围，直到恐怖主义通过牺牲和谋杀并举把矛盾本身消灭。 皮萨列夫否定不可自我满足的一切，向哲学、向被判荒诞的艺术、向骗人的道德、向宗教开战，甚至向习俗和礼节宣战。他奠定精神恐怖主义的理论，使人想起我们的超现实主义者。挑衅一旦被上升为学说，对其深度，拉斯科尔尼科夫明察秋毫。皮萨列夫冲动达到顶点时竟一本正经提出问题，想知道是否可以打死自己的母亲，并给出回答：“为什么不呢？如果我有意愿并觉得有用处。” 巴枯宁明目张胆地唾弃德国意识形态，从而走向绝对，如同他曾经不得不走向彻底破坏，以同样的激情，怀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一切”的狂热，这在他身上都以纯粹的状态再现于世。 巴枯宁在赞扬绝对的大写单一性之后，投身于最本原的善恶二元论。想必他最终追求的是“自由的普世又真正民主的宗教”。 历史只受两个原则支配：国家与社会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不可调和，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也是魔王路济弗尔的行为准则反对神明行为准则的斗争。 巴枯宁把造反赤裸裸的原则引入革命的核心：“暴风雨和生命，是我们的必需。一个崭新的世界，无法无天，故而是自由的。”他反对一切抽象，为身心完整的人辩护，与其反叛完全同化。他之所以颂扬强盗般的农民起义首领，之所以把斯唐卡·拉齐纳和布加乔夫当作他偏爱的榜样，是因为这些人为纯自由的理想而战死，而并不懂理论学说和行为准则。 尽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极其清醒地反对专制社会主义，但一旦他自己确定未来的社会，他会提出专政社会体制，才不管什么自相矛盾呢。 聂察耶夫的形象虽不如巴枯宁为人知晓，却更为神秘，他自己早已充当绝望的革命教士，他最明确的梦想是建立杀人秩序，以便传播并为之效劳的黑神明，以获取胜利而告终。 “革命者是个先天注定的人。他不能有个人交往，也不能有心爱的人或物。他甚至应该舍弃自己的姓氏。他整个身心都应当集中于唯一的激情：革命。” 为了使犹豫不决的成员投入他有心采取的行动，把中央委员会描述得好像可支配无限的资源。进而把革命者分成几个等级：第一等，即为首领，手握大权，可以把其他等级的人视为“可花费的资本”。 厚德的凶手 1887年处死芝加哥殉难者，举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瓦朗斯代表大会，并宣告：“社会若不让步，恶与罪完事大吉，我们大家统统完蛋！” 他们几乎全是无神论者。 他们没有把任何观念置于人命之上，尽管他成为观念的化身。我们依然面对一种造反的概念，即使不是宗教的，至少也是形而上的。接踵而来的其他人被同样蛊惑人心的信仰所激励，却断定这些做法是感情用事，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生命与任何另一个生命皆为等值。于是，他们把一个抽象观念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即使他们将其称为历史，因为他们事先已屈服这种抽象观念，以全权裁判的身份，也让其他人屈从，人的生命可能是“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概率论者对未来实现许下的诺言越大，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小。极而言之，一文不值。 “我把我的死亡视为针对充满眼泪和鲜血的世界最强有力的抗议。” 1905年标志革命激情的顶峰。但从此，豪情开始低落。殉道者们起不到教会的作用，成了教会的纽带抑或托词。随之而来的是教士们和笃信宗教的人们。 卡利雅耶夫怀疑到底，但这种怀疑并未阻止他行动，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最纯洁的造反形象。一个人同意去死，同意用一条命偿还一条命，不管他种种否定是怎么样的，他都同时肯定一种价值，作为历史性个体，超越了他自己。卡利雅耶夫献身于历史，直至死亡，就在死亡的那一刻，他使自己超越了历史。 什加列夫主义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团体“劳动解放社”。同时继承聂察耶夫与马克思的遗产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革命的诞生。个体恐怖主义驱逐神权最后的代表，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准备从各种社会的根基上一劳永逸消灭神权。 特卡切夫提议将二十五岁以上的俄罗斯人统统消灭，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思想。 造反切断其根基之后，因为屈服于历史而对世人不再忠诚。于是开启什加列夫主义纪元，在《群魔》中备受韦尔霍文斯基赞颂，因为这个虚无主义者要求受辱的权利。这位不幸而无情的智者，“他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世人，然后咬住自己的思想不放”（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选择了权力意志，确实唯一能支配历史的，而历史除自身之外再无其他意义。 他说。全体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唯有通过创建与全人类同化的新价值才能生存下去并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如果这种创建姗姗来迟，人类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直至灭亡。响应这些新规诫的最短途径是通过全面专政。“十分之一的人类将获得个体的权力，将对十分之九的人类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将失去人格，将变成一群牲畜，不得不依头顺脑，俯首帖耳，他们将被领回原始无罪境地。可以说原始天国，尽管如此，他们将应当劳动。” 二十世纪的极权神权政治，国家恐怖，就这样宣告于世了。 国家恐怖主义与非理性恐怖 墨索里尼仗持黑格尔的名声，希特勒则倚仗尼采的声势，他们阐明历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几个预言。按照这样的名义，他们属于造反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范畴。他们俩最早把国家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上：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历史只是阴差阳错而已。后果立竿见影。 墨索里尼从1914年便宣布“无政府的神圣宗教”，并自称是各种基督教主义的敌人。至于希特勒，他毫不犹豫地把上帝天神与瓦拉拉并列为自己的宗教。实际上，他的上帝是一种集会说辞，一种演讲完后挑起辩论的方式。 恩斯特·荣格是唯一给纳粹主义披上一层哲学外表的有高等文化的人，况且选择了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对精神背叛生活的最好回答是精神背叛精神，这个时代巨大而薄情的享受是参与这种破坏工作。” 行动家，若无信仰，则永远只信行动运作。希特勒站不住脚的逆理悖论恰恰是想把稳定秩序建立在永远的运动和否定之上。 劳施宁在其《虚无主义革命》中正确指出：希特勒革命是一种纯粹的动力论。德国从根子上被一场空前的战争动摇了，被失败和经济衰退动摇了，不再有任何价值站得住脚了。 存在对他而言，就是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及其政体不能没有敌人。 这种恐怖旨在摧毁，不仅摧毁个体的人，而且摧毁个人的能耐，摧毁思考，摧毁团结友爱，摧毁向绝对爱的呼唤。宣传，施虐，是分化民众的直接手段，更有甚者，还有偏执的败坏，与犬儒主义的罪人同流合污，被迫充当共犯。杀害者或施虐者只感受得到其胜利的一个影子：他不可能自感无辜。所以，他必须选出受害者本人的罪过，进而在失去方向的世界上，普遍犯罪一味使实施强力合法化，一味使成功神圣化。 虚无主义革命按照历史规律表现为希特勒宗教，从而只是激起一股把一切化为虚无的狂热，最终反转过来毁掉自己。否定，至少这一次，不管黑格尔怎么说，失去了创造性。 希特勒本可以在彻底崩溃前停止战争，但硬要全体自取灭亡，使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毁于一旦。对他而言，唯一的价值，归根结底，始终是成功。德国既然输掉战争，就是怯懦和背叛，该死！ 法西斯主义神秘之处在于，尽管旨在逐渐引领世界，却从未真正着意建立全球帝国。俄国共产主义则相反，从其根源本身，就公开硬要搞世界帝国。这正是其力量之所在，是其深思熟虑之处，是其占据了我们历史的高地。德国革命尽管表象飞黄腾达，却毫无前途，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推动，其祸害大大超过真正的野心。 与之相反，俄国革命对笔者本散论所描绘的形而上野心当仁不让，即上帝死了之后，建设最终被神化的世人城邦。这个革命的名义，希特勒冒险为之，却难以企及；俄国革命则当之无愧，尽管当下看上去当之有愧了，但声称总有一天应该会当之无愧的，并永远当之无愧。 国家恐怖主义与理性恐怖 马克思的预见适用于短期性，是可以控制的；预言则是长期性的，要奠定宗教般的稳固性，不可能有真凭实据：当预见落空了，预言便成为唯一的希望，其结果是唯一由预言主宰我们的历史。在本散论中，马克思主义及其继承者们将从预言的角度受到审视。 资产阶级的预言 基督教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世界一致跟古代世界相对立是令人吃惊的。两种学说共同具有一种世界观，使其与希腊世态相分离。雅斯贝斯对这种世态下过精辟的定义：“把世人的历史视为严格一致者，即为基督教思想。”历史哲学诞生于基督教的呈现。 约瑟夫·德·迈斯特驳斥雅各宾主义和加尔文教义，在他看来，这两种学说教义无非以历来基督教哲学的名义概述了“三个世纪中一切对恶的思考”。他反对教会分裂和异端，坚持重新制作最终成为天主教教会的“无缝线圣袍”。从他与共济会勾勾搭搭的那些破事可识别出他的目标是普世基督教城邦。迈斯特梦想法布尔·多立维[插图]笔下的原生质亚当，或普世之人，会处于分化的生灵之本原，也梦想充当亚当·卡德蒙，这位为《旧约全书》作犹太人传统神秘解释的神学者，他赶在教会衰败之前，他现时的问题在于重建。 迈斯特还不至于否定人死后的人格，他只是梦想一种重新夺取的神秘大一统：在这样的大一统中，“恶被灭绝，不再存在情欲和个人利益，并且人的双重戒律将消除，两个中心也将融合。这样，人自身的双重性就合二为一了。” 人类穿越罪行、暴力和死亡走向这种结局，证明一切皆名正言顺。地球，对于迈斯特来说“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祭坛，一切生灵都应该被牺牲，无休止无限度无松懈地充当祭品，直到万事大吉，直到死亡也死亡了” 迈斯特似乎求证了既定秩序，而马克思求证了他那个时代正在建立的秩序。 至于手段，马克思与迈斯特一脉相承：政治现实主义，纪律，实力。迈斯特重拾博絮埃激烈的思想：“异端分子即为有个人杂念者。”换言之，杂念者，非参照社会传统也，抑或宗教传统也。 社会主义就是把人神化的事业。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种种规律皆反映物质现实，迈斯特则以为，反映神明现实。但前者认为物质是实体，而后者以为，是上帝的实体在尘世的体现。在本原上，永恒性将他们分离，但历史性最终将他们聚合于现实主义的结论。 迈斯特憎恶希腊（马克思与太阳下的美格格不入，颇感为难），从而指出希腊使欧洲堕落，因为将其分裂的思想留给了欧洲。 索雷尔在其《进步的幻觉》中说得完全对：进步论哲学恰恰是适合于贪婪社会的哲学，贪婪地享受多亏技术进步而获得的物质繁荣。当人们有把握顺着世界秩序的明天将肯定比今天更美好时，便可以安稳寻欢作乐了。说来荒唐，进步可用来为保守主义辩护。 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不论是革命的或资产阶级的，都抵挡不住科学和历史持续不断的发展，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把科学和历史神化了。 革命的预言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从最极度的屈辱中树立最高度的尊严。无产阶级是人间的基督，以其痛苦和斗争赎回异化造成的集体罪孽。它首先是完全否定的不可胜数承担者，其次是终极肯定的预报者。 “无产阶级只能在世界历史的范围才能生存……共产主义的行为只能作为全球历史现实而存在”。 无产阶级执行私有制针对自身的判决：“如今所有的教堂修道院都标有神秘的红十字。法官，就是历史；判决的执行者，则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学说中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三种形式：《共产党宣言》中的雅各宾派的共和国，《雾月十八》中的独裁专政以及《法兰西内战》的联邦政府和自由主义的政府。 预言的失败 无产阶级不曾有过什么历史使命，只有被出卖的历史苦命。无产者勇敢战斗过，付出了生命，却把权力交给了军人们或知识分子，而未来的军人们等着轮到他们去奴役无产者。 革命没有别的出路，只得搞奴隶造反，被粉碎在血泊中，或抱自杀的可怖希望。权力意志，虚无主义者为统治和政权的斗争竞相扫除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现今轮到这种空想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注定与其他事实一样被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蓄意控制历史，却迷失在历史之中；企图控制各种手段，却被缩退为手段状态，遭受厚颜无耻的操控，被用来为最平庸最血腥的目的服务。生产不断发展并没有为革命的利益而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却既毁掉资产阶级社会，也毁掉革命社会，从而有利于面目狰狞的权力偶像。 革命没有别的出路，只得搞奴隶造反，被粉碎在血泊中，或抱自杀的可怖希望。权力意志，虚无主义者为统治和政权的斗争竞相扫除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现今轮到这种空想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注定与其他事实一样被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蓄意控制历史，却迷失在历史之中；企图控制各种手段，却被缩退为手段状态，遭受厚颜无耻的操控，被用来为最平庸最血腥的目的服务。生产不断发展并没有为革命的利益而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却既毁掉资产阶级社会，也毁掉革命社会，从而有利于面目狰狞的权力偶像。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任其一味预言未来和共产主义，不惜违背他们提出的公设以及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以正义反对圣宠之斗争的最后代表，却不由自主地担负起以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没有圣宠怎么活下去，这是笼罩十九世纪的问题。“依靠正义呗”，一切不愿意接受绝对虚无主义的人们如此回答。他们向失去对诸神天国希望的人们许诺了世人王国。宣扬人类城邦甚嚣尘上，直到十九世纪末，干脆变成幻想了，使科学的信念服务于乌托邦。 1905年的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死亡，撕裂当代世界的二十世纪问题逐渐明确：一无圣宠，二无正义，怎么生活？ 唯有虚无主义，而非造反，回答了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独有虚无主义发声，重拾浪漫主义造反者们的说辞：“疯狂”。历史的疯狂称为强权。强权意志接替了正义意志，起先前者装作与后者认同一体，然后将其弃如敝屣于历史一端，直到世上什么也没有可主宰的了，意识形态的结果就这样战胜了经济的后果：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历史推翻了自身的行为准则。 终极目的之王国 他刻意把道德从革命排除，因为他有理由认为革命政权并非建立在对十诫的尊重上。 列宁在聂察耶夫和特卡切夫协同下，使国家社会主义发明者拉萨尔在俄罗斯战胜了马克思。 只要地球而并非在某个特定的国家还存在一个被压迫者或一个无产者，国家将会持续下去，要多久就多久。国家也将不得不要多久就多久地自我壮大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非正义、一个又一个非正义的政府、一个又一个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又一个看不清自身利益的人民。当地球上最后一切敌手被制服被清除，最后极不公正的行为就将沉溺于正义者们与非正义者们的血泪之中，于是国家达到一切强权的极限，成为笼罩全球的则是怪兽般的偶像，将在无声无息的正义之邦自行消失。 然而，在可预见的种种敌对势力的帝国主义压力下，事实上，列宁所主导的正义帝国主义已经诞生。但，帝国主义即使是正义的，除失败之外，没有别的结局，或成为世界的帝国。为征服帝国，必须扼杀自由，而帝国总有一天成为自由。因此，和谐一统的道路要经过全体性才走得通。 全体性审判 帝国在期待控制空间的同时，发现自己也不得不主宰时间。由于否定一切稳定的真理，所以不得不连真理最低档的形式，即历史的形式，也一概否定掉。帝国把世界范围内尚不可能发生的革命转移到它热衷于否定的过去，甚至这也符合逻辑。一切连贯性，从人类过去到未来，并非纯粹是经济的，却意味着一种恒量，可以又转过来使人想起人性。 而俄罗斯共产主义逐渐被引至自断退路，在变化中引入非连续性。否定异端天才（他们几乎全是人精），否定文明的贡献，否定艺术，无限否定，因为要摆脱历史，弃绝活生生的传统，这一切都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筑堑壕，其阵地却越来越狭窄。 可以说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全盘拒绝非理性世界，尽管明知可加以利用。 参与建造帝国这部大机器。他转变成用于生产的齿轮，在此期间，变得不可或缺，久而久之，他不再被用于生产，因为他有罪，但生产需要他时，他又被判有罪。实际上，俄国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制人到管理物的辩证过渡，但把人与物混为一谈了。 法官不再处于天国，而是历史本身，并以无情的神明身份实行惩罚了。历史以自身的方式只不过进行一次漫长的惩罚，既然真正的奖赏只有等到时代终结时才享受得到。显而易见，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离开天辟地最初的造反者们就更加遥远了。然而，一切纯历史性思想朝着这些深渊开展。由于马克思预言无阶级之邦不可避免要实现，由于他就这样确定历史的良好夙愿，那么走向解放征途的一切延误都应该归咎世人没有诚意。 审讯的世界是个循环的世界：成功与无辜彼此认证，所有的镜子都在折射相同的骗局。 在终于被征服被完成的审讯天地中有罪的民众不停息地在大写的大法官严厉的眼光下向着难以企及的无辜境地前行。处在二十世纪，强权倒是很可悲的。 普罗米修斯令人吃惊的旅程至此结束。他嚷嚷对诸神的憎恨对世人的热爱，轻蔑地背离宙斯，投向凡人，带领他们向天国进攻。但凡人或懦弱或卑怯，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喜欢作乐，喜欢眼前的幸福。必须教会他们自己成长壮大，弃绝现世的甜蜜，就这样普罗米修斯轮到他自己成为教头，先谆谆教诲，后发号施令。斗争依然继续，尽管越来越令人心力交瘁。世人怀疑到了太阳之邦，即使这样的城邦存在，必须让世人自己拯救自己。于是，这位英雄对他们说，他熟悉这个城邦，唯有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对此言怀疑的人们将被扔到沙漠里，被钉在岩石上，供凶猛的猛禽充当食物。此后，凡跟在沉思而孤独的导师后面的人们便将在黑暗中前行了。普罗米修斯，唯有他一人，成为神明，主宰着世人的孤独。然而，从宙斯那里，他所获取的仅仅是孤独和残忍，于是他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恺撒。真正的、永恒的普罗米修斯如今获得的是受害者们当中的一张面孔。来自世世代代深处的呼声如出一辙，始终响彻西徐亚沙漠的深处。 造反与革命 行为准则的革命扼杀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扼杀了上帝留在行为准则中残剩的东西，使历史虚无主义神圣化。 但与之相反，公平而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二者的手段与政治犬儒主义如出一辙，都取之于同一个源泉：道德虚无主义。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施蒂纳和聂察耶夫的后代在利用卡利雅耶夫与蒲鲁东的门徒。如今虚无主义者们坐上王位，声称以革命名义引领我们世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顺从的意识形态，而非造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成为消灭私人和公共技术的时代。 革命，屈从于虚无主义，确实背离其造反的根源。世人，憎恨死亡以及死亡之神，对个人苟全性命于乱世感到绝望，决意于人类不朽中解脱自己。然而，只要群体不统治世界，只要人类不主宰世界，依然不得不死亡。 恐怖是孤独的仇恨者们最终向世人的博爱所表达的敬意。 造反和革命一旦选择了纯历史世界，便会陷入相同的两难境地：要么警察，要么疯狂。 对这个世界的诽谤就会重新导向尼采所定位的虚无主义。与单一历史一起形成的思想正如转身抵制一切历史的思想，剥夺了世人生存的手段或理由。前者把人推向“为何生存”的极端落魄，后者把人推向“怎么生存”。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奴隶如是说。于是形而上悖逆者加添道：“故我们孤单。”今天我们依然如此活着。但，如果我们在虚无的天下孤单独处，进而如果必须一死了之，那么我们如何真实地存在呢？形而上悖逆者试图用表象制造存在。随后纯历史思想者说存在即制造。我们并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尝试，企图征服一种新的存在，通过超越一切道德规范来制造存在。所以我们的革命注定只为历史而存活，而且存活在恐怖之中。按照革命观念，人处在历史中，不管自愿还是被迫，如果得不到一致认可，那他什么也不是。 首先界限被超越，造反被出卖。造反并不处于全盘否定一切存在的起源，相反，对其不置可否，但以颂扬存在的一部分之名义去拒绝存在的另一部分。这种颂扬越深切，拒绝就越无情。然后，造反处于晕头晕脑和狂兴迷恋之际过渡到“要么取得一切，要么失去一切”，在否定一切存在和一切人性这个节骨眼儿上，否定自身。 第二部分倚仗绝对否定，强迫自身接受各种奴役，以便制造一个“是”，任其被抛到时代的末端。一个是创造者，另一个是虚无主义者。前者注定要创造，为了越来越成长，后者是被迫创造，为了越来越否定。历史革命担保始终有所作为，希望有朝一日存活，但总不断失望。 革命要具有创造性，不可缺少规范、道德或形而上，以便抵消历史妄想。革命势必正当地蔑视在资产阶级社会现有的形式的、骗人的道德，但其疯狂之处在于把这种蔑视伸展到一切道德诉求。在革命的源头，在革命最深切的冲动中，有一则非形式的规范，不妨可以作为革命的向导。不错，造反，现在和将来越来越大声对革命呼唤，必须努力干，不是为了某一天在只会唯唯诺诺的世界眼中开始存在，而是根据在起义运动中发现的那个隐约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非屈从于历史，这是我们能够确指的东西，在艺术创作中找得到处于纯粹状态的规则。有言在先，谨请记住，形而上悖逆者所谓“我造反，故我们存在”，以及“我造反，故我们孤独”，又增添跟历史作对的造反：我们现在的存在不是为了杀害和死亡，而是我们必须生存而且使他人生存，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 Ⅳ 悖逆与艺术 艺术也属于颂扬和贬黜上述形而上悖逆运动相反相成的演变。“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会容忍真实”，尼采如是说。此言不假，但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摆脱真实。创作要求和谐一致，却拒绝世界，但拒绝世界是因其缺少的东西并以世界存在的名义之缘故。 人们觉察到所有的革命改革者都对艺术表现出敌意(？)。 德意志意识形态非难艺术之严厉并不逊色(？)。 所有的悖逆思想，如我们所见，都因华丽的辞藻或封闭的世界而享受盛誉。卢克莱修笔下的城垣，萨德笔下紧闭的修道院和城堡，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岛屿或悬岩，尼采笔下的孤零零顶峰，洛特雷阿蒙笔下的粗犷海洋，兰波笔下的船栏杆，超现实主义者们笔下被暴雨般的花朵扑打后涅槃的面目可憎的城堡、监狱、布满堑壕